这场鬼战争·第二十一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这是1964年。在一天之内，赫鲁晓夫被推翻；英国对“13年保守党的错误统治”感到厌烦，选举了工党执政；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继美国、俄国、英国和法国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不久后，林顿·约翰逊以迄今最多的多数票当选为美国总统；对越南的轰炸正在加强。
在1965年春天，当民歌手强调时代正在变化时，国际上的抗议活动正在日益加强。对某些人来说，旧的秩序正在迅速消亡，但正如一位退伍老兵鲍勃·马勒在评论文章中所说的：“每一个人都记住了战争的结尾，却不记得在1964、1965、1966和1967年，越南战争在美国得到了多么大的支持。”
鲍勃·马勒出生于1945年，当北越人的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部、使他下身瘫痪时，他是陆战队中一名24岁的中尉。在1985年，他作为美国越南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主席，代表着许多年轻时曾经参加过这个国家历时最久的一次战争的中年人。
1963年肯尼迪被暗杀时，越南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战争。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志明就是印度支那抵抗日本占领的主要力量——越盟的公认的领导人。但是他们的目的不是赶走日本人而让法国人重新统治。他们的目标是独立，就像菲律宾人与美国合作，共同进行1898年的对西班牙的战争一样。正像菲律宾人为了反对美国的统治而进行的4年叛乱一样，当企盼的印度支那独立没有实现时，对越盟来说，除敌人的面孔发生变化外，其他一切都原封未动。针对法国军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54年5月的奠边府的大屠杀。两个月后，在日内瓦召开的和平会议签署了日内瓦协议，将越南沿17°线分为北方和南方。这是美国强加给法国的一种划分法。而法国人原先主张沿18°线由群山组成的一道天然防线划分。但是，即使在协议签署后，战争也未停止，而只是转入了地下。当许多北方难民进入南方和许多南方难民进入北方时，越盟的许多小组留在了南方，继续进行政治斗争和游击战，而其他一些小组则以邻近的柬埔寨和老挝为基地进行活动。
根据亚洲人对“共产主义”一词的发音，越盟的颠覆分子被称为越共。对于他们，敌人的面孔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具体说来，这一次的敌人就是日内瓦协议指定的南越总统吴庭艳。慢慢地，但也是不可避免地，美国卷入了战争。美国曾把钱白白用于支援法国人，此后，美国又派出了军事顾问。继军事顾问之后，肯尼迪于1961年秋季，开始考虑使用美国部队。同年12月中旬，在“农场之门”行动中，他批准美国轰炸机(B-26和SC-47)和T-28战斗轰炸教练机可以对越共进行作战飞行任务。第一次飞行于1962年1月13日进行。到月底，经过200多架次飞行后，他们已经接近17°线。
日内瓦协议禁止在印度支那使用轰炸机。但否决这一条款只是一个小问题。古巴导弹危机已经表明，可以在不宣布战争的情况下实施有效的海上封锁，只不过把封锁称作为隔离而已。同样，在越南，把轰炸机称作“侦察轰炸机”也只是小事一桩。侦察轰炸机由美国人驾驶也不困难，因为使这些飞行合法化所需的一切只是让每一架飞机上有一名南越人而已，尽管这些南越人未经训练，而且由于经常晕机而没有战斗能力。
1960年，美国在越南共有685名军事顾问。到1962年11月22日，当世界以震惊的心情悼念肯尼迪总统逝世时，军事顾问已经增至16000人。看来，越南战争要求美国日益增加卷入的程度，而约翰逊总统也不想减少卷入的程度。因为，正如他对驻南越大使所说的，他“不会成为看着越南走上中国道路的总统”。
“战争”，根据《简明牛津英语辞典》1978年版的解释，是“民族、国家或统治者之间，或同一民族或国家的党派之间，以武装部队为工具进行的一种敌对性的斗争”。十分明显，这种情况已经在越南出现。辞典在下了定义之后，列举了历史上许多使用“战争”一词的例子，其中有的只使用“战争”一词本身，有的是将“战争”一词与其他词连起来使用，但“宣战”一词则没有包括在内。
另一份重要的文件，即美国宪法第一条(宪法的原始条款之一)第八款明确赋予国会宣战的权力。它规定，总统不能在未征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使国家进入战争。不幸的是，约翰逊总统却有效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美国从未对越南宣战，而是只有一个《东京湾决议》。
东京湾位于北越和中国之间。在1964年，那里经常发生南越鱼雷艇袭击北越海岸以及双方小型舰只发生交战的事件。该年2月，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不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劝告，命令美国驱逐舰在东京湾巡逻。6个月后，在8月2日，由于南方对北方的一次袭击，北越的鱼雷艇为了报复，攻击了美国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可能是误攻。两天后，在类似的情况下，美舰“特纳乔伊”号也遭到了射击。再三天后，国会在众议院一致赞成、参议院以88票对2票赞成的情况下，授权约翰逊“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
这是国会曾经通过的最不幸的决议之一。尽管支持战争的人后来争辩说，决议“在作用上相当于”宣战，但它也等于赋予了总统无限的权力，而无需顾及宪法的要求。或许，明确地“宣布战争”(国会将不得不为此承担恰当的责任)将不会得到国会的通过。但是，鹰派当时如果能够阐明他们的理由，他们就会使自己和国家免除许多长期的烦恼。因为，如果把理由讲清楚了，国会总是会以显然是正确的、合乎宪法的和不可置辩地合法的方式通过相应的决议的。
如果国会承担起它的合法的责任，而不是把问题推给总统，那么，战争的目标和目的就会通过辩论得到明确。但是，正如阿尔莱·伯克后来所回忆的：
荒谬的是，我们正在投入战争，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何时参加战争的，因为我们从未把它称为战争。它却演变成为战争……因此，可能由于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我们没有像进行战争那样去指挥。我们是在这里——即华盛顿，但不全是在白宫——指挥一切……但是……当地的指挥官却没有任何权力，每件事都是根据这里的命令进行的。当地的指挥官只有经过我们同意才能采取行动。军事行动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指挥的。
海军上将的这些论点指出了美国的对越战争与英国的对反叛的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有惊人的一致性。1777年英国在萨拉托加遭到惨败后，加拿大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写信给伦敦，信中以刻薄的语调称：
希望这次不幸的事件能在将来使大臣们不再妄想指导一场远在3000英里以外的一个国家里进行的战争，他们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不能区别好的、坏的或令人感兴趣的建议，不能对就其性质来说经常发生变化的事件下达正确的命令。
想起卡尔顿提出的这些观点——它既是英国在18世纪失败的关键，也是美国在20世纪失败的关键——伯克悲哀地评论说：“我相信没有人对这一点给予过任何注意。”
“根据我对越南战争的看法，美国本有可能不进行这场战争的。”约瑟夫·基尔海军上校说。他当时是海军少校，在美舰“汉科克”号上服役。“汉科克”号是美国海军中舰龄居第二的航空母舰。“除了我们工作的时间和我们在海上的时间较长外，我没有尝到任何战争的滋味。”航空母舰在东京湾巡弋，每24小时中有12小时用于飞行训练，这对他就像一次长时间的演习。尽管如此，“甲板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当飞行员起飞时……最大的抱怨之一是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起飞。这种做法甚至在不打仗的情况下也要冒生命的危险。一旦他们进入北越，则有许多限制，结果他们不得不反问自己：‘起飞时，我就知道干不了什么事，那为什么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在1500英尺的高空飞到那里并且担心能否飞回来呢？’当时，舰上普遍存在的看法是，这是在浪费时间，是没有价值的冒险行动。”
对基尔海军少校来说，即使这看来不像一场真正的战争，他指挥的飞行员仍感到危险性很大。“汉科克”号搭载的是A-4和F-8型飞机。它们都是老飞机，而且F-8型“十字军”式战斗机还以飞行性能差而著名。在总共17个月的两次航行中，“汉科克”号大约有20架飞机在甲板上撞毁，飞行员损失了5-6人。这比战争本身的损失还要多。
有些危险带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例如，当F-8准备起飞时，航空母舰突然侧倾。结果，飞机滑过潮湿的甲板，突然停住，这时飞行员和驾驶舱已经滑出了甲板的边缘而悬在海面上。飞行员想到他将掉进海里，就启动了弹射椅的按钮——但没有弹出。因此，“他坐在失效的弹射椅上，悬在航空母舰的一侧，打量着是否要松开安全带。如果这时弹射椅突然弹了出来，那他就要遇到麻烦了。”他小心翼翼地松开了安全带，爬出驾驶舱，从飞机的顶部滑回安全的地区。
然而，在遇到其他一些危险时，就要立即作出艰难的决定。比如，有一次，一架A-4型飞机弹射起飞时出现了故障，飞机没有飞走，飞机及其驾驶员反而“直接从舰首掉了下去。值班军官为了避免驾驶员被军舰撞上，高喊‘左满舵’。指挥官知道，根本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否则就会使甲板上所有的人都处于险境。因此，他立即大吼，‘停止执行这项命令’。由于指挥官作出的决定，顷刻之间，那个飞行员就死了。事故发生时，我想，真糟糕！但这是一项正确的决定。如果让军舰避开掉下去的驾驶员，那么，甲板上的其他飞机都会遇到危险，而且军舰作规避动作对掉下去的人也无济于事。”
F-8型战斗机降落时风险最大。“它们对动力变化的反应很慢。例如，当发现滑行中动力太小、想要加大马力时，有时已经为时太晚。在这种情况下，飞机就会带着一团火焰滑出跑道。航空燃料洒满了甲板，接着就起火燃烧。我就曾在整个飞行甲板着火时指挥过飞行。”
基尔先于他人承认，尽管发生过这类事故，从整体看，他对如此度过一场战争还是感到愉快的。“在舰上，我从未感到有任何不安。”越战时和现在的数以千计的美国军人都会对此羡慕。他们确实可能会认为这说明了美国海军在越南并没有真正打仗。但是，基尔之所以没有感到不安，正是由于海军掌握了制海权。
这种制海权和马汉关于制海权的概念并不相同。“对于马汉，”斯坦斯菲尔德·特纳解释道，“控制海洋就是纳尔逊将法国人封锁在港内；如果他们胆敢出港，就予以消灭。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可能出现。”在越南战争中，特纳还是一名海军上校，他对马汉的概念作了新的阐述：
我不相信人们会希望仅以潜艇和飞机就能做到纳尔逊所做的事，即消除敌人在海上的存在。我无法使大家理解控制海洋的含义已经发生了这种变化，因此，我修改了说法，即‘控制海洋’是一种局部性的概念，系指控制那些需要控制的海域。
威廉·威斯特摩兰上将(1964-1968年夏美国驻越部队总司令)记得，越南的“海岸线，据我们估计，至少长1200英里……我不能说我们封锁了全部海岸线，但我的估计是，封锁了80%-90%的海岸线”。
威斯特摩兰称，海军在越南执行这项任务及其他一些任务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评价不论出于好意还是坏意，都是完全公正的。人们普遍认为，越南战争完全是一场地面战和丛林战，这完全是因为海军掌握了制海权所致。然而，舰队并不仅是消极地出现于越南海面。约翰逊总统在公布“东京湾事件”以及在国会通过有关决议的两天前下令对北越进行的攻击，就是由“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执行的。当时有60多架飞机轰炸了17°线稍北一点的荣市的港口和油料设施。
当战争加剧时，美国军舰在每一阶段都执行了它们习以为常的任务：两栖机动；对17°线以南和以北的海岸线进行炮击；海上后勤运输(越南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甲车辆、弹药、粮食和军队极少是用其他方法运往南越的)以及“近海拦截”。后者是“封锁”一词的另一种表达法。
1965年开始实施的、以“销售时间行动”命名的对越南的海上封锁，分为3个层次。从越南和菲律宾起飞的第七舰队海军远程巡逻机在越南外海100-150海里范围内活动，组成了第一道屏障。稍近一些的是由中型舰艇(海岸警卫队的汽艇、扫雷舰和护航驱逐舰)组成的海上封锁线。100来艘巡逻快艇(另一种称呼是“快艇”)组成了最里层的防线。此外，威斯特摩兰的一位海军参谋军官戴维·F·韦尔奇海军上校还提出了组建内河部队的想法。这使得整整一个世纪以来被搁在一边的一个海军战斗兵种得以重新问世。
林肯在内战后对联邦海军的赞扬也适用于这个合众国派到越南的军舰。林肯说：“在所有的水域．都有它们的踪迹。不仅在深海，在辽阔的海湾，在湍急的河流，而且在狭窄的泥泞沼泽地，以及凡是有点儿潮气的地方，它们都留下了痕迹。”
在南越的最南端，安卧着湄公河三角洲。它横跨10°线，在北方和南方理论上的分界线、即非军事区以南420英里处。由于越共基本上无法使用任何一条通向南方的水道，穿过名义上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就成了他们主要的补给线。胡志明小道是一条难以快速通行的崎岖小径，可以通向湄公河及其支流和出海口。为了不让越共利用湄公河这条天然的交通线，美国海军于1965年12月8日开始了“看守游戏”行动。参加这一行动的力量由大量小型玻璃纤维艇组成。这种小艇长仅28英尺，但装备精良。在美国驻越南海军部队司令官参谋部担任助理参谋长(负责作战)的戴维·埃默森记得：“海军派往越南的任何小艇都是火力强大的机枪掩体。不仅是机枪，有些还装备了迫击炮，它们能够压倒敌人。”
埃默森的上级是埃尔莫·R·小朱姆沃尔特(他于1968年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并担任了驻越海军部队司令官的职务)。朱姆沃尔特在湄公河更南一些，即“在横跨南越最南端的宽伦河上”，建立了一个新型的海军基地，以便与越共作战。因为越共已经控制了这个地区。用埃默森的话说：“他在河当中造起了一个由13条驳船组成的巨大筏子……最终的设想是在岸上建立—个基地。但在那些日子里，即在开始组装筏子的时候，丛林一直延伸到岸边。夜间真是可怕。”
“从这个‘海上筏子’——我这么称呼它——出发，”朱姆沃尔特后来写道，“快艇和江河巡逻艇可溯河而上或者沿河而下，而且它还有一个供直升机起降的平台。我们使用装备3英寸火炮的炮艇进行支援……保护它免受顺流而下的漂雷和携带爆破装置的潜水员的伤害。”朱姆沃尔特对这种异乎寻常的创造感到特别骄傲。他说：“在‘海上筏子’的保护下，(南越)建立新的居民点的工作开始了。”在这片遭到破坏的土地上又开始了耕种和捕鱼。
继“海上筏子”之后，又采取了“海上领主”行动。根据埃默森的回忆，这是“一种拦截行动，由美国海军在尽可能靠近柬埔寨边境处实施，因为敌人，即北越军队和越共，在柬埔寨建立了庞大的根据地。这种拦截行动十分成功”。行动第二阶段(代号为“大弹弓”行动)的中心是建立“一些被称为前进战术支援基地的小型基地。这些基地都是由一堆沙袋建成，可以用来为小艇加油，供人员休息，以及提供水、食物和诸如此类的补给品。通常在河岸上每隔20公里建立一个这样的基地”。每个基地可用作大约10艘江河巡逻艇的母港。“巡逻艇每夜出动，于天黑前或天刚黑进入伏击位置。整夜静静地守在那里，准备进行伏击。它们非常、非常成功……只要悄悄地驶过去，贴近河岸，扫清射界，然后就在那里观察。不准吸烟，保持安静。最糟糕的是蚊子咬人，天啊！”在伏击地域周围，在地面上和树丛内敷设了磁力、声音和震波探测器。“这些探测器非常小巧……如果有了显示，就知道有了问题。当然不一定是人，但至少你会警觉。”根据埃默森的看法，越共是“很笨的。他们总是走同一条路……你一旦发现好的目标，就开始射击”。
但是，“大弹弓”行动和每一次江河战斗仍然充满了危险。正如朱姆沃尔特后来评论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公认的作战原则。海军学院没有开设这方面的课程。确实，在以往的战争中也没有经验可供借鉴。我们不得不边战斗边完善江河战斗的组织。”
除新发明的江河战斗外，海军还“在深海、在辽阔的海湾”以及(以亚伯拉罕·林肯从未想到过的方式)在空中进行了战斗。1966年至1968年，海军发动了“海龙”行动，对非军事区以北直至20°线的海域进行反舰巡逻。在同一时期，还进行了“滚雷”行动，从第77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上出动飞机，对精心选择的北越目标进行空袭。1972年5月，取消了不准攻击海防的禁令。海防是北越的主要港口，是俄国和中国运送武器的船只的主要目的地。这一姗姗来迟的决定使海军的喷气式飞机能够在海防入口处敷设水雷，并且有效地封锁了它的入口处。尽管它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但海军还是全力参与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这一行动，正如它全力参与了美国的介入并进行越南战争一样。
在理查德·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把决定南越人未来命运的责任交给他们自己。在这期间，正是朱姆沃尔特海军上将着手制定并执行了名为“加快向越南移交”的计划。这一计划的目的是，“把在南越境内的美国海军战斗任务交给越南人”。在最后时刻，由于“加快向越南移交”的计划已经基本完成，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及其伴随舰只在1975年4月整整一个月中为“常风”行动提供了掩护。“常风”行动是美国承认在越南遭到失败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空中撤退行动。
最后一批美军于1975年3月29日离开越南。在以后的5周中，空军和海军的飞机，连同租用的民用飞机，将13万名南越军队和平民运离了他们遭到战火破坏的悲惨的国土。对于那些仍然留在越南的人，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在空运行动完成几个小时后，正式向北越和越共投降。
阿尔莱·伯克又想起了朝鲜，他懊丧地强调说：“我们没有汲取经验教训，因为我们在越南做了同样糟糕的事情。我们控制了海洋，我们控制了天空，但我们没有善加利用，于是我们输掉了越南战争。但我们的失败主要还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并不想打仗。我们进行了一场拦阻行动，而靠拦阻行动是不能打赢战争的……因为你不想全力打胜这一仗。”
许多人认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相类似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区别远远超过了一致。在朝鲜战争中，双方在100英里的前线互相集结部队进行交战；而在越南的地面和江河战斗中，游击队混在当地人民群众中间，结果战斗成了一种恶梦般的猫捉老鼠的疯子行动。朝鲜是一个半岛，四周有三面可以加以封锁，而越南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战场狭小，3个邻国(老挝、柬埔寨和中国)都禁止美军进入，却允许北越和越共用来作为庇护所和补给基地。最后，朝鲜战争是一场经过国际协议批准的战争，而越南战争则不同，它甚至未得到举国一致的同意。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管我以何种方式行事，我都会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逊总统承认道。与肯尼迪代表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和工业利益集团不同，约翰逊更多地代表了西南部农业和乡村地区的利益。在当选为总统时，约翰逊的主要政治愿望是在美国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由联邦政府广泛支持年轻人接受教育，使黑人具有充分的选举权，以及推行不歧视移民的政策。他还相信，国际共产主义必须予以遏制，使其不能在全世界蔓延。其他政治领导人、军事领导人和人民也普遍具有同样的信念。但是，如果在推行这些改革时，还要同时进行一场对美国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远方的小战，那么国内就会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其强度足以推迟或取消那怕是最自由化的改革。后来，约翰逊谈到了他面临的困境：
如果我抛弃我心爱的女人——“伟大的社会”——以便介入世界那一端的那场鬼战争，那我就将失掉家里的一切。但是，如果我抛弃那场战争而让共产党人接管南越，那么，我将被人看作是一个懦夫，我的国家将被看作是绥靖主义者，我们就不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区为任何人做任何事情。
在约翰逊企图鱼与熊掌兼得，既打开前门欢迎“伟大的社会”，又从后门介入战争之后，人们就比较容易看到所失，而不大容易看到所得。比之于美国损失的生命(将近6万人)以及在盟国新一代中引起的对美国的可怕的和令人担心的看法，在战争中耗费的几十亿美元是微不足道的。在国内，年轻的一代不仅陷入分裂，而且还反对年长的一代。美国的陆军士兵、陆战队员、水兵和空军人员回国时，发现他们并没有被视为英雄，而是被当作了使国家蒙受耻辱的罪犯。由于运气或逃避服兵役而未参加越战的年轻人，则对现行的秩序深恶痛绝，并为他们国家的竞争性物质主义遭到辛辣的讽刺挖苦而兴高采烈。
在军事领导人中，对战争失败的原因则有一致的看法。伯克说：“我们没有在敌人领土上进行这场战争。在越南，我们违背了战争的大部分规则。”
威斯特摩兰说：“如果在东南亚设立了单一的作战指挥官，情况就会好一些。但这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当时的原则及观点不相吻合的。”
朱姆沃尔特称：“交战的规定……几乎肯定排除了在非军事区以北进行大规模地面战斗，因此，不可能取得对北越的决定性胜利。”
岘港海军支援站司令托马斯·R·韦克斯勒将军称：“指挥官们认识到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的性质，并且认为(约翰逊总统传达的)信息完全是不合拍的。他们知道，我们不会打北越，我们只是打越共和在南方的北越军队。因此，战斗极其困难，胜利也只可能是局部的。总统的讲话……表明他根本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太平洋舰队陆战队司令维克托·H·克鲁拉克中将说：“我们的国家政策认定，美国如果对北越的港口、机场和运输系统进行全面的海、空袭击，就有可能促使苏联人——可能还有中国人——参加冲突……美国的战略是失败的——类似于推着一个大傻瓜向前走……那些耗资巨大的、流血很多的和折磨人的战斗都是白费力气。”
然而，大多数士兵和年轻军官从未提出过有关最高决策的问题。“我在越南的全部时间里，从来没有从政治上讨论过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这和战争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不是为了政治而打仗。我们为了生存才作战。”鲍勃·马勒坐在轮椅上有力地说道，“在我们围着它们打来打去的那些村庄里，人们并不同情我们。他们敌视我们。我们每次经过时，都遭到狙击。他们显然知道哪里有陷阱，哪里有地雷。人们完全不是以欢迎解放者的目光，而是以一种恐惧或仇恨的目光看着我们。”他最后以辛酸的口吻说，“我受了伤，因此我很难大声疾呼地反对这场这场战争。因为这就等于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毫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