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出色的舰只——损失了·第十一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当南云将军的飞机从他的视线中消失时，他一定已经知道，世界即将发生永久性的变化。他那时的想法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自从这些飞机呼啸在瓦胡岛的上空、战争犹如晴天霹雳在太平洋和美国爆发以来，1941年12月7日发生在珍珠港的事件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们不断地以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加以描写和分析。甚至在1950年温斯顿·丘吉尔谈起那天的情况时还说：“这段故事现在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1963年，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写道：“我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军事行动，甚至葛底斯堡之战和日德兰之战，都没有像珍珠港空袭那样，成为如此详尽研究的题目。”
鉴于上述原因，这里不再详细叙述这次行动的情况。这次对珍珠港的攻击虽然只持续了两个小时(这在美国历史上只是一瞬间而已)，但它过去是很可能仍然是美国所受到的唯一一次最大的打击，以至于珍珠港事件后出生的人，包括从未到过珍珠港的人，都对那个星期天早晨所发生的破坏有着生动的印象。当时已经出生但住在其他地区的人则会非常清楚地回忆起当他们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时所怀有的强烈感情。对于那些当时在场并且活下来的人们，留在他们脑海中的印象更是永远不会磨灭。这里，我只从千百个经历过这次战斗的人中选出3位作为典型，记述一下他们的经历。这3个人，一位是海军飞行员，另一位是陆军飞行员。第三位是工程师。
有将近200架飞机——高空轰炸机、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参加了第一波的攻击。它们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以200英里的时速直线飞行。它们的起飞海域离瓦胡岛的海岸线只有1小时40分钟的航程。从瓦胡岛最北端的卡胡古角到最南端的钻石角，全岛只有35英里长，仅需飞几分钟。
这些标有太阳徽记的飞机，于上午7时40分越过瓦胡岛海岸，成弧形绕过岛的西半部，于7点55分出现在正处于梦乡中的平静的珍珠港上空。从机上下望，港内整整齐齐排列着9艘战列舰和无数艘巡洋舰、驱逐舰、潜舰和辅助舰艇。岸上和舰上，都沉浸在和平时期的一片安详之中。于是，飞机怒吼着，呼啸着，扔下了炸弹，施放了鱼雷，发射了枪弹，实现了绝对的奇袭。
29岁的托马斯·E·穆勒海军上尉刚从历时两个月的太平洋的空中巡逻返回驻地。穆勒海军上将现在已经从最高的岗位，即海军作战部长的岗位上退休。他可以很快地回忆起1941年最后几个月的情景。他得到的飞行命令是严格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他和他的伙伴们都不得飞越夸贾林岛，也不准“做任何可能被日本人认为是挑衅的事情”。他的巡逻一直以中途岛为基地，向北以600到700英里为限，成弧形飞行。他曾经护送陆战队到威克岛(由于作战飞机上没有雷达导航设备，亦没有或很少有其他导航设备，因此完全依靠天体导航)，在8个星期的巡逻中，他每天都在飞行。最后，到星期五，12月5日，他的中队奉命返回夏威夷，以享受自由的、愉快的周末。
12月6日，22岁的陆军航空队报务员李·本布鲁克被提升为中士。他和他的朋友以及珍珠港西南数英里的希克曼机场上的同事，于星期六晚上，在一个机库里开了一个啤酒晚会，庆祝他的提升。
鲁迪·彼得森那个周末正在工作。他曾经参加过海军，在潜艇上工作了8年，以后，在珍珠港海军造船厂担任工程师。那天，他正在149号厂房值班。149号厂房内装有2号发电机组。值班就是通过仪表板上滚筒式记录仪来检查发电机组的工作情况。有一种仪表装在厂房的圆柱上，记录锅炉的供水情况。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厂房的震动可以传到仪表上，并且可能影响仪表的正常显示。但是，没有人对此有多大担心，因为只有非常强烈的、难以置信的震动，才能出现异常的情况。
空袭时3个人都在室内。穆勒已经结婚，住在海军基地区外面的民房。他的住宅位于俯瞰珍珠港的小山上。正是在那里，他听到了飞机呼啸而过的声音。本布鲁克尽管头天晚上举行了庆祝会，仍然起得很早，正在营房内往制服上缝新的臂章。彼得森则在149号厂房内工作。
第一阵爆炸声震撼了整个港区。彼得森立即跑到控制台附近的窗口，“看到机库起火燃烧，一架飞机冲得很低，把鱼雷投到‘奥格拉拉’号布雷舰附近”。他本能地拉响了汽笛，随着厂房的颤动，警报声响彻长空。
在希克曼机场，本布鲁克和他的同事看不到珍珠港。起初，“我和其他站在窗边的人都没有想到敌对行动已经开始”。稍过一会，3架飞机径直朝着兵营呼啸飞来。“直到今天，我仍可以清楚地回想起当看到那些巨大的红色机徽时自己急剧波动的情绪。我们立即知道发生了什么”。
穆勒离珍珠港稍近一些。他甚至丝毫并不存在这可能是一次训练演习的幻想：“我确切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样的行动……我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飞机正在袭击希克曼机场，接着又看到大编队的轰炸机群攻击战列舰。”这位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长跳进车里，冲向珍珠港，强行征用一艘小艇驶向他的中队。几分钟后，当敌人开始第一波攻击时，他已经和他的中队在一起了。在这场混战中，他看到一名士兵手抱一挺机枪，不顾死活地猛烈对空射击，“灼热的枪管烧伤了他手上的皮肉，但他仍紧握机枪不放”。
随着战列舰起火燃烧，“港口海面漂浮着厚达5英寸的石油”。穆勒驾驶着一艘飞快的汽艇，朝海上驶去，石油不断地溅在驾驶窗上。他什么也看不清了，盲目地驾着船。直到驶出港区，一名艇上人员提了一桶汽油，清洗掉污秽，他才看清方向。
“水主”式鱼雷轰炸机飞得极低、极快，在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抵抗情况下，第一波攻击就命中了3艘战列舰：“加利福尼亚”号、“俄克拉荷马”号和“西弗吉尼亚”号。第二波攻击命中了一艘巡洋舰，击沉了一艘布雷舰。第三波攻击命中了另一艘巡洋舰和“犹他”号战列舰。与此同时，俯冲轰炸机从不同方向进行了8次攻击。在攻击中，又有4艘战列舰，即“内华达”号、“马里兰”号、“田纳西”号和“宾夕法尼亚”号被击中，而“亚利桑那”号——第九艘也是最后一艘战列舰——的前弹药舱和锅炉被直接命中。几分钟后，它起火爆炸并沉入海底，400名舰上人员亦随之消失。
现在，抵抗变得疯狂、激烈和勇敢起来，但不可避免地是没有协调的，因而几乎是完全无效的。在岸上，只有10余架飞机能从岛上的各个机场上起飞。有188架飞机被击毁，其中大部分是在地面上被击毁的。在珍珠港的水面上，从断裂的舰艇上喷出的黑色石油灼伤了那些跳水逃生的水手们的肺部。在空中，大片黑色浓烟冲霄而上，猛烈的爆炸引起了烈火。
经过40分钟持续的攻击后，第一波飞机飞走了。但攻击没有停止，因为第二波飞机绕过岛的东端，紧随而来。那168架飞机以同样的精确轰炸扑向了珍珠港这个巨大的海港。在这两波攻击之间，还对全岛进行了不到2小时的攻击，其代价是只损失了30架飞机。而美国在这两小时不间断的野蛮轰炸中，除了有188架飞机被毁外，还有3600多人死伤，大约30万吨舰艇沉没或无法使用，其中包括8艘辅助舰艇、3艘驱逐舰、3艘巡洋舰和8艘战列舰。
“记住珍珠港！”这句话成了全国的战争口号。这是一种请求，一种挑战，一种要求，其产生的力量在美国历史上至今无法比拟。
在这令人胆寒的星期天的其余时间里，恐怖、胆怯和愤怒笼罩了一切，而且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新的攻击。随着烟雾的继续弥漫，随着震惊和恐惧情绪的慢慢消失，进行抢救和计划下一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有些时候，最意想不到的小东西倒是留了下来。在希克曼机场，李·本布鲁·克拿了一天枪后，发现他的营房和个人财物已经全部烧成灰烬。只有一小件东西例外，在仍然冒烟的灰烬附近，他找到了早晨正在上面缝臂章的那件衬衣，新的中士军衔牢牢地缀在袖子上。
在149号厂房，2号发电机组仍在运转。当鲁迪·彼得森检查机组的损伤情况时，他发现了另一个独特的记录当天早晨破坏情况的小小纪念品，即安装在厂房支柱上的锅炉供水记录仪显示出好像发生了一次地震。也就是说，不断震动的厂房使得仪表上的显示线剧烈地跳动，犹如地震仪在地震时测得的地壳跳动一样。而且，仪表上还记录着两次攻击波的确切时间。
当然，他俩或其他人都无需有形之物，就可以回忆起这个可怕的早晨。即使他们想要忘记这个早晨，可怕的记忆依然长存在脑海之中。对于经历过1941年12月7日这场创痛的美国人，穆勒海军上将所说的一段话很可能代表了他们的想法。穆勒说：
珍珠港事件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精神上的创痛，它每时每刻都在告诫我们：“不要做任何向日本人挑衅的事情；不管你做什么，都不要做向日本人挑衅的事情，也就是说不要开火。”
于是，问题出现了：谁应当对此负责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激烈地争论着，而且至今仍不时地成为人们争论的主题。
日本袭击的5天后，金梅尔海军上将写信给斯塔克海军上将说：“我们曾经认为空袭珍珠港是极不可能的，尤其不可能发生在它遭到袭击的那个时候……港内的舰艇能迅速地开火射击，但是第一波的攻击实际没有遇到抵抗。所有的舰艇在早餐的时间能立即开火射击这一事实表明，港内的舰艇是做好战争准备并且处于戒备状态的。”
对于过去的事件进行评价，极少会带来愉快。但有一点金梅尔是正确的，那就是在最初的震惊消失后，抵抗是英勇的，非常勇敢。但是，从4艘战列舰、1艘布雷舰和1艘靶船沉没，另外4艘战列舰、3艘轻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水上飞机供应船和1艘修理船严重受伤以及数千名人员伤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舰队奉命保持的戒备等级是极不充分的。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金梅尔是理所当然的替罪羊。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写信给他，建议他自杀。信中说：“你对自己、对美国人，肯定都是没有价值的。”有些海军高级军官同样十分气愤。美国驻伦·敦海军武官查尔斯·洛克伍德就曾写信给他妻子说：“金梅尔在哪里？”“他无疑在潜艇基地内休息。如果他也完蛋了……那我们就受益匪浅。”
金梅尔很快被解除了职务，而且不再在军队中服役。今天，他的遗体埋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公墓的一个恬静的角落里，墓碑上没有任何装饰。而穆勒将军现在已经完全摆脱了珍珠港事件带来的尖刻的情绪，平静地说：“他确实不应承担丝毫的责任。”
金梅尔有许多朋友都站在他一边，但这种观点在1941年圣诞节时并不时兴。“某个人应当为此而被烧死”，查尔斯·洛克伍德咆哮说。有许多美国人也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金梅尔应当首先被烧死。“那些出色的舰只，在第一次战斗中就损失了……而且是在发出各种警报以后！我们只是成群结队地站着，为它们哀悼流泪。”
洛克伍德在伦敦哀悼这些舰只时，不禁想起了约翰·梅斯菲尔德一首诗里的几句话：
这些出色的舰只，优美而光荣；
古老的歌声响彻全舰，
战友的情谊永垂舰史；
毕生服役舰上，是我生活的目标；
为最艰苦的行动增添荣耀，
增添荣耀。
他很可能没有仔细品味这首诗，但诗中表达的意思对已经沉没的舰只和即将来临的战争岁月(美国海军最艰苦的战斗岁月)则是恰如其分的写照。
可是，洛克伍德的哀悼忽略了3个将起关键作用的因素。首先，尽管珍珠港事件破坏是巨大的，岸上设施——船坞、船厂和油料库——却几乎完整无损。整个基地原本可以彻底破坏的；人员的损失原本可以远大于实际的数字。果真如此，美国海军后来重返太平洋的时间就要推迟许多。
其次，这次攻击尽管十分可怕，却一劳永逸地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飞机支援的战列舰和没有战列舰支援的飞机这两者之间，究竟孰优孰劣。很显然，前者劣于后者。3天以后，英国的两艘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被德国空军击沉，再次证明了这个答案的正确性。因此，后来就用巡洋舰而未用战列舰来取代珍珠港事件中沉没的舰只。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但很快就被接受了：太平洋海战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空中战斗。
洛克伍德和大多数人当时忽略的第三点与此有一定联系，即：美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在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十分幸运地未在港内。“企业”号在威克岛卸下飞机后，正在返航途中；“列克星顿”号由于同样的使命，正在驶往中途岛；而“萨拉托加”号正在西海岸进行预定的整休。
偶尔也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事先发出了警报所致。确实，至少在进攻两周前，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已经知道，日本人的进攻一定已经迫在眉睫。英国远东联合局已经测算出(用简单的图表法，将即将返航的各日本商船标在一条轴线上，日期标在另一条轴线上)，日本将在1941年12月第一周的周末向马来亚或夏威夷发动进攻。这一情报送交了美国方面，而且美国和英国的密码破译机关还相互交换了更多的情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情况使得人们误认为西方国家一定事先就知道进攻已经迫在眉睫，而且进攻的目标就是珍珠港。但事实并非如此。已故的威廉·凯西(战略情报处——中央情报局前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驻伦敦站站长)清楚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
没有看到截获的电讯情报的人包括罗斯福总统的情报协调员威廉·杜诺万。军方限制这些宝贵的电讯情报的分送范围，只发给少数几个人，他们顾不上破译这些电报。难怪威廉·J·弗里德曼(他在日本进攻前破译出其外交密码)在听到珍珠港遭到袭击时会绝望地喊道：“但他们是知道的。他们是知道的。”弗里德曼知道，事实是有责任和权力采取行动的人只收到许多原始的电讯情报。没有人为他们整理这些原始情报，也没有告诉他们这些情报的巨大内在含义……所有这些原始情报都可以在华盛顿获得，但没有人将其整理出来，使之能发挥作用，减轻(如果不是避免的话)珍珠港所受到的打击。
但美国至少是再次真正团结起来了。总统立即向日本宣战。他得到了十分热烈的拥护。这种全国性的复仇热情从未减弱过，直到4年后，日本天皇的代表在“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字投降。
罗斯福宣布对日战争时，并未提到德国和意大利。然而，12月11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对日本的袭击感到十分震惊和激动的情况下(希特勒事先并不知道日本的目标)，对美国宣战。墨索里尼亦随之宣战。于是，查尔斯·洛克伍德以辛辣的笔调写道：“难道他们不是太卑鄙了吗！现在我们可以真正大干一场了。”
1941年圣诞节前夕，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罗斯福、丘吉尔和他们的高级陆军、海军顾问在华盛顿商讨了盟国的战略。但是，这些新结盟的国家还远没有做好联合作战的准备，而轴心国却已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在珍珠港事件后的第17天，日军进攻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香港、关岛、中途岛、威克岛、上海、吉尔伯特群岛、巴尔米拉岛、霍洛岛、缅甸和婆罗洲。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却敌”号战斗巡洋舰和“加拉坦”号巡洋舰被击沉。美国在关岛的驻军和在威克岛的驻军(在英勇抵抗后)宣布投降。日本已经在菲律宾取得了全面的海空优势。此外，在大西洋，甚至在希特勒宣战前，卡尔·邓尼茨海军中将，这位德国潜艇部队的总司令就一直认为，美国的东海岸提供了“其他海域已经几乎不存在的击沉敌商船的机会……在东海岸组织有效的巡逻，至少是潜艇的巡逻，那是不成问题的。”
阿卡迪亚会议于1942年1月14日结束。此时，香港已经投降，巴丹岛已被包围，柯里矶多岛亦每日遭到攻击。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方面，西里伯岛已遭入侵。1942年1月13日，德国6艘IX型大型潜艇驶抵新的阵位，开始实施“擂鼓”行动。邓尼茨高兴地写道：“只能说那个海域的情况与和平时期几乎完全一样，指挥官认为纽约以南至哈特勒斯角的海域存在着发动袭击的充分的机会，他可能无法完全加以利用。有时，可以看到10艘船只亮着灯在和平时期的航线上行驶。”
英国向德国宣战后，“大西洋之战”就立即开始了。由于美国把太平洋战争视为自己的禁脔，美国海军在“大西洋之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然而，阿卡迪亚会议批准了“虹5号”和“ABC-I号”文件，即批准了“把对德战争置于首位”的原则，并决定把美国的力量主要用于大西洋方面。正如陆、海军高级军官(乔治·马歇尔上将和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所说的：“我们的观点依然是，德国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击败它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德国一旦失败，意大利必然随之崩溃，日本亦必然随之失败。”然而，尽管很快就基本的途径达成了一致，开始执行时却很不理想。
对于邓尼茨将军和他的潜艇部队，1940年一直是“很愉快的”。大西洋的“猎物”非常丰富，而且在英国人装备一种原始的雷达之前，非常容易捕获。1942年，“愉快的时刻”重新来临：在美国沿海，从1月中旬至4月底，“擂鼓”行动已经击沉了87艘商船，共达51.5万吨。仅在3月，在美国的大西洋海域，就击沉了28艘商船，共16万吨。新设立的海军作战部长兼美国舰队总司令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承认：“情况接近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令人羞愧的是，尽管所有的海上战斗一直是由饱经战火的英国人承担，美国还是完全没有做好在自己的沿海与潜艇作战的准备。没有组成近海护航船队；商船无依靠地单独航行；即使商船实行了灯火管制，沿海城市依然灯火通明，使得商船成为易受攻击的目标。没有护航舰艇，几乎没有任何巡逻飞机。相反，邓尼茨则高兴地说：“绝大多数是单船航行，商船管理拙劣，海上和空中巡逻及防御很少且未经演习。”这位潜艇部队司令很清楚“擂鼓”行动的价值。他说：
敌国的商船是一个庞大的整体。因此，击沉一艘船只，对它们是无所谓的。最终它会被一艘新船取代。从长远看，决定性的关键是击沉的数量和新建的数量之间的竞争……敌人新造船只和武器的中心在美国……因此，我打蛇正打在七寸处。
在1940年的最后日子里，罗斯福已经决定，美国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欧洲人民并不要求我们代他们打仗。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战争的工具”)。但现在，美国也在战斗，对战争工具的要求直线上升。在要求增加舰艇、坦克、卡车、飞机和各种武器生产的一片吵闹声(由于不了解应将哪种武器的生产列为优先，这种吵闹更加厉害)中，兵工厂很快纷纷告急。对钢的需求无法满足。随着盟国供应危机的恶化，1942年5月14日，邓尼茨充满信心地向狼巢——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中的元首报告了最新的海上战绩：在“擂鼓”行动开始后的4个月中，仅在美国沿海就击沉了112艘油船，总吨位达到92.7万吨。在同一时期，轴心国的潜艇、飞机和水雷在全世界共击沉了总吨位超过200万吨的303艘盟国船只。
“因此，”邓尼茨说，“敌人拥有的船只的总吨位现在肯定已经减少……每个月只需击沉40万至50万吨船只，就可以使敌船的总吨位不致增加。再多击沉一些，其总吨位还要减少。”
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东海岸，已经实施了部分护航制度；沿岸城市终于被说服实行夜间灯火管制。但潜艇已经肆无忌惮，甚至白天都公开浮出水面航行。在大西洋的最北端，尽管风大冰厚，潜艇还是出没无常，击伤开赴俄国的供应船团。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英国海军参谋长)写信给金海军上将说：“这些俄国船团已经成了挂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块磨石，不断消耗我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
尽管如此，从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罗杰尔·温海军中校那里，也得到了一些宽慰之辞。温在和平时期是一位律师，现在他负责指挥设在布莱奇雷公园里的潜艇跟踪站。这个跟踪站是英国的秘密情报中心。他的分析是：“若有充分而有效的空中护航，对船队采取狼群战术不应当取得成功。我们希望，在岸基飞机的航程达不到的海域，以辅助舰艇为船队护航能达到这个目的。”金海军上将同意这一看法，但正如他在新闻公报中所说的：“为延长船队护航距离，必须有足够的远洋护卫舰艇投入使用，而这需要时间。”希望渺小，但除此之外又别无他法。
回过头来再谈谈1940年9月的情况。当时，为了阻止日本参战，山本海军大将曾坦率地向他的那些更好战的同事发出警告。“如果我奉命不计后果地投入战斗，”他说，“我会在头6个月或1年的时间里采取猛烈的行动。但我对第二年和第三年却完全没有信心。”1942年1月18日，3个轴心国在罗马签署军事条约，规定了“对付共同敌人的共同作战方针”，并且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的势力范围从东经70°到美国的西海岸，包括荷属东印度群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随着狼群在大西洋到处出没咆哮，山本信守诺言继续在太平洋采取猛烈的攻势：占领了新爱尔兰以北的穆绍岛；在拉包尔、卡维恩和巴利克帕班岛实施了登陆作战；入侵了新不列颠、新爱尔兰、荷属婆罗洲和所罗门群岛；使战争进入了离澳大利亚1000英里的距离内。攻占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安波那岛，使日本控制了马六甲水道的南入口处。对莫尔兹比港和荷兰在爪哇的泗水海军基地实施了攻击。对离澳大利亚只有380英里的撒马利亚岛进行了轰炸。1942年2月15日，在9000名英国、印度和澳大利亚官兵阵亡后，新加坡终于投降了。
4天以后，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遭到了轰炸，其程度较珍珠港更猛烈、更全面。不仅船只而且港口设施都遭到破坏。整个城市疏散一空，好像离对珍珠港的袭击还不到11周，日本入侵澳大利亚的可能性就要成为现实。3天以后，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以西的埃尔伍德油田遭到了日本潜艇的炮击，这是日本对美国本土发动的第一次直接攻击。1942年2月底，由荷兰、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15艘舰只组成的一支盟国舰队抗击正在爪哇前进的由18艘军舰、97艘运输船只组成的日本入侵部队。这是30年前日德兰海战以来所发生的最大的一次水面战斗。但是，交战双方在日德兰海战中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而谁赢得了爪哇海战、谁输掉了爪哇海战却是毫无疑问的：15艘盟国军舰中有11艘被击沉，爪哇遭到了入侵。珍珠港事件3个月零1天后，日本完全控制了油源丰富的荷属东印度群岛。
1898年，阿瑟·麦克阿瑟将军率部队援助杜威将军攻占菲律宾时，绕过了岛上的科雷奇多堡垒进入马尼拉。1904年，他曾经在他的儿子道格拉斯陪同下，作为美国的正式观察员，实地考察了日俄战争。1942年3月11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极不情愿而且发誓他将回来的情况下，在日本大炮和飞机的无情轰击中撤离了该堡。
但是，5周后(1942年4月28日)，出现了美国第一次对日本进行报复的机会。在1908年，作为“伟大的白色航行”的成员，威廉·F·哈尔西访问过东京，并且有幸和其他年轻的美国人一起，把伟大的东乡海军大将放在毯子上抛上抛下。这是一种游戏，年轻的美国人喜欢玩这种游戏。但是，现在严厉的、方下巴的哈尔西将军正指挥一支小型特遣舰队朝着东京驶去。这支特遣舰队以“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为主编成，上载16架经过特别改装的B25型轰炸机。这些通常以陆上为基地的轰炸机已经装上了备份油箱，以便执行轰炸东京和日本其他大城市的任务。
这些轰炸机由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驾驶，由陆军航空队最优秀的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中校，他一度是世界空速记录的保持者)领导。它们取得了出色的战果。空袭——如史蒂芬·德凯特1804年对的黎波里的袭击一样勇敢和毫不留情并完成了主要目标：对日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创伤，对美国人的士气产生了同样重大的鼓舞。
从直接的军事效果来说，这次轰炸只是踢了日本一脚。看来还没有办法阻止日本人进攻。蒂汶岛、巴厘和曼德勒遭到了进攻；太阳旗飘进了印度洋，科沦坡和亭可马里受到了进攻，大约13.5万吨盟国军舰和商船被击沉。吕宋投降了，科雷奇多堡终于陷落。但是，在日本人不断取得胜利的浪潮中，杜立特的空袭开始给盟国带来了真正的军事好处。
由于对美国空袭的飞机绕过它们的防线感到愤怒和羞愧，几乎所有的日本军舰都拼命地搜索哈尔西的早已消失的航空母舰。当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发射出大量的无线电波，而美国的密码破译人员正在仔细监听。对他们来说，这些电波是一笔意外的收获，因为发出的电波越多，破译的机会就越大。与此同时，日本帝国海军认识到，如果它们不能控制中太平洋，消灭珍珠港事件中的幸存者、敌人的航空母舰，它们自己就会被迫用很多时间和精力来保卫其本土。
这样，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即日本在下一阶段战争中的海军战略和美国秘密地识破其战略的能力。在5月初的4天内，在澳大利亚东北海域，美国海军的舰只同日本帝国海军的舰只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因为在珊瑚海战斗中，双方的舰只都互相看不见对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