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公民不要战争·第九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的消逝，曾因经济不断衰退而蒙受耻辱和难堪的美国海军——好像蝶蛹在黑暗中扭动一样——又开始发展壮大。1933年夏，罗斯福根据国家工业复兴法主动指示，要在3年内建成4艘巡洋舰、2艘航空母舰、4艘舰队旗舰、16艘驱逐舰、4艘潜艇和2艘炮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共和党在执政的12年间一直忽视海军，而这是自那以来最富有生机的加强海军实力的举措。
与此同时，在世界各地，不愉快的事件公开或秘密地不断发生。回过头来看，它们似乎就是脆弱的和平不可避免地逐步衰亡的里程碑。1933年10月，希特勒退出了日内瓦裁军会议。接着，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下个月，日本陆相定夫荒喜将军向他的政府提出：“为了充分掌握战时将会短缺的原料，我们应当计划获取并使用我们可望达到的势力范围——如萨哈林、中国和南太平洋——内的外国资源。”
1934年3月27日，国会通过了《文森-特拉梅尔法》，使美国海军有了它第一个系统的更换舰艇的计划，即于1935年建造1艘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和6艘潜艇；1936年建造15艘驱逐舰和另外6艘潜艇；1937年建造2艘战列舰、12艘驱逐舰以及6艘潜艇；1938年和1939年每年各建造2艘战列舰、8艘驱逐舰和4艘潜艇。
计划听起来很好，也确实很好。但这一切只是使舰队达到协议规定的最高限额。日本海军由于持续不断地按它的最高限额造舰，其实力已经达到了美国海军的80%。而且在日本国内，1934年秋季发生了两件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第一件是秘密的，第二件是非常公开的。
秘密的事件是，在一次日本海军和陆军高级将领的会议上，帝国海军总参谋长广安房已提出了海军的基本战略思想。他说，“美国在帝国海军的战略中具有最重要的位置”。在战争开始时，日本舰队的目的“在于肃清敌人在东方的海上军事力量，同时与陆军配合，进攻他们的基地，从而控制西太平洋。接着，在保护帝国贸易的同时，骚扰敌人舰队的行动，然后等待敌人本土舰队的进攻，并以突然袭击击败之”。
就战略本身而论，其要旨不过相当于美国海军针对日本的“橙色”作战计划。它只是从理论上回答了战争爆发时如何行动的问题。但广安在东京秘密发言时，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在伦敦作了公开的讲话。当时正在为下一次海军裁军会议举行预备性会议。这次海军裁军会议预定在现行条约于1936年底期满前举行。山本将军接到的指示是迫使对方同意修改条约；为签署国的海军规定一个共同的最高吨位的限额；在这个限额内可以根据各自的需要建造最合适的舰只。由于这项建议包含着要么就是日本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要么就是美国和英国只有较小规模的海军的意思，因此没有被接受的可能。这项建议实际上也没有被接受。所以，1934年12月29日，这位海军将军接到并遵循东京的第二个指示，宣布从1936年年底开始，日本将不再接受条约的束缚，将建造它所选定的任何舰只。他按照必须提前两年通知的要求，宣布了这一决定。
1935年春，罗斯福总统开始接到大量的信件，多多少少都说出了同一意思。“在目前日本寻求扩建海军的关键时刻，”有人从纽约巴尔德温斯维勒写信说，“在日本人面前夸耀我们海军似乎是不明智的。”
学校、教会、研究单位和全国各地的公民都寄来了很多批评的信件。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封来信建议：“拟议中的今夏在西太平洋举行的海军演习，应当移到不会被我们的邻国日本认为是不友好姿态的其他地方去举行。”威斯康星州的来信说：“拟议中的演习可能会受到远东人民的误解，可能会使我们进入另一场世界战争。”一位停尸所的老板——人们也许期望他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将是最具挑衅性的行动。它只会加剧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密歇根州、康涅狄格州、华盛顿州、俄亥俄州和伊利诺斯州寄来的关于海军演习的信件都异口同声地说：“请把它安排在没有多少战争挑衅意味的地方去举行吧。”纽约州一个有3个孩子的母亲来信说：“为什么把我们的海军派往太平洋呢？……难道你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把部队部署在我们国境内吗’？……我国公民不要战争。……不要忘记每个和平条约都有一条不成文的条款，即确定下一场战争的日期。”
在1919年，威尔逊总统曾经说过：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肯定将会爆发另一场世界大战”。现在离威尔逊所说的期限，还有8年，或者8年不到。
尽管抗议不断，太平洋演习还是按计划于1935年2-5月在非常靠近国际日期线的海域举行。它们起了遏制作用还是挑衅作用，人们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是，尽管抗议很大程度上是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的，但它们并不仅仅是教条式的反对海军的人所发出的咒语。确实，当每个国家都在和经济衰退作斗争的时候，当美国以外的世界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时候，美国传统式的反应又出现了，即出现了孤立主义的倾向，关上窗子，锁上大门；尤其是不要卷进去，国内的问题已经够多了。1935年6月24日，在演习结束后不久，奈伊的报告把其中的一个问题摆在了反感的美国公众面前。
报告的序言归纳了数千页的证词和证明材料，揭露了军火工业经常在海军部积极的帮助和纵容下所发生的贪污、舞弊和谋取暴利的情况。据这份报告说，弹药厂和造船厂定期制造战争恐怖，以扩大它们的交易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5%的利润就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它们却要了22-39%的利润，有的甚至高达90%的利润。因此，“委员会认为根据这些公司的战时历史，无法确保它们会在另一次战争中突然改变做法”。
揭露出来的丑闻加强了孤立主义的倾向。企业界利用战争谋取暴利的做法很不得人心。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接受的。自托马斯·杰斐逊以来，在125年中，美国人民从来没有如此倾向于退出世界舞台。与此同时，在英国，许许多多令人担心的情况导致了绥靖政策的推行，对独裁者进行敷衍，以及毫无道理地相信他们。其结果是，当希特勒1934年在维也纳组织纳粹暴动时，两个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后退了。1935年，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宣布在德国实行征兵制、下令建造潜艇以及收回邻近法国和卢森堡的萨尔时，他们再次后退了。1936年，当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发动内战、墨索里尼吞并埃塞俄比亚以及日本废除华盛顿和伦敦海军条约时，他们又后退了。
“日本无意建立一支能威胁其他国家的海军。”美国驻东京武官于1937年3月1日报告说。这些乐观的言辞不是他自己说的，而是引自山本海军中将的一次电台讲话。山本当时已经担任了副海军大臣。这位海军中将接着说，日本相信它们(世界上其他海上国家)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挑起建造舰艇的竞赛。然而日本不得不建立一支足以自卫的海军力量，以防其他强国计划扩充海军并对它形成威胁。
换言之，日本将要建造舰艇，威胁别国，但不准备承担责任。80天后，《纽约时报》记者休·拜厄斯采访了日本海相山正洋内海军上将。“日本海军毫无保留地声明，它没有任何可以威胁其他国家的军备计划，”山正说，“海军遵循不威胁、不侵略的基本原则。”
山正和山本是在说谎还是得到了错误的报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可能是无法回答的。两个人都是正直的，而且一旦有机会，他们都真诚地、坚决地反对日美之间的战争。但是，甚至在限制海军力量的条约期满前，日本已在非常秘密地建造袖珍潜艇和威力巨大的“大和”级超级主力舰，舰上装备18.1英寸火炮。而条约允许的火炮的最大口径为16英寸。口径增加2英寸，可能听起来不算多，但是18英寸炮弹的威力要比16英寸大30%。由于美国于1934年通过了《文森-特拉梅尔法》，日本海军决定，既然它建造的舰艇在数量上不能超过美国，那在质量上就应无与伦比。
如果这两位海军将军的谈话恢复了国外的信任感或希望的话，这种信任感和希望也很快破灭了。1937年7月7日(离山本讲话不到3个月，采访山正不到3周)，“中国事变”发生了，日本对它庞大的、散沙般的原始邻国发动了7年之久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对于美国来说，需要记住一个令人放心的数字：尽管条约签署后水面舰只和潜艇的数量相对减少，舰载飞机的情况却有改善。当时，英国有204架舰载飞机，日本有461架，而美国却有709架。海军航空兵的备战情况以及地理上与敌人相距很远的事实是看来能提供某些安全感的两项因素。法国海军部和空军部比较现实，乐观情绪也较少，它们已经构筑了地下防空掩蔽部，正如美国驻巴黎海军武官所报告的，“可以立即迁入”。这位海军武官于1937年9月20日设午宴招待法国海军参谋长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军事办公厅主任巴特时，他也注意到，“巴特深信，法国将在两年内陷入战争漩涡，并为此同他赌一次午餐。”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越来越激烈，而且主要集中在国际商人定居的上海，罗斯福警告在中国的美国人说，为了安全，他们应当离开中国。如果他们或者他们的财产发生什么问题，他说，“美国无意同中国或日本作战……而是将通过正常的、友好的外交渠道，要求赔偿和补偿”。当时在这个地区的是哈里·E·亚内尔海军上将(美国海军亚洲舰队新任司令)。他在5年以前，曾经成功地“攻击”了珍珠港。他现在指挥的舰队不大，只有2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6艘潜艇和10艘炮艇。他就是以这样的兵力在整个西太平洋游弋。但是，9月27日，他向指挥的所有舰只下达了一项违背总统“友好的外交”政策的命令。
“现在居住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公民都在从事商业活动或作为他们唯一谋生方式的职业，”亚内尔说，“这些人在他们的商业活动遭到破坏之前不愿离开中国，或者他们只有在生命遇到危险时才会被迫离开。此前，我们的舰队不能撤离，否则就会有愧于我们的职责，就会使美国的海军蒙受巨大的耻辱。”
这是怎么回事？总统已经警告居住在中国的美国人，要他们离开，否则就要自己承担风险。而这里却有一位高级海军军官，向他们作出了一旦出现麻烦海军将给予积极保护的实际承诺。当然，他也是在向国内那些要置国人于不顾的美国人挑战。亚内尔非常恰当地向华盛顿报告了他下达的命令。他可能会对总统没有撤消他的命令感到惊奇。原因很简单。在美国，公众对亚内尔采取的主动行动反应很好。而罗斯福利用了这种情况。10月5日，他在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演说中即席加上了一句名言：“在流行性疾病开始蔓延时，社区同意并且共同努力设立病人隔离区，以便保护社区的健康。”听众很快理解了他指的是谁。
1936年10月21日以来，意大利和德国通过签署一项秘密议定书，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对外政策并站在一起。墨索里尼很快就公开把这种联系称作为轴心国。1936年11月25日以来，日本和德国也通过表面上旨在遏制国际共产主义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公开携起手来。然后，意大利于1937年11月6日参加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希特勒得意洋洋地宣布成立三国联盟。于是，亚内尔违反总统旨意的命令很快显示了后果。1937年12月12日，在扬子江上一段60英里的水域内，日本的岸炮和军用飞机轰击了英国的1艘商船、4艘炮艇和亚内尔指挥的小舰队中的1艘炮艇。英国舰艇中弹起火燃烧，1名士兵阵亡。美国的炮艇“帕纳”号沉没，许多水兵在挣扎上岸时遭到航空机枪的射击，因而受伤。在山本将军领导的调查组调查后，日本政府很快对此道歉。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C·格鲁大大松了口气。“然而，”他在日记中写道，“展望将来，我没有任何平静的感觉。”
他的预感是有充分根据的。从中国已经传来了关于日本人在南京的惊人暴行的报告。南京就是英国商船遭到轰炸的地方，“帕纳”号也是在它上游只30英里处沉没的。这些事件发生两天后，对南京的掠夺就开始了。它是如此可怕，以至许多人都不能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情况。但是，1938年2月9日，亚内尔海军上将在午餐时间接待了一位客人——乔治·费奇。乔治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能讲流利的中文。亚内尔在日记中，提到了乔治告诉他的从1937年12月14日开始在南京发生的情况：
有关暴行的报道并没有夸大，而是被缩小了。被屠杀的平民、以前的士兵和其他人数以千计。被强奸的例子，无法计数。许多情况下，强奸后接着就加以屠杀和残害。军官和士兵都一样肆意地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老百姓被赶在一起，成群结队地用机枪加以扫射，然后在死伤者身上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其他俘虏则用来作为刺杀的靶子。乔治先生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任何一个所谓文明的民族会做出日本军队在南京所做的那种不人道和残暴行径。
甚至今天，日本学校里的历史课本还回避这个问题。但在战争罪行审判中，所有这一切都已证明是真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南京的强暴”是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唯一的最凶残的暴行。但这也仅仅是一次预演。
1938年1月，英国与美国签署秘密协议，规定如果日本作出任何向南扩张的举动，美国舰队将集中在珍珠港，而英国的作战舰队将以新加坡为基地。3月，乔治亚州的众议员卡尔·文森(扩建海军使之达到条约规定实力的法案的发起人)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在今后10年内再增加20%的兵力。同一月，阿道夫·希特勒占领了他的母国奥地利，使之合并于德国。4月初的公民投票为这次行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纳粹的成就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自豪感，在一份选举传单中得到了比较准确的描述：
一步一步地，阿道夫·希特勒撕毁了专制的凡尔赛条约！
1933年 德国退出凡尔赛国际联盟。
1934年 重建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工作开始！
1935年 萨尔回归祖国！第三帝国的武装力量重新站了起来！
1936年 莱茵兰彻底解放！
1937年 战争罪行的神话光荣地消失了！
1938年 德国和奥地利统一于第三帝国！实现了大德国！
因此，在4月10日，整个德国将承认它们的解放者阿道夫·希特勒
全体人民都说：是！
整个1938年夏季，驻东京和柏林的武官们不断向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发来情报。两国首都来的情报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轴心国正在重新武装，但不希望与美国作战。有些报告，或报告的某些部分说得更为明确。
东京，4月13日电：“(日本)海军没有建造任何超“无畏”级战舰，而且目前也没有这样做的意图。”这句话虽然出自海相之口，但完全不是真实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满载时排水量几乎达到72000吨的超级主力舰“大和”号已经于1937年开始建造；它的姊妹舰“武藏”号于1938年开始建造。
在同一报告中，一位日本海军军官(退休)“在……与一位可靠人士谈话时说，爆发日美战争是无疑的”。但这位军官接着发表意见说：“目前的世界形势可能会导致一场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将在太平洋与美国战斗……而且认为日本海军无疑将取得最后胜利。”
柏林，6月22日电：“德国、其政府或人民想要打仗是不可信的。建设武装部队主要是为了在外交会议上显示德国的力量。”
除这种乐观的情绪外，也有悲观语调的警告。
东京，6月电：“日本正在到处伸手。目前，美国还不必过于担心。但是，当日本几年后巩固了它在中国的利益，同它的战争将是不可避免的……”
1938年4月，作为舰队第19题(应指一次演习)的一个部分，欧内斯特·J·金海军中将(战斗舰队航空兵司令官)重复了亚内尔在1932年的成就，第二次对珍珠港发动了同样成功的模拟攻击。攻击是由瓦胡岛北面海域的舰只发起的。这两次攻击的结论是：如果攻击是真的，就会取得胜利。然而，这个“如果”的机遇因素很大，以至很少有人认为值得加以认真考虑。这是一次有趣的演习，但仅此而已。
“在上次战争的整个过程中，”皇家海军D·J·芒罗上校写信给他的朋友美国海军哈罗德·D·科克海军少将说，“两国的海军以极其愉快的方式进行了合作；它于双方都有实际和教育意义。”这封信是在1938年8月写的，含着一种要在将来进行合作的乐观情调。同年9月，有些人真诚地认为，战争的恐惧已经消失，因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3次会见希特勒，最后一次(9月28-29日)返回英国时，令人振奋地、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时代的和平”将会继续存在。
但是，德国军队立即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德语区的苏台德。两个月后，美国驻东京的武官于11月28日报告说：
……那次会议(张伯伦和希特勒之间)之后，日本增强了使对华战争达到它所希望结局的信心。它开始时小心翼翼，担心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会遭到干涉或第三国将会采取行动，而慕尼黑会议的结果证实了它的信念，即它最害怕的英国暂时已无能为力……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个不可捉摸的、不能断定的国家——美国。
接着，这位武官详细描绘了日本在中国得到的一个好处。“日本海军在过去16个月中一直在进行一场准海上战争，”他指出，“尽管它的作战舰队并没有从事实际的战争，但就提高战斗力而言，它还是得到了好处……”
就他所知，日本的舰艇一直齐装满员，有充足的弹药和供应，不分昼夜地在海上高速地行驶。它们担任封锁的任务，有时进行真枪实弹的战斗；与陆军协同行动；从事运输工作；进行扫雷、防空、护航和登陆作战。海军作为一个总体从中受益匪浅，而且与年俱增。而且，在提高海军战斗力的诸因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日本有机会在实际战斗中使用它的最新的武器——海军航空兵”。
这位武官对此有强烈的感受。“想一想，”他写道，“日本海军在这方面的情况：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它的海军飞机一直在不断地参加战斗活动。”他详细列举了各种作战活动后指出：“尽管飞机的损失惨重，所获得的经验一定是非常宝贵的。这不仅是指作战经验，而且是指发展装备器材方面的经验。”
他判断，日本海军航空兵在人员、经验和装备方面，很可能领先于世界。最后，在《与大国作战时日本海军的战略》的报告中，他宣称：
它无疑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作战，但不会越过它那具有战略优越性的地理位置的支援距离。这样说的意思是，香港、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婆罗洲、关岛、阿留申群岛，可能还有夏威夷群岛将会处于危险之中。
报告呈送上级进行正式评估。官方的评价是，一旦爆发同日本的战事，香港和其他所有地区很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夏威夷确实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但理由不很充分。今天，人们不能不惊叹这位武官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对国内当局没有认识到他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军官而感到遗憾。
奈伊提出报告并且透露了军火商谋取暴利的事实后，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中立法，其目的是使美国不参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1938-1939年整个冬天，出于同样可怕的防御心理，众议院和参议院就一系列旨在加强各个空军、潜艇和海军基地安全的措施进行了辩论。考虑中的一个基地是关岛，它位于东京以南1400英里处马里亚纳群岛的日本占领区。日本报纸迅速作出了反应。“如果这一计划被采纳，”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新闻》说，“那只是因为对日本怀有敌意。”
“这是典型的日本方式，”美国海国武官嘲笑道，“修建基地法被认为是‘强化军备’的一种措施(而日本在塞班、帕兰和其他地方投入巨额资金的事实却被忽视了)……他们在歪曲渲染这一消息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事实……甚至歪曲事实地画了一些草图，把关岛绘在东京湾外。”
尽管如此，国会还是担心会触怒日本，因而一次又一次地削弱对关岛的拨款，直到最后完全取消。
“我们已经知道，”罗斯福于1939年1月4日说，“当我们有意识地力求使中立合法化时，我们有关中立的立法可能无法公正和平等地运作，可能会使侵略者得到帮助，而使被侵略者无法得到援助。”他已经认识到，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出于最好的动机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也会被随便地抛在一边。而在1939年3月底，内维尔·张伯伦首相作为英国的代表正是这样做的。在同月的15日，德国军队进入了捷克首都布拉格，终于大大刺激了张伯伦。他改弦更张，放弃了绥靖政策。3月31日，英国和法国保证波兰不受侵略——从而把战与和的最后决定权完全交到了德国人手中。
同一天，日本吞并了南中国海上小小的、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沙群岛。南沙群岛离新加坡只有700英里。而新加坡是英国远东防御体系中的基石。然而，不到10天，美国驻东京的海军武官却向华盛顿说：“海军在山正海军上将领导下，有可能成为陆军推行军国主义的绊脚石。”这位武官对形势的观察是乐观的，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陆军在中国和满洲横行的时候，海军内部却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许多军官不加批判地支持几乎任何战争计划，而一小部分有影响的军官仍然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4月7日，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在几周混乱的时间内——德国进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进军阿尔巴尼亚，日本横行于中国，英国政策转向———美国海军正在根据“第20号舰队课题”进行演习。这次演习是以加勒比海地区巴拿马以东海域的作战为背景的。演习后舰只预定开赴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但是，4月14日，即比预定计划提前了几周，而且事先也没有警告或解释，罗斯福总统就命令它们返回各自正常情况下的基地，其中大多数基地位于太平洋。
“他不需要说什么，”前国务卿亨利·L·史汀生对他的继任者科德尔·赫尔说，“舰队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信号，轴心国对此是完全了解的。”
日本著名的报纸《朝日新闻》对此不存任何疑问。它说“这纯粹是对日本炫耀武力或对日本的威胁”。同一篇文章还挑衅性地接着说：“如果美国认为派一支舰队前来太平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日本的行动，那就没有比这更错误的想法了。”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美国海军的政策正经历急剧的变化。如果最坏的情况成为现实，传统上以颜色作为代号的对付各个侵略国家的作战计划就不足以应付需要了。自从美国于1898年征服菲律宾以来，计划制定者第一次面临着同时在两个大洋作战的可能性。为了准备应付多方面的威胁，原来以单色为代号的作战计划必须加以融合。经过5个月的审查后，终于提出了命名恰当的关于“虹”作战计划的建议。“虹”作战计划共有5套方案，分别对付不同的敌人和不同形式的进攻。“虹”2和“虹”3假设美国没有卷入大西洋战争。其他3套方案假设美国海军将不得不“参与大西洋战争的战斗”。“虹”5甚至建议舰队的主要进攻力量将用于大西洋。
根据这项计划，太平洋舰队只保持相当于日本海军3/4的兵力，只能起防御的作用，这意味着关岛和菲律宾有丢失的可能。与此同时，大西洋舰队将保卫巴拿马运河、加勒比海、横跨大西洋的航运线、大西洋沿海，并在东大西洋、欧洲和非洲作战。
“虹”5方案制定得很及时。1939年9月1日星期五拂晓前，150万德国军队开始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入侵波兰。两天以后，亚内尔将军在他的日记中指出，9月3日星期天华盛顿的天气是美好和暖和的。他还提到要遵守对波兰的承诺，“英国向德国宣战”。法国也向德国宣战。引起这位将军密切关心的另一件事是，“‘雅典娜’号客轮据报道遭到鱼雷攻击，并在爱尔兰西北海岸的200英里处沉没。‘雅典娜’号当时正由利物浦驶往蒙特利尔，船上有1400名美国人。”他说得并不完全正确。实际情况是，有1400名旅客，其中只有316人是美国人。但是，有28名美国人和90名其他国家的旅客被淹死。
欧洲爆发战争以及美国公民的死亡，这些必然会引起反响。但是，这一切发生在如此遥远的地方，因此似乎很难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有一段时候，甚至离得较近的一些人也不愿相信局势的严重性。斯图尔特·史密斯美国海军上校当时已经65岁了，17年前已经退休。1939年9月，他恰巧在英国访朋会友。有几天时间，他花了很多美元住在伦敦市中心的里兹旅馆。他在日记中写道：“9月3日，星期天，晚起，没有外出。大约11点30分拉起了空袭警报，但没有就此采取行动。”
空袭警报前10分钟，首相宣布对德宣战。史密斯那天早晨没有看报，也没有听广播，旅馆工作人员可能认为没有必要去警告他们的客人。他在日记中没有作进一步的评述，而接着写道：“在小餐厅里吃午饭和晚饭。9月4日，星期一。大约清晨2点30分，拉起了空袭警报。人们躲在防空掩蔽部(餐厅的娱乐室)里，只有20来名旅客在旅馆里。我回到房间睡觉。大约中午时间，看到《泰晤士报》上登载的消息：24小时前已经宣布了战争！战争开始了！”
当史密斯上校在伦敦起床读报的时候，美国驻罗马的海军武官拜会了他的德国同事魏纳·罗维奇上校，“询问他对袭击‘雅典娜’客轮的报道有什么消息”。”这位武官报告说，罗维奇“感到非常吃惊，并且说他认为这一报道不会是真实的”。这位德国人十分不安地说：“在战争头几天就不加警告地击沉‘雅典娜’号，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想象的。”
“或许只是另一个谣言，或者是假警报，”这位美国人说，“就像伦敦一直在拉假警报一样。”德国武官则一直相信，宣布战争几分钟后伦敦拉响的是真的空袭警报。他以嘲笑的口吻评论说：“这正是戈林可能想要作出的姿态……让所有的空军同时出动，好显示他拥有一支庞大的兵力。”美国武官又说，他很高兴了解到关于袭击客轮的报道是假的。“这类事情，”他指出，“将会使美国参加战争。”
“当然啰”。罗维奇说。然后他们分手了。美国军官回到办公室后，击沉客轮的传言已被证实。他和罗维奇一致认为，继之就一定会出现美国参战的情况。但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在占压倒多数的公众的支持下，证实美国将继续保持中立。
在欧洲，这一决定对一些人是一次意外，对另一些人是一次震惊。但是，当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不想参加战争时，罗斯福是不可能率领美国人作战的。然而，与此同时，他开始组织一种前所未有的、国际法中没有先例的活动：在大洋上实行“中立性的巡逻”。
最初，这种巡逻只在加拿大至南美圭亚那之间300英里以内的西大西洋海域。尽管名曰“中立性巡逻”，它的作用却是非中立的，因为如果美国一艘军舰发现一艘敌船明显企图在西半球攻击欧洲国家的船只，它将不仅跟踪敌船，还将以明码报告发现的情况。
“中立性巡逻”于10月2日被在巴拿马召开美洲各共和国国会正式接受。它使美国海军处于一种不愉快的境地：在日益不利的气候条件下对一大片海域进行巡逻，而且在发现敌人时还不能采取主动的行动。同一天，德国则发出了警告：在国际水域航行的商船都将被拦截和检查。这是有意策划的一种姿态，不可能让美国感到自在。正是由于相同的情况，美国曾于1812年参加了战争。一个世纪以后，“航行自由”亦曾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纲领中的第二点。
1939年，德国的警告使得美国的公众舆论转向于部分撤消中立法案。而根据这一法案，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张伯伦首相早已告诉罗斯福说：“如果禁运撤消……我敢肯定它会对德国的士气产生毁灭性的影响。”11月4日，禁运取消。法国和英国立即寄来了大量订单。但是，德国的士气至少在公开场合，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美国仍然没有对我们构成危险，”希特勒宣布道，“美国强化我们敌人的实力，仍然不能起重要的作用。”美国武官从柏林发来的报告说：“德国的报界正称赞现行的美国中立法案，称之为所有中立国仿效的典范。”
事实上，确实没有多少理由可以使德国的士气为之动摇。波兰被德国的闪电战击败后，1939-1940年冬季欧洲的战争行动如此有限，以至国会议员、孤立主义者威廉·E·博拉创造了一个新词“假战争”，或者像聪明人说的“对峙战”。罗斯福总统私下评论说，他的国家“每天早晨都在抚慰自己(而且要感谢上帝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赐予美国)”。他知道这种情况对美国很有利。但是能否继续下去呢？“我的目标，”总统总结说，“是使美国人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但同时又不要吓坏了他们，使他们认为自己将被拖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