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第六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自1812年战争结束以来，在100年的时间里，美国的中立还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外来威胁。现在，辩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展开：应当保持中立吗？如要保持中立，应如何做到呢？或者应当进行战争准备吗？如要进行战争准备，应采取什么措施？“海军联盟”对这两组问题有一个答案：“战列舰要比战斗费用低”。联盟的出版物声称，海军是“我们主要的防御力量”，“是不能临时拼凑的”，接着又有针对性地说：“一支强大的海军赋予外交活动以力量。”
威尔逊总统曾从外交角度出发宣称德国应负起“严格的责任”，79天后，“古尔弗莱特”号被击沉，这艘美国油轮是在没有受到警告下被潜艇用鱼雷击沉的。击沉的时间是令人不愉快的：5月1日。
在同一天，一艘31500吨的班轮开始了每月一次的航行，它满载旅客和邮件，离开纽约横跨大西洋驶往利物浦。1907年，当它的船龄刚满一年时，英国邮船“路西塔尼亚”号就以接近23海里的时速横渡大西洋而荣获了蓝色绶带。它驶离纽约后的第六天，即1915年5月7日午后，在离科克港入口处18海里的旧金塞尔角，遭到了U20潜艇的袭击，右舷中了两枚鱼雷。总共有1198名旅客和船员落水淹死，其中包括128名美国人。西奥多·罗斯福宣称，这是“比历史上最坏的海盗更坏的海盗行径”。美国国内的抱怨声不绝于耳，并发展成为异口同声的要求参加战争的怒吼声。但威尔逊是不会任人摆布的。必须采取外交措施，如果没有效果，“首先”，他说，“我们必须听取专家们的意见”。
“如果你能集中部内最聪明的人就这个问题提出意见，我将感激不尽，”他对丹尼尔斯部长说。他接着又说：“我需要他们的意见，他们用最明确的语言制定的计划。不管我们能否立即理由充分地把整个事情提交国会讨论，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后，我们就可以定下决心。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需要。”
同一天，即7月21日，他向德国发出了第三份有关“路西塔尼亚”号的外交照会。于5月13日发出的第一份照会要求其承认错误，给予赔偿，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德国没有立即给予答复。6月9日发出的第二份照会接近于一份最后通牒，宣称击沉客轮是绝对非法的。威尔逊的国务卿认为这份照会是轻率的和危险的，因而辞去了职务。德国的答复这一次仍不能令人满意。在第三份照会中，威尔逊通知德国皇帝，任何类似的进一步袭击将被认为是故意的不友好的行动。这份照会和给丹尼尔斯的信都在同一天写就，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为战争而呐喊的美国人无法透过白宫的大门瞧见里面发生的事情，但在白宫里，总统正在慢慢地采取措施。他痛苦地认识到，中立以及外交措施可能无法取得成功，因此他已经开始以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来为战争做准备。
“海军联盟”即使未接到要求，也从不吝于提供意见。它发表了“宜采取的立法措施概要”。概要提出的5点意见是：成立国防委员会；建立一支5万人的海军后备队；增加商船的数量以便向作战舰艇提供补给品；通过新的兵役法以培养年轻的指挥官；制定5年造舰计划，以拥有一支能击败任何可能的侵略者的舰队。总委员会向丹尼尔斯提出的建议同意“概要”的大部分主张。在11月的一个晚上，威尔逊终于在纽约表明他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我将认为我未能履行我对国家的神圣职责，”他在曼哈顿俱乐部的演说中宣布，“如果我不极其庄严地说明要做好准备，以保卫并保护我们人民的权利和特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话”。
他小心翼翼地选择演说的措辞。他仍然希望做好冲突的准备就可以防止冲突的发生，同时希望他能得到要求继续保持中立和要求立即参加欧战的这两部分人的支持。12月，威尔逊向国会提出了海军法，法案要求大规模建造军舰，到1921年共增加186艘舰艇。这项法案基本上原封未动地重复了海军总委员会的建议。
随之而来的辩论是尖锐和激烈的。全国和国会分裂成两派：东海岸和西海岸各州全力支持这项法案，而南部和中西部的许多州(完全漠不关心)对任何战备活动都积极反对。他们对扩建海军使之成为一面盾牌或一支威慑力量的主张无动于衷。他们的担心(正是这种担心才使民主党的威尔逊在共和党选民分裂的情况下当选为总统)依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的担心是：掌握武器就会增强使用武器的意愿；武装人就会使之好战；给孩子一把铁槌，“他就会认为他碰到的任何东西都需要敲打一下”。这种论点用之于一个孩子，是令人好笑的；用之于人类和国家，是非常令人沮丧的。
丹尼尔斯部长甚至憎恶谈及战争的问题。“‘战争’一辞或‘做好战备’的辞句几乎从来没有在部长的讲话中出现过。”西姆斯海军上将在以后的岁月里写道。主张加强战备的报界描写丹尼尔斯在指引海军飞越瀑布时，“他的罗盘不指示方向，他的舵轮停滞不动，他的舰旗上绣着‘永远摇摆’的座右铭”。
威尔逊改变观点的速度要快于他的民主党支持者和海军部长。他所改变的不是他对世界和战争的根本观点，而是他对当前行动的分析。他希望改变世界，使之具有一种由美国领导的人道主义的色彩。单凭外交活动是没有作用的。于是，从1916年1月27日到2月3日的一周内，他巡视了中西部的8个城市。以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传教士式的全部热情和做律师时学到的雄辩才能，带去了新的信息。他的最后一站是圣路易斯。在那里，他未用讲稿。他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海军像美国海军那样需要保卫如此宽广的海域。根据对他演说的权威性记录，他于是告诉听众说，美国海军“根据我的判断，应当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足以胜任的海军”。
这句话成了一句名言，但听起来仍有些可笑。总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学问的名人，但竟然使用“无与伦比的足以胜任的海军”这样的辞句，使人听起来他至多是个“半文盲”。幸运的是，他没有这样说出这句话。他办公室里一个脑筋稍有迟钝的人修改了他那粗野的、出格的话。令有些人吃惊的是，威尔逊在圣路易斯勇敢地、直率地宣称：美国海军应当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军”。
甚至西奥多·罗斯福和马汉海军上将都不曾提出过这么高的要求。在1916年冬季最初的几个月中，国会中的战斗之激烈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同时，在寒冷的大西洋彼岸，德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政策辩论。在“路西塔尼亚”号被击沉后，英国的另一艘客轮“阿拉伯”号被U24潜艇在爱尔兰外海击沉。在死亡的40名旅客中，有3名是美国人。威尔逊于1915年9月18日发出的措辞强硬的照会曾经暂时阻止了无限制的潜艇战。但德国的帝国海军仍然认为潜艇是“对付英国的唯一有效的武器”，而且，当年的12月30日，冯·豪尔泽多夫海军上将还曾断言，如果再次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战，每月能够击沉60万吨英国船只，战争将于1916年胜利结束。1916年2月23日，德国皇帝发出命令，只有武装的船只才会在不受到警告情况下受到攻击，无限制的潜艇战也随之恢复了。然而，威廉并不持乐观态度，他于3月10日秘密地对他的一位海军将军说：“没有人应当说出来，我也不会承认……但是，战争不会以伟大的胜利而结束。”
时间又过了两周。非武装的客轮“苏萨克斯”号在英吉利海峡被鱼雷击沉。美国人又有伤亡。威尔逊说，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事件，就断绝同德国的外交关系。但随着无限制的潜艇战的再次停止，总统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国会。国会内的民主党人分成了两派，而共和党人却支持民主党的总统。海军法无法按原样通过。到了5月，终于达成了妥协办法：减少战列舰的数量，代之以5艘战斗巡洋舰。海军法的反对者竟会同意这种办法，是很奇怪的，或许“战斗巡洋舰”并没有“战列舰”那种感情上的弦外之音。无论如何，有了5艘战斗巡洋舰，就能使舰队保持平衡，因为它们以其轻装甲和重武器，兼具巡洋舰的速度和战列舰的火力。但是，每艘战斗巡洋舰的建造费用要高于美国曾经拥有的任何战列舰。就在众院和参院通过海军法的当天，即6月2日，关于日德兰战斗的第一份报告传到了华盛顿。
在日德兰战斗中，德、英双方共投入了14艘战斗巡洋舰，其中德国5艘，英国9艘。德国的5艘战斗巡洋舰中，有2艘严重毁伤、2艘接近沉没，1艘沉没。英国的9艘战斗巡洋舰中，有3艘沉没，3艘勉强能够返回。而这种舰只就是国会刚刚同意建造的。
首都和全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然后是少有的团结。两党的代表大会刚刚开始，几天以后，它们都要求大规模加强海军力量。同月底，总统提出了新的法案。7月21日，参院以71票对8票通过了该法案。8月，该法案的最后一批反对者之一提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由于德国和英国的舰队比日德兰战斗前减少了10万吨，美国即将成为“从费用上看，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陆、海军国家”。他和其他50名反对者一起，投了反对票。但是，美国历史上这项最大规模的海军法终于以283票赞成、99票弃权而获得通过。它规定建造的舰艇正好和总委员会原先的建议一致，即10艘战列舰、6艘战斗巡洋舰、10艘侦察巡洋舰、50艘驱逐舰、9艘舰队潜艇和58艘近海潜艇。此外，还进一步把总委员会提出的5年计划缩短为3年。参加投票的所有代表在离开众院时都知道，不管发生什么别的情况，美国将永远不会和过去一样了。
一件奇怪的事情立即发生了。其实，它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经过兴奋的夏季以后，1916年秋季主要的议题是新总统的选举。民主党提出了“他使我们避免了卷入战争”的口号，以此来为威尔逊竞选。这种提法是正确的，因为尽管德国非常担心美国介入战争，尽管美国对德国的潜艇非常恼火，两国之间还是保持着和平。威尔逊从来没有说过他将肯定地使美国参加战争，但他也同样小心谨慎地避免承担保持永久中立的义务。如果他再次当选为总统，他思想中已经有了一个比这两点更为激进的计划。
公众的投票使他处于微弱的优势：他以49%对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思·休斯的46%。一个月后，德国的总理西奥博尔德·冯·贝塞曼·霍尔威格先于美国总统，提出与英国媾和。威尔逊抓住这个机会，要求德国和英国具体说明媾和的条件。英国的反应是：“全部归还占领的领土，全面赔款和有效的保证。”这种反应存有复仇之心，毫无妥协之意，但又是直截了当和自然的。德国对威尔逊再次采取了拖延手段，因为贝塞曼·霍尔威格知道，如果公开宣布他的政府的最低条件(协约国赔偿损失，德国控制已经占领的法国、俄国和卢森堡的领土以及比利时和波兰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将会立即使任何谈判中断。1917年1月22日，威尔逊向参议院发表了因其中含有关键性词句而闻名于世的演说。这句话就是“没有胜利的和平”。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战后国际和平联盟的概念，认为如果欧战能在互相妥协和互不怨恨的情况下立即结束的话，这种概念就能发挥作用。
这种先进的和文明的思想永远不会有丝毫贯彻实行的机会。对任何参战国来说，破坏是如此之巨大，以至除了取得全面胜利的和平外不会要求其他的和平。1月31日，贝塞曼·霍尔威格宣布了他的政府的和平条件。他知道这些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同一天，在白厅英国海军部老楼的40号房间里，密码专家正在破译德国外交部长阿瑟·泽姆尔曼发给德国驻华盛顿的大使孔特·冯·伯恩斯多夫的一份电报。电报里谈到了德国军事领导人允许贝塞曼·霍尔威格公开宣布和谈的条件，即：如果德国提出的条件未被接受，将于2月1日再次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并且将一直持续到德国取得胜利之时。此外，电报还指示冯·伯恩斯多夫说服墨西哥参与德国对美国的战争。
当威尔逊获悉电报的内容后，他已没有可供选择的和平途径。冯·伯恩斯多夫被命令回国。与德国的外交联系宣告断绝。几周后，华盛领海军部电讯局的一名秘书梅奥尔·W·比奇利按时间的先后记述了当天紧张的活动和复杂的感情：
2月3日早晨大约11时左右，奥利弗·瓦茨和我无精打采地咒骂着我们的坏运气，只能干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而不能随心所欲，在第9街和F大道上穿行于人群之中。突然，西方联盟的一个家伙给我们发来了孔特·伯恩斯多夫已经被命令回国的消息。接着，电报如雪片般地飞来。午夜前，我们处理了900份“不得迟误”的电报。我们是怎么干的，真说不上来。……我们工作——天啊，我们工作。哇！这真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有趣的工作，有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驱使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如果有人在这几个小时内向我们挥舞星条旗的话，我们就会像呆子似的大喊起来，像襁褓中的孩子似的哭喊起来。
但是，如果比奇利在2月3日感到惊慌、兴奋和迷惑，他在4月6日就会对总统寄予同情之心。威尔逊就任总统后一直充满着自相矛盾的心情：在共和党人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以微弱的多数当选为总统；在继续保持中立的情况下对英国给予支持；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建造舰艇的海军法，但同时却号召只对军备作正常程度的增加。1917年4月的第六天一定给他清高的一生带来了最糟糕的自相矛盾的心情，因为在那一天，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传教士的儿子伍德罗·威尔逊把美国送进了反对德国的战争。而这一天又正好是耶稣受难日。
“领导这个伟大的、爱好和平的民族参加战争，参加所有战争中最恐怖的和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文明本身似乎处于成败的关头。”他说。但是，不管这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在他的思想中有着一种救世主式的一贯性。“我们应当为永远珍藏于我们心中的事业而战，”他继续说，“为了民主，为了那些想要参与自己政府决策的人们的权利，为了那些小国的权利和自由，为了自由的民族齐心协力地把和平和安全带给所有国家并使世界最终获得自由的普遍的权利。”
国际联盟——这是一个勇敢但又遥远的理想。建立国际联盟的第一步是要准确了解协约国的情况。威尔逊注意到美国传统上对同外国结盟的担心，因此在同英国和法国相处时一直使美国至多处于一种“联系国”的地位。他派往伦敦的第一位代表是西姆斯海军少将。西姆斯于1917年4月9日抵达伦敦，并立即开始与海军大臣海军上将约翰·杰利科勋爵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他获悉了令人震惊的情况：自刚好两个月前重新开始无限制潜艇战以来，已经有将近100万吨英国商船被击沉，预计到4月底，被击沉的商船总数将达到200万吨。
杰利科以令人不安的平静态度告诉西姆斯：“如果损失如此继续下去，我们就不可能继续进行战争。”他接着说，所有的现有的舰艇已用来对付潜艇。当西姆斯评论说“看来德国人正在取得胜利”时，杰利科回答说：“他们将要赢得战争，除非我们能够阻止这种损失而且是立即加以阻止。”
肯定有解决的办法，西姆斯说。“不，”杰利科回答说，“就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对没有。”“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都表明，协约国确实处于灾难之中。”英国官方的海军史学家亨利·纽博尔特爵士写道，“冯·霍尔泽多夫海军上将关于德国将取得胜利的预言显然正临近于实现。只有改变我们的防御体系，才能扭转局势。”
西姆斯的报告于4月14日送抵华盛顿。在报告中，他催促尽快派遣尽可能多的驱逐舰，因为皇家海军拥有将近300艘驱逐舰，但至少有100艘经常用于保护斯卡帕湾的大舰队，另外50艘保护驻守英吉利海峡的舰队，其他驻在地中海，只有30多艘可用于在法国、英国和爱尔兰的沿海进行巡逻。
报告提出了严肃的问题。商船遭致惊人的毁伤是一个新的消息。总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在西太平洋进行防御作战的作战计划，完全不适合于这场实际上需要积极进攻的战争，1916年规模宏大的海军法案也是如此。主力舰(战列舰和战斗巡洋舰)在欧洲海域几乎并不需要。英国的大舰队就实力而言完全可以抵挡德国的公海舰队。但这不是问题的核心。使总委员会和海军参谋长本森海军上将担忧的是，他们不相信欧洲的战争(伟大的战争，结束战争之战)将是美国的最后一场战争。如果英国沦陷，而这看来是完全可能的，他们担心德国、奥地利和日本就会结成联盟反对美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主力舰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不信任英国。如果美国把造船能力完全转向建造小型的海军舰只和商船(取代并保护已损失的商船)，是能够打败德国的，但这将使皇家海军继续保持对世界的统治。无论从总委员会还是从总统的观点看，这都不是1916年海军法的本意。他们都希望建立一支规模庞大、均衡发展的舰队。在这一点上，总统是坦率的，因为这样他就能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谈判建立公正的、永久的世界和平；总委员会则不完全坦率，因为他们的计划第一次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而且他们的梦想还要大得多。
总之，在对潜作战中，看来英国还没有耗尽全部力量。可以肯定，英国人现有的数量有限的小型舰只(驱逐舰及类似的舰只)已经竭尽了全力；可以肯定，英国人正在大量生产水雷并武装商船。但组织运输船团——保护商船的传统方法——又如何呢？作为大舰队的司令，杰利科一直认为轮船是不可能组成运输船团的。现在，作为海军大臣，他仍坚持这一观点；而且，他还得到商船主的支持，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无法使成群的船只安全地航行，特别是在夜间无照明或有雾的情况下。
美国海军的威廉·V·普拉特海军上校恰如其份地分析了双方的偏见。作为亲英的西姆斯海军上将的坚定的朋友，同时又是反英的本森海军上将的忠实的助手，他指出，每一个人的根本目标都是赢得“这场战争”。协约国取得胜利，就能确保日本的归顺。至于英国，他说，不管共同取得胜利后将会出现什么困难，“现在，他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
在他作出这些评论的时候(1917年5月和6月)，偏见这个棘手的问题事实上正处于解决的过程之中。自2月以来，运输船团已经成功地把煤从英国南部运至法国。荷兰的运输船团也取得了成功。4月21日，杰利科批准组织试验性的斯堪的纳维亚运输船团，尽管他仍对这一概念的价值持怀疑态度。3天以后，即4月24日，支援协约国的美国6艘驱逐舰在约瑟夫·K·陶西格海军准将指挥下离开波士顿，并于5月4日驶抵科克附近的昆斯敦(现为科夫)。4月26日，杰利科的反潜战处处长海军上将亚历山大·达夫爵士写信给杰利科说：“在我看来，我们随时准备采用组织周密的运输船团的时机看来已经来到……我们能够承受大型运输船团的许多不利条件，同时可以肯定，组织大型运输船团也会大大减少我们目前的损失。”
出现下述情况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即前一天，首相劳合·乔治曾经告诉海军部，他很快将去他们那里巡视。他们完全知道，乔治希望立即开始组织运输船团。后来，首相和海军部对谁和为什么作出组织运输船团的决定发生了分歧，但是，读了达夫的评论后以及在会见首相前，杰利科已经批准组织运输船团从直布罗陀进行试航。这支船团于5月10日启航；两周以后，又有一支同样是试验性的运输船团从弗吉尼亚的汉普顿罗德启航。这两支船团都毫无损失地驶抵英国。到8月1日，有1000艘船只驶抵英国，而损失只有0.5%。
当陶西格海军准将率领美国海军的第一批驱逐舰于5月4日驶抵昆斯敦时，当地的英国海军指挥官海军中将路易斯·贝利爵士或多或少希望知道的第一件事是，陶西格的舰只什么时候能够做好巡逻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了准备，”他说，“只要加上油。”
这是一种标准的回答，完全符合约翰·保罗·琼斯和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的精神。然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决定了在这场战争的其余时间里，美国海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皇家海军的小伙伴出现。美国绝大部分的贡献是在欧洲大陆的地面战斗方面。正是在地面战斗中，美国的鲜血染红了大地，展现了迷人的力量，获取了无上的殊荣。今天再回过头来想一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人，脑海中立即涌现出步兵的伟大形象：成千上万年轻的士兵，高唱激昂的歌曲，在法国泥泞的土地上奋不顾身地战斗。而在星条旗指引下作战的水兵看来几乎没有什么功绩。
但是，这很难说是公平的。今天，公众舆论称，如果没有美国，英国将会输掉这场战争。在这一点上，公众的舆论是正确的。但是它称美国海军只起了小小的作用，却是非常错误的。毋庸置疑，如果美国没有参战，英国即使得到整个帝国的支持，也会在1917-1918年的冬季被击败。也毋庸有什么怀疑，美国海军如果有机会的话，将会参加任何正在进行的战斗。然而，在1916年年中日德兰之战后，在海上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但是，当我们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舰队，这些步兵如何能够运到法国，而且是安全地运到法国时，对这种海军只起了小小的作用的舆论，就会显而易见地露出很多疑问了。
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与60年前对墨西哥的战争有相似之处。在这两次战争中，报纸上列为头条新闻的战斗都是陆军进行的，而海军只是履行了危险的、平凡的基本职责。在这两次战争中，这些职责包括最崇高的任务：在与墨西哥的战争中，组织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登陆行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运送了历史上最大数量的部队。这些就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贡献，也是至关重要的贡献。此外，美国海军还作出了其他贡献，如在布雷、反潜战和海军航空兵方面，海军最大限度地运用了当时的技术，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有人会否认，在战斗中，步兵是超群的，但也应当记住是谁以及怎样才使他们投入战斗的。
在描绘运输船团的危险性和困难时，美国的战时日记提到了这些船群中存在的紧张情绪。船团进入潜艇的危险区后，将与驱逐舰会合并由它们护送进港。但是，在横渡大洋的全过程中，40多艘商船只有1艘巡洋舰护送。它们的主要保护神是辽阔的海洋本身。
在航行的全部时间里，它们不得不面对一些迫切的要求：保持互相间的正确位置；将灯光减少至最低限度；防上烟囱在夜间冒出火花；甚至在浓雾中也要成之字形行驶；只能依靠自己进行检修和医治伤病员。由于起航前要对会合地点保守秘密，结果在航途中就很难用旗语和莫尔斯灯光将经度和纬度通报给每艘船只。在美舰“克利夫兰”号指挥官赛勒斯·鲁滨逊·米勒的航海日记中，记述了一则向船长们提出的最危险的情况：
一旦船团遭到攻击，如没有护航舰只，各船应分散，并成之字形航行，全速驶至会合区。……(潜艇)可能会试图插入船团。应互相靠拢以防止此种情况出现。拂晓是最危险的时间。掉队者必须全速跟上，否则就会使自己和船团遭到攻击。根据护航舰只收到的警报，今天潜艇的活动非常活跃。
有一天，约翰·麦加沃克·格里德(战时安全地运往欧洲的200万美国人中的一个)在他的日记中懊悔地写道，他曾经因在甲板上吸烟而被逮捕。“不能显露一点火光，不管是多么昏暗。……一位英国指挥官告诉我们，由于有人不小心在甲板上擦着了一根火柴，一艘商船被鱼雷击中”。
格里德是210名大学生中的一员，他们早在1917年，就志愿接受训练，准备在英国皇家飞行团中参加战斗。在他的船上，设立了5处潜艇监视哨。“每个人都规定了需要监视的一定的海域，”他写道，“在他值班前12小时内，不能饮酒。我们被要求监视海鸥，因为他们说海鸥总是尾随着潜艇的踪迹……迄今尚未看到潜望镜，尽管有一人看到有一根巨木竖立着而兴奋异常。”我们逐步接近爱尔兰海岸。“过去几天里对潜艇越来越感到紧张。……昨天早晨以来，我们不得不一直穿着救生衣。”
他接着非常精采地描绘了“迷彩”，一种伪装海上船只的方法。“我们把为我们护航的、经过伪装的巡洋舰称为迷彩女士……它肯定是一艘奇怪的军舰，到处都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你无法说出它是怎么回事，直到走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舰只。我们船团中的另一艘舰只涂上了大海的颜色，还有一艘较小的舰只涂上较深的颜色朝另一方向行驶。从任何距离上看，它都有很大的欺骗作用。另一艘军舰也作了同样的安排，但它是为了在航向上起欺骗作用”。
用于水下听音的潜听器是反潜战方面的一项关键性发明。潜听器于1916年4月23日第一次在战斗中进行了成功的运用。当时，UC3潜艇被潜听器发现，接着被击毁。然而，在水面上，猎潜舰是一项更为显眼的发明，它大大鼓舞了士气。美国在整个战争中建造了440多艘这种小型的、造价低廉的舰只。当接近爱尔兰时，格里德“走到甲板上，看到水面上挤满了猎潜舰。天啊！看到它们有多高兴啊！它们是我曾经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小舰。总共有120英尺长。……有3艘美国猎潜舰跟着我们，但我们说不出是哪3艘。天啊，这些小舰跑得飞快，它们干净利落地破浪前进。我真想自己拥有一艘”。
仅仅在1917年4月一个月中，同盟国商船的损失就达到将近83.5万吨；6月，又损失了50多万吨未组成船团的商船。要想收到明显效果，需要3个月的时间，另外还需3个月的时间才能使这种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但组织运输船团的试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17年11月，月损失已经减至略多于25万吨。而且，这种损失是可以弥补的，因为杰利科已经抛弃了成见，美国海军总委员会也已经克服了自己的偏见。
到7月5日，美国第一批派驻昆斯敦的6艘驱逐舰已经得到了增强，驱逐舰的总数达到34艘。并且在战争的后一阶段，大体上保持在这个水平。根据丹尼尔斯部长的命令，普拉特成了达夫海军上将的美方合作伙伴，领导一个研究反潜可能性的委员会。7月6日，普拉特建议，除正在建造的66艘驱逐舰外，应当立即开始再建造200艘新型的驱逐舰；他还建议，建造驱逐舰和商船应当优先于其他所有主力舰的建造。战后，一位刻薄的、但观点又是正确的批评家说，“在战争的威胁实际降临我国的边境之前”，部长一直是，“阻止建立一支能够胜任而又有效的海军的唯一最大障碍”。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正如西姆斯海军上将所说的，“海军部认为，美国不想参战……因此，海军部并不认为采取任何使海军做好战争准备的措施是明智的”。然而，现在丹尼尔斯正竭尽一切力量以图弥补已损失的时间，并且就在普拉特提出建议的当天批准将其付诸实施。
总委员会对此大为吃惊，并抗议说，如果对它们建造军舰的计划加以改变，美国将无力“应付战争结束后列强可能重新组合的局面以及在德国舰队采取攻势时与之对抗的局势”。出于同样的理由，海军参谋长和总委员会拒绝了建造商船的计划，并派出战列舰分队前往北海参加大舰队的作战。“我们必须想到未来”，本森海军上将诉苦说。1917年11月初，本森出访伦敦和巴黎。他没有发现任何理由需要他改变过去的看法，即美国在以后很可能将单独保卫自己，但他确实认识到有必要显示协约国之间的团结。因此，4艘美国战列舰被派往斯卡帕湾。现在，由于反对修改造舰计划的意见终被抛弃，以及新的驱逐舰、运兵船和商船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下水，美国海军在大战中的作用已经牢固建立。
“当我看到星条旗高高飘扬时，”皇家海军的D·J·芒罗海军上校写信给美国海军少将哈罗德·D·库克说，“我总感到有一种安全感。”约翰·保罗·琼斯如果听到这种议论，那会感到多么骄傲。“英国可能会恨我，”他有一次说，“但我将迫使他们也尊敬我。”到1918年11月11日实现停火时，在欧洲海域已有354艘美国海军各型舰艇，其中包括8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68艘驱逐舰、9艘潜艇和129艘猎潜舰。但是，拿这些数字与英国和法国海军相比较，美国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只相当于协约国在欧洲的这类舰只的1/3。以更精确的百分比来计算，英国、美国和法国的驱逐舰之间的比例为70:27:3，巡洋舰为61:35:4。共有927000人(占美国派往法国的全部军队的45%)是由美国海军舰只横越3000英里的大西洋海域运往法国的，而且没有一人因敌人的海上行动而丧命。舰队提供的所谓“通向欧洲的桥梁”，是平凡的、而不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光荣的运输任务，它是沉闷的、危险的、不舒服的和不断重复的。但它也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大一次运输任务；没有它，英国和法国肯定会失败。如果这次运输能够早一些开始——如果部长能作好准备，如果总委员会投入全力——战争很可能就会缩短。如果英国海军部早一点采取组织运输船团的方法，协约国商船的损失肯定将会减少。但是，英国海军部和美国海军部还是交上了好运。首先，它们终于愿意抛弃成见；其次，当它们抛弃成见时，为时并不算晚——只差了几周的时间。
美国海军在3个方面——潜艇、水雷和空中力量——的参与，值得更详细地谈一谈。这一点也不是因为它们是在内战中首先使用的。关于潜艇，一位曾经参加过内战的人讲过一则生动的故事。即138年以前，24岁的内撒尼尔·范宁曾与约翰·保罗·琼斯一起同英国皇家海军的“塞拉皮斯”号作战。作为“博霍姆·理查德”号战斗桅楼上的舰长，海军学院的学员范宁领导了肃清并俘虏甲板上英军的战斗。后来。琼斯在建议提升范宁时说：“他是取得胜利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19l7年11月17日，美舰“范宁”号既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又威名远扬。那天“天色暗淡无光，就像爱尔兰南部海岸常见的许多冬日一样”，它成了美国第一艘击沉德国潜艇并俘获其官兵的军舰。
“范宁”号舰龄已达8年，舰身长而且低，速度快。排水量为742吨，全长294英尺，吃水只有8英尺4寸。以石油为燃料的涡轮机使它的最高时速达到30海里。它装备有深水炸弹、5门3英寸的火炮和6具18英寸的鱼雷发射管。89名官兵中有一名下级军官，名叫罗伯特·卡尼。“只是为了提高兴趣，以使此次航行不致成为例行的旅行，”他写道，“那天早晨，全舰官兵第一次进行了新的训练：担任俘虏警卫的人员列队接受训练”。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将很快从这种训练中得益。
上午晚些时候，“范宁”号和5艘护卫舰驶出科克港，成扇形展开，对入口处进行检查，并召集运输船团。整个船团用了几个小时才汇集在一起，通过可能的布雷区，然后编成队形。直到下午3点30分，整个编队工作仍在进行，而“范宁”号却在不应有油渍的水面上发现了油渍。经过短时间的检查，没有发现异常的迹象。当它们驶回船团时，“指导未经训练的商船编成军事队形这一无聊的工作突然变成了一次冒险”。考克韦恩·卢米斯，一位“长着一双异乎寻常眼睛”的人，发现了潜望镜。“值班军官没有看见——从来没有看见——但他掌握了很好的情报”，并立即采取了行动。“范宁”号迅速驶至预定海域，投放了一枚深水炸弹。当深水炸弹爆炸时，其他驱逐舰也立即赶来。“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但没有结果。只是兴奋一阵而已，或许只是一条海豚或者漂浮的圆木；或许是因为过度紧张而造成的幻象；或许只是设法消除无聊而已。然而，令人无法置信的情况发生了”。
U58潜艇斜着浮出了水面。当它露出水面、开始沉没时，甲板上迅速挤满了投降的水兵。当“范宁”号靠拢收容俘虏时，美国人和德国人以“胜利者的好奇心和失败者的目瞪口呆的心情”互相盯着对方。这一经历没有使卡尼年轻的心灵受到创伤。许多年以后，在经历并参加了另一场世界大战后，他成了海军参谋长。
在没有先例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统计数字(数百万吨船只沉没，数百万人在陆战和海战中死亡)中，有一种统计经常被人遗忘，但它又代表着一种当时是突出的、而现在仍然是非凡的技术成就。这就是美国海军在整个北海敷设的大面积水雷障碍。
潜艇从德国驶出后，只有通过两条航线才能进入大西洋。一条是英吉利海峡，它不仅就在附近而且航程短，但航道狭窄而且危险；另一条距离远，要通过北海并经过苏格兰。英国的主力舰队不仅将德国的水面舰艇只困在港内，还进行反潜巡逻，但不能形成一道抗击水下敌人的完全有效的障碍。英国海军部曾经考虑在苏格兰至挪威的230英里的北海敷设水雷，但被认为是超出能力而未采纳。美国军械局的拉尔夫·厄尔海军上将一听到这种情况，就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并劝说丹尼尔斯部长：美国海军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由于英国海军部仍持怀疑态度，美国海军建议独自承担整个敷雷工作。英国海军部于1917年11月2日接受了这一建议。对英国来说，接受这一建议，损失极小，得益匪浅。
厄尔海军上将和他的同事们之所以充满信心，其主要原因是新近发明了一种触线水雷，它取代了英国仅有的触发水雷。触线水雷通过一条70英尺长的铜丝与一漂浮物相连。经过的船只只要触及铜丝的任何部分，都会引起水雷爆炸，因为一触及铜丝，就会形成一股电流，引爆水雷。触线水雷由于无需直接命中船只，其爆炸波及范围就要大得多，英国海军部曾经估计需要40万枚触发水雷，才能在北海组成一道有效的屏障；而美国海军部估计，使用触线水雷，只需10万枚就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美国海军并没有做好敷设触线水雷的准备。除有一些样品外，整个工作都必须从头开始，包括制定基本的计划，制造水雷，把水雷运到苏格兰的东海岸，以及迅速、可靠、有次序地敷设在海上。但是，他们没有被这项规模巨大的、自己加给自己的任务所吓住，而是饶有兴趣地不停工作，而且取得了成功。
触线水雷的部件分别包给了500家合同商。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以每月1000个的速度制造每个含有300磅TNT炸药的药柱。由海军后备队员驾驶的20多条“大湖”级轮船则把它们运到英国的西海岸。从西海岸，又经过喀里多尼亚运河(夜间，整条运河由美国海军遍燃灯光，这是因为美国海军有一条由岸至岸的输油管与运河平行)运到因弗内斯和因弗戈登。在那里，再组装成完整的水雷。组装的速度为每天2000枚。
英国人受到鼓舞，也尽可能地给予帮助。他们准备了基地，并且当实际的敷雷工作于1918年3月开始时，敷设了许多他们自己的水雷。但是，他们的贡献当然是有限的，大部分任务还是由美国来完成。美国海军组织了一支由10艘专门改装的轮船组成的舰队，在雷金纳德·R·贝尔纳普海军上校指挥下，在挪威领海敷设水雷。水雷分别漂浮在自水面至60浔处的不同深度的海水中。至9月20日，在整个北海已经构成了一道屏障。此后，敷雷工作仍继续进行，以便增大纵深。最后，组成了一道纵深达到35英里的由北至南的水雷障碍带，总共使用了13546枚英国水雷，56571枚美国水雷，平均每平方英里有12枚水雷，漂浮于不同深度。这对任何潜艇，都是一种恶梦似的立体式防御。至少有6艘潜艇因在昏暗的水下盲目地行驶而触雷沉没，还有更多的潜艇受伤。对潜艇艇员造成的心理影响至少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尽管有些英国军官认为整个工作是浪费资源，构筑一道水雷障碍这一平淡(虽然并不简单)的事实，却仍然是战争中的一件奇迹。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同样也是战争中的一个奇迹。美国在内战期间曾经使用过观察气球，但直到新近，重于空气的飞行在过去只是一种怪诞的想法。
“飞行器是成功的。本政府看来值得作一次尝试，以期证明它在爆发战争时能否大规模地发挥作用。”这段话是助理海军部长西奥多·罗斯福1898年3月28日在呈送给海军部长朗的一份报告中写的。由史密森学会的塞缪尔·兰利设计的“这个飞行器”是一架飞机。一个月后，即杜威在马尼拉湾进行海战前两天，陆海军联合委员会决定这类飞行器可以用于进行3项主要的战争任务：搜索与侦察、通讯和轰炸以及“作为进攻的工具，能从很高的高度将高爆炸药投到兵营或碉堡中”。
然而，在发表这份极有远见的报告后，部分由于对西班牙作战的需要，海军对它失掉了兴趣。陆军给了兰利教授5万美金，以发展这项工程。海军没有给钱，但借给他一条锚链。
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海军仍然没有航空兵，而民用航空和陆军航空的试验和经验却在不断增加。到1910年11月14日，一名民用飞行员尤金·伊利首次从巡洋舰“伯明翰”号上起飞，进行了由舰至岸的飞行试验。两个月后，又进行了岸-舰-岸的飞行试验，即在巡洋舰“宾夕法尼亚”号上着陆，再飞返岸上。有些更为聪明的人看到了它的可能用途。布雷德利·A·菲斯克建议，为了保卫菲律宾群岛，应当在岛上建立一些各有100架轰炸机的海军航空站。“为什么要以这种莽撞的计划来浪费总委员会的时间呢？”一位海军上将问道，接着就拒绝了他的建议。
尽管如此，到1916年，一位住在英国的29岁美国青年约翰·兰辛·卡伦信心十足地写道：“我对英国航空队的看法是，管理确实很糟，制度很乱。在参观过的有些海军航空站中，我发现担任负责职务的皇家飞行队的机长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飞行器上安装一个汽化器。难怪他们什么事也干不了。”
充满了战斗精力和愿望的卡伦对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都提出了批评。美国运输船团的管理人员“在保障人员安全方面……确实不起作用。他们老向公众说大话”。英国人“的水上飞机，什么事也不干……远非人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情况”。海军的将军们缺乏勇气，甚至红十字会都是“一堆敷衍塞责的人………我能说的所有话是，上帝保佑伤员”。至于对对立的一方，卡伦在1917年年中评论说：“德国人在英伦海峡的上空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而他和他的同事所得到的只是“一堆舢板”，“没有更好的作战手段”，这是“一种可怕的犯罪行为”，是“绝对可悲可叹的”。
卡伦看到的许多情况，按他的观点看是可怕的犯罪行为。他的看法常常是正确的。他那尖酸刻薄的讽刺并没有给他的生涯带来伤害(他最后以将军的身份告别了军旅生活)。无论如何，这种讽刺挖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年轻、热情的飞行员中间，是具有代表性的。飞行员，尤其是海军飞行员仍然认为他们是超乎常人的种族，是精英。潜艇员也持同样的看法，但潜艇工作基本上是遮遮掩掩和秘而不宣的，因此从未在公众中树立同样深得人心的、富有魅力的形象。飞行员的形象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地树立起来；因为飞机是如此之少，飞行员是如此明显地勇敢，以至任何制服上缀有机翼标识的人走在街上，都会被热情的行人认出，围住，使其无法走动。此外，这种形象也是由于飞行员们处于真正危险的特殊环境，而不是由于宣传所造成的。但在战争爆发前，美国官方对空中力量，特别是对海军空中力量的支持，至少和英国一样都是有限的。
在德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在1909年，那里的政府就拨出相当于现在4万英镑的钱款用于军事航空。在同一年，英国政府在拨出2500英镑用于航空试验之后，取消了对进一步项目的全部拨款。在1910年，欧洲共有26艘军用飞船：其中有14艘是德国人的，1艘是英国的。尽管第一次重于空气的飞行于1903年，第一次横渡海峡的飞行于1909年才进行。到1912年，德国的观点是清楚的：“我们必须以更大精力发展用于海军的航空力量。”尤有甚者，这种对海军飞行员的支持甚至不是来自海军的将军，而是来自陆军的将军——弗里德希·冯·伯恩哈迪。他在《德国与下一次战争》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航空队如能取得对英国人的明显优势，这在战争的进程中，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抵消两国海军实力上的差距。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更有可能取得优势，因为我们的假想敌尚未开始努力。
正是由于协约国这种目光短浅的忽视(在飞行员看来，忽视了一种具有明显潜在力量的武器)，才使得飞行员们感到愤怒。“如果由我指导战争，”年轻的飞行员约翰·格里德尔于1918年8月20日写道，“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代价取得制空权。它现在的地位相当于几个世纪来拯救了英国的制海权。英国拥有庞大的舰队可以不经战斗就取得制海权。空军同样也能做到这一点。”
没有做好空战的准备使得协约国的某些飞行员滋长了一种创造历史的安慰感。他们的许多成就不仅对他们而且对其他任何人，都是崭新的。1917年4月23日，约翰·卡伦注意到，“两架飞机从平台上起飞，向大海飞行了50英里……巴利特和惠廷进行了这次飞行。巴利特在他的驾驶舱内携带了一名乘客。这是第一次取得这样的成就”。3个月后，他又在“美国海军航空站进行了第一次试验”，并且满意地认为，这“简直是一次历史性的成就”。
事实上，尽管从基本的安全角度来看，这样做是反常的，有时是过于匆忙的(有时，样机未经试验就投入战斗)，但美国和英国的空中力量在战争中却得到了迅速的扩充。在1917年9月，参加作战的潜艇达到了战时的最高峰，即139艘；在海上的日均潜艇最多时达到56艘。为了对付这些潜艇，皇家海军使用了2932艘巡逻舰只(潜艇、驱逐舰、拖船和伪装船)和244架飞机(50架飞船和194架飞机)。两者的比例为21:1。同样，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小型海军航空学校也进行了扩建(该校现在依然存在)。此外，还在迈阿密、旧金山、长岛和汉普顿罗德建立了航空学校；在费城建立了飞机工厂；在哈利法克斯，理查德·E·伯德(后来以探险家而闻名)中尉成了第一个美加联合海军航空站的第一任司令。
美国在欧洲的海军飞行员缓慢地获得了性能良好的飞机。起初，他们不得不借用或购买外国制造的飞机，包括法国已经废弃的一些飞机。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海军航空队已经有了大约25000人，其中16000多人在欧洲。在那里，除陆基或海基的其他空军部队的飞机外，他们在27个不同的基地上共有500多架“柯蒂兹”式浮筒式水上飞机，以及50个气球和3架飞艇。
但是，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冒险行动的是空前的紧张情绪。“我不知道我将首先遇到什么，”格里德尔于1918年8月19日写道，“是子弹呢还是神经紧张。”他在皇家航空队里担任飞行任务，但是，如同他的一位同事所说的，他的日记有可能是任何一位飞行员所写的。在日记中，他记载了训练的欢乐和恐怖：职业上的欢乐，如第一次看见索普威思普式飞机(犹如纯种马一样的漂亮和美观。飞机很小，只能容纳一个人和一挺机枪)，还有个人的欢乐(我们用餐时有香槟，每瓶2.10美元……这是真正的生活)；也有恐怖：“我们大家外出在柏油马路上拍照以便给后人留些纪念时，有人喊了起来并指着空中。两架‘阿维罗’式飞机在机场上空3000英尺处径直相撞。天啊！真可怕。……它们慢慢地翻滚下来，机翼纠缠在一起。两架飞机都已起火燃烧。弗雷德·斯蒂尔曼在一架飞机上，他虽然生还，但严重烧伤。另一架飞机上的杜格·埃利斯被烧成了灰。”
每一周，在这些不可靠的、易损坏的飞机里，平均有3名飞行员在训练中丧生。最经常的原因是飞机作螺旋飞行时失去控制，坠地毁坏，或者机翼在半空中掉落。当时没有降落伞。在一次特别可怕的事故中，有人看到飞行员从驾驶舱内掉了出来，笔直摔到了地上，而飞机则在其他地方坠毁。
只经过了6个月的训练，格里德尔就去了法国，上前线打仗。在以后的3个月中，他击落了3架德国飞机。他自己也经常濒临死亡的边缘。“我再也不会去打鸟了。我十分清楚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描绘了“真正的恐惧”：
这是一种一天天在你心中滋长的东西，蚕食你的肌体，损害你的头脑。……我24岁，看上去已经40岁，感到已经90岁。我已经丧失了对下一次巡逻的全部兴趣。……上一周，我在空中完全吓坏了，失掉了理智。我发现了10架汉斯式飞机。我和它们交战，击落了其中的一架。这时，我恢复了正常，回到家里后，两个月内第一次像孩子似的美美睡了一觉。这是多么美好的一觉啊！……我现在知道人们是如何对死亡付之一笑，是怎样去迎接它了。
他的许多朋友都阵亡了，人数超过了他所能相信的程度：
你和朋友一起吃饭、聊天、送他出去，看着他生气勃勃地上了飞机，而第二天，有人告诉你，他已经死了，简直令人要晕过去，没有办法相信。这种情况出现越频繁，越是令人难以置信。我已经失去了100多位朋友。他们对我说——我只看到死了七八个——但对我来说，他们并没有死。我想，他们只是在某个角落里。我仍然希望随时和他们见面。夜间我进入梦乡时，就梦见他们。有时我梦见有人死了，其实并没有死。于是，我不知道谁死了，谁没有死……斯普林斯一直在谈论炼狱、黄泉、极乐净土。我们肯定快接近那里了。
记述了关于1918年8月底的这种心情后，他还不知道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1918年11月11日上午1l时，美国海军工兵部队的海军上校斯图尔特·法勒·史密斯正在巴黎。他在那里听到了战争的最后炮声。这是为了宣布停火。“几乎是在一瞬间，所有的街道都燃起了彩烟……人们叫喊、欢唱，并用各种方法发出响声。车上挤满了人群，慢慢地开来开去。所有的人都在欢呼……”
他和他的朋友艰难地穿过人群，走进一家酒吧，“为‘克雷孟梭、赢得战争的人’、为福煦、为乔夫里、为整个法国干杯。我不想在英国人身上浪费很多时间，尽管他们创造了奇迹，应当受到称赞。我们一点也没有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想到并非一个协约国能够说‘是我们赢得了战争’，而任何一个协约国都能够说‘没有我们，战争将会输掉’，那是很愉快的”。
史密斯海军上校的判断几乎是尽善尽美的。认识到并且承认并非一个盟国独力赢得了战争，以及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盟国战争将会输掉，确实是令人愉快的。他的判断的唯一不足之处是他和他的朋友由于谦虚而“没有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或许他们感到，既然他们没有参加战斗，就不应受到赞扬。处于这种情况的人通常会这样想。后来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通常也会同意这种看法。赞扬应给予同敌人面对面战斗的人。然而，这往往是错误的，而在上述情况下，则肯定是错误的。北海的雷障是一个技术上的奇迹。尽管他们有过犹豫，反潜战和海军航空兵还是在海军科学上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对运输船团的保护起了重要的作用。
看来美国陆军和英国人常常是忘恩负义的。确实，他们经常是忘恩负义的，尽管运输船团体制的成功无论从个人还是从国家的角度看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这种忘恩负义是很自然的。骄傲的英国人感到难以接受其他人曾经前来拯救他们的观点。美国陆军和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一样，在任何时候都宁愿在陆地上行动，而不是在不可理解的海上。
但是，陆上的战士总是忘记，任何一支武装舰队的首要和最终目的都是在海上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人们提供保护。而这就是美国海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事情。它们可能没有参加大规模的水面战斗，但美国舰队的舰艇和人员却是继承自己传统的真正维护者，而且还把这种传统传了下去。史密斯和他的朋友应当为他们自己和为美国海军干杯。而且既然他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应该为他们干杯。
约翰·麦克沃克·格里德尔永远不会看到庆祝的场面了。一年多以前，当他的运输船团离开哈利法克斯前往英国时，他曾经写道：“我不想成为一名英雄，英雄们往往从头到脚也是普通人。但我决心要死得漂亮。谢天谢地，我有机会可以像每一个勇敢的人希望的那样去死——战斗至死——为我们的国家而战斗。”在停火前不久，他真的死在了疆场。在巴黎以北120英里处，在他们战线后面20英里，德国人把他的尸体埋在了阿尔芒蒂耶尔附近霍普林斯的公墓里。
约翰·兰辛·卡伦没有提到停火。1918年11月8日，他正在罗马用餐。有一天，他将会想起，当“结束战争的战争”结束时，和他一起就餐的竟是日本海相的海军副官和助理，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但是，此前很久，当他终于在1919年2月28日回到美国时——和约尚未正式签署，大战仍然记忆犹新——他又不自觉地以讽刺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轻松心境：“在欧洲呆了20个月稍多一些的时间，经历了一次美妙的航行。战争是多么伟大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