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军舰和汽车·第五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当罗斯福总统于1909年离任时，他介入美国海军事务并且发挥直接影响已经有整整11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海军的理论和要求经历了一场革命。艾尔弗雷德·马汉的基本原则(战斗舰只应当组成紧密结合的舰队进行战斗，而不是分散采取警察行动或者像游击队似地活动)已经在美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和日本对俄国的战争中证明是有效的。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以大西洋海岸为基地的美国作战舰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部队。然而，它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也给它带来了潜在的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美国在领土方面的利益已经从美国的大陆边缘扩大到包括东面的波多黎各和西面的菲律宾。这两个岛屿按直线距离计算，相隔1万多英里；绕道合恩角的海上距离则增加1倍以上。
在西海岸，于1907年建立的太平洋舰队拥有8艘装甲巡洋舰和8艘辅助巡洋舰(这些舰只航速快，能够逃脱敌人战列舰的攻击，但火力弱，交战中很难有取胜的任何希望)；在1907年建立的所谓亚洲舰队只有3艘巡洋舰和少数几艘驱逐舰和巡逻炮艇。1910年，经过对日本的仔细观察，当时驻菲律宾的总司令威廉·P·杜瓦尔少将写道：“只要在这些海域没有战列舰舰队，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希望。”然而，尽管它很强大，一支战斗舰队不可能立即出现在两个地方；此外，从新的美利坚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问题的关键是两地有可能同时需要舰队。
海军制定计划的人员不能不顾及日本舰队的存在。由于它靠近菲律宾，即使日美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也必须把它视为潜在的威胁。实际上，双方的关系仍然并不亲密。由于大不列颠和德国正在加快海上竞争的速度，海军制定计划的人员也不能忽视大西洋彼岸的威胁。此外，德国还从两个方面构成了威胁，即除了对加勒比地区有所图谋外，它还获得了太平洋上的加罗林和马里亚纳群岛。而这两个群岛是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屏障。从西班牙帝国的坟墓里，诞生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新的帝国。如果由德皇威廉选择，看来他会像袭击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利坚帝国一样毫不犹豫地袭击太平洋上的美利坚帝国。如果他选择在加勒比海地区动手，甚至英日联盟也不可能保证日本不会乘机猛攻菲律宾。
罗斯福总统在任期内的最后一天，向他的继任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提出了一个明智的马汉式的忠告：“在任何情况下，在巴拿马运河建成前，都不能将战列舰舰队分割部署于大西洋和太平洋。”在莱塞普的努力失败和美国支持的革命在巴拿马取得成功之后，美国于1904年开始在巴拿马地峡修建一条运河。在古巴，美国的医生已经根除了黄热病。在巴拿马，黄热病最初也曾流行并引起过恐慌，但运用了美国的经验后，到1905年，这种疾病和疟疾一起已经根绝。由于法国人已经开挖了大量土方，并且犯过大多数可能出现的错误，修建运河的工程于1907年全速进行。然而，运河在1914年前不可能竣工。因此，罗斯福先生高兴地倾听了塔夫脱总统的就职演说，因为内容包含着这样的判断：“我们海军的力量在于将全部的战斗器材集中于一个地点。如果需要在东方，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派去。”但是，使罗斯福惊愕的是，新总统立即确定了对远东的政策，这些政策看来有可能会导致美国派去军舰。
自1902年英日签订同盟条约以来，罗斯福一直在欧洲与东方之间采取一种巧妙的平衡行动。尽管他从未参加英日同盟，却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当日本在世界的一端取得了对俄战争的胜利以及德国在世界的另一端扩充海军的力量后，他发现必须越来越依靠英国，使之成为抗衡德国的盾牌；同时，由美国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对付英国的盟国日本。1908年鲁特-高平协定稳定了太平洋领土的现状，并保证日本将在中国执行门户开放的政策。然而，它也使美国暗中支持日本在满洲的冒险行动。这种做法虽然远非理想，罗斯福却认为这是当时情况下的最好办法。在他看来，这种方法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其他大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了门户开放的原则，虽然它们在这项原则付诸实施时多少会起阻碍的作用；其次，美国在该地区拥有真正的海军力量之前，仅仅通过外交活动是不太可能改善态势的。无论如何，原则支持总比公开对抗要好。
然而，塔夫脱在军舰没有多于过去的情况下，却着手使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现实。最明显的一个做法是使俄国和日本在满州拥有的铁路中立化；另一个做法是成立国际银行财团。这些做法和其他一些计划严重地损害了俄国和日本的利益，侵犯了它们的势力范围。在罗斯福看来，没有实力作依靠，显然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永远不要拔枪，”他警告塔夫脱说，“除非你准备射击。”对此，塔夫脱回答说，他只是做道义上正确的事情，以便尽力促进国家的利益。塔夫脱的企图不仅没有收到效果，反而适得其反。除德国外，没有一个大国愿意给予支持，而日本和俄国的反应是更精确地划定它们之间相互重叠的利益范围。因而，这两个国家便使得对方能够比过去更加忙碌地对东南亚进行开发。但塔夫脱从不认为他应当被搁置于一旁。他和罗斯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美国思想。罗斯福是现实主义者，宁愿对其他人的错误做法不闻不问，以换取自己家园的安全；而塔夫脱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也不愿意进行妥协。
塔夫脱在其任内(1909-1913年)经常考虑海军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是关于远东的，但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他对门户开放政策采取了不现实做法，这没有促进、反而妨碍了美国的利益，其他诸如此类的不适当的高尚举止也表明，没有实力作为后盾，道义上的劝告是毫无用处的。从1909年开始，贝思莱汉姆钢铁公司决意向中国出售军舰和舰炮。该公司辩称，这项交易如果获得成功，就等于缔结非正式的联盟；它还得到政府的保证：将派美国军官指挥并训练一支新的舰队。之所以称为新的舰队，是因为中国自1894年败于日本后就已不再拥有具有国际影响的海军。美国驻中国公使威廉·J·卡尔霍恩对此持悲观的看法，认为载惇亲王(负责采购中国海军装备)不仅腐化，而且易受欺骗。
我们造船厂的工人也许能够向他展示令人一饱眼福的展品，并且用大量的烟火使之闪闪发光。这样就能使他对我们高超的造舰技术留下深刻的印象。……维克尔和马西姆工厂的工人曾在放焰火时，突然显示他身着闪闪发亮将军服的肖像，从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卡尔霍恩接着说，诱使这位亲王耗尽他的国家拥有的很少的一点钱，将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罪人。这些钱如能用于实行内部改革，就会收到好得多的效果。尽管如此，在1911年10月21日，两国签署了合同，中国将用1500万美元购买美国的海军器材装备。但是，就在10天以前，扬子江上游500英里处的汉口开始发生暴乱，并由此发生了中国革命。
12月，孙逸仙在南京建立了革命政府。1912年2月12日，中国满洲王朝的最后一个幼帝逊位。在其间的几周里，其他国家想起了1901年义和团屠杀外国人的情景，并且做好了共同保护它们在中国的侨民的准备。塔夫脱总统大声疾呼，要求支持“一致行动”的思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趁此机会在这个睡梦中的中央王国扩大势力范围。然而，使所有有关的外国人惊奇的是，那里没有出现互相保护的需要。在中国人眼里，革命纯粹是内部事务，没有任何排外的成分；而且王朝的力量和革命力量在对待外国人时都小心谨慎。此外，对王朝的不满情绪是如此的广泛，甚至在中国人中间都很少流血。一旦其他国家了解到这种情况后，塔夫脱突然发现他已经被撇在一边，仍在要求“一致行动”，而俄国却宣称在蒙古、土耳其斯坦和满洲南部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宣称在内蒙拥有特殊利益，英国也起而仿效，称它在西藏拥有特殊利益。
到1912年年中，塔夫脱这位自封的道义领袖已经降低了要求，他只是可悲地建议，新生的中华民国应当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其他的西方国家可能同意塔夫脱在道义上是正确的，但他们在良心上却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因为它们发现，一旦走进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大门，美国人将会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努力去把门户关上。
就在中国革命爆发前，塔夫脱政府获悉，中国海军将获得美国建造的船身，英国制造的火炮；美国的军官将只指挥一个支队，其余的支队则由其他外国军官指挥。由于美国曾经希望向中国海军提供所需的全部军舰、火炮以及军官，因此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没有收到效果。在列强对东方的政治中，塔夫脱已经成为一名除夕之夜在酒吧中演奏平庸圣乐的领唱者，既不能更换歌手，又不能使自己与他们合拍(打个比方说，他的一位朋友把一个很容易看到的长颈瓶——未来的全部美式装备的中国舰队——悄悄塞进他的臀部口袋，那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其他国家则对这种明显的双重标准嗤之以鼻，并且拒绝承认中华民国，称它尚未达到必要的条件。他们的真正意思是，他们尚未实现对各个外围地区的统治，因此，他们继续自行其事，把可怜的塔夫脱留在房后，弹奏他那无人聆听的手鼓舞曲。
在塔夫脱执政期间，美国对菲律宾的防御一直遭到不合理的忽视。没有一个在位的人认识到总统远东政策中所隐藏的后果。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武装部队对建立菲律宾防御工事的最佳位置争论不休。但这只是在海军强大外表掩盖下的一个令人惊奇的软弱迹象而已。在许多方面，现有的舰队(很大程度上是由罗斯福力主接受马汉的理论所创建的)就像一家在黑暗中建立、然后强行促长的工厂：苍白的、虚弱的和单薄的躯干支撑着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过大的脑袋。舰队已经完全失掉了平衡。
在1889年，斯蒂芬·卢斯曾经宣称，“美国没有战列舰，因此就没有海军”；但是，20年以后，海军战列舰的数量已经过多(与其他的舰种相比)，因此，比没有也好不了多少。1900年，海军设立了由杜威海军上将领导的总委员会，它取代了过去的专员委员会，行使参谋部的某些职责。1911年，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舰队处于不平衡状态的令人担忧的明确声明：海军共有173艘在役的军舰，其中有33艘是战列舰，但没有战斗巡洋舰，没有弹药船；有50艘驱逐舰，但只有1艘驱逐舰供应船；有10余艘装甲巡洋舰、17艘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但只有3艘侦察巡洋舰；有38艘潜艇，但只有2艘潜艇供应舰。此外，为整个舰队服务的只有1艘医院船和1艘修理船。为了满足现有的战列舰部队的需要，总委员会称，在不进一步增加战列舰的情况下，整个舰队应拥有346艘军舰，正好比现有的数量增加一倍，但舰种间的比例却应作很大的调整。
在技术上也有严重的缺陷。影响到大部分军舰的一个因素是通风不良。也就是说，在天气炎热时，舰上人员夜间无法在甲板以下的舱位睡觉，在引擎间里也只能工作很短一段时间，否则就要精疲力尽。另一个经常出现的缺陷是装甲的位置不当。当一艘军舰全速行驶时，舰身的装甲部分很低，只有1-2英尺露出水面，从而降低了对敌舰火炮的防护能力。设计上一些最糟糕的失误实际上危及了舰上官兵的生命。
许多军舰干舷的面积太小。这意味着在大浪中炮塔会遭水淹，无法操纵，致使无法作战。美舰“基尔沙奇”号在一个只有6英寸厚的装甲防护的舱隔里安装了不少于14门火炮。每门火炮之间只有2英寸厚的木质间隔。敌人一发炮弹打中恰当的位置，就能立即摧毁全部火炮。有些军舰炮塔(尤其是“基尔沙奇”级的军舰)的炮门面积达到9平方英尺以上，敌人的炮弹完全可以穿过炮门。即使不是敌人的炮弹穿过炮门，在发射后打开炮栓重新装填时，炮管里也会喷出炽热的气流，从而引起火焰。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敌人的炮弹或是气流引起火焰——其产生的爆炸都可能直接通过弹药升降口传至弹药储存舱。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在美舰“密苏里”号上的一次火焰后喷事故中，第二号炮塔上的8名士兵和储存舱内的12名士兵全部死亡。
除舰队发展不均衡和技术上有薄弱环节外，另一个弱点是，美国海军在东海岸有9个造船厂，超过了需要；而在西海岸只有2个造船厂，大大低于需要。而11个造船厂拥有的干船坞总数却少于英国的最大造船厂。然而，由于国内政治上的压力，除明显无用者外，通常是无法关闭或搬迁任何造船厂的。
塔夫脱总统的海军部长乔治·冯·伦吉尔克·迈耶竭力想纠正某些最糟糕的缺陷，并且解决海军组织机构中越来越多的问题。许多指责都是针对它的办事机构和人员的，如：办事机构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它应完成的任务；人员总是年龄太大、保守、并且过于谨慎。罗斯福曾经力图把总委员会建成一个能协调目前并不和谐的体制中的各方面工作的真正参谋部。迈耶部长再次作了努力，在每个局里任命了直接向他汇报的官员。但是，建立称职的参谋部一事却因国会担心文职人员将会失掉对军队的控制而仍然止步不前。
1908年1月，《麦克卢尔》杂志发表了陆战队文职艺术家亨利·鲁特达尔撰写的极尽挖苦的批评性文章。他依据心怀不满的军官们提供的情况，列举了海军的一些不足之处：没有测距仪、没有战斗信号、没有参谋部、没有在战斗中使用罗盘航行的仪器、没有在浓雾中指挥舰队的器材。尤其是，鲁特达尔称，所有这些薄弱环节的根源，在于美国“刚开始有一项明确的海军政策”。
不管迈耶多么努力，也不管塔夫脱的意图多么良好，当他们两人卸任时，国家的海军政策仍然没有明确，有的仅是根据既得利益决定的一些随机应变的阶段性政策。
正好在8年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写下了他的名言(经常被错误引用)：“忘记过去的人应受到谴责。”不可能期望政治家懂得很多哲学原理，但在1913年，看来有些美国政治家丝毫不了解他们国家的过去。早在1827年，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罗伯特·海恩就曾指出，“海军是这个国家最保险、而且也是费用最低的防御手段”，应当根据“某种正常的计划加以建立”。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13年2月，就在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前几周，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表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健忘症。
“出于保卫我们国家使之免遭地球上任何国家攻击之目的，”他们说，“我们完全相信，我们的海军有充足的力量和精良的装备。如果为了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就不需要任何海军。”
但是难道这种论点过去没有听到过吗？听来好像他们已经决定要重复伍德伯里部长在1832年报告中的论点。伍德伯里曾经断言，“我们的攻防手段……很可能会不断地证明我们能在任何敌对行动中得到荣誉”。
这里有一个变化，一个好的变化，即1913年的报告隐约地放弃了单方面的侵略行动。但它也表明了美国存在着一种天真的、令人不安的自满感，因为美国现在又一次从海军国家的排名上掉了下来。在本世纪开始时，美国海军曾是世界上第六支最大的海军，在英国、法国、俄国、德国和意大利之后。日本于1905年击败俄国后，美国上升到了第五位。在1907年，不少于13艘装甲巡洋舰和战列舰竣工并移交给美国舰队，使其排名突然上升到第二，略强于法国和德国的海军，但仍只有皇家海军实力的1/3。1908年又移交了6艘主力军舰，结果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新的排名。1912年，德国的一位将军弗雷德奇·冯·伯恩哈迪声称：“目前的美国海军已比德国强大，今后将继续保持这种领先地位。”
他错了。在那一年，德国生气勃勃的造舰计划压倒了美国。“我相信，”艾尔弗雷德·马汉于1913年写信给一个和平协会的成员卡特·H·费茨-休斯说，“在目前和今后许多年里，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战备工作是现有和平的最可靠保证。”他也错了。或许令人惊奇的是，海军事务委员会关于美国海军已经足够强大的评论大体上是正确的。理由有四。
首先，英日1902年联盟已经重新签署，并且作了对美国有利的修改。原先，英国和日本曾经允诺在同两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战争中，将互相给予支持。经过修改的条约明确地把美国排除在英、日潜在敌人的名单之外。这样，如果日本和美国发生战争，英国就无需一定要站在日本一边。由于日本没有英国的帮助不可能与美国作战，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太平洋现在是一个稳定的大洋。
其次，以及与此同时，随着太平洋的稳定，美国在大西洋也实现了稳定，因为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已经建成为美国的海军基地，为接近完工的巴拿马运河的东入口处提供了保护。
第三，美国海军可能面临的唯一严重威胁是来自英国和德国的优势海军力量。但它们间的互相竞争已经使其无暇他顾。最后，近代蒸汽海军虽然机动性较好，但已经失掉了风帆时代的一个长处，即现代海军不仅要依赖粮食的供应，而且还要依靠油料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任何一支海军若未首先占领海外的基地，就不可能进攻美国，而美国的舰队却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简言之，在1913年，美国从战略角度看，是不易遭到攻击的。
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对于新上任的总统和他的海军部长来说，这种情况是值得羡慕的。汤姆斯·伍德罗·威尔逊，时年55岁，是长老会牧师的孩子，继承了一种强烈的道义的和传教士式的生活态度。他非常聪慧，受过律师的训练，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法律后任该大学校长，后任新泽西州州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比总统小6岁，曾经当过报纸编辑，后来成为威尔逊竞选总统的公共关系负责人。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完全是出于对他成功活动的奖赏。他对海军知之甚少，但和总统一样，都有推行教育的热情。从海军的观点看，他不是担任文职领导人最好的人选，在1913年这样的年头，尤其如此。人们不需有特殊的洞察力即可看出，欧洲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而且美国肯定将受到波及。然而，要预言丹尼尔斯将采取什么行动，却困难得多。在1913年整个夏天和秋天，美国海军军官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决定。
1913年12月终于来临。随之而来的是部长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个报告。他的造舰建议是适中的，没有令人兴奋之处，即建造2艘战列舰、8艘驱逐舰和3艘潜艇。令人更为惊奇的是他的海军岸上设施的计划：已经关闭的造船厂将重新开工，并全部加以扩建；将建立政府拥有的舰炮厂、装甲厂、火药厂以及煤矿、炼油厂。但是，他在对海军总体情况的叙述中，却陷入了很不现实的境地。在英国，温斯顿·丘吉尔最近曾经建议国际上停止造舰一年。丹尼尔斯轻松地置欧洲的现实情况于不顾，接过了这一想法并加以发挥。“争取达成一项各国海军都保持足够而不是过大规模的协议，”他说，“应当是不困难的。”而且他还建议召开国际限制军备会议。威尔逊总统完全同意这一思想；其他人则嗤之以鼻，而且以异样的目光看待丹尼尔斯视若珍宝的建议：海军将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所有的人员都要学习英语、算术和宗教。
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阿奇杜克·弗朗茨·费迪南在奥地利-匈牙利的萨拉热窝遭到暗杀，欧洲的联盟组织处于和平的最后边缘。两天后，威尔逊总统签署1913年海军法，从而完成了立法程序。当日午夜，丹尼尔斯部长的99号一般指令生效。一段时间以来，曾经禁止士兵饮酒，但军官的伙食中继续有酒供应。丹尼尔斯不喜欢这种对军官的破格行动，下令从7月1日开始，美国海军将全部禁酒。库存酒不得不设法处理。那天晚上，舰队里举行了几场盛大的聚会。
到1914年8月第一周结束时，整个欧洲都陷入了战争。威尔逊总统宣布了美国的官方立场：严守中立。“美国必须在事实上和名义上保持中立”，8月19日他对参议院说，不卷入“旧世界”的联盟——因为“新世界”是由如此众多的不同种族组成的，以致卷入欧洲的事务就会使美国分裂。因为，非英语语种以外的最大一个种族是德国的后裔。不管政见如何，感情方面的纠葛必然会把人们区分为亲德、亲协约国和主张中立的三个部分。就在两年以前，马汉海军上将曾经私下说过：“德国扩张的立场会博得很多的同情。这也就是说，它的野心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扬的。”虽然战争已经开始，许多美国人还是坚持他们的这种观点。
为保持他的中立立场，总统希望美国的军备计划完全保持不变。但同样主张中立的其他人却持强烈的不同意见。1914年11月，一些人提出了“以简单的方法实现世界和平”，且呼声日高，他们认为只需要为此做两件事：“铲除：皇帝、寡头政治、种族歧视、不公平竞争、土地掠夺、不公正和罪恶。建立：民治、令人满意的世界法庭、正义、仁慈和改造人类本性。”在完成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临时的解决方法：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
这些就是美国“海军联盟”明确无误的基调。“海军联盟”是在1902-1903年冬季成立的，效法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的类似团体。2100多年以前，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曾经有过类似的组织。但这些古老的联盟的实际工作是建造舰船和训练水兵，现代的联盟则把自己看作是教育者，应当告诉公民“海军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以及对他们应当意味着什么”。西奥多·罗斯福给了“美国海军联盟”以明确的鼓励，而普通的美国人却对它惊人地缺乏兴趣。到1913年年底，它只有7000名成员，年收入不到15000美元。在同一时间，“德国海军联盟”的成员却超过100万，年收入达到25万美元。
“美国海军联盟”从成立一开始就发出警告：美国和德国迟早将会发生冲突；既然这种警告看来接近于成为现实，联盟便大张旗鼓地承担起自己加给自己的使全国处于戒备状态的任务。会员们从总统的著述中获得了勇气。在1908年，威尔逊曾经发表过五卷本的《美国人民史》。在该书中，他否定了100年前杰斐逊总统反对海军实行禁运的政策，称：1812年的战争“是由和平的计划带来的武器的战争”。在向国会提出的第二份年度报告中，威尔逊声称：“我们一直认为一支强大的海军是我们恰当的和天然的防御手段。……我们在未来应当像过去一样，使自己在海上保持强大。”这些言辞使“海军联盟”欢呼雀跃。
声明(部分是针对国会关于海军人员不足、力量薄弱和效率不高的批评而发)似乎作了很好的承诺，但丹尼尔斯紧接着断言“海军总是处于战备状态。……它生活在戒备状态之中”，显然，大规模扩建海军不是政府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杜威海军上将的领导下(杜威已经87岁，但对美国需要一支海上力量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总委员会建议舰队应增加63艘军舰，其中包括4艘战列舰和16艘驱逐舰，并且断定海军现在已经短缺将近2万人。丹尼尔斯拒绝接受这些建议，并且在删掉它对人员不足的估计前，禁止发表这份报告。他自己的报告建议只建造18艘军舰，包括2艘战列舰、6艘驱逐舰和7艘潜艇。除已经授权的17艘潜艇外，这几乎正好是最后一个造舰法规定的数量。然而，在这异乎寻常的大量的新造舰艇中，除1艘外，其余都是小型沿海舰艇——现代的约翰·亚当斯的“划艇”、杰斐逊的炮艇或内战时期的低舷铁甲舰。
“丹尼尔斯先生的罪恶不是在于他让一支有战斗力的海军的情况恶化了，”一位快嘴的批评家说，“而是在于他把我们毫无防御能力的情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振奋的公众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而且愿意支付费用时，他坐在那里不动，他的脸部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对我们说，我们有一支很好的海军；他发表有关海军情况的错误消息，对经验丰富的顾问们提出的改进建议漠然置之，推迟已经授权的舰艇的建造，把时间浪费在政府拥有的装甲厂和造舰厂的小事上，最后，他去国会不是为了鼓吹建立一支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海军，而是为了说服这个尊严的组织尽可能少做一些能满足公众要求的事情。”漫画讽刺丹尼尔斯是一位吝啬的、自满的、无知的和好管闲事的老太婆；画面上他头戴无边女帽、身穿紧身胸衣，手捧《火炮一瞥》和《如何区别舰艇和汽车》之类的书籍，旁边放着一只废字篓，里面丢满了题为“专家的建议”、“权威性的忠告”、“明智的批评”之类的文件。在1915年的整个夏天，美国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备战派之间一直激烈地争吵。在大洋彼岸，交战国采用了同样古老的海军战略：英国实施封锁，德国对商船进行报复性的袭击。双方都破坏了美国传统的海上自由航行和中立权的原则。双方都冒着至少引起美国不快，甚至遭到美国积极对抗的危险。由于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中立国，这或许是交战双方能冒的最严重的危险，但任何一方又不能不冒这种危险。
“我们将很快像德国人一样，与英国人作战”，威廉·S·本森海军上将对他的同事威廉·S·西姆斯海军中将说。西姆斯(西美战争时曾任驻巴黎海军武官，进行过一场有效的情报战)已经成了舰队中最能干的军官之一，而且是非常亲英的。本森却对英国人深恶痛绝。他在1915年时，作为海军最资深的军官，就任第一任海军参谋长。继1900年的总委员会和1909-1913年的辅助性组织后，海军终于有了一个类似参谋部的组织，能够向文职的部长提供专业性的协调一致的意见。丹尼尔斯不想要这种组织，力求削弱新的海军参谋长的权力。但是，不管丹尼尔斯或本森有什么样的偏见，威尔逊仍然是武装部队总司令。正是由于他在1915年2月10日向德国发出的信息，才使得美国几乎肯定不仅要参加战争，而且还将站在英国一边。
英国和德国破坏海上中立权的关键在于这关系到它们的生死存亡。英国人夺取中立国的物资，但在这一过程中不危及人员的生命并支付货物的费用。在美国保持中立的岁月里，德国潜艇杀死了大约200名美国人以及多得多的其他中立国的人员。而且在1915年2月初，当德皇威廉宣布对所有接近英国海岸的船只实行无限制的潜艇战后，威尔逊总统于同月10日作出反应。他警告说，德国将对危及或损失的生命和财产承担“完全的责任”。从那时起，可以认为，美国将不会退缩，而且可以肯定德国人不可能退缩。确切的日期无法预见，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