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支舰队，这样一天·第四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除非所有的迹象都带有欺骗性，”布兰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的一篇社论称，“美利坚共和国已经离开了它的老锚地，驶向海洋，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毫无疑问，”设于巴黎的“法国学会”的一位会员写道，“世界的重心正在西移。”
西尔维亚于7月3日遭到败绩后，对西班牙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7月16日，圣地亚哥投降，美国陆军从古巴未遇任何抵抗列队通过波多黎各。在红海，加马拉的军舰掉头回驶，以便保护西班牙海岸，使其免受桑普逊越过大西洋进行攻击的威胁(有关威胁的消息是由西姆斯海军上尉谨慎地散布出来的)，从而使马尼拉处于艰难的境地。
桑普逊并不需要去惹麻烦。1898年8月12日，签署了和约。在遥远的马尼拉，直到很久以后，都没有人知道和约的事情。但是，西班牙总督已经正确地得出结论，他不可能从西班牙得到帮助。于是，在8月13日，为保持他形式上的荣誉，在一场预先安排好的象征性战斗之后，他向新近提升的杜威海军少将举旗投降。
西尔维亚海军上将的勇敢和骑士般的行为在美国受到了普遍的钦佩。很大程度上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之外，他发现他在这里是一位英雄。“如果为西班牙服务的政治家和公职人员能与为西班牙服务的海军官兵一样，”一位评论员称，“西班牙仍然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美国海军中，桑普逊海军上将和施莱海军准将的光辉由于他们之间不光彩的争吵而显得有些暗淡。但是，国家简直不知道如何表示它对乔治·杜威的钦佩。他在离家投入战争时是一位海军准将，在1898年返国时，已不再仅仅是一位海军少将(许多人认为他早应是少将了)，而是一位海军上将了。这种荣誉以前只出现过两次。
尽管如此，他的成功给当时和以后都带来了困难。“如果老杜威能在粉碎西班牙舰队时就离开，”麦金利总统说，“他将会免掉多少麻烦啊。”当时，除1898年7月和8月与杜威在一起的11000名陆军官兵外，没有几个普通美国人对马尼拉，甚至对菲律宾的位置有清楚的了解。在经过马尼拉湾入口处的主岛时，如果士兵们被问到该如何书写该岛的名字，其中大多数人都会感到相当为难。甚至他们的将军阿瑟·麦克阿瑟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对科雷希多将会多么熟悉。
对西战争在国内得到广泛的支持，以至每一个生还的和死难的人都是英雄。至少对国内的人来说，他们都是英雄。在这些国家英雄中，有一个戴眼镜的、中等年龄和中等身材的人尤为突出。“这样一场小战”，是西奥多·罗斯福对这次战争的描绘。但是，这场战争塑造了他，在战争结束后的10年中，他获得了对美国及其以外地区的权力和统治地位。“我一生努力工作，从来没有特别走运，”他在1898年时说，“但是今年夏天，我是幸运的，而且对此非常愉快。”在这一年中，他曾担任助理海军部长、义勇骑兵的中校，以及纽约州州长——对于其他3个普通人来说，分别获得一项都是终生的光荣。他宣称，“即使我永远不再担任其他职务”，也毫不在意。
就这样，从20世纪的头一天起。世界上新的力量平衡得到了确认。在1900年1月1日，最后一任西班牙总督离开了古巴这个“永远忠实的岛屿”。这是西班牙发现新大陆以来它所保留着的唯一的加勒比海岛屿。最后一任总督逆转了哥伦布的航线，掉头返回西班牙。它标志着西班牙对加勒比地区直接统治的结束，西班牙的西印度帝国的帷幕的降落。在美国，这是一个总统选举年。麦金利再次当选。1901年3月4日，他宣誓就职；而他的副总统则是“即使我永远不再担任其他职务，也毫不在意”的西奥多·罗斯福。6个月后，枪弹夺去了麦金利的生命。当时只有42岁的罗斯福成了美国第26任和最年轻的总统。
因此，美国海军的新生是在悲惨的气氛中结束的，正如20年前它在加菲尔德总统被暗杀的气氛中开始新生一样。“以这种方式担任总统是可怕的，”罗斯福说：“但是，因此而恐惧，那要糟糕得多。任务就摆在这里，我必须尽我的能力去做。而这就是一切。”
几年以后，一位海军高级军官在分析西奥多·罗斯福担任总统时的成绩时写道，罗斯福“在履行作为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时，比除乔治·华盛顿以外的任何其他总统都更为谨慎”。此后，其他人曾经和他并驾齐驱或超过他——最主要的是他的远房堂弟罗斯福——但在当时，这一判断尽管对亚伯拉罕·林肯似乎稍欠公允，大体上还是正确的。作出这一判断的是布雷德利·A·菲斯克；而他和其他具有同样想法的军官，有一切理由对罗斯福表示感激。任何一支海军都有一部分思想保守的人，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还经常积极反对改变现有的体制。与他们相对抗的是，大多数海军中至少保持了一部分有远见的军官。而在19世纪结束和20世纪开始时，菲斯克就是美国海军中一位具有远见的军官。
作为驻巴黎的海军武官，曾在对西战争中指导过秘密情报活动的威廉·S·西姆斯是另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军官。当他们终于退休时，两人都已位至海军少将，而且对海军体制的改革负有最后的责任。可以有理由认为，这种改革导致了后来太平洋战争的胜利。当然，他们在海军中并不是孤军作战，但在罗斯福成为总统前，他们的工作干得都不很顺利。这倒不是罗斯福担任总统后，具有远见的军官的工作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事情永远不会是这样的。尽管如此，在总统任期内，罗斯福给了菲斯克、西姆斯和具有同样思想的人以一切可能的帮助。
布雷德利·A·菲斯克在任何舰队中都会取得显著的成就。在他遗留给海军的众多遗产中，可能最有价值和肯定最具生命力的是一项根本性的行政体制上的改革。这就是于1915年成立的海军参谋长办公厅。这是一项他非常适合担任的职务，但他从未染指过这项职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来将会看到)当时的海军部长认为作好战争准备的思想特别不合口味。菲斯克于1942年去世，去世时将近88岁。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在对西战争和菲律宾叛乱期间经历过海上的战斗；著述了5本图书；担任美国海军学会主席达到创纪录的12年之久；获得了60多项海军发明专利，包括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望远火炮瞄准具。他也是第一位在1911年乘飞机离开和回到军舰的海军将军。简言之，他决不是墨守成规的人。
威廉·索登·西姆斯虽然比菲斯克小4岁，而且在1901年仍然只是一名海军上尉，却是公认的美国激进的海军军官的发言人。这主要是由于尽管他的军衔低，但他知道如何表达他那丰富的改革想法，以致军衔远高于他的人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在所有激进的军官中，他也是最敢于和十分愿意直接给总统写信的人，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罗斯福执政刚刚一个月后便发生了这种情况。
当时西姆斯思考的问题是舰载火炮。对马尼拉湾之战的分析表明，卡彭特军医洋洋自得的情绪(只不过是整个舰队情绪的一个典型)是错误的。说西班牙人“射击时不能连续命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还认为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的舰炮仍然像美国革命和1812年战争时那样有效(甚至英国皇家海军都对它的精确性表示敬意)。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怕的。在马尼拉，几乎所有的西班牙舰只都泊在锚地，而且气候条件良好，杜威的舰长们可以选择他们射击的时间和地点，就好像他们是在练习打靶一样。美国的舰只总共发射了6000发炮弹，只命中了141发，只占发射总数的2.3%。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在每100发炮弹中，有97发多是虚发的，既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除发出响声和造成烟雾外，对战斗的结局不起任何作用。
美国在马尼拉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不是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很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西班牙对手的战斗力甚低。继续按此种方式战斗，其潜在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试想一下，如果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美国舰队与数量相等的敌人交战，敌人的命中率只要达到不到5%，它对美国舰队造成的损伤就比它自己受到的损伤多一倍。反过来说，它意味着，如果美国舰队遭遇一个命中率只有5%的敌人，为了有取胜的可能性，美国的舰队在数量上必须比敌人多一倍。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平均命中率为30%，因此，如果一艘皇家海军军舰遭遇12艘类似的美国军舰，它有可能会把它们全部击败。
当时，有些思想比较深邃的美国指挥官痛苦地看到，如果舰队遭遇的是比西班牙人能干的敌人，马尼拉湾的结局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对此，西姆斯有特别清楚的认识，因为他在远东执行任务时，曾经碰见一位具有类似的独特见解的英国海军军官珀西·斯科特海军上校。在英舰“恐怖”号上，斯科特向他充分表演了被称为“连续瞄准”的舰炮射击系统。我们在这里不谈技术细节，只需说一下，这种射击系统达到了80%的命中率。西姆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英舰“恐怖”号的火力相当于30多艘类似的美国军舰加在一起的火力，仅仅一艘“恐怖”号的火力就超过了大部分美国海军舰只火力的总和。
对于西姆斯，从好的方面讲，这不过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从最坏方面想，这种情况可能具有高度的危险性。确实，斯科特表演的成绩甚至在英国皇家海军中也是特殊的。因此皇家海军当局一看到这种成绩，就把他的方法推广用于整个舰队。而美国海军当局却并非如此。罗斯福就任总统前，西姆斯海军上尉已经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批评美国海军当局，要求它们采用这种新的体系，但他丝毫没有进展。罗斯福登上总统宝座，给了他一个可能以后不会再有的机会。因此，尽管这将会给他的生涯带来相当的危险，他还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任何指挥官来说，精确的单发射击都要比多次齐射出现100次脱靶有价值，重要的在于战果。因此，经过仔细思考，西姆斯冒险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改变了他的生涯和整个美国海军的状况。
他提供的情况罗斯福已有所觉察。西姆斯几乎立即被任命为亚洲支队射击演习的检查官。一年后，当他仍然是一名海军上尉时，罗斯福任命他为整个美国海军的射击演习检查官以及舰队情报官。舰队在不断地前进。
西奥多·罗斯福具有广泛的知识。无论是与银行家或拳击运动员谈论他们的职业，还是与任何人谈论海军问题，他都能同样的流畅自如。自从他的著作《1812年的海战》出版(当时他只有24岁)以来，海军事务就成了他的第二爱好。他有两句格言集中反映了他对美国舰队的看法。
“我对现在或者将来言行不一的现象，”他有一次说，“怀有巨大的恐惧。”美国不可能自称或假称它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发挥影响。在另一个场合，他又就此作了说明：“美国人民必须建立并保持强大的海军，否则就肯定要下决心接受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从属地位。”
这些就是他担任总统时的主调。他还把这些观点归纳成一句非常好记的总统名言：“言语温和，手执大棒。”但他环视任何一个地区，都看到有必要将棒子尽可能加大。因为除了国内有许多问题外，他继承的“使命”中有两个方面远离美国的海岸，即：履行门罗主义的任务；扩大对西战争的成果。
对西战争的成果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古巴成了美国的保护国；波多黎各是割让的领地；而菲律宾(在麦金利经过很多反省以后)则是离美国最远的殖民地(离旧金山7000英里)。比菲律宾近1500英里的是关岛。这是一个狭小、孤立的中间站。在关岛至旧金山的半途，还有夏威夷，在对西战争还在进行中就已割让给了美国。美国获得夏威夷，很得人心，而得到菲律宾则远非如此。一位民主党参议员预言，占领菲律宾将使美国“有必要建立一支与最强大国家(的海军)相等的海军；大大增加军事力量；拨出巨款修建工事和港口；增加与其他国家发生危险的复杂的关系的机会；以及增加税收的负担”。结果证明，特拉华州参议员乔治·格雷所作的每项预言都是正确的；但麦金利反驳了他的论点。麦金利相信，把这些岛屿归还给西班牙是懦夫行为和不体面的。把它们交给美国在东方的商业对手(法国、德国和英国)，是一笔不好的买卖。让它们自己管理自己则会带来无政府主义和苛政。因此，“留给我们的别无他途，只有全部接管过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的水准和文明，使之基督教化”。
不幸的是(除大多数信奉罗马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已经“基督教化”外)，岛上的许多人进行战斗是为了结束西班牙的统治并赢得独立。当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而且当他们发现只是由一个帝国主义主人换成另一个帝国主义主人时，他们的失望情绪非常强烈。而美国首次尝试在海外以帝国身份出现的过程中，美国人和菲律宾人之间犹如西班牙人和古巴人之间一样，发生了激烈的争斗。从1898年12月10日(当时，西班牙接受2000万美元作为交出这个岛屿的代价)到1902年7月4日之间(罗斯福总统宣布“菲律宾的叛乱”已经结束)，有4200名美国人和大约20000名菲律宾人战死；另据估计，还有20万名菲律宾人死于间接原因。对一个殖民地进行教育、提高其水准和文明程度，结果使有关各方都付出了比格雷参议员想象的要高的代价。而罗斯福总统也很快开始担心这种代价永远无法付清。
与此同时，门罗主义给了他很多麻烦和机会。加勒比海边缘的一些共和国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不稳定状态，财政上的做法又非常轻率，往往从外国金融家那里借贷大笔款项而又拒不归还。在罗斯福看来，拉美国家不负责任的态度部分起因于门罗主义本身。它们似乎相信，它们可以任意采取错误的行动，因为美国是不会容忍欧洲人插足美洲的。鉴此，罗斯福在1901年12月第一次向国会提出的年度报告中解释说，门罗主义其实并不完全像想象的那样——它“并不保证任何国家在采取错误行动时不受到惩罚，只要这种惩罚不是由任何非美洲国家以攫取领土的方式进行”。在拉丁美洲，这一信息起初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解，而在欧洲却得到了清楚的理解。一年以后，当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军舰封锁委内瑞拉的港口、等待其偿还1250万美元的借款时，有关委内瑞拉危机的报道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
事有凑巧，美国的作战舰队当时在杜威海军上将率领下正在波多黎各海面进行演习。这位海军将军在封锁马尼拉时，没有多少精力可以用于对付德国人或德国舰队。它们不断冲破封锁，给他带来了远比西班牙人为大的麻烦。现在，在委内瑞拉外海，他的助手注意到，“德国人看来采取了相当强硬的手段。委内瑞拉人是自作自受。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允许他们(德国人)走得太远”。
经过总统的批准，杜威海军上将在这个地区显示了他的存在，最终使除委内瑞拉总统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外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欧洲国家的部队没有入侵委内瑞拉，但在卡斯特罗总统接受由海牙法庭仲裁之前，委内瑞拉的港口遭到了炮击，船只被没收。在危机成功地结束后，罗斯福宣称，舰队是为了迫使德国人接受仲裁而派去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危机发生前很久，就已经计划派军舰去波多黎各海域进行演习。但是，海军的存在的确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手段起了制约作用。没有一位总统会放弃这种明显的能促进他所喜爱的政策的机会。
在罗斯福担任总统的7年半时间内，门罗主义和加勒比海不断地纠缠在一起。在每次重大的时刻，他都坚持了基本的态度。对此，他在1904年的年度报告中作了清楚的阐述，后来人们称之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体系”：
如果我们愿意让德国或英国作为加勒比地区的宪兵，我们就必须在出现重大灾难时不进行干涉。但是，如果我们想对欧洲强国说“不要干涉”，我们迟早必须自己出面来维护秩序。
如果人们要想充分掌握门罗主义的含义，就需要对它的实际要求不断地加以揣摩。在1901年，接着又在1902年，美国军舰被派到巴拿马地峡以保护横贯地峡的交通，在1905年，对多米尼加的直接介入开始了，这导致该岛在10年后成为美国的保护国。但罗斯福最惊人、最著名的海军干涉发生在1903年。这次干涉也是针对巴拿马，是为了支持该国革命的成功。
这里叙述一下巴拿马事件发生的经过。自1846年以来，哥伦比亚和美国之间缔结了一项保证美国国民有权通过哥伦比亚的北部省份巴拿马进行贸易的条约。哥伦比亚政府经常要求美国海军帮助镇压该地区的小规模暴乱。但在1901年和1902年，军舰总在提出要求前就已抵达。罗斯福同意马汉将军对该地峡的分析，即尽管法国人的努力已经失败，但那里迟早会修建一条运河。而且总统认为美国决不能失掉这个国家。
1903年1月，国务卿海约翰与哥伦比亚的同等官员签署了一项条约，美国以1000万美元租借一条横跨该地峡的10英里宽的陆地，为期100年。该地带的主权名义上属于哥伦比亚，但实际上却操纵在美国人手中。由于这一原因，哥伦比亚政府于8月12日拒绝批准该条约。罗斯福相信，他们只是想多要一些钱。就在这一时候，巴拿马正酝酿着另一场暴乱。这次暴乱得到了法国商人的支持，他们坚持，如果在法巴协议到期前就废除它并批准美国租借该地带的权力，美国就必须付出巨额金钱。于是，美国陆军的军官开始协助策划巴拿马的革命。
10月19日，3艘美国军舰驶往巴拿马沿海，并于11月2日接到命令：如果碰巧发生暴乱，它们就应接管横垮地峡的铁路，阻止哥伦比亚政府的军队进入该省。革命按预定计划于次日发动。海军指挥官们执行命令，阻止合法政府重新建立控制。翌日，巴拿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两天后，美国承认临时政府。只过了12天，即于1903年11月18日，新的巴拿马共和国接受了被哥伦比亚所拒绝的内容完全相同的条约。
这一切都表明。如果“言语温和”不足以解决问题，罗斯福是很愿意使用大棒的。尽管这一次只对哥伦比亚产生直接的影响，整个拉丁美洲却受到了震动。在北美，这次过于匆忙的行动，以及它的不合法性和不道德性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但是，很少有人认为应当使整个事态逆转。因任何一国走向世界强国的征途中，现实主义和道义上的理想主义很少能够水乳交融。对敏感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一段不安的时期。然而，修建一条由美国控制的地峡运河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它预示着美国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也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获得商业利益的希望，这条运河首先的也是最终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美国安全的影响，美国从此确立了它的防御圈，以抵御世界另一端的日益增强的力量——可能是敌人。
50年前，当美国海军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的时候，德国海军的地位更弱，日本海军则根本不存在。在同一时期内，这3支海军都已成长壮大。在1894-1895年(刚好在西美战争爆发前3年)，日本在一场就朝鲜问题进行的战争中，打败了庞大的、古老的中华帝国，从而使世界大感惊奇。此后不久，日本主要的有战略意义的战利品——旅顺港——由于俄国、法国和德国的干涉而告丢失。但在1902年，经过9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和大不列颠宣布结成了同盟。这一行动至少与西美战争一样，影响到世界上海军力量的平衡。它使得俄-法-德的“3国干涉”遭到了挫折，使得英国能够减少皇家海军在远东承担的义务，并且在西方执行对华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时增添一支强大的平衡力量(而俄国是希望独霸对华贸易的)。但是，它也使日本能够再一次考虑向海外扩张。美国看到日英同盟既有可能带来好处又有可能造成威胁，因此就采取了暖昧的态度。
同一时候，在德国，在有专业知识的阿尔弗兰德·冯·蒂尔皮兹海军上将(海军部国务秘书)的指导和凯撒·魏尔汉姆第二(指德皇威廉二世)的领导下，另一支庞大的海军正在迅速建成。在全世界范围内，英、美、日、德这4支舰队的势力将统治20世纪的头50年。
英国预料将发生流血事件，因此制定了对德战争的计划。美国也计划反对德国，并且不顾英日联盟，反对日本。日本则密谋反对美国。德国密谋既反对英国又反对美国。在德国，正当罗斯福总统扮演新生的巴拿马共和国的非官方和远距离的“接生婆”时，德意志帝国海军正式通过了布契塞尔计划(以魏尔汉姆·布契塞尔海军中将的名字命名)。布契塞尔计划的重点放在加勒比地区以及德国可能向南美的扩张上面。该计划称，在战争初期，应当占领波多黎各，使之成为德国的堡垒；在战争结束时，应当使美国放弃不正当的门罗主义。
几个月前，根据一名外交官在贝鲁特遭到暗杀的报告，美国的军舰已经驶向这个闹事的城市。后来的情况证明，这名外交官实际上未死，而且生活得很好。但是，美国海军迅即作出的反应并没有得到德国的欢心。在德国，这种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开始卷入东地中海事务的借口。看来美国将在它喜欢的地方进行干涉，而其他国家则不应对美国进行干涉。正如《新闻报》所评论的，“这些美国的沙文主义者，他们希望根据门罗主义的原则禁止欧洲对美洲事务的干涉”。威尼斯的一家出版物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门罗主义“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影响方面仍被认为是约束力量，但它无论如何并不想阻止美国人立足于其他大陆”。他们确实击中了要害。任何一个竞争者都有理由把门罗主义看成是一种专横的、单方面的措施，旨在为了满足美国独自的利益。
在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几支作战舰队，但其势力范围又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一些野心勃勃的国家以安全为名扩充军备并且互以极大的疑心盯着对方——或许各方都会同意的唯一一点是，在这个或那个地点，迟早会出现爆炸性局势。然而，在人们想象的时间和地点，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结果当1904年2月8-9日夜日本帝国海军攻击俄国驻守旅顺港的海军支队时，除日本以外的每个国家都感到震惊。
40年前，即1864年，当内战还处于高潮时，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就曾考虑对联邦为日本海军建造的一艘军舰应采取何种措施。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一直认为，日本不应得到这艘军舰。“如果他们得到了这样一艘舰只，”他说，“他们就会开始成为海盗，引起骚动。”
从对马海战的突然爆发直至达到高潮以及随后签署的1905年9月5日的和约，俄日战争在许多方面都是新奇的，并且在每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看到19世纪已得到发展的海军理论和器材的真正较量；与黄海海战(1904年8月10日)和对马海战(1905年5月27-28日)相比，西美战争中的马尼拉之战和圣地亚哥之战只是一场近海的较量。在海战中，日本人集中而不是分散它们的舰只于宽广的海域；他们从一开始就占领并控制了重要的海上航道；他们拒绝分散兵力对任何商业性航运进行袭击。他们进行的海战似乎完全证实了马汉将军为美国制定的理论。
作为一名大海军主义者，罗斯福钟爱海军。他几乎无法相信日本在对马海战中取得胜利的消息。在由38艘军舰组成的俄国舰队中，只有4艘逃逸了。总统就此写道：“我是如此之兴奋，就好像我自己成了日本人一样。我无法履行公务。我整天和来访者谈论这次战斗。”但是，作为一名战略家，他已经看到了战争可能带来的含义。1904年夏，他评论说：“我充分认识到，如果他们(日本人)取得胜利，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和我们将在未来进行一场斗争。但我希望并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一年以后，在谈到日本时，他明确了这场潜在斗争的性质和地点，即日本和它的海军是一支“强大的新的力量，一支好妒忌的、容易过敏的和好战的力量，是一支被惹恼后能从我们手上立即夺取菲律宾和夏威夷(如果它在海上占了上风的话)的力量。”
罗斯福喜欢并尊重日本人，包括他们对世界已建立的力量体系的好斗的和挑战的态度。他比大多数国人对他们有充分得多的了解。尽管如此，有人断言，他独自直接介入俄日战争，孕育了日本的反美情绪和对美国人的怨恨情绪，最终导致了36年后的珍珠港事件。实际上，这种相当放肆的论断与其说是基于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基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狡猾的、不正当的、阴险的和报复性的习性。然而罗斯福本人确实也无意识地大力促成了这种习性，并且使得这种论断听起来似乎是可信的。当时幕后的情况如下。
尽管日本人迅速地控制了海洋，有效地进行了陆上和海上的战斗，全国万众一心地投入战争，但他们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都远逊于俄国人。日本政府正确估计到俄国有可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并且纯粹依靠数量上的优势最终打败日本，它们于是决定在对马海战后立即撤走。它们知道罗斯福对它们持同情的态度，于是就要求他进行调停。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造船厂进行了这次调停，巧妙地劝说俄国的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和日本的代表(小村寿太郎)达成了一项协议，使日本10年来为之而战的在满洲和朝鲜的全部领土的得到承认。条约没有给予日本的一样东西是6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而仍然不了解西方外交的普通日本人感到他们彻底被出卖了。他们不愿以小小的妥协来实现主要的目标，而是简单地认为胜利者应当得到一切。他们没有认识到沙皇尼古拉将会选择继续战斗而不是支付现金和放弃领土，他们因此起来反抗。持日本将进行“报复”论断的人认为这是导致珍珠港事变的第一步或早期的一步。事实上，日本人的愤怒不是针对罗斯福的，而是针对他们自己的政府的。这个政府在4个月以后倒台了。
在国际上，俄日和约被认为是公正的。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于1906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如此，在第二个任期内，他利用国人对东方的偏见，逃出了他为自己制造的陷阱并且进一步推行他自己的海军政策，从而又一次无意识地助长了后来关于日本想进行报复的传言。
在1904年的选举中，罗斯福以56%以上的选票，众望所归地赢得了胜利。到1905年(他担任总统的第四个整年)，他已经对海军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满意。国会每年给予海军的拨款已经从他就任之初时的8500万美元增至11800万美元；并且授权舰队增建总排水量达到25万吨的舰只，其中最重要的包括10艘一级战列舰。到1905年12月，他相信并且在致国会的年度报告中说，此后，为了保持舰队的实力，每年只需增加1艘战列舰。但是，在同一年度的报告中，他却自相矛盾地支持海军部关于每年更换和增加2艘战列舰的计划。
海军对“充分力量”一辞的估计甚至比罗斯福的还大。海军部竭力想建立一支以不少于48艘一级战列舰为核心的作战舰队。对此，总统的反应是为什么不如此呢？48艘战列舰总比他设想的28艘战列舰要好，尽管他感到28艘战列舰(每年更换1艘)已经足敷所需。然而，正如他的朋友、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所预言的，如果总统说1艘就够了，那么他会发现要改变想法并建造更多的战列舰就变得困难了。
罗斯福很迟才认识到他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反对进一步增强海军力量的人肯定会提醒他曾经说过每年只需建造1艘的诺言。在以后的两年(1906年和1907年)内，当总统正在自怨自叹，寻找一条走出死胡同的道路时，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正是由于这种对自己的不耐烦和抱怨，而不是由于任何真正的外来威胁，使得总统想要利用日本在1906年造成的危机。在对俄战争之前的几年中，日本的移民曾经不断涌入美国的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亚，美国关于自己是机会之国的设想似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构于是围绕着日本的移民制定了一套越来越复杂的限制措施。这反过来又造成了日本的愤恨情绪——不是由于罗斯福的朋友乔治·凯南所说的排外思想，而是由于日本人的地位被置于“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叙利亚人、波兰犹太人以及从欧洲其他地区和西部亚洲来的地位低下的人”之下。1906年10月11日，旧金山的学校董事会又作出了隔离日本学生的决定，从而使这种歧视达到了高潮。看来危机已经形成。
“整个世界都知道，装备很差的美国陆军和海军不是我们具有高度战斗力的陆军和海军的对手。”日本一家报纸《每日新闻》咆哮道，“当我们的伟大海军将领之一出现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时，要打破美国固执的梦想是很容易的……为什么我们不坚持派出军舰呢？”
当时，日本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更有理由认为它的海军将领是伟大的。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罗斯福总统曾经公布了一份对马海战的胜利者、日本最伟大的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的演说。在这份演说中，东乡号召日本要永远作好战争准备；而罗斯福公布演说的目的则是要美国仿效。但现在人们知道东乡还曾说过，“在我们已有的训练基础上再加上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帝国海军“必须规划未来的发展”，这一切听来都带有令人不安的威胁口吻。
西海岸的态度曾经在长时间内使罗斯福不安。1905年5月，他愤怒地说道：“这些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去年对海军漠不关心。他们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进行挑战，并且以他们的行动证明日本人对我们可能采取的任何态度都是正确的，而同时又拒绝采取任何步骤以保护我们自己免受这一强大敌人的伤害(对这种敌人，他们轻率地采取傲慢的态度予以敌视)，我对此有一种轻蔑的感觉。”然而，由于在就学问题上的危机，加利福尼亚人开始感到不安，认识到他们可能已经走得太远了。就像在西美战争中他们在东海岸的远亲以及在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中他们的祖先一样，他们担心敌人的舰队将会越过大洋。因此，当总统现在谈到要建立一支规模更大的海军时，他们比以往更热切地聆听总统的想法。罗斯福自然利用了这一机会，而且他还利用了英国人提供的另一个机会。
在日本对华战争结束到日本对俄战争开始的10年的时间里，即从1895年到1904年之间的10年里，美国制式的一级战列舰装有4门大口径火炮(11英寸到13英寸之间)以及大量的中口径火炮。这种军舰是美国海军的基干。也是所有主要作战舰队的基干。但到1906年12月，它们突然全部变得过时了。皇家海军中“无畏”号的名字有久远的历史。第一艘以“无畏”号命名的军舰曾在1588年同西班牙舰队进行过战斗。但是，第八艘“无畏”号(1906年2月下水，12月竣工)有充分理由证明它是最著名的，因为它一口气把海军建筑学提高了一大步，使其他国家如果置此于不顾就会给自己带来危害。“无畏”号这一名字标志着一种特殊的军舰。从它的建成到航空母舰把战列舰赶下舞台这段期间，主力舰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前“无畏”舰和后“无畏”舰两类；如果是前“无畏”舰，那它们最好是退出舞台。
“无畏”舰的建造思想是很容易掌握的，但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的舰炮不再采取大、小口径混装的方法，而是单一的10门12英寸火炮。因为一些理论和技术专家已经认定，而且俄日战争也已证明，大、小口径火炮混装的办法只能浪费军舰的重量和空间。大口径火炮可以在小口径火炮未达到射程前就开始发射，而小口径火炮又占据了原本可以给予大口径火炮的空间。“无畏”号战列舰比以往任何的战列舰都要长、要宽、要重、要快，干舷也较高。海军上将约翰·费塞尔爵士(海军大臣，他促成了“无畏”号战列舰的建造)以一种蔑视他人的喜悦情绪建议，这种舰只应当被称为“煮老的鸡蛋”。“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被击碎”。
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坚持美国也一定要有同类舰只的原因，尽管这不是出于对英美可能发生冲突的担心。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互相猜疑心理已经由于西美战争而烟消云散，而且自从那时以来，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亲善状态。就在那次战争后不久，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企盼着“英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密联合；这种联合如果实现，将是下一世纪赋予我们的最重要财产”。费塞尔海军上将在“无畏”号战列舰即将竣工前，在一次代表海军部的讲话中，把美国称作为一个“亲戚国家，我们永远不应同它发生一场亲戚之间互殴的战争”。因此，没有理由对英美间的北大西洋感到惊慌。但是，如果日本或德国或两国都仿效英国的榜样，美国海军就会再次处于劣势。
因此，罗斯福决心与邻国并肩前进。而且美国已经在大口径舰炮方面获得了非常稳固的领先地位。“无畏”级战列舰的设计原则最初属于意大利，而不是英国人，发表在弗雷德·T·詹氏《战舰年鉴》1903年的一期上。皇家海军首先将该设计原则变成了现实，从而走在了其他每一个国家的前面，但是，日本曾决定于1903年(意大利方案刚刚发表后)建造一艘20000吨的、全部装备大口径火炮的战列舰(将命名为“秋”号)，差一点就享有了这种光荣。但是，同俄国的战争(确实十分引人注目)却中断了造舰和提供大口径火炮的工作。因此，“秋”号于1911年才竣工，并且只是一艘半“无畏”级的战列舰，其主要舰炮虽是大口径的，但由4门12英寸和12门10英寸的火炮混合构成。
与此同时，德国人在“无畏”号刚下水后，就在建造它们自己迄今为止最大型的战列舰“拿骚”号。它的排水量达到18900吨，比“无畏”号多1000吨。但是，尽管它的体积较大，“拿骚”号的舰炮仍准备采取混装的传统方法。当“无畏”号的含义为德国了解后，设计人员急忙又回到了设计板旁，“拿骚”号的建造工作也就突然停止了。直到1907年7月，该舰才最后与公众见面。即使在那时候，它仍然不是一艘真正的“无畏”级的战舰。确实，它的主炮包括12门11英寸的火炮，但有两个炮塔却互相妨碍，使它舷侧的火力减少到与“无畏”号相等的程度。更糟糕的是，设计人员忽略了一致性的要求，又加装了28门3.4英寸和5.9英寸火炮，这不仅浪费了军舰的重量和空间，还要求比“无畏”号增加180人。最后，英国的军舰是蒸汽涡轮机发动的(第一艘采用这种动力的主要军舰)，德国人的军舰却采用了老式的、不可靠的往复式引擎。简言之，“拿骚”号的舰炮太多，人员太多，动力不足，是一艘匆忙而就的军舰，并且是不成功的。
然而，美国海军已经准备挫败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对手的气势。它的第一艘完全装备大口径火炮的战列舰是在皇家海军启动新一轮的造舰竞赛之前设计的。“南卡罗来纳”号和“密执安”号的排水量为16000吨，吃水线长450英尺，航速18.5海里，因此比“无畏”号小、短和慢，而且只装备8门而不是10门12英寸火炮。但是它的设计思想是正确的：整齐划一的大口径火炮使它们具有不复杂的、精确的和远距离的攻击能力；而不复杂的、精确的和远距离的攻击能力是军舰完全装备大口径火炮的全部目的。
尽管设计在1905年已经完成并被接受，但国会在1906年以前一直阻止它的开工建造，而且在该年，只授权在1907年建造1艘战列舰。这艘命名为“特拉华”号的战列舰将是美国第一艘真正的“无畏”级军舰。罗斯福相信，如果美国想要保持它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建造更多的此类舰只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必要的。1907年1月，他根据自己想法向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提出了警告。夏天，国会用他在1905年讲的“1艘就够了”这句话，拒绝了他的警告，而且丝毫也不让步。总统需要设法重新取得主动。1907年12月，他终于取得了主动。
12月的第三天，他在向国会提出年度报告时用尽可能简明的语言说：“1年建造1艘最好的和最先进的战列舰只能使我们的舰队保持它目前的力量。这是不够的。根据我的判断，今年我们应当提供4艘战列舰。”
甚至最顽固的反对大海军主义的人都可以看出他是认真的。13天后，当反对者为即将来临的辩论准备论据时，罗斯福站在总统游艇“五月花”号上，发动了他所能够发动的海军争取公众的最大规模的运动——建立“伟大的白色舰队”。排列在“五月花”号附近的是美国16艘最好的战列舰，全部漆成华美的、平和的、具有喜庆意味的白色，在切萨皮克湾冬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等待着起锚作长达14个月的环球航行。海军乐队高奏乐曲；巨炮轰鸣以示敬意；总统带着一种略微滑稽的表情，一手回礼，一手紧握礼帽，目标不太明确地朝着所有的人高喊：“你曾经在这样一天看到过这样一支舰队吗？”
答案一定是：在美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情景。就像“无畏”号战列舰一样，这种大规模地炫耀力量的举动是由灵感所致，而且回过头来看，显然也是需要这样做的。日本以检阅帝国海军的方式庆祝对俄战争的胜利；英国经常举行海军阅兵以增强并保持国家的荣誉感。现在也是美国举行海军阅兵的时候了。美国毕竟是世界上第三大海军强国，而且人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舰队还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上实现其他目的：提高美国在国外的威信，训练海军官兵，而且有利于平息与日本的危机，并且检验海军军事学院新近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橙色计划——的各个方面。
“伟大的白色舰队”的航行达到了它的全部目的。它在46000海里的航行途中炫耀力量，与同等数量的舰只单艘或小批地在这里或那里进行巡逻相比，宣传效果不可同日而语。在14个月的航行中，舰队首先在特立尼达和南美的4个港口停留；然后从旧金山出发，访问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日本，接着经过中国和红海到达地中海。在访问的南美、南太平洋和欧洲的港口，它都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南美认为它重申了门罗主义关于保护它们免受欧洲干涉的原则；使英国海军部恼恨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把它看成是保护它们免遭日本进攻的工具；欧洲人认为这是在他们千头万绪的政治中争取美国支持的机会。此外。在舰队锚泊地，每一个人都把它看成是公共节日和欢庆的借口。
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所希望的。使许多美国人感到惊奇的是，舰队在日本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正如东京一位外交人员所记述的：它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次部队的展开远没有引起日本的不快或恐惧，反而被认为是对和平的一种保障”。
军舰、军官和士兵“不仅受到天皇和他的工作人员，而且受到整个国家”最友好的欢迎，而且庆祝活动持续了整整一周之久。在狂欢的气氛中，东乡海军上将(时年61岁，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活着的海军上将)甚至允许来访的少尉把他从地毯上抛向空中。许多年以后，当其中有些少尉已经成为将军时，有一人——威廉·F·哈尔西——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辛酸地说：“如果我们知道未来将会发生的情况，就会把他抛起3次！”
但是在1908年，太平洋似乎仍然像它的名字一样平静。在华盛顿，日本大使隆平与国务卿伊莱休·鲁特签定了一项保持太平洋现状的协议。“伟大的白色舰队”亦由东京满意地起航，并且满怀信心地认为它的出现为恢复日美关系作出了很大贡献。它肯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奇怪的是，这不是以他们想到的那种方式。需要稳定局势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
甚至在“白色舰队”能够想到以前，《伦敦时报》驻东京记者就报道说：“在这个国家里，绝对没有关于战争的言论。所有的激昂情绪，所有带有敌意的谣传，都来自美国方面。”这段议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事实的。在日本，带有敌意的抱怨，如《每日新闻》的抱怨，只是少数派的观点而已。
罗斯福知道，实际上，有关日本进攻美国西海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距离和补给方面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他还知道，在菲律宾，美国易受日本的攻击；当巴拿马运河竣工后，它也需要保卫；而且美国不能因为短视的政治家看不到未来的危险，而丧失它对日本和德国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利用日本的威胁和对“伟大的白色舰队”的憧憬来消除对建造“无畏”级战列舰计划的反对意见，并且开始在夏威夷群岛开辟一块乐园作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主要基地。经过不长时间后，珍珠港将成为对巴拿马运河和菲律宾提供远方保护的基地，同时它又远离日本，因此不会受到攻击。
在他于1905年作出“1年需要1艘新舰”的带有诸多遗憾的判断之前，罗斯福还犯了另一个错误。在1904年，他曾经说，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于1908年争取重新当选总统。因此，在他总统任内的最后一年，他明显地失掉了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个人影响力。超越党派的对“无畏”级战列舰计划的反对是强有力的和激烈的。至少有10来个州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代表提出，这项计划将会增加税收，促成更多的官僚主义，增大战争的可能性，并且加剧国际间的军备竞赛。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除最后一个论点外，这些论点自从1775年第一次提出建立一支美国舰队以来就曾反复地提出过。但是，岁月的消逝并未使它们销声匿迹．而且由于加剧军备竞赛这一新的警告，它们仍然像以往那样言之有理。即便如此，它们却比过去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更小。美国人已经得到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不管他们是否一定需要这种权利，他们是不会完全后退的。经过激烈的辩论，国会授权建造4艘“无畏”级战列舰中的2艘；尽管在那个阶段还没有拨款，但1年1艘的紧箍咒已经打破。
罗斯福于1901年就任总统后，立即实行了对海军进行急剧改革的方针，其目的是减少岸上设施，增加人员和服役的舰艇，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从而全面地提高战斗力。在1909年3月3日卸去总统职务时，他已经差不多实现所有的这些目标。在1901年，美国海军拥有883名军官和25050名士兵；在1909年则分别为1096名军官和44500名士兵。在同一时期，海军的年度拨款已由8500万美元增至14000万美元。在技术上，舰队已经达到当时的先进水平；而且，尽管它被认为是由现代化的低舷铁甲舰和廉价的舰艇组成的近海防御部队，但它已受命建造27艘潜水艇。把军舰分散于相距很远的各个站的老做法已经放弃，而代之以在一个海岸集中一支舰队。在重新成为一位普通公民的前两周，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他的最后一个伟大举动的结束：“伟大的白色舰队于1909年2月22日返回美国。”
在本世纪初，美国海军是世界上第六支最大的舰队。到1909年，它已仅次于皇家海军。兰斯多恩爵士(海军大臣，相当于海军部长)评论说，从英国的观点看，“它还没有使我们的国人明白……如果美国人选择了准备付出代价的道路——他们能够轻易地付出这一代价——他们便能够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先是与我们的海军同等规模，然后再超过我们海军的规模。”罗斯福知道这段评论是符合实际的。“而且，”兰斯多恩最后总结说，“我不敢肯定他们不会这样做。”
和兰斯多恩不同的是，罗斯福不敢肯定美国人将会这样做。作为即将离任的总统，他完全清楚，美国军舰之所以具有新的崇高的地位，主要应当归功于他自己。这种情况能否延续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舰队的未来不再取决于他，而取决于他的继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