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蒸汽化·第一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美利坚合众国不再需要对它海军的嘲弄，就像一个温顺的巨人不再需要包了棉花的棍棒和锡做的刀剑一样。”
这是美国一位名叫亨利·乔治的社会评论家在1882年发表的意见。当时，海军拥有14艘铁甲舰(大多数是内战时的低舷铁甲舰)和少数几艘木制船。
没有一艘军舰装备有口径超过5英寸的滑膛炮。大多数舰只都已废旧不堪。所有的舰只都已过时。但是，仅仅15年以后，即1897年，西奥多·罗斯福却宣称：“从根本上说，那些希望看到这个国家与外国和平共处的人如果依赖一支由第一流战列舰组成的一流舰队，那他们是明智的。”接着他又补充说了一名稍微令人担忧的话：“所有巧妙的大竞赛都是好战的竞赛。”而在那一年，仅仅美国海军的北大西洋支队就拥有2艘装甲巡洋舰、2艘二级战列舰和3艘战列舰。海军部长约翰·D·朗在指出“我们的海上力量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增强了一倍还多”时，他的看法肯定是正确的。
海上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急剧，以致甚至在变化发生之时，就已经创造了一个新词来形容这个过程，即“新海军”。说明这15年情况的另外一个最常用的词“重建”，则远没有反映实际的情况。新建造的舰只不再和以往的一样，为建造这些舰只提供理论依据的战略思想也与过去不同。新海军是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一种新思想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触发这种新思想的动力。起初，只有一小批散居各地的人想到，一支重建的海军将给国家带来一些机会，但一旦这种重建工作开始后，这种机会就越来越明显了。
对于美国来说，19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对于海军，它不仅仅是重建的时期，而且还是复兴的时期。今天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美国海军200年的历史，这20年把前100年和后100年极其鲜明地分隔开。在第一个百年中，美国海军的舰只是木制的，是用风力推动的，基本上执行近海防御，袭击海上商船和单舰作战的战略。接着就是作为分水岭的年代，诞生了一支新的海军。在第二个百年，美国的军舰用钢建造，靠蒸汽推动，并且执行远洋舰队的战略。
20世纪头50年中，世界上还有另外三支庞大的海军(德国、日本和英国的海军)。英国皇家海军相形之下，经历了漫长的、从容不迫的向现代化过渡的过程。德国和日本的海军(在美国内战刚结束时开始建设，当时重新联合的各州正从海上撤退)开始实现现代化，并且在1945年它们战败前，一直保持着现代化。只有美国海军有明显的木头和风帆同蒸汽和钢铁的分界线。而且，在这20年的新生过程中，由于发生了两起暗杀总统的事件，这种艰辛的重建工作就更加引人注目。在1881年，加菲尔德总统遭到暗杀。这一事件刚好发生在老海军开始结束生命之时。正是加菲尔德的海军部长威廉·H·亨特，首先征集了导致老海军结束的建议。另一个类似的不幸事件刚好发生在始建新海军时期的结束，即：在1901年，麦金利总统遭到枪杀，他的继任者西奥多·罗斯福是建设一支新舰队的强有力的鼓吹者之一。
由老到新的改变很不容易。与此同时，日本正迅速地从头组建一支自己的海军。它的努力得到了举国一致的舆论支持。然而，尽管美国几乎也是从头开始，却预期将会发生辩论和争论。最后，重建的过程是非常美国式的：开始时存在着争论和不同看法，慢慢地达成一致意见，接着采取行动，最后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成为全国的骄傲。
当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于1882年直率地拒绝了亨特部长的顾问委员会的建议时，没有人感到特别奇怪。因为，除这些建议的性质对美国是一场革命(铁甲战列舰、钢壳巡洋舰和后膛膛线炮)外，2900万美元的建造费也足以使人望而却步。当时，对外关系从总体上看，是稳定的；在某些地区，则是很好的。例如，罗伯特·W·舒菲尔德特海军上校于1882年成功地与朝鲜缔结了一项贸易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对海军进行革新的理由并不明显；然而，对某些人来说，亨特的造舰清单尽管费用高昂，却走得不够远。
本杰明·F·伊舍伍德(内战结束前吉迪恩·韦尔斯领导下的蒸汽工程局局长)曾经研制了蒸汽快速舰。而波特海军上将却在战后不可思议地对蒸汽化持反对的态度，并且解雇了伊舍伍德，但此后伊舍伍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他和亨特委员会的其他3名委员一起，提出了一份少数派的报告，坚持认为多数派建议的没有装甲防护的快速舰不能“确切地被认为是作战机器，尽管它们装备有值得看重的武器”，因为“所有外国的铁甲舰，甚至体积很小、装甲最薄的铁甲舰”也能击败它们。
皇家海军的第一艘铁甲舰为“勇士”号，在1860到1876年间，它又研制了一种有厚实装甲防护的装甲舰(第七艘是皇家海军“无畏”号)，它的铁板厚度达到24英寸；而法国在1881年已经建造了有20英寸厚的钢板防护的军舰。现在，有装甲防护的快速舰，如果只在甲板上有装甲防护，而船身上没有额外防护，相比之下只是一碟小菜。
早在1868年，有些美国海军军官，如斯蒂芬·罗恩等就已预见到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他在香港观察了坎贝尔海军中将的旗舰英舰“罗德尼”号后评论说：“这是在役的仅有的一艘老式的军舰。这可能是最后一艘。我对我们被迫放弃这种级别的舰只感到悲痛。它们在木制军舰和小口径炮的时代是十分珍贵的，但现在已经不起作用。”
尽管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仍然流行着一种信念：对美国来说，只要加强海军防御，就已经足够了，而在1882年，一位前海军部长就曾宣称，水雷、有撞角的军舰、鱼雷艇、炮艇和低舷铁甲舰是保卫海岸的最有效的舰只。在1883年，亨特的继任者威廉·E·柴德勒再次声称，美国处于孤立的状态仍是最好的防御。稍后一些，罗伯特·舍菲尔德特作证说，美国永远不会将战争引向欧洲的内海。1887年，波特海军上将重申，低舷铁甲舰能够抗击“驶抵我们海岸的欧洲最大的铁甲舰”。
40年后，另一位海军上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谈到19世纪80年代时，简明地叙述了他们的情绪：“保持我们的海军只是作为保护我们的海岸免受完全不可能有的攻击危险的一种预防措施。”
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终于认识到，如果海岸遭到攻击，它的保卫者就必须有某种金属舰只；而木制的舰只则应当淘汰。在1882年和1883年，开始将木制舰只的修理费用限制在建造新舰只费用的30%，以后又减至20%。经过1883年造舰的辩论，国会授权拨款建造3艘钢质巡洋舰和1艘邮船。但在同一年，在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众议院中成了多数派。对他们说来，3艘小型巡洋舰就已经足够了；共和党人关于建立一支新海军的犹豫不决的步伐停止了。除非有相当大量的舆论认为海军应当不只是一支海岸防御部队，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任何新的情况都不会发生。
第一批3艘小型巡洋舰(“芝加哥”号、“波士顿”号和“大西洋”号)是以蒸汽和风帆共为动力的军舰。反对全蒸汽军舰的一个明显而且经常重复的论点是，美国没有像大英帝国为皇家海军提供加煤站那样，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加煤站。
曾经威胁要指挥官们填写军舰上使用的每一块煤的单据的波特海军上将仍然断言，新的快速舰应能“在不碰煤的情况下环行全世界”。与此同时，海军部的顾问委员会(所有的成员都是像波特那样的专业人员)却直截了当地持反对意见，他们明确说：“以风帆作为动力应当放弃……因为如果‘芝加哥’号只用风帆出海航行，它几乎无疑将会成为体积比它小1/3但依靠蒸汽航行的对手的口中之食。”他们还接着说，如果“有人认为，由于我们缺乏合适的加煤站，就应当保留风帆，以便增加军舰的航程的话”，那么，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必须提供加煤站”。
当具有这种地位的人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时，其他一些人中出现了思想上的混乱，并且选择了保持现状这种似乎稳妥的做法，那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新的大海军主义者的中心论点是，现在的稳定不可能永远继续保持下去。通过《美国海军学会会刊》，人数有限的专业读者在1879年读到了这样的观点：“和平保障未受干扰并不能确保战争不会爆发。”甚至这种明确的说法都没有对读到这段话的人产生影响，对公众就更加没有一点影响了。但是，仅仅几年之后，它的作者艾尔弗雷德·马汉就成了世界的名人；他的文章已经常被人引用。而使他闻名全球的讲坛却是“一所进行专业研究的高等学院。这所学院被称为海军军事学院”。
这所学院将成为新海军的主要喉舌，成为美国海军第二个(和第三个)世纪的思想熔炉。不久以后，国外亦群起仿效。该学院的院址也是非常恰当的。它的创始人斯蒂芬·B·卢斯海军准将在选择院址时，考虑了现实情况，需要一个具有北方气候的深水港，远离华盛顿和安纳波利斯夏天湿润的对健康不利的气候。他需要参议院里有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这两项要求都在罗得岛找到了。正是在这个地方，在109年以前，即在1775年，罗得岛国民大会的代表们提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建议，要求“建立一支美国舰队，……以保护这些殖民地”。
学院位于新港，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同类学院中最受尊敬的学院之一。然而，在它开办时，对它能存在几年却有很大的怀疑。它的第一座建筑物是一所破烂不堪的贫民院。在第一年结束时，它的全部设备包括一张特拉法尔加角海战图、4张借来的课桌和12张借来的椅子。它没有办公楼。它想调查研究的课题都与海军战术、海军战略和国家的海军政策有关。卢斯注意到，“不仅没有教官，也没有课本”。由于他必须谨慎小心地但又是强有力地进行游说，海军部长威廉·C·惠特尼很快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我终于觉醒，整个事情是背着我在国会里安排和运作的”，他写信给妻子说，并且承诺“要很快把整个事情抹掉”。
这项新事业面临的部分问题在于它是崭新的；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崭新的。1810年，柏林建立了陆军军事学院；接着英国于1873年建立了军事参谋学校；法国于1878年建立了高等军事学院。但在世界各地，最相近的海军模式是建立在格林威治的皇家海军学院，但那里只教技术课程。卢斯设想的却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何将海战从单纯的经验阶段上升到科学的高度。”
18世纪的战争领导艺术一直被认为是绅士们的专有领域；19世纪的有声望的领导人，特别是有声望的美国领导人却是一些有灵感的、具有超凡能力的业余军事爱好者。卢斯正在朝着20世纪的战争概念迈进。这种概念认为战争是一种科学的斗争，建立于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之上，由一些经过对以往海战进行对比分析的有训练的专业人员领导。在美国和国外，这种训练过去只是用于陆军，而没有用于海军。甚至在英国，海上力量也是伴随着试验和错误，由于个人的技术和智慧而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系统地运用知识的产物。
卢斯在内战期间是一名年轻的军官，参加过对查尔斯顿的包围战，像他的同事一样认为经过必要的战斗后，该城将会投降。有一天，谢尔曼将军对他说：“你们海军3年来一直在攻打查尔斯顿。但是，在我进入南卡罗来纳前还是等着吧。我将切断它的交通线，这样，查尔斯顿就会像一只熟透的苹果掉到你的手里。”
这正是后来发生的情况。以后，卢斯记得，“听到谢尔曼将军对情况作了明确的阐述后，阴翳似乎从我双眼中消失了，它使我领悟到，在军事行动中，有某些必须遵守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无论在地面战斗还是在海上战斗中都是普遍适用的”。
如果这段话在今天看来是天真的，那部分是由于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非常有效地制定并且传授了这些普遍的原则的结果。可以肯定地说，第一部重要的著作是由海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官于1890年写的，它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其影响并不局限于美国；尽管书中的许多观点现在看来已经过时，阿尔弗兰德·T·马汉的《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确实仍是所有美国海军教科书中最著名的一本。
马汉在1887年认识到：“在海军著作方面，还没有能与有关陆军各兵种的地面战斗艺术的许多详尽的论著相提并论的。确实已经写了很多有关海战的文章，但迄今为止，大部分都是零散的、没有系统的、片断的，只代表个别的看法。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整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有条不紊的研究。”
纠正这种情况的艰巨任务成了对马汉在海军军事学院工作的挑战。他注意到了“完全缺乏可以据以讲课的教科书”的情况，于是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自己来写书。开始时，它只是一系列对一群并非自愿听课的、感到厌烦的尉官们的讲课材料，最后却成了标准的参考材料、学习指南，并且触发了各国海军部和海军的探索与思考。它不是一部提出新思想的著作，而是仔细研究“许多不同观点”的产物。但它在对其他人的思想进行哲理上的综合分析方面，却是有新意的。它远不是对海战下最后的结论，但却把各种线索串连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因此，它是一部巨著。尉官们在离开学院时就像卢斯在很大程度上感到的那样，认为他们经历了一次启蒙运动。马汉的启蒙是，向他们指出思考的方法。他的成功在于“形成正确的思考方法，而不是提供严格仿效的模式”。
他教授的内容除在美国，还曾在英国、日本和德国教过。但在美国国内，要接受这些内容还需要时间。在该书出版的3年后，弗朗西斯·M·拉姆齐海军准将在一次谈话中就显示了一种几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狭隘的顽固性。拉姆齐当时是航海局局长，负责军官的工作分配。为了要让马汉继续研究、教课和写作，学院曾经要求免除他在舰上服役。拉姆齐拒绝了这个要求，其理由对每一个有正确思考能力的海军人员都是蛮横的，拉姆齐说：“写书不是海军军官的事。”
看来探险也不再是海军军官的任务了。美国海军探险的全盛期已经随着内战的结束而告终。几乎从任何观点来看，这种情况都很不好，因为增加对现实世界的了解几乎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而且美国海军已经集聚了一群值得尊敬的探险家。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威尔克斯探险队曾经出发赴太平洋和南极；在19世纪50年代，在舰队中曾经兴起了一股对世界进行探奇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威廉·林奇对死海进行了调查；詹姆斯·吉利斯在智利进行了天文观察；罗杰斯与林戈尔德调查了西太平洋的情况；托马斯·佩奇绘制了普拉塔河流图；对失踪的英国探险家约翰·弗兰克林男爵进行了几次搜索；佩里远赴日本；对非洲西海岸进行了调查；此外，还努力寻找跨越巴拿马地峡的运河和铁路的最好路线。
但是，内战结束后，探险的全盛期终止了。探险的费用十分昂贵。陆军仍然时而组织探险，但海军却无此能力——尽管它显示了它仍能成功地航行于敌对国家的水域里，如在1884年，3艘海军舰只在格陵兰以西的水面上救起了陆军探险团的7名幸存者。然而，尽管官方采取了不鼓励的态度，海军人员在19世纪80年代还是进行了两次重要的探险活动。一次以悲剧而告结束，另一次开始时是成功的。
第一次航行探险活动是由乔治·华盛顿·德·朗海军上尉指挥的“珍尼特”号轮帆船远航“至白令海峡以北世界的那个未知地方”。由于海军没有批准这次活动，“珍尼特”号和它的航行费用都是由纽约一家报纸的经理提供的。当该船于1879年7月离开旧金山时，德·朗在他的航海日志中写道：“在送别仪式上没有看到一位海军军官的踪迹。”为了搜索一名实际上已安全返回的挪威探险者，“珍尼特”号略微等待了一些时候，结果在离开旧金山刚刚两个月后，就陷入浮冰群中无法移动。“而正是在这个位置，‘文森尼斯’号帆船曾于1855年毫无困难地到达过”，德·朗忧愁地写道。
11月底，“珍尼特”号曾经短时间地通过冰群进入一条“运河”。“我们在连看一眼都害怕的林木的碾压和呻吟中，在冰块的破裂和颤抖中，被推着、挤着、压着通过了这段运河”——完全靠着月光前进，以免再次陷入冰群而无法移动。已经看到了不祥的兆头：在月亮的周围出现了血红的晕光；黑色的极光在移动中遮蔽了星光。温度计完全凝结。有19个月之久，“珍尼特”号一直被困在冰群中，直到1881年6月12日，它被撞碎为止。此后，探险队员登上小船。只要可能，他们就用桨划，靠风力前进；在浮冰挤过来时，他们就把船拖过冰块。他们一直朝着最近的海岸——西伯利亚前进。
在一阵暴风中，有一艘船和它的船员永远消失了。另两艘船终于上了岸，但它们失散了。34人在旌旗蔽天、锣鼓彻地声中离开了旧金山。有22人淹死、冻死或饿死在北极。德·朗是牺牲者之一，他死于饥饿和受极光的照射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疑似翻译有误，应为过强的日光紫外线照射，而不是极光。 ] 。第二艘小船的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总工程师是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一。他于1882年返回北极，以便寻找并带回尸体。
但是，或许这次史诗般的悲剧中最生动的部分是有关私人的生活。德·朗离开旧金山时，结婚只有几年。他和妻子仍然处于热恋之中。15年后，当她已是一个老人时，有人劝说她写书以记述这次磨难。通过追述，她发现又一次燃起了对死去的丈夫的炽热的情欲。而在那个时候，也已结婚的梅尔维尔已经成为海军的一名将官。人们一定认为他可能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生活，因为他幸存下来并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然而，他的妻子是一名酒鬼，一个败家子，一位吸毒嗜好者，后来完全疯了。如果要在梅尔维尔和德·朗的命运中间作出选择，人们可能会感到德·朗的命运要好一些。
罗伯特·E·皮尔里1886年远航至格陵兰，是这段时期另一次重要的探险活动。在这次探险活动中，没有出现这样的悲剧。皮尔里在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记住……我必须出名。我不能以平凡的工作虚度年华。当我看到现在有成名的机会时，我不能将时间推到以后。当我仍然年轻、充满力量和有能力做到时，我不能一点一点地呷可口的饮料。”
当时，他已经30岁。他在6岁时，就已经对北极着迷。他具有强烈的成名的欲望。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曾经写道：“我不想生而无名，死而无就。……我希望能够获得声誉，它将成为我进入名流社交圈的‘敲门砖’，一种声誉……它将使我在同任何人会面时都不会感到羞愧。”
在13岁生日前，他曾经制定了一个征服北极的详尽计划，里面包含了两项全新的思想，“完全改变了北极研究小组的探险组织方法”。这项计划规定，探险小组应尽可能小型化，而且应尽可能按爱斯基摩人的方式生活，而不是动用几艘探险船。爱斯基摩人既然能在这个荒凉的地区生存，仿效他们的习惯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过去的探险者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北极探险的最终结果将是发现北极，这一点同样是合乎逻辑的。皮尔里“进入这个决定我未来声望的北方地区”的行动始于1886年夏。他接近格陵兰时，为它持续的白昼(“深夜的太阳和北极圈真诚而且光荣地接待了我”)而震惊不已；他还幸运地找到了一个同伴克里斯蒂安·马依格尔达。后者像他一样毫无畏惧。遵循探险队的规模应尽可能小的原则(同时也由于缺乏经费之故)，皮尔里必须单独对冰盖进行考察。他如果真的这样做，就很可能无法返回。
格陵兰的冰盖面积达到135万平方英里。冰层厚度可以达到1000到1500英尺。除天空、冰层和太阳，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有些时候，甚至连天空、太阳和冰层也看不到。“许多时候，我发现自己在灰色的空地里旅行，”皮尔里写道，“感到雪鞋下面完全是雪，但就是看不见。没有太阳、没有天空、没有雪、没有地平线；目光所到之处，什么都没有……”在这种浓雾中行进，而且无法分清脚下的雪，会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毛骨悚然的感觉。他“将被迫停止前进，等待雾的消失和云层的升高。因为这将使我能够保持方向”。
除浓雾障目(“圆睁双眼则会致盲”)外，还有大雪致盲的危险。隐而未露的冰川裂缝、易碎的雪桥和冰川也到处可见。当皮尔里和他的同伴终于折回时，“从无穷尽的冰坡上下滑”简直危险之至。为了进行这项节约体力的冒险行动，他们把雪橇绑在一起，就像一艘游艇一样，再配上一个用旧便材料制成的风帆，用斧头制成的舵，“屏住呼吸”，绕过50英尺宽的裂缝，“奋力从冰冻的斜坡上急冲而下”。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完全没有被各种困难吓住，一口气回到了沿岸的基地。
皮尔里和马依格尔达从巴芬湾向内陆深入了大约100英里，到达海拔7500英尺之处，比任何曾经到过格陵兰的人都走得远。皮尔里写信给他母亲说：“我最近的一次旅行使我的名字传遍了全世界。我的下一步旅行将使我在世界上获得地位。”而且这一成就完全是他自己创造的。他曾经力求得到海军官方的允许，并为此辩解说，应当把这次探险活动看作是“地理协会的一次特殊任务”。但是，就像拉姆齐海军准将告诉马汉写书不是他的任务一样，惠特尼部长对皮尔里的建议亦持冷淡的态度。如果他去任何地方，他都是以平民的身份，惠特尼说——“你将要从事的事业丝毫不能被认为是海军的任务”。
海军的任务意味着保护被承认的美国海岸，而这就是一切的一切。但是，当皮尔里愉快地在冰盖上勤奋工作和马汉论述思想方面的革命(两人都不顾官方的反对而勤奋工作)时，在远方发生的事件教育了其他人，告诉他们美国在海外尚有利益。
1885年初在巴拿马发生的政变，似有切断美国通过巴拿马地峡进行大量进出口贸易的危险。1889年，美国就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岛上的加煤站问题与德国进行的长达10年之久的争论(已经引起了战争恐惧)，在一次凶猛的飓风中达到了高潮。美国派驻那里的所谓战舰，由于“发动机老式和蒸汽运转有故障”而全部被毁。这使得太平洋几乎完全没有美国军舰的踪影。
这不是问题的一切。从1879年到1888年，费尔南德·德·莱撒普斯伯爵(因建造苏伊士运河而闻名，被称为“伟大的法国人”)正忙于开凿一条穿过巴拿马的海平面运河。这项工程因热病、淤泥和大雨而告失败，但运河显然迟早将会建成。正如一位美国海军军官所指出的：“当任何两个国家发生战争时，拥有强大的海军的一方将会进攻另一方大量通过运河的贸易。”当有人问他美国是否准备保卫这条运河的中立地位时，他宣称任何欧洲国家都不会仅仅因为美国表示不赞成就放弃进攻。他还得出结论说：“因此，门罗主义是一种公理，我们必须用武力加以维护。”对此，马汉接着说，“从军事上说，就目前陆军和海军的准备状况而言，穿越地峡只能给美国带来灾难。”
这些言论为建立一支规模较大的海军的论点增加了份量，但没有明确规定海军的结构。1885年巴拿马革命后，国会已经授权建立一支远洋装甲舰队。在萨摩亚飓风发生后，本杰明·F·特雷西部长报告说，即使在一场防御性战争中，美国要想有任何取胜的希望，它也必须拥有装甲战列舰。他提议，在12到15年内，建造20艘近海防御舰只、60艘巡洋舰和20艘战列舰。许多人认为战列舰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品；还有一种普遍的信念：巡洋舰、甚至没有装甲防护的巡洋舰，就像陆军的轻骑兵，能够在敌人战列舰舰队驶抵美国海岸前很久，削弱其力量。对此，斯蒂芬·卢斯粗暴地予以否定。他于1889年写道：“轻骑兵的职责之一是保护军队的侧翼。我们的巡洋舰保护谁的侧翼？没有谁！没有主力部队，没有战线，没有战列舰，没有海军，除了辅助性船只外没有任何东西。”他更加直率地说：“战列舰是海军的基础。美国没有战列舰，因此就没有海军。”
尽管直到今天还有美国人仍然提出不同的意见，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在美国迅速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对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一方面，像亨利·乔治那样的社会改革家(乔治把美国海军说成是不必要的“滑稽戏”)相信，至少在“新世界”，人类已经进化到不需要战争的阶段。古老的做法可能继续使“旧世界”苦恼，但战争不会再次波及美国。根据同样的理论，其他人(如卢斯和马汉)不承认物质的进化必然带来道义上的进化。相反，他们认为，适者生存的法则正如在其他地区一样，在美国仍然适用。而且海军有它自己的进化观点。
在军事术语上，“机动”一词 [ 译者注：原文为“evolution”，军事上译作“机动”；涉及达尔文理论时，译为“进化”。 ] 表示人体或舰群的协调动作。在1889年的报告里，特雷西部长曾创建了一种“机动支队”，它完全由新的军舰组成，并且将作为一个单位予以保持。在1801年，在“与巴巴利国家战争”初期，“旧海军”曾经在地中海编组过一种“观察支队”。由于组建了机动支队，“新海军”显示了它的崭新状态，并且显明地朝着一支协调一致的战斗舰队的目标前进。
国会于1886年制定了一项明智的法令：任何新的美国军舰都应由美国的钢铁制成。随着舰队呈现出新的状态，国内的工业为了适应它的发展迸发了活力。许多人开始了解到，海军可以带来就业、甚至是平民就业的直接好处。
其他外部的刺激也增强了建设海军的势头。在1891年，智利处于革命的阵痛中。作为中立国，美国设在瓦尔帕莱索的公使馆成了被推翻的政府的避难所。怀着复仇心理的暴徒在追捕美国水兵的过程中打伤了18名，打死了2名水兵。在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之前，有4个月之久，美智两国又一次处于战争的边缘。翌年，夏威夷发生动乱，这些列岛要求并入美国。这一要求没有被接受。但是，许多美国海军军官认为美国迟早必须控制这些岛屿。早在1867年，波特海军上将就曾这样说过：“火奴鲁鲁一定会成为中国，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中间站，它一定是一个对美国商业具有重大作用的地区……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重要的前哨阵地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手中。”
在1893年，新上任的海军部长希拉里·A·赫伯特坚定地赞同海军具有政治上的使用价值。他在年度报告中说：“我们必须使海军保持高度的战斗力，以便增强我们政府认为应当采取的任何政策的份量和力量。”
1894年，拉丁美洲的政治烈火点燃了巴西的革命。为了保护美国的商人，美国派出由5艘新巡洋舰和1艘老炮艇组成的支队前赴里奥。尽管这支舰队的规模仍然不大，人们却难以想起美国曾经作过如此规模的力量显示。经过相当紧张的工作后，拘留在里奥港内的商船未遇多少麻烦就成功地获得了释放。
翌年，即1895年，拉丁美洲又一次出现风波。这次是由美国挑起的。委内瑞拉一直对邻近的英属圭亚那存在主权要求。美国认为这可能是对门罗主义的一种考验，就向伦敦提出照会，要求将争端付诸仲裁。毫不奇怪，英国认为这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做法。尽管如此，克利夫兰总统在年底开始发表措辞强硬的谈话。他对国会说，美国“将以力所能及的一切方法，拒绝大不列颠擅用任何经过调查后我们认定其权利属于委内瑞拉的土地”。
但是，当海军军事学院制定可能与英国发生冲突的计划时，看来总统可能已经走得太远。美国有1艘一级战列舰已经竣工，2艘二级战列舰正在建造中，1艘装甲巡洋舰已经下水。而与美国能用于海外的这些“力量”相对抗的英国，却拥有16艘最现代化的装甲巡洋舰和30多艘战列舰。即使英国在其他地区还负有义务，皇家海军仍非美国海军可敌，除非有第三国海军参加美国一边。当美国人开始领悟到克利夫兰总统咆哮的可能后果时，英国怀着对自己的要求的充分信心，接受了仲裁的要求。当仲裁人员的结论有利于英国时，美国人和他们的总统以某种轻松的心情了解到他们的姿态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15年前，由于美国几乎没有1艘自己的远洋军舰，它甚至不敢摆出这样一种姿态。从那时以来，美国人民总的情绪已经发生了变化。1881年以来舰队时断时续地、但却是大规模地进行着现代化扩建工作；经历了一次紧随一次的一系列战争恐慌；对内战的记忆随着和平时期成长的一代人达到而立之年而逐步减弱——所有这一切(再加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已经超出了美国大陆的边界)都促成了一种新的自行其事的作风。这种自行其事的作风要求有一条出路，于是就出现了战争又一次可以为美国接受的现象，在有良好的战争理由，战争能给美国带来利益以及战争能够取胜时，则更是如此。
战争迟早会发生。总有一些事件——如谋杀、逮捕或干涉——会触犯美国。战争几乎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准备好战斗。它充满信心、坚强、而且神经过敏。战争可能在夏威夷发生。因为现在的公众舆论赞成吞并这些岛屿，尽管这可能招致日本的抗议。战争也可能在中美或南美发生，这可能是由于诸如委内瑞拉边境纠纷之类的多少带有人为的原因。但另一个热点比上述任何热点都更加靠近美国，这就是正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一个极不情愿的成员，古巴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