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用沾满鲜血的手来欢迎你·第十三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1825年，约翰·昆西·亚当斯代表美国提议从墨西哥买下位于萨拜恩河与格兰德河之间一块叫作得克萨斯的土地。这个提议遭到拒绝。后来，杰克逊总统提出同样的建议时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
但是，墨西哥却鼓励美国人开发这块土地，到1834年， 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已有2万人，另外还有2000名黑奴。加在一起，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的美国人为墨西哥土著人的4倍。但在1831年，墨西哥在各省全部废除了奴隶制。当局允许得克萨斯维持现状直到1835年。该年，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他·阿娜总统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于是，居住在那里的美国人，以其祖先对待英国人的态度为榜样，宣布独立。为了保卫独立，有200人死于阿拉莫战斗，但更多的人为新政府的赠地政策所吸引，从各个州来到这里定居。
杰克逊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天(1837年3月3日)，亦即在他公开承认美国需要一支海军的那天，对这个新的共和国给予了政治承认。承认它的还有法国、英国。对墨西哥宣布采取的不承认态度，无人表示惊奇。
得克萨斯人本来是会同意立即并入美国的。然而，这一抉择暂时被美国人否定了，因为奴隶制那时在美国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问题。1820年，在美利坚合众国内，曾出现奴隶与自由人并存的平衡状态。到19世纪30年代末，面积大得足可分为数个州的得克萨斯如果并入美国，就有可能破坏这种平衡。现有的自由州担心这块新的土地将会保留奴隶制，希望他们能放弃奴隶制，而保留奴隶制的州所担心和希望的则恰恰相反。简单说来，当1843年10月“普林斯顿”号在海军准将罗伯特·F·斯托克顿指挥下完成首次试航时，与得克萨斯有关的情况就是上面那些。
今天，罗伯特·斯托克顿作为加利福尼亚的征服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斯托克顿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托克顿把自己称作为“美国人，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大约于1845年制作的一幅他的画像和一幅银板照像，至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正如人们所期望的，画像十分传神。然而，这两幅像均表明了他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他身着高领双排扣上衣，直领衬衫，系着深色领结。他的头和脸更有时代特点。他有着长方形的脸，贵族气派的鹰钩鼻，以及坚实的下巴。在那幅画像中，他的眼光看上去温柔，嘴看起来很软，而在银板照像中，他的嘴唇紧闭，双眼直盯着摄影师。然而，在两幅像中，他都有十分动人的络腮胡子——总之，这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具有崇高思想的绅士形象，完全了解他自己、他的世界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
还可以提到的是，他的祖父是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他的父亲，人称“老公爵”，是乔治·华盛顿和“上帝般”的丹尼尔·韦伯斯特的朋友。他的家族是新泽西州最富有、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
罗伯特本人同斯蒂文斯家族(“斯蒂文斯炮台”的倡议者)一起建立了一家垄断新泽西州运河和铁路运输的公司，从而对增加家族的财富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经营这一事业中，他表现了对蒸汽动力的极大兴趣。正是他，安排建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螺旋桨蒸汽军舰“普林斯顿”号。当然，这艘军舰是实验性的，因而斯托克顿也就处心积虑地抹煞了它的设计者瑞典人约翰·埃里克森的一切功劳。斯托克顿确信这类船只将会改变历史，同时也清楚地看到他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他还同样清楚地看到了他的同胞们的地位。他说，“他们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组成了一个文明的国家”。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是唯一享有共和政府、它的人民充分懂得自由制度的国家……宝藏只在我们手中。在上帝和全世界面前，我们对人类的传统负有责任。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利益，也是为了人类大家庭的利益”。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对于其他国家拥有“在任何时候进行无可争议的和完全的干涉的权利。通过这种干涉，它能够促进自己的利益和推动自由的事业”。
罗伯特·斯托克顿既富有，又有影响力，并且野心勃勃，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确实是他的时代、他的阶级、他的国家的典型人物，是一个希望按他自己的模式塑造历史的人物，是一个相信每一个人不管他们是否希望，都将因此受益的人物。然而，当他在1844年2月28日炸死海军部长和国务卿时，他不可能会想到他会造成这样直接的影响。
斯托克顿曾经邀请泰勒总统在“普林斯顿”号上进行参观和游览，以便展示这艘舰只和名为“俄勒冈”和“和平创造者”的12英寸的滑膛炮。他写信给海军部长戴维·亨肖说，“‘普林斯顿’号火炮的发射效果是惊人的，几乎无法相信。”他接着又说：“‘普林斯顿’号上所作的改进可能会产生自发明黑色火药以来从未有过的最重要的结果。”
斯托克顿的估计并没有多大错误。但是亨肖在接受邀请后，却幸运地免于一死，因为在参观游览前9天，他的海军部长职位已被托马斯·W·吉尔默取代。因此，当一门大炮成功地发射了几发炮弹后突然爆炸时，正好是吉尔默死于这次事故。死去的国务卿是前海军部长艾贝尔·P·厄普苏尔，在这次事故被炸死之前，他所从事的最后一项官方工作是通过谈判将得克萨斯并入美国。
约翰·C·卡尔霍恩取代厄普苏尔担任国务卿时，前总统杰克逊对他说“不能失去得克萨斯”。如果失掉的话，杰克逊认为，它“一定”会落入英国手中，美国人向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因此也将停止。1844年4月12日，“普林斯顿”号上死亡事件刚过去6个星期，卡尔霍恩同得克萨斯人签署了一项合并的条约。3天以后，新任海军部长约翰·Y·梅森命令海军准将戴维·康纳指挥的本土支队在墨西哥湾集中，以便遏制墨西哥对合众国新成员可能发起的任何进攻。但是，在6月8日，参议院以35票对16票，拒绝批准这一条约，这完全是由于它担心得克萨斯并入美国将会导致同墨西哥的战争。此时，下届总统的竞选运动刚刚开始，归属问题便立即成了当时的中心议题。
泰勒总统决定将这一问题再次提交国会，这次仅需两院作出联合决议即可批准该条约。这就是说，这次他无需获得上次未曾获得的2/3的多数票，而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该条约。1845年2月28日，国会通过决议。3月1日，泰勒总统签署了决议。但是，考虑到下一届总统竞选的投票人大都赞成得克萨斯并入美国，因此泰勒总统未能再次当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泰勒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曾两次转党，结果是两党均不要他。3月4日当选为总统的是詹姆斯·K·波尔克，他是坚决支持得克萨斯并入美国的。尽管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但美国进行新一轮扩张的背景就这样确定了。反对派以鄙视加迷惑的态度问：“谁是詹姆斯·K·波尔克？”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他是美国第一个“黑马”总统，是从某个角落里出现并占领白宫的人。他执政时还不到50岁，面庞消瘦，带有悲哀而严肃的表情，但却雄心勃勃，并且狡猾而诡秘，同大多数总统相比，他更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物。
很多年以后，他的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回顾了波尔克的4项“伟大的措施”，即他那一届政府的目标。这4项措施是：“一、减少税收；二、财政部独立；三、解决俄勒冈边界问题；四、获得加利福尼亚。”这4个目标他均成功地实现了，前3个是在1846年通过正常的国会立法程序解决的。加利福尼亚问题比较棘手。墨西哥不愿意出售，并且在得克萨斯于1845年7月4日同意并入美国后，断绝了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但是，如果加利福尼亚买不到手，也可以通过战争夺取。问题是如何发动一场看起来是合法的战争。
就在泰勒赢得两院关于得克萨斯归并的联合决议的那一天(1845年2月28日)，他的最后一位海军部长约翰·梅森命令海军准将罗伯特·斯托克顿率领“普林斯顿”号和其他3艘军舰进行一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斯托克顿没有拒绝，但未立即起程。在整个总统竞选运动中，他一直积极支持波尔克竞选，自然也就赞同当选总统的领土愿望。在新总统发出更有意义的命令后，舰队很快就起航了。总统的命令是在4月2日下达的，要求海军准将率领支队去墨西哥湾。
5月12日，斯托克顿到达加尔维斯顿，他在那里会见了得克萨斯国民军司令西德利·谢尔曼少将和安森·琼斯。得克萨斯并入美国仍是几个星期以后的事，因此，琼斯暂时仍是得克萨斯共和国总统。斯托克顿以恰当的拐弯抹角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建议。他没有亲自去拜访琼斯，而是派出了秘书赖特博士。后来，琼斯总统写道，赖特博士“用了3天的时间才说明了他们访问的目的”。这些目的可以用3句话来表达：第一、琼斯应授权谢尔曼组织一支至少有2000人的军队；第二、他们应攻击、占领和控制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镇；第三，斯托克顿和他的舰只将对这支军队提供保护、粮食、武器、弹药、运输和薪饷。
赖特博士补充说，波尔克总统“不愿让人知道此事，但他同意斯托克顿海军准将的计划”。琼斯总统毫不掩饰地对赖特博士和谢尔曼将军说，“如此说来，海军准将是代表美国希望我为他们制造一场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将是控制加利福尼亚。他的客人回答说，确实如此。琼斯对此事未作决定。几天之后，他接见了另一位来访者，后者带来了他所期待的消息，即英国驻得克萨斯的公使查尔斯·埃利奥特从墨西哥回来时带来了墨西哥承认得克萨斯独立的消息。琼斯说，有了这个信息，“一句话便了结了斯托克顿海军准将的事情。我使他确信，我丝毫没有为美国制造战争的想法。不久，他便离开了我们的水域驶向太平洋去实现他来得克萨斯时企图实现的非和平的目的”。
斯托克顿在这次阴谋中的作用已经记录在案，而波尔克的作用，除有一些间接证据外，却并不明确。直至今日，历史学家们仍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把斯托克顿的行动看作独立的主动行动，而这正好符合他的性格；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他是波尔克搞阴谋的同伙人。但是，不管哪种看法是正确的，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差别。这两个人有着相同的想法。如果不能在安森·琼斯帮助下制造一场战争，那总会有其他发动战争的办法。
与此同时，在东海岸正进行着一个完全不同的阴谋。正当斯托克顿去得克萨斯企图让琼斯充当挑衅者时，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正在执行一项非常巧妙的、更具建设性的策略。夏季，国会为躲开华盛顿的潮热天气，正在休会。陆军部长与其他许多政治家一样，离开了首都，但班克罗夫特留了下来，并且除自身的职务外，还暂时接管了陆军部长的职责。正如前面提到的，班克罗夫特是一位历史学家。或许出于这一原因，他高度重视教育，而且长期以来为青年海军军官仅受到有限的教育感到非常不安。他知道他需要为此做些什么。问题在于他需要得到陆军部长的同意。1845年夏季，解决问题的办法终于有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卓越的想法，需要他做的只是迅速行动。
陆军部长(代理)和海军部长——都是班克罗夫特——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在国会休会期间，代理陆军部长班克罗夫特把马里兰州河边小镇安纳波利斯的一组陆军建筑物交给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控制。多亏了代理陆军部长这种安排，海军部长班克罗夫特于是将临时性的、装备不好的费城海军学校迁到了安纳波利斯，命令返回的学员向那里报到，并且配备了5名教官。为了减少国会复会时对此项安排的震惊，他还将在费城执教的大部分教官解雇，从而一年节省了3万美金的开支。国会复会时，对这一变化视若不见，认为这还不错，并且表决通过将节省下来的3万美金用于改善新学校的设施。
就建立一所永久性的海军军官学校所进行的几十年的争论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当然，美国海军学院现在依然存在，如同它一个半世纪以来一样，仍在培养未来的年轻军官。全世界的海军看来都习惯于选择美丽的地方(如日本的江田岛，英国的达特茅斯)培养其有抱负的海军领导人，安纳波利斯的条件也不差。这个城镇有砖铺的街道，砖木结构的房屋，拥挤而迷人，濒临富有吸引力的小港。学院沿塞文河岸而立，有林荫草坪、小道、壮观的老式和新式建筑物，所有这些，对参观者来说，似乎充分弥补了单调的水上训练活动。在图书馆里，人们可以尽情地阅读而绝不会感到资料的不足。无论在室内和室外，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如果你需要一些时间静静地进行反思，就可以去小教堂的地下室，那里安放着约翰·保罗·琼斯的遗体。在运动场外面，在河对岸安静而精心照管的墓地里，还有其他名人的遗体。对有志于海军过去和未来的人，这完全是一个非常适意的地方。因此，出现下面这种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种情况就是：一些名人死后选择了那里作为归宿之地，而不大有名的青年人还是争相来此求学。
班克罗夫特变戏法似的快速行动给美国海军带来了很大好处。这种行动虽然很有建设性，但就其采取的迂回手段来看，却充分反映了波尔克在行政管理上的做法。总统一直坚持，他对墨西哥的意图是和平的。但是，连那些对他的话信以为真的辩护士们也承认詹姆斯·K·波尔克惯于采取迂回的手段。自然，经过30年的和平之后，波尔克是不会主张故意发动一场战争的。但1846-1847年的墨美战争的直接起因却正是波尔克总统命令扎卡里·泰勒将军进入墨西哥领土。
1846年1月13日，泰勒奉命越过努埃塞斯河——100多年来它一直被认为是得克萨斯的南部疆界——并前进至格兰德河北岸。格兰德河无疑是在墨西哥境内。他这样做了，并且封锁了格兰德河南岸的马塔莫罗斯城。因此，当4月25日他的部队同马塔莫罗斯的部队发生小规模冲突并有一些伤亡时，人们并不怎么惊奇。美国人流了血，而这正好是美国于5月11日向墨西哥宣战所必需的。
当日，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写道：“我们进行战争并不是企图获得加利福尼亚，或者新墨西哥，或者墨西哥领土的任何其他部分。”这段话出自致美国公使和领事们的信函，但波尔克在同意将此信发出之前，要求布坎南删去加利福尼亚一词。因为，他想得到这块地方。
从地理上说，波尔克发动的中美洲战争主要是一场地面战争，但在这场战争地面战场的两侧，即在墨西哥湾、加利福尼亚外海及墨西哥西部外海也进行了海战。在这些不同的海域进行战斗的方式是不同的。
在墨西哥湾，戴维·康纳海军准将除了管不了他的脸部外，什么事都管——他患面部神经痛，经常发生剧烈的阵痛。他参加过1812年的战争。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目前所指挥的战争中不会有任何值得纪念的海战，因为墨西哥仅有两艘多少具有一些战斗力的军舰，而且它们在这场敌对行动开始时，就已经转交给英国商船队了。“在这场战争中，我担心海军将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除圣·胡安·德乌拉城堡外，墨西哥没有什么值得攻击的目标。而且我们的炮击对它如同对亚拉腊山一样将不会有什么影响。”班克罗夫特给他的指令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指令称：海军支队将“封锁墨西哥的主要港口，保护我们的商船免遭私掠船的抢劫，协助陆军的作战，从而早日解决我们同墨西哥的纠葛”。
在战争的头9个月里，依据这一不十分令人激动的计划，康纳唯一可以付诸实施的就是进行封锁。尽管墨西哥政府向自己和外国的商船提供捕押许可证，但没有什么人去领，因此私掠船从未成为问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陆军并不需要海军的支援。然而，实施和保持封锁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华盛顿一些仍然缺乏工作经验的部门(特别是“破坏与毁灭”局)毫不了解如何保持对舰艇的食品、水、弹药和药品的供应。除了自己身染疾病外，康纳还必须努力对付支队中发生的坏血病、疟疾和黄热病(墨西哥人把最后一种疾病生动地称为“黑色呕吐”)。更有甚者，热病流行的季节在10月份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暴风雨季节，此后直至第二年4月份，在墨西哥湾的船只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大北风”的袭击，这是从得克萨斯沿海刮来的强风，还夹杂有暴雨，海浪可以高达20英尺以上，风速则达到每小时50英里。预示“大北风”到来的迹象变化多端，无法确定，因此，实际上无法预报。
简言之，仅仅把军舰保持在阵位上，本身就是一大成绩。这个支队掌握了英国皇家海军在独立革命期间和1812年战争期间于美国海域，以及在同拿破仑的战争中于法国海域所掌握的那种制海权。结果，有很大一部分海上力量担负了一些令人生厌的、艰难而又平淡的任务。此类任务是难以保持士气的，而且也不像公众所期望的那样特别有用；尤其是同陆军较为惊心动魄的成绩来比，更是如此。康纳的一位同事说：“海军应做一些事情来使新闻界为之轰动。”
1846年11月，已经开始为做些轰动的事制定计划：即由陆、海军协同发起一次两栖登陆战斗以占领墨西哥城以东200英里处的沿海城市韦拉克鲁斯城堡。如获成功，陆军将向墨西哥首都挺进。整个想法是由温菲尔德·斯科特将军提出来的。为实施这一计划，必须将14000名部队送到岸上，斯科特立即意识到要使这样一支部队登陆不是一件小事。美国的武装部队从未试图进行过如此规模的登陆行动。的确，在1915年加利波利之战前，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试图发动过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而美国直到1942年入侵北非前，也从未参加过更大规模的入侵。因此，当斯科特和康纳1847年3月初聚集在一起时，他们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即创造了一个保持68年之久的世界纪录，一个95年未被打破的美国纪录。
这次战斗的关键是设计登陆用的船只，它们也是美国首次为此目的而建造的船只。斯科特把它们叫做碎浪艇。这些碎浪艇平均长37英尺，可以装在商船内运输；它们的建造速度很快、结构轻便、宽体、平底、两端构造相同，由8名船员操纵，可载运40人。斯科特和康纳共用了64艘这样的小艇，把大约9000名士兵在一天之内(1847年3月9日)运到了韦拉克鲁斯附近登陆，而且无一艘碎浪艇损失，无一士兵伤亡。
在以后的10天中，更多的部队和补给品继续上陆。“一切，”将军写道：“都必须用碎浪艇从平均约为一英里以外的海上运到开阔的海滩登陆。海军准将康纳的支队不屈不挠地支援我们的行动。”然而，3月20日，在墨西哥湾的登陆战斗在康纳指挥下即将取得明显胜利的情况下，这个支队再也不是他的支队了。当日下午“密西西比”号汽船到达时，带来了新的命令和一位比这位有病的司令强健的人。次日晨8时，康纳向支队下达了一个指令：现由佩里司令指挥支队。
康纳已经超过了他的任期，在“密西西比”号即将到达之前，他给妻子写信说，他将立刻申请替换，但他对不能看到进攻结束感到失望。然而，佩里的确给战斗带来了许多活力，并且受到了欢迎。一位下级军官在以后的岁月里回忆说：“欢呼声接二连三，在这位精力旺盛的继任者的统率下……美国海军维护了它往日的声誉。”
几天后．上岸的陆军人数增至13000人。发射大型炮弹的火炮从军舰上卸下，转运上岸(这是一项细致和冒险的行动)，重新安装到一个联合炮台里。3月24日，它们开始射击。第二天下午5时，在韦拉克鲁斯的上空飘扬着一面停战旗。两天后，这个城市投降。3月29日下午1时，亦即佩里到达后仅10天，他给海军部长写了一份报告，他说：“这份报告是从城堡内写的。城内的火炮现在正向已经在城内要塞升起的美国国旗致敬。”
可能除康纳以外，对所有有关的美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他们只有14人死亡，59人受伤。墨西哥军队伤亡人数几乎同美军一样。不幸的是，平民伤亡较大，大约有100人丧生。而且，韦拉克鲁斯是墨西哥的第二大城市，它的失守为6个月后墨西哥城本身的失守打开了通路。斯科特将军愉快地向“整个本土支队”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在海军司令康纳和佩里的相继指挥下，从陆军抵达外海以来所给予的迅速的、令人高兴的和漂亮的援助”。
占领韦拉克鲁斯并非墨西哥湾战争的结束，但它是那里发生的唯一一次最重要的战斗。因为，在没有联合司令部和缺乏任何紧密协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任何国家都会引以为豪的陆海军合作的样板。它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加利福尼亚的各部队之间还缺乏合作。
同康纳一样，太平洋支队的司令约翰·D·斯洛特也是一个有病的人。他还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尽管他从1845年6月已经接到命令，让他在知道战争已经开始后便立即攻占旧金山并封锁其他港口，但他却不能忘记汤姆斯·阿比·凯茨比·琼斯的轻率行为。华盛顿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通讯联络自然比华盛顿同墨西哥湾之间的通讯联络更为困难，因此，直到1846年6月8日，即他首次得知格兰德河发生冲突的3周以后，斯洛特才决定他应该采取一些行动，然而又过了一个多月他才就应采取的行动定下决心。7月7日，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他占领了命令中已经规定的蒙特雷，并且宣布加利福尼亚并入美国，而后者则超出了命令规定的范围。两天以后，也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他的军舰占领了旧金山。所有这些均比他预料的要容易得多，然而他仍不能确信这些是他本应做的，所以，当7月15日有44门炮的大型快速帆船“国会”号抵达蒙特雷时，斯洛特才松了一口气。快速帆船送来了罗伯特·F·斯托克顿，斯洛特决心立即将指挥权交给他。
他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移交工作。7月23日，他把岸上的作战指挥权移交给斯托克顿；6天后，又交出了全部指挥权。在权力移交过程中，和平占领阶段已结束。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开始有组织地反抗；斯托克顿欣然反击，并在公开讲话中推翻了斯洛特早先的和解做法。8月13日，他占领了洛杉矶，这是一个只有1500名居民的不设防城市。这时，加利福尼亚的墨西哥政府已停止工作。于是，斯托克顿着手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定于9月15日进行选举，并准备占领阿卡普尔科，作为进攻墨西哥城的跳板。然而，9月底以前，他的不足50人的洛杉矶守备部队被赶了出来。在以后几周里，在沿海的一些不同地点均发生了战斗。它们部分由斯托克顿指挥，部分由美国陆军测绘队的约翰·C·弗里蒙特中尉指挥。弗里蒙特以探险家而闻名。他被斯托克顿任命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后来，在12月，斯蒂芬·W·卡尼准将从新墨西哥的圣菲经过600英里的行军后，从东面进入了加利福尼亚。
这3位军官以各自的方式独立行动时，都是有战斗力的斗士；联合时，则贻人笑柄。如果加利福尼亚还继续进行抵抗，那会出现灾难性事件。卡尼坚持，只有他才有权建立一个文官政府；斯托克顿拒绝接受这种做法，宣布他将请求把卡尼召回；而弗里蒙特(一名陆军中尉)则通知卡尼将军，他只服从海军准将的命令。这场丢人的争吵只是在1847年1月22日布兰福德·舒布里克海军准将到达蒙特雷时才得到解决。他比他们3人资深，他以充足的理由说服了他们，从而结束了这场不合时宜的争吵。尽管如此，加利福尼亚在6个月后终于被征服了。1847年3月间(正当康纳、斯科特和佩里攻击韦拉克鲁斯时)，舒布里克明确划分了陆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及其海湾的责任地域：陆军负责岸上控制，这就把组织政府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卡尼，而海军则负责制定海关和港口规章制度。处理了这个问题后，舒布里克从1847年7月至1848年5月对加利福尼亚南部和墨西哥西海岸稳步地、有条不紊地实施了封锁。
与此同时，在1847年整个夏季，斯科特将军从韦拉克鲁斯向墨西哥城进军，并于9月17日接受首都的投降。在交战的共和国之间开始谈判前，秋冬两季已经消逝了。在墨西哥湾和太平洋的美国海军舰只仍坚守在岗位上。最后，双方于1848年2月2日签署了瓜德罗普锡达尔戈条约，从而使战争结束在望。3月10日，华盛顿批准了这项条约；15天后，该条约又获得墨西哥的批准。整整两个月后，海军准将佩里才从官方证实了敌对行动的结束；而这一消息传到太平洋沿岸又过了两个星期。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个带讽刺性的事件。在汤姆斯·阿比·凯茨比·琼斯于1842年过早地占领蒙特雷以前，曾隐隐约约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可能性：加利福尼亚有可能像路易斯安那在1803年一样卖给美国。尽管遭到了地方官员们的有礼貌的拒绝，琼斯的轻率行动使得这种隐约的可能性变成了完全的不可能。而这种轻率行动加上波尔克总统占领这个州的决心，成了战争根源之一。当然，琼斯被解除了指挥权。然而，在1848年5月6日，他又官复原职，于是，使加利福尼亚战争正式结束的责任就落到了他的身上。
甚至在这个获胜的国家中，战争的诸方面——它的爆发、进程和影响——远远没有得到普遍的赞同。当战争仍在进行时，众议院表决认为，这次战争的发起是违反宪法的。俄亥俄州的汤姆斯·科温宣布：“如果我是一个墨西哥人，我会问你，‘难道你的国家没有地方来埋你们的死尸？如果你到我这里来，我将用沾满鲜血的手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到我们好客的坟场’。”
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一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年轻人谈到波尔克时说：“他深知他在做错事……这个总统对他自己的处境感到满意是不明智的……他是一个糊涂的、惶惑的和极其茫然不知所措的人。”
战争过去许多年以后，一位墨西哥战争时期的年轻中尉写道：“即使得克萨斯并入美国是有理由的，随之而来的强加于墨西哥头上的战争的方式则是没有道理的。”他接着说：这是“一个强国对一个弱国发起的从未有过的最不公正的战争之一。”虽然这些话是在这次事件发生35年之后写的，这个评论却值得注意，因为写这些话的人是尤利塞斯·S·格兰特，他是美国的第13届总统。
至于战争的代价，只有不到2000名美国人战死或因伤而死，死于疾病的则超过了11000人，另外还有9000多名逃兵。就财政开支而言，直接战争费用达到约5800万美元，几十年以后，又有6400万美元用于抚恤，并且，根据和约，美国付给墨西哥1500万美元土地割让费。从这个角度看，代价是低廉的，因为战争确认了美国对得克萨斯直到格兰德河的占领，也确认了对上加利福尼亚包括圣迭戈的占领。连接两地的新墨西哥(包括今天的亚利桑那)也成了美国的领土。战争使美国一共增加了超过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合48美分一公顷。1848年1月22日，即和约签署前11天，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当时，没有人想到石油和天然气，这些财富是在以后才发现的。然而，在头10年中，加州淘金的人从地下矿藏中得到了价值5.5亿美元的黄金。
当想起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潮时，人们不应想到当时会有一个移民潮。因为，当时美国的人口只有2000万，而且，由于增加了俄勒冈边界上的居民点，波尔克政府给国家增加了7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此，从总体上看，美国根本谈不上人口拥挤。但是，有些人仍不愿意停止扩张——罗伯特·斯托克顿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主张兼并整个墨西哥，而他的呼声得到波尔克的副总统乔治·M·达拉斯的响应，达拉斯幻想“有一个拥有整个北美大陆的更为完美的联邦”。当然，美国最终并没有走得这么远．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扩张速度对作为一切美国梦基础的美国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双重影响。
一种影响是使人人都可能享有新的、充分的自由。这个国家拥有的大陆，是在一个大洋到另一个大洋之间，也就是“从大海到阳光普照的大海”；土地辽阔，无边无际，美丽富饶。这一伟大的事实证明了神话的正确性，同时也使神话变成现实，即地球上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使人得到如此的自由。在西部新的、半开化的土地上，人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不受传统束缚地向机会挑战，而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
除阿拉斯加(1867年以720万美元从俄国购得)外，波尔克政府使大陆上的美国达到了今天这样辽阔的面积，而人口只有今天的1/10。简言之，在阳光普照的海洋之间，有着无垠无际的土地和并不算多的人口。
另一种影响(这是一种明显的影响)是，美国人发现自己的土地多得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发现那些土地非常富饶，于是把他们的精力从海洋转向陆地。海洋只是对那些生在海边的人(75年前，整个国家就在海边)成了一种依托，对有些人来说，它只是一片美丽的景色；对许多人来说，它又是想象或回忆中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则是既看不见又从不去想的东西。只是对于极少部分的人来说，海洋仍是他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尽管海军在最近的战争中尽了最大的力量，做了一支海军应做的一切，然而，由于它遭到的直接抵抗极少，以致使它失去了魅力、光辉和受公众欢迎的业绩。而在这些方面，陆军取得的成就是如此的辉煌，以致首先率领部队踏上墨西哥土地的扎卡里·泰勒将军接替波尔克担任了总统。当理查德·亨利·达纳和赫尔曼·梅尔维尔这类作家描写海上生活时，甚至最浪漫的新水手都认为，在伟大的军舰进行美妙的航行时，海上生活是困难的、艰苦的并且是完完全全不浪漫的。达纳的《桅杆前的两年》出版于1840年，梅尔维尔的《白夹克》和《莫比·迪克》分别于1850年和1851年出版。达纳在书中描写了一位海军舰长在水手们要求增加面包定量时的形象，他的描述简练、生动，且删去了一些脏话：
他紧握拳头，跺着脚，咒骂着，命令我们向前走。他的话中夹杂着大量加强语气的诅咒字眼。他说：“滚蛋！统统向前走！我要折磨你们！我会给你们刺激的！你们闲得无聊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我会让你们到地狱去！……你们看错了人！我是弗兰克·汤普森，是从东部来的。我历尽磨难，可以做成一个‘东部常规玉米饼’——趁热吃味道XXX不错；如果吃凉的，那就真XXX酸，而且不好消化。你们会发现我就是这样！”
梅尔维尔的描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写道，“当我出海时，我只是一个水手，岗位就在桅杆前面，跳进艏楼，站到最上桅的顶上。真的，他们还不如命令我四处走动走动，让我在帆桁之间跳来跳去，就像5月草地上的蚂蚱一样。开始，这类事情令人极不愉快，它损伤人们的荣誉感……”
荣誉感是每一个美国人都能感觉到的东西，梅尔维尔的话的含意似乎是清楚的：在海上，你放弃了自由。但是，在森林、高山、平原和沙漠里，你自己作主，能根据你自己的精力爬起和卧倒。相比之下，航海生活就黯然失色，而海军，在更有魅力的陆军面前则像是呆笨的女仆。
这种对大海的反感情绪并不是梅尔维尔想要表达的。他问道：“如果海上一位大块头的舰长命令我拿把扫帚打扫甲板，会怎么样呢？用《新约》的标准来衡量，这种侮辱相当于什么呢？谁甘当奴隶？告诉我。”
除最有哲理的读者外，任何一个人的回答都将是：如果有奴隶，那不是我。个人的自由——美国对一切事物的试金石——由于美国取得了对墨西哥战争的胜利而得到了最大的升华。奇怪的是，梅尔维尔对水兵生活方式的拐弯抹角的称赞触及了那场战争留下的最为敏感的问题：在这块新近赢得的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它们应该是保留奴隶制的州还是由自由人控制的州？我们将用沾满鲜血的手来欢迎你……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将会洒下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还要多的血，北方和南方的海军都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冒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