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宁静的联邦·第十一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整整30年的和平时期。在美国存在的全部历史中，只有一次超过了这一纪录。那就是，自内战结束到1898年的西美战争开始，其间共有33年的和平。
这意味着，1816年出生的整整一代人无需在战争中发射一枪一弹，即已到了而立之年。
现在没有多少人对美国海军是美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提出疑问，因此，舰队在其短暂的、充满战斗的历史中，第一次享有了人们对一个和平时期常设单位的爱恨交加的情感。
海军开始履行新的使命时，进行了两项乐天主义的、具有远见的革新。第一项革新是由即将卸任的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提出的，并于1815年2月付诸实施。根据这项革新，他的继任人无需再像他那样独力处理海军组织的所有琐事，而是可以得到一个由3人组成的海军专员委员会的协助。这3名专员要由资深的海军上校担任(第一届委员会由约翰·罗杰斯、戴维·波特和斯蒂芬·德凯特组成)。这就采纳了一项新的重要原则，即职业军官在管理海军部方面将享有发言权。
但是，他们没有决定权。琼斯部长的继任人本杰明·W·克劳宁希尔德在专员们企图告诉他应当如何组织支队和任命人员时，坚决地让他们各安本分。麦迪逊总统也支持克劳宁希尔德，声称如果海军专员委员会独立于海军部长之外，也就会独立于总统之外，这是绝对不行的。3位海军上校被限定于照料“民事、器材和后勤方面的事务”。这种限制和其他的一些限制使得委员会成了一个笨拙不灵的工具。但它至少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第二项革新是1816年4月通过的“逐步增强海军力量”的法案。在以往的战争结束时，军舰一般是被尽快出售的。但这项法案并未要求把美国小小的海上武装力量处理掉，反而连续6年每年拨出100万美元建造海军舰艇。
海军当时的情绪——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在一位军官的日志中得到了简明的反映。这位军官是一位牧师，有一个不大恰当的名字菲兰德·蔡斯 [ 译者注：英语中philander chase有追逐女人之意。 ] 。他在1818年登上快速帆船“斗争”号，前往欧洲和地中海。8月21日，星期五，“清晨”，他写道，“我们同时发现了英国海岸和法国海岸。在法国方面是海牙角和卡斯吉特斯，在英国方面是波特兰比尔和圣阿尔巴角……”第一次看到英国海岸引起了对英国的一片柔情：“我们祖先的故土，我们先辈的故土，那个率先培育了世界自由的国家——那片土地，第一个激发了天才并且第一个鼓励天才……”但是，他接着恢复了镇定：他是美国人，不是英国人。蔡斯牧师还提醒自己：英国是“那个只向美国弯腰的国家——而且弯腰时的神态又好像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逼得向人弯腰呢”。后来，他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因而变得兴高采烈。他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亲爱的弗兰克：……我们美国小小的海军已经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它的历史现在使得扬基国的任何真正的子孙欢欣不已，得意洋洋。如果你能看到所有的外国对美国海军和它的军官的尊敬，你就会立即和我一起说，我们应当把我们可能在欧洲大陆国家中受到的尊敬，归功于我们的海军，而且永远归功于它。
有了6年拨款的保障，海军现在计划建造12艘新的装有44门炮的快速帆船、9艘装有74门炮的战列舰和3艘保卫港口的蒸汽船。对于对内政策上的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即一支海军应当拥有哪些舰只——说来，这不仅是一种新的，而且也是一种正确的答案。海军委员会热情地支持建造更多的大型帆舰，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没有签发文件支持建造蒸汽船，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这种蒸汽船也一直没有建成过。然而，令人几乎无法相信的是建造装有74门炮的战列舰时的那种缓慢的速度。第一艘“特拉华”号于1817年在诺福克开始建造，1820年下水。在和平时期，这种速度并不慢。“北卡罗来纳”号于1820年在费城下水。但在1818年开始建造的4艘装有74门炮的战列舰中，下水最早的是“佛蒙特”号，下水的时间是1845年。“纽约”号在1861年被焚毁时，仍然停在船台上。“阿拉巴马”号终于在1864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下水，但到那时，它已完全过时，只能用作储藏船。至于“弗吉尼亚”号，它于1818年在波士顿开始建造，却从未下水，最后于1874年，即安放龙骨后第56年在船台上被拆毁。
忽视蒸汽的巨大潜力以及建造大型帆舰时的蜗牛般的爬行速度，均应归因于政策和性格方面的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方面，海军委员会的3名上校是从快速帆船中学到技术和获得声誉的。蒸汽对于他们就像对于美国印第安人一样，是格格不入的，而且几乎是无法理解的。蒸汽发动机嘈杂、肮脏、有异味、效能差、体积大，而且烧煤很多，每隔几十英里就需添加燃料。这些缺陷对内河船只来说，都不是重要的，但在海军委员会看来，几乎任何一个缺陷都是使舰队完全不采用蒸汽技术的很好的实际理由。
另一方面，还有大型舰只的造价和用途这样一对孪生的问题。任何一位舰长可能都渴望指挥一艘装有74门炮的战列舰。然而，这种战列舰在海上的维持费用极高。它的恰当的对手应是另一艘战列舰。然而，如果要与敌人的战列舰作战，敌舰显然不会是单艘，而是多艘齐来。尽管美国海军掌握了良好的单舰作战技术，对多舰联合作战却没有丝毫知识和技术。因此，甚至在那些将来要指挥战列舰的人眼里，74门炮的战列舰的价值也是有疑问的。尽管如此，有些战列舰还是在完全过时之前就建造完毕并付诸使用了。比如，装有120门炮的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就是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里建成的。但是，领导层内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以及国会中严格控制海军的预算，使得快速帆船而非战列舰始终成为美国帆船舰队的骨干。
现在回过头来看，就很容易了解其中的含义。从技术上讲，舰队只要踏步不前，其后果就可能是落后于时代。但当时，这一点看来无关紧要。从海军总的观点来看，重要的问题是，首先它没有被解散，其次它在和平时期担负着一项有益的工作，即促进并保护对外贸易。
美国的海外贸易随着和平的恢复，不仅有所增加，而且达到了创纪录的高峰。南部诸州从中受益尤甚。例如，新奥尔良在1818年曾是全国的第二大出口中心，而到1834年，就跃居全国各港口之首。中国是商人最热衷的国家。到1820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额已经仅次于同英国的贸易额。但是，在南中国海，在巽他海峡，在处于变革中的南美地区的海域，以及在加勒比海域，海盗横行，任意掠夺商人的财物。仅仅在加勒比地区，从1816到1822年期间，据称就发生了3002起海盗掠夺事件，平均每周9起，而且伴随这种掠夺行为的，还有强奸和拷打等恶行。真正的海盗行为是没有罗曼蒂克味道的。
因此，在1817年10月，詹姆士·比德尔海军上校指挥下的海军单桅小船“翁泰里奥”号离开纽约前往南美的东海岸进行巡逻。1819年5月，快速帆船“国会”号在J·B·亨利海军上校指挥下离开汉普顿罗兹前往中国附近的海域。这是第一艘采取此种行动的美国军舰，也是美国于1820年抵达菲律宾的第一艘这种舰只。1821年，美国海军在智利和秘鲁外海的舰只组成太平洋支队。
这一产生于地中海的主意现在扩大了运用范围。第二年，又进一步运用这种主意建立了西印度支队(由比德尔指挥)。西印度支队由19艘船只漂亮地组合在一起，其中包括2艘快速帆船、5艘单桅小船、2艘横帆双桅船、4艘双桅纵帆船、2艘炮艇和4艘“大平底船”。大平底船与炮艇相似，但炮艇只以数字识别，而大平底船却有带刺激性的名字，如“蠓”、“蚊子”、“白蛉”等。这些都是该地区最令人烦恼和最贪婪的昆虫。
然而，在现代人听来，“支队”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西印度支队”一词则尤易引起误解。今天，“中队” [ 译者注：Squadron，既可译为“支队”，亦可译为“中队”。在现代海军编组中，通常译为“中队”。 ] 一词表示几艘军舰编在一起，在一个司令部指挥下联合作战；如果有几个中队，就表明有一支相当规模的现役海军。然而，尽管这些早期的支队中，每个都有一名指挥官统一指挥，而且尽管他拥有海军准将的荣誉军衔，把他看作是一位地区司令则更为准确。这是因为支队只有很少几艘舰只，却要在广大的海域巡逻，因此，支队中的舰只通常非常分散，往往单独活动，只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联合行动。
与此同时，在整个海军中，正在建造的军舰几乎和现役的舰只一样多。但是建造的速度却慢得可怕，几乎还有同样多的舰船搁在船坞里修理。地中海支队一度只拥有1艘快速帆船、1艘横帆双桅船和1艘双桅纵帆船，同时只留下少数几艘军舰用于执行所有其他任务。因此，在1822-1823年，“西印度支队”已远不是整个舰队中的几个支队之一，而几乎相当于整个现役舰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会于1821年开始插手此事，并且决定如果海军要想成为平时和战时都存在的永久性的组织，它最好是节约开支。
当时的情况是，由于1816年“逐渐增强”海军实力的法案将要终止，在1821年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要求将半数现役舰只退役并且放慢新建舰只的速度。另一项法案虽以67票对66票被否决，却提出不应增加新的现役舰只。尽管通过了第三个法案，允许造舰计划再继续6年，但拨款却削减了一半，从每年的100万减至50万美元。
同样，在1816年，海军共有5500名人员。到1822年，额定的人员却减至4000。用于满足海军全部需要的年平均拨款在1817-1821年期间为370万美元，而在1822-1825年期间，则减至290万美元。简言之，海军被允许继续存在，但仅此而已。
3位杰出的领导人——佩里、德凯特和波特的离去对舰队造成了更加难以估量的损失。在1819年，伊利湖之战的英雄奥利弗·哈泽德·佩里奉命前往委内瑞拉执行外交任务(许多国家的政府以这种方式使用海军军官，尽管这些军官通常不喜欢这种做法，他们认为猛烈的炮击是最好的外交手段)。佩里的任务是通过和平谈判确保美国在委内瑞拉海域内的海上贸易安全。他获得了成功。但这也使他付出了生命，因为他染上了黄热病，死于沿奥里诺科河返回的途中。
第二年，斯蒂芬·德凯特甚至在没有获得因公牺牲这种光荣的情况下死于非命。詹姆士·巴伦曾指挥“切萨皮克”号与“豹”号交战并遭到了失败；他在欧洲呆了10年后，于1818年回国。德凯特因为“切萨皮克”号遭到可耻的失败而一直公开地蔑视巴伦。在伊利湖之战的问题上，佩里和另一位军官杰西·D·埃利奥特各自宣称应将胜利的功劳归诸于己。而德凯特则一直支持佩里，反对埃利奥特的说法。1820年3月，埃利奥特自己不愿亲自动手，就唆使德凯特和巴伦在8步内进行决斗。巴伦大腿受伤，但活了下来。德凯特的大腿和腹部却受到致命的枪伤，他慢慢地死去了。
这不是优秀职业军人结束生命的好方法。戴维·波特结束海军生涯的方法同样是不好的，甚至更坏。在1824年，他因为越权行动而受到军法审判。波特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军官；正如他进入太平洋的行动所表明的，他不仅是一位勇敢的战士，而且襟怀坦白、富有远见和注重实效。在担任西印度支队指挥官的任务后，他认定吃水深、以风为动力的船只在对付海盗船时，作用有限。这是因为海盗船吃水浅，用桨划行，甚至在无风情况下都可以逃至浅水中。因此，他于1823年，把快速帆船遣送回国，而购买了一艘100吨的小型汽轮“海鸥”号，既用来作为拖轮，又可以作为军舰使用。在同一年，英国皇家海军也购买了两艘汽船。但是，波特早于美国海军中的其他舰长10多年，成了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汽船进行战斗的海军军官。
尽管如此，当厄运来临时，这一成就并没有起到多少缓解作用。波特在听到有一位美国军官被关押在波多黎各的消息后，采用了海军喜欢使用的做法。他派出200名士兵在该岛登陆。结果，被囚的军官获释，波多黎各政府迅速表示歉意，但接着就是军法审判。波特被判处暂停服役6个月，然后就愤怒地离开了海军。因此，在5年的时间里，海军失去了3位最杰出的、最受尊敬的军官。
我们暂且撇开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先来谈一谈对波特的军法审判。这次审判间接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一个奇怪的特征，即传统上陆军比海军更受到钟爱。判处波特有罪的理由是，上一年(1823年)，门罗总统发表了著名的门罗主义，即如果欧洲国家不对不属于它们的美洲国家进行干涉，美国也不干涉欧洲的事务。但波多黎各是属于西班牙的；波特派部队在那里登陆被认为是进行未经许可的干涉。因此，他受到了训斥。真正让波特恼火并且使他尽快离开海军的是下面这件事：在1817年，安德鲁·杰克逊将军曾经入侵过西属佛罗里达，吊死一名并枪毙了另一名英国军火走私犯，从而制造了一起国际事件。另外，他还占领了西属彭萨科拉。然而，杰克逊远未受到惩罚，反而受到了祝贺。此后不久，佛罗里达成了美国的一部分领土。
当然，法律也同时作了修改，但看来导致采取不同处理方法的，还不仅是法律问题。门罗主义的含义丝毫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如果海军对自己更有信心，它就会找到另一种处理波特的方法。军法审判不是必要的。然而，连海军法庭的审判官看来在潜意识里也受到了钟爱陆军这种广泛偏见的影响。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海军部从1798年脱离陆军部至1947年与陆军、空军共同统一在国防部之中，总共存在了149年。在这149年中，国会给予海军的拨款只有27年超过了陆军。尤有甚者，有几名职业陆军军官担任了总统。乔治·华盛顿当然是第一位，他不仅是第一届总统，也是第一位陆军军官总统。杰克逊将军是另一位，他于1829年担任第七届总统。确实，有几位总统一直非常关心海军，还有一些总统，如约翰·F·肯尼迪、吉米·卡特和乔治·布什，曾在海军中服役，但他们都不是职业海军军官。看来在美国历史上陆军将军们获得选票、而海军将军们得不到选票的情况已成铁打的事实。
如果情况确是如此，美国海军本身可能要承担部分责任。在1824年，门罗总统和塞缪尔·L·索瑟德海军部长就海军舰队的状况和学说向国会提出了一份报告。“没有军舰，”门罗说，“要比虽然有军舰但由无能的、不熟悉技术的军官操纵来得好。”没有人对这种说法提出意见；也很少有人对总统的另一个论断提出意见。这个论断就是：“战时的伟大目标是将敌人阻止于海岸上。”如果改一个词，这句话仍然会被认为是合理的，即“将敌人阻止于他们的海岸上”。这样一改，这句话就意味着，对海上进攻的最好防御是控制海洋。但这完全不是门罗和索瑟德的观点。在他们的报告里有许多真理，诸如：保证美国安全的不是中立也不是距离的遥远；美国的海防力量很不充分。然而报告中也有一个重要的错误，即它把一切都建立在“最好的防御就是防御”——即如果能够阻止敌人侵入至关重要的地区，敌人终将感到厌烦并将离去——这样一个原则上面。这种原则完全忽视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对付法国和美国时所采用的控制海洋和封锁海岸的方法。报告接着建议美国海军应当设立海军将级军官的军衔，但对设立这种军衔后的海军规模、战略和舰队战术没有提出任何建议。
报告的主要缺点(甚至在当时美国最职业化的海军人士的思想中，这种缺点也是明显的)是，战时具有重要价值的这种实用主义做法，现在却阻碍了和平时期海军理论的发展。由于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美国将来需要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大西洋彼岸的其他国家——实施封锁，因而也就没有人思考这个问题和舰队的战术。
可以肯定，我们永远不应放马后炮；也可以肯定，海军军官整天忙于日常的工作，因此没有很多时间可以用于研究理论问题(如果不设参谋课程，海军军官今天也同样不会有时间研究理论问题)。但是，在19世纪初，海军的支持者缺乏分析思考的情况成了反对海军的人们的最好武器。当时，人们虽然不是普遍地，但已一般性地接受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海军的观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也是永久性的需要。但是，如果要想改变海军的性质或者大大增强海军的力量，那就必须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可惜，直至那时，美国还没有人能够想出这样的论据。关于设立海军将级军官的建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不断提出建议，将级军官的军衔直到1862年才设立。在那一年前，设立将级军衔看来有助于维护海军和国家的尊严。但人们，甚至海军军官也不能真正说明为什么应当设立将级军衔以及将级军官应当担任什么工作。正如一位军官在1823年写给报纸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为什么我们需要海军将级军官？”但是，每一个人都懂得陆军将级军官的价值。
美国第二届总统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5年就任共和国的第四届总统。事实证明，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海军的坚定支持者。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当巴西与阿根廷于1826年爆发战争时，美国建立了巴西(或南大西洋)支队，以保护美国的航运。同年12月，他向国会表达了这样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条不紊地、不是小步地建设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是各联合州的神圣职责。”
经过1821年修订的1816年法案又一次需要修订和更新。围绕这一法案于1827年进行的辩论，或许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海军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不过，这种好处当时并没有马上显现出来。而且，任何一位当代海军军官都很可能会认为海军在那次修订法案之争中干得很差。新的法案没有授权建造任何新舰，只是要求贮备木材。此外，在以后的6年中，改善海军的费用每年只有50万美元(法案规定是“逐步改善海军”，而1816年法案则是“逐步增强海军”)；而且其中大部分要用在建造海军头两个干船坞上。关于建立海军军官学院的建议虽然两次提出，但又以这种做法是不民主的以及商船能提供最好的训练为由而遭到拒绝。但是，终于就海军战备问题进行了一次生气勃勃的辩论，而这种辩论给海军带来了真正的好处。
“我们刚度过一场战争，就准备另一场战争”，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纳撒尼尔·梅肯不是很准确地抱怨说。他认为海军只对征服其他国家有用，而这是他所不愿做的。持反对意见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罗伯特·Y·海恩。他相信“海军不仅是这个国家最保险的，也是最廉价的防御力量”；他还争论说，舰队的建设不应当“依据不定期的和不断变化的立法行动……而应当依据有条不紊的计划来进行。除了发生某种重大的紧急情况，不应当打破这种计划”。
两位参议员的评论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一支舰队；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种法案因为激起了辩论既未获通过，也未被否决，因此双方都不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但是，在反对海军的论点仍然和过去大致相同时，支持海军的集团正在缓慢地、非常缓慢地壮大。经过双方力量对比的不断消长，最后终于发生了变化。
当杰克逊将军于1829年就任总统时，他是依靠一股非常明显的反对海军的情绪上台的。在3月4日的第一次演说中，他宣布：“我们防御的基石是国家民兵。从我们的才智和人口现况来看，这种基石一定能使我们所向无敌。”他很幸运，这一论断并未付诸实践检验。
到年底，他已经决定只有为保护航运所必需的军舰才应留下来服役。由于局部地区的海盗祸害在那时已经消灭，这就意味着，海军因为自己的成就而遭到了伤害。杰克逊不是一位没有理性的人。他不想完全废弃海军，因为他知道它是有用的。但杰克逊想象中的用途完全不像海军所希望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单桅帆船“文森尼斯”号还是根据他的命令，于1829年起航进行美国海军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为期两年的推行外交政策、炫耀武力以及偶尔进行援救和报复行动的环球航行。同样也是按照他的想法，戴维·波特从墨西哥返回。在那里，他曾经由于对美国的极端愤恨，接受了海军少将的军衔。波特返国后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临时代办，并于1831年签署了美国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第一个通商条约。杰克逊不仅作了一个慷慨的姿态，而且也显示了他的良好判断能力。
还是由于杰克逊的敦促，快速帆船“波托马克”号于1832年驶往苏门答腊的巴都克劳，调查某些美国商船船员遭到谋杀的问题。不幸的是，“波托马克”号的指挥官约翰·唐斯海军上校超越了他接到的命令。他决定先开火再提问题，结果成了美国对亚洲的第一次武装干涉。尽管他从苏门答腊当局获得了今后一定安分守己的保证，却永远不能再指挥另一艘军舰了。
同一年，在杰克逊和海军部长利瓦伊·伍德伯里策划下进行的另一次类似的行动，影响虽不那么直接，后果却严重得多。起因是，西班牙于1771年把福克兰群岛割让给英国后，1816年独立的阿根廷在大约50年后对它提出了领土要求。福克兰岛上没有人居住，因此也没有人给予很多的注意。美国的渔船仍然驶往那里捕捉海豹。除从阿根廷进口牲畜和牧童外，这些渔船也同时捕猎牲畜。结果有两艘渔船遭到拘禁并被带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接着，为了作出反应，美国派出“列克星敦”号单桅帆船，以促使问题的解决。赛拉斯·邓肯海军上校在解决这一事件时，带了40名居住在福克兰岛的高卓人前往阿根廷。于是，英国知道了这块远方领土的实际情况，于1833年正式占领了福克兰岛。阿根廷的抗议没有在华盛顿引起很大反响。因为华盛顿认为，福克兰岛在法律上已经是属于英国的领土，因此也就没有违反门罗主义，而且邓肯的行动一直是为了镇压海盗行为。“但是”，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在1965年写道，“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直没有忘记或者原谅邓肯事件。”当然，发表这番议论的17年后，在1982年英阿福克兰岛战争中，“邓肯事件”又需要用血来进一步澄清，而且也使美国在外交上处于走钢丝的境地。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叙述19世纪的情况。在1832年底，伍德伯里部长指出，美国“最大的空隙和危险是在海上”。他在提出这一完全正确的观点后，接着又说：“我们海上进攻和防御的手段……很可能总是足以在任何敌对行动中保证我们致胜；而今后世界上的动乱是有可能把我们这个宁静的联邦拖进这类敌对行动中去的。”这种冗长的、目光短浅的论断是很值得置疑的，因为继“迪莫罗戈斯”号和波特使用的“海鸥”号之后，美国海军基本上没有研制蒸汽推进的舰只。在它的舰队中，没有一艘舰只是以风力、水流或肌肉以外的力量作为动力的。
然而，在其他国家，情况就有显著的不同。皇家海军于1824年在缅甸使用了一艘非武装的汽船，并且于1828年开始购置武装汽船。法国海军1830年在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使用的军舰有一半以上是武装汽船。希腊在1827年为了争取独立而与土耳其交战的过程中，成了将武装汽船用于实际战争的第一个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吃惊的)。这不同于波特在和平时期将武装汽船用于对付海盗。
在这种技术的飞速发展中，美国海军远远落在了后面。这完全是因为海军专员顾问委员会仍然是由1812年战争中的老兵组成的，他们是杰出的和有影响力的，但设立顾问委员会已经有16年的历史，他们变得越来越保守，变得反对蒸汽船。因此，尽管伍德伯里担任部长的时代是以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动(“孔雀”号单桅帆船运送美国的特使前往曼谷，并于1833年3月20日与曼谷政府签署了美国同东方国家的第一项条约)结束的，在美国舰队中认真倡导蒸汽的却是他的继任人马伦·迪克森。这一自建立海军以来最重要的进展，标志着杰克逊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开始。
单是争取到为实现计划所需的财力，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在前6年中，舰队为了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继续活动，就采用了某些奇特的审计做法。运送外交人员前往曼谷的“孔雀”号名义上是1813年建成后立即参加对英作战并有出色表现的那艘“孔雀”号，实际上，它在1928年进行了大修。这就是说，从修理费中拨款建造了新舰；即一艘“孔雀”号进入了纽约海军造船厂，另一艘“孔雀”号又驶了出来。由于这些“孔雀”号都有数量相等的桅杆和火炮，国会的成员必须有尖锐的眼力才能发现驶出造船厂的舰只要比进去的那艘短一英尺。除了在财务薄上做了手脚外，实际上并没有对老的“孔雀”号进行检修，而是把它拆毁当柴烧了，并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建成一艘新舰。两年以后，也就是在1830年，一种甚至更加大胆的“检修”方法出现了。当时，1799年建造的28门炮的快速帆船“约翰·亚当斯”号在驶离诺福克造船厂时成了一艘18门炮的单桅帆船。看来又一次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海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已经老了，而且变得保守了，但他们还是机灵的。
不管海军专员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就其个人来说是多么受尊敬，但是这个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对富有冒险精神的马伦·迪克森这样的海军部长却是一种障碍。他看到，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海军的处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争取到更多的钱；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更多的海军站；在局部地区还有敌人。迪克森清楚地知道他要做的事情，但他也须取得年迈的专员们的同意。因此，为了让他们了解他的愿望，他要求他们提出一个报告。
他们必须考虑他提到的3个新的因素。首先而且最异乎寻常的因素是：在1835年，国会成员在他们有生之年第一次发现有剩余资金；国债实际上已经偿还；税收仍在流入国库。其次，与法国的暂时的外交危机促成了东印度支队的建立，以“孔雀”和“企业”这两个光辉的名字命名的舰只编入了该支队。与此同时，西印度支队已减至1艘快速帆船、3艘单桅帆船和1艘三桅纵帆船。太平洋支队军舰的数量也与此相等。另有两艘单桅帆船在巴西-南大西洋海域巡逻。从单桅帆船“文森尼斯”号的航行，可以看出“支队”一辞在使用时是如何的不严谨。这艘军舰于1829-1831年胜利地完成了全球航行后，又于1835年奉命两次进行环球航行。然而，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它名义上是隶属于太平洋支队的。
在叙述迪克森向委员会提出的第三个因素之前，让我们先撇开这个问题，比较详细地阐述一下“文森尼斯”号1835年的航行。
这次航行本身并不能成为论据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舰上的一名军官罗伯特·卢赖特·布郎宁在目前储存于国会图书馆的一份航海日志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航行。这份日志读起来非常赏心悦目，使得远航太平洋听起来使人难以抗拒。
从日志中可以看出，布朗宁是一位聪明的、宽厚的、富有幽默感的和笔下生辉的军官。他先驶至马克萨斯群岛，接着又至塔希提岛、友爱群岛、关岛和中国，然后经新加坡、开普敦和圣赫勒拿岛回国，这样他就得以访问许多西方探险家只是在最近60年内才发现的地区。在他的大部分著作中，不仅有一种新奇感，而且还有真正的新鲜感活跃纸上。
接近马克萨斯群岛时，“每一个人，”他说，“都拥到了甲板上欣赏由高耸入云的群山、悬崖峭壁和葱绿的峡谷组成的美好景色。”当一名娶了当地女孩的英国水手和当地的一名头人一起赤足走来担任领航员时，布朗宁发现了一种将会蔓延到大多数海军的现象：纹身。奥布亚头人看来一身盛装。但当他登上船时，布朗宁看见他唯一的外套是“一块土布，刚刚过膝，紧扎在腰间——一件经济的衣服，就是那样！他未穿其他衣服，却以无法擦掉的美妙图案纹了全身，甚至包括眼睑”。这对大家来说，完全是一种崭新的经历：当可怜的奥布亚走上甲板时(“非常健壮”，“脸很漂亮，一头浓发”)，他看来害怕了；“而舰长为了鼓起他的信心，好像熟人似的使劲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更加害怕了，几乎要跳到水里去。”
布朗宁是岛上居民接待的最好的观光客。他喜欢那里的气候和植被，他为岛上的风光而如痴如醉，而且与在他之前来的波特一样，没有对岛上居民的不同宗教信仰和伦理习惯进行指责。
“不用耕种，树上就能长出面包和水果，”他说，“不用饲养，猪和鸡就能养肥；天气很热，无需穿衣。因此，毫不奇怪，他们认为生活来得容易，宁愿以唱歌和跳舞度过一生，而不愿接受文明的习俗。开化和文明将增加他们的欲望、忧虑、需要和麻烦；而且他们地处偏僻，开化和文明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但他们是如此完美的人类标本，我希望看到他们以某种文明方式生活。妇女们有着如此均称、优美的身材，如此标准的容貌，如此细巧的手臂和手指，以及如此白净的皮肤，以致她们天生就像第一流的贵妇人。男人高大，腰板笔挺，威武有力，比我过去看见过的其他民族都要粗壮。”
他坚定地认为，不应当让他们获得武器，“因为他们只会用这些武器来对其他部族发动战争。但我们的捕鲸人并没有那么多的疑心……”岛上的居民则以另一种方式表现他们的毫无戒心。正如戴维·波特于1813年所发觉的那样，布朗宁写道：
“我们在散步时走进任何一个茅屋，他们都会倾其所有来招待我们。如果有妇女的话，就会拿她们来招待。确实，她们经常会主动献身。如果遭到了拒绝，她们就会毫无嫉妒地推荐另外一个漂亮的妇女。如果拒绝妇女陪伴，人们就会拿面包果、椰子和水来招待。”
当然，这不是卖淫，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布朗宁津津有味地叙述了关于3位美国传教士带着妻子来到岛上，教诲“这些没有头脑的、懒惰的、快活的、无知的和好色的岛民”(传教士无疑是这样认为的)，想把他们改造成为基督教徒的故事。不幸，这些岛民“只把他们的传教作为一种笑料”。更糟糕的是，“传教士的妻子在岛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好奇，这些岛民想要知道，这些妻子是不是和他们的女人一样都是肉身凡胎”，因为传教士的妻子从头到脚都用奇异的外套包装起来。“他们常常想要检查她们。”有一次，他们为了满足好奇心决心进行检查，结果只是在这位女士的丈夫对最坚决的一位岛民举起了枪后才阻止了这种行动。发生这次事件后，传教士认为最好还是离开该岛”。
我们必须停止叙述布朗宁的令人向往的航行，回到同一时间在佛罗里达州与当地居民发生的一次比较悲惨的战斗。简言之，这也是海军专员们必须考虑的第三个因素即老约翰·亚当斯将会称为“一种躲躲闪闪的印第安式战斗”的战争。这次战争是因为希米诺尔部落 [ 译者注：美国印第安人中的一族。 ] 起义而发生的。战斗后来迅速扩大，连佐治亚州和阿拉巴马南部的克里克族也参加了。这次局部的海上游击战持续了8年。1836年3月2日，海军顾问委员会把对新的形势(资金的流入、永久性海军站的增加以及身边出现了敌人)的看法写进了他们给海军部长的报告之中。
在报告上签署的是约翰·罗杰斯，他是1798年的老兵，已经63岁，在两年后去世。他的建议，也是委员会的建议是：“增强海上力量，使美国的海上防御能够建立在实力之上，以便确保联邦的安全和繁荣，以及获得应有的尊敬。”这一建议耗费了他很多的精力。
这个建议要求增加的基本上是他过去一直熟知的那些舰只，即增加单桅帆船和快速帆船，增加15艘战列舰，另外再建成10艘战列舰。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的舰只外，罗杰斯还勉强地提出了建造25艘汽船的建议。如果这种建议早12年提出并被接受，美国海军的技术在世界上就会处于领先地位了。但是，委员会早期的成员之一戴维·波特在率领“海鸥”号前赴加勒比时，已经离开了委员会，而且在他离开海军之后，“海鸥”号也静静地躺在费城。到1836年，这艘军舰已经完全不堪使用。可以说，约翰·罗杰斯也是如此。除了有一段时间在舰上服役外，他自委员会于21年前成立以来，一直是其中的一名成员，而且在18年的时间里一直担任主席的职务。他在这个时刻终于赞同建造汽船，并不能使他真正成为海军发展的传道士。当迪克森部长命令他设计并制造一艘汽船时，罗杰斯被迫承认他对这个项目完全无知。因此，海军只得购买了一艘142吨的“工程师”号拖船供它在纽约港内使用，并且雇请了一名纽约人查尔斯·H·哈斯韦尔对它进行研究。一年后，当180英尺长的“富尔顿第二”号在试航中达到时速12海里时，他的劳动成果终于得到了显示。
马丁·范布伦赢得了1836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但他在1837年3月4日就任总统时，留下了迪克森继续担任海军部长，因此后者得以经历了“富尔顿第二”号从概念到现实的全过程。在他作为总统的最后一次著名的演说中，杰克逊将军透露了迪克森是如何艰苦地推行这项计划的。在以往的几年中，将军对国防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仍然认为岸上的防御工事是必要的，但他现在宣称，“依靠防御工事保护每个地区免遭敌对力量来自海洋的攻击，是不可能的。”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毫不拖延地增强海军的力量。“在和平的时刻，在收入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可以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就增强海军的力量。现在是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你们的真正的政策，因为你们的海军将不仅在遥远的海洋保护你们日益繁荣的大量的贸易，而且将使你们能够逼近并且袭扰敌人，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防御的效率。”
在杰克逊发表这些见解的时候，64岁的职业海军军官约翰·罗杰斯已经患病，准备卸去海军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然而，这位年迈的陆军将军(杰克逊1837年时已经70岁)对海军使命的了解要比罗杰斯深刻。杰克逊仅仅是更易接受新思想，而且并不像罗杰斯反对蒸汽那样反对海军。尽管这位陆军将军是依靠农场主和反对海军的势力的投票而当选总统的，但如果人们深入地研究一下他对海军的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使用，就会有一种深层的感觉，即他实际上一直是最重要的海军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