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引起巨大轰动·第八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和平和富裕！除此之外，这个世界还能显示什么呢？”
一位自称为“世袭地保有者”的匿名的英国人在1791年就英国社会状况撰写并且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文章：
但是，当我庆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具有如此不同于其他国家、如此不同于我们旧时代岛国的幸福命运时，我的欢悦却立即受到了压抑……因为我听到了街上的吵闹声。我推开楼上房间的窗户，朝下望去，看到了8个或10个粗野人手执棍棒，急匆匆地走了过去。在他们中间，有一个诚实的、眉目清秀的年轻人，看来是被他们逮捕了。我问起这件事，有人告诉我这是水兵强募队……
在旧世界，大多数国家在战时都强行征兵，以充实陆军和海军。它们的原则都是一致的，即在国家紧急需要时，如果没有志愿应征者，就将强行征募士兵，不管他本人愿意与否。尽管这种做法具有普遍性，但今天在提到传说中的强募士兵的恐怖行动时，几乎是专指18世纪的皇家海军而言。出现这种错误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皇家海军的规模庞大，加上条件艰苦以及由于疾病和战斗引起的死亡，使得经常需要大量的兵员，而志愿应征者又很少；其次，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和皇家海军在世界各地到处可见，意味着人们把强募兵员这种现象更多地与英国和它的海军，而不是与其他国家和它们的海军联系在一起；第三，在皇家海军于全球活动的各个地区，有一个讲英语的国家没有实行强行募兵，而且在它的人民被迫参加外国海军时，喋喋不休地表示反对意见。这个国家当然就是美国。
尽管如此，甚至在英国，这种做法也被普遍地认为是不公正和不道德的。自然，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是它的受害者。他“原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却被人像抓歹徒似的逮走，离开他所有的亲人。而抓他的人，丝毫没有怜悯之心，都是人性丧失的暴徒。被抓者据理力争，但不起任何作用；他那伤心的妻子百般哀求，但不起任何作用；可怜的婴儿尖声哭泣，而且奇怪为什么外面有疯狂的怒吼声，但不起任何作用。他，就这样活生生地和他们分离了，或许将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们”！实际上，受害者有可能是一个小坏蛋，因为自1597年以来，各种流浪行动已经使当地的长官能够把那些严重犯法者送往海军，以便使监狱能够空荡一些。但是，“当军舰成了感化院时，英国的年轻人将会对我们的海军产生一种什么看法呢……！”然而，家庭已经破裂，家里没有一分钱，因此，这位1791年的世袭地保有者搜集了所有他能想到的理由——道义上的、军事上的和经济上的理由。
“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一种反思，”他写道，“它的法律总的看来是想保护每一个臣民，结果为了维持我们的舰队，却采取了这样残酷的一种方法；而且把耻辱加之于海军，使得我们的军舰如果没有暴力和反抗就无法维持。英国人把英国人送去监禁！”在违反自己意志的情况下，人们不会成为好的战士，而当“人们自由行事时，就像一股猛烈的天然潮流得到充分的泉水的补充”。至于贸易，“又有多少满载贵重货物的船只由于缺少操纵的人而处于停驶的状态？”据《泰晤士报》称，仅在1794年1月，而且只是在泰晤士河，就“超过了60艘”。几年以后，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反对强行募兵的呼声更加强烈了。强迫服役既可在陆上，也可在海上进行；在1802年，一艘满载贵重货物的东印度商船在驶返英国途中，于比斯开湾被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截住。于是，许多船员被扣留，商船在离英国几英里处也无法保卫自己，结果被法国私掠船完整地俘获了。
不幸的是，这位重要的世袭地保有者只能提供两种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每一位像他那样的世袭地保有者和每一位船主应当各自提供20%的收入，每艘商船提供一名水兵，以维持这支舰队。不能有任何例外。另一种办法是海军不应当认为自己是、也不应当被人们认为是“对每一个流浪者的一种威胁或惩罚，而应当把自己看作或者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光荣的场所、一个正当的归宿，在这里，他们可以表现他们的勇敢和能力”。在1791年，这样一种转变看来一定是像末日审判的基督来临似的那样遥远和不可能。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转变在短时间内发生了——不像那位世袭地保有者所想象的那样靠命令而发生，而是由于纳尔逊在一场使得强行募兵成为英美间一个棘手问题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所致。
在1798-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中，强行募兵仍然是使海军获得人员的一个快速而可靠的方法，而且皇家海军对人员来自何方，也不十分挑剔。到1812年，根据华盛顿的记载，已有6000多名美国水手被强征入伍。据英国政府的记载，这一数字还是比较保守的。1811年2月16日，卡斯特兰奇勋爵对议会说，上一个月，在皇家海军的145000名海军人员中，“所谓的美国人的人员总数不超过33000名”。由于英国并不承认可以更改国籍，“所谓”一辞就有重要的含义，即：英国出生的人意味着终生是英国人，即使该人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根据这种看法，皇家海军只是收回了它自己的人民，这样，当然可能会在这里或那里出现错误。但是，在英国，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如果情况倒过来，他们将会有什么反应呢！这种片面性在《泰晤士报》1799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报告称：“我们发现，在古巴哈瓦那外海拦截并且搜罗英国水兵……已经在美国引起很大轰动”。如果美国海军拦截并搜索英国的船只，带走它们的船员，也会在英国引起很大的轰动。
正是在1807年，美国开始对英国有了真正的偏见。最初的6艘快速帆船中的一艘36门炮的美舰“切萨皮克”号于1月重新服役，以便替换“宪法”号担任地中海支队的指挥舰。夏天，它已经检修完毕，配备了新的船员，准备起航。船员中包括约翰·斯特罗恩和威廉·韦尔以及丹尼尔·马丁。前面两人是白人；后面一个是黑人，他曾经帮助该舰在华盛顿海军船坞中作好各项准备。甚至在“切萨皮克”启航前，这3个人就引起人们相当大的注意，成为注意的焦点，因为他们都是从英国快速帆船“梅拉姆普斯”号上逃跑的，而皇家海军要求他们回去。把他们送回的正式要求遭到了美国的拒绝，理由是：3个人都是美国公民，是被强行拉入皇家海军的(在英国北美支队的海军中将看来，这种理由是不成立的)，其中至少有两人，很可能还有第三个人，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当美国海军拒绝把他们送回时，伯克利海军中将命令支队中的任何舰只在遭遇“切萨皮克”号时，应予拦阻，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武力，以便把3人抓住。当“切萨皮克”号顺着与它同名的切萨皮克河下驶时，50门炮的英舰“豹”号正在等着它。
“切萨皮克”号的舰长是詹姆士·巴伦。他是在地中海“接替”普雷布尔的多病的塞缪尔·巴伦的兄弟。正如1807年6月22日下午的情况所表明的，詹姆士和塞缪尔一样，都是没有才干的指挥官。他与“豹”号遭遇的唯一的有利结果是，美国的地中海支队将不会再有另一位巴伦来指挥它了。6月初，詹姆士·巴伦报告说，“切萨皮克”号已经作好出海准备。3周后，当英国的一艘划艇靠近它，英舰“豹”号上的大炮脱去炮衣时，“切萨皮克”号甲板上仍然堆满了各种物件，包括家具和鸡笼；大部分大炮还没有固定在炮架上。这艘快速帆船远没有作好出海的准备，并且绝对没有作好战斗的准备。但是，当巴伦拒绝集中船员让“豹”号的官军登舰检查时，战斗开始了。
然而，“战斗”并不是正确的字眼。在15分钟内，“豹”号进行了3次舷侧齐射，而“切萨皮克”号只发射了一发炮弹。而且这只是为了保持一点荣誉。巴伦让船员保卫“切萨皮克”号，实在已经为时过晚，于是他下令让他们隐蔽起来，以免于一死。但是，已经死了3人，伤了17-18人。所有的桅杆都被击中，风帆被葡萄弹撕成碎片，船身中了21发炮弹。
巴伦投降了。为了使得这次耻辱成为一次正式的、政府间的事件，他要求把“切萨皮克”号作为战利品。英国的舰长对此不感兴趣，他所要的就是那3个人。他得到了(还有第四个)，并且驶走了，让巴伦和“切萨皮克”号在迷惑和耻辱中蹒跚地驶回汉普顿罗兹。当他们抵达时，舆论哗然。汉普顿和诺福克发生了骚动，英国海军的物资遭到焚毁，整个东海岸响起了一片要求赔偿声和复仇声。但是，革命战争期间的阴影并未消失，人们依然担心英国会难以忍受而作出反应。康涅狄格州安全委员会于1775年写的一份报告在1807年时仍然具有价值：
人们对(建造武装船只)这一措施有不同的想法。许多人认为，由于我们不可能与英国的舰只在海上抗衡，这样做只会使我们自己蒙受耻辱，并使我们的海岸和船只遭受更大的危险；其他人则认为，建造此类舰只对我们有利并能为我们提供保护。
杰斐逊总统对“切萨皮克-豹”号事件的反应，显示了他在1807年下半年的想法。他的回答是消极防御。他禁止英国舰只进入美国领海，命令已在美国领海的英舰离开，让地中海支队返回(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行动，因为原先已经决定让巴伦指挥这支舰队)，并且批准购买或建造188艘炮舰。这些行动的直接后果是阿尔及利亚的海盗船捕获了3条美国商船。英国政府最后就此道了歉。这倒不是由于杰斐逊总统的缘故，而是因为伯克利海军中将的行为明显地超越了上级的命令。于是，他被撤消了职务；两年后，英国又归还了3名被强行征募的海员。在归还时，有两人已死。至于巴伦，海军调查法庭判定，他犯了在很可能发生战斗的情况下疏于战斗准备的罪行，并被停止服役5年。于是，巴伦转而为法国海军服务。幸亏他没有及时返回，否则美国舰队将会进一步受到他的危害。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成了法国和英国之间的玩物，成了两个强国之间的战争中的棋子。法国虽在特拉法尔加的海战中遭到了失败，但在欧洲大陆上仍处于主宰地位。英国的贸易遭到了欧洲的抵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粮食供应被切断。英国因此颁布了敕令，禁止美国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即所有的美国船只现在都必须在英国卸下货物。拿破仑则从米兰颁布法令，称美国船只可以服从英国的命令，但是，如果它们这样做，法国就将认为它们丧失了中立权，并且成为了合法的追捕目标。
就像一个人有两个嫉妒心很强的求爱者一样，杰斐逊总统被迫在两人间作出抉择。在这两者之中，没有很多的选择，因为如果他站在某一方，肯定就要同另一方发生战争。但是，在三角恋爱中，通常还有第三种选择，即对双方都表示拒绝。总统希望这种办法在国际事务中也能奏效，于是就采取了这种办法。从1807年12月22日开始，他的声名狼藉的禁运法禁止任何美国船只载运货物驶往外国港口。
这种办法带来了伤害，而且对美国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对任何其他国家的伤害。1807年美国的出口为10800万美元；而1808年则直线下降至2200万美元。在理论上，出口应当接近于零，但到处都出现了走私活动。除炮艇外，海军只有几艘较大的船只可供使用，但也都被用来实施禁运活动。然而，没有商人和船主的合作，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执行的。正如贸易额减少了80%所表明的那样，许多商人和船主确实持合作的态度。但另一些人则轻易地找到了漏洞。例如，捕鲸船可以出海，而且也确实出海了；但在它们返回时，就可能发现预期中的鲸油已经奇迹般地变成了一捆捆的英国布。同样，仍允许在近海进行所有货物的贸易。在紧急情况下，也允许沿海的贸易船进入外国港口。结果，海上发生紧急情况的次数突然神秘地大量增加。在迈阿密州的帕萨姆库地湾和佛罗里达海岸的阿美利亚岛，由于英国与西班牙领土的边界并未完全划定，那里的船只就远较通常的要多。因为边界模糊，要断定哪一艘船只确实在走私是困难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及在这类活动中，有几个家族其中包括阿斯托斯家族，攫取了巨大的财富。
在国际领域，禁运的效果与杰斐逊想像的完全不同。可以肯定，英国从美国进口的谷物是19世纪中最少的，但英国的商船利用这条萧条的航道赚了钱。与此同时，拿破仑则劫持一切可能遇到的美国商船，其理由是，所有的美国商船应当留在国内，因此在国际航道的商船一定是经过伪装的英国船只。由于法国的谷物价格很低，这位法国皇帝就允许他的人民向英国出口剩余谷物(一种奇怪的战争方式)，希望用这种办法来使英国财政破产。这看来就像被抛弃的求爱者尽管有分歧，却总想聚合在一起。
由于和平高压的努力已经明显失败，杰斐逊担任总统的第二个和最后一个任期默默地结束了。在1809年1月，他和加勒廷把快速帆船搁置起来的政策以微弱少数被国会否决。现在，所有的船只都重新召回、检修并且进入现役。3月1日，即詹姆士·麦迪逊就任第四届总统前3天，禁运法被废除，代之以不通商法，即恢复除与英、法以外的一切国家的贸易，并且在英、法停止对美国的商业袭扰时恢复与它们的贸易。这丝毫没有改变对两个交战国的正式态度。但翌年，即1810年5月1日，不通商原则由于《梅肯2号法》而发生了变化。现在，拿破仑开始产生了兴趣。
这一次，美国提出了全面贸易，包括同英国和法国开展贸易，并且允诺，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尊重美国的中立权，美国就将停止同另外一个国家的贸易。这是一种可怕的解决办法。它给美国造成的恶果甚至比禁运所造成的更糟。事实上，这好像是在拒绝了两个求爱者后，美国现在答应谁先求婚就嫁给谁。拿破仑很快就抛出了鲜红的红绳。他的不保证美国船只中立的法令从1810年11月1日起正式废除。11月2日，麦迪逊总统满意地宣布，如果英国的反美敕令不在3个月内废除，美国届时就将重新执行不通商法。
麦迪逊派往俄国的公使比总统更加明智。美国第二届总统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将于1825年成为美国的第六届总统。他在1810年就警告麦迪逊总统说：与法国结亲“是一个陷阱，它将使我们与英国发生战争”。他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没有掌握制海权，拿破仑企图通过“由大陆体系”实行经济封锁来击败英国。在欧洲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葡萄牙仍然与英国通商。通过表面上接受《梅肯2号法》，拿破仑不仅切断了英国同它最后一个最大的市场和供货商即美国的联系，而且还通过美国海军获得了一些海上的影响。美国则出于自愿和总统的诚实——因为麦迪逊是一个诚实的人——将成为法国的工具。美国的商船继续被拘留在法国港口，并且遭到法国私掠船的抓捕。但是，麦迪逊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也没有背弃他对法国的诺言。
如果麦迪逊不是那么诚实，或者那么天真，他的国家就有可能避免另一场同英国的战争。但是，敕令并未取消，不通商法又重新执行。于是，在1811年5月16日，一艘美国快速帆船与一艘英国海防舰发生了交火。
月初，一艘英国快速帆船“斗争”号曾经从美国的二桅船“喷火”号上逮捕了一位纽约人。美国的快速帆船“总统”号正在搜索“斗争”号，企图重新夺回这位不幸的年轻人。16日正午刚过不久，远方出现了一艘帆船，于是，“总统”号在约翰·罗杰斯海军上校指挥下，掉过头来朝它驶去。
罗杰斯是在准战争(他曾在特拉克斯顿指挥下作过战)和与巴巴利国家的战争(当时他曾被迫谈判签署那个丢人的和约)中的老兵。他非常厌恶强行募兵。在经历过1805年的事件后，他曾经命令他的军官们“除非遭到优势兵力的强迫，否则不应以任何借口，使自己的舰只遭到拘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尽力抵抗后，则可以按照向任何其他敌人投降一样，指示舰只投降”。他把强行募兵看作是一种战争行动；然而，他在海军中不受欢迎，因为他是美国海军最严厉、最骄傲的军官之一。据他的同事称，他的战斗声誉来自“他的凶狠的脸色，使人无法忍受的傲慢态度，以及他对穷困的、无知的公民的经常的、没有是非曲直的攻击”。
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没有挡住他对那艘帆船——不管它是否是“斗争”号——的追击。实际上，它并不是“斗争”号，不是那艘英国38门炮的快速帆船，而是名叫“小海峡”号的12门炮的海防舰。它的指挥官认出了“总统”号上舰长的小燕尾旗，并且继续它的航行。因为，面对他这样的人，是没有理由停止航行的。罗杰斯的想法则与此不同。在整个下午和傍晚，他跟踪海防舰，慢慢地赶了上去，到天黑时，已经处于可以喊话的距离。在那时候(看来对罗杰斯确实很方便)，他已经能够看到，但未能确认对方的旗帜。喊话也未能互相识别，于是有人打了一炮。从那时以来，这就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罗杰斯肯定警告过官兵不要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射击，而向优势的敌人——“总统”号有44门炮，比“小海峡”号多两倍以上——射击，是符合皇家海军的做法的。与此相反的是，英国的一个调查法庭听取了“总统”号上一名船员的证词，称他的一门炮曾经误射。但是，从结果来看，是谁实际上首先射击，没有多大关系，因为罗杰斯显然是在寻觅战斗，一旦战斗开始，他就坚持到底。结果是，英国有13人死亡，19人受伤，“总统”号上有1人受轻伤。而这是他的全部伤亡。
第二天早晨，交战双方的指挥官不合时宜地互相致意。罗杰斯不知是出于殷勤还是出于忸怩不安，向英国舰长提出他可以给予帮助。英国舰长同样有礼貌地拒绝了建议，自己继续修理海防舰。于是，罗杰斯启航返国，并在抵达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人民感到“切萨皮克”号的仇已报，但被强行征募的纽约人却仍然留在英舰“斗争”号上。
逐步走向战争的势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事情不可能继续这样发展。在1811-1812年的冬季，海军部长保尔·汉密尔顿曾经建议：应当再建造20艘快速帆船以及12艘74门炮的战列舰。不出人们所料，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拒绝了这个建议，只建议建造10艘快速帆船。然而，委员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兰登·切夫斯却大力主张扩建海军，并且真诚地宣称“现代海战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一种防御壁垒能够阻止军舰的通过”。他相信，无需地面炮兵，“这样一支海军力量就能提供一种更好的防御，从而控制住美国的海域”。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但是，第12届国会的记录表明，表决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最强烈地主张战争的人却反对扩建海军，而希望增强海军实力的人一般却反对进行战争。如纽约和新英格兰各州因为具有强烈的海上传统，以31票对6票表决赞成扩建海军，以30票对12票表决反对进行战争。宾夕法尼亚州以17票对1票表决反对扩建海军，以16票对2票表决赞成进行战争。西部边境诸州，如佛蒙特、俄亥俄、肯塔基和田纳西以12票对1票反对扩建海军，而正好同样以12票对1票赞成进行战争。
沿海诸州赞成扩建海军，部分是按原则行事，部分是因为它们看到如果战争爆发而海军并未得到扩建，它们的贸易和家园就将处于不安全状态，容易受到内陆各州所不会经受的那种破坏。至于好斗的内陆各州，人们可能会怀疑它们究竟凭什么认为同英国的战争可以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进行。答案是，他们设想战争将在地面，而不是在海上进行，即美国可以入侵并征服英属加拿大，而这种设想是有疑问的。
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清楚大不列颠在这年冬季的想法和状况。天气非常恶劣，此外，由于美国与法国联合在一起，拿破仑的经济封锁也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英国各地的商人敦促政府废除针对美国的敕令。1812年6月16日，这项敕令终于废除了。在今天，选择这样的时机将是非常幸运和完美的，因为这种令人高兴的消息将会立即传到美国。但在19世纪初，大西洋彼岸的消息一般需要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能接到；而敕令废除后两天，美国已向英国宣战，这是英美关系史上最悲惨的巧合之一。
在英国，没有人希望战争；在美国，没有人准备战争，海军是最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部队。但是，美国在初期具有两个有利条件，即时间(英国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方能知道战争已经开始)以及英国的力量深陷于欧洲大陆。如果再加上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距离因素，那么，回想起来，1812年战争的方式看来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但是，许多战争回想起来也是如此；而当它们爆发时，却从来不是如此。当时没有人知道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在1812年夏季，也极少有人会预见到对美国海军来说，这将是美好的一年。
甚至汉密尔顿部长也认为海军胜算的可能性很小。“我对我们的海军人员具有最充分的信心，他们在同等兵力的交战中，会占上风，”他在7月写道，“……但当我想到敌人拥有压倒优势的兵力时，我的心几乎要碎了，我唯一能感到安慰的是，他们在倒下时，将会崇高地倒下。”
除战斗力非常有限的一些可怜的炮艇外，美国的远洋海军只包括1艘单桅快艇、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2艘单桅帆船、3艘二桅船和9艘快速帆船，总共16艘军舰，载有大约500门炮。还有2艘快速帆船已经毁损不堪，无法修复，并且已在宣战后宣布废弃。美国舰队中其他唯一的舰只是1艘二桅船，它远在安大略湖。
与此同时，对于皇家海军的庞大规模，人们已耳熟能详。它共有600多艘军舰，其中有1/4是战列舰，每艘载有60门炮。因此单是战列舰总共就有600门炮。但是，其中绝大部分都陷于欧洲或其他地区，永远不能驶至美国领海。比较合理的是拿美国舰队同在哈利法克斯至百慕大海域巡逻的英国支队进行比较。尽管如此，从美国观点来看，这种比较也很不利，因为英国的支队有1艘60门炮的战列舰、7艘36门炮的快速帆船以及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大炮加在一起，大致和整个美国舰队的大炮相等。除此之外，还有3个支队驻扎在纽芬兰和西印度群岛。
从事海运的美国人存有害怕的思想，是合乎情理的。对于美国来说，损失一艘舰只要比英国同样损失一艘舰只远为严重得多，因为美国没有建造，甚至没有在设计新的舰只，正在进行的全部准备工作就是储存木材。看来英国舰队要增加实力，或替换损失的舰只，相对要容易一些。对美国来说，要增加实力以及替换损失的舰只，将不得不依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舰只。
汉密尔顿部长对这些问题非常沮丧，以至他于1812年2月建议，整个美国舰队应当停在港内，或是作为浮动炮台，或是作为炮艇水兵的住处。这种意志薄弱的想法遭到了总统的无情批驳。但汉密尔顿部长对如何处理海军问题没有多少办法。于是，在5月，“当战争现在看来已经不可避免时”，他要求约翰·罗杰斯和斯蒂芬·德凯特(现在都是海军的高级军官)对如何才能充分使用这支小小的力量提出看法。这两人一直与海军分析家们保持着密切的接触，都有一定的专长，但他们的答案却完全不同：罗杰斯主张编成支队进行巡弋，而德凯特则相信每艘舰只应当单独行动，或者至多两艘在一起行动。然而，这两位军官在一个问题上却持一致的看法，即为了避免被困在港内，并且在仍有机会时最大限度地歼灭敌人，舰队应当尽快启航。
汉密尔顿是一位小心谨慎的部长；而德凯特的资历比罗杰斯浅，因此，尽管部长对这两位舰长都非常欣赏，他还是接受了罗杰斯的计划。6月21日，即宣战后的第三天，快速帆船“总统”号、“美国”号和“国会”号，单桅帆船“大黄蜂”号和二桅船“百眼巨人”号在罗杰斯指挥下，从纽约启航。这相当于美国海军1/3的实力。罗杰斯以海军准将(仍然是一种非正式的荣誉军衔)的身份，乘坐“总统”号，而德凯特则担任“美国”号舰长。两天后，它们发现了第一艘敌舰，36门炮的英舰“贝尔维德拉”号，于是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一场追击战。
追到射程之内，共用了10多个小时。当开始射击时，罗杰斯亲自监督武器的发射。双方都发射并相互被击中了几发炮弹。后来罗杰斯的一门炮发生了爆炸，他的一条腿被炸断，还有10多人受伤，1人死亡。在混乱中，“贝尔维德拉”号抛掉了一切能减轻重量的物件，如桶、小艇和锚等，于是距离又拉大了。按美国人后来的说法，英国人是熟练的船员，但他们本来是逃不掉的，因为罗杰斯的有些舰只航速较快，而罗杰斯本人也不是新手。只是由于缺乏舰队活动的经验，美国人才未能追上。在以后68天的航行中，他们的运气也没有变得好一些。罗杰斯曾经希望与由牙买加经纽芬兰返回英国的英国船队相遇。结果船队虽在海上，但他们没有遇上。在整整10周的航行中，他们由纽约驶至距英伦海峡只有一天的航程之处，再经马德拉群岛返回波士顿，他们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俘获8艘商船和不停地行驶。
罗杰斯安慰自己称，敌人害怕这个支队，“他们结果被迫集中相当一部分最活跃的舰只，这样就拯救了大量的美国财产，否则这些财产将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在以后的150多年中，大多数记载这次战争的文章都同意这种看法。但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这种看法之所以能够长期流传，主要是由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1905年的著作中，赞同罗杰斯的集中兵力而非德凯特的单舰作战的战略，而马汉在1905年，是一位无可争议的杰出的作家。对马汉和他的时代，这种战略是正确的，部分是因为到那时海军已经发生了变化，部分是因为马汉正在进行增加海军实力的游说。但是，就罗杰斯本人的时代来说，他的战略是错误的。当他的航行结果证明是一次“无益的劳动”时，单独活动的两艘美国军舰开始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并赋予了1812年以特殊的意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是在前往参加罗杰斯支队的途中，取得战斗胜利的。戴维德·波特海军上校指挥下的快速帆船“埃塞克斯”号于7月3日驶离纽约。9天以后，伊萨克·赫尔乘坐“宪法”号离开切萨皮克。波特既没有找到罗杰斯的支队，也没有发现传说中的一艘载运珍宝的船，但于7月11日凌晨在百慕大附近与英国一支运兵船队遭遇。这支船队载运了1400名士兵从巴巴多斯驶往魁北克。波特在月光下进行了一次非常大胆的攻击，击沉了其中的一艘运输船。200名士兵和一艘价值14000美元的运输船永远没有抵达魁北克。
与此同时，第一批英国军舰正驶近纽约港外的桑迪胡克。伊萨克也在驶向那里。当他于7月16日下午发现它们时，他认为它们可能是罗杰斯的舰只。当时风很小，所以直到黄昏时，他才靠近到足以识别旗号的距离。对方没有回答他的信号，赫尔知道他遇到了敌人。
它们朝他驶来。在整个夜间、白天、第二晚、第三天，追击在缓慢的速度下进行。在第一个晚上，舰只几乎没有移动。“宪法”号的风帆被浸湿，以便更好地吃风；大炮移至船尾，轨条被切断抛弃；淡水桶抽干，以便减轻舰只重量。第二天早晨，出现了极为奇特的景象。“宪法”号抛小锚艰难地向前移动(把一个锚拿到前面抛出，船被拖着向前；不断重复这一过程)，而英国人则放下划艇拖着舰只追击。这好像是一只幸灾乐祸的海龟在追一条蛞蝓，慢得滑稽可笑，但所有有关的人都非常紧张和极端严肃。当微风吹起，有利于这方或那方时，两者的距离又不断缩短或增大。第二天傍晚，狂风骤起。当风吹来时，全船作好了准备：风帆扯起直至最后一分钟；暴风刮来时收起风帆；暴风一过又扯起风帆。英国舰只反应较慢，因此“宪法”号取得了有利地位。到第三天黎明时，它距英国舰只12英里，迫使它们放弃了追击。
赫尔由于决心大、驾驶技术高超，而躲过了灾难。这并不是有时人们所说的那种胜利，但却避免了重大的失败。如果快速帆船在战争刚开始时就被俘虏，对美国的心理和精神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与此相反，在1812年8月19日，即刚好一个月后，正是赫尔和“宪法”号，使得美国海军的士气得到了永远不会遗忘的提高。
在以后的几周内，快速帆船“埃塞克斯”号——第一艘进入印度洋的美国军舰——进一步提高了它的声望。在百慕大附近袭击了运兵船后，波特海军上校继续在百慕大和纽芬兰之间巡弋达两个月之久，并且又获得了30万美元的战利品。8月13日，在一次只有8分钟的战斗中，“埃塞克斯”号成了美国第一艘俘获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的军舰。英舰“警戒”号并不像它的舰名那样富有警惕性，因为它在“埃塞克斯”号伪装成商船时，完全被蒙蔽了。美国军舰的大炮超出英国军舰一倍的事实在美国人的眼中，并没有减少胜利的意义。比舰只大小和武器多寡远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英国的舰只并不总能保证取得胜利。紧跟着第一次俘获英舰之后，传来了第二个胜利的消息：“宪法”号战胜了“斗争”号。
根据“宪法”号的航海日志，天亮时，“微风由北面和西面徐徐吹来，多雾。下午2时，发现一艘帆船朝南行驶。扯满全部风帆进行追击”。
与此同时，英舰“斗争”号的舰长戴克斯在上风处“发现一艘帆船，朝我们驶来。……发现是一艘军舰，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赫尔下达的命令是富有朝气的：“收起顶帆。第三桅上帆。挂起船首三角帆。把炮拉上来。卷起中桅的第二个帆。放下最上面的帆桁。把一切无用的东西都收好。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对此，我们的船员三呼万岁。……再坚持一些时间，追上去，至其右舷首。此时，发现挂着三面英国旗，是一艘敌舰……”
“为了避免遭到扫射，几次掉头(调头让风从船尾吹来)，”德凯特称，“双方都进行了偏舷齐射。”
“它对我们进行了右偏舷齐射，但没有效果，”赫尔写道，“都是近弹。它立即掉转头，进行左偏舷齐射。有两发命中船身，其余穿过索具，打远了。”
从“斗争”号上，戴克斯发现赫尔“正朝我们右舷驶来，一边猛烈射击，一边顺风行驶。它的目的显然是越过我们的船首”。在对面，赫尔看到“敌人仍在实施机动，企图对我们进行扫射。它有时以左舷侧齐射，有时以右舷侧齐射。我们则尽可能地以主甲板上的船首炮进行还击。……敌人发现他对我们进行扫射没有效果，就顺风行驶。……接着，我们升起了主桅杆的顶帆，朝它的船首驶去，以便迫使它抵近战斗。拉下了三角帆，让主桅顶帆迎风飘扬，接着用所有的主炮向它猛烈地射击……”
“我们的后桅杆，”戴克斯说，“倒在了右舷侧的船员住处，使船顶风前进。接着，敌人驶到了我们的左舷首，攻击我们。只有少数几门炮仍在射击，葡萄弹和步枪弹射向我们的甲板……”
“他，”赫尔写道，“立即企图向我们的船尾扫射，但没有成功。由于它的第一斜桅和我们的后桅索具缠在一起，我们的陆战队在这段时间一直对他们进行猛烈和残酷的射击……”
“当时船主的膝部被击中，”戴克斯说，“雷迪中尉先于其他人在主甲板上倒下。我的背部被击中，负了重伤。”与此同时，在“宪法”号上，查尔斯·莫里斯中尉(袭击的黎波里港时“无敌”号上的老兵)和一名陆战队中尉“从船尾雕饰舷部掉了下来，一个重伤，一个阵亡”。
此后，灾难很快降临到英国人头上。“斗争”号突然瘫痪了；由于我们的一根桅杆折断，“才躲过了敌方的射击。6点20分，我们船首的主桅也已折断，整条船都已成了无法操纵的废物”。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戴克斯也不准备放弃努力。“我仍然希望……能够操纵舰只再次进行战斗。但我刚刚清理遭到破坏的物件，斜杠帆又折断了”。现在，舰只“处于海水的暴虐之下，主甲板上的大炮都已进水”，他召集了“所有没有死亡的军官”，并且在所有人都同意“任何进一步的抵抗都将是不必要的浪费生命”的情况下，“我才勉强命令投降”。
就舰对舰而言，在力量对比上这是一场比“埃塞克斯”号对“警戒”号平衡得多的战斗。双方的舰长都表现了高超的驾驶技术，但是胜利属于更优秀的舰长和炮手一方。据传说，英国人的炮弹被“宪法”号全部反弹了回去，“宪法”号由此获得了“老铁甲舰”的美名。
从总体实力看，“斗争”号的损失对皇家海军不起多大的作用，而且由于“斗争”号的损毁非常严重，不得不把它烧掉，因此，俘获这艘军舰对美国海军也没有任何实际物质利益。但是，它对提高威望的作用却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这种胜利还在继续取得。如10月15日，美国的单桅帆船“黄蜂”号击败了英国的二桅船“狂歌”号；10月25日，斯蒂芬·德凯特指挥美国的快速帆船“美国”号击败了英国的快速帆船“梅斯多尼安”号，并且获得了第一个把俘获的英舰带到美国港口的殊荣；12月29日，现由威廉·班布里奇指挥的“宪法”号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使得皇家海军的快速帆船“爪哇”号在不到两个小时内成了一艘废船。同一年，美国只损失了两艘军舰：二桅船“鹦鹉螺”号于7月17号沉没(这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被击沉的第一艘军舰)，“黄蜂”号在取得10月的胜利后也被击沉。但是，任何一方都认为这些小损失无碍大局，因为它们几乎是在预料之内的。快速帆船的损失则有很大的影响。伦敦的《泰晤士报》称：
在去年这个时候，如果有人预言在对美国的战争中将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他就会被认为是一名疯子或卖国贼。如果他的反对者谦虚地和他争论，他就会被告知，只要7个月，美国的旗帜就会从大海中消失，美国微不足道的海军将被消灭，它的海上武库将成为一堆废品。
德凯特和班布里奇得到了提拔。他们的单舰作战战略证明要比罗杰斯的编队战略价值大得多。他们获得了他们作为编队中的一员所不能获得的光荣。这3位舰长都真诚地相信，他们的不同做法能为国家带来最大的利益，然而这里也涉及他们个人的雄心。就这样，美国海军在决策方面第一次包含了一种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依然存在的(或许是不适宜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因素。尽管如此，当对快速帆船作战的胜利消息传遍美国时，全国上下出现了一股兴高采烈的爱国主义浪潮。很长时间以后，查尔斯·莫里斯回忆起他在“宪法”号上的时刻时，以一种令人高兴的谨慎方式描述了这种感情。他说：“我们的希望开始超越了理智。在我们中间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欢快心情。”
英国直到7月26日才接到宣战的消息。此后，在一段短时间内，英国曾经希望既然敕令已经废除，美国人将会重新考虑它们的决定。但是，当战争显然已成定局时，它立即开始调集所有能从欧洲抽调的军舰和人员。1812年12月26日，华盛顿接到了正式通知，内称英国将对美国的海岸实施封锁。当时，美国的欢乐情绪达到了高潮，看来甚至在封锁面前，都不会出现任何麻烦。但是，1812年结束了，它很快成了一段仅值得骄傲的回忆。令人冲昏头脑的胜利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