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厉措施·第七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它载着75名官兵和大量的弹药与燃料，于2月3日驶离锡拉丘兹的防波堤。领导这次远征的是“企业”号的指挥官斯蒂芬·小德凯特海军上尉。他是1798年俘获“克罗亚伯尔”号(对法国准战争中的第一件战利品)的斯蒂芬·德凯特的儿子。小斯蒂芬1804年时才25岁。
他的新的职务是指挥重新命名为“勇猛”号的船只；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刚刚开始的冒险行动正是年轻人所梦想的那种刺激行动，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令人兴奋的行动，而且是比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更为危险的行动。
计划本身非常简单。在黑暗的掩护下，进入的黎波里港中央，登上“费城”号，制服卫兵，把燃料洒遍全舰，点上火，然后跳回“勇猛”号，用现代的话说，开溜。当然，他们将会受到挑战。为了掩护，德凯特带了一名能讲阿拉伯话的西西里领航员，他熟悉的黎波里的情况，并且讨厌当地的居民。当然，他们必须进行战斗，为此，他们带了武器，接受了训练并且具有顽强的意志。当然，他们必须在大火中逃走，对此，他们主要依靠运气。
这段故事已经成为美国海军早期历史上最值得庆贺的事件之一，自那时以来就代代相传。使得这次冒险行动值得注意和予人深刻印象的是，德凯特和他的官兵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成功，而没有一个人阵亡。据说纳尔逊(当时是一名海军中将，正指挥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封锁法国的土伦港)曾经称德凯特的成就是“当代最勇敢和最大胆的行动”。从纳尔逊的用辞和性格来看，这句话听来是出于真心。对于精湛的专业技术，甚至其他国家海军中的精湛技术，他从不吝惜赞美之辞，而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
行动开始时，他们看来不很走运。他们从锡拉丘兹出发，用了4天时间才到达的黎波里外海。接着，大风使他们无法进入港内。当时的一位军官查尔斯·莫里斯海军准尉在升为准将后写的自传中，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勇猛”号唯一的起居处是一个狭小的船舱。德凯特和4名其他军官都挤在这里。摩里斯和另一位海军准尉以及领航员都呆在简陋的窝棚里，窝棚很矮，当他们站起来时，头就碰到了棚顶。有一组陆战队员也和他们一起住在窝棚，而水兵们则只能睡在船舱的酒桶上。
“除这些不方便条件外，”莫里斯写道，“还有甲板上没有操练用的房间以及虫子的叮咬，而这些虫子是我们的祖先、奴隶们留下来的。”他们没有预见到进入的黎波里的日期会有推迟。因此没有带来足够的粮食。他们的咸肉已经腐烂。就这样，他们在可怕的条件下，在公海上游荡，靠面包和水维持生活，一直到大风停止。这种情况持续了9天时间。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花，他们因此而激发出来的战斗欲望就会迸发出来。不管怎样，他们终于于2月16日夜间艰难地进入了的黎波里，这时，他们不想遭到抵抗和失败。领航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以阿拉伯语回答了口令；说明了他的锚被飓风刮走；要求停靠在“费城”号边上。卫兵同意了这一要求。从接触到离开，整个行动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经过一场短暂的、激烈的战斗，几名的黎波里人死亡，其余的卫兵跳入水中。这就使得德凯特和他手下的官兵能够自由处理“费城”号快速帆船。下一个主要的危险是他们自己点燃的火与烟。它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来，几乎烧着了在船上的一些人，并且有蔓延到旁边的“勇猛”号之势。此后，他们安全地返回到双桅船，但又遭到了不仅岸上大炮和港内军舰，而且还有“费城”号舰炮的射击，他们点燃火药，开始射击，并且准备战斗，但是，熊熊烈火的热度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昏倒。尽管各个方向都传来了轰鸣声、吵闹声，只有一发炮弹幸运地命中了“勇猛”号，它穿过风帆，但没有打伤船上任何一个人。
他们用桨和已经穿孔的风帆，安全地离开的黎波里港，重新与护送的“海妖”号会合，然后在外海停了一些时候，以兴奋的、但又略带遗憾的心情注视着他们点燃的烈火。当他们最后修正航向开往锡拉丘兹时，他们一定已经知道，他们任务的彻底完成是美国海军史上自约翰·保罗·琼斯击败“塞拉比斯”号以来最英勇和杰出的行动；他们可能也已猜到人民将会记住这次行动，并且只要美国拥有一支海军，就仍将从中吸取力量。
人们往往忘记“勇猛”号的最终悲惨结局。1804年9月14日，它被当作一颗浮动炸弹再次对的黎波里进行攻击。它的船舱里装了100桶炸药，甲板上放了100枚9英寸和5枚13.5英寸的炮弹，周围堆了铁沙弹和生铁。它全部由志愿人员驾驶，在黑夜和大雾掩护下驶入的黎波里港。这是一次自杀性的任务，但也为船员的逃脱准备了小船。但是，这次行动出了大错，错得可怕，双桅船搁浅了，而且或是出于偶然或是出于有意，船上的人员都被炸得粉碎。没有一个人生还，少数几具找到的尸体也无法辨认。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们即使失败了，也已经尽了全部力量。
在“勇猛”号的这两次航行(一次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另一次却遭到了可怕的失败)之间，普雷布尔也没有闲着。他重新组织了封锁，这是必要的，但又是周期性的和沉闷的。莫里斯海军准尉现在在“百眼巨人”号上任职，他在日记中以记事的方式讲述了沉闷的情况。8月13日的整个记事为：“微风、好天气。制作风帆、把帆裁短。偶尔抢风转向，以便与支队一起行动。”8天以后，即使这种短短的记事看来还是太长了。“远离的黎波里城”，这是日记的全部内容。
美国一方曾经准备与巴夏进行谈判，但他继续采取野蛮行动，结果几乎立即放弃了这种意图。但是，普雷布尔下达了可以捕获更多的船只的命令，以此向两西西里王国借了6艘炮舰和2艘“炸弹船”。此外，他还有“宪法”号、3艘二桅船、3艘多桅纵帆式帆船和1060名官兵。这是美国迄今在地中海集结的最大的兵力。在8月和9月的4周内，他对的黎波里发动了5次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斯蒂芬·德凯特(现在已经提升为海军上校)在他的兄弟詹姆士因一次假投降而被杀后，再次作出了出人头地的表现。他怀着复仇的心情跳上那艘罪恶的敌船，找出了凶手，并且在一次古典式的、残酷的决斗中杀死了凶手。
官兵潜在的战斗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挥应归功于普雷布尔一人。然而，这些攻击表明美国海军对巴巴利国家的战争活动正在逐渐加强。当第二次攻击正在进行时，美国国内传来了他将被替换的消息。这不是由于政府认为他干得不好，完全不是如此；而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惯例，现在该轮到其他人了。这种严格照章办事的做法表明美国海军当局当时是多么缺乏经验。当他被解职时，普雷布尔正负责指挥一个有战斗力的战斗集体。他充分了解政治和军事形势；他对地中海的暗礁和风暴所起的限制因素有着第一手的经验。然而，即使他有这些知识，他也必须离开。与他相比，他的继任者塞缪尔·巴伦海军准将却是一个病夫，不能做什么事；而巴伦的继任者约翰·罗杰斯没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因为和约已经签署。这是一份美国以后将会后悔的、时机不成熟的条约。
研究了这两位指挥官的生涯后便可看到，至少有一个方面当时的政府比150多年以后的政府表现了更大的智慧。向巴伦下达的命令包括承认由于斗争在遥远的地区进行，当地的指挥官应当有权自由地作出决定(在独立战争中，到英国人想起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正如国内向他下达的命令中所说的：“我们在地中海的各个方面的不同的情况——这个国家与可能的作战地点相距遥远——使我们不适宜给你规定任何特定的行动方针。因此，我们对你的行动不加限制，使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自由行事，除了要遵照总的指示外。”现在活着的许多美国指挥官在朝鲜和越南作战时，如能得到这样的授权，将会欣赏这种明智的做法和对他们的信任。
由于巴伦疾病缠身以及普雷布尔不再担任指挥职务，战争的重点发生了变化。曾经希望采取“严厉措施”以使巴夏投降的威廉·伊顿从美国回到了地中海。他具有奇特的性格。他容易激动、偏执、精力旺盛，曾经在革命战争中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对非正规部队的价值有着深思熟虑的想法。他在去华盛顿途中形成的计划是非常不正规的。
简言之，他所梦想的是由美国领导发动一场政变。他们应当制造一些事件来推翻现在在位的巴夏，并以较为友好的人取代他。显然，许多国家以前曾经沉迷于这种做法，美国和其他国家以后也采取过这种做法，但对杰斐逊总统，这看来是一个不道德的、没有吸引力的建议。他同意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的观点，即他们的国家刚刚获得自决，不能由其他人予以取消。伊顿则反驳说，不是取消而是恢复的黎波里的自决权，因为在位的巴夏是通过内战取得政权的，而他的兄长、过去的巴夏仍然活得好好的，并且居住在埃及。美国帮助恢复他的王位，不是干涉而是帮助合法的统治者，而他则有理由对此感激不尽。
伊顿提出这种看法后，杰斐逊的疑虑减少了，但并未消除。当伊顿提出他的计划时，他发现没有人愿意对此负最后的责任。“总统，”他写道，“变得缄默不言；陆军部长‘相信我们最好是进贡’——他在办公室内向我谈到这种看法。加勒廷就像一个懦弱的犹太人，畏缩不前。麦迪逊先生则‘把一切留给海军部长决定’。我需听从史密斯的命令——但对我的行动没有任何具体指示。”
但是，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伊顿的性格。他回到地中海后，说服了巴伦支持他的计划。他们同意，这应当是一次在海军支持下的地面行动。在这一时刻，这次努力开始展示出在某些方面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情况——不可能，但伊顿却日复一日地工作着。
首先，他前往埃及，找到了退位的巴夏哈米特·卡拉曼利。结果哈米特是一位孱弱的怪人，完全不适于再统治的黎波里或任何其他地方。但伊顿没有退却，他着手征募一支有300名阿拉伯人和70名亚历山大基督教徒的雇佣军。帮助他工作的是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尉、7名陆战队士兵以及海军的准尉帕斯卡·巴罗里·帕克。后者得名于科西嘉岛的一位爱国者，他曾经为了该岛摆脱法国的统治而不断战斗。在那些日子里，这个名字非常响亮；今天，“帕斯卡·巴里·帕克”听来更像5行俗谣的第一行，或许和“德克”与“雷克”(意为甲板与失事)非常压韵。不管是什么情况，它对现在开始的远征是十分适宜的。
伊顿带上阿拉伯的头巾，穿上平整的长袍，把自己称作为“将军”，并且让哈米特任命他为所有地面部队的总司令。做完这些后，他开始出发，企图率领这支五颜六色的队伍和103头骆驼越过大约600英里的沙漠前往的黎波里王国的德尔纳。自从将近250年前的苏拉曼一世以来，没有一个非穆斯林人曾经完成过这样一次跋涉。但是，出乎那些难以驾驭的部下的意料并使巴夏感到惊愕的是，伊顿做到了这一点。到1805年4月中旬，他已经位于亚历山大以西450英里处，到达了邦巴湾的海岸。在那里，他同“百眼巨人”号二桅船和“大黄蜂”号单桅帆船进行了联络。到月底，伊顿已经到了德尔纳城外，而“百眼巨人”号和“大黄蜂”号以及“鹦鹉螺”号多桅纵帆式帆船则停在北面的海面。4月27日，伊顿向市长提出了最后通牒，但遭到了拒绝。翌日下午2点，陆海联合进攻开始，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到3点半，星条旗已经在城上飘扬——这是美国星条旗第一次通过武力高高地飘扬在旧世界的某个地方，或者说是飘扬在美国大陆以外的任何地方。
伊顿-哈米特明智地夸大了他们的军队的数量，这一消息传到了的黎波里的巴夏那里。他大为震惊。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阿拉伯雇佣军的掠夺者们在地面上横冲直撞，而海军则从海上攻击，这不是什么好消息，特别是如果这导致他的孱弱的兄长接管王位的话。但是，他像过去一样好斗，并不愿意就此轻易放弃王位。如果哈米特兄弟很想要的黎波里的话，他可以来夺取，但他必须为此战斗。只希望过安静生活的哈米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伊顿急于继续这一计划，新近任命的约翰·罗杰斯海军准将也是如此。然而，突然之间，他们被禁止这样做。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几乎一年以前，当海军部长向巴伦下达命令时，詹姆士·麦迪逊向美国驻阿尔及尔的总领事托拜厄斯·利尔上校下达了另一套命令。这些命令以总统的名义，赋予利尔“以全部的权力和责任同的黎波里的巴夏签订一项和约”。1805年5月，利尔接受了这个方案。他声称出于良好的愿望——阻止进一步的流血和拯救战俘——希望能够实现和平。他利用伊顿远在沙漠里的机会，说服仍在生病的巴伦把指挥权交给罗杰斯。然后，在5月22日移交指挥权时，利尔使罗杰斯的命令包括了谈判的内容。
和约于6月10日签署。不需要为实现和平支付任何款项，或者向巴夏进贡；但为释放战俘，则要支付6万美金。美军撤出了德尔纳，哈米特的家庭仍然留在原来的地方——作为巴夏的人质——哈米特本人则处于危险的境地。美国政府对于允许支付一笔赎金和向哈米特提供生活津贴(而且是要在他与家庭重新团聚时及时提供这些费用)，感到非常为难。对利尔来说，美国同巴巴利国家的战争已经愉快地结束了，但大多数人对他的安排却气愤不已。
“这是海军准将由于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自己的本意并屈服于玩弄权术的专员的影响的产物。”伊顿怒气冲冲地说；而普雷布尔则以嘲讽的口吻对斯蒂芬·德凯特评论说：“你通知我由一位陆军上校指挥我们的支队，这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一定出乎人们的意料。”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尽管利尔曾经获得谈判的授权，他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已经“完全凌驾于海军准将之上……独自决定每项措施……使得各项军事行动陷于瘫痪”，并且“违背舰队所有军官的意见，在没有向的黎波里显示舰队或支队实力的情况下”，就同意支付6万美元。或许利尔认为人民将会因此感到高兴。直到去世前不久，他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他的措施是极端错误的。在震惊和失去信心之后他自杀了。
人们对他不免有某种程度的同情。他的本意是好的。但是，一旦他付诸实际行动，他只会起到帮倒忙的作用。由于伊顿卓绝的行动，战争的进程已经大大有利于美国；而利尔的干涉却抵消了上一年的大部分努力。他希望避免更多的流血。从近期来看，这一目的确实已经达到了；但从长远来看，他很可能制造了更多的需要流血的机会。不仅的黎波里，而且所有巴巴利国家原本可以早日向美国妥协。但现在，就像疾病不断发生一样，它们在以后的25年中，一次又一次地挑起事端。
然而，同巴巴利国家的战争暂时结束了。这场战争在美国曾经很得人心。它被认为是正义的事业。人民把海军的成就看成是能不断鼓舞人心的骄傲的源泉。在地中海的伤亡很小，贸易额却很高；但是，战争可以使一个国家团结起来，和平却复活了政党间的政治斗争。尽管普雷布尔和他手下的官兵新近为国家带来了利益，杰斐逊党的政治理论仍然是从根本上反对海军的。加勒廷继续为海军的费用而生气。他原先规定海军1801年的预算不到100万美元，到1805年却迫不得已增加，直到140万美元；同时，为了弥补“费城”号的损失，他还不得不设立一项“地中海特别基金”。因此，到1806年，在杰斐逊面前，再度出现了海军在和平时期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无人与之战斗时海军应如何组成、海军应担负什么任务的问题。
他得到的答案引起了从那时以来几乎一致的谴责。在1806年4月21日，国会废除了斯托德特1801年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的条款。这一法案曾经规定应当保持6艘常备的快速帆船，但现在，这一数字将留待总统决定。同一项法案还将现役的海军人员限制为：13名海军上校，9名海军中、少校，72名海军上尉，150名海军准尉和925名士兵，共计1169人(相比之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海军的总人数约为60万)。当然它还规定了军舰的最高限额。于是军舰或是出售或是闲置，而美国只能用任何有自尊心的海上国家认为是玩具的船只武装自己。它们包括数十艘炮艇，通常每艘长50英尺、装备一门长炮，如果幸运的话，则装备几门榴炮。作为革命时期的紧急措施，亚当斯曾经希望这种船只能够起到“游击战”的作用。在尚普兰湖战斗中，阿诺德使用了同样的船只。普雷布尔也曾用此在地中海轰击沿海敌人阵地。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有用于这种目的的船只，但它们只是作为舰队的附属品。而现在，在杰斐逊执政期间，它们却成了舰队。
炮舰海军是农民对海军职责看法的具体体现。它建立在保卫沿海的居民点的基点上。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倒退。这些船只担负的任务不可能超过30年前亚当斯所希望担负的任务。以一门炮对一门炮来衡量，它们要比快速帆船贵3倍。在1805-1807年的3年内，国会授权购买或建造263艘炮艇(尽管实际的建造数要少于200艘)。它们在面临考验时，甚至不能完成原本要求它们承担的任务。它们不能阻止敌人的军舰进入应由它们保护的海湾、河流和港口。
艾尔伯特·加勒廷是一位共和党人和农场主。他反对炮舰海军的主张。但是和往常一样，他的反对是由于直接费用而不是由于防御的因素。他认识到他的理想——在战争结束时焚毁舰队而在另一场战争开始时重新建立一支海军——由于建造军舰需要时间，是不切实际的。就炮艇来说，他断言，原则是一样的，但“因时间方面的因素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则不复存在”，因此，他认为，在不需要时建造这些船只是没有意义的。“我还认为，”他接着说，“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与海军和海军部有关的每个问题一样，每年的保养费用将远远超过估计的数字。”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而这可能在以后的年代中使他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但是，他与共和党的思潮正好相左。炮舰的成本看来是低廉的；它们看来以一种单一的武器系统提供了沿海防御所需的一切；而且它们是看得见的、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看来就像农民的火枪一样，可以很快地拿起来使用。
这些信念中的头两点是完全错误的。炮舰的成本并不低廉，它们按比例计算是昂贵的。它们远不是海岸防御的唯一需要，如果没有沿海工事和炮台对它们进行支援，它们的作用大致相当于用一个空桶去扑灭一堆火。由于有这些错误的看法，关于它们能立即作好战斗准备的信念也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比这3个错误中任何一个错误更重要的是共和党的主导思想中存在着两个其他的错误认识。一个是，建造快速帆船将被英国看成是对皇家海军的一种威胁，并且因而招致英国先发制人的攻击。另一个是一种孤立主义思潮，即如果美国不骚扰其他人，他们也不会骚扰美国。这是一种天真的、不现实的希望，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都没有完全埋葬。
但是，在英国，美国海军总是受到篾视，难得被人正眼相看。英国只是偶然才对美国海军的射击技术和建造的少数几艘舰只的质量表示赞赏。但是，杰斐逊执政时期能够建造的军舰数量是如此之少，英国人完全不会把它们看成是一种需要解除的威胁。对于那种只管自己的事以及别人不要来管我的天真的希望，不幸的是，世界并不按这种方式行事。美国的问题在于它必须认识到尽管有大洋的间隔，它仍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杰斐逊不顾革命战争、准战争以及同巴巴利国家斗争中的教训而建立炮舰海军，简言之，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倒退的、育婴式的想法。它集中体现了美国一些根深蒂固的梦想，包括依靠单一的简单的防御系统的希望。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很难看到杰斐逊在不完全取消海军的情况下还能采取什么其他的做法。在美国理解并且接受海军作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前，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