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观察支队·第六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减少我们的开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总统汤姆斯·杰斐逊在写给艾伯特·加勒廷的一封信中说，“这一点可以在海军部内实行。”
这些话在吝啬的加勒廷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共鸣，于是他愉快地着手执行。
他的意见是，“如果用于建造和保持快速帆船的费用转用于支付一部分国债，它将使外国人对我们的尊敬超过尽力建造快速帆船所获得的尊敬”。国债已经超过8300万美元，他想在16年中全部还清。无疑，这是一种令人称羡的企图。但在第一年，他建议在1000万美元的联邦总收入中，拨出730万用于支付债务及其利息并且废除全部的国内税收。为了实现这一奇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必须削减一半以上的开支。
加勒廷看来相信，世界是由爱好和平的商人组成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应该少做买卖少受损失。按照他理想的看法，海军显然是削减费用的主要目标。亚当斯总统的最后一次预算，是在1801年提出的，当时规定联邦政府的全部开支为490万美元，其中有210万用于海军。这是所有各部门中最大的一笔费用，其次为陆军，只获得178万美元。加勒廷现在说，这两个部以及其他所有的部门总共只能有不到300万美元的预算。这意味着只准许海军在1802年有略多于90万美元的费用，比上一年的费用要减少一半以上。尽管这在全部联邦开支中仍占重要的份额，比例的大小却不是问题的核心。然而，当人们注意观察时，就可以知道，这是空想主义的理论对实际经验的恶意攻击。当准战争结束时，在由47艘从炮舰到快速帆船组成的舰队中，共有499名现役海军军官。到1801年年底，服现役的共有6艘快速帆船和1艘三桅纵帆式帆船；舰队中保留了195名只有半薪的军官(在服现役时则保持全薪)。还有7艘快速帆船处于“一般状态”(可以说是“封存”)。所有其他的舰只都已出售，它们的军官都已退役；甚至硕果仅存的6艘快速帆船也只允许配备2/3的额定人员。特工人员和文职人员都已解雇；建造干船坞和港口防御工事的工作都已停止；所有正在建造和计划建造舰只的工程全部撤消。
这是整个19世纪中最大和最严重的一次海军政策的突变。尽管如此，大多数攻击都是根据亚当斯-斯托德特的《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的条款进行的。这表明了该项法案的力量和远见，因为如果让加勒廷自行其是，他很可能会采取甚至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每一个国家在战争结束后就焚毁它的海军并在再次处于战争状态时再建立一支新的海军，”他在稍后一些时间说，“那将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措施，如果不是因为建造军舰需要时间的话。”不幸的是(他在那时已经知道)，战争有一种令人烦恼的现象，即它不会向人们提供从头准备的足够时间。
《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是亚当斯总统任内最后一天，即1801年3月3日签署的。3月4日，杰斐逊就任总统。9天后，他的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接到了的黎波里的一封信。的黎波里的统治者巴夏(现代的拼法为帕夏。尽管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的情况看，巴夏一辞更适用于的黎波里的统治者)要求美国立即并且大量增加贡品，否则就要采取其他措施。其他的措施就是在6个月后采取战争行动。由于冬季的风暴耽误了传递的时间，这封带威胁性的信收到时就已经过了5个月。
16年以前，当美国的商船首次落入北非巴巴利国家的掠夺者之手时，杰斐逊曾经主张使用海军力量作为主要解决方法。从那时以来，他改变了公开的政治主张，并且被反对海军的共和党捧上了总统的宝座，而共和党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杰斐逊多方面的性格往往引起人们误解。更糟的是，他那个时代的“联邦党人”成了今天的共和党人，而他培育的“共和党”多少相当于今天的民主党)。现在，他就任总统刚刚8天，就接到了巴夏的最后通牒，这样，他就必须在党派的信念和个人的本性之间作出抉择。他的政党信念是美国不应当有强大的海军，而个人的本性却是要派一些军舰去痛击傲慢的统治者。
到3月20日，他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是政党的领袖，但他也是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他曾经帮助建成的国家的总统，而且建立这个国家不是为了向的黎波里朝贡。在这次事件中，他决定，国家应当置于党派之上。由于没有其他人愿意在海军看来或许要永远解体的时候担任海军部长的职务，本杰明·斯托德特仍然留在部长的岗位上。毫无疑问，他帮助总统定下了决心。3月24日，他在一封写给汤姆斯·特拉克斯顿的信中，小心谨慎地暗示了总统的决定：“我相信总统打算由你担任地中海部队的司令。”
4月19日，即离斯托德特写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送来了大洋彼岸的另一封信。这封信是由威廉·班布里奇海军上校带来的。班布里奇的运气不好。他在准战争中获得海军上尉军衔，曾被法国人俘虏和囚禁。释放后，在1800年5月指挥一艘装有24门炮的“乔治·华盛顿”号期间，曾接受了一项向阿尔及尔运送贡品的讨厌的任务。他一到那里，又奉命运送另一批贡品。这一次是把总督的贡品运送给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本国总统的命令不管是否恰当，是一回事；而北非巴巴利国家总督的命令则大不相同。但是，他的舰只处在阿尔及尔人的炮口下，就必须服从命令。结果，他大为惊恐，因为新的货物中不仅包括将近100万美元的现金和华丽的服装，而且还有一名代表、100名随员、100名仆人以及送给苏丹的礼物：“4匹马、150只羊、25只带角的牲畜、4头狮子、4头老虎、4只羚羊”以及12只鹦鹉。
阿尔及尔距君士坦丁堡约有1800英里。动物的吼声、咆哮声、叫声和臭味在下风数英里处即可听见、闻见。班布里奇认为乘客也好不了多少。除了人数多外，他们还一天做5次祷告。这就使得在船内甚至更难走动。但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水兵以一种无害的方式进行了报复。由于祈祷者需要面朝麦加，他们就经常与舵手商量以确定方位，而一天之中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把罗盘的盘面转动180度，结果，水兵们高兴地看到一排排屁股虔诚地对着圣城。或许班布里奇是赞同这种做法的。
只是由于没有君士坦丁堡的通行证，才使得阿尔及尔的总督无法再使用“乔治·华盛顿”号作为免费的运货船。当“乔治·华盛顿”号返回费城时，班布里奇海军上校依然怒气冲冲，宣布他不愿再奉派“带着贡品前去阿尔及尔，除非是不再受到炮口的威逼”。这已超出了杰斐逊的想象。但是，这种时刻是会来到的。的黎波里的巴夏由于健忘或有异乎寻常的预见性，把宣战的日期比规定的6个月往后推了1个月。他一直到5月15日，才用传统的、生动的砍断美国领事馆旗杆的方法，实现了他的威胁。到那时候，美国已经作出了根本性的政策决定。这一决定将会对以后的美国海军产生持续的影响。这一点在5月20日写的3封信中得到了反映，其中一封是国务卿、两封是海军部长写的。汤姆士·特拉克斯顿由于错误地认为在地中海将不可能获得荣誉(“和平不能为我提供海上的战场”)，已经拒绝了为他准备的职务，因此事实上将不再担任舰队的指挥。由于这个原因，海军部长的两封信都是写给特拉克斯顿的继任者理查德·戴尔海军准将的。“现在的支队的一个伟大目标，”第一封信说，“就是对年轻的军官进行一般的航海教育，但尤其要让他们了解所巡弋海岸的有关情况。”——因为已经预见到他们将再度前往那里。第二封信告诉戴尔：“你抵达直布罗陀时，将有可能确定究竟是所有的、还是其中某个巴巴利国家将对美国宣战。”如果它们已经宣战，他已经接到了相应的命令；但“如果一切平静”，也已经下达了关于在所有地中海港口显耀旗帜和护送美国商船的详细指示。从早些时候写给特拉克斯顿的信中可以进一步了解这项新的政策：
我们还设想，这样一个支队在巴巴利国家的视线范围内巡弋，将有可能阻止它们掠夺我们的商船。我们的意图是把和平时期的部队分成两个支队，以第二个支队接替目前的支队，这样就可以在地中海交替地保持这样一支部队。
国务卿詹姆士·麦迪逊的信是写给驻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的领事的。“在巴巴利国家的海岸炫耀一支海军部队的政策，”信中说，“曾经是你们和其他领事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目前的时机特别有利于这种试验”。这确实是一种试验。但是，如果这种试验生效，其意图是明显的，即地中海将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期间成为美国的一个永久性的海军驻地。开始执行这项政策(后来扩大到全世界)的日期通常认为是1815年。在那一年，美国的船只终于可以自由航行于地中海。不管如何，这是早期的事，但真正重要的是1801年，当时美国建国才16年，却已经决定“试验”建立永久性的国外海军基地。
至少有一位军官推测了巡弋地中海有可能是一项非常愉快的任务。他说：“我认为我们没有多少事可干，而且从我知道的海军准将的部署看，他将让他指挥下的不同舰只访问黎凡特-士麦那、君士坦丁堡、埃及等等港口。”
但是，对这项新的、前瞻式的和积极的政策的最谨慎的评论可能来自总统写给巴夏的一封信中。这封信写于5月21日，在的黎波里砍断美国旗杆的消息传到美国很久以前。信中简明地阐述了巴夏可以理解其含义的事实：“我们作为权宜之计，已经派遣一支观察支队进入地中海，以便监督我们在那里的通商的安全，并且训练水兵执行他们的任务。”
或许杰斐逊就这个问题发表温和的讲话是件好事。不管他个人对海盗行为、特别是向海盗进贡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的政党的信念以及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限制了他可能采取的实际措施。由3艘快速帆船和1艘多桅纵帆式帆船组成的戴尔海军准将的支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做很多事情。他接到的命令禁止他俘获战利品；即使对方提出要求，也不允许他接受和平。在这种有些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戴尔只能够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尔炫耀武力，接着就是对的黎波里实施封锁。由于他还被要求来为美国的商船队提供护航，而且提供补给品和淡水的最近地点是马耳他，对的黎波里的封锁很大程度上将是没有效果的。但是，他的一艘快速帆船“费城”号终于设法在直布罗陀俘获了巴夏2艘最好的军舰，即一艘装有26门炮的军舰和一艘16门炮的横帆双桅船；装有12门炮的小型多桅纵帆帆船“企业”号俘获了一艘名叫“的黎波里”的14门炮的三桅商船。但在接到命令后，“企业”号的舰长安德鲁·斯特雷特海军上尉不得不让该船驶走。但他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即在放走该船前把船上的大炮和弹药丢进了海中，而且只给它留下了一个风帆。或许由于这艘三桅商船的船名叫“的黎波里”，国会从迷信角度考虑认为这是一个吉兆。因此，斯特雷特肯定因为他的较小的成就受到了正式的奖赏。他获得了一把佩剑。但是，从陆地方面击败的黎波里却还要用长得多的时间。
戴尔的6个月任期本来可能是很平静的；但是，与第二年春天派出的部队相比，它好似一阵强烈的飓风。1802年5月，理查德·莫里斯海军准将率领5艘快速帆船和1艘多桅纵帆式帆船抵达直布罗陀。他对的黎波里半心半意封锁的效果，可以从“富兰克林”号商船的事件中得到验证。这艘商船在得到海上是安全的不断保证后从马赛启航，但很快就被的黎波里的海盗船捕获。它们的母港当时正被“星座”号快速帆船“封锁”，但它吃水很深，因此不得不远离港口，甚至不能看见港口。但是，当被俘的“富兰克林”号在大白天被带进的黎波里港时，已被激怒的舰长可以瞧见它，它也能瞧见舰长。但“星座”号只是在一旁坐视。
这种对“观察支队”任务的理解过于机械。美国在该地区的领事们比他们的海军同事要好斗得多，因此他们开始感到失望。“我担心美国对巴巴利国家的全部目标都要化为泡影，”一位领事写道，“除非采取某些紧急的措施来改变我们的财富不断损失的状况(而且我也不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美国将会很快被迫放弃整个地中海。”写这段话的领事认为他在美国要比在地中海有用，于是，他就乘船回国，以便报告当地的情况。他名叫威廉·伊顿。当他走到的黎波里到费城之间的某个地点时，他获得了应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的灵感。
杰斐逊总统同样也不满意，因为这涉及他的政府的威信。艾尔伯特·加勒廷写信给杰斐逊说：“我认为购买和平和进行战争的费用，究竟哪个便宜，仅仅是一个计算问题。”在加勒廷的崇高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仅仅是一个计算问题”。他在这样做时一定会很痛苦。
在1802年2月，国会已经授权总统全权决定是否把海军用于“进攻行动”。第一个措施(莫里斯海军准将和他的官兵)已经证明极其缺乏进攻性。它的主要问题很快就找到了——错误的军舰、错误的人——因此，在1803年2月，国会决定拨款建造4艘适于内河作战的浅水军舰。它们的武器也是设计用于轰击海岸的。二桅船“海妖”号和“百眼巨人”号每艘装有2门普通的12磅炮、所谓攻击敌舰的“长炮”以及16门能在近距离发射重磅炮弹的粗而短的24磅炮。同样，多桅纵帆式帆船“鹦鹉螺”号和“雌狐”号每艘装备有2门“长炮”和12门18磅炮。这就更加像个样子了。现在，快速帆船将能在沿海巡逻，同时，较小的舰只将能实施近距离攻击——如果指挥官给予它们机会的话。莫里斯的不战斗态度必须结束。1803年6月21日，他奉命返国，准备接受海军的正式审查和撤职。甚至在他离开地中海之前，由爱德华·普雷布尔(旗舰为“宪法”号)指挥以及由“普雷布尔的水手们”充任军官的新舰队已经开始西驶，准备进行一年的战斗——一年的传奇故事和众多的光荣。
爱德华·普雷布尔，42岁，从17岁开始就是一名水手。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的生涯和同时代众多的人是完全一样的。他的少年时代的最后两年在海军中当列兵，接着在州海军的一艘军舰上当海军准尉——尽管他是缅因人，却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军中当准尉。独立革命后，他在商船队中找到了工作，并且学会了如何指挥近海和远洋的航行。依靠这些经验，他在准战争中获得了美国海军上尉的军衔。此时，他指挥二桅船“皮克林”号，在海军最高司令官海军准将约翰·巴里指挥下，在西印度洋活动。
这些情况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但是，巴里是优秀的导师，而这位学生也特别能干。到1799年，普雷布尔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杰出的成绩，并且晋升为海军上校。随之而来的是担任了快速帆船“埃塞克斯”号舰长。在他的指挥下，“埃塞克斯”号成了美国第一艘绕道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军舰。
他是一位大胆的指挥官，掌握了海上作战的艺术，然而作为一名支队指挥官，仍需接受考验。他严守纪律，脾气急躁，而且因为在东方的航行中患了溃疡而变得更加急躁。这使他在横越大西洋航行的初期，在他指挥的军官中不得人心。但在1803年9月14日晚，这些年轻人在军舰慢慢驶向宜布罗陀时，开始了解到这场战争将会如何进行。黄昏时，他们看到了一艘陌生的帆船，但由于距离过远而无法识别。当夜幕降临时，普雷布尔小心谨慎地逐步靠近。能够肯定的是，这艘帆船和他的一样，是一艘军舰。它的目的、国籍甚至大小，仍然是一个谜。看来很可能普雷布尔和他的部下甚至在进入地中海之前，就要进行第一次战斗。
“宪法”号的甲板上已经作好战斗的准备。在甲板下，炮手作好了射击准备，多少双眼睛紧紧盯着，以图在朦胧中找出某些迹象。终于这艘陌生的船驶到了足够的近处。“是什么船？”普雷布尔高喊道。这是一个标准的国际提问，而标准的回答应当依次为：国籍、等级、级别、船名、舰长名。但是，从甲板传过来的却是反问：“你是什么船？”如果因这种破坏惯例的行为而震惊，普雷布尔一定会说：“我先问的。”但是，他却答复说：“美国的快速帆船‘宪法’号。”然后再问：“什么船？”
“什么船”——这个问题像回声一样又传了过来。除非所有其他的船员都是聋子或者他们的舰长在戏弄他们，普雷布尔只能认为对方正在准备实施进攻。“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他高喊道：“如果你不作出恰当的回答，我将向你射击。”
“如果你这样做，”传来了精神饱满但是不合规矩的回答，“我将用舷侧炮发射。”
“什么船？”普雷布尔怒吼道。他的耐心几乎已经耗尽。
回答是傲慢的：“大不列颠皇帝的84门炮的战列舰‘多尼加尔’号，理查德·斯特罗恩爵士。派一艘小船过来。”
有了结果。虽然陌生的船几乎比他的大一倍，普雷布尔喝道：“美国44门炮的快速帆船‘宪法’号，爱德华·普雷布尔海军上校。如果我派出一艘小船登上任何船只，我就该死。”接着，他又对他的炮手喊道：“准备战斗，小伙子们。”
那艘船一定听到了他的喊叫声。普雷布尔也是想让它听到的，但这不是一种恐吓。“宪法”号已经作好了准备，普雷布尔的脾气已经上来。他只要再说出一个词，火绳就会点燃炸药，20发重磅炮弹就会飞越水面。
但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相反，一艘小小的划艇带着歉意靠近了“宪法”号。一名英国军官登上了美舰。结果，普雷布尔发现不明船只不是有84门炮的战列舰，而是比他少12门炮的快速帆船。就这样，这次事件和平地结束了，尽管它使英国人处于窘迫的境地。他们没有美国人那样机警，因此只能诉诸于恐吓和拖延时间，以便使炮手作好射击准备。因此，战斗准备是普雷布尔的水手们所得到的第一个经验；第二个，或许是更重要的经验是蔑视一切。不管是否溃疡病起了某种作用，普雷布尔的水手们对他的印象很深。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还不是很喜欢他，在以后来的年代里，他们将会骄傲地说，他们曾在同巴巴利国家的战争中与他一起战斗过。
对于4个巴巴利国家，普雷布尔很快就定下了决心；他在进入地中海的两周内，就得出结论说：“摩尔人是一帮诡计多端的、反复无常的坏蛋；只有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力量出现在他们附近，才能使他们保持安静。”在写给继斯托德特担任杰斐逊时期海军部长罗伯特·史密斯的同一封信中，他预言道：“巴巴利国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其性质是，我们的政府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就会变得厚颜无耻……我相信，对向我们发动战争的那些人，一开始就采取坚决的和决定的行动，将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多年来，英国人一直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丢掉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地后不久，英国一篇富有特色的文章断言，美国向阿尔及利亚进贡的金钱“将会全部浪费掉”，因为“其他的海盗国家。如的黎波里、突尼斯和摩洛哥国王，将坚持要获得同等数量、甚至更多的礼品；而且他们的要求将会随着对美国海军力量害怕程度的减少而相应提高”。文章结尾时以嘲讽的口吻说：“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有多大的不同啊！当时，在英国旗的保护下，美国船只能够安全地航行，除风浪外，没有其他需要害怕的敌人。”
普雷布尔不可能读到那篇文章。如果读过的话，他将不得不同意这种观点，而且这将会使他发疯。然而，他将会领会其中所含的挑战：使得“巴巴利国家宣誓要对之保持永久敌意的13个星条”能够提供和英国旗一样好的保护作用，这一时刻很快就会来到。
他在直布罗陀与支队的其他舰只会合，由此开始了在地中海的活动。他接着在丹吉尔炫耀武力，这使得皇帝立即宣布与美国保持友谊，并且重签了1787年的条约。他又派快速帆船“费城”号与小小的“雌狐”号以及它的18磅短炮去封锁的黎波里。“费城”号的舰长不需要再一次吩咐：威廉·班布里奇对运送那个动物园去君士坦丁堡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急于讨还这笔债。
西地中海因此至少暂时迅速稳定后，普雷布尔就开赴西西里的锡拉丘兹，并在那里建立了基地。对于前往的黎波里来说，马耳他是一个更加方便的地点，但是既然马耳他是英国人的，普雷布尔倾向于避免使用该地，因为直布罗陀的英国人认为他专横，而他则认为他们无礼；两者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看来是适宜的。在锡拉丘兹，他正式宣布封锁的黎波里。现在他感到一切都很顺利，于是就出发准备在那个不友好的海岸线外与班布里奇会合。两天后，即在11月24日，他遇到一艘英国快速帆船，由于获得消息的需要超过了任何其他感情上的纠葛，他们就停下来交谈。他得到的消息十分惊人——“费城”号已经落入敌人之手，班布里奇和他的官兵已经被囚禁。
下面就是事情发生的经过。任何一位海军人士都会同意实施的封锁充其量也只是一项沉闷而困难的任务——驶来驶去，在各种风浪和气候条件下在离海岸一定距离处坚守岗位。如果敌人的船只没有出现，这至少意味着封锁已经收效。但在战时，海军军官是难以接受仅仅起预防作用的任务的。对于班布里奇，则更是如此。就的黎波里而言，他个人的怨恨情绪给了他一根急于扣动扳机的手指。经过几周在的黎波里港外的来回巡弋后，他接到了有两艘海盗船在北面大约250英里处行驶的报告。他立即派出“雌狐”号进行搜捕。在接下来的一周内，他仍然坚守岗位，盯着巴夏王宫的围墙咒骂不停。但是，在10月29日，一阵狂风把“费城”号吹到了海上。两天后当它返回时，发现了一艘帆船。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引诱——几乎一个月内第一次出现战斗的希望。突然之间，天气似乎更加睛朗。早晨9点钟，班布里奇下令追击。这艘帆船悬挂的黎波里的旗帜，自然表明是一个合法的攻击目标。11时，它已处于射程之内，于是，班布里奇以船首炮进行射击。
沿海的水流很不规则，而且很浅。班布里奇一定了解总的情况。尽管如此，他并不知道浅滩和暗礁的具体位置。因此，以8海里的速度航行，是十分危险的。但是，由于面前有良好的猎物，还是顺风，他就向前猛冲。有3名水兵被派到船头进行引导，并且每隔15秒钟就报一次水深。的黎波里的帆船不断进行规避和躲闪。到11点半，测深员报告很快出现浅滩——30秒钟内由8英寻减至6.5英寻。现在，危险性已经很大。由于桁帆拉紧，舵轮倒转，“费城”号开始掉头，而海盗船逃到了安全处。于是，班布里奇宣布停止追击，并且不情愿地下达了驶往深海的命令。接着出现了猛烈的、嘎嘎的撞击声，船首翘出了水面，人员抛到了水中，“费城”号完全不能动了。它搁浅了。
他们尽一切努力以便使船移动。船尾的水要比船头大，因此，所有的风帆，甚至顶端华丽的风帆，都被转过来以图把船吹动，但没有成功。为了减轻重量，3个锚都丢进了水里，接着又把大部分大炮丢进了水里。此外，还从船舱里抽水。与此同时，为了碰碰运气，有一些炮艇驶出的黎波里港，像狸似的进行令人烦恼的骚扰。为了最后一次努力减轻重量，甚至连前桅都砍倒了，随之主顶桅也砍倒了。但是，根据写给海军部长的报告：“所有的努力和企图都失败了，因为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事件发生将近一个月后，普雷布尔才从英舰“亚马逊”号了解到大部分情况。损失一艘主要的军舰本身对一个小小的支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更糟糕的是巴夏手里现在有307名美国战俘和一艘快速帆船。这是因为在征得军官们同意后，班布里奇投降了。否则他能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炸毁“费城”号、以及他自己和他手下的官兵；而这样做，他正确地认为，“是不能在上帝或人类面前免遭谴责的”。后来，的黎波里人成功地使快速帆船重新浮到了水面，而且到普雷布尔听到这次灾难性事件时，又悠闲地停在的黎波里港内。
谈判是不可能的。巴夏手里掌握着一整套王牌，他肯定会敲诈勒索。在马耳他，普雷布尔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可怕的消息。他从那里返回锡拉丘兹，研究他的下一步行动。但是，由于时值冬季，他无法采取什么措施。12月中旬的一阵风暴，打断了支队在的黎波里外海的巡弋。在那次巡弋中，有一条的黎波里的双桅船被俘获。尽管这对损失一艘快速帆船来说并不能提供很多的安慰，但有总比没有好。于是，普雷布尔没有释放这条双桅船。
在1804年的头3周内，他一直呆在马耳他，并且与那里的英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这些英国人比直布罗陀的英国人友好和容易理解。然而，到1月底，他又返回锡拉丘兹。在那里，他决定了如何处理被俘船只和被囚禁同事的方法。
在某种程度上，主意来自班布里奇(普雷布尔曾经与他有信函往来)。其他的一些文章说，“企业”号的舰长在“海妖”号舰长制订出同样的计划前不久，首先想出了这个主意。同样，普雷布尔本人也很可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能把功劳真正归于一个人，因为当他们一听到“费城”号损失的消息后，所有人都清楚只有两种选择，或是重新俘获“费城”号快速帆船，或者是把它炸毁在停泊处。
情报材料称，在的黎波里城有25000人的部队，城墙上有115尊大炮。在港内，有10艘10门炮的双桅船、两艘8门炮的多桅纵帆式帆船、两艘各有100人的大木船以及19艘各有1门18磅或26磅炮的炮艇。此外，还有2尊铜炮和40人的一队水兵。“费城”号则静静地泊在其中，而且处于地面大炮的射程之内。考虑到港内水浅，周围有浅滩、暗礁和岛屿，重新俘获该船的可能性很小。把它炸毁于停泊处看来同样是不可取的，因为任何企图进入港内的美国船都会被认出、遭到攻击，并且在它靠近该船前很久就会被击毁。
但是，就在那个时刻，就像风暴过后突然出现阳光一样，有人找到了解决办法：可以利用一艘地中海船只。在锡拉丘兹，普雷布尔正好有所需之物——俘获的双桅船“马斯蒂科”号。这是一艘1月28日美国人宣布为合法战利品的舰只，它属于的黎波里人而且属于巴夏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