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敌对行动·第五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如果我们想要通商，我们必须有海上力量来保卫它。”美国驻西班牙的公使在1793年12月写下了这句粗鲁直率的话。它表达了任何国家海军政策的一个基本方面。海军的政策有两个组成部分：对外，它应当做些什么；对内，它应是什么样子 。
在回答对外方面的问题时，公使毫不犹豫地指出，海上贸易需要一支能提供保护的海军。在回答对内方面的问题时，费城的造船商乔舒亚·汉弗莱也提出了同样肯定的看法。他向陆军部长亨利·诺克斯解释他的观点时说：
欧洲国家海军的军舰通常是按级区分的。但是，由于我们海岸和港口的情况及其水深在某种程度上有别于欧洲，以及我们海军的规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将小于他们，我们就要顾虑多大尺寸的军舰才是最强大的，才能压倒敌人的军舰。在恶劣气候条件下，这种快速帆船将能压倒双层甲板的军舰，在微风条件下则可逃避战斗。
换言之，应当有超级快速帆船，它能把轻型军舰的速度和重型军舰的武器结合在一起。对于数量上处于劣势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海军问题，这个答复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世纪以后，日本人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一个只有有限资源的国家应当确保在舰对舰和级别对级别的对比中，它的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快和最强的舰只。在1907年，英国皇家海军建成17000吨的战斗巡洋舰“无敌”号，表明了它对同一理论的看法。“无敌”号的排水量比1906年具有革命意义的“无畏”号少900吨，但装备有同样的12英寸大炮。它是一种崭新的军舰。美国海军也一样，在1794年建造了“6艘本地特色的快速帆船”。
当时，袭扰美国商船的并不仅仅是非洲的船只。战争好像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种必然状态(许多人认为如此)，两国又一次投入战斗。
1793年11月6日英国向所有皇家海军舰只发布的一份命令称，它们应当“阻止和扣留所有运送货物的船只，包括运送任何法国殖民地产品的船只，以及运送粮食或其他补给品供这些殖民地使用的船只；并且把它们连同货物一起送至海军法庭审理”。当然，这里所说的船只不仅包括法国的，还包括载运法国货物的任何国家的船只。命令下达前没有事先发出警告；命令下达后立即生效，结果大约有300艘美国商船被扣留在英国港口。没有一支值得尊敬的海军(实际上，没有任何能够作战的海军)，美国唯一的选择就是提出外交抗议。但这不起任何作用，商船仍然被扣留。
今天，对海军政策中这些早期的对外和对内方面问题的回答看来是清楚的：十分需要有一支能战斗的海军以保护国家的海上贸易，而且由于这支海军的规模一定很小，它就必须拥有高级别的军舰。但是，这是“事后诸葛亮”，美国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却是异常激烈的。
在这样紧迫的时间里就让宪法做出国会应当“提供并且支持”一支海军的规定，难免发生令人惊奇的争论。我们必须记住，国会需要经过思想上的飞跃。发生防务辩论是不好的，然而人们从中知道了需要建立一支永久性海军；此外，现在也很少会有人严肃地建议把舰队完全解散。然而，在1793年冬季，提交国会的动议不是简单地要求增加现有部队的军舰，而是要求建立一支海军（用现代的措辞来表达）也就是要求采用一整套新的武器系统。如果这些观点得到采纳，将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官方对它自己和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观点，反之亦然。
与此相近的现代做法是采用崭新的武器系统，而不是以其改进型代替原有的武器系统。因此，里根于80年代担任总统期间，没有扩建海军，而是力图发展空间激光技术。关于这一点，有趣的是，1793年提出的反对建立一支美国海军的许多论点竟然具有现代的格调。
反对法案的人们坚持认为，它将仅仅是建立一支常备海军的开始；这样一支部队将把美国卷入战争，而不是远离战争；公债将会增加，联邦行政机构的权力将会扩大，税收将会加重，征税机构必须建立。这些论点都遭到了批驳；但同样或类似的论点又被提出，并再一次被驳回。尽管如此，在回顾1793年的情况时，人们不得不承认，双方的论点最后证明都是正确的。
尽管如此，建造6艘快速帆船的授权法不管对错，还是以两票的多数获得了通过，并于1794年3月7日形成了法律。鉴于乔治·华盛顿总统19年前曾首先支持购置“汉纳”号，由他签署真正的美国海军的出生证明是非常合适的。
建造6艘护卫舰提供了6个建造地点的机会。它们从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一直到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就业机会的增加减轻了征税带来的烦恼。按规定，有3艘快速帆船各自装备40门24磅大炮，另外3艘都装备36门大炮。实际上，每艘快速帆船都多装备5-6门大炮。它们确实拥有强大的火力。此外，它们还非常漂亮——其中有一艘在今天看来仍然如此。这就是在波士顿建造的装有44门大炮的“宪法”号。它今天仍停在那里。在1828年，人们虽然认为这艘非凡的军舰不适合海上航行，但它却保留下来，并在1927-1931年恢复了原状。
1934年，它回到了原先的波士顿基地。现在，它是世界上依然在服役又航行的最老的军舰。1765年下水的纳尔逊的“胜利”号因现在停在干船坞中而得不到这种荣誉。
“宪法”号看来予人以深刻印象，但或许这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它的排水量为2200吨，舱深14英尺3英寸，宽43英尺6英寸，全长204英尺(恰好与主桅顶部至水面的高度相等)。换言之，按现在的标准，它只是一艘小舰，是一艘不经常参观就会很快遗忘的军舰。人们只要在任何一艘这样的舰只甲板上和船舱内走一次，就可能会懂得船员必须忍受的艰苦条件和必须具备的熟练操作技术。设计建造军舰时，对人员生活舒适程度的考虑主要依据它对战斗力的影响程度而定，但是，今天即使是最粗陋、最不稳定的扫雷舰上的生活条件也比“宪法”号一类的舰只要好。除了使用吊床、缺乏取暖设备、电灯和通风设备等缺陷外，现代人会发现木质军舰有一个特殊的缺点，即甚至最干净的军舰也会很快发出臭味。在定期熏舱时，经常会发现猫一般大的耗子；由于伙食和饮水质量差，医疗条件原始以及没有麻醉药，今天很少有人会愿意忍受这样一种生活。
今天能够充满信心地操纵一艘这种舰只的人，几乎也是同样稀少。驾驶一艘游艇与操纵一艘横帆船相比，犹如小巫见大巫，不能等同而语。因此，许多国家的海军和民间机构现在对海船的船员仍要进行培训。在一个缺乏能源的世界上，高技术的、以风为动力的快速大帆船可能仍会大规模应用。但任何活着的人都不敢自称他能够在战斗中驾驶这样一种舰只。尽管如此，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头50年，每一位能干的海军舰长，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能够轻而易举地掌握这种技术。自然，有些军舰和舰长要比另一些强，而单薄的、漂亮的“宪法”号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完全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它是世界上最好的舰只之一，而且由美国最优秀舰长中的3人连续担任舰长。他们给它带来了声誉，不仅使它的故事，而且使它本身流传后世。
然而，在1795年，这6艘快速帆船是否要建造，仍未有定论。1794年的造舰法因为考虑到反对派的论点，便在一个条款中规定如果与阿尔及尔之间实现和平，造舰计划即应停止执行。同年10月14日星期三，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说：“根据本城星期一从阿尔及尔收到的消息，我们了解到阿尔及尔在9月8日已经宣布与美国达成了和平协议。”实际上，和平条约是在9月5日签署的。但在翌年3月，又传出了“摩洛哥国王已向美国宣战的消息。”巴巴利国家的统治者不断发动战争，不是这位，就是那位。
尽管严格说来，与阿尔及尔签订和平协议后，快速帆船未下水就应停止建造，但摩洛哥的宣战使摩美友好条约失去了约束力(该条约尚有41年有效期)，并且使得国会通过了一项折衷方案，即应当建成6艘快速帆船中的3艘“美国”号、“宪法”号和“星座”号。
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中，除海盗外，美国还面临着两个严重得多的威胁，它们构成了完全无法解决的难题。
首先，英国和法国正处于战争状态，而美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家，却与双方都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当涉及中立国和交战国的权利时，各方却有不同的见解。美国认为，它可以与它选择的国家通商，但承认交战国可以没收违禁的货物。英国单方面地增加了违禁的货物种类，这就导致了商船更加经常地遭到拦阻和搜查。美国因此又认为中立国的权利遭到了诸多的侵犯。法国的意见是，美国同英国通商违反了美法于1778年签署的同盟条约。因此，它禁止美国的船只出入法国的港口，并且允许它在法属西印度的船只以私掠船的身份缉捕美国在那里的船只。
任何一方都不愿改变自己的态度，因此显而易见，将会出现另一场横跨大西洋的海战。唯一的问题是这场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发生以及可能的交战国家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当英国和美国于1794年签署调整它们之间分歧的条约时，决定终于作出了。这项条约尽管能为双方的政府接受，在人民中却并不受欢迎，而且还被法国认为是一种赤裸裸的背叛。法国虽然仍然专心致志于同它自己的已倒台的贵族、同英国、同其余大多数的欧洲王朝作战，却也加强了飘忽不定的、暴风雨般的海盗活动，并且于1796年中断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同年12月，华盛顿总统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次年度演说中，阐明了从这一事件中应汲取的教训，即甚至“最真诚的中立”也不能确保“处于战争中的国家不进行掠夺”；因此“在未来的欧洲战争中，我们的通商不应再像现在这样处于无保护的状态”。他深信，美国必须“着手逐步建立一支海军”。
他选择的言辞是有重要意义的。在他脑海中跳跃的伟大的全国性工程不是一夜之间，甚至不是几年之间所能完成的。它必然是非常缓慢的、逐步的和稳步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必须耐心地、坚持不懈地去建造舰艇、配备人员、装备武器和保养舰艇。但是，他愿意作出如下的推断，即如果做好这些工作，它“甚至能够防止”同任何国家“发生战争”。
华盛顿的继任者——年迈的、亲海军的约翰·亚当斯——在他的第一次总统演说中，清楚地表明他同意华盛顿的观点。他说：“除民兵外，海上力量也是美国的天然屏障。但是，建立永久性的海上防御体系看来虽然完全必要，但我感到，它还不能按目前危机要求的那种速度和范围建立。……它有待于国会制定相应的条例，以便使我们从事航海事业的公民能够在国际法遭到违反时保护自己，而同时又能使他们不致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采取敌对的行动。”
英国对这篇演说的反应是积极的。“它使用了非常坚定的和生气勃勃的语言，”《泰晤士报》评论说，“以反对法国人对美国船只的掠夺，同时也号召人民协助建立一支海军力量以保护美国的独立和贸易不受这种肆无忌惮的侮辱。”
在该报的同一栏中，作者还同情地注意到，价值10万英镑的另一艘美国商船已经“被俘虏并被带往南特”。但是，如果该报考虑到英国在海上的行为，它的评论就会谨慎一些，因为对法国人的指责同样也适用于英国人。
在亚当斯任期内，国会关于海军的辩论从未失掉活力。然而在这一期间，美国海军建立了它的基本组织机构。1798年4月30日，海军部摆脱陆军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7月1日，海军管理条例付诸实施。7月11日，海军陆战队正式组成。此外，所有6艘原定的快速帆船经国会授权开始建造。国会还拨出款项建造或购买另外24艘军舰；它们装备的大炮数量从18门到32门不等。尽管伦敦的注意力自然地集中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敌人，它对美国海军发展的兴趣仍然很高，而且尽可能经常地予以报道：
众议院经过异乎寻常的长时间的辩论，于(1798年4月)20日决定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海军力量作为护航船，以保护美国的贸易，而无需等待这个国家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间出现实际的战争状态……
7月7日，国会收到美国总统的一封信，信中通知国会，他已经批准并且签署了下列记录在案的法案，即《敌侨法》、《向全美民兵提供武器法》以及《宣布以前与法国签署的条约对美国不再有约束力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国同美国之间实际上已经宣战。
最后，在1798年8月初，“我们终于发现法国和美国之间已经开始采取正式的敌对行动”。”情况确是如此。但敌对行动开始的确切日期却难以断定，因为双方从未正式宣战。导致战争的最后一个因素是历史上以“XYZ事件”而闻名的间谍案。X、Y、Z是3名法国特工人员的代号。他们企图通过帮助安排一项与法国的新条约而向美国同事勒索贿赂，但未成功。可能人们主要是为了编纂史书才记住这一事件的。但实际上它却对加剧紧张局势起了直接的作用，因为亚当斯总统和国会对这种未遂的贿赂行为非常恼火，因此立即于7月7日通过了一项法案，宣布取消与法国签订的全部条约。
此后，敌对行动“加剧了”。“准战争”(以此而闻名于世)一直持续到1800年——尽管由于通信需要时间，战斗实际上持续到1801年。所有的战斗都是在海上进行的，而且大部分战斗在形式上都和独立战争中的海上战斗相似，即都是单舰作战，而且大多数是私掠行动。但它们间也有重要的区别：战略原则更加带有连续性；舰长的经验更加丰富；美国的快速帆船都是崭新的，而且是按标准建造的。
国会中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罗伯特·古德洛·哈帕简明地阐述了美国在这次不伦不类的战争中的基本战略。由于远离敌人的本土，但靠近它的某些最有价值的资源——法属西印度——整个美国部队可以在薄弱但又至关重要的地区进攻敌人，而敌人只有一小部分兵力能够随时用于报复。
从总体上看，特别是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法国的军舰大多数不是隐藏在法国港口内，就是在与英国军舰作战，几乎没有快速帆船留在西印度海域，而私掠船却有几百艘之多(有人估计要超过1000艘)。这些私掠船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加勒比地区。正如《泰晤士报》的另一次报道所述，其中一艘“装有17门炮和70名船员，一直在美国海岸线外巡弋，已经捕获了几艘船只，其中有一艘满载着货物。也在同一海域巡弋以保护贸易的单桅帆船“特拉华”号的舰长德凯特海军上校得到了这艘私掠船的消息后，立即进行追逐，将其俘虏并安全地带回了港口……”
这次事件——“准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利品——发生在1798年7月7日新泽西州埃格岛附近。刚好在这一天，亚当斯宣布与法国签署的条约“不再对美国具有约束力”。俘获的船只“克罗雅贝尔”号迅速以美国军舰“报复”号的面目重新出现(又增加了几门大炮)，而德凯特则在以后的15年中，成了声名显赫的几个海军军人之一。然而，尽管抗击私掠行为的护航活动和由此而引起的海战是这次冲突的根源，尽管德凯特的“特拉华”号是一艘改装的商船，“准战争”中这两次最值得怀念的战斗都是真正的海战；汤姆斯·特拉克斯顿取得了这两次海战的胜利。
1798年底，美国可以集中22艘军舰用于西印度战区，其中有8艘是装有14门以下大炮的缉私船。这支微不足道的部队后来逐步增加至54艘舰艇，但其战略部署却一直是固定的。所有舰艇划分成4个大队，在古巴到法属圭亚那的安的列斯弧形地带巡弋。它们的活动海域包括：古巴以北海域；古巴到海地之间的向风海峡；从波多黎各到圣克里斯托弗群岛以及从圣克里斯托弗群岛到南美海岸。巡弋最后一个海域的舰队最大，由两艘快速帆船领导。1799年，从圣克里斯托弗群岛向英国发去的一条头条新闻称：
今天中午，美国的快速帆船“星座”号的舰长特拉克斯顿抵达这里，带来了有44门炮的法国快速帆船“叛乱”号。它是上星期六于该岛南侧可以望到该岛处被俘的。战斗行动开始时，双方在纳维斯东南追逐交火，经过45分钟的近战后，战斗于该岛外海结束。法国死伤58人；“星座”号死1伤2。
伤亡数字和伤亡比例，以及射击精度的对比，在这次以及以后美国的海战中都是有代表性的。法国人的做法是向索具射击。这是一种防御战术，因为负伤的敌人是无法追击的。美国的战术则和皇家海军相同，瞄准吃水线之间，即水线(最重要的部位)和炮台射击。美国炮手的射击技术十分优秀(正如英国人稍晚一些花了很多代价才懂得的)，一发精确瞄准的炮弹无情地命中狭窄、拥挤的炮台，可以在其大部分桅杆和索具完整无损的情况下，迫使舰只投降。此后，胜利的一方当然可以把该舰带回来，重新加以使用。
44岁的汤姆斯·特拉克斯顿在任何时期任何海军中都会被视为十分优秀的指挥官。他曾经监督过“星座”号的建造，因而熟悉它的龙骨以上的每块木板。他12岁时第一次出海航行，1771年16岁时曾在皇家海军中服役过几个月。在参加美国海军前，他曾经指挥过一艘商船远航中国。作为一名海军舰长，他经常按舰艇的要求从各个方面训练士兵，并且鼓励舰上的军官研究海军战术。他还把他的创造和信念记录下来供大家研究。他的著作包括有关桅杆和索具的文章、美国第一部有关星际导航的专著以及1797年美国海军中使用的第一部信号手册。简言之，他完全熟悉他的工作。因此，在听到国内“有些没有良心的坏人”一直说“叛乱”号是友好船只时，他怒发冲冠，立即写了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给海军部长，内称：“当着值得嘉奖的公众竟然说出这种虚伪的、恶劣的、无耻的话，真令我震惊。……调查了解一艘法国快速帆船在追逐我们商船时是否成功，不是我的工作。”
无论如何，“叛乱”号应对俘虏美国的“报复”号(即德凯特俘获的“克罗安德尔”号)负责。它的航海日志也证明它曾经俘虏了许多美国商船。“它的指挥官看到‘星座’号时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呢？”特拉克斯顿继续写道，“先生，为什么它的第一个行动是悬挂假旗进行欺骗，而且当这个行动不可能取得成功时，就改悬法国旗帜采取公开敌对行动呢……”。
由于受到美国同胞的批评，当特拉克斯顿知道俘虏“叛乱”号在英国受到了极大的赞扬时，他可能会感到某种安慰。在英国，凡与法国人作战，都可能深得人心。在这场美国正式海军的第一次非正式战争中，有80多艘法国的武装船被俘虏。但是，正如渔夫的故事一样，最重要的和引起最大兴趣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一艘逃跑的武装船，即有54门炮的“复仇”号。
这几乎是一场复仇活动。“叛乱”号曾于1799年2月9日被俘虏。“复仇”号于1800年2月1日驶抵美国。尽管它的船名叫“复仇”，并且享有3:2的火力优势，这艘法国船丝毫不想战斗。
整整一天，它都尽可能地远离“星座”号。特拉克斯顿在晚上8点以前并未对舰只进行检修，就开始了4个小时的战斗。即使最有经验的美国官兵对此都感到为难。到深夜时，双方都已受到重创。当法国的“复仇”号不能再射击时，特拉克斯顿准备登上该舰。但恰在此时，“星座”号已经遭到破坏的主桅突然折断。结果，“复仇”号得以逃脱。然而，它已无力再战，4天后在库拉高搁浅，成了一条废船。
与此同时，“星座”号驶往牙买加的金斯顿进行检修。那里的英国水兵感到十分好奇。其中有一人，即W·H·狄龙海军少将“参观了该舰，而且尽管它有强大的大炮，他的印象仍是“美国佬打败了。美国人看来没有占据优势”。17美国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而且现在也是如此。然而，这其中必定有某种理由，而且也是不难想象的。这场战斗十分艰苦，有25名美国人阵亡，14名受伤，而且最后还失望地看到被打败的法国军舰从他们手掌心里溜走。即使知道敌人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任何人也会感到沮丧。而且在牙买加，“星座”号的军官们可能还有一个感到悲哀的理由，因为至少有一名军官和数名士兵不必要地死亡了。当主桅折断时，顶上还有官兵，他们的指挥官(一名年轻的海军准尉，名叫詹姆士·贾尔维斯)拒绝让他们在没有舰长命令的情况下下来，自己也拒绝下来。因此，所有人都死了。然而，由于“忠于职守”，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在其死后给予表彰。
这种情况似乎很奇怪。“忠于职守”是值得赞扬的，但只有在不违背常理时才是如此。在海军中最无用的一类人就是这种忠于职守的英雄。训练海员以及贾尔维斯这类人，需要时间和金钱。可口肯定，他们活着要比死掉对美国海军更有价值；而且一名海军人员如果认为贾尔维斯的行动表明他只是“忠于职守”而缺乏主动精神，那也是可以得到原谅的。尽管如此，国会的表彰使他看来成为了一个值得仿效的榜样。
在对贾尔维斯进行不幸的表彰的同时，国会还决定把一枚理所当然的金质奖章授予汤姆斯·特拉克斯顿。即使没有这枚金质奖章，他的声誉也是有保证的。军舰也可以获得声誉；经过改装的商船“特拉华”号最后证明是舰队中一艘最好斗的军舰。在德凯特指挥下，它曾经俘获了准战争中的第一艘敌船；在J·A·斯波茨伍德指挥下，它又是最后一批停止战斗的舰只之一——而且很可能是最后一艘停止战斗的舰只。停止战斗的命令直接来自海军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本人。日期为1801年3月20日(国会批准结束准战争条约的6周后)，命令简短，措辞亲切：“停止骚扰法国船只。”
在那个时候，法国人希望停止被骚扰的愿望远远大于美国愿意停止骚扰的愿望。拿破仑已经从革命政府的执政内阁手中接管了权力。他并不希望不必要地分散兵力。特拉克斯顿则以轻蔑的态度提到了他的法国对手：“这些军官显然看到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所有活动；现在(他们不敢恐吓我们)准备不顾人格地以某种卑恭屈膝的行为对待我们。”在准战争中，海军一直处于美国的第一线。由于有了海军，准战争才取得了胜利。然而大部分功劳都应当归于远离第一线的一个人，即海军的第一任部长本杰明·斯托德特。
“不可能再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与斯托德特同时代的一个人写道，“出于最热诚的爱国情绪，他充分发扬了正直无私的性格，富有鉴别能力的思想，充沛的工作能力以及始终一贯的勤奋。”
斯托德特本人也同意这种分析。“你知道，”他在写给内兄的一封信中说，“我迄今很好地管理了民用船只。为什么我不能同样良好地指挥军舰呢？”
他的自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作为福莱斯特·斯托德特·默多克的一名合伙人，他在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镇、伦敦和波尔多都有财产，而且通过日积月累掌握了装备和管理一支职业化商船队所需的全部知识：船只的建造、保养、检修、质量控制和成本核算；挑选和雇佣船员与船长；不仅食物而且还有自卫武器的提供——所有这些都是一位船主的日常工作。由于商船和军舰十分近似，普通的知识可以很容易地转用于海军方面，而且还十分有效。
斯托德特并不是亚当斯总统的第一选择。总统首先选择了一位退休的波士顿船主乔治·卡伯特，而他却以“难以克服的懒惰成性”为由诚恳地、风趣地拒绝了这一荣誉。但在拒绝这一职务时，卡伯特却克服了他的懒惰，详细地叙述了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此人应当具有丰富的航海知识，“包括建造海军舰只和海军战术”的知识；应当掌握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和尽可能低的费用系统地安排装备，管理和运用一支海军部队的方法；尤其是应当掌握势均力敌的敌人无法打败它的秘诀。因此，了解下情应是这种人性格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这样，他就有可能把每一事件变成提高美国水兵精神状态的力量。
亚当斯如果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位人物，那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斯托德特做到了所有这一切，几乎是完完全全做到了这一切，因为他只有10名左右的书记员，却负责处理了从战略、政策到购买铁钉、咸牛肉的一切问题。美国海军在初创时有这样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它的领导，确实是异常幸运的。因为显然是出于本能，他完全了解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美国海军能做些什么和应当是什么样子。
海军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集中反映在和平时期是否应当保持一支海军以及它应当如何组成的问题上。没有斯托德特(以及亚当斯总统对他的支持)，美国海军的舰只如同在革命战争结束时一样，将完全有可能在准战争结束时被出售。当准战争刚刚开始以及对海军的反对相对较弱时，斯托德特就着手处理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强硬的建议，从而使得每个人都大吃一惊。这个建议是：新的快速帆船尽管很好，但还不够，美国需要有战列舰，每艘应当装74门炮。据他计算，开始时需要12艘战列舰，外加对其实施支援的20或30艘大型快船。国会在一阵惊愕后，同意建造其中一半的舰只。无疑，这恰好是斯托德特所希望的。事实上，6艘装74门炮的战列舰直到准战争结束时尚未开始建造。但是，在1801年3月3日，国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时期机构设置法》，它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斯托德特的建议。舰队的某些舰只将予出售，但保留的6艘快速帆船在和平时期应当处于常备状态；保留的其余快速舰应当停放在行动方便的港口内。
没有斯托德特，没有亚当斯，以及没有诸如特拉克斯顿对“叛乱”号和“复仇”号取得的胜利，肯定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1800年11月20日在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亚当斯明确指出了对舰队一致采取宽厚态度的主要原因，即：“由于国家处于巨大的危急状态而突然建立的美国海军，提高了我们的声望，而且由于它对我们贸易所提供的保护，已经实现了我们在建立这支舰队时所抱有的希望。”
对贸易提供的保护确实为国家节约了巨大财力。为了对付法国而用于海军的费用接近600万美元，但同时期的关税收入却超过2200万美元。没有海军，很难有这笔收入，而且2亿美元的货物也无法出口。1799年的海军拨款总共为200万美元。海军提供的保护意味着同年的保险费减少了850万美元。因此，建立一支海军显然是有巨大的作用的，是一笔昂贵的但又是正确的商业投资。但这并不是事物全部。正如亚当斯所说的，海军“提高了我们的声望”。由于目睹了舰艇的出现和听到了它们取得胜利的消息，美国人开始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骄傲。当特拉克斯顿击败“叛乱”号和“复仇”号时，美国国内一片欢欣鼓舞。他们不是认为一位舰长、水兵和一艘舰只打败了另外一名舰长、水兵和一艘舰只，而是认为整个国家打败了法国。特拉克斯顿的光荣也是每一个美国人的光荣。美国人自然喜欢这种激情。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新近体会到的建立一支海军的骄傲和从商业角度的考虑一样，都是在和平期间保持一支海军的良好理由。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为美国现在拥有一支正式的海军以及这支海军结束了法国人在海上的骚扰而感到骄傲；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意这支舰队代表了金钱的价值。艾伯特·加勒廷(瑞士裔，提出了10多条财务上的金玉良言)对感情方面的考虑毫不在意。此外，他还强烈反对贸易保护的论点。他相信“没有一支海军也能保护商业，而一个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在1801年，当白宫出现一个新政府时，加勒廷成了财政部长。这尤其意味着，他掌握了舰队钱包的拉链，而当时在美国，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强烈地反对建立一支永久性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