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舰队遭到进攻和歼灭·第二
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
出自————《战争通史》
在独立战争初期，美国在海上的各种活动尽管都是小规模的，但肯定引起了英国人的担忧。
莫利纽克斯·舒尔德汉姆海军上将从英国抵达纽约时，就曾写信给伦敦的海军部，表示了他对“叛乱分子装配的大量小型武装船只以及它们俘获了许多我们运送补给品 至此的非武装船只”的关心。他的跨越大西洋的航程是骇人的——61天“几乎不断的风暴和顶风，以及我从未遇过的最恶劣的天气”。他于1776年1月15日写的信是送回伦敦的第一份报告，但这份报告伦敦直到7月14日才收到。这表明18世纪时海军部在指挥3000英里以外的战争时所遇到的问题。
对于殖民地海军来说，它面临的问题除缺乏器材和时间紧迫外，还有征兵、保持兵源和领导艺术等困难。征兵网分布于尽可能广阔的地区；征召的士兵必须是“身体健壮，四肢发育良好，视力正常，身体健康，没有疝气和其他明显的病症，身高5英尺4英寸以上，16岁以上50岁以下。如果年龄在40岁以上，必须身壮如牛”(有关疝气的规定是明智的，因为没有救生装备，疝气是水兵的常见病)。但是，除了工作对身体的要求外，参加正规部队的人往往认为这种工作岗位很残酷，正如一份抱怨信中所表明的：
我们无法忍受。我们热爱所有的军官，但哈泽德上校和斯普纳先生除外。他们随身携带镶铅头的拐杖和鞭子，对我们进行抽打。我们从早到晚都被留在甲板上，没有什么进食的时间。我们希望你能考虑到我们意欲成为国家的真正公民。我们想为国家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但是我们在“普罗维登斯”号上被当作奴隶一样地使用。我们希望你能为我们找到一位新舰长和一艘新舰。
纪律肯定是残酷的，但在任何其他海军中都没有如此残酷。碰巧“普罗维登斯”号的水兵得到了一位新的指挥官。名如其人的舰长哈泽德 [ 译者注：意译则为“危险人物”。 ] 受到了军法审判，并被剥夺了军衔。但是，挪用公款(他称之为“完全小事一桩”)和不服从命令(“我的良心没有因我故意这样做而责备我”)的指责构成了他的罪状；有意思的是，凶暴的问题根本没有提及。
哈泽德的辩护信是写给海军总司令伊塞克·霍普金斯的，而他本人就集中体现了海军的另一弱点。1775年11月6日，他被告知说，海军委员会“已经决定由你指挥一支小舰队，他们和我都希望这支舰队只不过是一支大得多的舰队的开端”。霍普金斯的薪金，写信者充满信心地接着说，将足以使他“没有抱怨的理由”。这种薪金的数量当然是很公正的，除写信者(海军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是伊塞克的兄弟斯蒂芬之外。在华盛顿的舰队或称为殖民地的海军中，家庭间的关系很快反映为工作中的裙带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被任命者真是最合适的人选，那亲戚关系就无关宏旨了。伊塞克·霍普金斯的第一个行动使他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在1776年2月，他率领殖民地舰队首航巴哈马。在拿骚，他缴获了大量的大炮、迫击炮和军用物资。在返航途中，他又俘获了一些英国船只，并且击退了英国人的一次大规模进攻。这些就是他为海军所做的全部事情。此后，他坐在舰上，不做任何事。如果水兵和舰长应当受到纪律的制裁，总司令也应如此。“老英雄”，忠诚的约翰·亚当斯这样称呼他，并不是非常勇敢(对没有切实执行指示所作出的解释一点也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被解职了。
裙带关系孕育了缺德少才，而且也不是在战争的迫切要求面前开始建设海军的方法。然而它们仍是永远存在的问题。“普罗维登斯”号的新舰长熟知这一情况。“我热切地期待着，”他写道，“每位军官都要事先经过考察，因为据我所知，有人已经成为军官，但没有能力或不符合条件。”
写这段话的是美国早期海军最伟大领导人之一的约翰·保尔·琼斯。这位自信心十足而且直率的领导人讲这些话或许并不令人惊奇。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当新生的海军的军官们处处以利益为指导原则时，他们不以自己的箴言，也不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向部队灌输忠于职守和愉快地、毫无怨言地服从上级的原则，那是不足为怪的；以利益为指导原则会削弱神圣的秩序和纪律的约束，并且带来美其名为“自由”的错误以及有害的放荡行为和自作主张的思想，也是毫不足怪的。
这位富于辩才的苏格兰人力主加强舰上的纪律，因为他知道在同皇家海军作战时纪律尤其重要。他毫不犹豫地以一种非常有预见的方式，把殖民地海军同英国皇家海军作了对比：
我并不建议把我们的敌人作为全面模仿的对象。然而，由于他们的海军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海军，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他们，以期作出进一步的改革，使我们有朝一日有可能与他们竞争并超过他们。
为了检验琼斯的论断，有必要分析一下敌人的情况。皇家海军的许多军官都会同意，他们的舰队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部队；许多了解情况的美国人也会同意这种看法——这也是他们害怕的部分原因。唯一持不同意见的美国人是克里斯托弗·加兹登。他是大陆会议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议员，曾“数次”向约翰·亚当斯解释说，“这支舰队对美利坚来说，并不如我们担心的那么强大”。他还告诉亚当斯说，他年轻时曾在皇家海军中当过军官，因此“对这支舰队很熟悉”。事实上，加兹登在英国海军中的经历仅限于担任了两年的军需官。然而，他对敌人的分析是公正的。皇家海军一度曾是“世界上所有海军中管理最好的”，而且将会再度如此。但在美国革命期间，它并不是如此。如果确是如此的话，其他所有国家的海军一定管理得极糟。
1759年，约翰·保罗·琼斯刚好12岁。当时，皇家海军在基伯龙湾以及与英国陆军在魁北克的联合作战中表现出众。戴维德·加里克在他谱写的《坚韧不拔的人》的爱国乐曲中赞美了“这美妙的一年”，而这位苏格兰出生的琼斯则对歌词中表达的傲慢情绪既有怨恨又有赞美。独立战争后的1/4世纪，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加尔之战中，两次肃清了海上的敌对力量，然后毫无疑问成了世界上管理最好的舰队。但是，当美国宣布独立以及英国不得不在遥远的地方进行一场战争时，英国海军部正经历一段缺乏工作效率、自鸣得意以及腐败堕落的阶段。舰队在7年战争后遭到了急剧的削减；管理一片混乱。横跨大西洋的通信不可避免地有长时间的迟误，但伦敦间的通信有时也耽误同样长的时间。甚至海军审计长查尔斯·米德尔登爵士都对“海军部内缓慢的工作进程”和“官方通讯中的玩忽职守”大发雷霆。然而，连他也无计可施。在运输补给品方面，不同的部门由于船只过少而竞相抬价，因而人为地、荒谬地造成了通货膨胀。当20艘现役舰船云集朴次茅斯准备起航时，他们的将军发现至多只有6艘舰船……处于能够航行的状态。在西印度群岛，另一名将军“遭到了国内各个方面的冷遇，有一支舰队需要装备而无物资，需要吃饭而无粮食，需要士兵而无人员”。
除了距离遥远以及由于无能而造成的效率不高外，英国人在战争过程中还有两个弱点。首先，许多英国人根本不认为美国人是他们的敌人，相反却认为殖民地人民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殖民地的人民是他们的亲戚。正如一位英国人写给海外的一名“叛乱分子”的信中所说的：“忠于自由和英国宪法的每一个人都高兴地听到我们的美国同胞所具有的坚定性和一致性。依靠你们自己的品德、勇敢精神和坚定性，你们可望挣脱枷锁。”另一位作者感到必须提到舒尔德汉姆海军上将，称这位将军“完全相信他将在各个方面像对待敌人似地行动”，它表明了这种敌对情绪并不是自然就有的。确实，在经过一次特殊的战斗后，取得胜利的总督盖伊·卡尔顿爵士(英国驻加拿大部队司令)明显表达了这种看法：“这次胜利应该被认为是一次完全的胜利。但考虑到这是对国王的臣民所取得的胜利，因此，本应引起公众欢呼的这次胜利却成了关注的焦点。同样，尽管把胜利的消息传达给部队可能是正确的，我却敢说，他们同我一样认为，我们应当在这个时候控制对胜利的欢悦。”
除这种不安的情绪外，另一位英国海军将军理查德·肯彭费尔特注意到了英国人在态度上存在的另一个弱点。他把这种弱点称为“一种粗俗的观念，即总认为尽管我们表现出绅士的态度，我们的水兵还是比他们勇敢。……荒唐地认为勇气要取决于气候的因素。实际上，纪律最好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国家，永远能够进行最出色的战斗”。
地理上远隔千里，精神上自我陶醉，以及不完全相信他们应当投入战争——总之，加兹登正确地说明了皇家海军“并不如我们担心的那样强大”。当琼斯说“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仿效他们”时，他是想到了基伯龙湾——基伯龙模式——上一代的皇家海军，当时，纪律和勇敢精神引导他们取得了胜利。美国海军将会适时地仿效这种模式，并且如同琼斯所希望的，“作出进一步的改革，使之有朝一日有可能与他们竞争并超过他们”。但是，就像每一支海军在胜利后一样，它也会变得自我陶醉、混乱和缺乏工作效率。
然而，在独立革命那些非常紧迫的日子里，美国在海战的一个方面，即水下战争方面，丝毫没有遵循既定的模式。由于迫切地希望运用所有可能获得的武器，以及愿意发明一些新的武器，发动叛乱的殖民地人民发起了两项富有想象力的计划——一个人的智力的产物——并且接近于取得成功，从而使皇家海军大吃一惊。如果他们取得了成功，海战艺术不管变好变坏，都会前进100年；因为正是美利坚的殖民地海军把水雷和潜艇带进了战争的领域。
英国人民从1776年11月16日写给舒尔德汉姆的一封信中知道前一个发明——水雷的。“我们今天最大的新闻是要消灭皇家海军。一位叫作布什内尔的先生已经制成了一种武器……”就在一天以前，本杰明·盖尔博士在写给赛拉斯·迪安的一封信中说：“在上一封信中，你要求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武器的进展情况，以及是否能从中得到什么。我现在坐下来向你简单地但又是不完整地介绍一下它的构造。这种构造是如此之复杂，以至不可能作完整的叙述。”
盖尔接着作了非常详尽的描绘，以至许多年后，陆战队的工程师还能精确地复制出所介绍的武器。“船身”，盖尔写道，“在水中处于垂直位置时，非常近似乌龟两个上部的龟甲合在一起……”
戴维德·布什内尔的发明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海龟”。从16世纪初以来，人类一直在思考制造水下船只的可能性。伦纳德多·德·文斯曾经在他富有远见的技术笔记中画下了一个草图。1578年，英国人威廉·伯恩描绘了制造潜艇的理论：
有可能制造一艘能潜入水中，然后到海底，并在你愿意时再潜上来的船或艇。……任何下沉的物体都要重于等量的水的比例；它如果轻于等量的水，就会浮于或出现于水面上。
没有人知道伯恩描绘的那种船只是否建成过，但他表达的可潜性的法则是无懈可击的。每一艘潜艇，甚至今天苏联海军庞大的“台风”级核潜艇都是根据这一原则下潜或上浮的。
从伯恩到布什内尔，至少曾建造过其他3艘试验性潜艇，一艘是荷兰造的，另外两艘是英国建造的。没有一次获得成功。第一艘的船员几乎窒息而死；第二艘不能下潜；第三艘沉没了。“海龟”号没有沉没。它费劲但充分地下潜；它的唯一驾驶员埃兹拉·李没有窒息，尽管他由于操纵“海龟”号而感到筋疲力尽。
“海龟”号状如鸡蛋，尖端向下，用900磅铅压住，其中200磅可以抛弃。它有两个压舱柜，可以充气或水；两个手动的螺旋桨，一个用于船的前进，另一个用于船的垂直运动；一个方向舵；一个“史诺克”吸气管(德国海军将在20世纪重新创造这种装置)；一个探测仪，一个小司令塔，附有厚玻璃的舱门。除有一个水平舵以保持恒定的深度外，这艘奇怪的小艇具有现代潜艇所具有的所有基本要素；但最终没有成功。
在其顶端，有一个可以抛弃的钻机，操作员李可用它钻透其他船只的底部。钻机上还装有150磅炸药以及定时装置，布什内尔早已确定，炸药能在水下爆炸。当李出发攻击停在纽约外海的海军上将豪的旗舰“鹰”号时，他能看，能呼吸，能航行。当李设法将这艘笨重的船驶至“鹰”号下面并且在漆黑的水底摸索时，他可以听到或感觉到船身。但使他非常失望的是，他无法将钻机及炸药装到船的底部。
他终于放弃了努力，以后也没有再作努力。从那时以来，人们通常认为，李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英国新近在船的底部安了铜板所致。这种铜板可以保护船身不受蛀船虫的侵袭和海中物体的附着，这样船就能行驶得快一些；同样，这也使李的钻机不能钻透船身。事实上“鹰”号的底部当时并未装上铜板。使得美国革命没有成为一次海上战争革命的全部原因在于布什内尔并不了解牛顿的力学法则——一定的力将产生相等的反作用力。由于在水下没有物体能够支撑“海龟”号，李越是用力开动钻机，就离“鹰”号船身越远。
布什内尔没有被吓住。他以富有创造性和爱国主义的精神继续探讨水雷战的原则。他把一些装有炸药和引线的木桶放入水中，沿特拉华河而下，希望能漂至英国军舰停泊处，将其炸毁。试验再次失败。但它确实吓了英国人一大跳，因为他们和任何其他人以前都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一时间，他们盯住漂在水中的木桶，不知道在它们漂近时该如何办。后来有一个木桶过早地爆炸了。
这些装置的危险性被发现了，英国人驾驶着军舰，用轻武器和大炮向他们看到的漂在水中的所有物体发射。
这段话是海上委员会的成员弗朗西丝·霍普金森说的。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滑稽的、担惊受怕的情景。由于他有一些诗人的味道，稍后他把这段故事写成了动人的打油诗：
勇士陪伴着朋友，
听到了一首和谐的小曲；
最近费城发生的事情，
我将会告诉你。
诗人说，现在是清晨，
太阳升起的时候；
士兵站在圆木上，
看到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
在惊恐中，他凝视着；
真相无法否定，先生。
他看到了许多的小桶，
随波而来，先生；
……桶，做得结实的桶，
叛乱分子的桶和箍，先生；
难以与他们强大的敌人作战，
他们，英国的占领军，先生；
从早到晚，这些勇士，
显示了惊人的勇气，
当太阳已经下山时，
才回来吃饭；
那天，对着这些坏桶，先生，
他们立下了功绩；
将来的年月，如果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就会大吹大擂，
先生。
全诗的词还要长得多，表达了同样的心情。全部都是开玩笑。他无疑是正确的。英国军队返回家园后，在壁炉边和酒吧里，很可能会对这场“木桶之战”大吹大擂。但是，尽管它在发展海战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知道为什么它在当代英国论述同美国战争的文章中却很少提到，或许这是因为虽然它作为进攻是以失败而告终，但布什内尔和霍普金森以及他们的同胞仍能满意地使“英国占领军”看上去十分愚蠢。
然而，撇开这些题外之话，殖民地海军担负着三项严肃的任务。它们竭尽一切能力履行了这些任务。或许可以公正地说，如果没有它们，美国在18世纪就不可能赢得独立。第一项任务在1775年罗得岛的决议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它就是，应以“能使敌人恼火的最有效方式并在最能使敌人恼火的地点”使用军舰。这是一种适度的和现实的要求。很少有人会要求以舰队为单位组织战斗。单舰行动很多，有些则是少数几艘军舰同时采取行动。但是双方没有一次行动对战争产生长远的影响。
除使敌人恼火外，海军的第二项任务是同大陆殖民地陆军联合作战。只要可能，就使用军舰把陆军部队从一个战区运往另一个战区，或者支援陆军部队的地面战斗。陆军和海军还曾在一次特殊的场合完全联合起来，肩并肩地参加了独立战争中一次关键性战役——尚普兰湖之战中的地面和水上战斗。尚普兰湖之战的起因容下叙述。
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不仅都称英格兰，而且气候也大致相同。翻开地图就可以知道，新英格兰基本上也是一个岛屿。圣劳伦斯河位于加拿大边境，经魁北克和蒙特利尔蜿蜒流入海中。尚普兰湖和乔治湖位于蒙特利尔以南，与哈德逊河几乎构成了一条连贯的河道，在纽约流入大西洋。湖、河之东是格陵山脉。西面是阿迪朗迪克山和卡茨基尔山。河谷是美国赖以与加拿大这些地区连接的唯一的天然交通线。时至今天，由纽约通往边境的87号州际公路仍然经过此地。在1775年和1776年，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美国的各个殖民地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加拿大，而英国人则企图切断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之间的联系。
在1775年，美国的两支小部队入侵加拿大，进攻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当英国人撤走时，他们很快占领了蒙特利尔，这两支部队然后统一在一个领导人即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领导之下。在整个冬季，他一直包围着魁北克。1776年5月6日，圣劳伦斯河开始解冻，一艘英国军舰乘机驶来，于是，包围被打破了。在整个5月，英国人发动反攻，阿诺德的部队慢慢撤至尚普兰湖南端的王冕点。他准备在此据守，以便控制该湖，因为谁控制了该湖，谁就控制了军队由北向南运动的路线。
7月5日，法国在伦敦的一名间谍写信给法国外交部长冈特·德·维尔吉内斯，报告了“皇家陆军在加拿大的计划”。告密者透露，英国人的计划是“假道尚普兰湖和乔治湖，进入英国的各殖民地。英国人承认建造所需的船只需要很多时间。这些船只还必须由一个湖运至另一个湖。最后将在王冕点以南的提孔德罗加击败美国人”。这位间谍还指出了英国人初期将面临的问题。他说：“我们可以说，首先必须攻占这些湖泊……”
需要运送的不仅有人员，还有大炮、粮食和工具，以及整个预制船。这些船只在加拿大建成后，越野运输至尚普兰湖北端装配。皇家海军的约翰·斯塔克上尉骄傲地称它“具有伟大的独创性，花费了巨大的劳动”，是“一件卓越的、非凡的作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整个工作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这几个月中，阿诺德同样也在湖的南端忙个不停。在1776年夏季，敌对双方隔湖相望，相距不到50英里。他们都在原始森林中伐木，以建立自己的舰队。他们进行着一场微型的军备竞赛。建造速度很快，没有任何精雕细刻。“我们在一周的时间内建造了一个类似平底船的东西”，阿诺德的一位同事说。但双方，尤其是美国人的建造速度受到缺乏物资的影响。“我们的索具在哪里，大炮在哪里？”这位同事哀叹道。到10月初，阿诺德已经感到绝望，并且怒气冲冲。他把补给品的申请报告称为“一直不断申请的极端需要的补给品的备忘录”。它们包括滑膛枪子弹，大粒霰弹、1740发炮弹；旋桥、锚、罗盘针、麻绳；钉子、绳、线；“所有没有用处的废铁”，以便用于击毁敌人的风帆和索具；“所有能够抽调的老木船，1000个炮刷(用于冷却大炮)、一桶沥青、一桶焦油……尽可能多的甘蔗酒……衣服，因为舰队中至少有一半人仍光着身子”，以及人员。但是，他们必须是优秀的。“100名水兵”，他坚定地说。“不要旱鸭子”。
肯定地说，任何旱鸭子都会妨碍阿诺德的行动。人们可以期望他会要求派遣一些陆战队。今天，陆战队将被认为是这种作战行动所必须具备的部队。然而，阿诺德不跟他们来往——有些陆战队员曾经随他向魁北克挺进，但此后他即认定，他们是“部队里的废物”。
如果他可以对陆战队进行挑剔，对舰队他就无法挑剔。把平底船称为“东西”是恰当的。它们和浪漫色彩的、不属于海军的威尼斯平底船没有任何联系。尚普兰湖之战中的平底船是一种小船，53英尺长，船首装有一门12磅炮、少数几门9磅和1-2门回旋炮，用桨和纵帆驱动。之所以选择使用这种船只，是因为正如阿诺德的同事约翰·特朗布尔上校所说的，它们能够快速地和轻而易举地建成。在这些临时建成的船只中，有一艘依然硕果尚存，这就是L·F·哈格伦德海军上校于1935年在尚普兰湖的淤泥里打捞起来的“费城”号平底船。今天，它仍然完好地保存在华盛顿市的史密森协会中(船身上仍有一发英国炮弹)。它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东西”，但却是这个国家的海军创建初期的遗迹，而且和美国出现于水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到10月初，阿诺德的舰队共有15艘军舰，上装94门大炮，船员大约700人。他麾下有4艘两排桨的帆船、8艘平底船、3艘纵帆式帆船和1艘单桅帆船。在湖的北端，英国人除有一支与阿诺德的舰队非常相似的舰队外，还有1艘预制的军舰“不屈”号，上装有18门12磅炮。阿诺德每发射600磅炮弹，英国人就能发射1000磅，而且射程更远。因此，他们能选择进攻的时机，而且几乎肯定能获胜。
为了控制一个湖而进行的微型军备竞赛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在水池里玩游戏，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双方都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一个世纪以后，阿尔弗雷德·马汉海军上将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描绘了当时的情景：“就像智力低劣的人在争夺一个洲的土地。”
双方都知道，如果英国人能够突破阿诺德的防线，并且孤立新英格兰，反叛的殖民地就有可能垮台，美国也就不可能独立。陆军上将威廉·豪男爵(海军上将豪伯爵的弟弟)控制着纽约。阿诺德十分清楚，在纽约市和尚普兰湖的英国舰队之间，只有他的军舰。“如果他们及时了解这种情况，他们肯定会力图实现会合。如果他们认为切实可行，我毫不怀疑，他们的舰队将在本月构成巨大的威胁”。
这一时刻来得比他预料的要早。就在他写出这份报告的当天，即10月10日，英国人认为他们已经作好了准备。其中有一个名叫乔舒亚·佩尔的人在日记中记述了有关的一切。一阵北风把皇家的军舰迅速吹向它们的目标，“我们的小舰队从奥费尔角驶向大湖”。阿诺德在它们发现他之前看到了这些军舰，这就使他有机会，能在瓦尔戈岛与尚普兰湖西岸之间的瓦尔戈岛的背风面集结舰队。“11日12时左右，”佩尔写道，“我们的一艘武装船发现他们的舰队停波泊在瓦尔戈湾。我们的武装船立即冲进去，未等待命令就开始与之交战。”但是，湖上唯一的军舰“不屈”号虽然航速很快而且充满了信心，却驶过了该岛。当它掉头背风慢慢回驶时，英国人已经丧失了暂时获得的主要优势。
然而，英国人的一艘单桅小船“卡尔顿”号与武装船一起，继续射击直至天黑，击毁了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皇家荒野”号，并且重创了另一艘。与此同样，美国人的表现几乎同样良好。英国的部队中有一些德国雇佣军，其中有一人(一位炮兵上尉，名叫乔治·波利奇)对这次战斗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在日记中写道：“反叛分子的射击很准确。因为正如我后来看到的，我们的舰只很多地方都用木板和塞子进行了修补。”
接近下午1时，海战开始变得“非常激烈”，波利奇继续写道：“杜范斯海军上尉和他的士兵差一点都牺牲了，因为敌人一发炮弹击中弹药库，引起了爆炸。”杜范斯和他的士兵游泳逃到了波利斯的船上。现在船上共有48人。这样的重量“几乎掀翻了我的小船。它负荷过重，几乎难以移动。我处在什么样的困境中？我每时每刻都有和船上的所有人一起被淹死的危险，而他们都是我刚刚救起来的，还有一些人则已经牺牲了”。
湖上的战斗对这位刚强的德国人显然是完全真实的。但幸运的是，他和不期而来的人都设法逃到了岸上。在岸上，他们“吃了些东西，并把水搀在酒里喝——军官和士兵都是一样；为了换一种口味，他们又把酒搀在水里喝。当夜幕降临时，波利斯已经完全放心了，他不仅获得了咸肉、烤面包干，而且知道阿诺德的舰队已经被包围，他已经安全地抵达残存的一些船只的射程以外的地方。
但在夜间，浓雾骤起。在夜雾掩护中，阿诺德的船只依靠双桨，无声无息地越过了英国人的防线。10月12日，瓦尔戈湾空空如也。追击战又一次开始了。
有些英国船只在湖上到处搜索，结果走上了迷途。但湖终究与海不同，要彻底逃脱是不可能的。阿诺德的舰队再次被发现，战斗重新开始。10月15日，美国的将军们知道了结局：“我们的舰队被打败并且几乎被全歼。”“水陆战争”，正如英国指挥官查尔斯·道格拉斯海军上校所称呼的，宣告结束。卡尔顿总督从加拿大通知豪上将说：“我们在尚普兰湖上打败了反叛分子的舰队，15艘帆船只逃走了3艘。其余或被俘获或被击毁。”最后，年轻的英国上尉约翰·斯塔克简明地描绘了“在加拿大的战争”：
反叛分子的舰队于1776年10月11日和13日在尚普兰湖上遭到了两次攻击，并被歼灭。由于这次胜利，我们重新获得了对尚普兰湖的控制。魁北克省已可免于将来的入侵。在这一目的达成前行动受到阻碍的陆军，现在已经可以开始活动。
从理论上说，卡尔顿的陆军现在可以与纽约的豪将军的部队会合。这样就可以切断新英格兰与外界的联系，反叛分子就会垮台。但是，这个计划有一个弱点。阿诺德的平底船的作战行动滞阻了英军的进攻速度，使得最好的作战季节已经结束。到10月下旬，天气已经变冷，道路和河流已经结冰，粮食和饲料非常缺乏。英国军队于是被迫撤回加拿大以度严冬。当他们在伯戈因将军指挥下于1777年再次南下时，豪已经不在纽约。由于海军部的耽误和横越大西洋的信息传递方面的困难，伦敦方面发来的命令不切实际。结果，在1777年10月17日(几乎刚好是阿诺德失败后的一周年)，伯戈因的部队被两倍于他的美国部队包围于萨拉托加城内。他不得不投降。
在加拿大，卡尔顿获得这一消息后，心情十分沮丧。他愤怒给伦敦写了一封信。200年后，美国在越南的海军指挥官将会同地接受并且理解这封信的内容：
我们期望这一不幸的事件将会在未来阻止部长们强行指挥一场在3000公里以外的国家里的战争，因为对于这场战争，他们知之极少，不能区别什么是好的主意、坏的主意和有意义的建议，也无法对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战斗发布积极的命令。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尚普兰湖海战是一次战术性的失败。但在战略上，这是一次胜利。没有它，美国的事业就可能会在1776年失败。从时间来说，它类似敦刻尔克；即使这支小小的舰队失败了，它也使全国的其他部队有机会能够度过最危急的年头，直到大西洋彼岸的盟国提供援助。除袭击商船和海陆联合作战外，找到这种援助是殖民地海军的第三项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