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楔形文字到现代信用卡·第三

作者：迈克尔·怀特 ·美国

出自————《战争的果实》

出自————《战争通史》

　　思想讲究章法，做事讲究逻辑，这两样是文明社会的精髓。没有这两样，就无法进行统治，就无法管理社会，即使国家再强大，也无法统治其他国家。

　　思想讲究章法，有多种形式。不过，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探讨四种形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科学和社会的进步

　　第一种是写字。大多数人认为，写字是寻常事，没必要大书特书。如今的世界不仅充斥着形象、声音，还有文字——数以十亿计、兆亿计的文字——对识字的人来说，无法读和写是难以想象的。仅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时代就更无法想象了。自远古时期以来，文字在所有发达国家都已进化成一种重要工具。在创造之初，文字是用来记录重要事件、分享和保存思想的。或许可以这样说，阅读和书写长期以来一直是人类掌握的最重要的技术。

　　第二种是银行业务，以及金钱管理。有一种说法是，银行家为我们打理生活。一般来说，不仅对绝大多数个人而言，情况的确如此，对国家和公司而言，情况也是如此。维修和保养社会上的基础设施需要钱，购买和开发武器也需要钱。国家如果阻止钱的流动，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说到第三种，当属后勤保障。在军队的建制中，它是一条看不见的链条。后勤保障在战场上几乎无法创造辉煌，不过它对军队的存在至关重要。经过军队的锤炼，后勤保障被所有现代国家用于促进物流。

　　需要说的最后一种是管理时间。直到19世纪初期，军事谋略家们才认识到管理时间的重要性。然而，自从人们知道了它的重要性，严守时刻就成了保证军事行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秩序良好的社会里，人们普遍遵守时间。

　　 第一节　文字之于战争

　　 和电话机的首次出现以及飞机的处女航大不相同，手写文字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其准确日期根本无从查证。不过，正如许多发明在同一历史时期先后出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文字的出现亦如此。埃及人的文字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Sumerians of Mesopotamia)的文字大约出现在同一时期，中国人的文字出现在公元前14世纪，而最新发现表明，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文字出现在大约2600年以前。上述各种文字都有自己不同的写法。

　　 现代人最容易理解的早期文字是苏美尔人的文字，即楔形文字。其特点为，它综合了象形文字和符号文字，每个标记都有对应的发音和概念。楔形文字是由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发育出来的，因此它所采用的形式也出奇地笨拙，非常难以使用。它的每一个形象和符号都是一幅复杂的画，当初在石板上，以及后来在莎草纸上，书写都非常费时。不仅如此，为了传达意图，也为了用途更为广泛，它的字库逐渐扩大到4000个丑陋的字符之多。

　　 尽管有诸多不便，作为一种常用的交流和记录模式，楔形文字仍然被广为接受，在数个世纪里一度非常辉煌，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它的诞生地。不过，在人们使用楔形文字的年代，能够识文断字的人仅为少数，只有书记员和学者等少数精英会书写文字，而文字也仅用于记录物品交易、宗教仪式、王室大事、重要宣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楔形文字常常被用来为军事战略家们准备文件。

　　 现存年代最久远的楔形文字是土耳其博阿兹柯伊的赫梯人(Hitrite people of Bogazkoy，如今土耳其的哈图撒斯人，Hattusas)留存下来的。人们在那里发现了2.5万块刻满大量楔形文字的石板，其创作时间可上溯至公元前2000年，也就是苏美尔人发明文字之后大约500年。在这些楔形文字文件中，最重要的文献莫过于赫梯人和埃及人签订的《卡德什和平协议》(Treaty of Qadesh)。这份众所周知的“永久和平”协议，保障了这一地区的和平长达一代人之久。另一个公元前千年内的著名楔形文字文献记述了亚述王尼布甲尼撒二世(Assyrian ruler Nebuchadnezzar)的残酷剥削，以及他在公元前568年入侵埃及的企图。

　　 恰如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十分狭窄，书写它的人们也是极少数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因此，拼音文字的出现是个巨大的进步。和前述情况一样，拼音文字出现的时间很难查证。不过，似乎有比较明显的事实可以证明，埃及人在公元前600年就有了拼音文字，希伯来人和希腊人至少在公元前400年有了拼音文字。这些和莎草纸出现的时间大致相当，而莎草纸随后又被羊皮纸所取代。

　　 上述发明在中东地区也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不过，中国人却独立开发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在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首创书写方式约两千年后，中国也出现了一种符号记录方式，而且，这种书写方式的进步快于其他方式。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首先发明了墨水，以及类似于笔的书写工具，后来还发明了纸。笔和墨最早出现在大约公元前1000年，用于在兽皮和木头上书写象形文字和符号。据信，公元1世纪的一位中国哲学家首先在他的论著中描述了纸的存在。然而直到1000年之后，纸张才广为应用。

　　 以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一场冲突为契机，墨水和纸张才传入了西方。这场战争的顶峰是塔拉斯河谷之役(Battle of Talas River)。是役，阿拉伯将领卡鲁格·雅各布(Qarluq Yagbhu)率领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战争中被俘的数万名俘虏中，有一大批造纸工匠，他们被迫将行业秘密透露出来。有关造纸的知识从这些专业人士那里首先传到了乌兹别克城市撒马尔罕(Samarkand)，然后传到了伊拉克的巴格达(Baghdad)。接着，造纸术又先后传到了叙利亚的大马士革(Damascus)，埃及的开罗(Cairo)，非洲的摩洛哥(Morocco)，最终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传到了欧洲其他地区。造纸术极大地促进了欧洲的文化。

　　 由于莎草纸、纸张、墨水、简单的书写工具等等取代了石板和凿子，书写终于成了“便携的”，它在军事上的价值也日益突出。不久以后，书写不仅被用于记录战争和胜利的辉煌，作为交流媒介，它被人们广为接受，成为组织军队、制定计划、开列清单、下达命令的一种方式。

　　 决定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是章法。枪炮军火固然重要，数字数据固然重要，战略战术固然重要，如果不讲究章法，装备最精良和实力最雄厚的军队也会不堪一击。笔墨比刀剑更为强大，如果将两者成功地组合为一体，它们将战无不胜。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军事领袖们都谙熟这一点。通过对军事胜利的重视程度达到什么水平，可窥见一个国家的军队规模，以及它的教育水准。

　　 在远古时代，仰赖于众多书记员对战斗部队的记录，以及对武器数量、军用物资、部队人数、战斗损耗和战利品等等的详细统计，亚历山大大帝、朱利叶斯·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公元前4世纪中国秦朝的诸侯们，以及其他诸多军事领袖们，均能轻松自如地指挥多达20万人的大军。然而，公元6世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文字从欧洲突然消失，中东不再为欧洲大陆供应莎草纸，军队的规模再也没有达到过两万人。尽管规模相对小于以往，当时的军队却极难管理，因而战斗人员均为临时招募，服役期仅为一场战斗或一个短期战役。每打完一仗，人们便领薪，然后被遣散，返回原来的农场或经营场所。

　　 欧洲度过中世纪暗无天日的时期后，教育得到了改善，资源分配也变得合理了，军队的规模因此也相应地变大了。在文艺复兴时期，陆军和海军渐渐变得更为专业，训练更加有素，规模也更为庞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卷入战争的国家动员了2000万人参战。

　　 对于国家的进步来说，书写的重要性并非仅限于消除敌我双方的敌意。正如贾雷得·戴蒙德(Jared Diamond)雄辩地说过的那样：“书写和武器、微生物、集权的政治组织共同组成了当代的征服大军。”

　　 书写使指挥官能够向寻找新领地和急于打败对手的海军舰队下达明确的命令。书写可以被用于详细记述前辈们的远征和冒险，或许还可以描述在新领地偶遇的意外、危险、财宝。不仅如此，对于上述远征的组织者，以及建立殖民地之后负有管理责任的人来说，书写同样至关重要。它使得新领地上的经济生活和本土生活变得井井有条，它也被用于管理世界另一端的帝国的雄才大略。事情远不止如此，书写使制造地图成为可能，而制造地图使远征成为可能，而远征又实实在在地拓展了殖民地的疆域。

　　 西方在15世纪发明的活字印刷(原作者提示：活字印刷实际上是中国的毕异于1050年左右发明的)是一大进步，然而它却引起了教会的嫉恨。这是因为，它使教育公众成为可能，而教会最惧怕的莫过于教育。教会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因为，随着廉价的书写方法的发明，那些拥有必要的技巧和生产资料的人们就会将他们的想法广为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公共传媒是罗马人首创的，他们在公元前60年就有了每日发布的新闻稿《每日事件》(Acta Diurna，英文为DaiJy Events)。据说这是应朱利叶斯·恺撒大帝的要求创建的，当时为手抄本，并且免费提供。与它并存的还有传达元老院议事日程的公示，名称为《元老院日志》(Acta Senatus，英文为Proceedings of the Senate)。1000年之后，与新闻稿《每日事件》非常相似的一种刊物在中世纪的欧洲特别流行。不过，由于当时识文断字的人很少，这种刊物的内容多由街头公告员向公众发布。

　　 后来，1556年在威尼斯创刊的《新闻手记》(Notizie Scritte)使“日报”这一想法复活了。紧接着，又出现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实时通讯，其名称为“手册”。这些出版物涉猎的内容极为广泛，从新闻追述到养花种草无奇不有，并且在欧洲广为发行。在学术刊物出现以前，知识界对手册钟爱有加，并且充分利用这种通讯手段传播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发明，报道异国他乡的见闻，而且乐此不疲。手册也被用于向公众报道发生在远方的瞬息万变的战事。当年炙手可热的一个出版物为理查德·福克斯(Richard Fawkes)在英国出版的《实景播报》(Trew Encountre)。该刊1513年9月报道了数周之前发生在英格兰的佛罗登菲尔德之战(Battle of Flodden Field)，同时还刊登了战争见证人对战斗的描述，并且表彰了当年的一系列英国英雄。

　　 再后来，17世纪20年代的宗教宣传家们创造了“新闻集锦”的概念，实际上这是对手册的提升，在欧洲和各殖民地极受追捧。不过，就我们今天所知，几份早期报纸出现的时间为17世纪40年代，也就是废除所谓的星座法院(Star Chamber，英国历史上的贵族法院)和1649年建立英联邦(Commonwealth)之间短暂的出版自由时期。那些早期报纸计有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主编的《政治论坛》(Mercurius Politicus)，1711年出版的《观察家》(Spectator)，1709年出版的《娱乐世界》(Tatler)。后两份报纸至今仍然有很高的销量，只不过它们都改头换面成了杂志。

　　 《时代报》(Times)创刊于1788年，很快便成为那一时期最重要的报纸。这份报纸以及随后出现的几份报纸(包括《早邮报》(Morning Post)、《观察家报》(Observer)、《每日电信报》(Daily Telegraph)、《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非凡意义在于，由于全面报道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它们的地位愈加突显。作为世界上第一批战地记者之一，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也因此功成名就。在他的文章激励下，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才得以投身于克里米亚的救护事业。虽然拉塞尔自嘲为“倒霉部落的伤感守护者”，克里米亚战争偃旗息鼓仅仅六年，以他为榜样，投身于美国南北战争交战双方，对战事进行报道的战地记者就达到了大约150人。他们通过电报和驿马快递，将报道发往位于亚特兰大、华盛顿、纽约等地新建的媒体交换中心，有关战争的消息从那些地方转到了伦敦，以及欧洲其他地区。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有关战事的报道在英法两国民众中激起了对军事冲突的恐惧。让公众透过描述和不带偏见的报道随时了解前线的情况，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来自前线的许多消息之恐怖令公众感到震惊。如此全面的报道催生了一种新现象——公众舆论，导致国会议员们对发动战争进行质询。从那以后，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公众舆论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

　　 毋庸置疑的是，语言、印刷品、媒体等常常被政府和军队用来获取优势，其方法无非是让公众保持沉默，或者设法左右敌方的重要决策。作为心理战武器，宣传常常扮演着影响国家命运的角色。它的历史和战争一样悠久。

　　 当人们还无法利用书写的文字通过印刷品传播观点时，他们会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希腊剧作家们常常利用戏剧表演表达针锋相对的政见，反映有关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同观点。后来的罗马作家们更喜欢用戏剧针砭政府，发泄他们对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不同看法。他们常常给自己的观点披上一层薄薄的伪装，以避开宫廷的迫害。

　　 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已经普及，宣传被人们当作一种重要的军事手段。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Ⅱ)采用相当卑劣的遮羞手段掩盖其海军舰队遭遇的灭顶之灾。半个世纪之后，丹麦人和英国人均采用向文化人广为散发小册子的方式，指责对方的军队在遥远的殖民地实施暴行。

　　 “宣传”一词第一次成为公众的口头禅是在葛利高里十五世教皇(Gregory ⅩⅤ)于1622年创建罗马教廷的信仰宣传会(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之后。这是个红衣主教组成的枢密会，其职责是宣扬教义，以及在“异教徒的土地上”规范宗教事务。葛利高里的继任者奥本八世(Urban Ⅷ)创建了一个传教学院(College of Propaganda)，培训牧师来做这些事。然而，正由于廉价印刷的进步，宣传才真正变成了敌对政府的规模化攻势，进而成为革命者们和军事指挥官们手中的武器。

　　 18世纪70年代，美国各殖民州在争取独立的抗争中，曾经采用过高调反英的宣传手法。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为反对统治法国的波旁政府，诸如伏尔泰(Voltaire)和卢梭(Rousseau)这类人曾经将宣传手法应用到了极致。正如汤姆·佩因(Tom Paine)在美国革命时期左右了人们反抗英军的情绪，乔吉斯·雅克·丹顿(Georges Jacques Danton)以及他的革命伙伴们也曾经利用宣传成功地延续了公众对君主政体以及被废黜的统治精英们的仇恨。

　　 希特勒是个宣传大师。1939年欧洲战争开始之前，在希特勒的力主下，纳粹建立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政府部门，专攻向敌人散布精心炮制的虚假情报。这一部门同样被用来控制本国人民的思想。作为希特勒的宣传和国民教育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策划了有史以来组织最完善和影响力最大的宣传机构。“我们为什么打仗？”在戈培尔执掌的部门授意下，1939年的一份德国报纸自问自答道，“因为英国和它的友邦波兰将战争强加给了我们。即使战争现在没打起来，用不了两三年，我们的敌人也会发动战争。英法两国之所以在1939年发动战争，是因为他们唯恐德国会在两到三年内从军事上超越他们，那样他们就更难打败我们了。”

　　 六年以后，这场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这架宣传机器仍在不停地炮制荒诞的假新闻。盟军已然攻入柏林时，当地出版的一家报纸还在发布消息说：“敌我双方的战斗正处于胶着状态。”以下为该消息的部分内容：

　　尽管在人数和物资方面占优，防御部队仍会从守备柏林的部队中，从人数众多的民兵组织里(Volkssturm，由未成年人和超龄的人组成的非正规部队)，从吃紧的前线得到增援。在市民们协助下，数量庞大的柏林建筑群每天都得到进一步加固。柏林的市民们都在学习如何使用反坦克火箭筒(Panzeffaust，一种反坦克用的武器)和机关枪。柏林的市民们像一支枕戈待旦的大军，正在恭候强敌的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盟国双方都在利用书写的文字影响敌对国家人民的思想意识。常有轰炸机冒险飞到城市上空，甚至还飞到战场上空，成吨成吨地投掷劝降宣传手册。收音机作为发明未久的传媒用品，也被同盟国和轴心国利用来改变国民的观念。

　　 伴随各种各样的冲突，总会如影随行出现散布虚假情报和宣传攻势。历史上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利用编写材料——最近则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如今比以往更有成效，因为在如今的目标受众里，识字的人占了更大的比例，今天的人们也更为开放。

　　 20世纪50年代，广告业迅速膨胀起来。“二战”之前，最常见的广告形式为广告词，它们会出现在报纸上、杂志上、广告牌匾上、收音机里。尔后，基于从“二战”宣传攻势中学到的经验教训，人们充分利用诸如电视一类的新媒体，广告宣传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成分。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广告业已然发展成了全球性业务。人们几乎无法否认，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改变人类社会方面，广告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即，在全球化进程中，生活一直以来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或可将其称为“深入人心的宣传”。换句话说，由于存在着试图改变自己的外来攻势，例如从洗涤剂到数次海湾战争是否道德等等的宣传，大多数人早已形成了习惯，人们学会了对所有问题都独立思考一下。我们已然习惯于对超级公司和西方政府和盘端出的东西先行掂量一下，然后决定取舍。理所当然的是，先进的民主制是技术发展的副产品，它使人们与媒体直接对话，使人们有能力通过投票让政府上台或下台，并且可以结合法制——至少从理论上说如此——防止大规模腐败。

　　 第二节　加密解密技术

　　 差不多在确立写字方法的同时，人类就发明了拆字方法。这样做得益于军事利益的推动，因为保密对军事思想非常重要。在冲突时期，这样做尤其必要。随着加密和解密技术的更新换代，它们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别具一格。正因为如此，对军事部门来说，它们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使用密码有两种方法：即硬密码(steganography)和软密码(cryptography)。硬密码即采用物理方法对信息加密。有史以来最有名的例子是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 [ cdhyy注：原译“希罗多塔斯” ] (Herodotus)的描述，他所说的方法是古波斯的希斯提乌斯(Histiaeus)给阿里斯塔格拉斯(Aristagoras)送信的史实。后者是古波斯米利都人的国王，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前者用文身法将信息写在一个奴隶的头皮上，待他的头发长出来后，才让他回去找国王，转告国王将他的头发剃掉。

　　 历史上还有个聪明绝顶的事例，说的是古希腊将领的绝招。方法是往莎草纸上书写信息时胡乱混入了许多不相干的字母。将莎草纸绕在一根木棒上，即可根据木棒的长度进行阅读。信使并不携带木棒，所以，收信人必须有长度相同的木棒，并且知道绕莎草纸的方法，才能解密和阅读。

　　 软密码不仅仅是个万能的密码系统，自从书写方法诞生后不久，长期以来，它一直受到军事计划制定者们、军事指挥官们、政府官员们的青睐。据说朱利叶斯·恺撒大帝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先在战场上使用密码的战士之一。他从征战英伦的大本营往罗马送信，采用的方法无非是软密码中最简单的一种，在字母排列表上跳三位，即字母“A”以字母“D”代之，字母“B”以字母“F”代之，其他均依此类推。唯有事先知道规律的人们，才能读懂其中的含义。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样的方法过于简单。然而，正因为它是人类最早采用的密码方法之一，仅就加密这种想法而言，已经出乎人们的意料，秘密因此才得以保存。至少当时的情况如此。

　　 在欧洲中世纪暗无天日的时期，像读书和写字被人们冷落一样，密码的命运也如是。不过，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军人们和哲学家们重新燃起了对密码的兴趣。列奥纳多·达芬奇记录最不想让他人知道的秘密研究时，照着镜子反过来写字。罗杰·培根对密码和暗语的兴趣达到了痴迷的程度。13世纪中期，他就此撰写了一篇专论，当年大受追捧。那篇文章的标题是《工艺和自然的奥秘》(Secret Works of Art and the Nullity of Magic)。

　　 在众多方面对达芬奇有过重要影响的超级博学天才阿尔贝蒂，由于其开创的许多关键的解析方法至今仍然为分析家们所采用，长期以来，他一直被誉为“西方密码学之父”。这些独具匠心的分析方法包括频次分析法——一种对文本规律进行测定和解析的技术，利用它，可找出一些线索，人们可从中探知编码的关键。他还发明了按字母排列的暗语，制造了最早的暗语转轮——由一系列转轮组成，转轮上刻有数字和字母，依照默认的设置，即可找出一组对应于相同设置的字母。

　　 阿尔贝蒂的字母排序加密法后来经德国学者约翰尼斯·特里西米乌斯(Johannes Trithemius)加以发扬光大。后者于1518年发表了《字母排列复合加密法》(PoJygraphiae)一书。而阿尔贝蒂的暗语转轮则由托马斯·杰佛逊改进成由26组对应字母组成的密码机，于19世纪初投入使用，美军直到1942年才宣布其退役。

　　 在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密码事件莫过于恩尼格玛编码器(Enigma)。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为了给军事行动计划加密，也为了潜艇舰队的联络，德国人开发了这种机器。破译恩尼格玛密码成了盟军首当其冲的任务。为此，英国人在白金汉郡的布雷奇莱庄园(Bletchley Park)建立了一个由密码破译员和数学家组成的特别团队。从1940年4月起，他们开始破译恩尼格玛密码，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他们的工作不仅挽救了数以万计士兵的生命，还极大地推动了第一台计算机的开发。他们最重要的成就是制造出一台被命名为“科洛萨斯”(Colossus，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的机器。这个项目由阿兰·图林(Alan Turing)领导的一个分析家组成的团队完成。后来他们成为世界上第一批计算机专家，为战后计算机产业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可以说，计算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密码难解难分。对如今的企业界和科学界来说，为军队工作的密码破译员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至今仍然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对于战略家们和政治家们来说，这样的经验教训一直是他们十分看重的。

　　 密码系统最重要的日常应用是，人们创造和开发了信息加密技术，它大规模地应用于银行业务领域，也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将信用卡插进自动柜员机(ATM)，配合个人密码，即可轻松地取出现金。全世界每天有上亿人在互联网上购买货物，其安全性正是由加载在信用卡上的密码保障的。

　　 如今我们获取信息所使用的个人安全码或标识码的学名是“公用密钥加密算法”(Public Key Encryption)。这一系统的专利于1975年归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的两个美国人惠特菲尔德·迪非(Whitfield Diffie)和马丁·赫尔曼(Martin Hellman)。说实在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位于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的英国情报局(British Intelligence)下属的核心部门英国国家通信总局(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GCHQ)于两年前的1973年设计的。为管理英国的核武库，在此地工作的两位受雇于政府的密码破译员克利福德·科克斯(Clifford Cocks)和马尔科姆·威廉姆森(Malcolm Williamson)创造了这一方法的核心部分，即柔性加密自动生成系统(flexible encryption system)。然而，因为他们受制于“公务员保密条例”(Official Secrets Act)，另外还由于他们的工作高度保密，当时他们无法将自己的发明公之于众。

　　 公用密钥加密算法的工作原理如后：一长串数字“密钥”可被嵌入敏感的信息，例如银行的详单或个人健康档案。可嵌入的密钥是开放式的，因为它仅用于加密。不过接下来才是关键，仅有少数握有解码密钥(例如ATM机可通过密码解锁)的人才能找到信息源，或解开打包的信息。

　　 由于对“数字”和“模式”的理解超过其他人群，数学家们成了第一批对语言进行拆解和加密的人。然而，这一进程是双向的，在产出的同时也有收获。由于编写加密法则和运算法则，数学家们也收获颇丰。他们的收获可应用于其他数学学科，当然，人们也可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将这种共生共荣发挥到极致的实例为，数学家与生物学家及化学家进行合作，共同揭开自然界最错综复杂的密码之一——基因组，即，所有生命物质的遗传标记。

　　 科普作家在解释遗传学的时候，总是喜欢用类推法将其比喻成“文字”。所有生命物质的遗传结构全都基于DNA(脱氧核糖核酸)，它是人们所熟知的基础物质，由四个分子构成。它们是“胞核嘧啶”(以字母C指代)、胸腺嘧啶(以字母T指代)、鸟嘌呤(以字母G指代)、腺嘌呤(以字母A指代)。人们在讨论遗传学的时候，或多或少喜欢将这些基础物质比做字母。据说，成组的基础物质可等同于“文字”，这些“文字”可以组成类似于“段落”的DNA分子，而成串的DNA可构成遗传因子(类似于书籍中的章节)。成群的遗传因子进而可组成染色体(书籍)，而染色体又构成了分子的核心，拥有大量藏书的图书馆无非就是这种样子。

　　 这样的类推法同样可以反过来应用，将DNA看作是加密的文字。因此，遗传密码(实际上人们常常这样称呼它)可决定基础物质的走向，通过不同的交互方式，可构成不同的DNA分子。所有这些意味着，正如当年那些密码破译员整天琢磨着如何破译敌人的密码，试图更好地了解遗传因子的功能以及DNA不可思议的作用的科学家们，已经以同样的方法获得了巨大的丰收。

　　 第三节　钱能使鬼推磨

　　 在书写出现之前，货币已经来到人间，并且以符号交换和实物交换两种形式存在于世间。在远古时期，不同社会的人们将词连接到一起，开发出了书写的语言。与此同时，他们也创造出了一些计算方法。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出了用于作记录的数字，使货币系统的存在成为可能。

　　 创新使战争效率越来越高，现金流通面向军人，其重要性随之也变得越来越突显。向农民提供长矛和未开刃的长剑，将其武装起来；用军火武装和配备一个炮兵师。就前述两种组建军队的方法而论，前一种方法动用的资源相对少了许多。与调遣重型火炮或攻城器械相比较，运送或操纵步兵会容易许多。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发动战争，军事领袖们必须拥有强大的金融实力做后盾，如若不然，他们就得被迫举债，以便给作战部队发饷，提供膳食和运输，提供作战装备，使地面部队(也可能是海军)的规模足以克敌制胜。大约从13世纪至今，情况一直如此。人类早期创建的银行就是做这个的——具体说，就是为战争补充能量。向军事冲突提供金融支持，其前途无量，首先认识到这一点的某些人不仅发了大财，也成了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银行业务在远古时期即已存在。例如，《旧约全书》里就有关于“犹太放债者”的描述。一些古代记录显示，生活在早期文明社会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已经有了货币，而且还知道借钱和收取利息。不过，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出现在13世纪意大利的两大商贸中心热那亚和威尼斯。一种可以将钱存入其中和借出其外的机构，一种可以为社会上各个阶层控制现金流的机构，这一概念即发端于此，并由此传遍意大利全境，随后传遍整个欧洲，以及东方国家。

　　 现代银行的诞生，得益于从东方国家传到欧洲的两项创举。第一项为“复式簿记”方式，它保证了金融往来记录的数据更为精确，减少了代价高昂的错误。另一项为“票据交换”的发明，即支票的发明。这意味着，贸易往来不必局限于同一家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在相距遥远的两地之间，同样可以达成交易。这两项创举来到欧洲正当其时，因为当地的学者们刚刚掌握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已经启动了欧洲的文艺复兴。后来的结果证明，它们为现代欧洲社会形态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金融家族是佛罗伦萨的梅迪奇(Medici)家族。当年一些欧洲强权人物需要金钱支撑他们的军事行动，这一家族的财富即来源于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梅迪奇家族最著名的成员都是独裁者。他们还指出，在这些成员中，一些人极其腐败，其动机也极为自私。这些说法有其合理性。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梅迪奇家族成就了大约三个世纪的文艺复兴历史，这一家族的成员都是欧洲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力的公民。也可以这样说，他们为西方社会的进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使这一家族成为名门望族的第一人是乔瓦尼·迪比奇·德·梅迪奇(Giovanni di Bicci de’Medici)。他在14世纪初期创建了一家银行，专门向天主教教廷提供贷款。主要由于乔瓦尼，这个家族从中产阶级一跃成为佛罗伦萨最富裕的名门望族之一。他去世时，为后人留下了大约10万弗罗林资产(相当于21世纪初的5000万英镑或9000万美元)。

　　 乔瓦尼的长子科西默·德·梅迪奇(Cosimo de’Medici)生于1389年。虽然他很快显示出做生意的敏锐，以及对数字和分类账目的天赋，他更感兴趣的却是书籍，以及刚刚登陆欧洲的东方学问。14岁到17岁时，他师从一位名叫罗伯托·德罗西(Roberto de Rossi)的希腊学者。正是这位老师激发了科西默对古代知识的兴趣，其时乔瓦尼正在筹划让儿子接掌银行的指挥棒。

　　 不管怎么说，科西默在各方面都超越了他父亲，最终成为一个超级银行家。他以高超的技术领导着家族企业，极大地增加了它的财富，他本人则成了佛罗伦萨最受尊敬和崇拜的人物。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爱。科西默毕其一生都在赞助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们。大凡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给予资助，同时他还资助自家的仆人游历欧洲和东方国家，搜集远古时期的手稿。他还资助人们对这些手稿进行翻译和修复。欧洲最有实力的金融家就是这样从好战的领袖人物手里捞钱，然后从中抽出相当的比例，以丰富他那个时代的文化。同时，他们也为未来留下了传奇。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稳固的联系，科西默·德·梅迪奇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对佛罗伦萨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有生之年，梅迪奇银行在法国、德国、英国开设了分行。所有分行都为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市民们带来了财富增长和繁荣。

　　 科西默的儿子皮埃罗(Piero)子承父业，成了家族的领头人，并且扮演了父亲为他腾出的政治角色。他生性吝啬，毫无想象力，几乎在所有方面与他父亲南辕北辙。他比父亲仅仅多活了五个年头。接下来轮到他的儿子洛伦佐(Lorenzo)继承家业。这一位大概是梅迪奇家族最著名的人物了。

　　 从遗传学和血缘关系方面说，洛伦佐是皮埃罗的直接继承人，不过他继承的却是他爷爷身上超强的能力。他各方面都像科西默的直接继承人，他甚至也像爷爷一样对银行业和政治毫无兴趣。不过，一旦投身进来，他同样证明了自己是个赚钱天才。像他的祖先们一样，洛伦佐虽然从未在佛罗伦萨担任过一官半职，整个这座城市，还有意大利大部分地区，实际上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洛伦佐是个有天赋的文人，也是个奸诈的商人，不过，他更是个将佛罗伦萨看得高于一切的爱国者。他接掌银行大权未久，便展示了一片忠心。1471年，一个出身贫寒的名叫佛朗西斯科·德尔拉·罗维尔(Francesco della Rovere)的圣芳济会修士成了主教。罗维尔更名为西斯图四世(Sixtus Ⅳ)，接掌教皇职位不足个把月，便与年轻的银行家洛伦佐发生了冲突。后者当时掌控着欧洲绝大部分现金流通，无论是国，王还是罗马教皇，他都有能力将他们扶上宝座，或者将他们从宝座上掀翻。

　　 西斯图坚信，自己不仅是宗教领袖和道德守护神，他还把自己看作世俗的国家领导、军事统领、教堂神父。他嗜财如命，贪得无厌，不忌道德操守，把扩大罗马教廷的领地当作自己的首要职责。登上罗马教皇宝座没几个月，西斯图就虎视眈眈意大利东北部被称作“罗摩格纳”(Romagna)的一大片地域。他的计划有二：花钱购买，不成就强取，然后将自己的外甥乔鲁拉姆·利亚罗(Girolamo Riaro)安插到那里，当个听命于自己的地方领袖。不过，实施这一计划需要资金。虽然过去数十年是罗马教廷最有钱的时期(这主要还得感谢梅迪奇银行的指导)，西斯图仍然需要向洛伦佐贷款4万达克特(相当于21世纪初期的600万英镑或1100万美元)。

　　 洛伦佐和佛罗伦萨人民早已看出来，西斯图的计划显然居心不良。他这样做不仅在他们的贸易通道(数世纪以来，他们必须穿过罗摩格纳才能到达威尼斯)上插进一只脚，而且还威胁到意大利的稳定。通过实施小心翼翼的民主进程和开明政治，意大利已经获得了数年的稳定。新任教皇正式提出他的计划时，所有人很快就明白了，这一计划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心，根本就没有考虑当时意大利微妙的权力平衡。洛伦佐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西斯图的要求。

　　 西斯图作出的回应几乎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对银行实施肆无忌惮的抢劫。不过，这样做无助于他的计划，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第一回合。正由于他的图谋昭然若揭，他的借款计划四处碰壁。他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在失落和愤怒中舔舐着累累伤痕。他对洛伦佐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将其描绘成“……一个邪恶的、不屑的、胆敢藐视我们的人”。仇恨竟然促使他公开宣称：更迭佛罗伦萨政权，毁掉梅迪奇银行。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罗马教廷和佛罗伦萨间的摩擦充斥于意大利的政治领域，这从外交层面和日常事务中均表现出来。西斯图的外甥乔鲁拉姆·利亚罗雇了四个杀手，于1478年4月26日对洛伦佐行刺。这一阴谋以失败告终，四个刺客被捕，然后被施以绞刑。从那以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洛伦佐的声誉反而如日中天。

　　 这一系列的事件让欧洲所有领袖人物都擦亮了眼睛，认清了他们那个时代真正的实权人物并非世袭的皇亲贵戚。像洛伦佐那样的人既可以创造国家，也可以颠覆国家，统治者们对此无能为力，权力已经轮到金融家手里，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完完整整地取回来了。可以这样说，战争创造了资本主义。

　　 当时，银行已然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不过银行家们仍然不放过各国政府的财权。出身奥兰治世家的威廉(William)国王与一个名叫威廉·佩特森(William Paterson)的超级苏格兰富豪在金融上结为合伙人，于1694年创建了英格兰银行。佩特森是个精明的商人，他知道冲出起跑线的英国国王已经无法停下来。国王急需一笔超过百万英镑的预付款，以便对法国实施一系列战役。在同意放款之前，佩特森要求国王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便管理这笔贷款，而且政府必须为此支付高额利息。经过一系列激辩，佩特森的条件得到了认可，威廉国王因此也可以放心地发动战争了。

　　 英格兰银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银行(如今称作中央银行)，它创立了国债的概念。到1700年为止，威廉国王借贷的120万英镑已经变成了1200万英镑。一个多世纪后，由于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这笔钱令人惊愕地膨胀到了8.5亿英镑(21世纪初相当于1000亿英镑，为便于理解，也可换算成2000亿美元)。毫无疑问，对于政府来说，英格兰银行如此重要，1781年，当时的英国首相诺斯(North)勋爵在议会回答质询时曾经宣称：“……多年的习惯和使用已经让它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接着他补充道：“财政部的所有业务也在银行办理。对公众来说，过去的经历证明，与过去在财政部办理业务相比较，在银行办理业务能得到更多实惠。”

　　 另一个曾经到达世界权力顶峰的金融家族是罗斯蔡尔(Rothschild)家族。这一家族于19世纪头10年在伦敦开设银行之前，已经在18世纪的德国开辟了基业。由于资助了一系列战争，包括当年最昂贵的战争(以残忍程度和硬通货为指标)美国内战，这家银行成了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银行之一。在英国创建罗斯蔡尔银行的是内森·迈耶·罗斯蔡尔(Nathan Mayer Rothschild)，他是这一家族中成就最高的几个人之一。据说，他曾经拥有过世界上的半数财富。另据报道，他曾经放出过如下狂言：“我可不管坐在日不落帝国宝座上的傀儡是什么人。控制英国货币流通的人才是实际控制英国的人，而我控制着英国的货币流通。”听到这一说法，萨克雷(Thackeray)不无讽刺地挖苦道，迈耶·罗斯蔡尔“可不是领导众犹太人的国王，而是领导众国王的犹太人”。

　　 阴谋论者们指出，19世纪中期，罗斯蔡尔王朝和其他实力雄厚的金融家们结成联盟，妄图以金融活动达到对政治的绝对控制。是他们设计并主导了英法两国在美国内战中各支持一方。按照这些阴谋家们的说法，俄国沙皇事先知道这一计划，预见到这一图谋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于是横插一杠子，阻止了银行家们的野心。

　　 这些阴谋家们的说法或许是异想天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他们的说法。不过，确实也没必要乱行猜测。包括梅迪奇家族，以及当年与它并驾齐驱的德国金融寡头福格尔(Fugger)家族，其他还有罗斯蔡尔家族、美国的洛克菲勒(Rockefeller)家族、英国的巴林(Baring)家族等等，它们的势力如此强大，这些家族实实在在地控制着各个国家的财富和现代社会的演进，它们的实力超过了诸如英国王室、政府、军队、教会。这些人大权在握(将来依然会如此)的途径无非是手里握有通向银行大厅的钥匙，看管着世界各地流通的货币。

　　 与确保一场战斗的结果或确保任何一次冲突的胜利相比，处于冲突中的银行必定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向管理现金在冲突各方的流通。银行因而富得流油。大到政府的、大企业的，小到几乎每一个活着的人的集资方式，以及管理货币的方式，消费货币的方式，全都被银行家们彻底改变了。他们所利用的是伴随财富而来的膨胀的权力。他们甚至还彻底改变了现存的社会结构。

　　 在银行出现之前，军队由驻地附近的老百姓供养。无论农民是否出于自愿，兵役派到你头上，你就得拿起武器奔赴战场。然而，当武器得到了改进，资金可以通过放贷获取，情况就变了。如今的领袖人物总是希望坐拥手握最新式武器的更为强大的部队。与此同时，对战争没有任何兴趣的老百姓则希望留在农场里，留在办公室里，他们对血洒疆场不感兴趣。因此，统治者便通过征税敛钱，以供养士兵。征来的税款使领袖们有了资本，可以用来供养更好的军队。只要没有生命之虞，老百姓也乐得缴纳税款。

　　 征税概念在远古时期即已有之，它是封建社会的立足之本。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封建社会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现代版的征税制度是在跨国银行普及之后确立的，而且历经五百多年，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用征税制度资助军队的升级换代，全世界各个国家大都如此。

　　 在早期历史中，通过银行集资和征税敛钱供养的军队总会见钱眼开。显而易见，这样招来的军队养起来也是个麻烦。唯利是图的军队总是背信弃义，因而臭名昭著。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一旦财源和物资供不应求，或供应中断，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雇主。同样危险的是，唯利是图的军队只认钱不认人，只要出现更大的利诱，他们会立即掉转枪口。

　　 没过多久，人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保卫国土最好的方法是组建职业化正规军，由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担任军官，训练和掌控军队。这样的军队耗资巨大。不过，只要有国家银行存在，有国家信贷，还有通过征税获得的收入作为支撑，高额的开销总会得到满足。从前那些世袭的领袖们，以及后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领袖的人们，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将掌控世界的大权移交到了世界级金融大鳄手里。

　　 第四节　军纪无处不在

　　 银行对军队之所以重要，要归功于银行老板们训练有素。他们知道应当如何操控货币，如何监管资金流向，监管银行收入。不过，作为称职的银行家，还必须具备一副铁石心肠，也必须孤高自傲。实际上，只要具有这样的认识，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军界人士和金融界人士总能融洽相处了，因为这两种人原本有着许多相通的气质和特征。

　　 在第三章(本章)里，我曾经谈到过，军队的需求从两方面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其一，军队上传下达的命令，没有它们，语言的演进和文字的进步会滞后许多；其二，现代金融业，它之所以枝繁叶茂，是因为数世纪之前，军事战略家们和金融专家们已经结成联盟，为此奠定了基础。

　　 如果有人问，改变当代人类社会的第三种源于战争的经验是什么，那就是军纪。如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军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同义词就是士兵，是战斗人员必须具备的理念。

　　 古罗马军队因其像个纪律严明的机器而名闻天下。它的这一特点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它所捍卫的社会。等级制是罗马帝国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的军队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社会的等级结构：军队是个等级森严的机构。虽然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需要纪律维系，从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使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获益匪浅。经常深入古罗马陆军和海军，以严明的军纪磨砺自己的人们包括书记员、簿记员、政府官员、政治家等等。这些人管理平民社会的技巧实际上来自他们从法国高卢地区、德国日耳曼地区、不列颠岛和北部非洲获得的经验。

　　 由于军事技术日益先进和复杂，军事专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日益突显。尤其是火炮和其他火器在14世纪的应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分水岭。

　　 枪和炮很快在世界各地受到了青睐。炮兵部队需要保养他们的武器，需要调配好炮弹和火药的供给。这些都需要良好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在军队锻炼过的人，离开军队后才意识到，他们的经验在民间也大有用武之地。社会的进步让老板们也认识到，好士兵往往也能成为好雇员。

　　 纪律之于军事，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战争科技已经达到如此精细和如此复杂的程度，现代化部队雇用的专业人员，其学科跨度往往非常大。与此同时，士兵中的非专业人员除了自己每天使用的通讯器材和配备的武器，对其他高技术装备知之甚少。因此，为了达到效果最大化，必须有组织严密的指挥系统，用严格的纪律将他们约束成整齐划一的团队。

　　 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为了保持高水平的组织结构，无论在政府里还是在大型企业里，部门和系统的设置多数都参照经过军队考验的建制。欧洲民事机构的设置就是军队建制的翻版，这一等级森严和结构僵化的体系经历了四个多世纪的考验。

　　 民事机构的运作像军事机构一样严谨，而且等级非常分明。这一系统创建之初就脱胎于军队，当年，它的作用就是在军队和中央政府之间担当媒介。这两个利害部门之间的牢固关系如今依然存在。实际上，许多长期在军队服役的高官最终放弃了在陆军、海军、空军里的职位，落户到民事机构里任职。

　　 民事机构承担着政府和军队之间的沟通，这一传统是古罗马帝国的遗存。公元1世纪的哲学家兼作家普利尼(Pliny)是罗马帝国最为重要的海军将领之一，他同时还是政府官员、政府顾问、工程师、官方历史学家。在较近的年代里，例如在17世纪的英国，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既担任英国海军部部长，同时还担任政府高官。这些有军队背景的人都具有不可多得的经验，并能够很好地将其应用到民事领域。

　　 在维持武装力量方面，军纪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得到了体现。我指的是不断扩大的后勤领域，即规划复杂军事行动的科学。后勤的重要性怎么估算都不高。如果没有足智多谋的规划，武装力量的弹药无论多么充足，最终都会一败涂地。实际上，绝大多数军事谋略家们认为，当代每一场军事行动制胜的关键不是别的，而是后勤。

　　 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它并不那么直观。虽然古时候许多国家侵入过邻国的疆土，例如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均征服过大片地区，他们攻城略地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而且主要是线性推进。换句话说，每夺取一块新领土，必须依托已经完全掌控的相邻地区。在发动夺取领土的战役时，攻入敌国的部队必须仰仗周边的农村地区供给食物：他们搜刮、猎取、偷窃所需要的一切。不过，采用这种方法供给部队从来都不怎么可靠。随着部队兵员的增多，这种方法越来越不实际。

　　 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供给系统提出质疑的高级指挥官是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1796年，他率领一支36万人的大军入侵意大利，这些人的生计完全依靠搜刮民脂民膏。在意大利战争期间，这一系统运转良好，因为拿破仑将部队分成小股，每股部队都在事先划定的区域获取物资。然而，四年之后，在马伦戈战役(Battle of Marengo)中，他的大军差点儿被一支实力悬殊的奥地利军队打败。对方在法国军队外出搜刮食物期间，偷袭了法军大本营。

　　 拿破仑不愧是个战略家，从马伦戈回国后，他立即着手设立了一个机构，其名称是“工业设计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dustry)。他设立该协会的初衷是对如下人等进行奖励：对改善士兵生活提出最佳设想的人，促进产业发展的人。该协会可圈可点的事迹之一是挖掘出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尼古拉斯·艾伯特(Nicholas Appert)。他获得10万法郎奖金，是因其出众的实用性创新——食物保鲜。

　　 艾伯特在一个盛产葡萄酒的地区长大，曾当过厨师、香槟酒装瓶工。他发现，将食物装入香槟酒瓶，然后加热、封存，食物可以保存很长时间而不腐烂。这是因为，空气从瓶子里被挤出来，腐败过程被极大地放缓了。

　　 这正是拿破仑大军所需要的。香槟酒瓶造价低廉，这种保鲜方法容易实施，装箱之后进行长距离运输也相对容易。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外出搜刮财物不再是必需，士兵们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战斗。自1812年伊始，保鲜食物便跟随法国远征军踏上了征程。20年后，巴黎和伦敦的商店里已开始出售艾伯特的瓶装食物。

　　 虽然这样的食物保鲜法当时能满足军用和民用两方面的需求，效果也不错，它出现10年之后，一个名叫布莱恩·唐金(Bryan Donkin)的英国人成功地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马口铁罐头。唐金曾经是造纸工人，还是个模具师傅。用马口铁做容器保鲜食物，不仅包装更结实，重量也更轻。艾伯特也曾经考虑过用金属做保鲜容器，可是法国革命后，法国的工业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从经济上说，这样做也行不通。即便在采矿业和金属锻造业迅速扩张的英国，当年进入商店销售的马口铁罐头，其单件包装成本就达到了10便士，这笔钱相当于一个家庭一星期的租房开销。

　　 英国武装部队以极大的热情接纳了上述保存食物的新方法，用马口铁罐头封装了所有的食物。罐头易于装船运输，用推车和马车运输亦如此。由于军队需求数量巨大，使用这一技术的成本迅速降低。1818年，皇家海军采购了23779个罐头肉和蔬菜，极大地改变了罐头包装产业。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战争，都无法与多条战线同时作战的现代战争相比，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战争，全世界每一块大陆都卷了进来。如今的军事历史学家们特别喜欢提起那场战争中的一次特殊战役，它标志着人类第一次以现代军事后勤规划为依托，第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远离后方作战。我指的是1942年的第二次阿莱曼战役(El Alamein)，它以蒙哥马利(Montgomery)将军的完胜名扬天下。他的对手是德国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Erwin Rommel)麾下的部队，与意大利地面部队和坦克部队结盟的德军。

　　 决定这次战役成败的头等重要的因素是蒙哥马利作战部队超强的后勤规划。他构筑了一支由150万士兵及无数坦克和火炮组成的，得到充分保障的，凝聚力强大的作战部队。这次行动需要将大量的食物、军火、医疗装备、服装、燃油、零配件等等从英国和其他同盟国装船运送到北非战场。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整个行动规划全都依靠笔和纸作出，蒙哥马利麾下的参谋人员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事先精心规划的每一条指令。

　　 这次沙漠战役的胜利，奠定了1942年之后英国在北非的霸主地位，同时它也被看作1944年D日登陆行动的预演——D日登陆的最终结果是盟国解放了整个欧洲。不过，人们终于通过历史的这一节点认识到，无论对军事行动而言，还是对和平时期的项目而言，后勤规划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手段。无论是在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还是在1944年的诺曼底海滩上，甚至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50到60年代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争中，精心规划的物资和人员调配均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上述成功需要军纪来保障，现如今，影响到全人类商业领域和政治领域各个层面的国际合作同样需要军纪来保障。

　　 第五节　格林尼治时间

　　 定期做人口普查，古已有之。古罗马人一向重视社会风气、簿记、档案。从他们定期对人口进行调查，即可部分地看出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人口调查是重要的行政措施，政府可通过它核查税收，核查土地使用情况。两千年之后，到了18世纪，欧洲政府和美国政府按照罗马模式建立了人口普查体系。

　　 从中世纪的暗无天日时期开始，欧洲的民间机构就开始保留关于人们出生、死亡、结婚等等的记录。不过，从1597年开始，天主教教会将这样的记录变为强制性的了。68年后的1665年，加拿大法语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由政府实施人口普查的现代社会。这一做法随后成了一股潮流，对本国人口感兴趣的各国政府纷纷群起效仿。

　　 效仿加拿大法语区的计有：瑞典，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意大利，于1770年；美国，于1790年；英国，于1801年。这样做的部分动机是，有必要搜集和保留一些数字，以便征税和明确财产归属。同时，人口普查对军方意义重大。军方需要准确掌握人口中符合战时征召条件的男性数量。19世纪时，国民兵役制和应召入伍已经很时兴，因此出现了青年男性组成的常规部队，训练和打仗全都由政府买单。

　　 人口普查的重新出现(如今人口普查早已不仅仅是清点人口数量了)，其好处如此诱人，不仅对军方如此，对政府、医疗保健、社会学家、统计学家、民生规划师、国民经济等等亦如此，因为它可以提供所有国民各个层面的信息。由此也可以分析乡镇、城市、偏远地区的人口分布，家庭结构，出生率的趋向等等。由此还诞生了市场调研、社会分类学。社会学家以前无能为力的诸多领域，例如人们的消费习惯、可支配收入水平、教育的影响，甚至人与人之间迥异的嗜好等等，全都可以通过人口普查较为准确地、均衡地进行量化。

　　 如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另一个源自军事需求的生活常态为时间概念。在远古时期，极少有人知道自己生活在哪个年头。人们每天的生活节奏完全听凭自然——白天看太阳的位置，夜间观察星星和月亮的移动。这对生活简单的农村人已经足够了。然而，随着贸易变得越来越像贸易，即越来越复杂和越来越国际化，需要建立一个可靠的计时系统，其重要性也突显出来。需求首先来自军事领域。即便如此，若想让社会接受新思想，改革家们仍然需要与既定的传统观念进行抗争。

　　 世界著名钟表大师约翰·哈里森(John Harrison)为皇家海军造出了非常精确的计时装置。海员可借助这样的装置计算出经度，这对航海家帮助巨大。不过，哈里森花费数年时间，才最终说服了稳重的、毫无想象力的指挥官们以及政客们，终于使他们理解了，非常有必要采用精确的时间概念制定海军的行动方案。

　　 在18世纪那会儿，走时精确的钟体积庞大，价格昂贵，因而数量稀少，军界之外极少有人买得起它们。当然，人们拿它们也没什么用处。渐渐地，随着计时装置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小巧，越来越便宜，有钱的精英们开始注意“准时”的重要性。这样的态度在人类社会迅速蔓延开来。即便如此，对于在战斗中注意精确控制时间和协同一致，多数军事指挥官几乎没有兴趣。例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大陆联军总指挥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写信时从不在落款日期上加注“白天”、“夜里”等字样；下达战斗命令和行动命令时，也极少标注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一代人之后，法国人拿破仑·波拿巴对此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例如，他要求人们计时要准确，做事要守时，行动要一致。由于他的坚持，公众逐渐接受了这一切。他心里清楚，在欧洲版图的不同地区调遣大军，精心地组织、清晰的时间概念、各集团军步调一致等等何其重要。即便如此，拿破仑仍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终说服各位将军按照他的想法行事。

　　 为了对那些体会不到时间何其重要的人显示公平，不妨这样说，即使在不久前的19世纪中期，精确的时间概念推行起来也相当有难度。质量良好的计时装置稀缺，进而增加了计时的难度。更糟糕的是，人们对时区划分无法达成一致，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各自为政，自行决定时间设置。由于太阳自东向西沿经线每小时移动15°，在制定统一时间时，位于荒蛮地区的某个国家难免会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例如位于英国东海岸大雅茅斯的人和位于西海岸最远端的人相比，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他会感觉时间晚了半小时。对于依赖电报联络(如拿破仑大军所做的那样)协调作战行动的军事计划制定者们来说，时间的一致性非常重要。这一点对其他人则并非如此。随着蒸汽时代的到来，对于编制列车时刻表的人们来说，时间不统一是个大麻烦，因为列车要在各自为政的时区之间移动，而且速度太快。

　　 为了避开这一麻烦，人们划定了时间经度线。位于伦敦东南，在皇家伍尔维奇兵工厂和皇家海军学院附近的格林尼治天文台(Greenwich Observatory)被划定为统一时间的原点，然后有了新词语“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GMT)。自19世纪40年代起，在英国全境，统一时间渐渐为人们所接受，随后欧洲人也接受了它。自1884年10月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起，“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成了国际标准时间。

　　 如今，精确的时间概念已然成为商业领域、金融领域、国际交往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正如生活在16世纪的农民完全无法想象，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时间居家过日子，按照格林尼治标准时间设定自己的时间，生活会变成什么样；自称生活在地球村里的21世纪的村民同样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了统一时间，人们将如何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