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战神到激光手术刀·第一
作者：迈克尔·怀特 ·美国
出自————《战争的果实》
出自————《战争通史》
第一节 血染的教训
世界上首先为医疗救护者命名的是爱奥尼亚人(Ionians)，是他们创造了“医生”一词，当时这个词的意思为“拔箭者”，那是公元前1000年的事。
然而，尽管他们为救护伤病员的人起了个专有名词，古时候的军事领袖们对医生所做的事几乎不闻不问。对大多数指挥官来说，士兵在战场上受伤是必然的，伤兵的命运常常有赖于战神是否垂顾——战神决定着伤兵的死活；只有高级官员和贵族才会得到特殊对待。
对于古时候的人们来说，医生所做的事往往和祭司所做的事纠缠在一起。这一现象足以解释，为什么装神弄鬼的巫医们总会出现在许多古代文明国度的宗教仪式上，以及政治场合中：例如，外科手术往往和乡俗仪式以及宗教典礼同时进行。比如天灵打孔术——一种在人的头盖骨顶端钻孔的技术(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空气进入大脑)，最初就诞生于古埃及的一种匪夷所思的仪式上，而且是一种由身兼祭司的医生操作的仪式。尽管这一类操作数千年来总是被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早期的行医者们仍然可以从战场上以及战场以外积累实用的和可行的知识。
据悉，被冠之以“医学之父”头衔的罗马神话人物爱斯库拉皮厄斯(Aesculapius)历史上确有其人，其原型人物据认为是公元前12世纪的一位海军外科医生。据说他首先倡导了医学高标准，治疗箭伤的好方法也出自他手。
许多古代医生相信，他们可以向军队提供及时的帮助，而且他们很有远见，深知战场上的实践对提升医术是无价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经写道：“大凡想成为外科医生的人都应当上战场。”可惜的是，仅有极少数足够英明的军事领袖对此有同感，或能够理解在战斗进行时，医疗的存在是何等重要。当年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授权医生们随大军远征，然而他对医生几乎没有任何信任感。公元前324年，远征军围攻巴比伦(Babylon)时，他染病发烧。当时他拒绝治疗，未久，他便魂归故里。
古代留存的文献中有一些关于医生随罗马军团远征，在被占领土上从事医疗救助的记录。17世纪的萨克逊人以这样的描述提示外科医生如何治疗剑伤(后边的文字源自一段拉丁文文献)：“鸢尾属植物掐其两头备用，晾干，取2.3克；梨树枝、花楸树皮、孜然芹、月桂树果第四层等各取0.8克；取胡椒6粒；以上药物全部碾碎至粉状，装入两只空蛋壳内，注入酒，给伤员饮用，至痊愈。”
以上所述即是远古时期以及欧洲中世纪暗无天日时期(Dark Ages in Europe)关于医疗救治情况的写照。不过，那一时期的确出现过几位勇于革新的人物，以某种方式改善了手术技巧，减轻了伤兵的痛苦。特别具有创造性的是亨利·德蒙得维尔(Henri de Mondeville)，即《外科学》(Cyrurgia)一书的作者。他从1306年开始写作该书，不过它最终成了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这部著作几乎通篇都是反传统医学的内容，是对公元2世纪古罗马时期的医圣兼作家伽林(Galen)的全盘否定。后者是那一时期医学领域无所不知的圣贤。其实，德蒙得维尔的方法非常先进，他所说的治愈伤口的最佳方案经常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他这样描述了有关缝合大肠的方法：“将大肠放回腹腔空穴前，像皮匠那样将其缝合。”
可悲的是，他的医术得不到同辈们的认可，而且他的大部分方法后来也失传了，直到19世纪才重新被发现。不过，亨利·德蒙得维尔极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位将战场上获得的医疗知识用于拯救平民的医生。西班牙城市阿拉贡(Aragon)和比利时法兰德斯省(Flanders)的战事结束后，他返回巴黎建立了一家外科学院，学院在每个月的首个星期一向公众开放，从事“……普通外伤和瘀伤”治疗。
在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职业医生开始高度重视战场经验，并且将他们的所学用于平民。英国医生威廉·克罗维斯(William Clowes)凭着其大无畏的精神和高超的军事外科手术拯救过数千名士兵的生命，因此赢得了美誉。1575年，他被任命为伦敦圣巴索洛米奥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首席外科医生。他后来写了一篇治疗外伤的论文，该论文成为一种标准，并且得以延续一个多世纪。
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在战场上目睹过大量惨不忍睹的外伤，积累了经验的外科医生们，他们借助纸和笔，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所见所闻散布给了更多的人们。在欧洲广为传播的有1497年出版的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的《外伤治疗法》(Buch der Wund Artzney)，以及20年后于1517年出版的汉斯·冯·戈斯多夫(Hans von Gersdorff)的《战场外伤治疗法》(Feldbuch der Wundartzney)。这两本书都生动地记述了作者亲历的战事：随着火药的发展，加农炮弹的诞生，以及铅弹的使用，导致伤势恶化的程度比以前更甚。这两本书同时也向那些没有亲自上过战场的外科医生们提供了为民间伤病员进行治疗的新点子。
历史上最有远见的外科军医当数法国医生安布罗伊斯·佩尔(Ambroise Paré)。1536年，学徒期刚一结束，他立刻奔赴战场。尽管在巴黎受训时，他已铸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他仍然被战场上亲眼所见的景象惊呆了。佩尔特别痛恨的是用火燎法处理外伤，即，利用开锅的油脂或烧红的通条处理外伤。之所以如此，绝不是因为他惧怕那种恐怖的场面，而是因为他确信，这一技术的弊大于利。与佩尔同一时期的一位青年外科医生汤玛斯·盖尔(Thomas Gale)曾经动情地写道：“……烧烫的烙铁烙在伤口上的恐怖情景如此骇人，以致许多伤员心想，反正难逃一死，宁肯带着伤死去，也不愿惨遭那可怖的火刑。”
有一次，佩尔的上司下令，让他对某人使用油脂和热烙铁。作为下级战地医生，佩尔除了服从命令，几乎无计可施。然而，某天夜里，佩尔孤身一人被留下来处理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一批伤员。他打开储药柜才发现，油脂已经用完。考虑了一小会儿，佩尔决定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对这些人施用他一直在试验的一种混合剂——蛋黄、玫瑰油、松节油的混合物。
佩尔后来作了如下记录：
那天夜里，我没有睡踏实，心想那些没用油脂处理过的伤员要么会死掉，要么会中毒。所以我一早就爬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我发现敷过愈合剂的人几乎没遭什么罪，伤口既没有烧灼感，也没有肿胀，而且夜里他们也休息好了。按命令用开锅油处理过的那些人却发着高烧，忍着剧痛，伤口及周边都肿得老高。那时我便下了决心，永远不再用火燎法处理受枪伤的人了……再也不能继续那种我尽力，其他听天由命的办法了。
深受此次成功的鼓舞，佩尔开始转向长期以来困扰军事外科学的另一个麻烦，以便寻找解决方案。对待四肢严重伤残的人，以前常用的办法是将他们丢弃在战场上。如果将他们救回来，唯一的办法是静观两天，看看他们能否挨过坏疽病。闯过这一关后，他们还必须忍受在非麻醉状态下截肢。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人在手术台上就吓死了；许多闯过第二关的人也会因失血过多而毙命。佩尔相信，以当时的火燎法作为标准技术，烧烫的通条只会加重血管创伤，为伤员截肢后，用此种办法处理创面绝不是最佳方案。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次战地救护中，佩尔设计了一种方法，他用一种半月形的针刺穿血管，用一把镊子夹住弯针进行缝合，然后将线的两端系死。就这样，佩尔发明了缝合术，此种方法沿用至今，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直至激光手术刀问世。激光手术是现代形式的精准火燎法，在显微镜下施行，可愈合血管和外伤。
虽然采用佩尔的技术有时需要使用多达40块纱布，缝合40针，他的方法通过被他施以手术的人得到了验证——经他施以截肢手术的人，其存活率三倍于采用传统方法截肢的人。尽管佩尔当年渐渐成为事实上最受欢迎的医生之一，并且连续为四朝法国国王担纲御用外科医生，他却得不到同辈们的认可。直到300年后的19世纪，他当年的激进想法才被世人广为接受。声誉卓著的巴黎医师协会(Paris Faculty of Medicine)的一位成员(佩尔的对手之一)甚至如此贬低他的创新：“一个无知的误入歧途的家伙，由于其知识的贫乏，最近竟如此大胆，拒绝在遭受严重损伤的创面上使用烧红的烙铁为动脉止血，并且违背常识，用一种所谓的新方法代替。殊不知用绷带给动脉止血，绷带本身远比用烧红的烙铁给动脉止血危险许多……事实上，采用这种残忍的方法进行手术，谁要能在术后活下来，真得谢天谢地了！”
17和18世纪，抱着上述对立成见的医生大有人在。那些富于远见的革新者们和许多固步自封的“专家们”在知识水平方面有着天壤之别。有两篇针锋相对的医学报告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1689年，某位英国医生在描述他的“治疗外伤新法”时，用匿名写道：“将两只奶狗在两磅沸腾的百合油里煮到骨肉分离，用红酒泡少许蚯蚓，然后将红酒过滤，再往过滤的红酒中加入松节油和一盎司蒸馏过的红酒。”
同年，佩尔的支持者之一，法国外科医生莫雷尔(Morel)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止血带。那是一种能够在战场上和战场之外拯救无数生命的发明。关于如何用它在截肢手术中止血，他的记录相当生动：“用长10厘米左右的钢棒压住主动脉，然后将其勒紧，直到纱布压住的血管不再喷血，即可开始截肢。”
像佩尔之类的人创新的医术，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会被医学同侪们认可。如若不然，经历过战场千锤百炼的精湛的手术方法肯定会很快传入民间手术室。1824年，著名外科医生阿斯特利·库珀(Astley Cooper)因其截肢手术可在20分钟内完成，受到同业人士的追捧。库珀的技艺也是在战场上练就的。然而，10年之后，有个人将此技艺进一步完善了。惠灵顿医院(Wellington)艺高人胆大的首席战地外科医生詹姆斯·赛姆(James Syme)曾经在法国为数千人截肢，他能够在90秒内完成肌腱、骨头、肌肉等的剥离，将一条腿卸下来。在麻药发明之前的那些年月，赛姆的手术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热捧。
其他融合了速度和精湛医术的方法以及手法，同样也是从战场上练就的。体壮如牛的罗伯特·利斯顿(Robert Liston)脾气暴躁，常常口出秽言，不过他做手术快如闪电。人们常常看见他用牙咬住刀子，双手腕关节以下探入人的胸腔，或深入人的腹腔，摘除肿瘤。值得一提的还有亨利·克莱因(Henry Cline)，他对工作如此投入，甚至在婚礼当天还授过课。另外还有一个当代人——许多人认为他是当代外科医生中最负盛名的人——乔治·詹姆斯·格思里(George James Guthrie)，他让人们认识到，只要将受损的关节取出，必须截肢的人即可完整地保住上肢或下肢。他还为股骨受伤的士兵设计了一种夹板。这一发明像莫雷尔的止血带一样，能够出奇制胜，因为它既简单，又实用。
在当代人的观念里，不施麻药的手术简直无法想象，实在是太恐怖了。不过，19世纪中叶以前，人们别无选择。19世纪初期的英国女作家范妮·伯尼(Fanny Burney)强忍疼痛亲历过一次未经麻醉的乳房肿瘤切除手术。对此，她有一段详尽的、直白的描述。她是这样写的：“杜波依斯先生将我抬到垫子上，用一块薄纱手绢盖住了我的脸，不过手绢是半透明的。因此，我透过手绢看到，七个大男人和我的护士立即围了上来。我拒绝他们按住我。然而透过白晃晃的薄纱，我看见一道明亮的金属光泽闪过——我赶紧闭上了眼睛——没错，当那可怕的金属刺入我的胸部，切割我的静脉、动脉、肌肉、筋腱时，我情不自禁地拼命喊叫起来。”
一位16世纪的外科医生也留下了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述：“我正要给一位大约40岁的男人截去大腿。我握紧了锯子和烙铁，摆好了架势。那男人突然发出如雷般的吼声，大家四散而逃，剩下的只有我的大儿子，因为他当时还小。我派给他的任务是按住那人的大腿根，只是为了防备万一。我老婆当时正怀着孩子，她挺着肚子从隔壁跑过来，按住了‘病人’的胸部。看来我和那男人都要疯了。”
麻药在世界上首次使用，并非出自战地外科医生之手，而是出人意料地出自纯学术氛围的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出自化学家汉佛莱·戴维(Humphry Davy)用一氧化二氮(笑气)进行的多次实验。1880年，他在一本书里描述了他的发现，书名为《从化学和哲学视角主要关于一氧化二氮对呼吸作用的研究》(Researches，Chemical and Philosophical，Chiefly Concerning Nitrous Oxide and its Respiration)。但是，这些实验对医学几乎没产生什么作用，一氧化二氮后来也极少用于人体实验。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人首先注意到了氯仿(可以说它是被医学界最先认可的麻药)的威力，欧洲人注意到氯仿则是在1831年。美国人塞缪尔·格思里(Samuel Guthrie)，当时尚未移居海外的德国化学家贾斯特斯·冯·利尔比格(Justus von Liebig)，以及法国人尤金·索贝兰(Eugéne Soubeiran)，他们三人分别用氯仿反复作过实验，并且对它那些看似神奇的特性作了描述。内科医生约翰·迪芬巴赫(Johann Dieffenbach)第一次目睹它作为麻药使用时，曾经惊叹道：“人们长期以来的美梦终成现实：手术终于可以无痛了！”
然而氯仿的副作用极为明显。曾经试用过它的医生原本为数不多，没过几年，连他们也不再用它了。毫无疑问，这种化学物质能对病人起到麻醉作用，不过它又使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患上了心脏病。
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乙醚替代氯仿，成为唯一可用的麻药。时间又过了数年，一种更为有效的物质乙基氯被人们认可。然而，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些麻醉用品仍然不为世人熟知。由于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生儿子利奥波德(Leopold)时授意在她身上使用氯仿，氯仿得以声名大震。后来氯仿的名声一落千丈时，医生们对其他麻药也只是持一种观望态度。尽管人们尝试过许多补救方法，由于麻药的名声不好，局势始终没有得到改观。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牙医霍勒斯·威尔斯(Horace Wells)最终成了掉进煲好的一锅麻药汤里的耗子。有一次，他给学生们上课时数错了药片，使全班同学眼睁睁地看着牙科病人狂受折磨。威尔斯因此名誉扫地，得了抑郁症，一病不起，服用氯仿成瘾。在一次精神错乱中，他向两个妓女投掷硫酸，因此被捕入狱，在狱中自杀。他的经历在美国广为流传，因此麻药被人类认可延迟了好几年。
人们对麻醉药彻底转变态度，是伴随美国内战而来的。仅在葛底斯堡(Gettysburg)一场冲突中，敌对双方的伤亡人数就达到了54807人。1864年，在格兰特将军(Grant)对科德哈堡(Coldharbour)的一次突袭中，伤亡人数一小时就达到了1万。这些人要么死在了他们倒下的地方，要么在临时手术室里进行了救治。现场的外科医生们个个浑身是血，从一个伤兵走向另一个伤兵，用污浊的围裙擦拭手术刀。他们一会儿卸掉一只胳膊，一会儿又缝合一段肠子。值得庆幸的是，部分伤员用上了氯仿和乙醚。可惜麻药储备很快消耗光了，许多伤员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死去。
这场战斗过后，所有参战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疗分队随行，且须携带足够的麻药储备。由于乙醚和乙基氯的帮助，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们才得以存活。回想起采用麻药之前的恐怖情景，如今的伤兵们因神奇化合物的帮助减轻了痛苦，因而得以兴高采烈地返回家园。从那以后，即19世纪60年代末之后，无论在美国或是欧洲，手术都要在实施麻醉之后才能进行。
美国内战最终成了军事医学的一道分水岭。或许，人类从那场战争中收获最大的是，麻醉药品逐渐被社会广为接受。同一时期当然还有其他拯救了无数生命的创新：从战场上抬送伤员使用的是效率更高的推车和担架；野战医院的管理、供应、人员配备更为合理；战地外科医生发明了弹片探测器——为取出深入伤口的弹片而专门设计的一种镊子，所有这些都使医疗保障得到了跨越式的完善，而弹片探测器不久之后就在民间医院里得到了应用。
一些人认为，如果将军事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自有人类以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跨时代的。这场战争和其他所有战争一样，是丑恶的和肮脏的，它使人类退化到像动物那样自相残杀的水准，而战争规模之大，出乎人们先前的预料。在法国北方的索姆省(Somme)，比利时西部的伊帕尔(Ypres)、法兰德斯省(Flanders)、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等地，战争场面之恐怖，超过了人类以往的所有冲突，而伤亡人数则成百倍地超过以往同等规模的战事。这场战争导致各种新式的极为致命的武器投入使用，给外科学和医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杀伤力更大的步枪横空出世，更由于地雷的普及和引爆方法愈加多样化，人们面临的麻烦急剧增加。德国人在北部非洲布下的破片杀伤人员地雷(anti－personnel mine)成为一个特别令人伤脑筋的范例。这种地雷大小犹如果酱瓶，一旦有人踩中触发器，它就会蹦到空中两三米的高度，从中炸出300个金属球。
这样的趋势仍在继续。基于越南战争和两次海湾战争所作的改进，枪械、炮弹、反坦克武器、地雷等变得更为致命，致使从战场输送到手术台上的每一位伤兵都带着多处致命伤。美国军方在沙漠风暴战役后的统计资料显示，在这次冲突中送进医院的伤兵们身上，平均每人有100处创伤。
严重的创伤常常会导致战地外科医生们采取一些极端的方法处理伤口，从而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伊斯曼柯达胶片公司(Eastman Kodak)的研究员哈里·库佛(Harry Coover)利用一组名称为“氢基-丙烯酸树脂”(cyanocrylates)的化学物质开发出一种透明胶水。这种胶水原来的用途是修复枪械瞄准具。在越南战争期间，外科医生们尝试将其喷到重伤员们的创口上，用它封堵严重的致命伤，以便伤员们到达野战医院前赢得一些时间。基于越战的成功实践，这种材料在医学领域得以沿用。作为“超级胶”，它进而被用到了更为广阔的领域。
近一时期，美国国防部一直在致力于开发一种独一无二的绷带，其名称为“妙封绷带”(Chitosin bandage)。这种绷带的研发者是军方医学研究和材料开发中心(Medical Research and Material Command，简称“医材研发中心”，MRMC)，它可在敷于创口二到四秒钟内止住严重的动脉出血。这种绷带的黏性和强大的结块能力可产生创面压，控制大出血，避免其转为内出血。在一份致美国政府的报告中，美国军方首席科学家汤马斯·基里昂(Thomas Killion)对这一创新赞不绝口。他的评价是：这种绷带可“……用于各种外伤，小到枪伤，大到地雷炸伤，均有奇效。它的底线是……至少可拯救生命”。
战争致伤的严重程度被人类不可避免地提升到了可怕的高度。人类开发的那些越来越险恶的武器通过创伤程度向世人炫耀着它们巨大的破坏力和精准度，使看到它们的人想到未来更加险恶，立刻就能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惧。不过，假如人们还能从乌云密布中看见一线曙光，那肯定会是：创伤越是复杂，外科医生从中学会的就越多。军事外科学的第一要义是，减轻各种武器的破坏力，以及由此导致的创伤程度；还有就是与民间医学分享更多的信息。特别令人惊奇的是，由先进武器导致的许多创伤跟交通事故中伤员们遭受的面部和四肢创伤非常相似。
在战场救治伤病员方面取得的进展——重量更轻的新型夹板、更有效的止疼药、透气性更好的绷带，另外还有外科医术的迅速提高——极大地改善了民间急救水平，因而提高了意外事故中伤员的存活率。不过，迄今为止，急救领域最重要的进步首推一项技术，它的命运有如麻药的使用，形成理论并单独试验了好些年，最终也是借助战地医院的使用才得以走向前台。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长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目睹了早期输血技术的一些尝试。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往一只狗的血管里注射多种液体时，他是现场见证人之一。之后不久，他向其他人叙述了法国的笨蛋内科医生让－巴普蒂斯特·丹尼斯(Jean－Baptiste Denys)将一只狗的血输给另一只狗的经过。还有一次是在1667年，作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员，他目睹了理查德·洛厄(Richard Lower)把绵羊的血输给他当时关照的一个名叫阿瑟·科伽(Arthur Coga)的神学院学生。后者被描述为患上了“某种癫狂症”。令人肃然起敬的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会员们相信，这种换血方式没准真会让那小伙子免除痛苦。从某种角度说，结果的确如此：在一群旁观者众目睽睽之下，小伙子几分钟内便呜呼哀哉了。
人们曾经多次在战场上尝试用健康士兵的血液拯救在手术台上因大出血行将毙命的士兵。第一次这样的尝试是一位名叫布伦德尔(Blundell)的英国医生于1818年进行的；随后在1870年普法战争(Franco－Pmssian War)时期的圣普里瓦战斗(Battle of St Privat)中，据说德国人伤亡惨重，15分钟内，伤亡即超过5000。情急之中，医生们选择了在泥泞中尝试输血。其结果是，没有一个士兵经过这种无奈的尝试得以生还。
在当代人眼里，导致上述各种实验注定会失败的许多原因显而易见。然而，当时人们对血型却一无所知。实际上，在佩皮斯所见所闻的事发生之后又过了两个半世纪，研究人员才逐渐认识到血液扮演的多种角色，以及血液成分的复杂性。这一领域的先驱人物是美籍奥地利裔医学家卡尔·兰兹泰纳(Karl Landsteiner)。他费时多年，潜心研究了上千次输血试验失败后记录下的信息，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人类的血液是不尽相同的。他指出，血液具有不同类型的载体，称作抗原(一种可产生排异载体的化学物质，可协助人体抗击感染)。兰兹泰纳发现，将载有不同抗原的血液混合，血液中的红细胞即会凝结，致人死亡。唯有抗原相同的血液才能混合，抗原相同的人才能互相输血。在此研究基础上，兰兹泰纳总结出，基本血型可分为四大类，他将其称为A型、B型、O型、AB型。他的这一发现顺理成章地解释了为什么以前曾有极少数输血试验获得了成功：参试人员碰巧采用了同一类型的血源。
正由于欧洲战事看起来无法避免，英美两国政府开始为即将来临的冲突作准备，一些具有超前洞察力的军医们将思路转向了研究血液的特征和输血的可行性。那时候，兰兹泰纳已经在坐落于纽约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工作。在生命的晚期(他卒于1943年，享年75岁)，他带头发起了建立血库的尝试，并参与制定了将志愿献血者的血液运送到前线的管理办法。
人们无法估量的是，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民间，自输血方法诞生以来，它拯救的生命从数量上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为战事供应血浆，这方面做得最好的组织莫过于红十字会。据估计，在“二战”期间，这一组织往战斗前沿输送了1300万品脱(相当于7250升)血浆。不仅如此，“二战”以后，红十字会总是不失时机地提醒公众们，为血库作贡献意义重大。
如今，搜集战场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们的报告以及医学创新的专业组织深受社会的欢迎。从战区归来的外科医生们常常会发表论文或著书立说，描述他们为伤员们做手术时偶然采用的新技术或新方法。这些新的认知很快会流传到日常医疗领域。
过去数百年间，人们总是忽视具有创新精神的外科医生们在战争环境中的发现，这样的事如今几乎不太可能发生了。对于军事外科医生们来说，重要的创新会为他们赢得崇高的声誉。而且，如今人们有理由相信，大凡能够经受战场考验的东西，经过完善，一定会在民生领域创造价值。
第二节 万能救命药
如果刀光剑影带来的伤害会使人立刻感到疼痛，意识到死亡会接踵而至，在飞沙走石和血肉横飞的战场感染疾病，虽可苟延残喘一时，却同样在劫难逃。
甚至在不久前的20世纪20年代，由于疾病、缺粮、露宿等导致的非战斗减员远远多于战斗减员。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有186216人死于疾病，两倍于作战中死去的人数。仅就死于痢疾的人来说，数量就高达45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寒是个大杀手。在战争初期的六个月里，这种疾病仅在塞尔维亚(Serbia)就夺去了15万名士兵的生命。到战争结束时，仅俄罗斯就有300万条生命被它吞噬。列宁曾对这场灾难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社会主义无法战胜这一疾病，它将反过来战胜社会主义。”
中世纪以前，发生战争的地方通常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上达贵胄，下至平民，都要送别亲友，背井离乡，跋涉月余，去遥远的地方为国王和王后而战。故乡人常常会无望地盼着亲人早日归来。中世纪早期，伤兵们通常被送进修道院进行康复，因此修女和修士们成了最早的护士。这些善男信女们自己总结出了一套对付伤病的方法。经历过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死去的长眠在了修道院的地下，活着的投入到了新的战斗行列，而修女修士们学到手的医术随后被用于造福周边的民众。
在以上人际关系中，有一种怪异而流行的现象，即大多数人(包括修女和修士们)总会认为，与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相比，被疾病缠身的士兵总有点“不那么光彩”。这一奇怪的观点源自当时的思维方式，即，这是对偷偷犯下罪孽的人的报应，是上帝为惩罚这些可怜虫，才使其被各种疾患缠身。相反，谁要在刀光剑影中受伤，会被看作是“正当的”，伤员因此会受人们尊敬。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结果之不幸可想而知，尽管由于感染瘟疫、卫生条件恶劣、营养不良等失去生命的士兵人数远远多于倒在战场上的士兵人数，人们在最佳疗伤方案方面的知识却远远超过处理感染方面的积累。
士兵们的磨难往往始于受伤。如果某人因中箭或中弹不幸受伤，生存的唯一希望就是借助外科医生的医术，将多数场合会进入人体深处的异物取出来。公元1199年，在沙鲁(Chalus)围城战中，仅仅因为皇家外科医生拔除箭头时无法保证不伤及动脉这一小小的难题，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Caeur de Lion)便命赴黄泉。然而，侥幸闯过手术关的士兵还要仰赖自然环境不至过于恶劣，才能躲过无处不在的细菌和病毒。杀菌剂和抗生素问世之前，相对较小的破口也会导致感染，甚至死亡。
说到对军队的摧残，很少有哪种疾病能超过梅毒。当年这种细菌杀人数以亿计，它的传播能力犹如当今的艾滋病，并且延缓人类社会发展约五百年。哥伦布将这一疾病从新大陆带到了欧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灾难已经迅速扩张。实际上，王后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和国王费迪南二世(Ferdinand)统治时期，这一看不见的疾病已经通过其载体，在西班牙的客栈里和妓院里展开了攻势。两年后，人们对梅毒的恐惧已等同于瘟疫；它破坏之严重，也等同于瘟疫。
哥伦布返回欧洲一年后的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Charles Ⅷ of France)出征意大利半岛。他的军队是一支泛欧洲大军，一帮乌合之众，由1.8万人的法国骑兵、2万名来自十多个国家的步兵组成，其中包括3000名瑞士长矛兵。他们几乎没受阻拦，即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本土。两个月之内，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相继陷落。侵略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像过节一样为胜利纵情狂欢。他们就这样长时间地耽溺于吃喝嫖中。
第一轮纵情过后，除了一个例外，兴高采烈和信心十足的查理大军继续向那不勒斯挺进，大军如入无人之境。那次例外发生在退守到城郊军营里的一帮战士中，他们是一帮下等那不勒斯人(Neapolitan)。他们本来对战斗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一队刚刚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Seville)的客栈里纵情过后赶来支援的西班牙士兵帮了他们。后者带来了急需的武器和物资，同时还带来了梅毒。
完成对上述军营的包围后，法军和追随他们的乌合之众采取了围而不攻的策略。他们整日饮酒作乐，满心希望被围困的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要么投降，要么饿死。对驻扎在军营里的守军来说，形势的确不容乐观。粮食和饮用水已经不足，随着天气转暖，拥挤和肮脏的环境必然会引起病患。然而，当情势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被围困的部队却在法军眼皮底下出人意料地溜走了。而且，这些人在规划出逃行动时，还作出了致大多数敌人于死地的决定。随着时间的迁延，这一决定反过来又贻害于他们自己的同胞。
意大利解剖学家加布里埃罗·法洛皮奥(Gabriello Fallopio)的父亲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这样记述了被围困的最后几天：
由于他们人数不多，被法国人远远超出，他们唯有悄悄潜行才能逃出被围的营地。逃离之前，他们留下一支守军，在水井里下了毒。这还不够，他们收买了向敌军供应粮食的意大利磨坊主，让他们往粮食里掺石膏。更有甚者，他们借口军营里粮食短缺，将妓女和女人们赶出军营，尤其是染病的美丽的女人们。法国人抓住了她们，被她们的美丽所吸引，以慈悲之心收留了她们。
这一诡计最终得逞了：法国人理所当然放松了警惕，并且相信，军营中的老百姓都已死去，成功出逃的意大利士兵和西班牙士兵暂时还无法重组。然而，实际情况是，军事和政治形势均已发生了不利于入侵者的逆转。由于不满查理八世的暴虐，西班牙人和德国人放弃了中立，威胁要攻打法国。与此同时，决心将敌人赶出亚平宁半岛的威尼斯人(Venetian)已经建立了威尼斯联盟(League of Venice)，并开始向米兰城供应军事装备。
迫于从前的盟友们数次采取军事行动的压力，查理八世决定撤军。然而，威尼斯联盟依仗4万大军的强势，正集结在帕尔马(Parma)，恭候查理八世和他的远征军。习惯了那不勒斯的阳光，骄奢淫逸和过分自信的法国骑兵和步兵，多数人此时已经染病，几乎没有机会获胜。法国大军被冲散了，而且溃不成军；仅剩的一小股幸存者穿过欧洲大陆，疲惫不堪地逃回了法国、瑞士、奥地利。
在缓慢的、受尽磨难的逃亡途中，这些人几乎没得到什么慰藉。许多士兵在路途上染病，在行军途中倒地而亡，剩下的人则步履蹒跚，脸上和手上长满了像麻风病人一样的，由梅毒引起的斑块。在阿尔卑斯山的村庄里，沿着炙热的瑞士乡间土路，昔日里曾经洋洋得意的法国士兵们要么成了瞎子，要么精神错乱，唯有死亡能带给他们安逸。
其他一些人的症状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发展迟缓。返回故乡的数千人不过是表皮带着些外伤，口腔和鼻腔有些轻微的痛感而已，这些表象常常被人们误以为感冒引起的疼痛和溃疡。在晚期病症显现之前，平安返回故里的幸存者们已经把致命的传染病散布出去。
对于梅毒在人间肆虐，医生们曾经束手无策达好几个世纪之久。曾经广为流传的是，严格控制砒霜的用量，可减轻这种病的性状。有些江湖骗子采用水蛭疗法、放血疗法，以及他们自创的一些不可告人的土法治疗此病。那一时期，没有人知道疾病是如何传播的，而“传染”这一概念则闻所未闻。外科医生们常常是刚解剖完尸体，连手都不洗，即进入产房接生。但凡听到他人提起消毒剂，许多人立刻会皱起眉头。
19世纪30年代，许多医生逐渐认识到，“污物”在某种程度上会帮助疾病传播，然而每一位医生和每一名护士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也是在19世纪30年代，一位在美国中西部工作的名叫爱德华·贾维斯(Edward Jarvis)的医生在他的论文集里记述了他的一次经历，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年的混乱。当时他在帮助一位同事监督学生包扎病人的一条伤腿。他扭头吩咐一位医科学生帮忙取一块石膏板过来。“我还真不知道抽屉里有没有你要的东西。”那年轻人说完拉开了柜子门。让贾维斯不寒而栗的是，柜子里有一大摞从淤伤、溃疡面、刀口等创面上拆解下来的石膏板和包扎用品，许多东西还带着脓和血结成的痂。这些放在柜子里的东西显然是备用的，而不是丢弃的。
虽然人们当年对许多事情还无法作出解释，19世纪50年代中期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之前，事情已经变得很明显，战场以及野战医院是一些致死疾病的传染源。由于受到“梅毒问题”的胁迫，英国在那场战争中差点战败，使人们尤其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原因何在，医生们已经很清楚，梅毒在妓女中最为普遍，这种病肯定是通过妓女传给了战斗部队。因此，当时的英国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禁止妓女从英国赴前线，同时阻止境外妓女或已知有这种病的人进入英国。相同的措施战后一直延续下来。作为控制梅毒的一项措施，伦敦、曼彻斯特，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妓女们被强制接受定期体检，一旦查出患病，会立即被关押起来。
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吧，人们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教训中对这种病的成因取得了相同的认识。死于内战的60万人中，三分之二死于疾患。这一统计数字震惊了美国政府，因此就有了美国卫生委员会(Civil Sanitary Commission)，同时任命纽约内科医生伊莱沙·哈里斯(Elisha Harris)担任该机构的领导。这一革命性的机构甫一设立，立刻着手对医疗系统进行改革，提升了医疗服务设施，改善了穷人的营养状况。
19世纪后期，医生和科学家们逐渐发现了疾病、卫生、营养之间的确切关系。借助生物化学以及其他生命科学等新学科的帮助，研究人员逐渐揭示出，感染源实际上是细菌和病毒。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对治病和生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生病是上帝报复的结果，或是由于肮脏的灵魂招致的祸水等说法正在迅速失去市场，科学和发现带给人们的光明前景广受社会的欢迎和鼓励。
苏格兰教友派信徒约瑟夫·利斯特(Joseph Lister)即是受到此种鼓励的典型。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学院派人物，曾参与显微镜的开发。正是源于此，利斯特被送往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主修医学。1854年毕业之后，他受命担任爱丁堡(Edinburgh)著名外科医生詹姆斯·赛姆的助理。之后他娶了后者的女儿为妻。作为外科医生，利斯特很快认识到感染带给人类的侵害。
当年，徘徊在各医院的最大杀手是脓血症。在某些医学院，由脓血症感染导致的初生婴儿死亡率竟高达30％，将近80％的截肢病人在术后几天内死于同一疾病。这些令人恐怖的统计数字让当年的一位外科医生直率地说出这样的话：“到医院来做手术的人面临的死亡风险比奔赴滑铁卢战场的英国士兵还要高！”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患病死亡的士兵人数同样震撼了医学界。对于如此众多的年轻人走向死亡并非因为敌人的枪弹，而是因为疾病，当年的报章编辑们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由于利斯特才华横溢，善于接受新事物，在校期间他已小有名气。还在学生时代，他已经对医学史着了迷。所以，他对此前人们在感染机制方面的研究了如指掌。他对法国化学家帕斯特(Pasteur)阐述细菌在腐烂和发酵过程中的作用赞扬有加，对此，他如是评论说：“那法国人干得漂亮。”19世纪50年代，有了帕斯特的研究基础，利斯特已经非常确信，在手术过程中和术后恢复过程中，细菌导致了绝大多数感染。因此他将研究方向集中到开发一种杀菌剂以及无菌技术方面。
他包扎伤口的方法是：将专用绷带经碳酸液浸泡，敷在伤口上，然后在其上盖一块金属片或者他称之为“麦克”(Macintosh，实际上是一种橡胶)的东西，最后才将伤口扎紧。借助一层无渗透薄膜，这种包扎可有效地将细菌隔绝在外。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采取当时颇有争议的措施，在手术过程中不断地在手术室内喷洒碳浸液，并且尽可能将手术器械、绷带、外科医生的双手等小心翼翼地清洗干净。
这些措施立即产生了明显的效果。1866年开始采用消毒和防腐措施之前，利斯特的记录显示，1864到1866年间，有35位病人做了截肢手术，其中有19位活了下来，16位死了，死亡率为45.7％。他的技术被采用之后的三年里，40位手术病人中有34位存活，仅有6位死于感染，死亡率仅为15％。
然而，医学界多数人对利斯特的成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极力诋毁。让他们无法接受的是，医生居然要对病人的感染负责，那些小东西居然会有那么大能耐。一位久负盛名的外科教授约翰·休斯·贝内特(John Hughes Bennett)甚至宣称：“那些小个子野兽在哪儿呢？拿出来给我们看看，眼见为实嘛。有人看见过它们吗？”
由此人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民间医学界在认可麻药的重要性，接受亨利·德蒙得维尔、安布罗伊斯·佩尔、乔治·詹姆斯·格思里等人的革命性方法时，总是显得慢之又慢。所以，唯有借助军事层面的强制命令，利斯特那些激进的科学方法才得以推广。
然而，对于卷入1870年普法战争的大多数士兵来说，利斯特的方法未免来得太迟了。13200名被截肢的人中有10000人死于坏疽病和其他感染，死亡率几乎达到了76％。亲眼目睹过那场战争之恐怖的许多外科医生直到那时才理解了利斯特，进而向他那些长期以来游离于医学边缘的革命性措施敞开了胸怀。一位年轻的德国人约翰·里特尔·冯·努斯鲍姆(Johann Ritter von Nussbaum)从前线返回之后，迫不及待地试图降低术后死亡率。他前往苏格兰拜见了利斯特。回国之后，他对利斯特思想中的那些闪光点赞不绝口。他热心地宣传说：“来看看我的病房吧……它们不久前还被死亡笼罩着。如今我和我的助手们以及护土们引以为自豪的是，尽管这种治疗方法有缺陷，但它仍然让我们心服口服。”
其他人同样也心服口服了，并且心悦诚服地在自己的医院里开始了试验。在整个欧洲，按照“利斯特主义”行事的医生们很快就目睹了医院的死亡率显著地直线下降。在普法战争结束不久后的1878年，帕斯特向法国卫生部官员们出示了微生物导致感染的理论依据。随后不久，他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对利斯特的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结合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战场大屠杀促动了独辟蹊径的探索，外科学因此在10年间得到了彻底改观。
即便如此，外科学在手术室之外仍然存在巨大的改进余地。仍然有15％的病人在术后三天内死亡，每年仍然有数量可观的人受到细菌和病毒的感染，咽喉疼痛和伤口感染仍然可致人死亡。显而易见的是，喷洒化学药剂，在碳酸液里浸泡绷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有效地抗击感染的物质。
人们总是将发现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的主要功绩记在英国医生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的名下。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误导。弗莱明是上层社会的医生，他极具个人魅力，在马球场上，以及外出打猎的时候，他贡献过许多聪明才智。在这一突破性的成果中，他确实起到了主导作用。不过，像他一样优秀的人多得是，他们作出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
1900年，19岁的弗莱明自愿参军，随英军远征南非，跟布尔人(Boer)作战。在那里，他目睹了他那个年代或者说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野蛮的战斗。回国之后，他利用一笔遗产作为支柱，进入医学院深造。然而，几年之后，他再次参战。这次他作为军医协会(Army Medical Corp)的成员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场军事冲突中，弗莱明第一次认识到，当时采用的一些消毒技术存在着多方面的缺陷。他注意到，用于抗击感染的一些化学物质常常会降低人体自身的抵抗力，有些甚至无法清除引起感染的细菌。进一步说，自从利斯特的消毒方法普及以来，它并没有对流行性感冒、伤寒，以及其他许多导致人体衰弱的疾病起到任何作用。
回国以后，由于吓人的流感在1918至1919年大范围流行(据估计，那次瘟疫两年间夺去了2200万人的生命)，弗莱明将全副身心集中于他的研究，并于1921年获得了第一次重大发现：实验室一个培养基里的鼻腔黏液样本受到沾染，沾染物为一种广泛存在于泪水中的被称作“溶菌酶”的生物酶。当时正致力于搜寻杀菌物质的弗莱明马上注意到，溶菌酶所到之处，鼻腔黏液均被溶解掉了。由此他得出结论，溶菌酶或许是人体用于抵抗外来感染的物质之一。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溶菌酶却不攻击有害细菌，它仅仅作为人体自然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同步参与其他物质的活动。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弗莱明研究了多种细菌系列，尤其是被称为“葡萄球菌”的细菌类型。他认为，这种类型的细菌可以引起疖子、脓肿、败血症、肺炎。1928年8月，弗莱明休完假返回实验室后，发现一个盛有葡萄球菌菌株的培养基表面长出一层霉，凡是长有霉的地方，菌株都被消灭了。
弗莱明将他发现的霉称作“青霉素毛癣菌”(Penicillin rubrum，在此他犯了个小错误，实际上他发现的是青霉素毛癣菌的近亲“特异青霉菌”(Penicillin notatum))这种霉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对许多细菌是致命的，包括链球菌(streptococci)、淋病球菌(gonococci)、脑膜炎球菌(meningococci)、肺炎球菌(pneumococci)，同时，它不会加害正常细胞，也不会妨碍白细胞(即白血球(leucocytic))的抵抗作用。
弗莱明当时非常明白，他的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因此他写了一篇论文，阐述这一发现。不幸的是，他的研究和他的论文一起寿终正寝了，其原因是，他接下来的研究——他试图提纯从霉里采集到的某种形态的青霉素——证明，这种物质不仅化学特性不稳定，而且产出的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由于弗莱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放弃了继续研究；而且再也没有重操此业。
青霉素的故事原本已经如上所述终结了。然而，在悄无声息地沉睡了整整10年之后，一个由澳大利亚人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声名显赫的德国移民厄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还有诺曼·希特利(Norman Heatley)领导的小组偶然看见了长期以来无人间津的弗莱明的论文，并且采用弗莱明用过的同一种霉提取青霉素样本。
数周之内，他们也碰上了弗莱明当年无法绕过的坎儿——他们仅能从霉里提取到二百万分之一有效物质。与弗莱明不同的是，他们坚持了下去，而且还考虑利用其他形态的霉菌，以便收获更多一些。利用从特异青霉菌的近亲那里得到的物质，足够弗洛里们在几只人为感染链球菌的实验鼠身上作试验了。
1940年5月25日，他们进行的最初几次试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他们在四只老鼠身上注射了青霉素，而对另外四只(同样人为感染了链球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第二天一早，注射过药物的四只全都存活下来，而另外四只全都死了。
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小组成员们开始拼尽全力多生产青霉素。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找一位合适的人体试验志愿者。几个月之内，他们已经用各种家庭设备——盛满霉菌和溶液的大桶、钢盆、搅奶器——生产出了足够数量的抗生素。没过多久，他们得到了机会，首次在病人身上试验药效。
一位名叫阿尔伯特·亚历山大(Albert Alexander)的伦敦警察在修剪玫瑰枝的时候划破了手指，伤口感染得非常厉害，以致他在第三天就高烧到40.6℃，而且已经接近死亡。他的症状是葡萄球菌引起的败血症。阿尔伯特·亚历山大被注射了青霉素，他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这一过程持续了三天。就在这位警察恢复意识，显示出康复迹象时，药品供应却中断了。细菌24小时内占据了主动，病人重新陷入昏迷状态，不久便死了。
这一结果是医学界的悲哀和失望。不过，它为一次重大成功夯实了基础。虽然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死了，这种药品的作用是确定无疑的。这一事件激起了人们对死亡的冷幽默，俨然成了战争时期一个鲜活的例子，并且很快成了众多医生的口头禅：“……疗效显著，不过病人却死了。”
当时是1941年，欧洲正在遭受战争的蹂躏，处于两线作战的态势。弗洛里明白，若想使青霉素成为一种疗效显著的药品，唯一的出路是找到一种可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他去找英国政府和一些医药公司。但是，由于战争物资已经匮乏到一无所有的边缘，没有人愿意向他伸出援手。
可是弗洛里仍然信心十足。他明白，自己正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他义无反顾地往前闯。这群牛津的干将们说服了美国政府，使其相信他们所作的研究重要之极。后者将他们分别安置到两个地方，一批人去了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美国农业部下设的聚集了各种实验室的一个建筑群，另一批人去了国家区域项目研究室(National Regional Research)设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Peoria)的一个实验室。数百位生化学家和数千位工程师应召全力以赴投入研究，寻找一种能够增加青霉菌产量的方法。美国政府将其列入战时国家重点开发项目名录(Official War Project)，将其列为最优先项目。
在多次误入令人绝望的死胡同，无数次品尝失败的苦果之后，这一团队终于找到一种被称作“产黄青霉菌”(Penicillin chrysogeum)的霉，它的提取物超出“特异青霉菌”两百倍之多。即便这样，其产量也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求，因此这一团队接着又试验了数万种形态的霉。在美国参战初期的1942年，研究员们决定采取一项极端措施，对霉进行放射，以期得到一种更为高产的变异菌类。这一步骤的成效大大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几周之后，与原来的方法相比，位于皮奥里亚的实验室生产的提纯青霉素，其产量翻了数万倍之多。
那时候，竞赛已经变成了与时间赛跑。贯穿整个1942年的是，美国和英国(其时一些英国公司也开始生产经过放射的霉)的研究人员们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数以万计受感染的士兵和平民相继死去而束手无策，如果手头的青霉素供应充足，他们原本是可以治愈的。1944年初(青霉素的生产已经由辉瑞制药公司(Pfizer)建立的专业工厂接手)，这种药已经可以快速和大批量生产。因此，1944年6月登陆欧洲的D日战役开始时，所有参战的野战医院和医疗分队都已得到数量充足的青霉素。“二战”之后，青霉素被冠以“救命药”的美名而誉满天下。名副其实的是，它已经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今后，随着时日的迁延，情况仍将如此。
有迹象表明，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多种细菌对一些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作为对这一问题的补救，病人们被施以多种强力抗生素。
青霉素、杀菌剂，以及人们对卫生学不断增长的认识，无论在战时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其重要性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这些发现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生命仍然易受伤害，大自然仍然常常向人类发起挑战。不过，我们至少不必依靠战神的意愿保卫人类不受细菌侵害了。
然而，事情到此并未结束。科学和技术进步远不止这么简单。人类对微生物的认识过程，以及针对它们的作用开发出相克物质的过程，几乎就是战争和科学共生现象的完美写照。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对原子进行研究所揭示的那样，科学和冲突总会不断地给社会带来回报。
正如我在本书导言里所述，原子弹的制造，是基于20世纪20和30年代理论学家和实验者们的成果，以及物理学家施罗丁格(Schrodinger)、爱因斯坦(Einstein)、波尔(Bohr)、居里(Curie)等人的成果。他们的成果当年被军事战略家们和政治家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利用的结果即是那两次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以及后来的核军备竞赛，原子武器库存的增长。不过，在后边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从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得到的科学知识同时也促进了远离军事目的的核技术应用，给社会带来了一大批先进的科技成果，其应用领域之广，横跨激光技术和计算机数字技术。
与此相同的是，人们为认识微生物所作的研究给人类带来了杀菌剂和青霉素，但是这些发现同样也被人们用于制造生化武器。在了解如何防止感染时，科学家们同样学到了如何使疾病传播出去，也学到了如何强化微生物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升这一技术，使其具备超强的破坏性。
生物战对人类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13世纪的蒙古人将腐烂的尸体弹射进敌人的城堡里，最早到美洲定居的英国人小心翼翼地将毯子污染上天花病毒，然后赠送给土著居民。不过，直到人们完全理解了传染机制，人们才开始不正当地利用传播疾病机制研制极具破坏性的现代生化武器。
即使这一罪恶的做法也有它好的一面，全世界投入数百亿美元研发生化武器时，科学家们对接触到的生命形态有了更多的了解。恰如当年人们通过曼哈顿计划学到了知识，充实了战后的技术应用，这些知识被返还到了非军事研发项目中，其形式如出一辙。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和英国参战部队的全体成员都被注射了一种抗生化武器和抗神经毒气的合剂(其中有溴化3－二甲氨基甲酰氧基－1－甲基吡啶，这些物质是否导致了海湾战争综合征，如今已经成为人们激辩的核心)。这些化学物质的副作用如今仍然刺激着人们的愤怒情绪，这一情况今后仍将持续很长时间。不过，经历过这样的激辩，人们至少看到了一点好处：大西洋两岸已经对抗生化武器和抗神经毒气药物的效果展开大规模研究。这样的研究导致医学家和生化学家对人们接种溴化3－二甲氨基甲酰氧基－1－甲基吡啶合剂之后的肌体反应，单体细胞的细胞核和细胞质对外来物质大规模的综合反应机制，控制肌体免疫系统运行机制的复杂性等等，以及诸如此类的信息，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深入了解。这样的知识将我们对传染机理和免疫系统的了解带进了人类此前从未探索过的领域。人们寄希望于，这些调研有朝一日会帮助科学家们开发出高效的抗流感和抗感冒疫苗，甚至还可能开发出抗击和治疗艾滋病的疫苗。
由细菌和病毒导致的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与人类自身相互攻击的意念共存于世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内在的敌人——人们肆无忌惮地相互攻击——过去牵制并将继续牵制着人类抗击外在的敌人。
第三节 白衣女天使
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男人奔赴战场，女人收尸治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说法无疑反映了现实存在。但是在远古时期，却没有人收尸治伤。
甚至在不久前的14世纪，扮演护士角色的还包括女祭司、女仆、实习医生各色人等，不一而足。角色如此复杂，是因为人们确信，医师们掌握着超越常规道德范畴的神秘力量。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过：“人们曾经相信，提供医疗帮助的人具备凡人所不具备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必定会物化在一位超凡脱俗的、理想化的女性身上。骑士会从内心最深处被女性的美所感动，于是深信不疑，这样的女性定会采天地之灵气帮助自己。”
这种超现实的护士和女医师形象在几个世纪里被美化到了极致，因此有资格护理伤病员的女性必为修女，有资格护理伤病员的场所必为修道院。在修道院的高墙之外，护理病人的女性在人们眼里比妓女好不了多少。这种不幸的误解，曾经阻滞护理行业发展长达数世纪之久。令人遗憾的是，甚至19世纪50年代，英国作家狄更斯(Dickens)还把护士塑造成贝特西·普里格(Betsy Prig)和莎拉·甘普(Sarah Gamp)那样醉醺醺的巫婆形象。
也是在19世纪，出现了三位女性，她们彻底改变了世人的观念，也改变了护理行业。这三人中有两位美国人，一位英国人。她们所作的贡献均起始于战斗前沿。多罗西亚·迪克斯(Dorothea Dix)是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女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所见所闻，深深地触动了她(战争刚一开始，她乘坐自家的汽船到了前线)。因此她极力倡导建立一支由政府主导的护理部队。1861年，她终于说服政府，对她的计划进行资助。她被任命为美国军方护理总部(United States Army Nurses)的部长。多罗西亚·迪克斯是个有抱负、有坚定宗教信仰的女性，对于如何塑造护士应有的形象，她早已成竹在胸。或许是寄希望于彻底改变人们对她所从事的行业既有的成见，她征招护士的条件是“……形象非常平淡的女性……不留卷发，不戴首饰，不穿有裙箍的裙子”。然而，由于南北战争时期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员数量急剧上升，她被迫将条件稍微放松到符合“形象朴实的漂亮女护士”即可。
她身边有几个最忠于职守的助手，其中之一是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她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护士。在“战场天使”的盛名之下，巴顿过多地目睹了南北战争时期战场的残酷，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她大力倡导对民间医疗系统和士兵的伤病诊疗进行改革。不过，随后她发现，在医学界，无论是军方人物还是其他大人物，谁都没把她放在眼里。于是她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美国红十字会，而且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迫使政府于1882年通过了后人所熟知的对1864年签署的《日内瓦公约》条款的“美国修正案”，该项修正授权红十字会不仅在战时行使职能，平时在民间也可以行使职能。
美国南北战争开战前几年，英国在欧洲进行了一场同样残酷和血腥的战争。1854至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始于欧亚大陆边界附近的领土争端，是以英国、法国、土耳其结盟为一方，俄罗斯为另一方展开的。由于这场战争是在工业化迅猛扩张时期，由那些对技术进步持开放态度的国家开打的，其中的教训后来对许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们在前边已经介绍过，克里米亚战争如何改变了医生们对治疗和预防梅毒的态度，战场反馈的有关感染和伤病的信息如何促使利斯特医生推行他那套理论。然而，伴随这场战争而来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副产品是对女性进入医疗行业的解禁，以及社会公众对护士职业从观念上的转变。在助推这种转变方面，论及影响力，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越近乎传奇的人物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年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她的双亲在欧洲旅行期间，母亲在意大利怀上了她，她的名字即取自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Tuscan)的首府佛罗伦萨。她是在父亲的家教下长大的。因此，她的童年是在与世隔绝和幽闭的环境中度过的。那个年代，上等阶级的女性都那样。家人希望她嫁个好人家，除了做个贤妻良母，对她再没有更多的奢望。可是，尽管弗洛伦斯对家人非常贤惠和顺从，她却并不轻易对传统就范。按照她后来的说法，1837年她17岁时，她在位于伦敦的自己家后花园里散步时，似乎见到了上帝，当时有个来自天庭的声音告诉她，她一生将会扮演救人于疾病和苦难的角色。
但是，当年那些严格的社会教义和道德教义让弗洛伦斯在随后的年月里强烈地感受到，若想实现上苍对她的召唤，实实在在做点事，真可谓难上加难。直到30岁出头，她才得以在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一家医院里开始学习护理。
返回英国后，弗洛伦斯就任新创建的“淑女交流协会”(Establishment for Gentlewomen)会长。该协会位于伦敦哈雷大街。几个月后，也就是1854年初，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有一队护士即将启程前往土耳其参战。英国国防大臣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是南丁格尔家的世交，有一次他问南丁格尔以及她的家人，她是否愿意担任护士队督导。对弗洛伦斯的父亲，赫伯特是这样说的：“在我认识的国人里，找不出第二个能够组织和监督好这一项目的人。”
弗洛伦斯的家人帮着她准备赴任用品时，战争已经升级。不久，伦敦的记者们已经开始就战场和前线医院的恶劣条件大做文章了。《时代》杂志批评政府的调门最高，并且对军事计划制定者们置战斗前线英国士兵的健康于不顾痛加鞭挞。该杂志的战地记者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oward Russell)在报道中痛心疾首地说：“不仅没有足够的外科医生……不仅没有包扎伤口的人手和护士……甚至连可以当绷带用的干净的布片都没有。”
就是在这样的乱局中，南丁格尔和她手下的30位护士来到了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东岸斯库台地区的巴勒特医院(Barrack Hospital)，时间是1854年11月。最初阶段，医生们拒绝护士们伸出的援手。他们认为，女护士们的到来只会给他们添乱。在土耳其因克尔曼(Inkerman)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战斗之后，上万名伤兵被运送到斯库台地区，于是护士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些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们的男医生们，从此再也不能忽视她们，或对她们咬牙切齿了。
那次战斗之后不久，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给家里写了封信，她在信中描述自己的角色为“负责袜子、衬衣、刀叉、木勺、澡盆、摆放桌子、白菜萝卜、毛巾肥皂、手术台等等的主管”。然而，她过于谦虚了。由于她对卫生条件的苛求，加上她那不服输的劲头，各医院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她管辖的战区医院里，她成功地将因感染引起的死亡率从40％降到了2％。
克里米亚战争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享誉世界，而她则非常善于利用自己的声誉。她最为关心的事莫过于使政界、医疗界，以及广大公众从她所经历的可怕冲突中学到点什么。正如她的美国同行将要做的那样，她不停地大声疾呼，对于军队和民间的医院系统，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她建立了一些护士学校，募集了资金，建起了一些医院，在英国以及海外担任政府顾问。在大英帝国仍然处于历史巅峰那段时期，对于完善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卫生系统，她施加了强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是她那个时代的杰出女性。如今看来，她的许多想法已经老掉了牙，也没有效果。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她直言不讳地反对利斯特。她不仅拒绝接受细菌的概念，而且笃信感染本质上是由“污浊的空气”引起的。不过，她却成功地提高了病人和伤员的生存率。一如19世纪60年代那样，她那些关于护理的原则，其精神实质和许多理念如今仍然受人尊重。最为重要的是，当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开创的护理革命，后来成了势不可当的力量。
如今，医院和医疗保障长期保持着良好状态。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人们必须牢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收容所、救济院、医生诊所等，多为罪犯们和醉鬼们经营的黑暗的和肮脏的场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医生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即将退休，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时，他曾经动情地写道：“过去50年里，我所看到的最伟大的变革之一是民众对医院的态度彻底改变了。人们曾经对医院普遍感到恐惧……在世界各地，只要提到‘医院’，人们立刻会想到瘟疫和精神错乱。无论医院装备得多么符合诊病的需要，也无论医院的效率有多高，极少有人愿意去那种地方。现如今，人们只要有一点儿不适，无论严重与否，都愿意到医院去。”而促成这一变化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莫过于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罗西亚·迪克斯、克拉拉·巴顿三人。
从战争中总结出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转变。当然，这也得益于那些亲历过极为严重的感染和疾病的人们不屈不挠的努力。但是，如果时机把握不当，这些改变也不会出现。冲在医疗领域最前沿的三位女性抓住了改革的核心，不仅因为她们触动的是自己的专业领域，更因为她们触动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当时的社会结构鼓励出人头地和大男子主义，扼杀女性对权利的主张。
美国南北战争刚一结束，主张女性投票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英国，同样的主张由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领衔主导，他向国会提出一项请愿，主张将女性的选举权列入1867年的改革提案里。同年，莉迪亚·贝克(Lydia Becker)在英国曼彻斯特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妇女选举委员会。
然而，这方面的进展之迟缓令人难以置信，社会的实际改革犹如蜗牛的爬行。不过，一次规模远远超过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人类冲突一夜之间加速了改革进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囊括一切的全球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结束时，男人们已经不能继续无视女人们扮演的重要角色。此前占据人口半数的人们几乎得不到他人的尊重，在社会上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几个月里，美国30岁以上的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两年之后，英国妇女们获得了相同的权利。
战争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再一次远远胜过了政治角力的作用。战争带来的变化也是各参战国频繁更迭的政权无法做到的。
第四节 容颜复原术
与前述事情差不多同一时期，还发生了一项意义同样重大的社会变革，即，由于战争导致外貌严重受损的人们，同样受到了应有的照顾和关爱。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复原被毁坏的人类容颜，实际上是一项古老的医术。由于通奸败露，古印度妇女常常被复仇的丈夫削掉鼻子。早在公元前800年，作为秘不外宣的祖传医术——为削掉鼻子的妇女安装陶制鼻骨，容颜复原术已经在古印度制陶家族中由直系亲属代代相传。这种医术保持得如此完好，西方世界直到15世纪才得知它的存在。转眼又过了100年，通过意大利外科医生加斯佩罗·塔利亚科齐(Gasparo Tagliacozzi)的著作，人们才广为知晓这一方法。
1794年，在英国驻印度军队里服役的两位医生亲眼目睹了安装假鼻子的手术，他们将所见所闻刊登在一份报纸上，在伦敦引起了关注。这种手术被冠名为“印度手法”。
历史上当然还有其他类似的记载。最令人吃惊的当数与塔利亚科齐同时代的另外一位意大利先锋派医生克里斯托夫·费奥罗凡蒂(Christopher Fiorovanti)的记述。他亲眼见到一个剑客在决斗场上将对手的鼻子削掉。显然费奥罗凡蒂事后走了过去，从泥土中捡起鼻子，当场用自己的尿液将其冲洗干净，然后将其缝合到了伤者脸上。令他惊讶的是，这一做法相当成功，那鼻子不仅没受感染，而且竟然在受害人的脸上结结实实地长住了。
诸如此类的故事不在少数，大多数显然是杜撰的，还有一些肯定是无中生有的瞎编。说实在的，20世纪之前，容颜复原术不仅从技术上非常难以实现，许多医学难题非常难以逾越，而且，军方和医学界的权威们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努力有什么价值。
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位实验者将容颜复原术作为外科学来研究，并且取得了进展。在今人眼里，他们当年的开拓进取在那个时代未免太超前了。法国外科医生基洛姆·杜普伊洛恩(Guillaume Dupuytren)1777年出生，父母是农民。他独树一帜，采用皮肤移植和精细缝合法为面部受过创伤的人进行修复，成了法国当年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不过，他也因为语言粗鲁和脾气暴躁而臭名远扬。人们送给他一个“怪才”的美名，因为他做手术时经常穿着毛毡拖鞋，戴着破布帽子。
杜普伊洛恩的事例绝无仅有。进入20世纪已经有些年头了，法国和德国军医们仍然对整形手术和容颜复原术不闻不问。据说德国人甚至在担架上为伤残士兵做些简单处理，只要他们能站起来，就把他们重新打发回前线。而法国人对同盟国英国和美国在容颜复原术方面的进展几乎没表现出任何兴趣。据报道，有个法国医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整形外科医生们走进手术室时，会觉得病人的样子很可怕；离开手术室时，会觉得病人的样子很可笑。”
这样的态度滋生于错位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士兵的长相无关紧要等旧观念。正如读者在前边有关护士的章节中所看到的，只有到了适当的时候，人们才会认可护士成为一种职业。整形外科无论有多好，也只能耐心等候士兵们和军队里的人们慢慢认可。19世纪的美国医生约翰·奥兰多·罗(John Orlando Roe)在容颜复原术领域曾经作过许多实验，他曾经不无辛辣地感叹道：“可惜呀，对于身体有缺陷有残疾和让人看起来不舒服的人们，世人和社会有意无意间总会敬而远之，使他们成了无用的过眼烟云，因而埋没了多少天才！”
在约翰·罗的时代，对那些由于事故、疾病、战争等导致外貌严重受损的人们，医生们通常的做法是将他们集中到一个安全场所。这也意味着，这些受害者将从社会上“消失”。这种做法一直流行到20世纪20年代才有所改变。当时，整形外科和容颜复原术的初级技术已经在社会上有了立足之地。在20年代那10年里，人们的大部分所学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数万名严重受伤的士兵高密度的处理。当年最出众的两位整形外科医生是英国医生哈罗德·吉利斯(Harold Gillies)和他的助手新西兰人阿奇博尔德·麦金杜(Archibald McIndoe)。后者在战争结束后到纽约的美澳诊所(Mayo Clinic)进修了两年。
吉利斯和麦金杜在英国南部奥德尔肖特(Aldershot)的英国军营里磨练了技术。在法国索姆省(Somme)1916年战役之后，两千多名衣衫褴褛的士兵被遣返回家，他们为这些士兵进行了治疗。这些士兵被社会所抛弃，很快被集中关了起来。对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吉利斯和麦金杜感到怒不可遏，他们做了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投入全副身心为每一位士兵进行治疗。他们每天工作18小时，几乎用了8年时间，到1928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至少他们完成了对所有两千名士兵的治疗。20世纪20年代，整形外科实际上还是全新的实验科学，所以奥德尔肖特的团队在探索中总结出了一套规则。而那些从索姆战场撤下来的勇敢的、被抛弃的士兵们，虽然被等同于作实验用的活体天竺鼠，他们在实验过程中几乎是稳赚不赔。
吉利斯和麦金杜英雄般的壮举几乎没有在医学界激起任何涟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这一团队散了伙：吉利斯成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整形外科顾问，麦金杜去了一家民间医院。不过，1940年的英伦之战使大约四千名空军人员遭遇了烧伤和毁容，需要进行容颜复原手术。两人再次抖搂出他们无可比拟的经验，为面部和双手受到严重创伤的飞行员、海员、普通士兵等进行了奇迹般的复原。
然而，其中一些病人受伤过于严重，连吉利斯和麦金杜都感到束手无策。他们只好从头再来。他们制作了人造骨头，将其安装到被打烂的肌肉里；他们从头皮上片取皮肤，覆盖到纯粹人造的鼻子上；有时候，他们还需要重新制作眼窝；有时候，他们需要将人造下巴骨嵌入活体下巴骨的断面上；有时候，他们还要给空洞的眼窝装上人造眼球。
有些手术可能需要拖延三年才能最终完成。典型的病人是空军十字勋章获得者，飞行长官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他驾驶的喷火式战斗机被击落时，身体受到严重烧伤，以致他前前后后做了64次手术，包括8次角膜移植。另外还有个年轻的病人，飞机座舱起火时，他的双手被烧成两团烂肉。麦金杜断断续续为他做了38次手术。有时候，他必须将皮肤片成邮票大小，一片片敷在病人的手指上。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团队也开始为那些在欧洲、北非、远东等地受到严重创伤的美国空军飞行员、陆军士兵、海军人员等试着做手术。1920年，美国整形外科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ASPS)在纽约成立。正如吉利斯当年在英国从未受到重视那样，美国整形外科学会的两位高手雅克·马里尼亚科(Jacques Maliniac)和古斯塔夫·奥弗雷奇(Gustave Aufricht)几乎同样没受到青睐。不过，医学界慢慢开始承认，这些手术确实有神奇的效果，许多军人的面部可以复原到让他们尽可能过上正常生活。
后来的朝鲜战争为整形外科提供了向纵深发展的机会。20世纪50年代中期，外科医生们取得了令人称奇的进展，他们开发出了能够再造面部和手部的新方法。例如毁容面部缝合，小面积皮肤移植，透气性如真皮的表皮制作，工业化生产轻质的、高强度的人造骨，活动关节再造技术。这些曾经被人们看作革命性的进步，如今都变得很普通。
如今，新材料可以帮助人们成就特别复杂的外科手术。精确模仿人类皮肤性能和特点的“智能整形术”，可以配上用超轻金属材料定制的骨头和软骨。计算机程序可以辅助人们深入分析如何才能更好地重塑病人的面部和手部，为整形外科提供专业支持。许多诸如此类的创新来自与医学毫不相干的研究领域，却能够被技术人员和医科物理学家们用来改进外科技术和术后护理。如此众多的现代技术、思想、方法的进步，全都来自某一网络的进步，即一个涉及到技术，跨越毫不相干的诸多学科，富于创新思想的复杂网络的进步。
人类如何从暴力冲突中汲取教训，最近发生的一个悲剧成了最具说服力的范例。2002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库塔(Kuta)，恐怖分子在一家夜总会引爆了炸弹，爆炸和随后燃起的大火使许多无辜的人们遭遇了烧伤和可怕的外伤。其中许多人被送到澳大利亚西部的皇家佩斯医院(Royal Perth Hospital)，由皮肤移植专家费奥纳·伍兹(Fiona Woods)博士进行治疗。伍兹和他的小组成员共同开发了一种被称作细胞培育皮肤的喷雾剂技术(Cell Spray)。即利用病人自身的健康皮肤细胞进行治疗的技术。将病人的皮肤细胞喷到伤口上，形成一种表皮层，使其在创口上生长。到目前为止，采用这一技术进行治疗的病人大约达到了两千。据信，世界各地另有三万多病人可直接受益于该项技术。
人们经常将容颜复原术和形象不那么光彩的美容手术混为一谈。太多的走红歌星和演员主动去挨刀子，使这门科学在公众中的全新形象受到了玷污。更有甚者，由于人们近一时期对搞怪的电视节目趋之若鹜，整形手术居然也成了一档娱乐大众的节目。一旦容颜复原术被人们忽视和嘲弄，这一技术和它的本意就会渐行渐远。如今，在一个追求名人效应的社会里，媒体更是助长了公众的歇斯底里。在人们的观念里，容颜复原术究竟是干什么的，早已被搅成一潭浑水。不过，说起来或许有些可笑，在很大程度上，对于许多与生俱来就有残疾，以及遭遇不测、罹患疾病的老百姓来说，整形外科会继续影响他们的生活。他们受益于现代容颜复原技术，其经验教训由那些经历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具有探索精神的战地外科医生们传承了下来。
第五节 战争恐惧症
战争对心理负担沉重的战斗人员会影响到什么程度？直到20世纪，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不抱偏见的人进行过探索。例如，1820年，英国在查塔姆(Chatham)设立了一家职业病理疗中心。战争恐惧症对人的大脑有破坏作用，首次得到证实是在普法战争中。在那次冲突中，德国军事历史学家弗里茨·霍尼格(Fritz Hoenig)上校曾经写道：“好几个月以来，法国人开火的声音一直刺激着我的神经。承认这一点，我并不感到羞愧。大凡经历过此种严酷，能够活下来的战斗人员，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
霍尼格是在探索一种定义。实际上，以上描述指的是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即我们如今称之为“枪炮休克症”(shell shock)的病症。又过了若干年，医学界才确认，这种症状是病态。霍尼格时代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炮弹爆炸损伤大脑的生理机制仍然是个未知数，有效的治疗方法仍然没有问世。结果可想而知，交战双方数千名患有此种疾病的人被扣上了胆小鬼的恶名，被人们所不齿，有些甚至被自己的长官枪毙了。对枪炮休克症的成因进行过多年研究之后，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简单地将其看作胆小行为，或将其看作想当逃兵的人耍的小花招。至于这种紊乱以及其他心理创伤是否属于病态，直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军队的领袖们仍然不愿意接受，有时候，他们甚至会拒绝承认。
一个负面的最丢人的例子涉及美国四星上将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1943年，巴顿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Nicosia)视察一家战地医院时，被介绍给一位士兵。那士兵胸前别着一个病历牌，注明他患的是“心理性神经焦虑症；中度／重度”。实际上，这样的表述不够精确，那个人当时正患着痢疾、疟疾，还发着高烧，正处于危险期，因此他变得有点儿颠三倒四。巴顿看见那牌子，顿时来了气。他问那男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士兵糊里糊涂地答道：“我觉得我快受不了了。”
巴顿突然变得怒不可遏，先用手套抽那士兵的脸，然后揪住对方的双肩部位。对方趔趄了一下，开口求饶。这使巴顿更加怒不可遏，他挤开陪同的人群和陪同的医生，把那男人拖到帐篷外，将其脸朝下摔到地上。接着他拔出手枪，挥舞着，吼叫着，非要毙了那胆小鬼。幸亏一个级别较高的医生赶了过来，及时进行干预，救了那小兵的性命。
同样是在1943年，巴顿自己也因为精神不稳定名声在外。尼科西亚事件发生之前数周，他已经因为在一家野战医院诅咒一个截肢的士兵该死被记了一过。他的原话是“……他对我们已经没他妈的用了”。巴顿竟然如此恶劣地对待尼科西亚的伤病员，事发后没过几小时，派驻塞浦路斯的一个记者听说了这事。这一令人发指的故事通过全美各地的报章迅速传播出去，无可挽回地堵住了将军的升迁之路。
巴顿的经历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还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军事部门还是医学组织都渐渐认识到，“精神性应激”(mental stress)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可治愈的疾病，需要人们认真对待。人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枪炮休克症患者们身上渐渐悟出一些道理，因此人们对战斗人员的精神稳定性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态度。1939到1945年战争期间，英国军队再也没有枪决过开小差的人们和胆小鬼们。事实上，官方已经不再用“胆小鬼”一词定性那些由于心理紊乱而无法战斗的人们。
通常，患有枪炮休克症的士兵会有一系列可察觉的、可通过记录比对的症状。他们表现得颠三倒四、条理不清，情绪变化跨度很大，有时候会从极端暴力突变为漠视一切。他们的手会发抖，他们的眼睛常常走神。对于20世纪之前的战场指挥官们来说，这些反应很容易被误认为精神错乱或胆小如鼠。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样的士兵无可挽回，因此将他们抛弃，或者，由于他们给大家丢了面子而将他们处决。由于医学的发展，也因为医生们对大脑的一些功能有了新的理解，枪炮休克症的真正机理才被逐渐揭示出来。
枪炮休克症伤害身体的机理是，发射物在士兵身体附近爆炸，弹片有可能使其致伤，爆炸掀起的泥土有可能将其深深地掩埋。一系列事情凑巧碰在一起，就有可能伤及大脑。
炮弹爆炸时，会在炸点周围造成暂时性真空，这一真空状态立刻会被拥入的空气填满，导致这一区域的气压迅速升高。这种压力变化会对大脑周围高度敏感的肌肉纤维产生非同小可的影响，导致脑力严重衰竭。
还有一个与此迥异的然而不可忽视的问题，即累进经历对士兵精神状态的影响。多年以来，军事分析家们和医生们总是认为，战斗人员会“逐渐适应战斗”。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如果某个士兵既参加过英王亨利五世重创法军的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又参加过针对伊拉克的第二次海湾战争(second Gulf War)或历史上的其他军事冲突，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恐惧只会累积和持续。人类不会适应这类经历，这样的经历只会掩盖创伤，导致它们带来的痛苦不断积累。
战争导致的心理创伤具有多种形式，成因也不尽相同。在研究方面先行一步的是美军上校弗兰克·汉森(Frank Hanson)医生。1942年8月，为了搜集数据，他自告奋勇开赴作战前线，对战场心理创伤进行了详尽的调研，因而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士兵们反映出的多种心理紊乱的案例，其成因仅仅是睡眠不足。基于这一发现，美军第48外科医院开展了涉及200位病人的一系列缺眠实验。结果证明，允许他们几乎不间断地熟睡36小时，30％的人可以复原；经允许连续睡眠48小时的另一拨人，70％在一周内可重返战场。
理所当然的是，缺眠仅仅是导致心理创伤的诸多因素之一。迫于强加的经历，许多陆军士兵、海军士兵、空军飞行员长期处于体力极限和脑力极限的边缘，以致他们的思维进入了“关闭”状态，无法正常休息。其他人出现心理失常，则是由于终日处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极度不适中不断地执行任务，体能透支超过了极限。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的精神状态，即那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们的例子，引起了后方心理学家们极大的兴趣。从前线返回的数千人身上显而易见的心理紊乱，其深层原因是什么，尤其让弗洛伊德(Freud)感兴趣。在1917年发表的《精神分析引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中，弗洛伊德试图阐述他所认定的枪炮休克症的心理成因。他把这些症状错误地归咎于所谓的“歇斯底里反应”，并且引用患有枪炮休克症的士兵为例，试图阐明“从精神到身体令人瞠目的转变”。换句话说，弗洛伊德的结论是，精神紊乱会导致明显的然而可治愈的身体反应。不过，对于其中的机理，他始终也没理出头绪。其实他从未真正认识到其中的机理。对于枪炮休克症的成因，他更是错上加错。综上所述，他的贡献应该是：某些潜在的模式导致心理反应的产生。对此，他是最早的认定者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没多久，作为一门新兴科学，精神治疗获得了极大的普及。战前，弗洛伊德和他的弟子荣格(Jung)、迈耶(Meyer)、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以及其他激进的骨干研究人员已经对其基本原理作过一些探索。而今，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或许是由于战争之惨烈受到了惊吓，对于种种精神治疗观念，已经步入现代的世俗社会愈加容易接受了。”的确，这门科学的核心原则总是被过分简单化，导致其被曲解，且概念混淆，还常常占据当年全国性报刊的篇幅。《星期六评论报》曾经抱怨道：“和新剧目新小说一样，弗洛伊德的书成了人们餐桌上热议的话题。”
相同的话题被人们反复热议，就会对社会渐渐产生影响。由于战事连年，导致众多士兵出现精神问题，使心理学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获得新认知。所谓新认知，即，将艰苦的战争时期获得的新认知成功地应用于帮助那些在和平时期遭遇不测的平民。
20世纪80年代，出现并形成了两个专门描述心理疾病的新名词：“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和“幸存者负罪症”(survivor guilt)。这两个词均出自战场心理学语库。不过，它们如今被用于描述在和平时期遭受心理创伤而患病的平民。例如，在重大灾害中遭遇许多致命伤的受害人、恐怖袭击中的幸存者、连环骗术的受害者、强奸受害人等等。可悲的是，许多受害人因经历恐怖而显现的表象，在长期遭受病患困扰后，才会被确认为病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才渐渐认识到人类大脑极其复杂的心理复原保护机制。在社会偏见横行的年代，患有枪炮休克症的士兵们理所当然会被扣上“胆小鬼”的帽子。曾经有过严重心理创伤的人们总是被他人嗤之以鼻：“让他们滚开歇着去吧。”值得庆幸的是，现如今的警察们、心理医生们、医疗机构等等，都会携起手来，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幸存者负罪症的病人施以援手。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遭受过心理创伤的患者，其症状是可以缓解的。
心理学家们从遭受心理创伤的军人们身上获得的认知，反过来推动他们在事业方面不断地进取，而且有助于具备医学常识的军事指挥官们更好地认识自己的部属，有助于更好地调动患有战争心理压抑和心理创伤的人进行调整。这些变化使广大民众也获益匪浅，不仅是这些变化帮助理论家们对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人类行为作出更为精准的诠释，而且，战争心理学家们的研究结论反过来也帮助了心理创伤康复专家们的工作实践。概括来说，这些进展改善了许许多多人的生活质量，不然的话，这些人的心理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诊断，他们的病患不是被忽视就是完完全全被误解。
第六节 救命进行曲
无论是在战争舞台上，还是在民间事务中，如果没有设计完好的基础设施，全面的规划，专业的组织，基于医生们的经验和不断完善的技术而日益扩大的人类知识库将会毫无用武之地。
在远古时期，几乎没有人对士兵们在医疗救助方面的需求作出规划。国王们和军事领袖们常常是将散兵游勇组成军队，然后上路，完全不考虑这些人在医疗方面的需求，也不考虑部署一支健康的、能吃饱喝足的军队会有什么好处。各民族发动战争时，伴随他们的仅有女祭司们的咒语；仗打输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祈祷。
罗马人曾经富于创造性，没准世界上首先设立战地医院的就是他们，他们将其称之为“康复站”(valetudinaria)。那不过是一些帐篷而已，只能供伤病员们躺在里边等死或自然康复。当时并没有什么治疗措施。不过，他们的想法已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罗马帝国崩溃时，“康复站”的概念也随之消失。不过，在遥远的东方，那里的科学、数学、医学知识得以延续，有时还相互促进，因而军事医学得以保存下来。
如人们所见，医学领域的许多创新都是政府和军队最高层态度转变的结果(在现代社会，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迫于对公众的责任)。如何将军事医学组织成高效的团队，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据说公元9世纪拜占庭帝国教皇利奥六世(Leo Ⅵ)的军队里有外科医生、简单的战地医院，更有某种形式的人群组成的急救队。抬担架的人被称作“担夫”(deputati)，他们负责将伤员从战场上撤下来。但是，当人们再次听说欧洲又有了组织起来的军事医疗单位时，是在阿金库尔战役，而时间也跨越了500年。那是1415年10月，20位外科医生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为英国国王亨利五世(HenryⅤ)超过3.2万人的大军服务。他们常常双臂沾满鲜血，将手探进人的腹腔，忙得不亦乐乎。
直到19世纪初期，拿破仑发动战争时，第一批战地医院才出现。法国人创造了一个新词——“医院救急”，即现如今“急救车”的来源。那时候，抬担架的人都是花钱雇来的，他们将伤员从战场抬到战地医院，然后医生们用刀子和针线处理伤口。但是，这一系统组织混乱，经费不足，大多数指挥官认为，这一系统不合时宜。所以，直到50年后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以及欧洲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受公众观念的影响，这一系统才有了实质性的改观。变化一经开始，步伐迈得非常之快。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初期，士兵们的命运与历史长河中历次令人痛苦的战争中参战土兵们没什么两样。倒在战场上的士兵们的命运，全都寄托在己方的同志们身上。只有少数幸运的人被拖回战线后方，由疲惫不堪和未经良好训练的医生们尽力而为。四年之后，战争即将结束时，担架车已经投入使用，经过专门培训的专职救护人员已经上岗，他们的中心任务是，将伤员从战场上撤下来。1861年，临时帐篷已经被战地医院所取代，而且还装备了手术台、麻药、绷带和净水。
在克里米亚，由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倡导的变化更加突显了战争初期普遍存在的、饱受指责的恶劣条件。长官们原来是这样对待士兵们的，英国公众们听说以后深感震惊。来自英国公众的压力最终迫使军队的最高层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作出改变。
有关军队在这些领域的进展，以及军队提高效率后取得的成果等等，都成了新闻，并且迅速传播开来。1870和1871年，在欧洲版图上，大规模的冲突狼烟四起。普法战争期间，瑞士人的一项发明成了日常应用。那是一种折叠护板，也就是折叠担架。这项发明，以及其他看起来算得上比较明显的改善，例如伤兵们应当被分类为急救、非急救、轻伤等等，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曾经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军队中的医疗保障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善的程度，已经超出了前几代人的想象能力。1880年的一纸命令显示，一支3.6万人的英国军队配备有14个战地医院，8家固定医院，两家综合医院。战斗前沿和医疗保障单位之间也建起了畅达的通讯线路。也有了按照预期的伤亡人数经计算作出的详尽规划。战备资源也按照需求听候调用。
数十年之后，到了1917年。那时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还是美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在意大利亲眼目睹了战时的混乱和污秽，然后活灵活现地描述了临时医院是破烂的帐篷，医药短缺有如家常便饭，以及士兵们毫无必要地等待死亡的故事。然而，与此前的所有冲突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医疗保障运作水准肯定好于以往任何时期。有发动机做动力的急救车第一次投入了使用，火车将前线和具备医疗条件的地方连接在了一起，尤其是对传染进行了有效的控制等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每一位服役的士兵都会发现，已经运作起来的为陆军、海军、空军服务的医疗保障系统和自己家乡的医疗系统基本相似。一份解密的1940年的军事文件——上述1880年英军文件的升级版——详细描述了火车、舰船、飞机如何与经过专业培训的医疗队合作，强化以发动机做动力的急救车的效用。这份文件显示，三个大规模的战地医院被纳入了当时的管理创新——专业医疗分工。列表显示的分工如后：战地包扎所、精良的手术中心、转运站、远离战场的康复中心。
理所当然的是，管理军队医疗服务系统的新方法和好方法远远超越了战场。军人从人事管理和协调伤病员治疗方面获得的经验教训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民间。参与完善军队医疗系统的内外科大夫们返回家乡后，在民间医院启动了相同的改革计划。他们在组织和管理医疗系统改革的委员会里担任要职，他们发表论文，出版书籍，引起公众们的兴趣，推动医疗管理的提升。
然而，从军事领域得到的新想法常常需要熬过一些年头，才会在社会上产生有价值的变化。有时候还需要出现悲剧场面，才会动摇人们满足于现状的思想方法，才会加速改革步伐。这样的悲剧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伦敦西北的哈罗区(Harrow)上演过一次。
1952年10月8日上午7点30分，两辆燃煤机车头在哈罗威德斯通站(Harrow ＆ Wealdstone Station)的站台里撞在了一起。数秒钟之后，一列载有数百位乘客的轻轨列车以百公里时速撞上了那两辆机车头。大块的钢铁碎片飞向空中，扭曲的车厢横扫人头攒动的站台，导致了可怕的灾难。
很快，救援队和医疗队从伦敦的四面八方赶到现场。首先到达的是哈罗区地方医院派来的急救车队。几分钟后，在数英里之外美国空军基地的十多辆军用救护车也闻讯赶到。两支救援队均由高素质的人员组成，他们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抢救伤员，从废墟中解救被困者、死者、重伤者。然而，被救护车送往哈罗区地方医院的95名伤员，仅有10人存活了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无法获得完善的救助手段，刚刚在世界上首次部署了空降医疗部队(部署在韩国)的美国人却没有将宝贵的时间花在运送伤员到医院的途中，他们当时已经有能力在受灾现场对伤员施救。令人惊异的是，得到空军医疗队救治的伤员全都活了下来。
如今，灾难发生后最初60分钟这一概念，这一性命攸关的“黄金时刻”，对任何卷入严重意外事故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才认识到这一简单的真理。不过，年轻的美国医务人员回国时，带回了来自欧洲战场的经验，并且迫不及待地将其用于创建快速移动的、经培训能够“就地拯救”伤病员性命的军事医疗单位。他们很快设立了专门的培训班，讲授从战场救护总结的、经过改进的急救技术。“空降医疗”的概念即出自这些培训班，这个词原本用来指可空投到突发事件现场的，由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疗人员组成的军事组织。不久之后，由民间医院牵头，发端于美国，尔后发展为遍布世界各地的快速反应医疗队伍发展壮大起来，以应对民间事故和突发事件。不过，虽说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几乎没人会跳伞(其实也没必要这样做)，“空降医疗”一词却传承下来。实际上，空降医疗服务，就其概念来说，如今在世界各地应用得相当普遍。最具说服力的实例是中国的“赤脚医生”，他们像空降医疗人员那样，为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就地医疗。在俄罗斯农村地区，工作性质如空降医疗的人们被称作“代医生”。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足12个月，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提案，设立了“英国国民健康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那是个系统工程，是一项从个人工资里自动扣除一定的比例交给国家保险，然后由国家保险付费，让全体国民享受“免费”医疗的计划。那项改革的部分原因是，新成立的激进政治党派“工党”于1945年在选举中获胜，同时，刚刚过去的战争也直接导致了人们转变观念。
从战场返回家乡的医生们都热心于医疗改革，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写道：“战时医疗让医生们开了眼界，有了发言权。”支持改革的还有其他力量。“二战”爆发初期的1939年，英国的医疗系统混乱不堪，组织松散，思想不统一。于是英国卫生部接手了那一系统，建立起一个由1500家公立医院和1000多家私立医疗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均以空前的效率和低成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很快认识到，当年的应急计划比战前那种“点对点”的服务方式好得多，因此它应当成为战后医疗保障的模式和样板。
战争不断地推动着医疗创新。有时候，创新不过是偶然；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些非同寻常的人通过矢志不渝的努力终于获得的重大发现，终于取得的令人震惊的突破。另外，正如本书此前所述，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人们对新事物——有时候是非常极端的新事物——认可和接受的步伐如此缓慢，实在让人气馁。
当然，在医疗保障领域，人们的态度，现存的系统，以及现行的方法、措施等等还远不尽如人意。在英国，国民健康署那套方法确实独一无二，令人瞩目，可是它也有其根本的缺陷，而且越来越难以管理。与此同时，人们往往可以看出，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医疗系统过于倚重经济效益。与财务报表相比，其对人们健康的承诺反而掉到了第二位。
这样的指责或许是正确的。不过，如果我们想进一步证实，有时候看似缓慢的改革实际上已经给人类带来了比以往更好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也并非什么难事。用现代医疗系统的覆盖面和复杂程度，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巴黎的、伦敦的救济院相比，即可得出结论。人们也可以想一想从前的场景：受伤的士兵被大部队甩在雨后泥泞的战场上，无助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