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世界·第十五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1919年初，战胜国领导人在凡尔赛会晤，讨论和处理由于德国战败，奥匈帝国、沙俄和土耳其的瓦解，以及左派革命幽灵四处游荡所带来的各种重大问题。他们几乎没有可能重建持久的和平，因为在业已结束的冲突模式中包含着新的重大对抗的不可避免性。按照停战协定，协约国军队一直驻扎在德国边界的外围地区，尽管在经济和政治潜力方面，德国一直位居欧洲之最。在俄国，以救世主自居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此后长达70年的时间，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脱离了欧洲的体系。于是，一个取代大帝国的过于松散的联邦式国家出现在东欧。这样，成功的解决办法只能依靠西方民主的意愿去保护它的各项条款的实施。然而，美国在1920年后撤出了世界事务，英国也表现出日益减少卷入欧洲事务的意向。这就使法国不得不通过强迫德国遵守停战协定中带有羞辱性的条款来抑制其实力的急剧膨胀，并作为一种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沿东部边界——马其诺防线构筑大量防御性工事。到了20年代初期，许多德国人相信，1918年战争的失败应归咎于国内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蓄意的政治破坏，虽然当时他们纷纷逃往波兰、丹麦和比利时；加之巨额赔款的重负，海外的利益被瓜分，海军舰队被强行撤消等令人难堪的结果，德国国内业已受到伤害的民族情绪更加恶化。军方和政界要人应对失败承担责任，因而也必须为他们把自己的错误强加于新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而受到谴责，这个共和国已在战胜国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接受了一切和平条款。与此同时，法国的高压加重了新的民主秩序的危机。1923年，德国推迟向驻鲁尔区的法国占领军交付赔款。德国领导人以导致经济自杀的铤而走险的方式对战胜国做出了强硬回答：这种蓄意造成通货膨胀的政策，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全部积蓄，极大地动摇了人民对共和国的稳定感和信心。
下一次战争的准备
1923年后，欧洲一直沉浸在依赖并不可靠的美国贷款所造成的虚幻的稳定感之中，主要军事强国都削减了他们的军备。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相互间的良好愿望而已。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倒闭，宣布了一个凄风苦雨时代的到来。美国各大银行收回他们的贷款，引发了中欧经济的崩溃。一时间失业人口高达1000多万，随之出现的是魏玛共和国的解体。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总理；出自改变整个世界秩序的共同欲望，他加入了意大利的贝利托·墨索里尼、苏联的约瑟夫·斯大林和东京军国主义者的行列。
与此同时，欧洲的军事一直紧紧抓住大规模战争这样一个课题。他们面对着在预算紧缩时期迅速改变技术装备，以及如同陆地和海洋一样，天空业已代表一个独特的交战舞台的现实。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面冲突进程的重大决策形成于20年代。在德国，军事改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汉斯·冯·泽克特将军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面对协约国要求德国军队减员至10万名士兵和4000名军官的强制性规定，泽克特设立总参谋部控制和管理军队及其军官团。此举产生极显著的效果，“德国国防军”(作为众所周知的新的德国武装部队)成了欧洲惟一着手进行既冷酷无情又充满清晰的分析判断的最新军事变革的武装力量。历史学家往往认为，一般说来，人们总是为了最近一次战争而准备再次投入战斗。实际上，这并非普遍的事实，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泽克特组建了不少于57个负责考察和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门委员会。这些由总参谋部军官主持的研究机构，主要由在进攻与防御军事学说方面的卓有建树者组成。他们提出的理论见解，曾对1917至1918年的战争产生过重要影响，其结果，德国军队的发展成了1918年战场的续接画卷。1924年，德国军方出版了军事条例手册——《军队领导》——其内容完全基于对最近一次战争的分析和评价。
汉斯·冯·泽克特(公元1866～1935年)作为杰出的总参谋部参谋，他是德国军队中智力派的代表。1919年成为战后第一任武装局局长。1920年任统帅部首脑。在这一位置上，他对改变德国军队的文化基础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使之有了严格的评估标准，形成基于切身体验的训练方式并训练出了其他欧洲军队所没有的青年军人。但与他的大多数同僚一样，他并没有从战略上认识德国失败的教训。在就任德军总司令期间，他把很大的精力用于策划摧毁波兰，以夺取与革命的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德国的军事改革正是建立在这样固定的基础上。他们的理论强调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指挥人员必须来自前线，无论是德军中的步兵军官还是其他军兵种的军官，都概莫能外地要通过这条途径。结果，那些在30年代发展起来用装甲加以武装的部队，在协同作战的基础上建立起系统的作战和战术构架，创造出体现军事力量中一个关键性进化发展的装甲战争的概念。1933年，希特勒拟定了一个重新武装的庞大计划。然而在这一时期，他还没有直接干预军队统帅部门的战术或作战决策：在重新武装起来的德国军队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仍然是陆军总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和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1933年，他们着眼于德国所处的战略局势，一致认为，由于资源、技术和专业的不足，德国尚不能冒着风险建立全部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因此它需要一支由大量的步兵师组成的陆军部队。
与此同时，德国以巨大的精力和热情进行装甲化的试验。他们已经拥有两笔固定财产——一种融会贯通的军事学说和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英军装甲化试验的有关知识。早在1934年初，贝克领导的总参谋部就实际检验和考察了装甲部队和陆军的潜能，在周密调查的基础上才正式批准组建那样的装甲编队。1935年德国陆军自豪地声称他们已经拥有3个装甲师，到1939年有了6个装甲师，到了1940年，其装甲师增加到10个。这些发展都纳入了德国人对作战体验与和平时期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进行彻底检验的框架中。因而在193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中，装甲部队仅以师为作战单位调动使用，但在入侵波兰和法国时，装甲部队已经以军为单位发挥作战功能。到了1941年，最终发展成坦克集团军，除了其名称，它几乎装备了一切。
欧洲其他国家军事理论的变革却不是那样顺利。直到1932年，英国尚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进行必要的总结和检验。后来当一份文件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时，皇家总参谋长蒙哥马利－马辛贝德粗暴地扼杀了这一正确意见。然而在英国军官层中，却有一股重要的富于智力和探索的蓬勃力量，形成了致力于推动装甲化战争发展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指挥员群体。其中的两个佼佼者是J．F．C．富勒和B．H．利德尔·哈特。他们为走革新之路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充分论证，对加速改革施加重要影响，并很快赢得了众多军官的支持和呼应。更重要的是，皇家总参谋部的首脑之一米尔恩勋爵支持为机械化作战所进行的试验，在面临经费短缺的压力时，他增拨了不足的款项，使得扩大试验成为可能。
但是到了1934年，英国的军事改革面临夭折。来自两方面的因素妨碍了改革系统计划的实施。一是政界人士以及公众舆论明显反对英国军队对(欧洲)大陆承担义务，由此导致1939年英国政府仅为军队提供少量的经费；二是大部分军官仍迷恋于对普通士兵的传统支配权和优越感。他们将官职视为一种舒适的地位和特权，而不像一个专业人员那样需要刻苦钻研。这种支配传统与各个军事部门的偏狭眼界结合在一起，严重阻碍了军事系统理论的发展。结果，对于最具支配欲和优越感的军官来说，从事骑马、猎孤、用长矛刺杀野猪等消遣娱乐比为战备刻苦钻研更重要。
法国已经开始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某些研究，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1914至1917年间可怕经历的阴影，抑制了他们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其决策者小心翼翼地走向有限的战备进程。由法国的军事学院的少数人提出并被称为“井然有序的战斗”的理论，似乎为避免上次战争的可怕伤亡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这种理论仅仅包含精选出来的1918年少数几次战役的体验，更糟糕的是，以莫里斯·甘末林为代表的高级指挥官们，对各种新观念和不同意见采取拒不支持的态度。最终，法国最高统帅部根本无法想象或有足够的准备及能力去突破自己原来的狭隘观念。
苏联军队的情况也许最具悲剧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尚未出现任何重大威胁的和平时期——好大喜功的领导层就推出了冷酷无情的发展苏联军事力量的工业一体化计划。到了30年代中期，苏联红军已经拥有两支具有明显区别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农民组成的民众武装，体现为俄国军事力量的传统类型；另一支是正在形成的机械化武装力量，装备精良，并部分接受过范围极其广泛的实战训练。但是1937年5月，斯大林开始在苏联军队中进行大清洗。那些曾经支持改革和创新的人在NKVD(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的缉捕队面前消失了。在这一将死亡称之为“去世”的时代，苏军有一万多名军官被“肃清”。
空中与海上力量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飞机所显示出的各种性能，已经勾画出今天的空中战争的基本轮廓：紧密的空中支援，空中侦察，空中阻击，空中防御，制空权和战略轰炸。十分有意思的是，战后有关空中力量的预言和宣传，却很少涉及过去的经验，而是将讨论的中心集中在它们未来的潜在能力。在这方面出现了两派观点。一派在欧洲，意大利将军吉乌尼奥·杜赫以及战后英国第一任皇家空军司令特伦查德勋爵，主张通过对人口稠密地区的战略轰炸去赢得下一次战争。他们认为，居民中心是特别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空中轰炸将导致大规模混乱，行政权力机构的解体和革命。他们都指出，空中打击力量的其他形式，均代表了对它的潜在能力的一种误用。他们还确信，陆军和海军将会被证明与未来的战争行为不甚合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杜赫对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国家的实际影响并不大，然而特伦查德在组建英国皇家空军和为之提供战略理论依据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理论后来往往被用来解释阿瑟·哈里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实施的敢于冒险、毫不妥协的强硬指挥，特伦查德还扶植起一大批狂热地宣传和倡导他的观点的军官(例如休·道丁和阿瑟·特德等)。
另一派观点形成于美国，美国国会不允许发展以城市人口稠密地带作为主要打击目标的轰炸机力量。空军部队战术学校逐渐形成的空中打击的观念，旨在使敌人的整个经济体系瘫痪。它认为，通过攻击和摧毁诸如电力或各种滚珠轴承等重要工业设施，空中轰炸能够造成敌方现有工业发展的中断。这种理论主要依赖于轰炸机群以尽量小的损失通过敌人的空中防御而进行的远程飞行，以及精确地攻击目标的能力。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现代航空母舰已经出现在美国，1922年，列强集团间签订的海军军备控制条约要求美国拆除两艘正在建造中的战列巡洋舰，但是它们的外壳却变成了两艘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上图)和“莱克星顿号”，两舰具有空前宽敞的甲板、运载量和速度(33节)，它们的“流动岛”式的结构，能最大限度地为飞机起落提供自由。
有关空中力量的所有阐述和见解都立足于这样一种设想，即轰炸机群总是能飞抵目标，于是乎，空中防御就不代表一种可行性的选择。然而，张伯伦政府在30年代后期敦促皇家空军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和条件，去建立以雷达和战斗机为基础的空中防御体系。负责加强和扩充战斗机司令部的官员是休·道丁，他对现代技术具有清醒透彻的理解并具有建立空中防御系统所需要的组织才能。
在德国，空军方面早就认识到空中打击力量的重要性，但其远见卓识之处也许在于，他们认为陆军的前途和命运将对国家的生存产生决定性影响。由此逐步发展成一种基础坚实的理论，强调空中力量与其他军兵种的协同配合。不过，德国人对战略轰炸同样感兴趣。在纳粹关于攻击敌人的人口或经济设施的军事理论体系中，并没有什么敌意——事实上，纳粹分子相信，其理论的价值将为他们提供一种实实在在的优势，即在由于德国人口稠密地区遭到战略轰炸而卷入的冲突中激发出超越其他国家受到类似攻击的抵抗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逐步发展了复杂飞行和不经目测投弹的仪表装置，能够在黑夜或恶劣天气条件下识别目标——而英国皇家空军直到1942年才具备这种能力——其惟一的技术难题是在引擎(发动机)的改进方面，他们的过失则反映在所制定的阻止德国生产高性能战略轰炸机的177号方案中。
海军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很少注意。皇家海军用两次大战之间若干年时间为日德兰半岛的重新开放做准备。尽管德国潜水艇险些赢得最近的一次战争已是事实，但英国在防御潜艇的攻击方面投入的时间与财力相当不够；可利用声波去辨识和搜寻潜艇的“声纳”(在皇家海军中称为“潜艇探测器”)的出现，使英国海军将领们误认为德国潜艇已不再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方面，德国海军与其对手的看法倒是没有什么不同。德国海军将领对于英国宣布他们已经掌握了战胜潜艇的办法深信不疑。因此，当重振军备一开始，他们便主要着手建造大型战列舰，而用最小的投入去重建他们的潜艇部队，后来又将它们专用于攻击北大西洋的商贸船队。
相对而言，日本和美国海军改革的步子迈得更大。他们都把战备的基点置于太平洋海域。都从他们的舰队将要展开的最激烈战斗出发去思考问题。两国海军一方面强调以战列舰为中心，另一方面也加紧发展舰载飞机和海军航空兵，以扩大舰队的作战区域，尽管在太平洋海域战列舰将领一直占据支配和控制地位，但到了1941年，新一代的海军航空兵(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晋升为海军将军)已经取得具有重要影响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新的激烈的指挥方式投入到海上作战。
通向战争之路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即着手组建后来引发一场新的世界战争的机动部队。他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可怕思想，即按照种族来划分文明的敌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者从阶级出发来确定他们的敌人)。他确信，德意志人是由最优等的雅利安种族组成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的创造者。他一再论证说，德国要么必须为它的世界历史使命占有领土和资源，要么必定做无谓的沉沦，对于俄国东部地区和垂涎已久的乌克兰，德国将通过驱出被他们视为“劣等种族”的斯拉夫人，实现他们的目标。但是按照希特勒的观点，德意志必须首先谨防犹太人的阴谋破坏和他们的孪生子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如果雅利安种族要充分实现他们的愿望，德国必须消灭犹太人和他们对欧洲的影响。希特勒并不打算恢复德国在1914年的边界，而是企图以整个欧洲大陆作为重建德意志帝国的基地。他一上台便立即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无疑为他在1933年开始实行庞大的重新武装计划铺平了道路。1935年，他与英国缔结了一份海军条约，使其重振军备合法化。到了1936年，尽管军方领导人担心会引起法国的反应，希特勒仍下令在莱茵河沿岸地区恢复武装。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却将其注意力从这一系列挑衅性的行为转向其他地区。1935年，墨索里尼进攻埃塞俄比亚，芥子气 [ 译者注：一种糜烂毒气 ] 的袭击瓦解了埃塞俄比亚的抵抗，整个国家被意大利吞并。1936年，以弗朗西斯克·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军人发动军事叛乱，引起一场长达三年的残酷内战，这一事件再次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欧洲各国的左派人士畏惧国内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威胁，认为西班牙发生的这场军事叛乱，不过是其国内矛盾加剧的表现形式。然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却对西班牙共和政府予以有力的支持，不断攻击本国政府煞费精力和财力的防守政策。
与此同时，在德国，过分庞大的重新武装计划使其整个经济疲惫不堪，希特勒与其顾问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结果，希特勒在1938年初免去了他的高级将领和各部部长，而任用了一批更富于冒险精神和具有特殊个性的人物。一个月内，他入侵了奥地利。英国成了这一事件的旁观者，法国政府则在抗议声中承认了这一事实。
由于缺乏必要的国际压力，希特勒确信他同样能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眼下德意志帝国已经对它形成三面包围之势。1938年春季，他制造了一桩动摇捷克共和国的危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吞并捷克的野心。而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看来，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屠杀之后，如果有人还希望招致另一次欧洲冲突的发生，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因此，他一味迁就、安抚希特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这种绥靖政策，英国越来越深地卷入欧洲的事务——有了1938年9月对德国的三次私人访问。在张伯伦的最后一次访问中，他、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法国总理爱德华·法拉第，为了德国的利益共同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总体上还处于有利的军事形势，但英国却出卖了法国东部最重要的盟国，以此作为换取希特勒友好允诺的回报。张伯伦对捷克斯洛伐克奉行他的一贯政策，主要是希望德国做出让步和英国防御力量的不足——为此，他觉得自己负有重大责任——需要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
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妥协者却由此打开了血腥之门。以后半年多时间，英国和法国对其面临的岌岌可危的颓势几乎毫无作为。德国却不惜一切地在重新武装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掠取了大量的经济和金融资源，加强了他们的战略地位，1939年3月，希特勒吞并子捷克斯洛伐克的残存部分。德国人闪电般占领布拉格的做法，终于唤醒英国领导人，使其充分意识到德国的威胁。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伯伦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以尚有的东欧较小国家为基础的外交堡垒去孤立德国。但由于他拒绝正视战争的不可避免，因而缺乏与苏联的接近。从某种角度来说，即使他这样做也已为时太晚，因为通过逐渐产生的好感，斯大林同希特勒已达成妥协。斯大林现在认为，他从纳粹那里得到的比从西方盟国那里获得的要多得多。
1939年3月，英国允诺对波兰的主权承担责任的做法，大大激怒了希特勒。希特勒低估了促使英国政府开始积极运转和张伯伦在精神上变得坚强起来的来自两方面的政治压力，对其狂热的追随者宣称：“我早已在慕尼黑看透了我的敌人，他们都是些胆小的可怜虫。”伴随着政治和外交的压力，德国的大批军队在波兰边境集结。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他们的国家成了从事罪恶勾当的合伙人。德国将使它的战争指向了波兰，并尽可能地针对西方武装力量，而不会受到苏联的威胁和干预；反过来，斯大林将得到东部波兰、波罗的海诸国、芬兰和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等广大地区。由于苏联做出保持中立的承诺，使得希特勒能够长驱直入；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政府被迫向德国宣战。
德国军队在1939年9月进入华沙。1939年9月1日。两个强大的德国集团军群开始入侵波兰。联合进攻在一周之内将波兰拦腰切断。事实十分清楚：波兰人试图进行全面防御，结果却是满盘皆失。9月17日，苏联人从东入侵波兰，几天后，波兰被胜利者瓜分。
恐怖轰炸和西班牙内战
当德国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干涉时，他们决定将其行动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不打算出动德国空军或陆军的正规部队，然而他们一旦获得在西班牙的体验，便立即对检验恐怖轰炸对平民的精神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们在1937年4月空袭了格尔尼卡－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小城镇，小城镇被夷成平地，国际社会为之哗然，纷纷提出了抗议，苏联宣传机构也热情地卷入其中，进行鼓动。其实这一事件本身与其影响并不相称——尤其与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其战略意义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德国人对西班牙空袭所获得的资讯，决不限于轰炸本身。他们了解到，发现并准确地打击目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还学会了如何为陆军提供密切的空中支援——一条将他们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为重要的经验，最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空对空战斗的“无名指”(finger four)战术。其结果是德国空军能把一种适用范围广阔的能力带入日益逼近的战争，这种能力使他们对地面与空中作战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
西班牙内战持续了近三年，其时间长度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战争双方都不具备很快取胜的技能。此外，叛军领导人佛朗哥将军很可能有意延长战争，以便能够最大限度地消灭他的敌人。
德国的安逸战争
德国进攻波兰的计划始于1939年4月，最高统帅部指令总兵员为150万的两个集团军群担任摧毁波兰的任务。由赞道尔·冯·包克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负责消灭将德国分离成两部分的“波兰走廊”一带的敌军，然后它的装甲部队将长驱直入地插到波兰的后方，同时，由戈德·冯·伦施泰特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向波兰发起正面攻击。其中的三支突击部队，将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插入波兰腹地，直逼华沙。波兰人始终没有弄清德国人主要攻击的目标是哪里，试图进行全面防御而不是重点区域的防御，于是将部队沿线分散部署在他们整个开阔的边界地带。
头几天的情况是，德军的装甲部队突破了波兰松散的防线，并已逼近华沙，对波兰的首都同时展开封锁性的穿插阻截和猛烈进攻，德国空军给波兰的处境造成空前的困难。一周之内，除了华沙，德国人已粉碎了波兰人的抵抗，并将波兰军队全部驱赶进合围的口袋，使他们除了投降几乎别无选择。9月29日，斯大林(就在波兰崩溃的前夕，他的军队已经开始入侵行动)和希特勒一起瓜分了这个国家。在旋风战役期间，有7万波兰人被杀害，13.3万人负伤、70万人被俘，而德国仅死亡1.1万人，负伤3万人，3400人失踪。
从表面上看，征服波兰的胜利像是一次令人叫绝的成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国军队就粉碎了敌人的抵抗，从各种可以测量的因素来说，这支军队具有相当的优势。然而，德军的高级领导层并没有估计到，当(敌方军队)处于与其相同的各种条件时，其部队的表现究竟如何。在以后几个月时间里，最高统帅部与希特勒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它的领导人论证说，德国军队尚无发动针对西方的重大进攻行动的准备，只有实施大规模的训练计划，才能弥补自己在波兰战争中表现出来的不足。另一方面，希特勒正面临将德国置于危险境地的经济形势。英法两国早已对德国实施经济封锁，对德宣战后这种封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进口货物因此急剧减少。因而，德国的石油供应显得十分紧张。事实上，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炼油厂加上从罗马尼亚进口的石油，都难以满足战时军队和经济运转的需要，而这两者无论哪一方被削弱，都将危及德意志帝国的战略地位。1939年，从罗马尼亚进口石油的通道被堵塞，导致德国的石油储备急剧减少。结果，在德国的经济难题与战争行动能力之间的矛盾尚未解决之前，希特勒便推搡着他的将军们立即在西部发动一场进攻，后由于天气恶劣和盟国反应迟钝，才使德国人把他们的进攻推迟到次年的春天。
1940年法国的失陷
1940年法国的沦陷。推测德国的进攻以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进行，预计应通过比利时北部，但实际它却穿过阿登高原。到5月12日傍晚，向前推进的装甲部队以强有力的拳头击打到默兹河岸，每个装甲师——每一个都是步兵分队、炮兵、工兵和坦克的有力合战——都突破和渡过了默兹河。法国人的反击总是迟缓或有气无力。到了5月16日，进入开阔地带的德国装甲师沿着法国南部毫无防御的道路开始向海峡岸边滚滚推进。
与此同时，按计划占领了东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苏军，于1939年11月进攻芬兰，但他们的准备太差。芬兰工人并不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真正加入到“工人和农民”的洞天福地里去，而激烈的战斗却在他们的中产阶级同胞兄弟与入侵者之间展开。虽然芬兰人的抵抗给入侵者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仍突破了芬兰的防御。1940年3月。芬兰被迫接受停战协定，但冬季战争严重损害了苏联红军的声誉。在这次战争中，红军以20万之众对付仅有2.4万人的芬兰军队，反而遭受了重大伤亡——写进希特勒统计材料中的这个原因，在本书后面部分再涉及。
瑞典人援助芬兰人的一次联合行动引起了德国的担心，德国因此竭力阻止瑞典的铁矿石出口。在德国的战争经济中，铁矿石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为此，希特勒决定发动一场针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先发制人的打击。4月，他的军队向丹麦和挪威发起进攻。前者经过顽强抵抗后沦陷，德国人继续向北推进。由于战舰的掩护和挪威政府的卖国与无能帮忙，德国人很快便攻占了挪威的重要港口；同时，空降兵迅速控制了挪威的主要机场。只有在奥斯陆峡湾，挪威人才真正展开了一场成功的防御：那里的后备役军人将新造的“布吕歇尔号”巡洋舰沉入海底，以此阻挡德国人的进攻并为政府撤离赢得足够的时间。
英国皇家海军的反应缺乏果断，但在纳尔维克却是个例外，在那里英国战舰使德国人感到震惊。它们击沉了10艘德国驱逐舰，将其山上的部队与增援部队分割开来，但在其他地区，同盟国的行动过于迟缓。从近期来看，斯堪的纳维亚战役是一场灾难，但它有两个有利于盟国的结果：一个是，由同盟国在挪威的失败引发的政治危机导致了张伯伦下台，1940年5月10日温斯顿·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另一个是，在挪威战役中德国海军遭到重创。到了1940年7月1日，德国仅有1艘重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其整体力量根本无法适应横渡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的需要。
法国的沦陷
1939年10初，希特勒命令陆军统帅部拟订占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直达法国南部索姆河的行动计划。尽管元首和陆军统帅部对发动“黄色”战役的时间与必要性争执不休，希特勒仍通过集团军群参谋长埃里奇·冯·曼斯泰因催促向阿登高原增调几个装甲师，以便他们能够随时突破马其诺防线而对默兹河沿岸的盟军防御阵地进行闪电攻击。1940年2月，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终于按时将所有德国装甲部队部署在这一地区，尽管他对向阿登高原推进的计划一直怀有疑虑。他和德军的大多数高级将领还怀疑，单靠机械化部队是否能成功地突破默兹河防线，于是命令步兵师紧随装甲部队之后。但是，装甲部队指挥官拥有对自己部队的独立指挥权；如果他们能如期到达并突破默兹河，就可以利用其成功而大肆夸耀。按照新的作战计划，德国装甲部队推进到阿布维尔的峡岸地带，将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逼到背靠大海的困境，与此同时，德国空降兵和地面部队以压倒之势扑向荷兰，比利时军队的主力基本被歼，只有少量的盟国军队(没有配备装甲)仍坚守在马其诺防线的要塞。
盟军战役设想形成及其实施过程，对德国十分有利。法军总司令甘末林过分依赖地固守在马其诺防线的中部和右翼，不惜将其惟一的预备部队——第七军调离与荷兰人命运休戚相关的盟军左翼防线，这就扩大了盟军在战术上的缺陷。最终，甘末林不得不将法国的整个战役预备队从海岸撤离。
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再次采取行动。在北部，伞兵部队占领了通向荷兰的重要桥梁，以便其第九装甲师能够突进到这个国家的心脏；其空降部队也试图占领海牙的主要机场，俘获荷兰政府。虽然这一“突击行动”失败了，但德军战略计划的其他部分却获得了成功。随着荷兰防线的崩溃，德军猛烈轰炸了鹿特丹，造成3000平民伤亡，此后他们又以更多类似的轰炸威胁荷兰人。5月14日，自1830年以来从未进行过战斗的荷兰军队停止了抵抗。与此同时，包克的由步兵编队组成的B集团军群已经做好全力以赴进攻比利时的准备。由于德国滑翔兵运动迅速，加之盟军方面当时对战局发展迷惑不解，导致号称“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被占领。然而法军中的善战部队和英国远征军采取紧急行动挽救危局：包克的推进使他们确定了自己的推测，德国人将重演他们的“施利芬”计划。
但是，德国人并没有那样做，他们不受盟国空袭的干扰，三支突击部队中的9个装甲师穿过阿登高原向前推进，法国和比利时军队进行了有限的抵抗，5月12日傍晚，三支突击部队都已到达默兹河。
1940年5月向西推进的德国步兵。在严格检查波兰战役中“己知的教训”的基础上。经过整整一个冬季广泛和严格的训练，到1940年春天，德国步兵已经成为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士兵。
在中间地带，德国装甲部队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在南面的色当，由海因茨·古德里安统率的部队也遭遇到顽强的抵抗。第十装甲师损失了50艘强击艇中的48艘，才有一个连渡过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则望河兴叹。但第一装甲师的来复枪团在一个步兵团的配合下，突破了法军的防御线，到傍晚前他们已经夺取了能够俯瞰默兹河的西面高地。在后来三天多时间里，古德里安不断扩大他的桥头阵地，迅速将一支突击部队插进盟军的防御阵地——向海峡的挺进指日可待。然而，随着装甲部队越来越深入法国的领土，德国最高统帅部和陆军统帅其部变得十分过敏和多疑起来，于是发生了17日古德里安被指责破坏命令的事件，其原因仅仅是当坦克向西快速推进到索姆峡谷时，他为了进行“火力侦察”而关闭了自己的无线电台。5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到达阿布维尔海岸，包克率领的部队也于此时攻占了布鲁塞尔——一切都按计划准时进行。
同盟国最初的反应是冷漠、迟缓，很快又变得惊惶和沮丧。法国政府解除了甘末林的职务，但他的替代者马克西姆·韦冈德就任时，所有的战斗都已结束。由于德国人的成功看上去过于圆满，因而显得不够真实；正像古德里安所说，战斗“几乎不可思议”。当德军攻占了法国的港口之后，希特勒及其最高统帅部和陆军统帅部更加疑心重重。他们总是叨咕：在佛兰德斯地区大水的阻拦中装甲部队会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德军进入法国后法国人会不会恢复抵抗。
结果，在26日攻占了布洛涅和28日比利时宣布投降后，德国陆军统帅部下令装甲部队停止进攻。高层将领们相信步兵和空军完全能够完成粉碎北线盟军防御的任务，然而德国统帅部的这种看法是建立在含混不清的基础上。皇家海军将他们的军事技艺运用于撤退英国远征军，以及在敦刻尔克上空制造烟雾形成空中掩护，德国空军遭遇到从不列颠起飞的英国“喷火’战斗机的顽强抗击。到6月3日代号为“发电机”的战役结束，盟国船只共运出近35万人的盟军部队——它虽不足以挽救法国，但足以使英国战斗下去。
一个法国坦克兵向德国步兵举手投降。1939年，法国最高统帅部终于组建了3个装甲师，但已为时太晚。法国装甲师缺乏理论、训练、通讯系统，尤其缺乏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观念。结果．法军是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在战斗，因而在双方军队间造成了十分明显的不同后果。
战役的其他部分对德国人来说却是马到成功。在进行了最初的抵抗之后，法军全线崩溃。德国人像潮水般地向南涌去。少数法国人愿意继续战斗，多数人却亟待和平。6月22日，上了年纪的凡尔登的保卫者马赛尔·贝当在一份带有胜利者提出的许多苛刻条件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自此，法兰西与纳粹征服者合作的一段漫长、黑暗的历史开始了。
不列颠之战
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大多数德国人，把对法国的胜利理解为战争的结束，他们以异常欣快的心情，急切地等待着英国主动求和。但是妥协忍让的安抚时代已属于过去。尽管存在着来自张伯伦的支持者们的反对，丘吉尔却使英国的立场变得强硬；他估计到，美国不会无限期地保持冷漠，德国和苏联的联合也不会长久。他已经得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6月做出的承诺，美国将向英国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条件是英国拒绝支持任何与希特勒的谈判。
在1940年夏季与德国空军进行的不列颠空战中，英国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起到关键性作用。它的作战性能与Bf－109战斗机相当，却要超过飓风式战斗机，因此，它们足以在争夺不列颠的制空权中与德国战斗机相抗衡。在雷达的帮助下，英国战斗机能及时发现正在飞临的德国入侵者，在一场持续性的消耗战中，它们使德国空军为自己的冒险尝试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
直到7月底，德国人才意识到英国仍在进行战斗。于是，他们竭尽全力，拼凑了一场以不列颠诸岛为目标的空中进攻。他们打算，如果这样仍不能从精神与意志上打垮英国，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即实施代号为“海狮”的横渡海峡的入侵战役。然而后一步行动根本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挪威战役之后，德国海军实际上什么也没留下，无论是陆军或海军都缺乏参加大规模两栖作战的经验，为了实施“海狮”计划，他们不得不征调莱茵河上的驳船用以运送渡海部队。人们由此能够想象得到，以这样的渡海船只与英国驱逐舰抗衡的结果将会如何。
在对英国军事力量的核心部分发动的攻击中，德国空军陷入令人沮丧的困境。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中战役，德方对英国的许多情况尚不清楚，德国空军所掌握的有关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和弱点等各个方面的情报都被证实是错误的。
再者，德国空军在法国已经蒙受了重大损失，保存下来的飞机和飞行员都难以满足新的战役的需要。与此相反，英国拥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大的战斗机部队，有以雷达为基础的有效的预警系统，再加上休·道丁勋爵的第一流的指挥。道丁一面调动指挥他的部队为保卫整个不列颠而战，一面又在北部地区开辟和建起能够装备若干飞行中队的飞机生产基地。他的目的是与德国人打一场消耗战，后因秋季天气恶劣而放弃。在战争的其余时间，英国人第一次享受到他们具有优势时的快意，即破译德国最高统帅部发出的许多绝密电文的能力。在掌握了广泛的无线电窃听技术，熟知德国如何通过接收设备采用与传输设备相同的算法获取信息解释的主要工作方式(由波兰秘密组织提供)，并仔细研究了德国的无线电操作程序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日益增强的洞察敌人战争行动的能力。他们还能截获德国高级将领中持不同政见的“过激派”的电文(通过破译得到的情报)。
1937年，当它第一次投入生产时。Bf－109便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机。由于不断改进其引擎和其他性能。它一直保持着德国空军主力机种的地位。虽然英国于1938年开始生产两种性能与之匹敌的战斗机——飓风式和喷火式，但在战斗机的导航性能方面，整个战争期间，它一直是对手的克星。
德国最初的空中攻击将英国皇家空军从海峡逐回到本土，但他们也向英国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德国空军的战术和作战经验。8月13日，德国人与皇家空军展开决战，在北部空域，他们因损失惨重而受挫，但他们在南部的猛烈攻击却对皇家战斗机司令部的基地和机群造成严重破坏。德国人对此情况一无所知，英国也一直保持着顽强抵抗的势头。进入9月，在巨大的压力下，德国空军急于要在天气突变之前彻底打垮英国，于是骤然转移了对伦敦的注意力，这一决定无疑使皇家空军战斗机的战斗力得以恢复。9月15日，英国出动1／10的战斗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其效果之显著迫使德国空军匆忙结束了他们的进攻。德国人利用他们的仪表操纵投弹的系统不断实施夜间轰炸，但这很可能使英国人在遭受轰炸期间研究出挫败这种系统的技术成果，并形成有效的反措施，后来结束战争的首次战略性轰炸进攻，就多少反映出英美空军的确吸取了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
巴尔干的战争
1940年6月10日，贝利托·墨索里尼对英国和法国宣战，除了一定要重新夺取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古代遗产外，他闯入冲突与对抗时并没有其他明确的战略目标或作战思想，他所统率的不过是一个缺乏现代战争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军事机构。整个夏天，意大利人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他们时而被自己的决定所干扰，时而又受制于德国人强加的各种禁令，直到9月墨索里尼才强令驻守利比亚的马赛尔·格拉齐亚尼进攻埃及。但这支部队到达西迪拜拉尼，便神志恍惚地进入了一系列相互隔离的防御阵地。
在巴尔干，同样是在9月，希特勒派遣一个配备坦克的摩托化步兵师，两个高射炮团和两个战斗机中队，以军事“顾问团”的名义开往罗马尼亚，以保护德国在那里的利益，尤其是石油。但他未将此情况通报其意大利盟友。作为一种报复，墨索里尼于10月进攻希腊时，也没有事先告知希特勒。但是，意大利军队刚刚解散了它的预备役部队，所存兵员仅能用于攻占阿尔巴尼亚——作为进攻希腊的跳板——以至于必须在希腊进行战争动员之前使双方兵力达到一比一的比例。此外，经证实，阿尔巴尼亚的港口不适用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和作为意大利的军港。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希腊人便将意大利人像赶鸭子一样赶回了阿尔巴尼亚，几乎同时，英国军队开进了克里特岛和希腊。墨索里尼彻底颠覆了巴尔干的稳定。
意大利的下一步灾难接踵而至。1940年11月，一队英国鱼雷攻击机轰炸了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舰队，击沉了3艘意大利战舰，改变了地中海地区海军力量的均衡。12月，英国军队从埃及袭击了西迪拜拉尼前线的意大利阵地。他们取得了总体上的成功，几乎将意大利人赶出利比亚。与此同时，其他英联邦军队也纷纷入侵意大利的殖民地索马里、厄立特里亚 [ 译者注：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省 ] ，并最终占领了整个埃塞俄比亚。到1941年5月，意大利的所有殖民地都被攻占。在意大利处处挨打的窘困时期，德国人最初表现得幸灾乐祸，但是，当意大利的灾难预示了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的联合态势将被拆散的凶兆，以致意大利可能会被从战争中驱赶出去时，德国立即采取了行动。1941年2月，隆美尔率领德国非洲军团的先遣部队到达的黎波利，并立即展开进攻，很快便开始驱赶英军。英军由于抽调了6万人开赴希腊而被削弱。只得退守埃及。
不过，要恢复巴尔干的局势，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为了控制住希腊人和减轻意大利在巴尔干承受的压力，德国人与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进行了秘密谈判。1941月3月，南斯拉夫使节在一份与轴心国联合的条约上签了字，但很快塞尔维亚军官就发动政变推翻了他们的政府。希特勒为此大动肝火，立即命令德国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打垮”南斯拉夫人，并下令德国空军把贝尔格莱德从地球表面消灭。两周后，德国空军忠实地执行了这一命令。连续24小时的狂轰滥炸，使南斯拉夫首都变成一片废墟，1.7万名平民被炸死。德国的装甲部队同时摧毁了南斯拉夫的防御，12天里这个国家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进攻如此快速和猛烈，这是德国人的成功之处，以至于几乎在战斗结束的同时德军就开始撤离，以便迅速投入即将进行的对苏联的入侵。如此一来，数千名南斯拉夫士兵得以在山区坚持下去。几个月以后，一场残酷的游击战争之火遍全国，德国人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1941年春季，行进在希腊北部废弃路面上的德国部队。早在一年前进攻法国之时，德军就擅长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以及出色的组织指挥和军官及士官的训练培养——这再次给纳粹提供了战胜对手的重要优势。对于数量占优势并赢得过胜利的英国和希腊军队来说，惟一的选择是向南部撤离——英国人从海上逃走了，希腊人则向敌人投降并蒙受了被占领的痛苦。
进攻希腊的战役也进行得十分顺利。希腊最高指挥部将其军队部署在与保加利亚接壤的边境一带，德国人却穿过南斯拉夫从侧翼轻易地突破了希腊的防线，英国人担心其后路被德国人切断而匆忙撤离，大多数英联邦军队也纷纷退却。失去了武装的希腊人以蔑视的目光，面对保加利亚人和那些在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战斗时走进轴心国战时拘留营的人。
德国入侵苏联所包括的作战范围。其战线比以往的战役都要长得多。结果，尽管在战役的第一阶段，德国人还能有望避开后勤供应的困难，但是到了7月末，他们便遇到了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在下一阶段的进攻，尤其是在秋季的进攻中，德国军队的出色战绩明显要超过其谨慎的后勤预算，在俄国冬季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它的军队很快便面临供应系统瘫痪的危险。
希腊大陆失陷以后，英国仍然控制着克里特岛，皇家空军从这里能够威胁罗马尼亚的油井，希特勒也看到了这一点。自从皇家空军在马塔潘角击沉意大利的三艘重型巡洋舰，意大利海军仅存的一点自信也损失殆尽，任何进攻克里特的计划都由空军来实施：德国空军的第七空降师——世界上第一支伞兵师，在第五山地师的配合下执行攻击任务。德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正像德国情报部门估计的，英国在克里特岛不仅拥有近两倍于德国的兵力，而且侦听到了“过激派”提供的大批德国空降部队将攻占克里特的三个空军机场的预警情报。但是，在后台指挥的英国统帅部并没有重视这一情报并调动部队准备迎击敌人的两栖进攻，这对于德国人无疑是无声的动员。1941年5月20日，第一天空投下的部队大部分被地面防御者消灭；德国人只在马莱迈建起一个不稳固的立足点。然而，一旦伞兵赢得了机场的控制权，德国空军就能不断加强其对空投的支援，平衡逐渐被打破。皇家海军再次实施成功的撤退。但德国人占领了克里特岛，直到1944年初，盟国才能对与德国命运攸关的罗马尼亚油田实施空中打击(飞机从意大利基地起飞)。
夺取克里特岛的胜利使德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损失了近60％的空中运输机。伞兵部队伤亡之惨重也使希特勒拒绝批准再次实施空降攻击。然而，英国和美国却对德国的进攻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也组建了自己的空降部队，该部队将在盟军进攻欧洲大陆时发挥重要作用。
苏联在1941年遇到的困难，并不都是由于德国军队的优势，其中一些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在战役的第一周，坦克部队穿过沼泽直接向德国人的进攻发起反击。他们的指挥员按照命令，驱赶每辆重达42吨并装配着当时世界上最坚固的装甲传送装置的T－34坦克群驰进沼泽。
“巴巴罗萨”计划
1940年7月末，希特勒在占领法国后即决定入侵苏联。最初把他推向东方的是战略和思想体系方面的原因，但后来支配他的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征战意念和经过大肆渲染的对苏联的评估。他宣称，德国人是作为征服者而不是解救者出现的。希特勒的意图是消灭东欧的犹太人，以此作为进一步征服斯拉夫人的前奏，因此，“特别行动”突击队紧跟每一个入侵的集团军，专门负责肃清犹太人、信仰共产主义的官员和其他“不良分子”。希特勒把他的这一意图全部明白无误地传达给他的高级将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愿意忠实地执行他的这一意图，“巴巴罗萨”——以一个著名的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命名的入侵计划已经为人所知——那是一场毫无约束的思想观念的冲突，其激烈、残酷的程度是自17世纪宗教战争以来欧洲从未经历过的。
德国人为“巴巴罗萨”制定的军事计划是一种善于机变的战术——带有愚昧政治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以及逻辑上低能的混合物。十分明显，这场战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俄国的绝对庞大，如果德国推进到里加、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以远地区，将会陷于后勤补给上的困难。由于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经了解和熟悉了俄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他们对其天气也不会产生过多的错觉。希特勒倾向于进攻乌克兰和列宁格勒，陆军统帅部则意在进攻莫斯科，认为一旦得手，将导致整个苏联的自行解体。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策划者们打算将红军消灭在边境地带，阻止他们撤到内地，然后像(希特勒)期望的那样，将敌人包围得“如同孩子用纸牌搭成的房子”。
到现在德国军队已成了一部令人生畏的战争机器。两年来攻无不克的胜利磨练了它的将军、各部队的指挥员、军官和未受军官衔的军士们。但其自身也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德国人仅仅依靠从欧洲各地拼凑起来的军事装备，包括捷克的坦克、挪威的山炮，比利时、法国和英国的卡车，即开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入侵。然而其装甲部队的行动速度几乎是步兵的两倍，因此不得不一再地等待——既是为了燃料，也是为了得到步兵的支援。德国人开始实施“巴巴罗萨”计划时，实际上没有预备役部队。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行为扩大了德国人的优势，“大清洗”处决了苏联军官队伍中的1／10；弥漫性的恐惧情绪窒息了一切创造力；对“斯大林同志”的迷信加重了战争准备工作的虚幻性。直到最后，斯大林仍相信希特勒会遵守他们在1939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出于对他的政治惩罚的恐惧，若干红军的正规师拥挤在边境地带，其指挥员接到的命令是决不允许后退。
德国攻击艇渡过德涅斯特河发起进攻。纳粹迅速推进的速度和距离，使苏军失去了重新恢复的时间。红军指挥员明显缺乏对德作战的灵活多变的能力。而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又拒绝让整个国家做好纵深防御的准备(也许是出于苏联政权在政治上易受攻击这一现实的考虑)。结果，苏联人没有守住任何阻止入侵者的重要江河防线。
1941年6月22日凌晨1点30分，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最后一列货运列车(确切地说是源源涌出的几千股水流中的一股)满载原料从中立的俄国驶入德国领土，去喂养纳粹的战争机器。两小时后，德国炮兵从北部海角到黑海2000公里长的边境向苏联前线开火，同时开始了一系列毁灭性的空中攻击，紧接着300多万轴心国军队向东滚滚推进。他们出奇不意的行动使整个苏联为之震惊。前线的某苏联部队指挥官哀怨地询问他的上级：“我们该做什么？我们正遭到攻击。”得到的回答是：“你们一定是疯了，为什么不用密码发报？”早晨来临，当德国大使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宣战书时，仍有前线部队提出相同的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怎么做？”
四天时间，苏联损失了3000多架飞机。德国装甲部队突破了整个前沿阵地，向苏联后方长驱直入：北线曼施泰因的坦克部队四天挺进200公里，到达德温斯克的德温纳河畔。在中央集团军群作战区域，由霍斯和古德里安率领的装甲集团军群第一周就将部分苏军主力部队包围在明斯克(俘虏32.4万人，击毁或重创坦克3300辆)。7月中旬，他们又在斯摩棱斯克横扫了陷入重围的同样数量的苏军主力部队(俘虏了30万人，击毁3000辆坦克)。德军的胜利使哈尔德不无得意地在7月初的日记中写道：“当我宣布进攻俄国的战役14天来一直处于节节胜利时，这是不用做过多强调的事实。”只是在南部，德国人遇到了有效的抵抗。但即使在那里，到了7月中旬，他们也已将近到达基辅的门户。
然而到了7月末，德国人的地面推进停止下来。纳粹的后勤系统仅仅能向装甲和机械化步兵师提供补给，现在，这些行进在最前头的部队几乎消耗掉所有备用的弹药和油料，什么也没有给进一步向东推进的其他部队留下。步兵师依靠双腿艰难地向前跋涉，走得最慢的甚至被后方收容。再者，尽管向前推进时消灭了许多红军正规部队，但苏联预备役部门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部队补充兵员。哈尔德在8月初的日记中沮丧地说：
整个形势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低估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这个结论首先反映在步兵师方面。我们已经识别出360个步兵师的番号。在我们看来，这些师被公认为缺少武装和训练，在战术上也是落后的。但是它们确实存在着；我们消灭它们12个，俄国人就轻易地补充另外12个。
被德国人抓获的苏军战俘。到1942年3月，360万苏军战俘中的200万人已经死亡——其中60万人被处决(大约每天6000人)，因为他们是政治委员、共产党员或犹大人。在1941年被捕的战俘中，仅有10万人能够活着回到苏联。
整个8月，向前推进的德国部队为生存而战斗，后勤部门艰难地维持着日益危急的供给形势；行进中的步兵被催逼着向前赶路，他们已经取得惊人的战绩，但确也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到8月中旬，伤亡几乎达到40万人，占总兵力的10％以上。陆军统帅部、最高统帅部和希特勒之间再次发生激烈争吵。将军们急于向莫斯科推进，希特勒却要占领乌克兰和列宁格勒，因为前者盛产谷物，后者是革命的发源地。结果像通常一样，希特勒赢得了这场争论。8月下旬，德国人终于积聚了足以支撑他们向前推进的供给，北方集团军群包围了列宁格勒，在那儿，斯大林的追随者既拒绝将市民疏散到安全地带，又不愿为应付被围做好准备——因为选择其中之一都将意味着失败主义。结果，因饥饿和疾病死亡的列宁格勒人总数最终超过100万。在中部，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 [ cdhyy注：原书为“装甲集团军群” ] 向南突进乌克兰。斯大林再次拒绝任何撤退，陷于基辅包围圈中的60万苏联军人被押送进德国的战俘营，其中只有少数得以幸存下来。
年末，在基辅和列宁格勒的这些胜利使希特勒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不顾一切地实施进攻莫斯科的巨大战役。尽管如此。后勤机构面临的选择却十分清楚：要么保持在从列宁格勒到克里米亚延伸线上的适当位置，以准备过冬；要么直驱莫斯科，到达这个没有保暖衣服和供应奇缺的苏联首都。将军们为到达莫斯科兴高采烈地签署了文件。
“台风行动计划”于9月末拉开帷幕，古德里安的装甲集团军首先开始行动。其他两个装甲集团军紧跟其后，于10月1日发起进攻。一周之内，德国人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完成了两个更大规模的包围，再次抓获60万名苏军战俘，在苏联首都的前沿防线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但是连绵不断的秋雨使德国人的推进变成了缓缓移动。苏联人利用这一机会艰难地聚集在一起拼死抵抗。进入11月，寒冷的天气将泥浆冻成坚硬的土层，德国人恢复向战场推进，试图做最后一次包围莫斯科的努力。到了12月初，一些部队已经到达能够视及克里姆林宫的位置，但是德国人的腰带已经勒紧。他们的坦克和一些其他装备在特别寒冷的天气无法投入作战；前线部队早已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战斗——他们完全没有做好在冬季条件下作战的准备。德国人已经消耗掉所有贮存的物资。12月6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前一天，苏联红军进行反击，减轻了莫斯科的压力。希特勒企图通过一次单独的战役征服苏联的赌博失败了。
莫斯科的战斗
德国人在基辅包围战中战胜了苏军——抓获60多万战俘，缴获大量物资——德国最高统帅部为此欣喜若狂。但是，甚至在基辅的战斗结束前，希特勒就开始准备下一次大的战役——对莫斯科的防御力量发动攻击，不惜一切地占领苏联首都，在冬季临近时消灭斯大林的政权。
希特勒的决定得到东部战线德军高级指挥官们的狂热支持。中部集团军群的费尔费·马赛尔·博克和陆军最高指挥部表现得尤甚，因为在战役开始前，他们一直论证说，莫斯科是决定性目标，占领它就能赢得胜利。只有后勤学的专家们对此持有疑虑：从此次战役的观点来看，他们必须着手准备过冬的军事物资。但另一重大推进将不仅有碍于过冬物资的贮存，而且还将妨碍他们积存过冬的燃料和保暖用品。
正行进在带有纳粹徽章(由德国飞机识别)的坦克前面的德国部队消失在暴风雨之中。然而，德国部队缺少过冬的衣物，其坦克也缺乏冬季作战必需的润滑油。9月初，他们的进攻被阻止在莫斯科前(见下页地图)。
为德国一贯轻视的后勤部门提供的选择十分简单：前进。9月底，古德里安从乌克兰匆匆赶回，指挥其装甲集团军从南面向防守莫斯科的苏军发起攻击。10月1日，其他两个装甲集团军也投入到代号为“台风”的行动中去。仅第一天，德国装甲部队便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德国人的进攻是那样成功，以致苏联方面只是通过询问英国(根据“过激派”提供的情报)，才知道他们部署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部队已经处于德国人的攻击之下。希特勒宣布，德国在东部战线发动了一场伟大的进攻，苏联侦察飞机很快查明德军先头部队已经深入到前线的后方。与此同时，通向莫斯科前线部队的交通运输线全部瘫痪，德国人已经走在取得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地压倒性双重胜利的路上，将有60多万苏联军人被俘，成百上千的人被杀害，大量的军事装备被缴获。
但是，10月中旬，当德国人正在完成两个包抄时．天气突变。一年一度的秋雨骤降季节来临。尽管事实上，德国人与莫斯科人之间力量对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粘黏的泥土阻塞了行进在泥淖中的德国装甲部队和摩托化步兵，这使苏联人获得了加强和巩固自己的足够时间，并任命大清洗中的幸存者、富有指挥才能的上将军官之一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负责指挥莫斯科的防卫。朱可夫一面强令前沿部队不惜一切地拖住泥淖中的进攻者，一面开始武装大批预备役人员，准备进行最激烈的战斗。
1941年10月1日～12月5日的东线局势
进入11月，天气再次发生变化：冰雪取代了雨水，天寒冻硬了泥土。对莫斯科的进攻一度恢复。但德国最高统帅部再次面临天气造成的难题。后勤供给的形势给德国的推进带来更险恶的后果：冬天的脚步已迈进门槛，德国军队却没有御寒的衣物，为部队提供补给的军用物资贮存寥寥无几。然而，德国高级指挥官们执拗地认为，在1914年马思河战役中没有继续战斗，使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相信这次最后的进攻将使他们占领莫斯科并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再度低估了自己后勤供给面临的困境，下令对莫斯科的进攻继续进行。例如，德军总参谋长弗兰兹·哈尔德认为，也许寒冷将使其作战的机动性得以恢复，而且极有可能到明年1月中旬以前不会有雪。
1941年12月5日莫斯科战役
高级指挥官们尤其是最高统帅部对正在迅速恶化的前线情况明显地缺乏了解。到了11月中旬，隆冬来临，德国坦克乘务员发现，坦克推进装置上曲柄轴箱的油已经凝固：惟一的办法是在引擎下点燃坦克油料，用以烤热推进装置，直到引擎能够发动。这样往往会形成引人注目的壮观景象，虽然那是不希望出现的结果。随着后勤补给系统的逐渐瘫痪以及气温的骤然下降，经历了5个月激烈战斗的德国军队已显得精疲力竭。
直到进攻者紧缩腰带，朱可夫才对其预备部队下达战斗命令。12月初，当德国的地面部队推进到苏联首都的视域范围时，一场大雪使气温突然下降到华氏零度以下，苏联人终于发动了反击。在东部战线的整个地区，希特勒的军队都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一境地预示着所有的入侵者都将被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