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工业化·第十二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1913年，骑兵军官正在检阅英国的空中力量。
在1815年平定欧洲各国之间已持续25年的战争，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但是胜利者们同意他们拥有一些共同利益，尤其在控制已席卷欧洲的民族主义的目的方面。但对欧洲而言，和平最重要的可能是那种普遍的精疲力竭， 没有一个国家会为了解决领土纠纷或考虑到称霸野心而愿意诉诸战争。虽然在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之前或之中，在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已为英国带来了闻所未闻的财富和经济实力，但他们仍乐于在控制世界贸易的同时，在欧洲大陆上保持一种力量平衡。
胜利者们还同意给予法国人一个温厚的和平；他们将君主政体和1792年的疆土归还给波旁王朝。但如何解决东欧及德意志各政权之间的问题与冲突，却比处理战败了的法国的问题更困难，因为法国征服带来的影响已经如此扰乱了德国的生活结构，以至于没有什么解决方法能将中欧的时钟拨回到1789年。此外，俄国人对东欧尤其是波兰，怀有极大的野心。
最后，政治家们终于推敲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俄国实际上接收了整个波兰，作为交换，普鲁士得到了与法国相邻的莱茵河沿岸的领土，以防止复兴的法国再进入德国西部。这些收获为普鲁士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好处：首先，由于将它的大部分波兰土地换成了德国领土，它已变成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单一的国家，同样重要的是，它得到了一个不出名的河谷——鲁尔的控制权，这里将成为工业革命的第二大中心。
1837年的巴黎——圣日耳曼铁道线，铁路改变了全欧洲的经济结构，但只有普鲁士觉察到它的军事用途。他们既根据经济需要，也根据战略需要来发展铁路。结果，进入19世纪60年代，他们已能比任何潜在的对手更迅速地将大规模部队部署在边境一带，并予以及时的支援。
由于兼顾了所有主要国家的利益，维也纳会议成为西方文明史上最成功的谈判会议之一。它的确有一些欠缺，最明显的是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威胁，但就整体而言，这次会议为主要国家之间保持力量平衡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础，此基础是被关于1792年和1815年的战争灾难的记忆强化了的(它帮助抑制了野心家，直到另一代人掌权)。
1815年后，欧洲因此享有一个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时期，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困难。1830年，一场法国革命将波旁王朝赶下了台。虽然其结果只导致了一次改朝换代而已，同时布鲁塞尔的骚乱也带来了低地国家的分裂。1848年，一个对秩序更严重的挑战发生了，而且麻烦又起自法国，但是这次它并没局限于法国边境，而是蔓延到了中欧，维也纳会议建立起来的意在扼杀哈布斯堡和德国土地上的民族主义的控制体系，在一周内就崩溃了。最后，只有俄国的干涉才帮助镇压了起义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保证了哈布斯堡君主体制的统一。
在普鲁士，保守主义者开始对革命力量无能为力，但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代表大会也不能在革命的形势下统一一个新德意志国家。一场殊死搏斗后，保守主义者又重新控制了局势。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大会为他提供的一个新德意志国家的王冠，并嘲弄地说他可不愿接受一顶来自阴沟的王冠，从广义上来说，1848年的革命失败了，但它却显示出在欧洲的平静下面蕴藏着深刻的民族主义。
克里米亚战争
俄国在避免1848年革命和镇压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方面的成功，鼓舞着沙皇在巴尔干采取一种更有侵略性的政策。奥斯曼帝国已经是一个衰朽虚弱的国家，无力面对西方的工业和科技挑战；但它却具有一种几乎永不枯竭的、在自己的灾难中生存下去的能力。俄国人希望能利用奥斯曼的虚弱，英国人和法国人却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尤其是英国人不能允许俄国在土耳其的崩溃中占便宜，希望能阻止俄国拥有对地中海的直接入海口。
1854年，一支俄国军队越过多瑙河，侵入奥斯曼领土；英国和法国对俄宣战，并派兵到康斯坦丁堡保卫土耳其。即使在多瑙河南部的战斗发生前，奥地利已经参战并表现出对俄国1849年援助的令人吃惊的忘恩负义：他们要求沙皇从奥斯曼领土上撤军。俄国人答应了，撤去了开战理由，但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仍决定给俄国一个教训。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克里米亚图。虽然法国和英国袭击了巴尔干的目标，而且在北冰洋和太平洋上展开小型行动以对俄国实行完全封锁，但克里米亚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的汽船将大量军队运到半岛，并在那里支援它；而俄国却由于没有通行该地域的铁路而难于供应兵力。1854年9月，联军登陆，意在冬天到来前，夺取俄国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塞瓦斯托波尔城防的复杂性，以至于这场围攻持续了一年。
从某些方面说，这场战争是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但从另一些方面看，它又倒退到了18世纪的“有限制的战争”。第一次，科学技术在战场上发挥了直接作用。为来复线步枪发明的锥形来复枪弹(那种枪膛里制有螺旋膛线的步枪)，使得步兵能举枪击中300码外的敌人(这种铅弹底部是中空的，用爆炸冲力推出弹身并使其正好契合来复线所给予的速度和方向。因此将步枪的杀伤射程提高了三倍)，同样重要的是海上汽船的出现：英国和法国已经能很轻易地运兵到土耳其和克里米亚。最后，电报使得在巴黎和伦敦的政府能与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保持联络；此外，报纸的通讯员们也能在几天而不是几周内，为编辑们弄到报道的消息了。但尽管有科技上的进步，参战的政府却均未能就一场全面战争发动起大众的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克里米亚战争只是一场为很含混的问题而战的冲突，最重要的莫过于参战者的生还。
俄国从多瑙河北部撤军后，英法指挥官决定入侵克里米亚，进攻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1854年9月，联合舰队将英法联军很随意地运到克里米亚海岸登陆，幸运的是没有俄国人阻挡他们。联军然后向南挺进塞瓦斯托波尔。路上，他们遭遇了驻守在阿利马河高地上的一支俄国军队。英国人在左侧发起的一次进攻压住了守军，在排成横队前进的英国士兵进入敌人滑膛枪射程之前，他们来复线步枪的准确射击，已经杀死了大批排列成密集纵队的俄国人。阿利马的胜利反映出的是联军科技上的优势，而不是训练或纪律上的出色。
联军到达塞瓦斯托波尔后所组织的一次立即发起的进攻本可以拿下这个港口，但是法国人极为谨慎小心，他们为围攻做准备的时间使得俄国人完善了他们的防卫。在冬天结束军事行动前，俄国人曾两次试图突破围攻，进入被包围的港口。在巴拉克拉瓦，经过一团杂乱无章的战斗构想和误会后，英国骑兵攻击了位于一个长河谷尽头的俄国炮兵阵地。这完全是光荣的无望之战，“轻骑的冲锋”被添入了英国那份长长的英雄式的失败名单上。但是那天结束时，联军仍处于俄军和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第二次解救港口的尝试也未成功，在英克曼战斗中，联军的膛线枪完全控制了战场，俄国人伤亡1.2万人，而联军只伤亡3000人。
巴特勒小姐的一幅油画：《点名》。虽然俄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损失了大约50万人，但联军也遭受了严重伤亡，他们的供应系统在黑海沿岸冬天的严酷条件下瘫痪了。军服不足；配给食物在能提供的时候也不能吃；一个无能为力的医疗体系更加重了这种不幸。但与以前的战争不同，英国的阅报公众通过报纸了解了情况，这些报纸都派有战地记者，他们用电报将稿件传回了伦敦。
随后的冬天平息了这个地区的战斗，而英军对此没有做好准备：它的补给体系瘫痪了；前线和医院的情况很快就令人怵目惊心；只有一些军官可以在他们的游艇上过冬。但对代议制政府的国家来说，高级军官们可以忽视普通士兵苦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英国记者们报道了军队在这种可怕情况下的遭遇，公众的呼吁导致了真正的改革，英国军队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
简而言之，克里米亚的冬天无情地毁掉了英军，法国人和皮德蒙特人不得不承担起1855年的大部分战斗。俄国人又企图进一步救援塞瓦斯托波尔，但又一次被联军的科技宣告失败。在8月中旬的最后一次救援尝试中，俄军又承受了8000人的伤亡，而联军却不到2000人。9月8日，法国人冲进马拉科夫要塞。有史以来第一次，带领进攻的军官们对表统一时间。这次进攻成功了，它使得港口的防守瘫痪。
最后，克里米亚战争并没有什么作用。它只是暂时阻止了俄国在巴尔干的野心，将土耳其的崩溃又推迟了一个世纪。但是，过去是战术水平决定战果，而武器的进步却表明，现在科技已成为战场胜利的关键。谁在它的军队中认识并利用了这个变化，谁就将对其敌人享有一个重要的优势。
温菲尔德·斯格特·汉考克将军的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们正暂时休息以进行深思熟虑。到1864年时，联邦军队已经包括了一个有高度战斗力的参谋和指挥体系，由正规军和志愿兵军官组成。他们都是在战场上学会自己这一行的，这些人可能在军服的考究上显得有些随随便便，但他们却拥有充沛的精力和称职尽守的领导能力。
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是19世纪最重要的战争，因为它是第一次敌对政府都利用了人民对席卷西方的工业技术的那种法国大革命式的激情。首先，对立双方都摆出了决不妥协的立场：对北方来说，不恢复联邦就没有和平；对南方来说，没有独立也没有和平。但双方在开始时都低估了对手的政治决心。大多数南方人相信，只要对怯懦的北方佬打几个速胜仗，就能保证胜利；而大多数北方人也相信南方人民反对分裂，几个胜利就能让分裂分子的阴谋破产。
北方当然拥有很明显的优势。它的人口几乎有2500万，而南方却只有900万(其中300万是奴隶)。几乎全部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大多数国家铁路都在北方。此外，联邦政府还控制了海军和陆军，以及大量的国家官僚机器。但南方也有一些其他优势，首先就是地理上的，从中佐治亚到北卡罗莱纳的距离大约是从东布鲁塞尔到莫斯科的距离；从路易斯安那的巴吞鲁日到里士满超过了从法德交界到波兰东部边境的距离。使“出兵对南方作战”更困难的还有一个事实：这个地域的许多地方都是原始荒野，尤其是西部。虽然东部战场离北方工业中心要相对近一些，但联邦的西部军队，如卡罗来纳、伊利诺伊军队的出发点与北方工业中心却相隔1000多英里，如果没有铁路或汽船的话，北方将不可能利用经济实力来承担这场战争，甚至有可能输掉它。南方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它不必一定赢得胜利，只要阻挡住北方的军事行动，它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双方都面临着从无到有创建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的难题。正规军只比用来吓唬印第安人的保安部队多一些，军队中没人接受过领导大军的训练和准备。就像大部分美国军事史一样，南北战争是一段临时拼凑军队、在战场上学习的经历。如果说军官们对战争所知甚少的话，政治家们就是一无所知了：亚伯拉罕·林肯曾绝望地命人将国会山图书馆中所有军事史方面的经典著作送到白宫。他最后虽然成为一位著名而成功的战时战略家和政治领导人，但这几乎完全归功于他天生的直觉和智谋，而不是任何严肃的学术准备。
双方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召集、训练和供应大批军事人员。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方在这点上又享有了一个重要优势。因为它没有正规军，所以那些从联邦军队中辞职、为邦联而战的军官们分散到了各州的民团组织中，在那里他们的经验提供了一定的基础知识。而在北方，正规军仍保存着，并拒绝为训练志愿军与它的军官们分开。
军队本身还保留着一种普遍的平民性。即使被认为是南北战争中最“盔明甲亮”的波托马克军团，从照片上看，对着装整齐这一点也显得随随便便。但在正确的领导下，这些军队所忍受的牺牲，却是美国军事史上很少有军队能比及的。葛底斯堡战斗中明尼苏达第一军的表现就是一个实例。1863年7月2日，它承受了80％的伤亡；但第二天下午，它所剩无几的幸存者又站在了准备接受皮克特冲锋的队列里。
开战那年即1861年，林肯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那一年北方的胜利与南方政策的错误形成鲜明对比。一个很重要的战略问题，就是谁将控制毗连各州。在马里兰，联邦政府为了威慑分裂分子，在安纳波利斯采用了直接军事干涉的政策。在密苏里，忠于联邦的当地政治家和士兵们控制该州，赶走了邦联支持者，但在后方乡镇却开始了各色游击战。联邦在肯塔基也中了奖，此州的立法机构和人民仍对联邦保持忠诚，但州长却赞同分裂。在僵持不下中，它宣布中立，但南方军队的侵入却迫使州中那些支持联邦者真的支持了北方。
除了丢掉毗连各州外，南方领导人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扣押了棉花船，以迫使欧洲国家干涉这场内战。这种希望是不切实际的：英国和法国的相当一部分人民支持统一的联邦，而且英国一直面对着如何阻止加拿大从北部入侵的问题。最后，棉花禁运剥夺了南方的大量收入，并在联邦的封锁还处于初级阶段时，就使自己失去了进口大量武器弹药的机会。
东线的战争
1861年的军事行动突出表现了双方在战争准备上的欠缺。在“痛打南方士兵”的压力下，面对着大多数只有90天服役期的义勇军很快就将返家的事实，联邦的高级指挥部命令军队出师华盛顿，到达马纳萨斯。接下来的布尔云战役中，每件事都从英雄主义变成了闹剧，一群国会议员居然带了女眷出城观看战况，结果却是南方军队险胜此役。在以相当的英雄主义进行战斗后，傍晚时分，在南军的一次反攻面前联邦军队崩溃了，他们恐慌四散，一直跑回华盛顿。
布尔云的战败显示出联邦希望以一场战役结束南北战争的想法是多么不切实际。林肯意识到有长期征兵的需要，并任命一位聪明的年轻将军来指挥军队。麦克莱伦将军，他的军队都亲昵地称他“小麦克”，是一位伟大的教练员和自我宣传家，但他的才能也就止于此。他将自己当成拿破仑的后继者，却将林肯叫做“那个猩猩”，可他并没在战场上显示出什么能力。他是一个对不可知的事物充满畏惧的人，因此总将敌方人数估计得太多，几乎任何事都能作为他按兵不动的借口。
尽管政治压力督促他动用正在训练的军队，麦克莱伦却拒绝在1861年剩下的日子里进行一次大型军事行动。1862年，他计划让他的波托马克军团沿詹姆斯河而上，进攻当时的邦联首都里士满。春天时他开始这次行军，并达到了普遍的惊奇效果。应该承认，他的确没得到进攻需要的全部队伍，因为林肯希望保护华盛顿免受邦联袭扰，故此留下了一个军，但麦克莱伦仍享有超过对手的相当大的优势。詹姆斯半岛上的前进是一次缓慢的行军，占人数优势的南军总是困扰着这位过分审慎的联邦指挥官。
到5月底时，麦克莱伦终于来到了里士满门前，并准备进行一次广泛的围攻。但邦联军队也准备好了。在罗伯特·E．李将军的天才指挥下，他们发动了一系列勇猛的反攻，将麦克莱伦和他的军队赶回了他们的补给船。并不是所有的邦联进攻都成功了，莫尔文山战斗就是一场灾难，但李已经达到了对敌人的完全支配和操纵——一种让波托马克军团再也没恢复元气的打击。
麦克莱伦的无能、粗鲁和傲慢，使林肯在詹姆斯半岛远征结束前，就撤掉了他的军队总司令一职。现在，里士满前线的战败促使林肯在北弗吉尼亚任命了一位新指挥官约翰·波普，一位来自西部的成功而又好斗的将军。就职伊始，波普就对他的新军队宣布：西部的士兵们永远不会习惯背对敌人；他很快就和部队及下级指挥官们结怨。结果是第二次布尔云战役中的另一回灾难性失败，在此战中，李让他的下属“石壁将军”托马斯·杰克逊和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去迷惑波普，并最终击溃了他的军队。在麦克莱伦从詹姆斯半岛仓皇逃回而波普也处于一团混乱后，李侵入了北方。北弗吉尼亚的军队开进了马里兰，杰克逊也在弗吉尼亚的哈普尔渡口摧毁了一支联邦军队。
由于受到李行动的威胁，林肯又重新任命麦克莱伦为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官。让联邦幸运的是，李的作战计划落到了他们手中，但即使这时，麦克莱伦还是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小心翼翼来行动，从而使邦联能在最后关头集中他们的军队。结果是安提塔姆战役，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总伤亡人数超过了2万。麦克莱伦对邦联横队发起了三次大型进攻，每次都有一线进展，但邦联军坚持顶住。而麦克莱伦却不顾敌人已处于崩溃边缘的事实，拒绝派出后备军。麦克莱伦宣布获胜，但最多是打了个平手。可林肯却抓住一次战场“胜利”的机会，签署了《解放宣言》：从1863年1月1日起，所有在反叛各州土地上的奴隶都将获得自由。林肯的宣言是对南方社会结构和文化的一次直接进攻；对“赢得战争需要什么”这个问题很少再有错觉了。
美国军事史上最血腥的一天发生在安提塔姆的战斗中，时间是1862年9月17日。2万美国人被杀或致残，在“血径”上(如詹姆斯·霍普上尉这幅无法修复的残画所显示的，他在安提塔姆为佛蒙特步兵部队充当侦察员和地形工程师)，联邦的一次大进攻冲击了一个巩固的沿塌陷公路而设的邦联阵地。结果是一次屠杀，联邦军队向整个战壕开火，屠杀他们的敌人。
麦克莱伦强烈反对解放奴隶，他大言不惭地宣扬他如何拯救了北方，但又表现出无意与李将军再战。林肯厌恶地永远解雇了“小麦克”，任命安布罗斯·伯恩赛德为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官。伯恩赛德是一个更好斗的人，但也更无能。12月时，他命令军队进攻弗德里克斯堡一个无法攻破的南方阵地，惨重的人员伤亡导致他被撤职。
1862年，密西西比河上的美国船只“凯罗号”。南北战争时，北方军队在西线享有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大型的汽船舰队，一些船配备了大炮，另一些则做运输之用。这使得他们能有效利用从田纳西、肯塔基、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州流进密西西比河的巨大水路网系。
西线的战争
1862年的西线战事对联邦更有利。1862年初，一位不出名的联邦将军——尤利塞斯·S．格兰特，进攻了守护坎伯兰河和田纳西河通道的两个要塞：亨利和多纳尔森要塞。它们的被攻占开启了两条河流，为联邦确保了肯塔基州，并使联邦炮舰能全途沿田纳西河上溯至阿拉巴马州的马瑟尔浅滩，他们在那里切断了邦联仅有的一条东西铁路。
格兰特的军队然后溯田纳西河而上，到达夏洛。4月时，他一边忙于练兵，一边等待着卡洛斯·比尔将军的军队到来。但阿尔伯特·西德尼·约翰斯通将军的邦联军队却先到了，这让格兰特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看上去邦联军可能会将格兰特的军队赶进田纳西河了，但夜幕降临，经过一天的厮杀后，比尔也及时赶到了。第二天，格兰特和比尔反将邦联军完全赶出了这个地域，北方取得了南北战争中第三个重要胜利。
在夏洛的两天战斗中，双方均伤亡惨重，步兵部队利用膛线枪来固守阵地，互相开火。拿破仑式的战术已被证明不适应当今的技术进步。同样的结果在1862年的许多场合重复出现，但惨重的损失却为格兰特赢得了心狠手辣的名声。北方的民众们尚不了解这场战争将耗资巨大。夏洛之战还反映出南方对北方的抵抗程度，正如格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评述的：
一直到夏洛之战时，我仍和成千上万名国民一样，相信只要能对南方的任何一支军队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就能使反对政府的反叛迅速突然地垮台。多纳尔森和亨利要塞就是这样的胜利……但当邦联军队聚集起来，不仅是试图守住一条阻止继续向南的防线……而且顶住了进攻，并做出如此勇敢的努力来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土地时，事实上我不得不放弃了以前的所有念头，我已明白：只有完全的征服才能拯救联邦。
彼得斯堡的邦联战壕(公元1865年)。到战争最后几年(公元1864年和1865年)，双方军队在利用战壕方面均已技巧娴熟。李在彼得斯堡的防守体系是用来保护邦联首都里士满的，结构复杂，位置适当，能够相互援助。刺栏(照片中尖头金属桩的装置)扮演了倒刺铁丝在一战中将要扮演的角色，它的防护是如此出色，使得直接进攻几乎无法成功。
夏洛和安提塔姆之战后，防守者开始不断求助于修建掩体和挖战壕，而进攻者就必须面对跨越死亡区的问题——一个直到一战结束才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
联邦在夏洛的胜利开启了进军密西西比州的科林斯之路，而且可能也打通了这条大河。美国海军已经占领了新奥尔良，沿河一带的邦联据点全处于被攻击之中。但在西部的联邦军指挥官，直接听从格兰特和比尔军队指挥的亨利·哈勒克将军开往科林斯的行军，使得麦克莱伦的行动看上去快如闪电，1862年的剩余岁月目睹了联邦军在西线残局上的努力。邦联军队在田纳西和肯塔基州发起了反攻，在他们的攻势瓦解前几乎已到达了俄亥俄河。格兰特率军沿密西西比河前往维克斯堡，那是控制此河的中枢关键，但一连串的失利却使他的行动陷入了困境。
钱瑟勒斯维尔和葛底斯堡
1863年的东线战事中，交战双方的平衡并没有什么变化。在东线，约瑟夫·胡克将军于年初接替了伯恩塞德的职位，他像麦克莱伦一样，是个自视甚高的人。在给胡克的任命书中，林肯特别提到了盛传于华盛顿的流言，据说这位将军声称需要一种军事独裁权。林肯干巴巴地提醒他说对这样一支军队，最主要的需求是战场上的胜利。“我现在所要求你的就是军事胜利，”林肯评说道，“而且我愿意为此冒独裁的风险。”
1863年5月初，胡克进攻了北弗吉尼亚军队，南北战争中罕见的一次例外，一位北方指挥官出奇不意地“咬”住了李将军。但在“莽原”深处(弗吉尼亚中部弗吉尼亚森林中的一个区域)，胡克被制住了，而李却恢复了元气，分军两路，命“石壁将军”杰克逊行军至钱瑟勒斯维尔，猛攻胡克的侧翼并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只有夜幕才把全部联邦军队从即将崩溃中拯救出来。但这次侧翼进攻所造成的最大打击，却是在这位联邦指挥官的心里：就像林肯评述的，胡克对此的表现就像是一只脑袋上被打了一板子的鸭子。不顾其军队指挥官们要求留在战场继续战斗的事实，胡克下令撤退。
南方领导人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下一步做什么。李争辩说应侵入北方，寻求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以结束战争，其他人则争论说，李在钱瑟勒斯维尔的胜利应能允许南方在东线坚持住守势同时加强西线，那里格兰特刚在维克斯堡诱捕了一支联邦军队，使得南部邦联可能既失去密西西比河，又失去一支大军。由于李的名望，他赢得了这场争论：6月中旬，北弗吉尼亚军队开始向宾夕法尼亚进军。
波托马克军团和它的新指挥官，被部下称为“老鳄鱼”的乔治·米德将军，立刻开始追击。在一次典型的遭遇战中，在葛底斯堡这个非双方所选的小镇上，一场持续三天的大战发生了。邦联军队技巧地赢得了第一天，将三个联邦军一片混乱地赶过小镇。第二天是勉强平局。全靠乔舒亚·张伯伦，缅因州第20旅旅长的勇气和毅力才挽救了联邦军的左翼：他在敌人三倍于己且己方弹药耗尽的情况下，命令手下上刺刀冲杀。第三天，李对联邦军的防御中心发起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当邦联军从丛林中涌出开始1.5英里的行军并走向塞英特瑞岭的陡坡时，联邦军队齐诵“弗雷德里克斯堡、弗雷德里克斯堡”。结果是对乔治·皮克特将军进攻队伍的一次大屠杀，与6个月前弗雷德里克斯堡的迈尔高地上的那次屠杀一样具有决定性。由于他的军队已被击溃，而且弹药几乎用尽，李撤退了。
对邦联政府来说，葛底斯堡不仅仅是一次战术上的失败。由于入侵宾夕法尼亚，李将灾难性失败的舞台设到了西线上。这次失败使邦联丢掉了对密西西比河的控制，为北方的入侵敞开了田纳西州。事实上，考虑到维克斯堡的危机，李对一次决定性胜利的寻求，既没有根据这场战争的战术现实，也没依据南方的战略形势。这一年的其他日子里，东线上进行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战斗。李将朗斯特里特部派到了西线，而且几乎形成了进行侵略战的态势，这使米德重新认识了李的能力。米德不愿让他的军队再卷入一次谋略战并对抗一位如此才能非凡的对手。
尤利塞斯·S．格兰特(公元1822～1885年)。1861年前，格兰特在他选择的每一项职业上：军官、农夫、店主，都屡遭失败，但他却显示出非凡的决策力，是一个精于判断的人，并有足够的谦逊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他的创作文笔清晰，这使得他的回忆录成为19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之作。他还是南北战争中惟一一位对重大政治和战略问题有清楚认识的将军，这些本事后来帮助他赢得了两届总统任期(公元1869～1877年)。
乔舒亚·张伯伦，名誉陆军少将，美国志愿军
截止到葛底斯堡战役时，乔舒亚·张伯伦，这位鲍登大学的前修辞学教授，在军中服役还不到一年，张伯伦和他的缅因州战友们于1862年夏天应征入伍，他被任命为缅因州第20旅副旅长，四个月后，他们在安提塔姆接受了战火的洗礼(美国军事史上伤亡最惨重的一天)。1863年6月，张伯伦成为第20旅旅长；葛底斯堡战役的第二天，他的旅进入防线，保卫联邦防线左翼的重要阵地“小圆顶”，黄昏时，南方的一次大进攻威胁着要吞掉“小圆顶”。激烈的战斗实际已耗尽了第20旅全部的弹药；当敌人再一次冲上来时，张伯伦命令他的人上刺刀，进攻敌人。这个行动粉碎了邦联的进攻，将波托马克军团从失败中拯救出来。
因为勇敢和出众的能力，张伯伦被授予荣誉奖章；到战争结束时，他已经是一名荣誉陆军少将了。格兰特认为他是波托马克军团中最能征善战的旅长。并挑中他在阿波马托克斯接受南方的投降。
张伯伦返回缅因州后成为该州州长和鲍登大学校长。他曾于1864年受伤，1914年死于旧伤复发。
格兰特发起进攻
1863年，战争重心转移到西线。在经过了一个沮丧的冬天，试图通过维克斯堡北部的沼泽地后，格兰特以一个令人震惊的行动开始了他的春季战役：5月，他派军经密西西比河驶过维克斯堡，切断了他与北方的联络渠道。然后，在可能是南北战争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运动战中，他分隔了这一地域的两支南方军队，并在维克斯堡消灭了一支。因此展开的大围攻因1863年7月4日该城及邦联守军的投降而达到高潮，并开启了密西西比河。然后，格兰特向上级提议率军进攻重要港口莫比尔，但哈莱克因为嫉妒他的这位下级而对此表示反对，并用其他任务分散了格兰特的军队。
结果，在罗斯克兰斯指挥下的联邦军队前进到了田纳西中部，它们缺乏来自西线其他战事的支持，却碰上了战争中最无能的南方指挥官之一布拉克斯顿·布拉格将军。到8月末时，罗斯克兰斯已将布拉格赶出了田纳西，但在佐治亚州的邦联军队，由于得到来自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朗斯特里特军队的增援，开始了反攻。在奇克莫加的战斗中，朗斯特里特在第三天发起的进攻，在联邦阵线中心造成了一道裂缝——一个由于参谋们的无能和罗斯克兰斯与下级部属们的不睦而造成的漏洞。结果，虽然布拉格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南方仍然大胜。联邦军的幸存者夺路逃回查塔努加，邦联军随即包围了他们。
林肯马上对此做出反应。他给予格兰特整个西线的指挥权，并从波托马克军团中抽调两个军去加强西线。联邦后勤体系调动2.5万人，带上他们所有的马匹和大炮，在不到两周内走了1200英里，格兰特表现出他一贯的镇定自信，将联邦军队集中到了查塔努加。他首先打通了该城的补给线，因为城中军队已经短缺口粮了。
一旦联络恢复后，格兰特就攻击了布拉格。侧翼攻击有些成效，但未能将敌人逐出监视此城的阵地。乔治·托马斯将军曾在罗斯克兰斯军中服役，经历了奇克莫加的大溃败，格兰特命他对邦联居高临下于查塔努加的阵地进行一次侦察，但这次侦察却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进攻，并在看上去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
格兰特的胜利重新扭转了西线局势，联邦现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此外，它的军队还在田纳西长驱而过，到达了南方的经济心脏——佐治亚州的门前。联邦在西线的胜利与在东线的失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时候，林肯认识到了格兰特的价值，任命他为整个联邦军队的总司令，国会还在他的荣誉上添加了“中将”这一头衔。格兰特现在掌握了联邦军事战略的控制权，以结束这场已持续三年的毁灭性战争。
1862年时，林肯曾向麦克莱伦提议，让北方发动全方位的进攻以压服南方可能是一个好战略。在给他妻子的信中，麦克莱伦表示了对这种做法的轻蔑。但林肯是对的。具有资源和人力优势的北方是可以利用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压力来击败南方的。这正是格兰特想要做的。正如他向下级指挥官们所说的：“如果敌人能保持平静并让我采取主动的话，我的计划……是向所有部位的敌军一起发起进攻，并有那么一个共同的中心。”在东线，波托马克军团将进攻北弗吉尼亚军，而詹姆斯的军队将攻击里士满南部以切断李的补给。另一支联邦军队将顺谢那多厄山谷而下，使南方无法得到该地区的丰饶农产。在西线，谢尔曼将进攻乔·约翰斯通将军的田纳西军，而班克斯将进攻莫比尔，迫使约翰斯通分散兵力。
如果这些行动都能以格兰特预想的方式进行的话，南北战争可能在1864年就结束了，但班克斯没去进攻莫比尔，反而溯红河而上；西格尔也令人沮丧地失败了；而巴特勒(用格兰特的话说)则在詹姆斯半岛上“沤坏”了他的队伍。因此，每件事都落在了谢尔曼和格兰特的进度后面。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那些下级执行者们——班克斯、巴克勒和西格尔只是政治上的将军，没有能力去正确完成他们的职责。但格兰特从没抱怨过他们缺乏能力，或者因为他们没能在1864年取得胜利而斥责他们，因为在北方的高级军官们当中，只有格兰特意识到了这些人对林肯谋求1864年11月的连任具有的政治重要性。
格兰特随波托马克军团一起行动，他认识到这支军队和它的指挥官都缺乏推动力。他虽然欣赏米德将军的诚实正直，但也发现了米德在对抗李时的自卑感。在战争的剩余岁月里，格兰特一直和波托马克军团呆在一起；当它与李缠斗时，为它的行动承担责任。但由麦克莱伦训练出的这支军队和军官队伍，却被证明像它的前任指挥官一样，是个有缺陷的军事工具。美国军事史上，任何军队都从未有过比它更令人沮丧的记录；任何军队在追寻胜利时都从未比它遭受过更高昂的损失；任何军队在作战中都从未比它错过更多的机会。直到1865年4月的五叉口战斗它才终于在处于攻势时赢得了一场胜利。
南方的战败
波托马克军团以一种对自己对国家都惊人高昂的代价，进行了它1864年春季和夏季的战斗。在恐怖的莽原战役中，它在邦联的侧翼攻势下几乎难以脱逃生还。然后，重心迅速左移，格兰特试图包抄邦联军队，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李不得不进攻的位置。但在紧要关头，邦联队伍到达了斯波特瑟尔韦尼亚郡府。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可怕厮杀中，邦联以军用战壕作掩护，重创了进攻的联邦军。厄运继续缠住了波托马克军团。为了鼓舞他的军队，约翰·塞奇威克将军——一位很出色的军长，站在一个土防工事上宣布，在这个距离内邦联军连一只大象都射不中，而这时一位南方神枪手的子弹正好贯穿了塞奇威克的脑袋。
经过一周让双方都大伤元气的激烈厮杀，格兰特又转移到了南部，他在北安娜河和金港向李的阵地发起了直接的进攻。即使按照这场战争的标准来看，这些天也是黑暗的日子。波托马克军团中，一位旅长给他的妻子写信说：“已经30天了，送葬的行列络绎不断地经过我身边，这已经太过分了。”格兰特然后绕过李，来到詹姆斯河，将军队安排好，想要夺取彼得斯堡以切断南方的补给线。如果彼得斯堡真陷落了，李将不得不放弃亚特兰大和里士满，后撤到北卡罗莱纳，但波托马克军团的指挥官们再一次错过了这个机会，使李有了足够的队伍派到彼得斯堡，去加强那儿的防御。到这时，双方军队都已精疲力竭，无力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了——但格兰特最起码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拖住李进攻的目的，北弗吉尼亚军再也不能采取进攻了。
所以，一切都依赖于谢尔曼对约翰斯通的进攻了。谢尔曼于5月初对亚特兰大开始攻击。两军对峙中，他虽然把约翰斯通从一个阵地赶到另一个阵地，却没能获得重要的军事胜利。到7月时，邦联政府受挫于这种撤退局面，便派一位军长约翰·贝尔·胡德接替了约翰斯通。胡德曾是“石壁将军”杰克逊手中一位出色的师长，在许多战场上都表现得很勇敢，并在战斗中失去了双臂和一条腿。但胡德也是一位引起不睦和好争辩的师长，选他做高级指挥官就像选布拉格一样，是个糟糕的选择。
南方的战败。战时联邦的战略包括了四个要素：封锁海岸；占领里士满；开启密西西比河；将战火烧到南方家门，危及它的经济和人民。是最后这一方法最终瓦解了邦联的斗志。
胡德对邦联在1864年面临的麻烦的解释是：南方军队失去了他们在1862年曾享有的凌厉攻势。作为亚特兰大前线的指挥官，他决定重新恢复这种进攻精神。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对谢尔曼发动了三次猛攻，但每次都被联邦士兵瓦解了，只给进攻者带来了可怕的伤亡，并迫使胡德最终放弃了亚特兰大。他最后将他的失败归罪于他的军队缺乏进攻精神，却完全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战斗面貌已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但他的进攻所遭受的伤亡却显示出，南方为了寻求独立仍愿承受可怕的损失。
谢尔曼占领亚特兰大一事对林肯的再次当选非常重要。胡德现在向北行动以威胁谢尔曼在田纳西的补给线，但谢尔曼劝说格兰特允许他进行一次南北战争中最有创意的作战计划：让乔治·托马斯率领他的部分军队后退去占领田纳西中部，谢尔曼则摆脱他的补给线，穿过佐治亚的心脏向海边进发。格兰特最终批准了这次行动。胡德追击托马斯的军队先到了富兰克林，他在这里大骂他的参谋人员是懦夫，然后挥师向战壕防备良好的北军发起进攻，结果是一场杀戮，他的许多将领均战死于此。但胡德对此却无悔意，又挺进到纳什维尔，在此被托马斯摧毁了他这支从亚特兰大开始就屡遭残杀的军队的余部。
与此同时，谢尔曼已穿过佐治亚州，战争开始发生恶性转折，因为军队将战火带到了南方的心脏地带。虽然谢尔曼并没将他的矛头直接对准平民，但它的“附带”效果——破坏民房、摧毁庄稼、偷盗农畜，已经显示出联邦政府愿在多大程度上来毁灭邦联。谢尔曼的军队在他们行军身后留下的“烟囱废墟”中得到了极大乐趣，正如谢尔曼对阿拉巴马州北部平民的警告：
美国政府在北阿拉巴马有任何和一切用以帮助强化战争的权利，可以拿走(邦联人民)生命，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一切，因为他们不能抗拒战争就存在于那里的事实，而战争是不能被宪法和条约所束缚的力量。如果他们想永远打下去，那么好吧，我们将接受这个结局，我们将撵走他们，将我们的朋友安置于他们的所有物之中……对那些狂妄而顽固的分裂分子来说，死亡是慈悲，他或她的财物被剥夺得越早越好。撒旦和那些天堂里的反叛天使们是被允许继续活在地狱中的，因为那就是对他们的惩罚。
威廉·T．谢尔曼将军(公元1820～1891年)，摄于亚特兰大战斗中，他指挥了许多对南方的猛裂破坏战，这些破坏战被称做“严酷的战争”。
在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进行的破坏，代表了一个大政策的一部分，它意在摧毁想要继续作战的南方人。它也是对邦联士兵的一个明白警告：他们将再也不能保护自己的家园免于战火了。
正当谢尔曼向海边进发时，格兰特已派出菲利普·谢里登将军进驻谢那多厄山谷。谢里登是战争中最有能力的战场指挥官之一，但他也像杰克逊一样，是脾气最暴烈的将军之一。格兰特的指示表明：谢里登在谢那多厄所做的一切正是联邦高级指挥部门的一般政策，他命令谢里登要将谢那多厄变成“一个荒芜之地……让此季从它上空飞过的乌鸦群也不得不随身携带它们自己的口粮”。
谢里登兴致勃勃地执行了他的命令。1870年，他去参观普法战争的战斗时，来自普鲁士主人的一个评价，暗示出联邦的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已变成一场针对南方人民抵抗的残忍无情的战争：谢里登提到普鲁士人对待法国人太“人道主义”了，并对他热切的听众补充说：“这些人应让他们一无所有，只留下他们的眼睛为战争哭泣！”应该承认，无论谢尔曼还是谢里登，都没达到二次大战中“轰炸指挥部”的“空屋”战役的水平，北方军队还只是有选择地战斗，因此在摧毁南方经济基础系统、家园、粮食储备和农畜时，还能饶过那些可怜平民的性命。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摧毁了那里的奴隶制度，这正是南方文化和政治特性的核心。
到1865年初，邦联局势已经无望。林肯在1864年秋天的再次当选，粉碎了它最后的一个希望，这位伟大的解放者将目睹战争走向终局。邦联各州中都有联邦军队在随意行动。李的军队正因开小差在逐渐减少；谢尔曼正在大肆破坏南卡罗莱纳州。这个州曾率先脱离联邦，并以四年前的炮轰萨姆特要塞开始了南北战争，而今谢尔曼的军队却以破坏它为乐。北卡罗莱纳州很快也尝到了联邦军队的厉害，邦联的“最后一个港口”费希尔要塞，在一次海陆联合战役中陷落了。
罗伯特·E．李(公元1807～1870年)。李是南北战争中最优秀的战斗指挥官之一。他对波托马克军团的压制力几乎贯穿了战争始终，直到格兰特到达东线时为止。作为一名著名的进攻型指挥官，李在他的最后几次战役中，证明了现代火力为防守者提供的巨大优势。
“末期不悦”的代价
4月时，波托马克军团在五叉口赢得了它的第一个进攻战的胜利，使得李在彼得斯堡的阵地瓦解了，以谢里登为首的一次快速追击最终在阿波马托克斯“抓”住了李。意识到大局已去，李遂投降。他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将余生用于督促他的人民接受这个结局。不幸的是，联邦军队在南北战争最后一年所进行的毁灭性战争、一个战败地域内的种族关系问题，导致南北方之间的裂痕一直接续了一百多年。但一个简单的语法变化却显示出南北战争造成的变化。1861年前，美国人说“美国是”时，“是”这个动词是复数形式；1865年后，他们再说“美国是”时，“是”已是单数形式了。北方的胜利对20世纪有重要影响。在北美保留一个有巨大工农业力量的统一国家，将在抵抗德国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而一个分裂的次大陆在这样的战争中将发挥不了多少作用。
美国内战是第一次现代战争——战争中的军事力量都建立在公众支持和工业化基础上，并用铁路和汽船将其运送几百英里，可以到达整个战争的边缘所在。无论是从事一场大战的战略视野还是军事能力，都不是一开始就已存在的；只有军事力量的创立和它那些必要的支持。才产生了那些既非显明可见，又未轻易解决的问题。但是美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却最终发展出一种可带来胜利的战略。一种消耗战而非决定性战斗的战略。与1864年在南方发起的全面进攻伴行的，是一场打击南方人民普遍意志的战争。但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也是惊人的：双方共有大约62.5万名士兵战死，一个相当于美国到越战为止并包括了大部分越南战争的所有战争死亡总人数的数字。对美国而言，另一个可比性的损失数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大约死亡210万人(而不是11.5万)。南北战争暗示着新型的技术战场将带来惨重的伤亡人数，而现代国家动员人力和工业资源的能力，却可以几乎无期限地供养那个技术型战场。当西方文明进入20世纪时，那些人力和工业资源更是极其迅猛地发展、增长起来。
俾斯麦的战争
但几乎就在同一时候，欧洲人也领略到了关于现代战争的不同经历。在普鲁士的带领下，经过一系列几乎与美国内战同时发生的战争，德国完成了统一。这些成功，包括了一系列短暂而耀武扬威的战争，但又不仅仅依赖于普鲁士的战术或技术优势；它们更反映出普鲁士领导人的雄才大略和它军官队伍的职业化。而后者部分来自于对1806年耶拿－奥尔惨败的反应。培养训练参谋人员的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的设立，使普鲁士能在1813年的反法解放战争中及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谋系统中心，而它在与拿破仑的战斗中，在处理相关的无数细节方面的成功，阻止了战后紧缩时期解散军事学院和一个新生参谋部的行动。
到19世纪60年代的这段时期，一个小型但杰出的参谋部，推动着普鲁士军队认识到铁路和武器技术的变化在未来战争中将能提供的优势。而1858年赫尔穆特·冯·毛奇成为参谋总长后，这个进程更加速了。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铁路的发展速度是法国的两倍以上，到1854年时，德意志联邦已经拥有几乎7500英里长的铁路。到1860年时，普鲁士自己就已拥有3500英里长的铁路(而且毛奇也从他在铁路债券的投资中发了财)。关键之处在于普鲁士的参谋部与欧洲的其他军事组织不同，它已经系统地构想了如何最佳地利用不断发展的铁路潜力，来为调动和部署军队服务。但普鲁士的优势不仅在于它动员、部署和支持军队的能力，普鲁士军队还第一个在欧洲使用了后膛装弹的步枪即撞针枪，这使它的士兵的装弹时间比他们的敌人要快三到四倍。在交火中卧倒时能如此快速地装弹，就是一个明显优势。
奥托·冯·俾斯麦亲王(公元1815～1898年)。他是欧洲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真正理解了战争只是一种政治延伸的几位政治家之一。结果，他总能瞄准能得到的利益，并本能地知道何时结束游戏。但俾斯麦从未解释过他的政策，或者对下一代德国领导人进行教育；这对第二帝国最终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并几乎毁掉欧洲。
但是这些变化只是潜在的，它需要技巧性的战略和政治行为来将这种军事潜能转变为战略现实。19世纪60年代初。普鲁士国王要求国会支持一个时间为三年的军队服役期，但国会拒绝提供经费，从而使普鲁士陷入政体上的僵局。绝望中，威廉一世求助于一位老派贵族——奥托·冯·俾斯麦来打破僵局。
俾斯麦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短暂的军旅生涯并不成功，大学时光都被花在酗酒和嫖妓上。他的外交经历也没有为他赢得什么朋友。但他的确拥有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拥有的才能。他具有估量对手的非凡能力，是一位第一流的政治家，他还有一个赌徒的直觉，知道何时下注何时离桌。与大多数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不同，他了解德国民族主义暗潮涌动，并看出普鲁士或者顺潮流而昌，或者逆潮流而亡。
俾斯麦最伟大的长处就存在于欧洲体系的弱点之中。欧洲很少有人认识到普鲁士由于进行工业革命而具有的潜力，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欧洲人都把普军看成大陆上最无能的军队之一。此外，克里米亚战争后，英国已从大陆事务中抽身出来，法国在战略政策上没有一个有效的聚焦点；而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表现，奥地利与俄国正处于矛盾之中。这位普鲁士新宰相就在这样的权力真空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正如他警告普鲁士议院的那样：“我们时代的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票能决定的——那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大错，它们应用铁和血来解决。”第一个机会随丹麦而来了。
丹麦国王去世时，没有留下男性继承人，这对丹麦王位没有任何影响，但对德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领地却关系重大。1864年，以普鲁士和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联邦，拒绝承认丹麦对此领地的权利要求。然后，德国联军与丹麦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但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个被解放了的省份。俾斯麦是欢迎这种混乱局面的，因为奥地利接管了这份领地，但与它们的联络孔道却全部通过普鲁士领土。能导致双方误解的机会真是数不胜数，俾斯麦对此十分高兴，甚至都不愿去将它们增加到极致。
看上去俾斯麦是希望与奥地利人谈判，以达成一个交易，即由普鲁士控制北部德国，由奥地利控制南部。但奥地利人对德国内部的力量失衡反应冷淡，他们不仅拒绝承认普鲁士是平等国家，而且还积极寻求战争。而除了法国外，欧洲其他国家对中欧的紧张局势表现得兴趣不足，法国则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相信普奥之间将有一场长期战争，它计划从中干涉以谋求好处。
普鲁士确实承受了一些重要的不利条件，其他的德意志国家都与奥地利结盟了，普鲁士的国土被分成两半，而且波希米亚为奥地利进攻柏林提供了一个缓冲带。但毛奇及其参谋部却利用了这些挑战。一支普鲁士军队迅速赶走了汉诺威人，统一了普鲁士领土。与此同时，1866年6月，毛奇利用北德的铁路系统，将三支军队快速部署在奥地利边境，让它们在波希米亚会合。奥地利的参谋工作却很糟糕，反映出奥地利人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军队职业化表现出的漫不经心的态度。结果，奥地利军队在波希米亚中部集合得很缓慢，而这时最西边的普鲁士军队已经越过了萨克森，其他三支普军也已迅速进入了波希米亚。撞针枪给了普鲁士人一种压倒一切的战术优势，最初的小冲突也加强了这种优势——有记载的伤亡比例是，一名普鲁士人对四到五名奥地利人。而更重要的是，早期的这些失败打击了奥地利人的士气。
1864～1871年，德国的统一和扩张。普鲁士针对它的邻国发动并赢得了三次大战：1864年对丹麦、1866年对奥地利、1870～1871年对法国。它的胜利使德国领土扩张到北部和西部，普鲁士的主要目标是将德国联邦统一成一个国家。这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
震惊于敌人的前进速度，奥地利指挥官贝内德克亲王撤到了柯尼希格雷茨以北的一个低丘地带。奥军有19万人，加上2.5万名萨克森人做支援。普军超过20万人，但当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于7月3日开始时，只有两支普军在战场上(且毛奇的电报系统已中断)。但这时贝内德克已认识到对方的撞针枪对其军队造成的危险，他命令部下让军队后撤，依赖比普鲁士占优势的大炮作战。但奥地利的高级军官们却表现得像骑士，居然抗命不从。结果，当普军第七师在奥军右边一个丛林覆盖的小区域——希维沃尔德取得局部胜利时，奥地利指挥官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攻，但这些反攻全被瓦解于普军的火力下。在这一地区的59个营队中，奥地利人动用了49个营去进攻希维沃尔德，结果有28个营被消灭。事实上，这毁掉了奥军的整个右翼。当由普鲁士皇太子指挥的第三支普军到达战场时，奥军在右翼的困难就变成了一场灾难。
与此同时，普鲁士人还设法调动在敌人左翼附近的易北河的军队。奥地利炮兵和骑兵殊死战斗，才阻止了普鲁士人对贝内德克整个部队的包围。而生存下来的也是一场悲剧，仅在一天的战斗中，奥地利就伤亡4万人，还有2万人成了战俘。通往维也纳的大门被打开了，哈布斯堡国家的灭亡看上去就在眼前。普鲁士的将军们，包括毛奇在内，都急于去折取他们伟大胜利的月桂 [ 译者注：喻荣誉 ] 了。
但俾斯麦却没这么做。他说服国王停止了普军的前进，与奥地利人进行谈判。因为他认为，战争若持续下去，受益的将是法国和俄国。但是，如果普鲁士提出很慷慨的条件，就能说服奥地利接受一个长期的和平。普鲁士将限制它的领土目标，只要北部德国，南部德国可以只处于它的利益范围之下，这样一个和平对奥地利人是最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任何领土。俾斯麦的和平显示出了他天才的领导能力。普鲁士吞并了北部德意志国家，控制了南部德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和平安抚了奥地利；而且俾斯麦使法国始终保持了中立。奥地利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但这样的战略睿智却不被普鲁士士兵们所赞同：对他们来说，俾斯麦的策略剥夺了他们在敌人首都痛击敌人的机会。
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公元1800～1891年)。对于科技推动战争的作用有真知卓见，构成了非凡的作战思想。是他促使普鲁士军队利用了后膛装弹的“撞针枪”和铁路的全部潜力。但毛奇在认识必须将所有战斗都统一起来的政治约束方面却能力不足。他与俾斯麦的争吵将在下个世纪里把德国的将军们错误地引入两次世界大战中。
普法战争
为了近在眼前的未来着想，俾斯麦想巩固他的目标，他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毕竟，南部德国是抵御他的两大敌人——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的坚固堡垒，但是法国拒绝接受1866年的结果。第二年，法国试图购买卢森堡公国，但在英国和德国的抗议之下，它放弃了这一要求。外交上的挫折并没中止法国人干预南部德国事务的企图，法国的拒不让步使得俾斯麦最后决定冒另一次战争之险以稳定他的目的，而法国人成全了他。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正处于不断增加的国内政治压力之下，国民要求他解放宪法，而外交政策上的挫折也渐渐磨蚀了其政体的声望，因此，这位皇帝寄希望于外交或对外军事胜利来解决困境。
但这时的军事平衡甚至比1866年时对普鲁士还有利，普鲁士的参谋部已将它的管理和组织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参谋工作使得普鲁士人能进一步利用铁路的巨大潜力，而参谋部体系更为传达命令和确保它们的执行提供了一种手段。普鲁士将发现自己很易于管理它在1870年所征募的大军的部署和作战行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参谋体系，法国人也不会败得那样惨。
很有讽刺性的是，普鲁士人没有它们在1866年享有的技术优势——法国的蔡斯波特步枪要优于撞针枪，但普鲁士人已经修正了他们在大炮上的弱点：他们的后膛装弹的铁炮使他们在速度和炮火的准确性上都要优于法军。但法国人还拥有另一种可能为他们提供巨大优势的武器——the mitrailleuse即早期的机关枪，但作战部将这种武器隐瞒得如此秘密，以致几乎没有法国指挥官知道它的存在。除了他们的参谋体系外，普鲁士人还拥有其他优势，他们拥有一个很有效的预备役系统、经过两次战争洗礼的高级军官们和毛奇这样一位杰出的战斗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俾斯麦这位出色的战略家，他的策略使其他欧洲国家均置身于这场战争之外。法国人却没有预备役体系，他们只有一个软弱的参谋部，甚至没有一位特别有能力的将军。
由于严重错估了力量，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发出了挑战。聪明绝顶的俾斯麦导演了一场好戏，将他的国王与法国大使在柏林的一次小对峙写成了一条新闻电讯，使得普鲁士人认为他们的国王受到了侮辱，而法国人也认为他们的荣誉受到了侵犯。于是，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双方都开始调兵遣将。法国人相信战争将始于他们对莱茵兰的侵入，虽然为何目的尚不清楚，但他们的军队将像1806年的耶拿–奥尔之战一样牢牢控制住主动。尽管普鲁士要从更远的距离调兵遣将，但他们有效的参谋工作和后备体系却允许他们将18万人运到法国边境，同时还部署了9.5万人去监视奥地利。到1870年7月31日时，法国人只有12.4万人位于边境地区。拿破仑三世临时拼凑了两支军队，指挥它们的元帅们以前从未承担过这种责任，而且法国军队也没有一个有能力的参谋部来指挥军队的作战和后勤供应；而另一方面，三支普鲁士军队都有有效的参谋人员来共同规划他们的作战和后勤；率领他们的是扬名于1864年和1866年战争的指挥官们。
1870年，普鲁士步兵正向色当附近的法国阵地行进，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在步兵武器上一般拥有优势火力，所以普军尽管通常能主宰战场，却常有更惨重的伤亡。但是，在色当的普军发挥了大炮的优势，在短暂的较量后，在武器上被压倒的法军被迫投降。
开始的几次小战斗已展示出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贯穿于普法两国野战军之间的战斗。法国人在机动战场上表现出很强的能力，蔡斯波特步枪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的价值。但法国人在作战水平上的无能却抵消了他们在战场机动性上的优势。8月6日，普鲁士皇太子的军队在魏森堡与法国对手交战，双方都遭受了大约6000人的伤亡，不过，普鲁士还俘虏了6000名法军。比局部胜利更重要的是，皇太子成功包围了麦克马洪元帅的军队，迫使法军从阿尔萨斯全面撤退。与此同时，巴赞元帅领导下的法国主力部队也受到了打击。在斯皮克恩山峰上，大占优势的普鲁士军队进攻了法国第二军。法军打死打伤普军50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近3000人，可是巴赞却没有增援他的军长(这不是他最后一次当部下殊死苦战时他一筹莫展地按兵不动)。但斯皮克恩战役的重要意义在于，毛奇将他的第一支和第二支军队插入到两支法军之间，而皇太子的第三支军队却包抄了普鲁士左面的麦克马洪军队。
8月16日，在控制了第一支和第二支军队的行动后，毛奇将巴赞引入了战斗。这时，普鲁士人已接近包围他们的敌人了。那天在马斯拉图尔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法军伤亡1.6万人，而普军是1.7万人。但重要的是，巴赞是向北而不是向西撤退，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普鲁士人包围他的军队的机会。
两天后，两军再次交战，而且法军几乎就要获得一场可能扭转普法战局的大胜。在圣普里瓦，巴赞的第六军2.3万人将10万名普军拖住整整一天；如果得到增援的话，第六军很可能将一次局部的战术胜利转变为重要的战争胜利。与此同时，两支普鲁士军也在格拉沃洛特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在向前挺进时却被法军缠住。他们随后发起的一系列混乱的进攻只是增加了自己的损失而已。法国守军如此坚决地粉碎了德国人的最后一次进攻，以至于普军进攻单位整个地崩溃了；这时法军任何一次反攻都能给普鲁士人造成军事行动上的严重失败，但在场的法国指挥官拒绝采取单独行动，而巴赞也像麦克莱伦在安提塔姆一样，再一次拒绝参加这次战斗。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但形势仍有利于法军，这暗示出他们离胜利已有多近；德国人损失了20163人，而法国却只损失12273人。最后，巴赞退回到梅斯，这使得普鲁士人设套诱捕了他的全军。
对梅斯的法军的包围对拿破仑三世构成了一次政治上的灾难——威胁到他政权的生存。法国因此征集了所有剩余的职业军队；麦克马洪元帅指挥这次远征行动，皇帝自己也随军而行，孤注一掷地想要赢回他正在失去的声望。但是，法国人却是沿巴尔干边境开往梅斯的；他们本可以选择一条不这么倒霉的行军路线。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毛奇在麦克马洪的侧翼调遣军队，以便在色当包围并歼灭第二支法军。普鲁士人已从他们在圣普里瓦和格拉沃洛特血淋淋的经验中学乖，用大炮轰击被包围的法军以迫使他们投降。这标志着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结束。
德国的胜利
在巴黎，法国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它的新领导人们进行了全民动员。战争已使双方的民族主义分子们热血沸腾。但法国的问题是新征募的军队是成千上万名乌合之众，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们都在普鲁士的战俘营里。因此，新共和国的处境与1861年美国内战中参战双方的境遇相同，它必须从毫无经验的平民社会结构中建立起军事组织。普鲁士当然就没有这个问题。
10月，将梅斯口袋中的法军彻底消灭后，毛奇进军巴黎。法国人破釜沉舟，准备抵抗这次围攻；同时他们也试图将军队后缩于一处。巴黎围攻一开始，俾斯麦就要求普鲁士将军们进行炮轰，以迫使共和国坐到和平的谈判桌上。在围攻和炮轰中，法国人做了一系列努力来解救首都，而且针对普鲁士在法国北部的联络线展开了一场游击战。救援努力以惨重的伤亡而失败，同时对补给线的攻击也没达到目的，只是激怒了普鲁士人并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在无可挽回的情势下，法兰西共和国终于投降了，巴黎内部不断增长的革命威胁无疑为此助了一臂之力。
由此导致的和平，在20世纪的历史上产生了一些不幸的反响。首先，德国人获得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却在法德两国间造成了一个永久的裂痕。其次，普鲁士在1866年和1870年胜利的短暂性和迅速性，使得欧洲大多数政治家和将军们都相信，现代战争将是短促并相对无痛苦的。总的来说，对这些战争的分析既忽略了俾斯麦非凡的领导能力，也忽视了普鲁士的对手们在战略和作战水平上的极度无能。
所有这些结果中最危险的是它们对德国人的影响，他们相信自己是因为战场上的本事而获胜的。他们的军事表现当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俾斯麦在战略和政治上的现实主义和适当节制才是关键因素。但是，1866年和1870年的胜利，却诱使德国的政治家、士兵和知识分子们相信：军事和战斗上的利害关系应永远重于战略和政治因素。在凡尔赛镜厅宣告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国所承载的光荣正是它在1918年灭亡的基础。这个新国家信奉俾斯麦借以掌权的那条原则，即普鲁士军队将独立于宪法束缚之外。在有俾斯麦这样的政治家，且他能直接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巨大影响的国家里，这条原则没什么关系，一切尚可在控制之中；但在俾斯麦后的德国，政治层将失去对国家军事机构的控制。
变化中的战争面貌
1815年到1871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军事上的变化也同样具有戏剧性，只是可能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不那么明显。但从事后来看，技术和工业革命对战争的影响是很清楚的，武器上的进步迅速提高了战场的杀伤力，同时蒸汽机器使军事组织能在越来越远的距离上分散，供应军队。美国内战显示了现代战争发展的方向：南方和北方就像法国大革命的情况一样，都将经济力量和人力上的动员与政治意图结合起来，并利用了变化中的战争技术来进行甚至更具杀戮性的战争。只有俾斯麦出色的领导才能和普鲁士参谋部的作战技巧，才阻止了欧洲人去经历同样严酷的体验，但他们将在20世纪的前50年中得到机会，去全面地经历现代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