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战争·第九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堡垒设计的革命、战斗中对炮火的更大依赖和1530～1630年间军队规模的扩充，改变了西方战争的方式。一方面，战争现在影响到更多的人(既是直接的，比如士兵人数的增加；也是间接的，比如战争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围攻超过了实际的战斗。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国士兵布莱兹·德·蒙吕克，在16世纪中期写道：围攻技术构成了战争“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而用一个世纪后奥勒若公爵罗杰·博依尔的话说：“现在，战斗不能决定国内的争吵，它只能像以前那样使国家沦为征服者的劫掠物。因此我们更应像狐狸而不是像狮子那样作战，你应该围攻20次才打一次仗。”
在意大利北部进行的帕维亚的战斗中(公兄1525年)，哈布斯堡皇帝的军队主要凭借对手持枪炮的创造性的使用，击败了法王弗朗索瓦一世。图上，一个身穿白衣以示区别的火绳枪手方阵，击退了一次骑兵冲锋；同时在后方阵地上，长矛队伍正在厮杀。法军遭受了高于哈布斯堡军队八倍的惨重伤亡，他们的国王也被俘了。
职业军队的出现
此外，战争现在发生得更频繁，持续的时间更长，卷入的人数也更多。16世纪和17世纪发生的战争比欧洲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整个大陆大约只有十年的和平时期。16世纪时，西班牙和法兰西几乎一直在发生战争，而17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帝国和瑞典是平均每三年就有二年处于战争状态；西班牙是每四年有三年在作战；波兰和俄国是五年中有四年是战时状态。
正如意大利诗人富尔维奥·泰斯蒂在1641年写的那样：“这是士兵的世纪。”每个国家都保有大量士兵。15世纪70年代时，勃艮第“大胆”查理曾在尼德兰创建了一支大约有1.5万人的军队，但一个世纪后，他的后代菲利浦二世在那儿供养了8万人的队伍。1640年，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队已超过8.8万人，同样的趋势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17世纪时，有1000万到1200万欧洲人变成了士兵。这些军队的大多数是步兵：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25年入侵意大利时，3.2万人的法军中只有6000人是骑兵；1635年，法国准备与哈布斯堡作战时，下令征募了13.2万名步兵，但只有1.24万名骑兵。
在由围攻和小冲突占主导的战争中，主要军事目标是设防的城市而不是野战军，征募的步兵比骑兵更具有突出意义。无论是在战壕还是在堡垒里，步兵尤其是滑膛枪手都非常重要，而马匹看起来比它们铠甲在身的骑手们更难抵受攻击(许多人只在一场战斗中就要失去几匹坐骑)。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同样如此。兵役轮值带来了很大好处，许多士兵既是军人又是自己的支付者。他们被征募、配备和保持所花的是同一笔费用。但这种变化也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对于这种扩大了的新军队和增加了的运作范围，管理系统却还是相对保持不变，军事机构(像国内其他部门一样)不得不忍受多重管辖、不负责任的扯皮和管理者内部小团体之间的无谓争斗。此外，每个战季开始时，政府都要召集超过他们供给能力的大批军队。控制无力和物资不足，就产生了严重的纪律问题。骑兵通常来自社会上层，其成员从孩童时代就接受战争训练，因此可能会承受巨大的艰辛；但紧急招募的步兵，有时是被强征入伍的，根本不愿作战，他们往往通过“开小差”或“兵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对此，有两种对策被广泛采用：按照合同雇佣外国的职业士兵；对本国招募的士兵灌输一整套的纪律和训练。前者在16世纪风行一时，后来才逐渐让位给后者。
使用雇佣兵在中世纪变得很平常，整支军队都可受雇于任何付得起钱的国家。这种做法在现代时期的早期继续流行，瑞士和南德的军事承包人是其中的骨干，他们的队伍训练有素，随时可以紧急开拔。一看到有麻烦发生，政府就会与一位有能力的承包人签订合同，确定所要征召和武装的部队人数、将要支付的报酬及第一次召集的时间和地点。有时，在预料到会有危险(或只是为了防止这支队伍被另一个战争国征募)时，会有一笔“滞付金”(德语中的“wartgelt”，意即“等待中的钱”)不被支付，直到整个调遣已经完成，或者危机已过。但多数情况下，承包人应保证他们的人“见票即付”。
这个体系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有很多意志坚定、能力出众的承包人。德国骑士葛茨·冯·伯利欣根(公元1480～1562年)，就专门为他自己或他人的(以所得物的1／3作为回报)仇隙作战。在他的回忆录《我的仇隙与纠纷》中，他列举了其中的30桩。他率领征募的人员(大约有150人)纵横于整个西德地区。出身高贵的同时代人，如果有更大的财力，还可以征募到比葛茨更多的军事力量——一个甚至可能二三个军团，到17世纪早期时，有些人竟能调遣整支大军。在“三十年战争”中(公元1618～1648年)，德国境内至少同时活动着100名军事承包人，到17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增加到300人。华伦斯坦的阿尔贝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招募了一支大约2.5万人的军队(在1625年和1631～1632年)。而萨克森－魏玛公国的伯格纳德，曾在1635年率领他自己的1.8万人的队伍为法国服役。1639年，伯格纳德去世时，由承包人在国外招募的外国军队，已达到法军人数的20％(大约有12.5万人)。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德国的6万人的瑞典军队中，只有1.8万人是瑞典人。
雇佣军的巨大优势在于他们已经懂得如何运用武器，如何布阵作战。正如一位法国军事作家在16世纪40年代观察的那样，外国雇佣军是“那些最可信任的人，没有他们，我们将没有勇气去做任何事”。但在紧急关头，他们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如果他们太远离家园，如果他们发现军队中的同胞站到他们的反面，或者(如上所言)如果他们的报酬被延误了，他们就可能拒绝作战。此外，当战争持续下去时，他们的经验优势很快就会消失，因为不仅他们的人数由于伤亡在不断减少，而且本国征募士兵的能力也会随着时间而增长。
有几个进步帮助了本国招募士兵的职业化进程，大多数国家引进了军服、军乐和拥有自己效忠目标的固定军团。1534年，查理五世在他的三个意大利领地——那不勒斯、西西里和伦巴第，各组建了一个常备的西班牙军团(叫做tercio)。每个军团都有自己的徽章、军装、随军牧师和执法官，以及自己的军乐队和医疗队(前者以25：3的比例在数目上超过后者)。就像罗马皇帝的兵团一样，其明确的目的就是激发同样持久的勇敢传统和严格的团体忠诚。这个做法被一直延续下来。1589年，当在尼德兰服役的伦巴第军团因为犯上被强行解散时，军官们隆重集会，毁掉了他们的军衔徽章，撕破了他们的制服。“这些，因为它们再也不能代表国王陛下了，也就再也不能要求它们曾拥有的敬意和爱护。”整个西班牙军队对此均深感痛惜。因为西班牙军团名声赫赫，是“军团之父和我们这个时代欧洲最优秀士兵的学校”。
一名来自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领导下的苏格兰和爱尔兰步兵营的雇佣军。此营有800名强兵，1631年被雇来与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公元1618～1648年)，大约有2.5万名苏格兰人出国参战，几乎是该王国成年男子人数的10％，其中大多数在新教国家服役。这些部队不同寻常的装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这幅同时期的版画，是在他们抵达德国后不久在纽伦堡完成的，是已知的第一幅关于高地(“爱尔兰”)服装的图画。
对退伍军人的医疗和照顾
16世纪时，关于人体运作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士兵们至少可以在一点上放心。即军中的医生和护士是所能提供的经验最丰富的医务工作者，像截肢这样的新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并用以处理在战斗中或被从火药武器中射出的石弹、金属炮弹击碎的四肢。这幅木刻(左下图)先自汉斯·冯·格斯道夫的《军队外科手术手册》(公元1517年)，此书是已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外科手术的插图本论著。一位患者(站在右边)，捧着被成功截去手部的已去掉绷带的残余上肢；另一位患者则失去了右腿，他被按坐在椅子上，受伤的腿架跨在好腿上，手抓住膝盖作为支持，眼睛被蒙住以不让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手术工具在16～19世纪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锯、曲柄和一大堆又长又快又薄的器械。先用刀切开，然后再拉几下锯就行了，下面放一个盆来接血。在麻醉剂被发现之前，大多数医生不顾带给病人的剧痛与震惊，相信只有一种方法能够止血和防止感染，那就是烧灼截肢部位周围的肌肉。只是到了16世纪，才发现如果为伤口涂上一层厚厚的动物脂肪，伤口也会同样愈合，而且远没有那么痛苦。
如果患者躲过了来自伤势、震惊或者感染的死亡的威胁，健康得足以照顾自己，他们就被装上假肢。16世纪晚期的著名军医安布鲁瓦兹·帕雷设计了一整套假腿(下图)，希望能减少截肢者的不便。
战伤需要在战场上或战场附近得到处理，但当时的军队医院很少，彼此之间也相距很远，只有西班牙曾试着正确地照顾受伤的士兵。它的军队都配备了成批的训练有素的医生和护士。1572年到1659年间，在尼德兰连续作战的西军有了欧洲第一所军队医院，地址在布拉班特的梅赫伦(今天比利时的梅林)，它有330张床位和一支60人到100人的医疗队伍，其成员从主治医生到洗衣妇一应俱全。从痢疾、疟疾到心理失调和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以及严重的创伤，士兵们在任何疾病上都能得到相当成功的治疗。治疗是免费的，但要从士兵的基本月薪30银币中扣下1个银币，作为医院的管理费。传染病与外伤一样是个大问题，梅毒极为流行，某一时期内竟传染了大约1／4驻扎在尼德兰的西班牙士兵。尼德兰医院为此得到一笔政府基金，用以专门研究梅毒的治疗方法。再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精心地照顾它的伤兵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就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她的军队，在英国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她拒绝了一切给退伍军人发钱的建议，最后只发放了残疾抚恤金。1593年的议会法案发布了业已过时的法律命令，并声称“它是与基督的仁慈、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国家从1588年5月26日起获得的荣誉相符的，这个荣誉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失去四肢和致残躯体的危险换来的，因此，那些为了保卫女王陛下和我们的国家，冒着生命危险，失去四肢和致残躯体的人，应该得到曾被剥夺的回报与奖赏，这是他们尽忠职守的结果，其他人也应努力如此”。尽管法案词句华美，但在此之前的5年里，那些在无敌舰队战争中残废的士兵，或者饿死了，或者在运河港口上乞讨，这笔姗姗来迟的抚恤金只帮助了那些幸存者。
徽章，制服和装备
其他国家很快就追随了哈布斯堡的榜样，建立了自己的半固定化军团，以它们的团队识别徽章为荣。到16世纪晚期时，大多数军队指挥官在衡量战果时，已经不看杀戮的人数，而是看缴获的旗帜数量了。但此时尚没有努力规定服装。一些人认为军装就像仆人的号衣，可能会抵消一个战士应有的斗志和怒火”。另一些人则引用了阿尔瓦的第三任公爵唐·费尔南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的话，这位可能是16世纪最著名的将军说：“在积极作战时，指挥官应让他的整支军队都穿上鲜亮的蓝色。”这些人认为有1万名穿着颜色对比强烈的军服盛装的士兵，看上去要比2万名都是黑军装的士兵更危险，因为后者“就像是市民或店主”。
但是在阿尔瓦时代，因为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缘故，没有一支军队有能力为2万人配置一个颜色一个样式的军装。此外，即使士兵们开战时穿的是同色同样的军装，也几乎没有人在结束战斗时还穿着它们。驻扎在德国的苏格兰军团的上校，罗伯特·门罗，曾在1629年到1633年间行军3000英里(根据他自己的统计)。而在英国国内战争时期，从1644年的4月到9月，英国查理一世就率军跋涉大约1000英里；而在1642年9月接下来的三年里，他的侄子和主要指挥官、莱茵的鲁珀特亲王，改变军队驻地152次，整夜行军9次，野外露宿7次，大战11场，小战62回。
在这种情况下，外衣、长靴和短裤很快就会坏掉，正如1633年一个晚上，在尼德兰作战的一个英国士兵发现的那样：
除了一小团潮乎乎的亚麻外，我没有任何东西来抵御寒冷和湿地……我的靴子里也灌满了水，裹紧我的湿斗篷，我蜷缩得像个刺猬似地躺在那儿，在破晓的晨光中看上去像只淹得半死的老鼠。
俘获的敌人军旗数目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场胜利的程度，因此很快就成为珍贵的战利品。例如，尼德兰的国家将军与荷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曾在一个大厅里会面，大厅里装饰着几十面营旗和连旗，都是在荷兰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由弗兰德的西班牙军队通过军事行动赢得的(公元1568～1648年)。一面旗帜(上方左面)展示的是埃库莱斯山的柱子，这是查理五世皇帝的私人标志；一些旗帜说明它们是属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的皇家武装；大多数都带有勃艮第公爵的“圣安德鲁十字”(哈布斯堡家族正是从他那里继承了尼德兰)。
穿得破破烂烂的士兵们乐于从一切可能的渠道来寻找替换的衣服——从倒下的战友身上，从平民那里(买或抢)，甚至从敌人那里。1651年时，苏格兰禁卫骑兵团被命令“都应身着同一颜色的外套”，但当敌人的一只载有替换军服的补给船在途中被击中缴获后，苏格兰士兵们兴高采烈地充分利用了这些军装。
因此，指挥官们有必要为他们这些洋相百出的军队制定特殊的标志，通常是一条有颜色的腰带，一条丝带或一种羽毛头饰。凡哈布斯堡帝国的士兵，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奥地利人，都带有红色标记；法国军队是蓝色，瑞典人是黄色，而荷兰共和国是橙色。当以上数支队伍汇集一处时，还需要一些额外的通用记号：在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中(公元1631年)，萨克森和瑞典联军从他们赴战途中路过的森林里拽下一束带叶的枝条或者一束蕨类植物，插在帽子上作为标记。而在马斯顿荒原，国会和苏格兰联军也收到命令，要求他们穿戴一些白色衣服来区别自己人。但是形势很快就有了改变。1645年，保皇军总司令下令用奥地利衣服来装备他的600名部下，还附上了确切的面料样品，指定了复制的颜色。他还为当地大批量生产的供应商们送去了牛角制火药筒和子弹带的样品。一旦有了常设军团，形成了固定的需求，军装就最终成为可能。
同样的过程也影响了武器的供应。虽然精确的标准对剑和弓的生产没有多大关系，但对有效使用枪炮却至关重要。罗杰·博依尔曾抱怨说，在17世纪40年代，他在爱尔兰的滑膛枪手们几乎丢掉了一场战争，因为供应的子弹尺寸大于所提供的枪支，以至于一些士兵“被迫咬去多余的铅皮，而另一些人被迫砍掉子弹的一部分，结果失去了大量时间，子弹的射程也缩短了”。就像军装供应一样，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要求确保替补品和初始供应品都遵从一个单一的标准；而另一个原因是对补给品的需求很高，英国国内战争时，一位保皇党指挥官拉尔夫·霍普顿爵士，曾在1643年急躁地抱怨道：“真难以置信这些家伙能用他们的武器做什么；他们看上去就像他们的军火一样短命。”他很快就找到了进一步大发雷霆的理由。他的军队从法国进口了1000支滑膛枪，结果发现其中“有三四十种不同的口径——一些是手枪口径，一些是马枪口径，还有一小部分是鸟枪；还有那些应被扔做一堆的旧垃圾”，很清楚，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渐渐地，在这一时期的其他战争中，一个稳定的大量需求导致了标准化武器的生产和分发。
这是1641年在法国北部的利斯河畔艾尔之围中，一群来自弗兰德的西班牙军队的衣裳脏湿的士兵。此图为安特卫普(比利时)艺术家彼得·斯奈亚尔斯所画，他尤擅于“现实主义”的战争绘画。虽然远景处的围城工事和帐篷都整洁有序，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却不如此。在战季接近尾声时，这些穿着佩带通用标记的湿衣服的人，是衰败的前兆。
从方阵到横队
无论枪炮标准或不标准，如果没有步兵作战时队形部署的巨大变化，它们就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16世纪的战争图稿和保存下来的花名册，都清楚地显示出一种变化。最初，步兵的密集编队主要由以“方阵”作战的长矛手构成(与希腊方阵不同)，同时由几行神枪手布置在方阵边缘，直到遇到“长矛的冲击”，但这种队形让位给了线形编队，主要由滑膛枪手组成，由几行长矛手掩护。这个变化听起来很简单，但却改变了步兵战士的生活。
例如，在1495年7月进行的福尔诺沃战役中，大约一万名士兵(加上大约6000名随营人员)，在法王查理八世的亲自率领下，在至少2倍于己的意大利军队中强行夺路，拉长队形，纵列行进，意图跨过塔罗河。双方一半以上的队伍是由马上骑士构成的。战斗从早晨8点以炮击开始，后因雨水淋湿火药而被迫终止。两个小时后战斗继续进行，意军骑兵在两个地方发起冲锋，但均告失败，因为雨水将塔罗河变成了汹涌的急流，周围地区也都变成了滑溜的泥淖，不适于骑兵作战。意大利战马滑倒时，法国士兵就秩序井然地冲上去，格杀毋论，杀死每个在路上的敌人。摔下来的骑士苦于铠甲的束缚，只能形同拘禁地躺在那里，无能为力地看着胜利者在战场上四处活动，用斧头劈开他们的头颅或割断他们的喉咙。后来前往战场的人注意到大多数尸体在脸上或喉部都有一处刺伤。是役，大约有3000名意大利士兵和200名法军阵亡；查理八世率其部队安全撤回法兰西。
在奥地利格拉芝的地方军械库里，几乎有4000个头盔、同样数量的滑瞠枪，配有火药瓶和其他附件，以及手枪、宝剑、护胸甲及其他的军队装备品；它们仍保存完好，可在遭遇突袭时装备军队。17世纪的战争刺激了对军需品的需求，使得集中的大批量生产更有效益和效率。
除了卷入更多的人数和扩大了步兵的作用外，16世纪早期的大多数战争都类似于福尔诺沃战役。在马里尼亚纳(公元1515年)、米尔贝格(公元1546年)和圣·康坦(公元1557年)，较快地决出了战果，火药起的作用不大；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意选择了对手。即使在比科卡区(公元1522年)和帕维亚(公元1525年)，步兵的火力虽然击破了提供重要支援的地面和战场工事，为打败瑞士长矛编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16世纪的整个前50年里，战场上火药武器的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武器练习。这是1607年由阿姆斯特丹的雅各布·德·盖耶雕刻出版的一卷图示，代表着军事教育中的一个全新概念——训练手册。一幅带有编号顺序的图示显示着32个持长矛的不同姿势中的一个(从“拿起”开始)，25个使用火绳枪和32个使用滑膛枪的顺序步骤(到“开火’结束)，以使得教官能让他们的士兵整齐划一地照此操练。基本思想(和草图)是拿骚的约翰伯爵为了荷兰军队的使用而形成并加以发展的，德·盖耶的作品很快就有了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译本。
接下来的那次大战，即1568年到1648年间荒废并最终分裂了尼德兰的那次战争，几乎没有任何激烈的战斗。相反，各国军队的指挥官们，从阿尔瓦公爵开始，在奥伦治亲王的领导下，对反抗者们采取了一种“蒸汽压路机战略”，企图不战而胜，用一位战场指挥官唐·桑乔·德·隆多尼奥的话说：
(阿尔瓦)公爵不顾来自那些忘记了胜利是幸运之赐的人的压力，努力避免直接作战，这对好坏双方都有利。如果奥伦治是位强有力的君王，能够长久保有一支大军的话，我将乐于作战；但钱财短缺必将导致他的军队涣散，而且他也无力再重组力量，我当然反对作战。
但是时间是非常关键的，除非能只在一场战役中击败敌人，否则严峻的形势将发展下去。因此在1572年，奥伦治发动了一次对尼德兰的大规模入侵，并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尽管通过一连串战斗，采用武力或威吓从反抗者手中重新占领了9／10的面积，到这年年底时，在参战的荷兰和西兰岛省份中，仍有24座设防的城镇掌握在反抗者手里。正如阿尔瓦抱怨的那样，他指挥着大约6万人，“一个足以征服许多王国的军队数目，但在这里却远远不够”。因为许多重新占领的城镇需要驻防，阿尔瓦的作战力量已缩减到只有1.2万人(连围攻一个城镇都不够，不要说24个城镇)；而且，在连续作战9个月却没有得饷的情况下，那些士兵的情绪正在哗变的边缘上。最糟糕的是，阿尔瓦的巨大军事机器的费用已远远超出了他的主子菲利浦二世的收入，这笔收入除了荷兰战争外，还要支持许多其他的战事(包括在地中海上，对土耳其人发动的大规模海上攻击)。毫不奇怪，在1573年7月，已连续作战15个月的西班牙步兵为了欠付的军饷(整整两年)发动叛乱，荷兰反叛也因此持续下去。
滑膛枪的兴起
针对这种形式的消耗战，阿尔瓦有许多重要的革新，其中之一就是增加军队的火力。16世纪50年代，在意大利，他为每个连队都增添了一些配有滑膛枪的士兵，这种武器很重，只能使用分叉的支撑物来发射，但射出的圆球却威力极大(根据英国军事著作作者汉弗莱·巴威克的看法)，它能在200码处射穿护胸甲(而大多数武器在80码以外就几乎造不成任何伤害)。因此在小遭遇战甚至在主导低地国家战争的围攻城池的战壕战里，滑膛枪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阿尔瓦又给他的每个军团增加了两连完全用火药武器武装起来的士兵，借此进一步加强他步兵的火力。1571年时，尼德兰的西班牙军团进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为7509人，包括450名军官、596名滑膛枪手、1505名使用更轻型的火绳枪的士兵，其余的使用长矛——一个大约2名枪手对5名长矛手的比例。但30年后，就在1601年，尼德兰的西班牙军团又进行了一次检阅，总人数6001人，包括646名军官、1237名滑膛枪手、2117名火绳枪手，其余的为长矛手——一个三条枪对一支矛的比例。
军械上的戏剧性突变伴随着战术上的同样戏剧性的改变。几位西班牙指挥官曾对战术体系进行试验，力图达到对火力的最佳使用效果，但都没有拿骚的莫里斯的革新那么出色。莫里斯是1568年曾被阿尔瓦击败的奥伦治亲王的儿子，他在16世纪90年代时就开始训练他的军队，“练习”整队、重新整队、出操和检阅，这是罗马军事论著作者们倡导的训练方式。1594年，莫里斯的表兄，拿骚的威廉·路易在阅读埃利亚的《战术》时，意识到滑膛枪手的循环编队可以重复形成连续不断的弹雨，就像罗马军团中的标枪投手和弹弓射手能达到的那样。这个措施克服了前装式滑膛枪的根本弱点——它缓慢的发射率，因为当一个步兵队形摆成一系列的横队时，第一排可以一齐开枪，然后退下重新装弹，由别的横队重复他们的动作，这就产生了连续不断的杀伤性弹雨。
排枪发射的发展对战术形成了重要影响。首先，军队现在在作战时不得不散开，既使火力的发挥达到最大程度，又使自己被敌方枪弹命中的可能性降至最小程度。这就达到了一种有效的“规模经济”，因为军队的线形排列可以在一个地点部署多得多的人数，从而杀伤敌人也更有效。
这也产生了很重要的后果。首先，它可能将有50列的长矛方队变成10列(或更少)的滑膛枪横队，不可避免地将更多的人推向面对面厮杀的恐惧中，在每个战士身上都要求有杰出的勇气、技巧和纪律。第二，它将重点放在了整个战术单位的能力上，要求它们在完成排枪的必要动作时既迅速快捷又整齐划一。
这两个问题的解放方法是练习。军队不得不训练开火、反向行进、装弹和统一行动。拿骚的伯爵们因此把他们的军队分成小得多的队形，连队从250人、11名军官缩至120人、12名军官；2000人的营更多地让位给580人的大队，伯爵们还得教会他们如何操练。莫里斯的另一位表兄、拿骚的约翰伯爵发展了一种极其重要的军训新工具——操练手册，而且在1616年开办了欧洲第一所真正的军事院校，校址是他在西德的都城锡根，目的是教育年轻的绅士们懂得战争的艺术。训练要花6个月，包括武器、铠甲、地图、救援示范和其他学校所能提供的教育性目标。第一位校长，约翰·雅各布·冯·沃尔豪泽出版了几部战争手稿，都基于荷兰式操练(在锡根惟一教授的体系)。
现代早期的大多数军事行动涉及的军队相对较少，而且多涉及到平民。安特卫普的塞巴斯蒂安·弗兰克斯在1616年的绘画中。描绘了一幅想象的但却极为真实的场景。一群士兵正在袭击一列货车，准备抢劫。男人们被枪杀，女人们被剥去衣服，货物被洗劫。注意大多数士兵都佩有一种红色的特殊标记(像一根羽毛或一条腰带)。暗示他们是为哈布斯堡帝国服务的。
拿骚式“操练”很快就流传到欧洲，尤其是信仰新教的欧洲国家，其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有数不清的外国人前往荷兰服役；二是不同的军事论著的作者们都纷纷描述(有时图示)它们；三是因为荷兰对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指导员(约翰伯爵就曾亲自对瑞典进行短暂访问)。他们的名声甚至传到了“新大陆”，弗吉尼亚的总督乔治·亚德利和一位曾在荷兰军中服役的前志愿军，开过莫里斯伯爵徽章的玩笑。
拿骚家族军事改革的全部价值在尼德兰地区并没得到充分认识，因为荷兰军队几乎从不使自己面对战斗的严峻考验。众所周知，莫里斯和他的表兄们对战术显示出极大兴趣，威廉·路易伯爵写过一篇论文，探讨发生于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线形战斗次序也是部分地模仿了汉尼拔的迂回包抄策略而设计的，但是他们在两次阵地战中的暧昧战果(1597年在蒂伦豪特和1600年在尼乌波特)，却暗示出他们并没完全掌握确保总体胜利的程式。即使是“三十年战争”(公元1618～1648年)中的早期战役也和上个世纪的战斗极其相似，庞大的步兵和骑兵军团被部署成一个棋盘模式。但到了1631年，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证明了排枪和线形编队的全部潜力。首先，由于不断的操练，他提高了滑膛枪手再装弹的速度，以至于只要6列横队就可保持持续不断的弹幕(而不是荷兰军队所要求的10列)。
国王本人对这种方式感觉极为强烈，甚至为新入伍的士兵们亲自示范如何采用站姿、跪姿乃至卧姿来使用滑膛枪发射。其次，瑞典军队的火力通过添加野战炮而得到大大的加强。蒂伦豪特的荷兰军队只部署了4门野战炮，尼乌波特也只有8门，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30年入侵德国时，随军带了80门。他所有的大炮都属于仅有的三个口径之——(24，12和3磅)，为了加强装膛速度，有些大炮来时就配备了已装好的弹筒。因此，发射三磅炮弹的大炮在一小时内能开火20回，不比一名滑膛枪手慢多少。最后，古斯塔夫还训练他的骑兵抽出宝剑进行彻底的冲锋，而不是用手枪或卡宾枪打打小遭遇战(就像大多数德国骑兵乐于做的那样)。
从长矛到滑膛枪
17世纪头十年，由荷兰做先锋的军事革新并没有立即转为实用，比如白山之战(公元1620年，左边图解)，交战双方为波希米亚和哈布斯堡－巴伐利亚联军，注意向双方发起冲击的是庞大的长矛军团，相对较少的滑膛枪手和很少的大炮支援，但在詹科奥金之战中(公元1645年下图)，交战双方为哈布斯堡和瑞典，双方都摆出了更细更长的横队，配备了更多的野战炮和滑膛枪手。白山战役是由骑兵和“长矛的冲击”决定的，而詹科奥金却是靠火力赢得的。这两个战役都很重要：前者迅速结束了波希米亚从“三十年战争”开始的叛乱；后者迫使哈布斯堡开始与胜利的瑞典军队进行严肃的谈判，开启了最终结束战争之路。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于1631年9月17日就在莱比锡郊外展开，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新式军事体系的优越性。一支为神圣罗马帝国服务的雇佣军，大约有1万名骑兵、2.14万名步兵，由一位经验丰富的常胜将军(蒂利伯爵)率领，布成30列长、50列宽的方队，由27门野战炮做支援。而瑞典人和他们的新教徒联军，却有51门重炮，每个瑞典营都有一个由4门轻炮组成的炮组。他们的2.8万名步兵由1.3万名骑兵做掩护，站成了6列。战斗中，第一个小时过后，与古斯塔夫交战的德国军队就崩溃了，但瑞典人却以完美的行进秩序占领了他们的阵地。在第二个小时的战斗中，大约8000名帝国士兵阵亡(他们大多数是被瑞典的炮火杀死的)，9000多名成为俘虏或开了小差，更多的人则卷入了随之而来的匆促撤退。总之，2／3的帝国军队，120个营连和所有的大炮都失去了。蒂利这位常胜的将军，也失去了镇静，在司令部里郁郁不乐，“大惑不解，看上去沮丧之极，在军事会议上十分优柔寡断，不知如何去拯救自己，也决定不了任何事，只能一个接一个地放弃计划，看到的只有巨大的困难和危险”。根本没有敌军阻挡他们，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几乎所有的德国军队都倒向了古斯塔夫和他的联军，这样在1632年时，这位瑞典国王已经统辖着6支独立的军队，总人数为18.3万人。
此战与福尔诺沃战役的对比是很清楚的。在布赖滕费尔德，虽然交战双方的军队规模不同，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大约7小时)，战果也是由步兵、纪律和火力决定的，但瑞典的滑膛枪手扮演了决定性角色，有时甚至射出了致命的“双倍齐发”，他们密密麻麻地只列成三排，第一排跪着，第二排蹲着，第三排站着，以便于“在一瞬间将尽可能多的铅弹倾泻进敌人的胸膛——因此也给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因为一记持续漫长的雷霆要比十回断断续续的散雷使人更加恐惧害怕。”结果，多不胜数的人死在了布赖滕费尔德，部分原因是炮火比剑伤和矛伤更富有杀伤力，炮弹能更轻易地粉碎一块骨头或撕裂一个内脏器官，造成致命的伤口(也因为当时医学知识的有限)。
布赖滕费尔德战役对战略战术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其他军队立刻仿效瑞典体系。第二年，在吕岑，由华伦斯坦率领的哈布斯堡军队已经拥有了有效的火力，表现出占领阵地的机动灵活性。古斯塔夫本人死于一次激烈却并非决定性的冲锋中。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西欧的所有主要军队都采用细长的线形编队来作战，滑膛枪手占据了主导地位。
大战斗和小战争
但这些战役中很少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像引起广泛研究的坎尼战役一样，它们大多数只能带来一场战役的胜利，却不能赢得整个战争。1634年，哈布斯堡军队在纳德林根大胜瑞典主力部队，再加上吕岑战役的胜利，就抵消了瑞典在布赖滕费尔德的成果。而在1645年的詹克奥和阿勒海姆之战中，瑞典军队虽然摧毁了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天主教联军的武装力量，但却遭受了随后三年无休无止的敌对行动，直至和平到来和“三十年战争”结束。这个问题部分是军事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一方面，在战场上，或出于驻防战略防御要地的需要，年复一年地保有大量的军队，对每个国家都是不能容忍的重负。仅运送大炮就给后勤出了个大难题。16世纪50年代时，国王查理五世的军事顾问计算了一下，只运送一门大型攻城炮就需要39匹马，如果再加上一星期的弹药供应，还要增加156匹马。一个世纪后，他们的继承者又统计了一下，如果想运送一队10门攻城炮、10门迫击炮的话，需要1849对公牛和753辆大车。喂养这些公牛和其他拉车的动物，再加上骑兵的坐骑(和替换坐骑)，又是一个叫人头疼的问题，因为2万匹马每天就需要90吨饲料(400亩草场的草量)。
实际上军队本身甚至更令人头疼，正如卡迪纳尔·黎塞留说的：“一个人可以从史书上发现，由于缺少粮草和纪律而失败的军队，要比被敌人击败的军队多得多。”一支3万人的军队，如果被正常供应食物的话，每天需要4.5万lbs(20吨)面包，即需要10万lbs的面粉加上炉子来烘烤它们，还需要3万lbs肉(相当于1500只羊或150头牛)。此外，虽然家畜可以活着运送，直到需要时才屠宰，但一个星期的面粉供应和炉子却需要450辆大车和相应数目的拉车牲畜。然后是随营人员问题，他们的数目有时等于个别时候甚至超过了作战总人数。1622年，西班牙军队围攻尼德兰的贝亨奥普佐姆时，被围城镇中的一位卡尔文派牧师说道：“从没见过这样小的一个躯体却拖着这么长的一条尾巴……这么小的军队却带着这么多大车、行李马、驽马、随军小贩、仆人、妇女、孩子和一批乌合之众，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了军队本身。”
因此毫不奇怪，战场上的军队需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1632年11月，当古斯塔夫·阿道夫指挥着18.3万名士兵行动时，6.2万名士兵散布在德国北部的98个驻防地里；3.4万名士兵保卫着瑞典、芬兰和波罗的海省份；6.6万多名士兵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以半自治的地方性军队在活动。因此当国王战死在吕岑时，他手下只有2万人。
1632年的“战争”和现代欧洲早期的其他敌对年头一样，意味着小冲突小意外，而不是全面的围攻和战斗，后者的战果很快就被前者日见衰弱的耗费抵消，只是延长了战争的时间而已。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内战争中，1642年到1648年间共发生了600多次战斗，整个战争大约8万的伤亡人数中，只有9次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其余都来自较小的冲突战，几乎一半的战斗死亡人数不超过250人。此外，许多士兵是因为疾病或事故而死去或离开军队的。一位保皇党军官很抑郁地说：“我们埋掉的脚趾和手指比人多。”
而政治在导致无穷的战争方面也同样重要。首先，构成早期现代战争原因的许多问题都没有任何简单的解决途径。16世纪时，战争是为了王朝权利(法国的查理八世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就是为了维护他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但到了17世纪，他们更关注于控制邻近的土地。统治者们看上去不断地在寻找一种更实际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战争只是为了获得代表真正的战略价值和经济意义的土地和权利，他们甚至用武力去占领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的土地(瑞典对埃莫拉尼亚地区和梅克伦堡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要求，但他们要求将其作为和谈的一部分，只是坚持说占领这两块领地对瑞典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他们不断地发动战争，直到其他每个人都对此表示同意)。
但是在1530年到1650年间，除了王朝意图外，各方还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理由而作战，那就是宗教，因为天主教与新教是互不相容的。罗伯特·门罗，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先参加了丹麦军队后又入瑞典队伍的苏格兰人，曾给出他参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卫新教信仰和他国王的姐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权利和光荣——她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剥夺了土地和头衔(门罗撰写了英国第一部军团史：
《门罗，他和英勇的苏格兰“麦凯斯”军团一起进行的远征》，伦敦，1637年)。“新教事业”推动了许多战事，它使英国在1585年后决定帮助荷兰共和国，同样也使丹麦和瑞典在“三十年战争”中大动干戈。对西班牙和意大利统治者而言，它对天主教的信仰已构成同样有力的威胁。1591年，菲利浦二世的一位大臣对他的主子极为恼怒，因为菲利浦对各地保卫“天主教事业”的支持，已使他的国家同时在与法国、英国和荷兰作战，因此，他责备国王说：
如果上帝有意让陛下去治愈所有来到您面前的愚人，他本应该给您这样做的能力；如果希望由您来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麻烦，他就应该给您这样做的金钱和力量。
但是国王并没听取他的意见，西班牙和法兰西的战争持续到1598年，与英国打到1604年，和丹麦一直作战到1609年(1621年再度开战)。
暴行种种
如果军队在战争中的职责就是杀人毁物，那么在所有冲突中有一些残忍可能是无法避免的。此外，在几乎所有社会里，有许多暴行是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的，导致的结果也基本相似，尤其当一支敌军突然崩溃，将自己变成了怯懦之众而另一支则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时更是如此。
这最常发生于敌人在战斗中被彻底击垮之后，因为在势均力敌的战斗中。混战的士兵是很难做出致命打击的，但当胜利者能践踏分散的逃亡者时，形势就不同了。一座城镇被凶猛地占领后，大屠杀经常发生。围城总是被当成“全体战争”来对待的，因为在围攻者眼中，寻求市民掩护的士兵和接受驻防将自己家园武装起来的市民并没有什么不同。在炮击、进攻和通常追随一次成功的冲击后的抢劫中，军队和市民、军资和民财是很难区分的。此外，通过破坏来进行精神发泄，保持士兵身心无损，也使许多胜利者无意终止暴行。
但有些战斗看上去比其他战斗更具残忍性。针对反叛者，或者针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战争，通常会残暴得多。一本1638年出版、题目是《德国的哀悼》的英国手册，就“三十年战争”造成的凄凉景象，提供了一份冗长而令人痛苦的报告，按照“拷打”、“强奸”、“屠杀”这样的标题分成不同的章节——全都配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插图(右图)。以强调人类在战争时的非人道行径。
选自1638年出版的《德国人的哀悼》
宗教和战争法则
早期战争所隐含的宗教意义看上去不仅延长了作战时间，而且也增加了其残忍性。人们公认这也是个由围攻占据战争主导地位的时代，而战争在任何时代都是残暴野蛮的，许多士兵对敌人尤其显露出不同寻常的残忍，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惩罚上帝的敌人。因此1631年，由蒂利伯爵率领的天主教军队在遭受布赖滕费尔德报应前不久，曾抢劫了新教城市马格德堡并屠城三日，被当时的新教徒们称作“永难忘记的灾难”，将其比做“特洛伊的陷落或诺亚洪水”，而天主教徒们却视其为《旧约》所命令的对不信主者的惩戒。
这一时期教会人士并没有提倡对此应有所节制。例如，1645年在英国“国会军”冲入一位天主教贵族的据点贝辛宫前，曾进行了一次布道，咒骂那些“上帝的公开敌人”、“血腥的罗马天主教徒”和“坏蛋”，号召灭绝他们。这里，就像其他场合一样，随军的神职人员的职责几乎与政治委员一样，在军中鼓吹意识形态上的狂热，压制任何怜悯之心。因此毫不奇怪，被打败的贝辛宫保卫者们几于没人能活命。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同样盲目的不妥协态度也影响着战略决定。1571年，因为主要谋划者被捕，西班牙的菲利浦二世入侵英国以支援一次天主教徒起义的计划败露了，但他仍然坚持如此：
我是如此渴望完成这桩事业，我对它是如此萦绕于心，我是如此相信上帝将视其为自己的荣光，以至于我是不会被说服改弦易辙的，我不接受也不相信任何反对意见。
“伟大的欧洲战争芭蕾图”，一幅绘于公元1647～1648年的讽刺画，展示统治者们集合在和平会议上，试图步调一致，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情景。天使们在他们面前散发着橄榄枝和引发争端的苹果。右面，还是孩童的路易十四与奥伦治亲王(荷兰共和国的领袖)，葡萄牙国王和一名瑞典将军手拉着手(古斯塔夫·阿道夫卧睡在他们身边)，与左边的皇帝及其盟友们几乎步法一致。而处于前方的中立国瑞士，正在寻找自己的利益。
两个月后，国王才同意取消此计划。同样在1586年，当菲利浦二世决定让西班牙干涉法国内政以支持天主教派时，他写道：
真的，我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是解决那个王国宗教状况的惟一可行之路。我们这么做时可能会遇到其他的困难，但是宗教事业重于一切。
这一时期相同的言论很多：大多数统治者都将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统治的土地，等同于上帝的利益和土地(正如菲利浦二世一次曾向一名沮丧的下属解释的那样：“你在为上帝和我的事业而作战，两者是一回事。”)；大多数国家将自己看作是新“选民”，认为上帝会给予他们直接的保护，来抵抗和击败那些不能分享他们的意识形态的国家。
宗教改革所释放的忏悔狂热不仅加剧了战争的发生，也加强了外交往来，相同宗教的国家间互换使节，互访首都，签署协助防御条约。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像1618年的前十年(而不是1914年前的那些日子)，他们竭力创造国际间的结盟，以便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支援；在战时，各国政府为了抵消军事失败的后果，往往列出能对抗他们取得暂时胜利的敌人的进一步盟国。就像一位资深大使在1619年观察的那样，“三十年战争”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天人类的战争不再只局限于自然力量的较量，就像斗牛一样，甚至也不只是战斗，他们更多地依赖于失去还是获得朋友和联盟。”但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选择这些“朋友和联盟”呢？从16世纪3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欧洲分化成不同的宗教阵营，但这种两极分化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教派利益和政治利益是几乎不能一致的，于是就形成了似乎永无休止的难以控制的循环冲突。
到17世纪中期时，许多观察家们害怕战争已将欧洲带到了自我毁灭的边缘。德国牧师保罗·格哈特在一首赞美诗中写道：“哦，快啊！醒来吧，从这严酷的世界中醒来吧，在恐惧猝不及防地突降以前，睁开你的双眼吧！”一本来自1647年士瓦本一个农民家庭的《圣经》上绝望地写着：“我们活得就像畜生一样，只能吃树皮和野草。没人能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许多人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上帝。”稍后在英国，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几个月，约翰·洛克遗憾地写道：“所有那些在欧洲造成如此混乱和毁灭的火焰并没有平熄，只有成百上千万人的鲜血才能熄灭它们。”
像这些作家、艺术家和普通人一样，政治上的领导人们也开始对前一时期的过分征战感到嫌恶，强烈希望它再也不会发生。这就像在一战留下的后果中，屠杀是如此的残酷，混乱的忧惧是如此可怕，以至于“再也不要战争”的态度成了主要呼声。有些人从这些情绪中觉察出了专制国家发展的高潮，因为全西欧的政治家们都认识到应更好地控制军队，而且这种控制应由国家来掌握。他们还意识到向一位受到一定约束的君主交纳重税，要好于向一支无所顾忌的雇佣军提供无休止的钱财。
西方的政治家们也开始倾向于“非宗教派别化”的政府，试图减少失控的冲突所带来的危险。当然，宗教还在继续影响战争和政治，例如，它帮助威廉三世在1688年推翻了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而对于路易十四反新教政府的共同恐惧，也对他在1685年后联合他的北部敌人这件事上起了一部分作用。但在17世纪40年代以后，宗教就像王朝利益一样，在国际关系中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了。因此，在对抗路易十四的战争中，加尔文教徒威廉国王最忠诚的盟友却是信仰天主教的萨伏依大公欧仁，他是为同是天主教徒的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服务的。而在“伟大的北方战争”中(公元1700～1721年)，路德教派的瑞典人却最终败于由路德教派的丹麦、加尔文教派的勃兰登堡、天主教的波兰和东正教的俄国共同组成的联盟下。17世纪晚期时，虽然战争方式仍基本未变，但它们却已在为全然不同的理由而战，国家对其控制也比过去要大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