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洲的征服·第八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他们没带武器，也不知道武器是什么。当我给他们看剑时，他们竟无知地抓住剑刃，割破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哥伦布这样描写他于1492年10月12日在“新大陆”遇到的第一批当地人。乘坐着三艘广泛用于航行和冒险的轻型战舰中的一艘，哥伦布到达了巴哈马群岛，    来到了一个前人未知的新世界。

　　 虽然弄错了很多事情，但有一点哥伦布是正确的：“新大陆”上的土著人不用铁器。大多数土生的美洲人才掌握石器时代的技术，只有在哥伦布到达后，才第一次见到了铁制武器甚至铁制工具。在以前对亚非的探险旅行中，欧洲人遇到的人也像他们自己一样，是用铁器的。1492年，当圣萨尔瓦多的居民“无知地割伤自己”时，他们显示出对只有铁才能产生的锋利刀刃的完全陌生。这种铁刃将成为征服的中心，因为铁(有时以它更纯的形式比如钢)构成了强有力的刀剑、匕首、长矛的主要成分，也是弓弩的重要元素，而所有这些武器都能用来造成致命的伤害。铁还是轻武器、火绳枪和大炮的中心成分。最后，防御用具、头盔和胸甲(金属马甲和肩膀、胳膊防护物)也离不开铁，欧洲人以其保护自己并免受当地武器的伤害。

　　这个场面摘自16世纪80年代。由多米尼加修道士迪戈·杜兰编辑的墨西哥征服史。图中，用铜头箭矢和黑曜石镶边的棍棒武装起来的阿兹特克勇士，正在面对头戴钢盔、手拿武器的西班牙人。

　　根据哥伦布的记载，当地人带弓，尺寸与欧洲的相同，但箭要长一些，用尖锐的木茎或木杆制成，有时箭头就是一颗鱼牙。实际上，整个美洲的渔猎工具都是用木杆、石头或牙齿制成的。因此，打猎钓鱼用的铁钩、箭矢的铁头、砍木头用的铁斧和雕刻用的铁刀，立刻就成为美洲各地易货贸易中的畅销品，用它们来猎取食物比以前容易得多。17世纪时，奥尔巴尼——纽约附近的莫霍克人，甚至为欧洲人取了个绰号“制铁者”。但箭上的铁头、雕刻用的铁刀和伐木用的斧头也可以被用做武器，并最终改变了美洲人作战的方式。

　　 开始时，哥伦布遇到的加勒比人对那些与他们自己的武器很相像的武器显示出更大的兴趣，尤其是对加铁制成的弓弩，它射出的箭比自己传统的弓箭射得更远，穿透靶子的劲头也更足。但陌生的宝剑的优势却没有立刻表现出来。看到泰农人对弩的兴趣后，哥伦布从鞘中抽出剑给他们看，说这和弓一样有威力。而这两样——剑和弓——将成为欧洲人在加勒比地区第一场军事遭遇中惟一用到的武器。

　　 大炮：留下深刻印象

　　 西方人带到“新大陆”的战争武器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们的最新科技成果——火绳枪和大炮，用铁和铜铸成的大炮已经开始改变欧洲战争的形式。整个美洲大陆上的欧洲人都急于向当地人炫耀他们最新式的也是最有威力的武器，后者也的确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492年12月26日，在圣多明各试射了土耳其弓后，哥伦布命令两种火药武器：一门大炮和一支spingard(火绳枪的前身)开火。“当国王(头领)看到它们的威力和穿透力后，他深感震惊。当他的臣民听到炮声时，他们全部扑到了地上。”然后，当地人送给哥伦布一个用很多黄金装饰的大面具。

　　 并不是每个征服者在炫耀武力后都能得到黄金的，但仍有数不清的欧洲人下令开炮，以威慑当地人。1536年，雅克·卡铁尔在第二次溯圣劳伦斯河而上的航行中，曾让船上的大炮轰击森林。据他自己记载，阿尔克人震惊得似乎天塌了似的，“使劲哀叫，放声嚎叫，让人忍不住地以为地狱开了，鬼都跑出来了”。误会也发生过。1564年8月29日，雷火击在佛罗里达海岸法国营地附近，引发的火灾吞噬了500多亩土地。火势一熄，6个印第安人就来拜访法国远征队的队长。送上几篮满满的谷物、南瓜和葡萄干后，蒂穆克人首领说：“他发现我向他的地盘发射的炮弹很奇怪，使一些绿色的大草原燃烧起来……他认为他的家也被烧毁了。”意识到蒂穆克人是看到了巨大的闪电，并认为它来自大炮而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法国指挥官劳登尼尔忙用话语“加以掩饰”。他告诉首领说，他开炮是为了表示不悦，他能毁掉印第安人的家园，也能轻而易举地重建它们。他开炮是“为了让对方意识到我的威力。”出于同样原因，埃尔南·科尔蒂斯也命令在墨西哥的一名当地的文人面前演示炮火，后者把他对大炮的印象写在树皮纸上传呈给蒙特祖马皇帝。全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毫无困难地认识到了大炮可能造成的毁坏程度。

　　 石器和青铜武器

　　 但是，阿兹特克人及其联盟并没就此止步。他们不时地击败西班牙军队，给西班牙人造成相当的伤亡，这暗示出他们不仅是一支有力量有高度机动性的战斗队伍，而且还掌握着有效的武器。有三个地区的技术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入了第一个金属时代(青铜)，它们是安第斯高原中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北部支脉(今天的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高原。其中只有墨西哥高原上的人民先进到将金属用于军事用途。西班牙人在特拉斯卡拉初次遇上的铜头箭和标枪，给科尔蒂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命令周围乡村制造了成千上万支这样的武器，重新武装他的西班牙弓箭手，以便对特诺奇蒂特兰发起最后的进攻。这样，当弓箭的力道主要还是由铁制部件产生时，它们的箭头已经用铜来制作了。为了抵挡这种新式的金属武器的攻击，墨西哥高原的勇士们发展了一种特殊的战斗防护衣，二寸厚的棉制马甲和塞满棉花的盾牌。这两样后来都被西班牙人采用了，因为它们在抵御当地的铜制或青铜武器时被证明非常有效，其重量也比传统的铁铠甲轻得多(也不易生锈)。

　　 除了对特诺奇蒂特兰的征服外，西班牙人几乎没机会用到大炮，因为所有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享受了巨大的技术优势。当时只有一些墨西哥高原和秘鲁的勇士们使用青铜武器，而大多数当地人只有弓箭及用兽皮制成的盾牌和木制棍棒。箭头可能有时会涂毒，棍棒用黑曜石镶上边，但这些仍是用木头或石制工具制作出来的武器。即使是黑曜石，一种由火山喷发形成的玻璃状物质，在遇到金属时也很容易碎裂。在其他地方，易洛魁人的武器基本上就是弓箭和一种用麇鹿皮制成的盾牌；而图皮勇士(生活在今天巴西的沿海一带)作战时使用的是平宽的木棒和长矛，这种长矛是由一种非常硬的黑木或同样硬的红木削制而成的。他们的弓箭有时也用这种木头制成，箭头是芦苇或竹子。当地的攻击性武器也没有特殊不同之处，基本上还是普通的狩猎工具。在作战时，尤其在与人作战而不是与动物搏斗时，还要加上必要的自我防护装备，如盾牌和头盔等。

　　 大多数当地人使用的这些武器再加上他们缺乏防护衣或铠甲的事实说明，正如许多早期欧洲探险者所言，他们的战争目的通常只是为了伤害对方，或者使敌人暂时失去知觉以便俘虏他。此外，在“新大陆”的大多数部落中，战争是为了复仇或者补充损失的劳力。如果是前一个目的，战俘会被很残忍地毒打或吃掉；如果是后一个目的，战俘会成为奴隶，或者被另一个部落收养和吸纳。战争双方通常都彼此认识，甚至叫得出对方的姓名，而且当地战争常常是指向敌对部落中的一些特定人物。相比之下，欧洲人的战争很少有这种个人色彩：土著人对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多把他们看作是另一个种类的人类。彼此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不同，欧洲人是杀人而不是俘虏人，铁制武器具有的巨大技术优势，使得他们对当地人民的进攻显得特别残忍。

　　这是16世纪中期一幅不知名的当地绘画，描写的是特拉斯卡尔的征服。图中，与西班牙人结盟的当地武士，全副武装，即将投入战斗。他们手拿盾牌和长2尺8寸、用黑曜石镶边的宽橡木棒。经验较少的战士身穿简单的棉制铠甲和狮皮衣(左边)，而经验丰富、级别较高的武士则在棉制铠甲外穿有精制的羽毛紧身衣。羽毛头饰暗示级别。尽管是和西班牙人并肩作战，这些队伍使用的仍是当地的传统武器和装备。

　　 炮轰特诺奇蒂特兰

　　 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大炮常被用来显示武力而非用于战斗，但最著名的一次例外是对特诺奇蒂特兰的围攻，它是阿兹特克的首都，但于今日墨西哥城的心脏地带。

　　 西班牙人于1519年11月8日抵达特诺奇蒂特兰，立即抓来了阿兹特克首领蒙特祖马作为人质。大约6个月后，他们在一次晚宴上杀害一批当地的领主，激起了一场爆炸似的反抗。尽管他们有火绳枪和大炮以及几万名当地人组成的联军，西班牙士兵仍遭受到他们征服此地50年来最大的失败和最惨重的人员伤亡——成百上千名士兵被杀——大约有450名西班牙人和4000名他们的印第安盟友，剩余的人不得不在1520年7月1日撤离这个城市。为了报仇，科尔蒂斯重返特诺奇蒂特兰，并采用了典型的欧洲围攻战术对其实施围攻。

　　 特诺奇蒂特兰是一个湖中岛，通过三条堤道与大陆相连。采取军事行动先将该都城与湖边的盟军隔离，再将三支由200名西班牙人和2.5万名印第安人组成的军队安置在各个堤道的入口处后，科尔蒂斯设法将这个城市孤立起来。城市被孤立后，科尔蒂斯把大炮放到13艘特殊建造，能承担船员和炮身重量的双桅船上，于1521年5月中旬开始炮轰特诺奇蒂特兰。尽管他控制了城市用水和三条堤道，但仍无法强迫它投降，这令科尔蒂斯极为恼怒，他被迫将大炮登陆，一房接一房地摧毁这个城市。三个月后，当围城结束时，没有一栋建筑物保存完好，后来人们不得不在旧址上重建一座新城。

　　科尔蒂斯在特诺奇蒂特兰操练他的大炮和弓箭(左图，从湖中的双桅船上；右图，陆地上一座建筑接一座建筑地战斗)，这个事件在几年有时是几十年后，被人们用纳瓦语写成的挽歌和史诗记录下来，用感人的语言描写了围攻带来的毁灭和人员伤亡。而从胜利的西班牙人角度出发的记载，却写出了无数英雄和胜利者。

　　 对印加帝国的征服

　　 美洲两个最大的帝国——秘鲁中部的印加帝国和墨西哥高原中部由阿兹特克领导的“三方联盟”，都拥有更多出色的勇士和武器，其中印加帝国较少致命的金属武器，主要使用半圆形铜边棍棒，这种武器没有锋刃，与铁器相撞时很容易弯曲。虽然基本依靠用石头制成的武器，印加人却完美地利用了这种技术和他们的地形所可能提供的战略优势。印加人居住在林木罕生的山区，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从山顶推落或用投石器掷出的石头。虽然印加勇士掷出的石头既可以杀人也可以将人击晕，但西班牙人的铁制头盔、铠甲和胸衣却常常能使这些石头发生偏斜，不至于带来致命的伤害。在1536年印加人对库斯科的围攻中，石器时代的武器被充分证明敌不过铁器时代的武器。在那次战役中，190名穿戴铜盔铁甲的士兵竟击败了2万名用石头武装起来的当地人。西班牙方面的惟一伤亡是一名没戴头盔的士兵。在库斯科战斗中，贡萨洛·皮萨罗据说只在一个下午，就用自己的钢刃剑砍下了200名印加勇士的手。印加人却不能对西班牙人造成任何类似的伤害，除了有时用一种当地的套索击倒他们的马匹(一根绳上旋系三块石头的技术，至今仍被用于阿根廷大草原的围捕牛群)，却很少能靠近他们以便乘势追击。

　　西班牙人征服了“新大陆”上的三个主要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印加帝国和玛雅帝国，同时也征服了一些较小的文明社会，包括吉本卡斯和塔拉斯孔。西班牙士兵还和上百个用石器时代的武器武装起来的印第安部落进行了战斗。相比之下，16、17世纪的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荷兰殖民者，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定居点集中在人口相对稀少的美洲东部海岸及河边。

　　 阵地战中，石器时代的武器几乎不能抵挡所向披靡的铁剑，但安第斯山那令人目眩的垂直地形有时却为印加战士提供了战术上的优势，这一点他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利用地势将西班牙人诱入狭窄的山道，是印加人惟一能够重创他们的机会。与美洲其他地方的居民不同，印加勇士有史以来作战就是为了杀人，而不仅仅是俘虏对方。因此，一旦堵住一条通道的入口并占领制高点，他们就将巨石推落下去，将敌人连人带马一起杀伤，1536年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进攻。贡萨加德·塔皮亚手下的70名西班牙士兵，在瓦伊塔拉附近中了圈套，几乎全被杀死；迭戈·皮萨罗部下60人中，有57人在柏尔科斯附近被杀；莫尔贡凡约·德·基尼奥内斯也有30名士兵在从乔科瓦山下来开往海岸的途中遭到了相同的命运。从那以后，西班牙士兵在行经山路时总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

　　这是瓜尔曼·波马·德·阿亚拉画的两个印加武士。他是17世纪早期印加最后一位统治者的文书。左图显示的是传统的投石战术：石头被从投石器中掷出，而且先要在头顶旋转投石器以获得速度和力量。右图画的是一位手持长矛和锤矛的印加勇士，矛头是石质或青铜质的。星形锤矛是印加人在短兵相接时的典型武器。

　　除了造成人员伤亡，印加人对安第斯垂直地势的充分利用，还迫使西班牙人采用了与在美洲其他地方不同的作战方法。在库斯科附近的第一场大战中(公元1536～1537年)，印加人的一支主力联军占领了两个几乎无法靠近的石头堡垒：库斯科上首的萨克塞胡曼和山顶的奥扬泰坦博。如果大炮被迫在这样一个陡峭的角度开火，炮身的后坐力就能把大炮震落山底。在对萨克塞胡曼的围攻中，皮萨罗兄弟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攻城术：用梯子爬上城墙。

　　 虽然印加人利用他们的陡峭地势，掀起了两次反抗西班牙人的大起义，但他们最后成功的机会极小。两次起义都被一股来自美洲和西班牙的人力物力的巨大洪流击败了。仅在1536～1537一年间，就有1000个士兵、上百匹马和几千件武器涌进了秘鲁。1539年11月，第二次印加大起义结束，但直到几十年后，西班牙人才在这一地区得到最后的胜利。从他们于1532年占领卡哈马卡平原上的阿塔瓦尔帕开始，到最后一位印加军事领袖图帕克·阿马若被杀，一共是40年。图帕克就是利用险峻地势的战术优势才坚持这么久的。要想到达他的最后一个据点——比尔卡班巴，只能翻过一座海拔1.2万英尺的高山，然后经过狭窄的绳索桥，进入亚马孙热带雨林才能发现它。

　　印加的堡垒寺院——奥扬泰坦博，它坐落在库斯科以北，是进入安第斯山和亚马孙盆地的便道。它是印加领袖曼科的据点，从要塞掷出的石头成功地遏止了西班牙士兵的攀登，使它在1536年免于被占领。陡峭的山坡也阻止了西班牙人使用大炮。但是曼科的同父异母兄弟投奔了西班牙人，曼科只得放弃此地并转移到另一个更为险峻的地方，之后此地遂成废墟。

　　 战略上的联盟

　　 铁制武器固然给“新人陆”上的欧洲人奠定了决定性的技术优势，但这种优势还有部分原因来自他们战略运用得当，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地人之间的矛盾。先以小股人马而非大部队抵达，技巧地与当地人结盟，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挑拨当地人的世仇。这些方法被证明是很重要很有效的。从一开始，西班牙、法国、葡萄牙入侵者就大力推行与当地的一个或另一个民族结盟的政策。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做法就是窥探、观察那些正在寻找新盟友的彼此有世仇的民族。因为特拉斯卡拉人仇恨阿兹特克人，所以科尔蒂斯与他们结盟，以获得攻打特诺奇蒂特兰所需要的勇士和供给。1537年底，西班牙军队的领导者之一迪戈·德·阿尔马格罗，说服了曼科的兄弟波鲁及其部下投奔西班牙一方，暴露了曼科的力量和弱点，从而迫使曼科撤离和放弃了陡峭的奥扬泰坦博。皮萨罗兄弟和阿尔马格罗总能找到一位印加领袖做盟友，他们答应在西班牙统治区给他极大的特权和荣誉，而他则能使印加帝国处于分裂状态，并保证其中一些地区效忠于西班牙。

　　 葡萄牙人也充分利用了当地的盟友，他们在巴西与图皮人联合起来与阿亚蒙若斯人作战；而在尚普兰的法国人则联合了加拿大的阿尔贡金人和休伦人，只与易洛魁人苦斗不休。即使是起初拒绝与当地民族“纠缠不清地结盟”的荷兰人和英国人，也最终发现如果不利用当地人之间的仇怨、依赖这样的联盟作为支持的话，他们就无法生存下去。

　　 但是当地的敌人并不是欧洲人在美洲的惟一作战对象。即使在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巅峰时期，西班牙军队之间也忙于自相残杀。1520年，特诺奇蒂特兰之战的中途，科尔蒂斯不得不抽调部队去对抗一支被派来推翻他的900人的西班牙队伍。征服秘鲁的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仇恨(皮萨罗兄弟和阿尔马格罗)更富于传奇性。在镇压印加大起义中，这种仇恨爆发成一场内部战争，双方(及其追随者)打得你死我活。在军队指挥官的控制和经济报酬的驱使下，下面的士兵也乐于在战斗中彼此兵戎相见，但是这些争斗并没有削弱欧洲人对美洲土著人的压制，如果当地人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分歧和仇视，就像西班牙人在当地人身上所做的那样，结果就不得而知了。

　　在与欧洲人初次接触的50年里，美洲印第安人创造了精巧的石头工具，来修理缴获的武器，也为自己提供武器弹药。图上所示的是半个石模(上图)，用来制作6颗欧洲枪支所需的铅弹。一个石头手斧(下图)，用来修理滑膛枪。这两件东西被分别发现于马萨诸塞的萨顿墓地和伯尔山墓地。

　　 铁刃

　　 除了秘鲁山区和墨西哥的铜头箭矢及标枪外，欧洲人可能遭遇的惟一潜在危险来自毒镖和毒箭。毒镖在加勒比海和南美的东海岸使用得最为广泛，主要用于麻痹大猎物和鱼。当地战争传统上是用棍棒作战，但享有技术优越性的欧洲人到来后，毒镖和毒箭就转而对准了人类这个猎物。为了保护自己，葡萄牙人采用了塞满棉花的铠甲来对抗武士们射出的毒箭，这是他们在15世纪40年代时从非洲学来的方法。1548年以后，每个在美洲的葡萄牙定居者都被要求有一层棉花填充物，最好在外面再罩一件皮制胸甲，而糖厂主则被要求在他们的产业中至少储有20件这样的装备。虽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采用了这种棉制胸甲，但西班牙人已在特拉斯卡拉人那里尝到了厉害，葡萄牙人也早在70年前就从非洲人那里吃到了苦头。

　　 战争中的敌人是从对手身上互相快速学习的。正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他们的敌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样，“新大陆”上的人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全美洲人都迅速适应了各种各样的铁制技术：从欧洲人那里获得的渔猎用的铁制工具，在任何被引进的地方都被快速采用；铁链改变了易洛魁“长屋”的建筑，也改变了他们的狩猎模式。1492年时，哥伦布可能会发现当地人“对武器表现得很天真”，但这种天真不会持续很久。皮萨罗俘虏印加王子阿塔瓦尔帕18个月后，其继任者手下的勇士就已经拥有了西班牙的宝剑、斧头、头盔和盾牌，并用它们来保卫库斯科上的要塞。在大约五十年的时间内，“新大陆”上的当地人就已经既掌握又拥有了足够数目的铁制和钢制武器来进行有效的自卫反击。但不幸的是，对他们而言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在当地人获得足够物资储备和掌握铁制武器前的50年，西班牙人在他们的早期征服期间伤亡相对较小，因为他们的全部大胜利都发生在当地人能熟练地运用致命的铁制武器之前。在整个美洲大陆上，只要是在前50年，无论欧洲人何时与当地人作战，战争模式都与西班牙人的早期征服模式相似。虽然当地人的突袭偶尔会给他们带来较重的损失，但更普遍的战果是欧洲人几乎无人死亡，而当地人却伤亡惨重。1624年在圭亚那作战的一名法国胡格诺教徒让·德·弗雷报告说：“120多名敌人(印第安人)死了，受伤的更多。而我方却只死一人，伤15人。”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新英格兰的皮阔特战役中(公元1638～1639年)，在最后的激战中，印第安人的伤亡数很高，有400到500人，而欧洲人却无人战死，受伤的人数也近乎于零。1644年2月，一支由140人组成的荷兰军队袭击了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的一个印第安村镇，杀死了500到700名印第安人，但荷军一方却没有任何死亡，只有15人负伤。

　　 拥有铁器只是在“新大陆”上为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初始的优势而已。到17世纪60年代时，马萨诸塞的印第安人已能够生产弹药和修理滑膛枪了。智利南部的游牧部落马普彻则采用马和矛，成功地阻挡住装备精良的西班牙军队达几十年。一旦拥有了铁器时代的技术，当地人就能更好地保卫自己，他们与欧洲人之间的战斗也就不那么一边倒了。一旦欧洲人失去了他们的优势，他们的伤亡人数便大幅度增加。1675～1676年，英王菲利浦与印第安人作战的军队伤亡是3000人，而他们征服大帝国的能力也就随之而去了。

　　 在“新大陆”的所有军事力量中，西班牙人将铁器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在铁制武器还未落入当地人手中之前，他们就已经用剑、弓、滑膛枪和头盔、胸甲一起，迅速征服了当地社会，而且通过继续保持对铁制武器的垄断试图控制所征服的巨大领地。当英国和荷兰当局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时，他们便都立法禁止与当地人进行任何武器交易，但他们的同胞却更急于买卖被禁止的武器来牟取暴利，而不是参与禁运禁卖。可是西班牙士兵和定居者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西班牙，携带武器——在此情况下通常指的是铁制武器，传统上属于贵族特权，因此防止武器落入印第安人手中，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社会差别。此外，西班牙官员遵循了穆斯林曾在伊比利亚半岛制定的一条规则：禁止被征服者拥有铁制武器。中世纪时，战败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们被禁止拥有铁制武器，包括匕首。再次征服伊比利亚后，西班牙人把这条曾加在他们身上的限制又加在战败的摩尔人身上，规定他们不许拥有任何铁制武器，而且严格限定像刀子这样可用做武器的铁制工具的拥有者身份。1492年后不久，这样的限制就被用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因此，广泛地对铁制武器和潜在性武器实行禁令，既有社会意义又有战略意义。一直到19世纪早期，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进入尾声时，法律依然禁止印第安人有使用枪炮的资格。

　　 因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文化上，西班牙人都习惯于利用铁制品的技术优势，但欧洲其他国家却没有做好相同的准备。在西班牙人成功地推翻“新大陆”上的主要帝国一百多年后，荷兰官员还认为防止马匹落入印第安人手中，比防止他们拥有枪炮或铁制武器更重要。在纽约的第一批荷兰殖民者可以卖给印第安人铁制武器甚至大炮，但绝不能让印第安人骑马或教他们骑马，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财产和报酬，被永远地逐出殖民地。后来，荷兰官员们才认识到铁制武器比马匹更重要，试图禁止交易，但已经太晚了，当地人已经武装起来了，而且通常他们就是由荷兰人自己武装起来的。

　　 葡萄牙商人刚开始也为巴西的印第安人提供铁斧和铁刀，使他们在完成砍伐巴西树木的任务时既快捷又有效。但在开始定居大约二十年后，殖民者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任总督将军被授予了严厉的权力，制止进一步出售重刀这样的武器给当地人。一旦犯禁，便判处其死刑。同时鼓励人们相互窥探和揭发，凡告发某人向当地人出售武器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的一半财产。

　　 马匹

　　 欧洲人享有的最后一项辅助优势，是运用驯养的动物尤其是马匹参战。“新大陆”的家养动物极少，偶尔会把熊这样的野兽关在栏里，养肥吃肉；而羊驼和骆马(传说中坏脾气的骆驼的坏脾气亲戚)主要被用做驮畜。在欧洲人的早期胜利中，马匹的作用虽然没有铁那么重要，但欧洲战马在攻击时的速度及其与长矛和剑的锋利铁尖的结合。大大增加了铁制武器打击时的力量。

　　 但也出现了一些困难。虽然马上骑士开始时被当地人畏惧，但这种畏惧很快就消散了。骑兵的冲锋在开阔的大平原上最为有效，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山区，余下的许多地方也都是热带雨林和沼泽，它们都不是适合骑兵作战的地形环境。只有在安第斯山区，由于它的许多地方都有维护良好的道路，骑兵们才能快速行动并充当先锋部队，无论进攻还是退却均十分迅捷。在印加人对库斯科发起的围攻中(公元1536～1537年)，西班牙的秘鲁远征军与印加人旗鼓相当。全靠对周围地区闪电般的马上突袭来搜寻粮食，西班牙人才坚持下来；直到在印加领导人之间挑起内讧，大量西班牙武器源源而至，印加人解除其围攻为止。

　　 这种骑兵突袭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加人既没有骑兵，也没有在遭遇骑兵时对抗它的武器。欧洲人在安第斯的队伍中，有时候大约1／3左右的士兵有坐骑，相比之下，科尔蒂斯的军中则最多只有10％的人骑马。

　　 很久以后，马匹和骑兵战术将在智利、阿根廷和北美的平原上变得非常重要。除了安第斯地区，美洲的战争像16世纪时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一样，是由步兵和步兵武器——火绳枪、弓箭、宝剑，偶尔也有野战炮，构成了胜利的关键。

　　在西班矛人冲杀轻甲装备的印第安人军队时，马匹增加了长矛的速度和力量。在平地即在较平整的地形上，马上的西班牙人能冲破印第安人的防线；在山区，马匹使得西班牙人能够闪电般地突袭乡间，搜寻粮食。

　　 疾病

　　 在为欧洲人赢得胜利的武器中，有一种是他们无形之中带来的，那就是天花、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流感，这些美洲大陆闻所未闻的传染性疾病。这些疾病给“新大陆”当地人的大规模的军队，造成了组织上的软弱。例如，皮萨罗到达秘鲁后不久，一场传染病就在印加首都蔓延开来，它杀死了王位继承人，重新开启了关于继承权的争斗。结果是一个帝国四分五裂，互相攻击，开始更关注自己内部的矛盾冲突而不是那一小撮外来人。而十年之前，在科尔蒂斯撤走后，第一场灾难性的传染病——天花，袭击了特诺奇蒂特兰的阿兹特克人，起到了“特洛伊木马”的作用。疾病不仅减少了人口包括勇士的数量，也带来了军队领导者的继承权问题。因为缺乏在战场上更替死去领导者的传统(阿兹特克人的作战主要是为了俘虏，而不是杀人)，这场大传染病在军队指挥层留下了完全始料未及的权力真空。由此在人员更替(和战略更替)上造成的混乱，甚至限制了这部大型军事机器进行有效集中和反击的能力。

　　阿姆斯特丹要塞(这幅17世纪草图的右侧——今日纽约城巴特里公园所在地)，控制着通往新阿姆斯特丹的海上通路。建于整个美洲海岸上的工事，都是早先的欧洲移民为了防止其他欧洲人的炮火袭击所作的戒备。要塞最坚实的城墙通常是面对大海的。那是欧洲人最可能发起进攻的地方，但殖民者们也不得不防范来自陆地的进攻。后来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金融中心的街道，就得名于图中央那道看上去是垂直线的城墙，此墙将荷兰定居地与曼哈顿岛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

　　 加固的阵地

　　 一旦凭借最初的胜利侵入“新大陆”，欧洲人就陷入了与当地人的长期低强度战争。美洲的当地民族成功地学习和吸取了欧洲人的技术(刀、剑、枪炮和马匹)，并使其适用于他们自己的战术和战略传统(伏击、“打了就跑”的偷袭、夜间袭击)，在这点上，他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成功地迫使欧洲人只能缓慢而困难地向前推进。

　　 因此，在南美洲和北美洲，欧洲人采用了防御战略来对付长期战争，方法就是修建设防的定居点。在西班牙征服的地区里，禁止武装当地民族的政策执行得很有效。定居者不需要这样的防卫工事：只有在北部边境，这种防御技术才是必需的。但在美洲的其他地方，就需要一些形式的工事来保护自己，以对付当地的敌人。法国人一开始就在巴西、佛罗里达和加拿大构筑了要塞；葡萄牙人要求农业定居点拥有军事设施。每个糖厂主都不得不修建一栋设防的房屋，配备一个向外的壁垒和瞭望塔。相比之下，在新英格兰，乡镇的地址一开始就选择了一个远离当地居民(和可能遭受突袭)的安全距离，因此他们的定居点就不是那么层层武装、重重设防，火绳枪和滑膛枪是他们的武器。但是在弗吉尼亚，欧洲人的定居点离当地人住所要近一些，城镇都以木墙来防范、抵抗当地人对他们的武装袭击。

　　 但是当地人并不是防御工事所必须抵抗的惟一对象。正如西班牙士兵在征服秘鲁和墨西哥时自己内部曾争斗不休一样，各种不同的欧洲团体之间不久也同样失和并争斗起来。西班牙人获取的财富和新土地所提供的机遇，使得每个欧洲列强都试图征服美洲。到达有争议或有潜在争议性的地域后，新来者的第一步就是设防，以对抗已经在这块大陆上定居的其他西方人。1550年以后，这种设防包括了最新式的欧洲防御工事的建设——宽墙和土制工事，以抵御大炮的轰击。1607年，第一批英国的永久性定居者，在乔治·珀西的带领下建造了一座要塞，它是“三层的，每个拐角有三层半月形壁垒，墙上放有4门或5门大炮”。佛罗里达的法国胡格诺教徒们一住下来就建造了一个棱堡，因为他们深知它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性。这些防御工事可不是用于防御当地人的，这些工事的坐落地点、所设定的靶子或防范的入侵者正是其他的欧洲人。

　　 因为携带大炮的欧洲战舰的攻击肯定来自海上，所有“新大陆”上的海岸工事都被仔细建筑以抵抗来自海上的进攻。曼哈顿岛上的荷兰工事，是被设计用来以交叉炮火封锁溯东江而上的船只的。在加勒比岛屿伊斯帕尼突拉岛上的西班牙城市圣多明各，则利用了大量的悬崖峭壁来架设大炮，以此阻挡从海滩上的直接登陆者。但因为岛上的当地人已经被灭绝了，西班牙人就让要塞的后面处于开放状态。结果在1585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登陆时，遵循简单的排除法(不是这儿，就是那儿)，脱离了大炮的射程而从要塞背后发起攻击，攻陷并劫掠了这座城市。

　　 在德雷克于1585～1586年对加勒比海进行了灾难性的袭击后，军事工程师们修建和重整了西属美洲的海岸工事，以防止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攻击。大批环绕城市的城墙也随之被仔细地修建起来。这些西班牙工事还存留在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时至今日，位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德尔蒙若、哈瓦那(古马)和卡塔赫纳(哥伦比亚)的城墙还在供人观赏。但是有一个很著名的要塞已经不复存在了，它是位于曼哈顿岛南端的一个荷兰要塞，要塞的一面建造了许多木栅栏和胸墙以加强要塞的防御功能。胸墙的通道和街道，被以堡垒或城墙命名。美国境内最著名的街道，即美国资本中心华尔街就是以堡垒命名的，它是西方战争方式的著名象征，由荷兰人建于1652年，用以维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