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战争方式·第三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着实令人难以置信，公元3世纪，罗马同时向东对希腊和马其顿，向西向南对迦太基扩张它巨大的商业和军事势力。迦太基是脱离了母国腓尼基的殖民地，位于现今突尼斯。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61年，为争夺西西里；公元前218～前201年，为争夺意大利和西班牙；公元前149～前146年，为争夺迦太基本土)是对地中海中心地区的一次争夺。这三次战争对迦太基的凄惨破坏达到了顶点。罗马优势的军事组织和基础设施在所有这些交锋中一再显示出：“只要在意大利内部或附近战场作战，那些组成罗马军团的小自耕农就能克服糟糕的指挥和贫乏的战术赢得战争的胜利，即使是在他们重要战役失利的情况下。
一支地中海部队的出现
然而，公元前2世纪晚期至公元前1世纪早期，罗马军队面临着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海外扩张超出了传统军事力量所能承受的限度。北面西面对日耳曼民族(西姆布赖人和安布隆人，公元前113～前102年)，南面对非洲努米底亚的茹格沙(公元前112～前106年)，东面对黑海地区米特拉达悌(公元前96～前82年)的不停征战，要求罗马要么重建共和国军团，要么就中止在所有那些地区的进一步插入。罗马的战争如今已经跨越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时间上也跨越整个年度。经过夏天的一系列战斗之后，军团士兵几乎不可能返回自己的家乡和土地，防守、壁垒、要塞、港口及整条战线都要求永久驻扎的职业军队。他们必须掌握战场作战之外的各种技术，比如修筑工事、围攻术和地方管治等。历史学家塔西佗后来评论公元1世纪早期罗马军团在日耳曼前线的活动说：“他们抱怨工作太艰难，尤其是建筑壁垒、开挖战壕、喂养战马、收集木材和柴火，以及所有其它必要或令人终日劳碌的营地劳动。”
军团常被召到各省去修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基础设施。对于他们在埃及的永久驻军后来的活动，4世纪一个不知名的罗马历史学家发现：“在埃及各城市的许多方面，还可看见由普罗伯斯国王的军事劳动力修建的各种公共设施……他们建设了桥梁、寺院、门廊和长方形教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士兵们的劳动。他们还疏浚河口，排干大量沼泽，把它们改造成良田”。既然罗马士兵需要承担职业杀人者、建筑工人及专门卫兵的多重角色，他们就需要更高级的训练和组织。简言之，到后期共和时代为止，延续了数世纪的整个罗马军事传统——业余自耕农义勇兵自备武装和盔甲，按区域组织起来，由地方军官率领——这一切都完全不够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国内的小自耕农在遥远的战场上饱尝了离乡之苦，然而罗马在海外的不断吞并——这也是军团士兵自己劳动的成果——导致大量的非土地资本如奴隶、金钱、粮食以及奢侈品等源源流入意大利。但这些战利品通常自然归属那些本来已够富裕的元老院元老和骑兵队将领身上，他们越来越多地投资于那些更大规模、更专门化并常常是位于海外的不动产——即如今已由罗马执政官控制并由大量奴隶工作的声望显赫的意大利贵族领地。
由于这种循环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利用外来资本的集体农业(大农庄)，它导致意大利乡村的人口逐渐下降——而凭借强大人力资源保证罗马海外利益的旧式罗马军队正是以这些人口作为补充的基础。公元2世纪的一个罗马历史学家阿庇安对于共和国后期的这种两难处境做出了精彩而准确的描绘，他说：
富人们越来越占有了未分配土地的更大部分，岁月的流逝使他们越来越大胆地相信所有这一切永不会失去。一半通过死缠烂打说服之后再购买，一半通过强迫，他们吞并了相邻一带土地和贫穷邻居的小块菜地，并开始使用奴隶作为农夫或牧人，不仅种植庄园，而且种植更广大的土地，以免自由劳动力被征入军队。同时，对这些奴隶的所有权使他们获得了成倍增加的劳力，因为这些奴隶和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不必去服兵役。这样，某些权势人物便变得极端富有，整个国家产生出大量的奴隶劳动者。与此同时，意大利自由人口却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减小了。贫穷、税收和兵役沉重地压迫着他们。如果有的小自耕农犯了罪却被准予缓刑，他们便只能无所事事地打发时间，因为富人霸占了土地，他们只雇佣奴隶种地却不要自由民。
这种内在矛盾有点像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成熟时期所面临的情况。那时，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突出的侧面也暴露了一些传统希腊观念的局限性：公民只限于当地自耕农，发动战争只依靠拥有土地的义勇兵团所组成的数目庞大的步兵。诚然，向职业军团和一个吸收各民族的大型城市国家转变，是罗马大帝国复杂的经济和军事体系将得以成功运行的先决条件，但完全能预料，它也导致了农业罗马岛国的终结和罗马一切军事传统和市民传统的发端。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一社会－军事困境自始至终都反复困扰着西方：海外流动部队的成功总会导致国内稳固社会秩序的理想政治前景面临困难，甚至遭到破坏。
亚历山大的后继者们派出的军队在组织和装备上越来越遵循罗马军队的模式。这幅来自小亚细亚西部的公元前2世纪的墓画，描绘的是一个在埃及托勒密二世军中服役的安纳托利亚雇佣军。他戴着青铜头盔，身穿鳞状甲胄，手持埃及国王托勒密军队中使用的盾(thureos)。所有这些，反映出地中海地区试图在一切可能的方面赶超优势的罗马武器和军事组织的倾向。
罗马军事中自耕农义勇步兵向职业军团的最后过渡，在罗马将军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一生的经历中得到了极好阐释。在北非的茹格沙追击战(公元前107～前105年)中，马里乌斯显然回避了罗马步兵部队财产拥有权的问题，而且由于需要更大数量的兵力，他还使用政府支出来装备他的军团士兵。他还使为期16年，而不是无限期的兵役制逐步制度化。这样，罗马公民的征募就将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位或财富分离，就像希腊化时期的军队一样，以此保证罗马军队拥有巨大的潜在兵力，并使部队在生计和退役保障上仅仰赖于政府。因此，职业化的军团士兵表面看来是欢迎而并非不屑于军团在海外连年不休“工作”的。维吉提乌斯记述说，现如今征兵只要这样的人：“他拥有警觉的眼睛、高昂的头、宽阔的胸膛、强健的肩膀、有力的胳膊、修长的手指、平坦适中的腹部、窄窄的臀部，以及坚硬而不肥胖的锁骨。”
但是马里乌斯在提早结束罗马业余民团的土地制传统中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职业军队恰似后来几个世纪所证实的那样，可能很容易将对国家的效忠转向某一位将军个人。这个将军率领他们作战，发给他们薪金。为他们提供装备，准许他们抢劫，以及(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退役后的生活津贴。和平时期军团迅速解散对增长的大批罗马人来说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回到土地上去劳动，相反，它意味着都市失业的幽灵重现，意味着注定的贫困和一无所有，而且他们连一个共同的乡村背景都不具备，更何谈为保护意大利领土而效忠呢？军团的凝聚力仅仅是工作本身——并与之伴随着的更卑鄙的追求金钱、名誉和冒险乐趣的欲望。塞维留·亚历山大大帝在他的推测中对后期罗马军团士兵的思想意识进行了总结：“你不必害怕那个士兵，即使他衣着华丽，武器精良，脚上套着结实的靴子，腹部隆起。鼓鼓囊囊的腰带中还别着一些别的玩艺儿。”
为了应付各种地形和地貌环境所提出的挑战，马里乌斯也发起了一系列后勤学和战术方面的改革。虽然这从严格意义上讲已显得有点迟到。军团大队(通常由480人组成)逐渐演化为军团基本的战术单元，而军团现在也大部分限制在10个大队的规模，共包括4800名士兵。过去的军团大队不过是由3个中队拼成的松散组织，每个中队虽然都从那个“三重进攻阵列”中抽出来相对独立，但却彼此不分离。然而，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个自足的小型军团，一个真正的作战组织，而不只是征兵登记册中一个堂而皇之的大标题。大队的三个中队从前后左右合并起来，因此可作为单一整体作战：旧时的第一阵列、第二阵列和后面的第三阵列各抽出一个中队组合成一个新的大队。于是。独立的大队而不是中队便重新组成了新型的“三重进攻阵列”：前面四个大队，中间和后面各三个大队。
没有任何人比盖尤斯·马里乌斯(公元前157～前86年)更迅速地改变了罗马军队的面貌。他取消了士兵的财产权，以大队为单位重组军团，改进了后勤管理和军事控制制度，并使军队职业化为一支效忠其将领甚于效忠其国家的永久性工具。这些激进的变革措施，一方面加速了罗马对地中海地区的吞并，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税收、对政治的不断干预，加上一支臃肿的危险的雇佣军队。这一军事和政治间的危机绝不可能得到解决，它最终导致了罗马社会自身的衰弱。
来自图拉真凯旋柱中的一幕：部队搭乘着一艘战船。公元前3世纪60年代以前，罗马几乎没有什么航海作战的经验，而当它开始建设海军的时候，它并不是要掌握希腊传统中复杂的调兵技术和船只作战技术，它的战船只是海运步兵的一块跳板。它模仿了古希腊手划战船的传统并进行了一定的革新。这种小型的快速战船(“大乌鸦”)其实是一架带钩的起重机，有24只足，通过一个滑轮，它能被提起，旋转或降下。如此，罗马步兵可以轻松穿过敌船的阻碍。后来，船上有了一些加固的防御设施和一个鱼叉形的虎爪钩，这虎爪钩从船上一个投石器发射出来，可抓住敌船并死死将其缠住。罗马海军成功的关键，是修造了大量的战船并成功地组织起熟练而能干的船员。
有了这种新建的大队，军团的10个(不是以前的30个)作战单元都非常强大并富于灵活性。他们可以更好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阵营中的特定部位，同时，军队改革又确保它具备了更大的伸缩性。一个罗马将领不必在整个军团中都遵循三重进攻程序(容易被预知)，相反他可以把进攻加以分化，率领一些大队转到两翼或后方。在那儿，大队自己也同样可以发动他们的分期进攻。军团指挥官现在可有更充足的信心了，因为这种独立作战部队不会再像过去的小中队那样，一击之下就可能被分割歼灭。
由于罗马军团具备很强的灵活性和组织性，又有新的商业阶层作为靠山，因此在公元前1世纪和公元1世纪这两个世纪中，罗马几乎在所有战场上都大获全胜。东方和南方那些拥有更发达文明、更悠久历史的帝国遇到了西方和北方基本还未开化的野蛮的欧洲强敌的进攻，并不得不屈服于这一强敌残酷的殖民统治之下。
随着这种军事上的日趋成熟，马里乌斯试图在各个方面使职业军团走向标准化。士兵们(现在得到一个绰号——“马里乌斯的骡子”)得自己携带武器，就像两个多世纪以前的菲利浦的马其顿方阵士兵一样，士兵每天行军好几英里而无需任何食物补充和行李托运上的帮助。更重要的是：散兵(轻装步兵散兵：由各种低劣武器装备起来的罗马穷人)得到了标准化武器并被纳入军团正规装备的行列；任何非军团的轻装部队和投掷部队如今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被组成特别联盟。在这种合并和统一中，第三阵列也舍弃了长矛而自己配以标准化的剑和投枪。马里乌斯把连接投枪枪柄和铁制枪头的一颗铆钉用木钉取代，使它的军事效能大大增加。因为现在一旦投枪落到地上或击中目标后，它便很容易被折断或者没法再用，这样能防止敌人抢到这些武器并把它们反掷回来。公元1世纪的历史学家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认为，马里乌斯首先发明了一种具有长期使用价值的武器处置技巧：
在他以前没有任何将领做过这样的事。惟有他把那些角斗士们从盖尤斯·奥里利乌斯·斯考鲁斯的学校中召集而来并把一种更为精巧的关于如何躲避进攻和打击敌人的方法引进军团。他也因此创造出了技巧和勇气的完美结合，二者相得益彰——勇气补充技巧，技巧则教导勇气如何保护它自身。
马里乌斯更具象征性的举动是他重建了罗马军队的旗标，废除了以前各种带有强烈土地色彩的旗标，如狼、马、猪及一种人头牛身的怪物等，而统一以雄鹰的图案代替，尽管这面旗帜应代表罗马军队所有兵种的改革。因此，换句话说，马里乌斯巩固了新型军团的雇佣军性质，而削弱了它对土地的依赖性。
大队的出现
经马里乌斯的改革之后，大队取代中队成为罗马军团主要的战术单元和组织单位。在尤利斯·恺撒的早期部队关于高卢战役(公元前58年)的作战计划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上的“弹性”意识，四个军团(约2万人)组成罗马主力部队，2000名西班牙和高卢骑兵在两翼从侧面打击敌人，另外还有2000～3000名轻装散兵和投掷部队在前线进攻，军团一个紧挨着一个整齐地排列，每个军团都以现在已熟悉的三重进攻阵列组成，军团前部有四个大队，其百人队纵深为8人，中部和后方各三个大队，百人队纵深为6人。两个8人深的百人队背靠背形成一个中队。三个这样的中队组成一个军团大队。所有的大队都以投枪、短剑和长盾统一武装。这时，旧式的第三阵列(triarii)实质上已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军队消失了，指挥官现在领导的是一支庞大的统一军队(每大队480)，这个军队可以部署成熟悉的三重阵列，也可以根据地形或敌兵的性质，以指挥官本人认为需要的任何方式来安排队列。
雇佣军队的兴起
苏拉是茹格莎战争中马里乌斯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为了最终结束那场针对那些反对罗马联盟的意大利城邦而发起的所谓的同盟者战争，苏拉和他的老上级(现在却是冤家)再次联合起来。他现在已得到罗马公民的一切正当权利，享有同等的机会加入罗马军队。罗马越来越多地把职业军团分配给将军个人掌管以备向国外调遣，如此，那些因战争成功所获得的声望使苏拉成为一位富有影响的人物并得到一支数千人的军队，这支军队效忠于他本人而不是罗马政府的元老院。从公元前88年至公元前78年——他死去那年——的十年间，苏拉的铁蹄一步步蹂躏了希腊和小亚细亚的绝大部分地区，并率领着他的六支军团进军罗马，以摧毁国内不满传统贵族特权的气焰嚣张的反对派。
最终结果是(当然这既归功于马里乌斯，也得感谢苏拉)，到公元前1世纪70年代时，罗马军队已彻底完成了职业化并牢固地嵌入国内政治之中，这种可怕的结合在后来的500年内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一转型在军事上的益处和明显不足，都在后来一系列罗马统治受到的挑战之中暴露出来，它们是：由塞托留领导的西班牙军团叛乱(公元前180～前172年)，由斯巴达克率领的奴隶起义(公元前73～前71年)，以及要求制定特别法规的自由海盗的活动(公元前67年)，同时还有亚洲米特拉达悌发起的新进攻(公元前74～前63年)以及对高卢(公元前58～前51年)的最后征服。
无论在哪一个战场上，罗马熟练的军事本领——实质上就是军团的职业化、训练有素和广泛部署——都胜过一切居数量优势且拥有巧妙战术，以及广泛部署在复杂地形中的敌军。惟有克拉苏向波斯人不幸的愚昧进军悲惨地结束于卡雷(公元前53年)。克拉苏的灾难如此惨重，也许直到公元9年在日耳曼森林中瓦鲁斯军团的大屠杀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苏拉(左)(死于公元前79年)，庞培(中)，(死于公元前48年)和恺撒(右)(死于公元前44年)都极具讽刺性地蔑视共和政府，并对调遣全心效忠于自己的军团的能力有一种绝对的自信。由于他们三人都对军团的装备和战略战术上的改进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且事实证明他们是战争利益的天才管理者，因此他们成为后世地方海盗效法的偶像。这些海盗同样地收买雇佣军团，藐视帝国指令，迫使罗马接受他们所要求的权益。无数罗马人直接或间接因这三位大将的军团而死，其数量之大甚至超过罗马全部海外战争中所死去的人。
在公元前1世纪几乎从未停息的战争中，罗马战士无论与谁作战，无论是训练有素的角斗士、发动叛乱的军团士兵、海外雇佣军、东方的方阵，或是北欧部落的非正规军，其结果几乎总是相同：罗马军团在战场上取得最后胜利，敌军被大批屠杀，天才的对手遭到彻底消灭。然而矛盾的是，由于罗马战士的高超技能和顽强精神而增加的军团声望及丰厚的战利品，在这几十年间却并未使共和政府得以巩固，更不用说给个体的军团士兵带来什么好处了。相反，将军们本身像麦特鲁斯、卢库鲁斯、庞培、尤利乌斯·恺撒和克拉苏等人却利用其地方指挥权攫取了大量国家资本，从而收买越来越多的私人军队，保证了他们个人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所有这些大将们之所以更为成功，完全是因为他们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更有勇气去彻底颠覆一切公共服役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共和国观念，这种才能和勇气促使他们对军事命令和国外资本的使用进行检查，罗马连续三个世纪的国外进军因而在公元前1世纪时达到了巅峰。这时的罗马已具备了一套完整的军事装备，它既粉碎了国内的，同时也摧毁了国外的反对派。在吞并了地中海的绝大多数国家之后，军团开始转而回来吞食恰恰产生出了军团自身的那套组织。
从公元前49年恺撒横越鲁比肯开始，接下来的20年中军团之间的争战几乎从未休止。尽管在高卢那些艰苦的战争中(公元前58～前51年)，恺撒的老兵们表现得最为成熟老练(如果不是最具有生气的话)，但要在恺撒、庞培和他们各自的后继者所率领的军队中探寻出实质上的军事优势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尽管恺撒手下身经百战的军官和军团士兵在一系列辉煌的步兵作战中立下了赫赫军功：希腊的法塞勒斯之战(公元前48年击败庞培)，安纳托利亚的泽拉之战(公元前47年，当恺撒战胜米特拉达悌之子法纳西斯的时候宣称“我来，我看到，我征服”的地方)，突尼斯的萨索斯之战(公元前46年，战胜了已死的庞培将军的那些昔日部下)，以及蒙达之战(公元前45年发生于西班牙，扫清了庞培同党的最后抵抗)，然而恺撒的胜利仅仅是暂时的：公元前44年，这个独裁者遭到暗杀，庞培幸存的子孙和恺撒的继承人之间开始了一代又一代循环不休的刺杀活动，直到最后屋大维取得最后胜利，并于公元前27年僭取了第一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恺撒”的称号。
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核心通常在于后勤组织、兵员补充和政治宣传，而归根结底其关键在于掌握最雄厚的资本储备。从这个意义上看，屋大维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任何篡权者都更深地意识到心理因素有多么重要。在意大利，屋大维竭力维护传统的罗马价值观念(绝大部分已丢失)，并竭力把对手描绘成罗马秩序的敌人和里通外国企图暗中削弱意大利政府的丑恶奸细。这非常重要，屋大维看到了这一点。这样做的结果是罗马的贵族阶级，尤其是商业新贵族对屋大维所坚持的实用主义表示欢迎并向他提供支持。他的同党也清楚地明白，在由许多贪婪暴君所组成的那种良莠不齐的万神殿里，屋大维是最成功的，他别具一格地巩固了他的财政支持集团，召集起他的军队，并且抹掉了共和主义的最后一缕痕迹。
战争中的官僚政治
即位之初，无数军事问题包围着新上任的奥古斯都，这些问题远超过20年战争的屠杀和它所带来的财政困难。乖戾的罗马军队需要在一个核心的控制下进行重组并由政府基金提供常规支付，但是此前整整一个世纪中，将军们发现把军团统率权让给政府就意味着他们个人野心的终结。因此，奥古斯都名义上把权力给予经选举重新组建起来的元老院，实际上却从他们手中攫取了执政权、裁判权和地方指挥权。军团现在宣誓效忠的其实是奥古斯都个人，但在表面上却表示效忠罗马政府，军事、政治问题因而缓和下来，但它绝未真正解决。这些明天的海盗仍将杀出他们通往罗马的道路，仍将努力拿到政府的“委任状”，然后在军团中所做的个人誓言的保护下染指政府国库以支付他们的部队供给。
历史学家迪奥·卡修斯(公元230年)描述了这种新型体制最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公元193年佩尔蒂纳克斯皇帝死去那天：
发生了一件最耻辱的交易，它实在与罗马帝国的身份不相配，因为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市场或拍卖房，罗马城市和整个罗马帝国都被当众拍卖了。卖方是杀害了他们皇帝的那些人，而买方则是萨尔匹西昂努斯和胡里亚努斯。每个士兵的价格被抬至2万塞斯特斯……胡里亚努斯最后不再是一点一点地抬高价码，而是一次抬高5000塞斯特斯。他高声宣布并以指头将价目打出，不然的话，很可能萨尔匹西昂努斯将是先出此价的人。士兵们被这个诱人的出价所诱惑，同时他们惧怕萨尔匹西昂努斯可能向佩尔蒂纳克斯施暴——一个由胡里亚努斯放进他们心中的想法——于是选择了胡里亚努斯，推他为皇帝。
迪奥·卡修斯继续说，这种对军团如此荒唐的贿赂，意味着军团永远不可能在眼前已得到的利益下满足。在奥古斯都的统治下，罗马各省的巨大资源加上法庭和内阁的专制体系很快便保护罗马从国内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取军事霸权。其后两个世纪，各省的长期驻军约有25至30个军团，士兵约为12.5～15万，还有一支由骑兵、轻装部队、非常规步兵组成的约为35～37.5万的军队支持他们。这样，由国家所支付的士兵总数便可能已达到50万。在从苏格兰直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士兵穿着相同样式的制服，以相同的方式行军，而且保护着相同样式的城墙。
奥古斯都·恺撤(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尤利乌斯·恺撒的养子。他消灭了任何恢复共和制的企图，成为第一个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公元14年)。这位军团统帅的雕像至今仍矗立在罗马的集会广场上，雕像极好地抓住了罗马威严的帝国风度和罗马帝国政治军事之间不可分割的结合。奥古斯都之后。罗马政府的所有领袖都以对军队的控制程度来作为衡量自己权势的标准。
然而，所有这一切使军团充当了一种新的暧昧角色，它与过去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大不相同。在北方，他们控制了直到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大部分地区，在东方吞并了犹地亚(公元6年)并与波斯人签定协约，在西方与西班牙和高卢媾和并在不列颠初步建立了统治。把埃及正式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省确保了其北非海岸，罗马的向外扩张到此终止。这样，军团尤其是东部军团便逐渐从过去三个世纪以来的一群侵略性的斗士，转变成为一股庞大而费用高昂的政治力量。例如在安蒂奥奇，罗马雄辩家弗龙托抱怨士兵们如今“每天把时间打发在给演员们的喝彩当中，他们更经常地泡在附近客栈而不是呆在部队。战马由于无人照料而杂毛丛生，而它们的主人却把自己的每根毛拔得干干净净，很少看见哪一个士兵有毛茸茸的腿和胳膊。”由于部队长驻军营而很少行军作战，不可避免的恶果便是士气低落，这些带着许多非官方家属的军团士兵介入地方行政并常常巧取豪夺。据说哈德良有一次为军团的这一困境做出了简短的结论：“缺乏活力是它的致命伤。”有时一些皇家士兵的来信，也反映出地方军团的社交能力更甚于它的作战能力。
胡里亚努斯致他父亲西本努斯的信，3月26日(公元107年)：我在这里的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感谢萨拉皮斯。我舒舒服服地呆在这里。虽然别人成天忙于堆石头等许多任务，但目前为止我还未受过一点儿这类的苦。我让省长克劳迪乌斯·塞维留委任我担任了一个政府职员的职务。
在帝国辽阔疆域的一个最偏远的边境，哈德良的城墙曲折穿过北英格兰73.5英里的地区，成为罗马不很稳固地占领过不列颠的一个历史证据。但公元120年之后，哈德良皇帝修建的这座防御工事抵御了北方凯尔特部落的袭击，保持了罗马帝国的安定。这道墙一直被派兵驻守并处于良好的修补之下，直到4世纪晚期。
边疆军团
由于帝国规模太大，地方主义迅速抬头：罗马的职业化部队本来就像一个多元化整体，但越来越多的地方军团完全不关心意大利和帝国的其他地区，所以他们只在当地居民中招募官兵而且只追求他们周围地区的稳定。这种做法足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革命叛乱通常都发生在边疆地区，为什么几个世纪中罗马一直不能创建一个大型的中心预备队以宏观配置整个帝国的资源并有效反对单一化的地区独立。
尽管常规驻军的官僚主义和军队的政治化越来越甚，尽管对地方上其他罗马人一见之下就被杀掉的担忧越来越深，尽管要求偿付薪金和退役的呼声越来越强硬，但军团本身在帝国建立的头三个世纪却保持着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约瑟夫斯——公元前1世纪犹太裔罗马历史学家——在一篇有名的常被别人引用的评论文章中论述罗马战场的优势时说：
一个人只要看一眼罗马军队，就会明白帝国之所以掌握在他们手中是因其刚勇而非幸运的恩赐。因为他们从不是等到战争爆发才去练习使用武器，也不会在和平的日子闲散地坐着而只到必要之时才让自己行动起来。相反，他们看起来好像生下时手中就握着武器；他们从不会停止训练或坐等紧急情况突然来临……若有人说他们的演习就像无血的战争，那么也可以说，他们的战争就像流血的演习。这绝对没错。
近四百年后即5世纪时，罗马一本军事组织手册的作者维吉提乌斯仍然认为，良好的训练和基本功乃是罗马军队成功作战的根基：“胜利的获得不只靠数量优势或内在的勇气，而更靠技巧和训练。我们很清楚，罗马人征服世界受惠于他们的军事训练、军营纪律以及战斗的实践。”
如此技艺精良的军队如何迎接罗马边境上的广泛挑战？罗马边防的战略是什么？到公元5世纪以来近五百年期间，罗马帝国对边境国家和民族的政策又是什么？一些历史学家仅把罗马帝国反对外来攻击的不断的军备竞赛看成是一种过激反应，认为那实在是以人力和物质代替了精深灵活的战略。另外一些学者甚至把500年的边境防御解释成一场巨大的伪造的“冷战”，认为边境上存在着的大量部队只不过是罗马经济的开发军，只不过是把资本从国外野蛮民族掠入罗马帝国的一种手段，同时为拉丁化社会日益加深的军事化进行自我辩护。
虽然从不曾有一个专为战略谋士们设立的罗马“战争学院”，但侵略性威胁却真实存在，士兵装备和军事基地的部署也都是高水准的。公元1世纪末以后，一代代罗马皇帝都是真正的军事战略家，他们越来越企图建立一个巨大而稳定的罗马文化圈，在这个罗马文化圈内，所有的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同时随从罗马的风俗和习惯。克劳迪安王朝时代各个皇帝的战略——设立代理皇帝并对敌对领土发起进攻以示惩罚——从维斯帕西安(公元69～79年)开始被一种更深刻的防御性政策所代替，它避免远征作战而以永久性防御工事为特征——城墙、营房、要塞等，当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制定了边境修筑计划之后，流动性更大的后备役军队最终出现了。在君士坦丁和他的后继者们的统治之下，边疆地区可能会出于整体防御的考虑而暂时割让出去然后再重新夺回，并不一定死守着一条——代价越来越昂贵——已摇摇欲坠的战线。总之，防御越来越讲究实际意义。
简而言之，尽管罗马政治被军团干预，尽管有如此广大的领土需要保护并因此要增加大量税收，尽管永久性的军事卫戍部队内部存在腐败和混乱，但是在近五个世纪的岁月中，帝国军队努力保持了严明纪律和优良技术的传统并因此保持了希腊－罗马的战场优势。甚至到8世纪，东罗马帝国(或者拜占庭帝国)的军队还在使用约一千年前所创造的用来控制“马里乌斯的骡子”的那些命令和信号，虽然那时候东罗马使用的已是希腊语。另外，在西方，罗马的军事遗产也继续流传了800年。
罗马的永久性战争设施
罗马继承了古希腊技术，军事革新及其迅速回应的天赋，同时也继承了它的决断特质和英勇进攻的观念，并通过持之以恒的操练和严明的纪律将它们用于罗马帝国的标准化和官僚化建设。例如，希腊式方阵没有固定的纵深，没有统一的指挥程序，没有固定的招募法规，没有服役退役的标准期限，也设有一套完整的军事奖惩制度和军事进攻的基础理论。
相反，在罗马军队中军团通常保持固定的阵容，征募新兵也依照严格的程序控制被征者的社会背景、健康以及体重和身高情况。百夫长、护民官和会计官都很清楚自己的确切角色和自己的军事权限。
不管一支罗马部队在多瑙河还是在北非作战，他们总是建设同样的兵营，士兵也配以严格统一的武器和盔甲。粮食配给、邮件服务、卫生设备——一切无关紧要而在军队生活中常常被遗忘的地方——也都被周详地系统化，因此通常是充足的。罗马宽阔的道路对于甚至是大规模部队的运送也很方便，地方港口的堡垒和国家商船保护着漫长的海洋运输，不管是身在罗马的决策者，还是身在战场的作战将领，他们对于军团通过某地所需的时间、花费及需付出多大程度的努力等都有非常精确的了解。军事设施提供了如此巨大的支持，罗马军队的战斗效率自然大大增加，绝大多数军团士兵几乎比任何敌军部队都吃得更丰盛、住得更舒适、装备更精良，并且的确有着更强健的身体。这便使军团与地中海世界几乎所有的敌人交战时赋予它一种实质上的兵力优势。这样一套无所不包的基础战争设施使敌人仅靠数量是难以取胜的，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对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敌军所取得的辉煌胜利证实了这一点。
前线医疗站中一个虚弱的军团伤员。在他后面，别的士兵正在排队等候重回战场的机会轮到他们。这是来自罗马图拉真凯旋柱中的一幕。罗马人不像别的民族，他们认为表现自己的战斗伤亡并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这里看到的这些接受治疗的伤兵的画面，并不意味着罗马人承认自己的虚弱，它其实是在确认自己先进的军事组织和对战场上士兵的周到关怀。
心理因素被证明是非常关键的，罗马士兵总是很清楚作战的标准程序。他们知道哪支部队在首，哪支部队在后，也知道他们应如何进攻，知道前进或后退对战斗的整体结果意味着什么。当然，他们更知道什么时候该吃饭，什么时候该睡觉，以及他们生病、受伤或死亡的时候将得到怎样的照顾。裸身日耳曼人的狰狞面貌，北部边境严酷的暴风雪以及北非骑兵的怪异武器都不能使罗马战士胆怯，每个军团士兵都是如此自信，他们的作战方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紧急情况预备好了一切应对之法。
从战略层面上讲，官僚化也意味着个别的败退较少招致战场上的巨大灾难。坎尼血浴(公元前216年)、瓦鲁斯在德意志的毁灭(公元9年)，甚至在卡雷发生的克拉苏战争(公元前53年)灾难中，都未产生大面积的恐慌，也未扑灭罗马的战斗力。相反，可怕的失败惊醒了他们，罗马战争机制很快转向重大改革：征募新兵，更新装备，重新起用经验成熟的老兵担任百夫长去监督征兵。这样做的结果几乎总能确保领导上的错误——罗马军队中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倘若那些领导来自政治领域的话——不会致军团于死命。几乎一切就像是在自动操作，以百夫长为基础构成的军团，几乎无须从上面领受什么指示去决定他们的吃饭、睡觉、集合行军或列队作战等行动。
不幸的是，公元前2～前1世纪，随着帝国的向外扩张和交通路线变窄，防御责任却增加了。公元1世纪时这些军事设施渐渐难司其责，而到公元3～4世纪已无法维持了。一旦意大利本身的人力资源不够补充军队，罗马军队的系统化也变得困难重重，军队开始招募非拉丁语地区士兵并开始采取各种地方政策以满足整个罗马帝国各种不同的地方需要，这便导致整个军团不知不觉而稳定地巴尔干化，老兵们退役时要求现金和土地，但由于罗马帝国早期的那种向外扩张已终止，土地变成了一种很有限的商品。因几个世纪以来连续赠予因年老病弱而退役的士兵以土地，使土地变得越来越贫乏。道路的修筑和保养也很昂贵。职业军团的固定部队加上器械师、辅助设备以及后勤人员等，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薪俸以满足加速膨胀的资金需求。
到公元2～3世纪前，罗马防御所需的费用是在早已不胜负荷而趋向衰弱的乡村平民身上增加的税收。到公元4～5世纪，农民被彻底榨干。财政收入来源终于枯竭了。于是，罗马帝国巨大的战争机器在疲倦的摩擦声中慢慢走向停止。它那些永久性的军事设施依然原封不动地耸立在我们眼前，但其内在的生命血液——资本和人力——已永远干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