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的起源·第一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希腊方阵：这一幕取自小亚细亚桑索斯的内雷德纪念碑(约公元前400年)。
公元前3000年纪早期，埃及和近东地区精耕和灌溉农业的成功发展，改变了它们的作战文明。
这种文明以前表现为各游牧部落之间的不断冲突。水利工程改进了农业技术和苏美尔、乌尔、巴比伦、亚述、尼姆鲁德及埃及的规划经济，为军队、后勤和防御工事的修建准备了必要的资本。
远比上述进步更重要的是，精耕农业在人们心中注入了一种扩张版图的冲动。不断增多却被固定在土地上的人们，在寻求更为高效的方法以保护并获取更为高产的土地。而且，近东地区也为大量流动军队的生存提供了理想的场所：漫长的生长季节，温暖的气候，延伸至天边的平原间横陈着一些可供随意取水使用的小河；绿毡铺就的山脉，湿地、冰、雪和阵雨——大规模明确军事活动的祸根——一切都已具备。
这是北部伊拉克豪尔萨巴德王宫中关于桑尔冈二世的战争浮雕。它描绘亚述的持矛士兵、持剑士兵和弓箭手所发起的多面进攻情形，该作品很好地抓住了早期近东各帝国表现出来的对围攻术的熟练掌握。
苏美尔人、赫梯人和埃及人农业生产的过剩，把相当大一部分终日为种植庄稼所累的人们解放出来，他们开始转向用金属制造武器并饲养马匹以驾驭他们的四轮车。然而，仅仅是新的铜金属、锋利的武器和马匹的增加并不能如它们自身的发展那样戏剧性地导致战争，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以“宫廷’为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结合体。“宫廷”应是这样一种机构：它产生出一些承担着特殊军事、宗教和政治责任——准确地说就是任何大规模战争所需的先决条件——的领主。赫梯人、埃及人和亚述人首先拥有了聚集大量兵力的能力，他们能够而且渴望在战斗中消灭成千上万的敌人，他们渴望遵照他们威严的宗教或政治领袖的命令或许可来彻底消灭其它各国文明。所以，早期亚述的统治者提格拉－帕拉萨(公元前100年)在后来的史诗中大肆宣扬他是如何摧毁胡努沙的：
……我在山间吹散他们的勇士，像一阵风，割下他们的头，像一群羔羊。我使他们的血流于低谷和山岗……那个城市被我俘获，我掠夺他们的众神，卷走他们的货物和财产，又以烈火烧毁他们的城池。那以砖石建成的三道巨墙以及整个城市的土地，在我的剑下废弃和毁灭。我把它们践踏成一片废墟，然后在上面种植我自己的庄稼。
虽然青铜时代和(后来的)亚述人及波斯军队创造了残忍的屠戮制度——这常常是整个希腊、罗马甚至现代社会都无法匹敌的——但这些军事社会组织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比如，对弓箭、投石器、战马及马车的过分依赖需要一些专门技术，由此就创造出了一个专门的军事阶层。近东社会对大量的建设——和破坏——防御工事的爱好使资源枯竭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众所周知，《圣经》中关于约书亚攻陷耶利哥城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人类的屠杀潜能的思考：
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各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
最重要的是：青铜社会大都权威至上，而且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发动、指挥及结束战争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常常仅一个统治者就可以宣告将千万人置身于他的奴役之下。一个权威人物的死去，以及继之而来为他的统治权展开的争夺战、敌对王朝之间的宿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激起千万人起来厮杀——他们或被消灭或被奴役。有时这种厮杀甚至并不为战斗中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任何社会的或经济的利益。在相同的时尚下，当那些被精选出来拥有专长和权威足以发动战争的少数人死去或离开时，整个社会的作战潜力便可能受到严重的削弱，甚至使该社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难怪各种王朝年鉴、象形文字和近东石雕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那些俘虏、虐待、对敌人执行“最后审判”以及摧毁其堡垒的情景。古代的近东，既没有什么固定的军事原则，也没有任何约定俗成的战争仪式，能限制那些战斗者自身之间的战争，并因此而缓和这些王国的毁灭趋势。
古希腊城邦的自耕农
战争引起了希腊社会的第二次转型，这同时也是农业耕作方式演变的结果。公元前3000年纪和公元前2000年纪，希腊的耕作沿袭了东方模式，仍保持着官方经营。希腊本岛的迈锡尼社会(公元前1600～前1200年)在很大程度上与地中海和亚洲的君主制国家相类似——因此几乎没有提供任何战争实验的机会，更不用说发布军事计划和向除极少数人之外的人民灌输战争责任意识了。但战争一旦从集权主义的宫廷控制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敢于在一个进行组织化屠杀的社会背景下使用此词的话——成为个体权力可以控制的东西，它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模式向前演变。为了了解西方战争方式的起源、复杂冶金术的发明、优良的军纪、挑战和回应挑战的天赋，以及一个广泛而共同的军事传统的产生，就应当去考察希腊半岛上迈锡尼宫殿的倒塌，以及随后而来的整个欧洲中世纪(公元前1100～前800年)的情况。
现存最早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的甲胄，发现于伯罗奔尼撒北部阿尔戈斯的一个坟墓中。无数的青铜头盔、护胸甲、胫甲、剑和矛尖在私人坟墓和圣殿中得以保存下来，但木制的盾和矛柄几乎都遗失了，我们仅能从文学艺术作品和极少数幸存的青铜、兽皮和铁制器物中了解它们的外观和用途。
公元前8世纪始，由平等的财产所有者形成的组织出现了，即城邦(城市国家)。正如现在所意识到的，城邦文化是西方军事实践的源头。这种军事实践诞生之时在很大程度上常与道德热情相冲突，而不是受制于宗教的困扰。它们通常以阵地战中的决定性较量为中心，而非纯粹在数量上摆出一副好战架势，或单靠器械师和后勤学家的专业知识轻易取胜。初时，希腊城邦极端沙文主义地自诩，他们的城邦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机构，同过去以宫廷为基础的文化截然相反。早期希腊诗人福希利德自信地写道：“哪怕是一个海岬的小城邦也能胜过循规蹈矩的愚蠢的尼尼微。”另一位前6世纪的诗人阿尔凯乌斯也发表同样“纳粹主义的论调”说：“缔造一个城邦的不是房顶牢固的屋子，也不是坚石堆砌的城墙，甚至也不是发达的运河或造船厂，而是那些勇于迎接挑战的人民。”
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文化复兴及集体制向私有制转变的关键，是农业生产和相应的战争方式的急剧变化。在人口压力下，希腊转向家庭经营私人拥有的土地制。这样，一方面，精耕方式保证了粮食的供应，而另一方面，又使农业津贴不再受制于最高官方权力的干涉。简而言之，如今再没有什么“最高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为了保护并巩固这群新出现的农民，一种具有广泛基础的寡头政治和一种财产平等的文化精神被建立起来。在整个希腊语世界超过1000个以上的城邦中，出现了一个投票公民阶层。
幸存下来的一个最早的希腊方阵的刻像。它被刻在7世纪晚期一个科林斯花瓶上。希腊传统的农民战士(在绝大多数城邦中占成年男人的30％－50％)因其弧形盾“Hoplon”而被人称为“躲在盾牌后的重装甲步兵”。他们绝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居住在本地，通常他们有一块大约十亩的耕地，外加一个帮做家务的奴隶。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气候下出现了重装甲步兵(Hoplite)。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学家色诺芬在他的《经济论》中，强调了自耕农与作战方阵之间的这种联系：“耕作让人学会去帮助别人。而对敌作战也正如在地里劳动一样，别人的帮助同样是必需的。”在公元前7世纪和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大部分地区，越来越是自耕农自己而不是闲适贵族、世袭君主，也不是受雇佣的罪犯或政治阴谋集团，在制定他们的法律、种植他们的粮食并为他们的城市亲自战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两个世纪中(公元前700～前500年)，希腊方阵都遵循着悠久的土地制习俗和既定的军事仪式，整场战争仅限于包裹在青铜装备下的持矛方阵之间短短一个下午的交战。冲突激化时——公元前5世纪以前，几乎罕有超越边疆的领土争端——城邦会一致同意通过他们装甲队伍的迅速作战来解决问题。盔甲由每个战士——土地主自己购买，这种盔甲大约要消耗75磅木材和金属，它们包括：胫甲(即胫部的青铜保护装备)、头盔、凹面的圆形盾、护胸甲、双锋矛和较短的佩剑。
希腊土地制下孤立、封闭的重装甲步兵只是一个步行着的无助的靶子，他很容易陷入敌人的暗算，敌人很容易就能将他切断，尤其当他在一条山路上冒险进入险恶地形中时。或者也许更糟，他有可能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骑兵或投弹部队的攻击之下而被俘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步兵本质上就很不适合希腊的自然地形和地貌。但绝大多数希腊农民既不愿独自作战，也不愿离开他们所心爱的平坦的庄稼地，更遑论去对抗那些骑在马上的权贵或在山间与那些显然比他们卑下的无地散兵们作战。相反，他们依据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土地制选择了他们的农业战争形式，将自己布置在方阵这种防范严密的队伍中，农民与农民在土地上为土地而战。整支全副甲胄的队伍高举着盾，前三列长矛挥出，不管是轻装部队还是敌人的骑兵都无法战胜这密林般的方阵。“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并毛骨悚然的情景”。公元1世纪斯巴达方阵的传记作家普卢塔赫如此说，“他们以无隙可乘的阵形向敌阵挺进，没有丝毫犹豫，平静而快乐地步入险境之中”。他的描述取自数世纪之前的资料。
一旦希腊战争仅被限制于重装甲步兵间的战斗，那么不管是富裕阶层还是平民在战场上都退居次要地位了——迅速增长的自耕农独立拥有财产，他们职业性地参加战争，以促成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法规的建立。如果乡村仅是身着皮衣的自耕农所耕作的一个个完全同样的农场的一件大补缀品，那么方阵也是许多武装一致的战士所组成的一块大方格。正如希腊城邦的精耕农业吞没了本来属于战马的辽阔天地，同样，重装甲步兵如今也取代了骑马的战士。色诺芬的话反映了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在重装甲步兵中普遍盛行的思想观念，他讥笑说：“只有那些最虚弱、最缺乏荣誉感的人才会去骑马。”
色诺芬又有一次提醒他那1万名实用主义的重装甲步兵说：“战场上没有人会因为被马踢跤而丧命，只有战斗中敢做敢为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在即将来临的1000年中，骑兵权贵在西方战争中一直是附属于步兵的。
当重装甲步兵以敞开的队形(上)接近敌军时，横列关闭，盾牌横挡，于是无数的青铜和木头(下)组成一堵固若金汤的防护之墙。绝大多数方阵深度在8人到16人之间不等，看起来就像一个一个的矩形。当军队人数增加至1万或3万人时，方阵长度也从好几百码增至一两英里。
当希腊财产主经投票决定向外侵犯后，当地各乡村和家族集团都迅速聚集，加入城邦方阵。从山间的跋涉、实际的战斗到返回家乡，通常不超过三天，对后勤工作的需要，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被引起注意。另外战斗本身也同样很简单：进攻者把敌人引出来后——通常是砍伐敌人的树林或毁坏其葡萄园——双方便方阵相向。对于战斗中的领袖军官，“战斗先驱”是一个比“将军”更恰切的词语，他身居队伍最前列，其使命是做全阵的战斗表率，并战死于他的同伴眼前。诗人阿尔基罗库斯于公元前7世纪说：“我讨厌那些叉开长腿、性情暴烈的军官，他总是在修得干干净净的头发和下巴下面装腔作势，给我一个矮个的站得端端正正的人、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一个绝不会在他站立之处颤抖的人。”一般在将军作一番简短训辞后，两方便开始交战，用诗人提尔泰奥斯的话说便是：“脚与脚相踏，盾与盾相持，盔与盔相碰。”
对于那位重装甲步兵先驱来说，这场特殊比试的关键是在敌阵中杀出一道缺口，使他的同伴们得以紧随其后向敌人推进，在敌人阵中播下混乱的种子，使他们几乎无法看清也无法听清，从而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古代作家们常着重描写战斗中的骚动、混乱和混战中凝血的伤口。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个时代的希腊战争景象极其恐怖，它绝不仅仅是方阵队列之间有秩序的进攻。的确，修昔底德也曾说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发生于公元前424年的德利姆战斗中，雅典人在包围之下陷入了一片混乱，他们因彼此错认而互相残杀”。后来，在西西里，他们也是秩序大乱，终于战场上到处都是厮杀声，朋友与朋友、公民与公民不仅互相惊吓而且互相攻击，简直无法将他们彼此分开。
团结和纪律
在喧嚣的重装甲步兵战场上，战术和谋略都不重要，团结和纪律才是一切。战斗似乎消除了对后备、战术转换、诡计和策略的需要，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还直接说道：“战术仅是军队指挥中一个极小的部分。”相应地，在重装甲步兵的全盘时期，甚至一个土地法规的制定就可盖过那些只会导致失败的计谋甚或是方阵外一个人的夸夸其谈。
科林斯式的头盔仅用一面青铜制成，早期面部裸露的头盔很快被它所取代。这种头盔扩大了脸颊部分、增加了鼻部护甲，保护更周到。所以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它一直是标准的头盔样式。重装甲步兵的甲胄源于北部伯罗奔尼撒，并由阿尔戈斯和科林斯的早期统治者们不断改进。当重装甲步兵的优势已尽人皆知时，绝大多数希腊人反而把盾牌和头盔分别视为阿尔戈斯人和科林斯人的发明。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之前的这种公开相向的战争形式下，希腊城邦在战斗中常常两败俱伤，但军备的保养开销一直很低。所有方阵中的武器都是相同的，所以它们可以循环使用，而且这些武器既实用又便于修理。没有纯粹的军官部队，各方在一场阵地战中的伤亡率都保持在10％左右，更高的要求则不易达到。军事操练和作战本身所花的时间短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后期希腊战争中高昂的代价，历时弥久的围攻及全面修建的防御工事，这些特征在此时还只是极零星地出现。
历史学家们有时看起来似乎并不情愿去欣赏这种战争自发的土地制性质：他们认为，希腊城邦的耕作程式和乡村社会学无视正在出现的色彩斑斓的希腊社会图景及其对战争的要求和限制。这令人吃惊。但是，希腊人自己却不断地通过他们的文学、哲学、瓶画、雕刻和公众纪念物不停地宣扬这些方式——一切都在不断强调重装甲步兵的勇敢并都一致夸耀着他的武器和甲胄，在朋友和家人面前标榜他在战斗中的极大牺牲——这一切都暗示着投弹士兵、轻装骑兵甚至较富裕的骑兵队伍的缩减和衰微。
上述这些种类的战士不一定都抱着排它性极强的土地制观念，他们并非像一股重装甲步兵那样，作战目的是为了维护现存的财产所有结构、投票议会对土地的控制以及自己对土地的依赖——他们并非为了这一切作战。贫穷的人们和杰出人物都更钟情于投弹武器和战马、埋伏和追击、遭遇战和围攻术——在这些战斗中，超凡能力是不能简单地通过一个小时内强健肌肉和坚定信心的炫耀就可以妄下定论的。
但这些占少数的非重装甲步兵却遭到人们的蔑视，公元1世纪，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声称他在一根古代柱子上看到了一段碑文，内容是关于早期希腊战争中禁止使用所有投弹武器的。有一个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因敌人使用冷箭而受致命之伤，他死前的一段抱怨很有名：“死并不足惜，除非是死在一个骑着马的懦弱家伙的箭下。”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公元前2世纪充满深情地缅怀道：过去的希腊人不会选择使用欺骗手段去打败他们的敌人，反而认为，若非是把敌人引至公开地点然后杀掉他，就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即便战胜也于心不安。因此，双方有约：互相之间不用暗器或投弹武器。他们确信：只有面对面的短兵相接，才是战争胜负的惟一裁决方式。为了这些原因，他们得提前向对方宣告开战，通知自己进攻的时间，甚至告诉敌人自己的陈兵地点。
在以重装甲步兵为中心的古典时期，即公元前700～前431年，全面的物质繁荣和希腊城邦文化的稳定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对战争加以谨慎限制。公民们没有不切实际地(因而也是注定失败地)想去制止战争，相反，他们为了频繁而不可避免的冲突和战场上的荣誉，制定了许多典章仪式——希腊社会各方面都不必为这种仪式化战争付出什么真正的代价。这种社会在城邦的最初两三个世纪稳定地维护着它们的土地制结构。总体上讲：希腊的城邦文化不同于古代近东文化，其繁荣，确切地说是因为组织化的杀戮和军事防御花费一直都被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末评论希腊早期时代说：
没有一场战争是为了争夺领土，或至少是为了争夺霸权而发动的。在希腊，边界争端常常发生，但没有任何人为了征服外国而发兵远征。确实，没有一个城邦隶属于另一城邦之下而受其控制，所以，这些希腊城邦不可能结为一体联合远征。相反，此时的战争仅仅由敌对邻邦之间的一些地区性作战构成。
公元前5世纪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轻装弓箭手如散兵常常遭到重装甲步兵的蔑视。他们被看成无地的穷鬼，既没有青铜的甲胄，也不能对战斗给以任何投资。然而，随着重装甲步兵垄断地位的衰落，由埃皮克特描绘在一面6世纪雅典盘子上的这种弓箭手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防止偷袭、拦截骑兵突围以及在险恶地形中抵挡敌军奇袭方面，他们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古典时期的军事伤亡
古代武器——矛、剑、投枪、弓箭和投石器——的致命结果来源于它们极快的攻击速度和极强的穿透力，同时也因为它们能轻松刺进人体未加保护的部分。比如，直到17世纪后期，近东弓箭手还比欧洲使用射击武器的士兵更令人丧胆，而铁尖枪也比早期步枪更易于发现并击中目标。
然而重装甲步兵的死亡率通常只占双方作战总人数的20％(胜方5％，败方15％)，原因在于重装甲步兵防护严密的甲胄。它用青铜铸造，较之虽然坚固但却过于沉重的铁更实用，因它具有较强的可锻性，更轻巧而且不易生锈。青铜甲胄为身体提供了半寸厚的保护层，要想刺穿用此材料所制的胸甲和头盔——当穿着它的士兵仍然站立时——所需的冲击力是任何古代武器都难以达到的。
如果一个步兵能在战斗中保持站立的姿态(20磅重的盾牌，30～40磅重的护胸甲，再加上共重10～20磅重的头盔、胫甲、剑和矛，对他来说是个很艰苦的任务)，那么胸部和心脏便很少面临危险，挡在上部和前方的巨大的三尺盾牌使任何与它撞击的兵器减弱了自身的冲击力。意外常常是来自裸露于外的身体部分，尤其是腹股之间、脸部以及胳膊和腿，不过胳膊和腿部的危险相对较小。古希腊的诗歌和瓶画正是集中表现了这些伤亡。刺向上方的剑可能割断一条大动脉，使一个重装甲步兵在短短几秒钟内就流血致死，或者至少它会在某处开一道伤口，埋下感染和化脓的危险。最后，若用剑或者铜制成的枪托顶端在一个倒下的战士身上补上一下，则能刺穿他的甲胄，正像一些残留下来的护胸甲和头盔上的破洞所证明的那样。
但最大的伤亡来自彼此之间的践踏。古代战场上的步兵在进攻或撤退时，某些士兵被强大的人群撞倒，无数只脚践踏其上，巨大的惊恐当中，他们的头盖骨、胸部及四肢极易遭受严重的复合性骨折。
埃及纳(前480年)阿斐亚庙中三角石墙上所描绘的这名倒下去的战士，表现了重装甲步兵战斗中的英雄主义风尚。单是敌人和伙伴们的践踏常常就足以把他吓呆并使他严重受伤。所以，合格的重装甲步兵应是这样的：在任何情况下，每个被击倒的垂死者都不会放弃他的盾牌——它是保持方阵团结的心理和身体的关键。
重装甲步兵战争在艺术中被高度理想化了，就如图中一个公元前100年的科林斯花瓶上所描绘的那样。步兵不是以沉重、肮脏、笨拙的形象出现，而是表现为“夸张的裸体”。以展现他们年轻的肌肉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两三个并肩而立的重装甲步兵常被用来代表整个方阵的巨大阵容，这种阵列之深之广是用任何现实主义的笔法都难以描绘的。
东方迎战西方
历史关于波斯战争(公元前490年，公元前480～前473年)之前的希腊战争记载简单且不完全，只能把各方面的信息——吟唱诗歌、挽歌和后世历史学家、哲人、古物收集者的思考以及遗留下来的武器和甲胄的残片——拼凑起来形成认识。与之相反，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的步兵及海军作战都被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等人在他们的伟大著作中完好地记录下来。例如；从希罗多德的历史书中，我们知道波斯人作战时进攻迅急，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的希腊战争。
公元前490年，由野心勃勃的大流士一世所发起的初步进攻尝试在马拉松的雅典人面前经受了重大考验。波斯人在此地将全部赌注仅仅押在一支步兵上面，他们奉命去进攻已被层层封锁的阿提克沿海平原。希腊人在此地取得了胜利，它奠定了一个此后300年间没有在实质上发生改变的东西对抗的模式：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不管拥有多大的兵力，如果东方步兵居然愚蠢到去进攻西方全副甲胄、纪律严明的持枪方阵的话，必然会惨遭失败。然而，虽然后来的雅典文学中对“马拉松人”极尽夸耀和赞美之辞，但东方人的大规模进攻也只不过是延迟了十年。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他的王位继承人薛西斯卷土重来，情形完全改变，希腊人面临的挑战空前严峻。入侵者远比往日成熟精良，作战准备也远比往日充分。正如当时的戏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所评论的那样：“东方人追求的不是小小的阵地战，他们今天的计划是将希腊完全置于他们的奴役之下。”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的军队进攻希腊时，并不像一支远征的装甲兵部队，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包括成千上万人的多种语言的“旅居着的城市”，它慢慢地向南部希腊打通它的道路，通过有条件的投降或和解等手段，他们吞掉了许多希腊城邦。拥有一支巨大舰队的波斯人无意进行那种小打小闹的步兵战，他们嘲笑把希腊化战争仅限于陆地作战的所谓“希腊人法则”。波斯将军马多尼马斯沉思说：“这些希腊人以彼此习惯的最愚蠢的方式作战。他们一旦互相宣战，就找出一片最公开的平坦场地，然后在那儿陈兵拼杀。即使是胜利的一方，伤亡也极惨重，更不必提那被尽数歼灭的失败的一方了。其实很简单，既然他们都讲希腊语，那么不妨互派使者和谈判代表，以任何其它的方式去解决纷争而不必通过厮杀。”相反，波斯人致力于对土地的完全征服，而且他们对希腊人的挑战很明显地表现在许多方面：兵力、海员、战术、防御、撤军、诡计、谋略、统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必需的，而且相当迫切。一夜之间，波斯人进入了希腊战争的最重大行动之中。
在温泉关(前480年)发生的一次保卫北方边疆通路的战斗中，波斯军漂亮地消灭了一支斯巴达先遣队。他们砍下国王莱昂尼达斯的脑袋，把它钉在一根柱子上。当薛西斯通过希腊中部进入一片隔绝的雅典区域时。一支雅典人的舰队消灭了前进中的东方海军。在这种全局战争的新领域，一些希腊人不仅被迫对他们传统的作战方式进行重新定义，而且也被迫改变了他们对于城邦本身的观念。城邦不仅仅由物质的城墙组成，也不仅仅是一座卫城或农民们用篱笆圈起来的土地，终究城邦应是“人”自身，人意味着一切。各阶层居民都可以通过撤退先求逃生，以后再以复仇者的身份回来并出现在海洋和陆地上。雅典的那些保守党曾号召农民们去进行那种旧式的重装甲步兵战斗，以保卫城市本身和农村的土地制声望。这不仅仅是一种误导，简直近乎疯狂，雅典人因此而把他们的城邦丢给入侵者，他们撤退到附近的自由地带，依靠战船组成的大墙，把波斯军从相邻的萨拉米斯岛赶了出去。不管后来反动的雅典哲学家们如何抱怨，比如说海战是“非英雄主义”的(萨拉米斯大捷的一个世纪之后，反民主的柏拉图认为雅典人的胜利使作为人的希腊人更加败坏)，但是所有希腊人都知道在萨拉米斯战役中摧毁薛西斯的舰队这件事彻底消灭了波斯人的士气，并于次年春天在普拉蒂亚为那个时代的结束打了最后一仗。
突然没有了舰队，公元前479年春天，波斯入侵者才发现自己的部队已被隔断，他们处在一个越来越难于防守的位置，因为大量重装甲步兵从中部和南部希腊向此集结，在雅典的维奥蒂亚边界一个叫普拉蒂亚的小村庄附近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用以进行最终决战。用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话说：斯巴达人的纪律和令战争“流血成河”的“多利亚矛”的威力，加上雅典人的热情和希腊全体步兵的支持(古典时期的希腊自此之后再也没有出兵去迎战数目达7万人的对手)最终击败了波斯军，并大肆屠杀逃亡中的幸存者。
画面表现的是波斯骑兵迎战希腊步兵，它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一块宝贵的刻石。波斯战争中的希腊人其实不像此处所描绘的那样身体裸露，他们布阵严密，甲胄防身，以长8～9尺的矛加以武装，擅长短兵相接的作战，而且由于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他们比波斯军队更具优势。这些波斯骑兵骑着比驴驹大不了多少的马，既无马镫又无盔甲，而且语言不通，领导涣散，战术也很贫乏。
希腊人的胜利
公元前499年，雅典和埃雷特里地区支持小亚细亚讲希腊语的部分城市起来反抗波斯统治、波斯王大流士一世震怒之下出兵远征希腊本土。
波斯军于马拉松登陆之后无法继续前往雅典，因为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军占据高地，封锁了道路。波斯军的主力部队进攻希腊，同时派遣一支打击部队自海路进攻雅典——包括绝大部分的骑兵和一些步兵，以免他们转回保卫他们的城市。
居于数量劣势的希腊军为了拉长战线以迎战波斯军，使中心布置空虚但两翼充实。当他们进入波斯骑兵范围之中时，希腊人发起进攻，他们击溃了波斯军的左右翼，这些主要由招募士兵组成的败军逃回他们的大本营。
希腊军队的侧翼并未乘胜追击，而是转向溃散的波斯军中心。他们仅以192人的牺牲就消灭了6400名波斯军：很多人在逃往船上时淹死水中。雅典人还俘获波斯战船7艘。然后，他们转回自己的城市以防波斯军的打击部队登陆。没有了舰队，入侵者便被切断成两半。但当年春天，占据着塞萨利亚的波斯将军马多尼乌斯还是率领着亚细亚的2.5万名步兵和5000名骑兵向南进攻。另外，他在希腊的同盟底比斯人又提供给他一支相当规模的部队，包括2.3万人的步兵和5000人的骑兵。而希腊军4万多名重装甲步兵在7000名轻装骑兵支持下，在普拉蒂亚严阵以待。几天内，双方都在谋算着占据有利位置并反复打击对方的供应线。
几天后，马多尼乌斯发动了一次倾力出动的全面进攻。但他那支被斯巴达重装甲步兵击溃的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获得战斗初期的意外胜利，溃退中仅有3000人幸存下来。
10年以后，大流士王之子薛西斯对希腊发起第二次入侵。在此之前，他必须除掉由地米斯托克利领导的一支驻雅典的希腊盟军舰队。波斯人侦察到此舰队被圈于雅典萨拉米斯岛之间的狭窄海峡。于是，黑夜之前，他们封锁了海峡入口。第二天，当波斯主力进入东部海峡的颈部时，遭到了由雅典及其同盟伯罗奔尼撒、埃及纳、迈加拉和萨罗尼科斯湾各城市组成的联合海军的有力痛击。进攻失败，波斯军也被困于海峡的狭窄海域之内，无法施展其数量优势。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他们失去战船200艘，而希腊人仅损失战船40艘。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
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战役
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之战
波斯战争的影响
在波斯入侵和失败的余波中，正像任何社会文化大动荡之后一样，一场有意识向正常轨道回归的倾向在希腊战争中开始了。虽然我们重新听到一些城邦之间由于边界之争又以旧日的方式发生了一系列步兵战争：如迪佩亚之战(公元471年)、塔纳格拉之战、伊努普塔之战(公元457年)及科罗里西之战(公元447年)，都是像过去那样一小时就结束了的战争，但波斯战争的经历却像投入池塘的石子，在希腊重装甲步兵中激起了涟漪，对薛西斯胜利的各种教训也缓慢地波及了整个希腊城邦。新的社会现实中有两个重要现象有助于理解城邦作战时代的突然终结。
佩里克莱斯被描绘成头戴科林斯式的重装甲步兵头盔的形象，但事实上，没有哪个雅典人在把军队由土地制步兵转向都市海军方面比他做得更多。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初几年，他强行撤往雅典的战略清楚表明了，这个城市的希望依赖于它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海军力量，而不仅仅是雅典平原上对斯巴达入侵者一次大张旗鼓的兵力摊牌。
首先，战争中有两个城邦即斯巴达和雅典表现最为杰出，他们在众城邦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这两个城邦势力都非常强大——且正好互相对峙——都有能力无视土地制战争的古老法则。在将近20万名奴隶或耕种着美塞尼亚和拉哥尼亚土地的契约奴的供养下，斯巴达每年派进战场的士兵都是职业化的重装甲步兵，他们不必被自由农业加于自耕农身上的束缚所限制。有一次，斯巴达王阿耶西劳斯让伯罗奔尼撒的联军战士按各自的职业站起来——他们当中有陶工、铁匠、木工、泥瓦匠及其它所有行业的人们，到最后，只剩小部分斯巴达人仍然坐着，他们就是那些除了参加作战之外什么也不干的人。“你们看，男子汉们，”阿耶西劳斯嘲讽说，“我们派到战场上的真正战士比你们要多多少！”普户塔赫的记载也表明斯巴达人善于自我吹嘘。“不必考虑战场，单看我们本身，就能知道我们可以轻松地去拥有那些土地。”
处于民主上升中的雅典人也不安于那种传统的仅由华胄披身的士兵们去愚蠢厮杀的人为的战斗。波斯撤军使雅典人警觉起来，他们开始不断地扩大舰队。由于被雅典各附属国一年一度的贡物所滋养，雅典舰队变成了对岸各希腊附属国的一个“慈祥”警察。就像斯巴达一样，帝王般的雅典也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把战争仅限于一个短暂的夏日午后，或冒着丧失所有步兵的危险去保护阿提卡的那些耕地，即使她曾在薛西斯阵前成功撤退并在后来的海上反击中获得了胜利。
其次，波斯战争中的非重装甲步兵部队也成功地在希腊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战船、轻装部队及骑兵已在许多战场和各种地形中参与作战。这再次表明：当重装甲步兵方阵面临任何不愿(很明智)与它进行正面较量的对手时，它将变得多么虚弱和不足。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拥有一个巨大的海上帝国和一些重要盟邦，这确保了它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海军及充足的兵力和丰富的资金来源。然而，斯巴达和底比斯派出了最精锐的重装甲步兵部队进入希腊，他们从南北两面将雅典包围。僵局一直持续着，直到雅典因在维奥蒂亚、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西里的调停失败而精疲力竭。这使斯巴达得到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它更削弱了已趋衰落的雅典海上帝国。
对希腊城邦来说，问题不只在于应该调遣各种不同的分遣队加入战场，而是如何对付使用这些部队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社会挑战。陆军的重要地位和旧日独有的土地制战争形式——正是希腊城邦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向桨手、散兵或牧民们妥协了。拥有最高权力的是作战者，而那些拥有武器的人只是平民。
因而，发生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那场伯罗奔尼撒战争不是在一个下午的厮杀之后就决出胜负，也不是只在一个夏季之后就宣告收兵。战争持续了27年。理由很简单，雅典人把他们的乡村丢给了斯巴达入侵者，他们不肯与那些技艺非凡的斯巴达重装甲兵打阵地战。谈到那些被迫艰苦跋涉进入城内的农民重装甲步兵们，修昔底德的评论相当动情：“绝大多数雅典人和他们的家人在自己的农场上过着宁静的生活，他们现在当然一点也不情愿迁往别处，因为他们在波斯入侵后的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他们已深尝了离开故土的痛苦和不幸。”
相反，一旦雅典遭到围攻，它就不断地向比雷埃夫斯港口运送食品和物资，集中全力派遣它最精良的舰队去巩固它的海上帝国，并防止伯罗奔尼撒的部队渗入进来。而在斯巴达这方面，它却尴尬地发现旧日劫掠庄稼地的战略已陷于徒劳，它在阿提卡的重装甲步兵既无法把雅典军队引诱出来作战，也无法轻易地破坏那座城市。因此，交战双方都转向爱琴海世界和小亚细亚各附属战场。在后者那些发生于公元前421～前404年的代表性战争中，雅典在复合性海上作战中讽刺性地使用了它的重装甲步兵，而斯巴达及其同盟则及时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舰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旧式战役仅发生过三次，雇佣兵、轻装散兵、海军和围攻器械师填补了往日的空白。各方面的部队部花费了巨额的代价——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然而，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可能单靠自身在战场上对敌人的一次打击或羞辱而终止战争。
战略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因为雅典人居然对斯巴达领土做出了互相矛盾的侦察。最悲惨的是在西西里岛的叙拉古战役(公元前415～前413年)发生之前，他们已在1000英里之外的屡次失败中丧失了整支由4万人组成的远征军。修昔底德概述了希腊那次彻底的军事灭绝经历，他写道：“所有的雅典人在所有地区都遭到了痛击，他们遭受了一切巨大的苦难，他们遭到了歼灭。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舰队遭到彻底消灭，还有他们的陆军——一切都不复存在。许多人中只有那么可怜的几个返回家乡。”斯巴达方面则更实事求是更系统化地派兵加强防守阿提卡，以迫使雅典军队弃城逃亡，并进而摧毁当地贸易。他们还向雅典进贡的爱琴海各盟国稳定地施加压力以刺激它们，因为它们是该城资金和军用储备的补给来源。
难怪30年后即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时，雅典国力耗竭，精疲力尽，而斯巴达和她的同盟也不再有任何资格继续控制希腊霸权。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余烬之中，旧日城邦间土地制上的厮杀终结了。现在，战争意味着在新的水平上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冲突，它花费更高，伤亡也更大了。
修昔底德是一个贵族地主、将军和历史学家，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深刻地看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已永远结束了希腊战争的传统程式。
海军的费用
军用船只仅为极少数希腊城邦带来显著好处，如科林斯、叙拉古和科西拉等，这些城邦中的财富和革新的技术足以掌握和使用这些船只。战船可以在敌军背后载着重装甲步兵登陆，并在必要之时发起进攻或对贸易实行保护。大洋彼岸富足却疏于防卫的国家，尤其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总是遭到袭击和掠夺，有时甚至被彻底征服，大量的财富每年以进贡的形式源源外流。然而无论是出于社会财政还是技术方面的考虑，在整个希腊战争中，海军都给步兵带来帮助。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拥有土地的农民组成了声望显赫的希腊方阵，贫穷无地的士兵则被送入散兵队或投弹部队，安置在外围作战。
波斯人入侵前，地米斯托克利精心建设了雅典舰队，而且说服不情愿的希腊人把所有船只下注在萨拉米斯和希腊本岛之间狭窄海域上一次决定性的战斗之中。经他改进的这支舰队全部由无地贫民组成，既无重装甲步兵也无城市贵族，但当它逐渐流行并大受欢迎时，绝大多数雅典人才渐渐意识到：它挽救了民主，改变了雅典社会的进程，而且为雅典海上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然而，公元前5世纪，在海军扩展过程中，一些没有财产的自由民被招募起来到海上去划商船或者战船。这些人员通常训练有素而且勇敢可靠。令人震惊的萨拉米斯大捷后的数十年中，希腊捣毁对岸波斯大帝国的无数次战斗都证实了这一点。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一支由200艘以上的战船组成的舰队中，已拥有超过4万人的桨手。雅典贫民从海军扩建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和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进而期望在城邦政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这种不安在雅典终于演化为激进的民主形式：废除财产限制，保证贫民和无地的水手也拥有广泛的公民权。但保守主义的哲学家们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对这种公民权的泛滥极为不满，他们把希腊海军对波斯人的萨拉米斯大捷看成是人心浮动、文化堕落和步兵士气败坏的开端。
希腊舰队军费极其高昂，完全超出了土地制对土地花费的限制。军饷的发放、战船的持续保养以及船坞的建设都要求希腊海军找到新的收入来源，为自身的存在寻找到正当的理由。然而，商业活动与城邦土地制形成基础天生对立。几乎没有哪个城邦能承受供养海军的巨大负担。经过漫长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巨额的战争消耗以及雅典帝国的灭亡，再也没有一个城邦去考虑什么大规模的舰队，因为装备战船不像装备公民，它需要政府来负担，这便意味着政府即将侵入传统公民的个人世界。
古希腊战船(这里是一个20世纪的复制结构：奥林匹亚斯号)的巨大威力来源于船上互相垂直的三列桨手，约有170人。它相当轻快，时速可达10海里，能够如箭一般节节射出。战船由经验丰富的老兵领航，船头装有金属撞角，当战船突入敌阵时它能发挥出真正巨大的威力。桨手能用自己手中的船桨卷下敌船上的桨，并能使船向敌船侧舷和后部猛撞。船总是紧靠海岸，因为它们简易的船帆和脆弱的船舵在狂暴的海风中摇撼，使船没法立稳。船员们吃住都在岸上，休战时他们把底部平滑的船用滑车拖到岸上晾干。古时每一次海战都在陆地视力所见的范围内发生，步兵们等候在岸上为他们水手的胜利呐喊欢呼，并时刻准备着去把他们从水中救上来或者去倾倒的敌船上砍杀敌人。
进入4世纪
对用步兵队伍相互厮杀的爱好在下一个世纪并未被完全遗忘。尽管现代学者们做了许多努力以探询公元前4世纪重装甲步兵方阵的战术演化情况——后备、声东击西、谋略——但方阵内部战士互相残杀的情况的确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就像在奈迈阿(公元前394年)、科罗里亚(公元前394年)、留克特拉(公元前371年)及曼丁尼亚(公元前362年)发生在重装甲步兵“恐龙”之间的反击战所证实的那样。的确，甚至是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中的一名重装甲步兵，若置身于300年前由他祖先们所创造的海锡亚战斗行列中时，也依然会倍感亲切——因为在武器、战斗方式以及作战态度方面彼此都很相似。对于科罗里亚第三次战役中斯巴达和底比斯重装甲步兵之间那种恐怖的旧式战斗，当时的目击者色诺芬(下面将看到)明确批判了它对固定模式的因循：“他们挑起冲突，进攻、战斗、厮杀，然后死去。”
改变了形式而且改变很剧烈的不是战役，而是战争。今天的战争由散兵侦察、高地防守、有目标的袭击、海上进攻包围战以及反堡垒战组成。对抢夺战利品和捕获俘虏的热衷也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即战争已经开始作为城邦资本的来源和城邦预算中的一个项目。这种混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旦希腊重新进入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主要地中海国家的行列，它那奇妙的错谬物城邦——由一个享受特权的三位一体的阶层所统治：小有财产的粮食生产者／重装甲步兵／法律制定者——就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肯接纳非土地财富及天才的外国人和那些拥有土地的士兵方阵之外的作战者，但“妖怪”现在跑出了瓶外：作为土地制城邦保护机制的西方战争，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远比以往更复杂也更具杀伤力的阶段，一个已跳出了社会的限制但仍然由希腊人革新和迅速回应的由天才人物所推动的阶段。
色诺芬：战略理论的开端
西方作战实践的优势来源于它自身的某些传统：自由的言论，不羁的调查，持续的论争，相对自由的政府检查和宗教机构。独立的军事科学遗产来自希腊。
公元前7～前5世纪的土地重装甲步兵观念越来越窒息军事上的革新能力，但公元前5世纪下半期，战争变得更加复杂，而成千上万屠杀“俘虏”的科学逐渐成为希腊智力方面的主流传统。伯罗奔尼撒战争余波中旧的土地制城邦的腐败，使另一种从新型部队和新型技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们都从貌似虔诚的农业结构中解脱了出来。后勤学、露营法、围攻术以及对夺来的土地实行永久占有和管理，成了希腊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人的智力热情被那些纯粹教学法和实用主义的哲学家及雄辩家们所支配。他们致力于把辩证法、语言学、归纳推理等理论具体应用于实践性主题之中，如农业、药物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当然还有战争。军事研究也成为这种系统化、理性化学习方法的一种。
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是哲学教学与战场经验相结合的典范。就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作为西方军事智力传统的奠基人屹立在历史之中的。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和苏格拉底的追随者，色诺芬写了很多小册子，像《骑兵指挥官》、《关于骑兵》等。而且，在他的《苏格拉底回忆录》、《经济论》和《居鲁士的教育》中，他还讨论了许多关于指挥术、战术和谋略等方面的问题。
道德因素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中，他对当时希腊发动战争做了隐晦的批评，并提出了最初的有时过于激进的改革建议。色诺芬本人并未被公众广泛了解，但他的作品清楚表达了他对城邦领袖和职业雇佣军领袖们的愤怒之情。
色诺芬的同时代人，更为实用主义的战术学家埃涅阿斯(公元前360年)也留下了他的作品。他的《军事准备》一书是一部传统巨著，已经散失，但幸存的一章《如何在围攻下生存》，囊括了关于如何有效利用雇佣军、如何组织突围、以及如何制定和实施撤退计划等从最日常(口令、起床号、密码、隧道、火信)到更广泛的问题。
不幸的是，几乎所有后来的军事思想家们都只留传下了一个名字，他们拥有无数用来对付方阵、弹道、防御工事以及围攻术的非常实用的方法，但都遗失了。无论如何，他们毕竟为代代相传的实用性军事研究奠定了雏形。
到罗马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时期，更多迂腐的军事理论作者追随而上。对这些人来说，古希腊文本和他们能弄到的拉丁文抄本是他们关于作战计划和组织最经常的个人体验，而且，只有在他们学院的一些大部头著作中才能寻到大部分初期希腊著作的一点踪迹。
几乎没有多少希腊人拥有像色诺芬那样丰富的一生。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1万名雇佣军的首领、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小说家，同时，他还是西方军事科学的鼻祖。他的文章是实际经验和理论思考独一无二的结合，与后世那些泛滥成灾的陈腐小册子判若云壤。
公民战士与诸神及英雄
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性在许多象征物、雕像及繁荣的修辞学中都被大量强调。几乎每个希腊寺庙都隐晦地以神话形式表现着希腊的方阵作战。门顶雕塑、壁缘饰带以及供奉塑像中的半神半人或奥林匹亚诸神等都是以类似于重装甲步兵的形象出现。制陶艺术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花瓶上几乎很少描绘弓箭手或桨手。史诗中几乎所有的英雄角色都被演绎成传统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尽管有时允许夸张化的裸体。同时，市场和店铺中也有一些场面令人潸然泪下，如马拉松大捷的画面就勾起了顾客对雅典步兵卓越风采的无限回忆。
重装甲步兵在潘海勒尼克的一些圣殿中也反复出现，像奥林匹亚、德尔斐、伊斯米亚和奈迈阿等神殿。在那些地方，大多数还愿时用的供物都是步兵的武器和甲胄，甚至乡间的一次漫步也能使你看到古代战争遗留下来的战利品。它们被杰出地表现在来自被俘重装甲步兵的武器雕像之中。另外，几乎所有葬礼演说辞都是针对步兵牺牲的，甚至在所有城邦中最具民主精神且最靠近海洋的雅典，演说家们也常常通过隐喻或含蓄的暗示把牺牲的城邦战士——骑兵、散兵、桨手——改变成殉国的重装甲步兵形象。另外，悲喜剧通常都注重描绘方阵和重装甲步兵的战斗，而一切其它形式的战斗都遭到贬抑。
结果便是每当希腊市民购物、献祭、瞻仰公众纪念碑或信手拿起一件小玩物时，每当他参加一个集会或坐到剧院的长椅上时，那些无所不在的文字或图片信息便开始对他进行轮番轰炸，毫不间断地提醒他：是步兵方阵，而不是骑兵，不是舰队，也不是乌合的散兵保卫了希腊城邦。于是，重装甲步兵作战的独特“规矩”和与之伴随的土地制模式，几乎未曾面临希腊城邦有地无地公民的任何诘问，共同走过了漫长的三个世纪。
这只小枭(雅典的一种夜蛾——这里看到的画面来自一只5世纪的茶怀)的面部形象类似重装甲步兵的头盔，它被认为是戴着羽毛的雅典娜的化身。雅典娜是希腊城堡、军营和城邦的保护神，也是智慧女神，但她却被塑建成人的形象，手执一块狰狞可怖的重装甲步兵的盾牌。佩戴看毒蛇项圈，它似乎随时准备张开口来咬人。
阿喀琉斯和埃贾克斯(上图)是8世纪史诗中的两个英雄，出现在一个6世纪花瓶上，看起来他们就像当时的重装甲步兵战士。德尔斐的西弗尼亚斯财政部有一条璧缘饰带(下图)，表现的内容是阿波罗、阿特米斯和阿里斯正与颤抖的垂死巨人们交战。他们好像与6世纪希腊方阵中的重装甲步兵完全一样，虽然他们来自遥远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