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介·西方战争方式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战争方式，土地肥沃但人力缺乏的社会比较倾向于一种仪式化的战争：其中，实际参加作战的是少数“精英”，但他们的命运却决定着国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

        阿兹特克的“鲜花战争”和印度尼西亚岛人们的“掠夺战争”相对来说较少带来流血事件，因为他们的目标在于俘掳人口而不是扩张土地；在于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人力，而不是让他们白白死于流血的冲突之中。中国也是如此，战略的目标在于不战而胜。最受人尊敬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其著作写于公元前4世纪)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虽然他的著作在其它部分主要阐述如何通过战斗获取胜利)。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军事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继承性。例如，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还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伊里安查亚高地人们的战争，他们仍像其祖先一样以一种仪式化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不过在那时，绝大多数军事文化已经被西方——欧洲类型和美洲的前欧洲殖民地区的类型所改造而转型了。

　　 同样也以历史悠久而自骄的西方作战方式主要体现于五个基础原则。首先，西方武装力量通常总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技术上的先进来弥补数量上的劣势。但这并非说，西方拥有完全的技术优势——直到17世纪早期火枪齐射技术和战场火炮的出现为止，整个亚洲的马上箭手和他们所使用的弯弓一直被证明要比任何西式武器的威力都大得多——但是，除了很少的例外，亚洲的马上弓箭手并不直接对西方构成威胁，就算能够，这种威胁也不持久。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先进技术都源自西方，许多重要的革新，如马镫和火炮都源自东方的对手。

　　 现在，一般国家从外部借鉴的之所以通常主要是军事技术，实在是因为由这方向的失败带来的恶果可能非常迅速而且足以致命。不过，看起来西方一直对接受新技术异常敏感，不管这种新技术是来自它自己的发明家还是来自外部。技术的革新以及同等重要的对这种革新的迅速反应能力，很快便成了西方军事文化的特性。事实上，历史证明，自从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以来，很少有哪个时期，西方所召集的部队在战斗潜能上不优于它近处的对手。

　　武器革新一直是西方战争史的特征之一。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使士兵得到了关于利用掩体、坦克作战、空中作战及搜索的入门知识。它还初次使用了可怕的新式武器——毒气。但较为有效的反毒武器也很快被研制出来。战争于是继续升级。这里是一个德国士兵在一次毒气进攻中戴着一种盒式防毒面罩把食物送往掩蔽壕。

　　 技术和纪律的重要性

　　 然而，单单“技术优势”本身很少能确保作战的胜利。正如瑞士军事作家安托万·亨利·约米尼在19世纪早期听说的那样：“武器装备的先进可能增加作战获胜的机会，但赢得战争的却并非武器本身。”甚至直到20世纪，战争的结局也较少决定于技术而更多地由其它因素来决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成功的奇兵突袭，雄厚的经济基础，最重要的是严格的军事纪律。尽管其它因素也都起着相应的作用，但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把军事纪律视为将分散的个体转化为统一的作战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所仰赖的首要手段，而没有过分强调血缘关系、宗教或爱国主义的作用。直到18世纪，许多士兵都是从同一地区招募而来并像一个扩展的大家庭一样集中听命于他们的地方领袖。虽然对16、17世纪绝大部分北欧国家来说，“新教运动”证明了一种颇有潜力的重整旗鼓的呼吁，而且，“你的国家需要你”和诸如此类的口号直到今天仍是部队招募工作的有效动力。但在西方，所有这些因素若与军事操练和长期兵役这两个孪生兄弟中的纪律性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

　　只有两大文明发明了步兵操练：中国和欧洲。而且都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在北中国和希腊，第二次是在16世纪末。此期代表人物——中华帝国的戚继光和荷兰共和国拿骚的莫里斯都明确主张恢复传统做法。在西方国家，行军和队列训练成为军队生活一个永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于一个1970年的英国卫兵来说，即使受不了这种训练的艰苦，但也必须参加)。

　　 甚至是5世纪时那些初为农夫、后为战士的古希腊重装甲步兵也以纪律性极强的方阵形式出战以达到最佳的作战效果，因为军纪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面对强敌时都能坚定不移且不屈服于内心的慌乱、恐惧和盲目的冲动。无论是实战还是训练，经常的团体活动都能人为地创造出一种血缘纽带的效果——为了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并进一步增强作战效果，其中有些如古罗马的军团大队、连、排等，都通过加强军队内部亲密的伙伴关系而得到巩固。

　　 应该再次予以强调，作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优势在于弥补数量劣势的能力。因为历史上不管是保护欧洲免于外来侵略(如公元前479年在普拉蒂亚，955年在拉茨菲尔德，1683年在维也纳)，还是征服阿兹特克、印加和莫卧儿帝国，西方军队在数量上向来都处于劣势，其间差距至少是一到两倍，而且常常更为悬殊。若非严明的军纪和先进的技术作保障，这些奇迹绝不可能发生。同样，若非因为强于对手的军纪，甚至是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几乎无法用他的6万名希腊和马其顿人的联军去摧毁波斯帝国的军队，因为在敌人的部队中可能招纳了更多的希腊士兵(他们拥有与亚历山大部队同样的作战装备)！

　　 从另一角度讲，军纪对西方军队也尤其重要。西方的战争正常情况下总是通过步兵来赢得胜利，少有例外。继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的长期占主导地位之后，继之而来的又是徒步作战占支配地位的1000年(当然这些徒步作战的士兵也是承受无数次围攻的首当其冲者)。射击武器——先是弓箭，后是火炮——仅仅强化了这一倾向。然而，对步兵们来说，毫不退缩地抵抗一次骑兵部队的猛烈进攻总是需要艰苦的训练、强大的凝聚力以及超人的自制能力。海战亦是如此。无论是在战舰上与入侵的敌军搏斗，还是忍受船外连续的炮击，纪律和训练显然都是最关键的。

　　 西方军事传统的继承性

　　 巩固确切地说是强化以上这些因素，在军事理论中有一种突出的继承性。首先，弗莱维厄斯·雷纳图斯·维吉提乌斯的《军事问题》(约编著于390年左右，50年后最后修订成本)一书的故事，可能为此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子。8世纪早期，位于前罗马帝国西北边缘的北翁布里亚学者比得拥有此书的一册抄本。9世纪时加罗林统治者洛泰尔一世委托人编写了此书节本，以帮助自己发明一种成功的战略来抵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入侵。而在1147年，安茹的杰弗里·普兰塔奇纳特家伯爵陷于围困中时，由于阅读了维吉提乌斯的这本书而发明并使用了一种引火装置。13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此书被译成了多种语言(法语、意大利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甚至希伯来语)。保存下来的中世纪的大量手稿进一步证明，《军事问题》一书长期保持着它受人欢迎的地位，其中有些被缩写成袖珍本以备战场上使用。甚至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乔治·华盛顿也拥有一本，他还对它作了详细批注。

　　 其它经典性的军事著作也经久不衰受到欢迎并发挥着影响。公元1594年，拿骚的莫里斯和他在荷兰的侄子们阅读了埃利亚的《战术》(约著于公元100年)中对于罗马军队作战时投枪和投石器使用技巧的描述后受到启示，完成了对于火枪群射技术最具关键性的革新，并在以后10年中把罗马军团施行的军事操练模式引入自己的军队。19世纪时拿破仑三世和赫尔穆特·冯·毛奇都翻译了早在2000年前写成的尤利乌斯·恺撒的《战争史》，而艾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和他在普鲁士参谋本部中的后继者们在毁灭法国的那场“下次战争”中，显然模仿了该书中取得惊人成功的包围战术。据罗马作家记载，这种战术在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中由汉尼拔所创，1914年，这种战术几乎再次被成功运用。更近一些时候，乔治·C．马歇尔将军也发表评论说，“一个士兵的军事教育应从阅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始”，而此书约写于2500年前。

　　 这些惊人的连续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理论家和现代的战争实践者们不仅都有对传统的喜爱，都确信过去的教训能够而且应当影响当代的实践，而且他们都拥有同一种愿望，即乐于接受四面八方的思想。宗教和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很少能干扰西方对战争的讨论和实践。一方面，“战争法则”已作为一个最普遍的术语被加以使用，它通常并没有有效的强化机制；另一方面，从柏拉图时的大学直到今天的现代军事学院——宗教的和世俗的——通常都没有严格的新闻监察机构，军事知识从而得以完全的系统化，一些主要的核心思想也因此而保持了惊人的连续性。这些连续性不仅包括对技术优势和纪律优势的不断强调，而且包括一种以赢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性胜利为中心的战争观念。正如19世纪早期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他的《战争论》中所表述的：“直接歼灭敌人武装力量必须被置于首先考虑的位置”，因为“摧毁敌人的战斗力是凌驾于一切目标之上的作战原则’。然而另外一些理论家也强调用另一种可赢得全局的战略来取代前者：消耗策略。关于此，西方军事史也提供了丰富的实例：罗马的菲比阿斯·丘克塔特(“拖延者”)靠着拖延时间、制造小的战争“磨擦”并依赖比敌人丰富的资源优势，最终扭转了布匿战争的战局；16世纪服役于西班牙的阿尔巴公爵，甚至还有在美国内战的最后阶段(公元1864～1865年)与罗伯特·E．李将军较量的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使用的也是这种策略。

　　 然而，无论是通过战斗、围攻、还是消耗，西方战略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几乎都是彻底击败和摧毁敌军，这与其它许多国家完全相反。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罗马军团士兵的残暴无情曾遭到许多经典作家的谴责。近代社会，“独木舟传奇”一词也仍然倡导“没有怜悯之情”的战争观念，而且它已成为欧洲海外战争的固定手法。所以，新英格兰南部的纳拉甘塞茨猛烈反对这种西方的作战方式：“那简直太疯狂了。”1638年，有人直率地告诉一位英国军官：“这种作战方式让太多的人惨遭屠杀。”那位英国军官未加否认，他也这样思量着：印度人“可能打七年仗也不会杀死七个人”。1788年的西非战争在欧洲观察家眼中正是如此。当地将军们确认“他们作战的惟一目的就是俘获奴隶。因为若得不到奴隶，他们便不可能为欧洲赢得任何利益，而若不战斗，他们便得不到奴隶”。很清楚，那些单为俘获奴隶而不是为彻底消灭敌人而作战的人们，就像在他们之前的美洲、东南亚及西伯利亚的土著居民一样，面对欧洲人用来对付他们的陌生的“毁灭战术”，只能是惊慌失措。

　　埃利亚的《战术》写于约公元前100年。描述了罗马和马其顿人的军事训练。当1616年约翰·宾汉姆出版此书的英文译本时。他在军事操练的内容中增加了荷兰共和国领袖拿骚的莫里斯所著的一部分。这是合理的，因为荷兰军队的军事转型主要是由于对埃利亚的《战术》和其它经典著作的阅读。不大合理的是宾汉姆置于卷头插图顶上的一幕情景：亚历山大大帝(站在右首的“无敌”马希登)正手持着那柄象征他的军事天才和霸权的宝剑递交给莫里斯。

　　 挑战——回应动力学

　　 但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扩张并非仅依靠技术、纪律和侵略性军事传统这三种因素。其它许多军事国家(如中国和日本)也同样积极地鼓励技术革新和纪律训练。孙子早就在他的教导中预言了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提出的许多主张，但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西方不同于别的国家。首先，西方具有独一无二的变革能力和在必要的时候保持其作战传统的能力；其次，它有为那些变革提供金钱支持的能力。
在那些仅被某一种绝对权威所统治的地区，比如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或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印度，由于他们较少面临生死攸关的挑战，所以军事传统的演变非常缓慢——如果不是根本不变的话；但在众所觊觎的地区，军事革新的需要就变得极为迫切了。必须承认，当一个国家发展程度较低，并保持着落后的政治、经济体系和结构时，挑战和回应挑战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太小，很少能引起迅速而显著的变化，但在各国争夺频繁且激烈的地区，挑战和回应会相辅相成，形成自足发展。

　　二战双方都被寻找一种能够确保其所向无敌的“神奇武器”的念头所困扰。德国发明出一种液体石油弹道导弹，但尽管消耗了巨大的财力(基于一种莫名的恐惧，协约国一方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第一次发射出去的“复仇武器2号”(V－2火箭)却只在1944年9月轰炸了伦敦。不久以后，瓦尔特·多恩贝格尔(设计的领导者)和维尔纳·冯·布劳恩博士(主要设计师)还因此而接到了希特勒发来的贺电和一枚骑士十字勋章(照片中，庆宴上的两个人都佩戴着这枚勋章)。然而，尽管德军发射出去的这种火箭数量高达3000枚，却并未稍稍延缓其败亡。

　　 这种机制可与一种叫做“间歇平衡”的生物学模式相比较。在这种模式中，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长期的缓慢增长中不时插入一段突发性的变化。所以，14世纪，当步兵的重要性已缓慢而稳固地发展了很长一段历史之后，瑞士矛兵和英国骑士突然戏剧性地变成了重要角色。接着，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实验之后，15世纪30年代，火药大炮开始了围攻作战技术上的革命。又经过约一个世纪，随着持续不断而且代价高昂的实验，一种新的被称为大炮堡垒的防御技术把战争的状况又拉回平衡。每一次革新都将旧的平衡均势完全打破，继之就是一段迅速转型和调整的时期。

　　在西方，协约国以高昂的代价研制出原子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担心德国已经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但直到德国失败，他们才收获到第一枚果实；1945年7月第一枚原子弹试制成功。同时，试验部队利用一些复制品教会全体人员掌握了如何使用它们的知识(照片显示的是放置在一架B－29飞机炸弹仓中的一枚原子弹)。与德国的V－2火箭不同，这项研究带来的结果举世瞩目。1945年8月6日，第一枚原子弹降落在日本广岛，三天之后，第二枚原子弹又投向长崎，次日，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

　　 然而，发展新的作战技巧和策略不只需要作战技术的改变。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维持其技术优势为基础的军事体制显然需要花费高昂的代价，而威力主要依赖于大量人力的劳动力密集型体制只需社会动员起大量以传统武器装备的成年男性就足够了——这可能只需很短的时间(有时，就像日本和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情况那样，一些相当古老的武器，如剑，就像亚瑟王的神剑一样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使用)。战争带来的财政上的负担可能延至以后好几代人。与之形成对比，一个资金密集型的军事体制则要求为士兵准备全副的武器和装备，它虽然花费很大，却容易很快变得落伍。不过确切地说，它有其吸引力：虽然需要较高的初期成本，但后期的保养费用却很低廉。比如，哈勒赫城堡是爱德华一世时在威尔斯的那些坚固要塞中的一个堡垒，它的修建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但后期保养费用却很低廉，直到1294年它还以仅仅37个战士的兵力就成功抵挡了敌人的进攻。这位国王的战略眼光也预示了“曼哈顿工程”的远景。在这一工程中虽然成百万美元被用于生产核武器，但在1945年8月2日，仅用两架飞机将之运出，就即刻导致了日本帝国及其在整个东南亚仍全副武装着的成百万军队的无条件投降。

　　 引进火药武器之后，每场战争的费用都证明是比过去大大增加了，军用金属的价格也涨到了。惟有一个集权化政府才有力量去支付战争的程度。发明集权化这种方式以应付如此昂贵的战争形式，显然使西方国家的权力更得到加强。每一次规模和武器装备上的新变化都要求努力到藩属国去掠夺新的资源，同时还需要一套扩大的官僚体制去对付它们。长期的财政压力常引起被掠夺者的反抗，但它也能导致宗主国对藩属国控制的增强——并因此而巩固了内部权力——使进一步的军事革新和发展成为可能。在为攫取和扩大军事霸权而发动的战争中，这一点尤为真实。这种战争要求从中央筹备军资和军需品并稳固地转向更广大的范围，因为它同时也促成了更高的税收、更庞大的借贷以及更强的集权化。西方国家的军事活动和政府形式因此而变得密不可分：国家发动战争，同时战争又缔造国家。若用另一种生物学方式来比喻，将提醒我们想起DNA分子中两条蛋白质链螺旋上升时在其各个不同分立点上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构。

　　 这些复杂的问题提醒我们考虑到，模仿西方战争方式应包括各个层面上的吸收和借鉴，仅仅武器上的模仿绝对不够，它同时要求模仿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作为革新和迅速对革新做出回应之能力的基础。“西方战争”依赖的士兵通常是社会中最保守的成员，但他们具有这样一种能力：既能适应变化的需要，又能满足从来自不同(通常是更底层)社会背景的“发明者”身上吸取指导的需要。对国家而言，它也应具备一种先决能力：迅速、大量并通常是长期地动员财富，以便使在冲突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技术劣势很快得到补救。自然，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作战备用资金也越不容易筹集——甚至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1904年，虽然法国投入预算的36％来扩充军备，而德国只投入了20％，但在实际上，这却意味着法国在仅以3800万法郎的投入与德国的9900亿法郎的投入相对抗。为了达到对手军备投资数目的一半，法国投入的资金与国民预算的比率竟是对手的两倍。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了下一个十年。它很好地解释了法国在1914年爆发的大战中为什么发现自己竟处于如此软弱的劣势之中，尤其是在炮术方面。

　　 然而，16世纪以来，巧立名目的税收和其它一些不断掠取财富的手段在供养战争的重要性方面远远不如信贷动员技巧的发展——比如国家银行、钞票、信用状及公债等——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以它当时的收入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建立并进而保持充分的信贷基金显然不太可能，在那勾起人们无限回忆的18世纪，英国的政治经济家查尔斯·达韦南特曾说：

　　在所有仅存在于人们思想领域的事物中，没有什么比信贷这种东西更虚幻、更美好了。它绝不能被任何强力控制，它只悬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依赖于我们的希望或恐惧的激情，它常常是不经意地来，没理由地走。而一旦失去，便很难恢复。

　　 但是，至少在18世纪的英格兰，“信贷”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据那个时代的估计，所有贸易往来的2／3是用信贷而不是用现金支付的。到1782年止，单英格兰银行每年交易账单的总值就已达到200万美元以上——若算出它可获得的货币利息，那简直高得令人眩晕。

　　 然而，激活信贷支付战争不仅依赖于广泛的个人贷款，而且依赖于各财阀和战争发起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因为公众贷款不仅要找到心甘情愿的贷主，还得找到愿意而且有能力最终偿还的纳税人。在英国，1689年后的100年中，国家年均税收总值增长了六倍。正像一个比较清醒的国会议员所评论的：

　　任何一位绅士请看一眼我们桌上的财务报告书吧。在那儿他将注意到我们的税收状况已膨胀到了多大的规模，多大的数目……那太可怕了，就是看一眼目录也让人恐惧，因为在挨着的好几栏中，我们看到的只有税、税、税……

　　 不过绝大多数自己也纳税的国会议员接受了必须缴纳这些税收的事实；国内大多数人亦如此。到1783年，当那场失败的对美战争走向结束之时，大英帝国的国债已累积到2.45亿英镑，几乎与二十多年的税收总值相抵。然而，对于许多种类的贷款，国家仅以3％的低薄利率攫取性地偿付。在西方作战方式中，“谁来支付战争？”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等同于“谁来作战？为什么？”这一问题。而且，在战时组织长期信贷(并因此呈现出一个安全而精密的资本市场)并把短期借债转变为长期借债的能力，也正是西方一件重要的秘密武器。

　　 资金问题也使许多国家在采取西方作战方式时受到限制。主要因为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并保持以大量财富对技术进行有效利用，都需要大量的成本，只有较少的国家能在这条跑道上长期坚持下来。有些国家显然太小(如1660年后的丹麦)或太分散(如1667年后的波兰)，另有一些国家(像瑞典、瑞士或比利时——更少成功)则选择了中立态度。而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军事力量仍主要致力于围堵并对付国内的威胁。相反，事实虽然证明并非所有西方国家都能采取西方作战方式，但在某些非西方国家却能做到这一点，日本即为此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由于严格的纪律、灵活的理论和一个精密成熟的财政体系这三者的重要结合，使日本先在16世纪后在19世纪获得了宝贵的军事技术，并同时投入了高昂的费用对这些技术加以利用。这是日本赶上(若不是超过的话)它所有竞争对手所必需的条件。

　　 支配全球的军事传统

　　 这些发展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它的发源地，因为侵略——武力掠夺——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过去2500年的绝大部分时期，不是更为丰富的资源或更崇高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无可匹敌的军事天才或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发达的经济结构，不是这一切，而是陆海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为西方的扩张奠定了根基。这种军事优势意味着西方很少为成功的侵略付出过痛苦的代价。来自亚非国家的军队很少能成功地开进欧洲本土，当然也有例外——薛西斯、汉尼拔、阿蒂拉、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但他们都只获得了短暂的成功。没有一个能从整体上摧毁他的这个西方的对手。相反，西方军队虽在数量上居劣势，却能击败波斯人和迦太基人的入侵并进而灭绝他们的国家，甚至伊斯兰的军队也从未成功地以西方方式在欧洲分割他们的“势力范围”。然而，另一方面，时光的流逝、军事力量的重新平衡促进了西方的扩张。正如荷兰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奠基人之一简·彼德松·科恩在1614年所观察到的那样：

　　亚洲的贸易活动应在我们武器的保护和帮助之下进行和维持，并且那些武器必须由贸易获得的利润来支付。所以，贸易没有战争不可能维持，战争没有贸易也无力进行。

　　 到1650年，这些言论之后的又一个时代，西方已经在四个区域取得了军事上的——并因此也取得了经济上的——完全控制：南美洲、中美洲和东北美洲、西伯利亚、附属撒哈拉的沿海地区，以及菲律宾的许多地区。此外，西方船只也随意航行在七大海域，在绝大多数海域中，西方已能调整并在某些情况下控制商业对手的海运贸易。

　　 到1800年为止，西方国家已控制了世界陆地表面35％的地区；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增至85％——仅在1878年到1914年之间就获得了10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其直接控制地区的面积急剧收缩，但西方军队仍能或多或少地直接插手它所选择的陆地或海洋地区，这一能力为保护其附属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维持全球的势力均衡提供了帮助。这一能力曾在萨拉米斯战役(公元前480年)和拉茨菲尔德战役(公元955年)中保护了西方，也曾在特诺奇蒂特兰战役(公元1519～1521年)和普拉西战役(公元1757年)中扩张了西方霸权。今天，或好或坏，它仍然在世界上维持着其支配地位，没有它，“西方的崛起”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