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作者：杰弗里·帕克　等 ·美国

出自————《剑桥插图战争史》

出自————《战争通史》

　　 由我策划和编辑的《剑桥插图战争史》将要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读者在发现书中内容基本局限于西方战争之后会感到失望。坦率地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战争的中国模式在重要性和趣味性方面并不亚于西方 。

　　 例如，在第一章，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对公元前7～前5世纪希腊高山地带争夺霸权的城邦战争进行了出色的描述和分析。对于每一个城邦来说，战争之伟力取决于农民，包括他们拥有的令人生畏的武器和使他们定期参战的硕大装甲防护。古希腊的战争是以无数短促而充满血腥杀戮的战斗为标志的步兵战，咧着嘴挺进的重装甲步兵方阵，先是迎面用矛对刺，然后用重剑砍下敌人四肢或切开其腹部。古希腊的战争规则被这些交战者视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大多数战争都在一个下午解决问题——这反映了组成方阵的富裕农民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大的城邦吞并了弱小的，出现了称雄一时的霸主，军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战斗人员——从穷人中征募而来的弓箭手和由富裕农民组成的骑兵。但是用青铜包装起来的持矛兵，仍是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因素。古希腊重装甲步兵这一文化景观其丰富的战略和战术意蕴，由于诸如色诺芬(公元前428～前354年)——苏格拉底的门徒，一支上万人雇佣军的统帅，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小说家和第一位军事科学家等——之类著述家的出现而熠熠生辉。

　　 汉森的生动描述主要是来源于他的一本著作《战争的西方模式》，此书出版于1989年。就在此后的第二年，见解独出的马克·刘易斯出版了他对发展历程具有惊人相似性的同一时期的东亚地区军事进行研究的成果——《早期中国约定俗成的暴力》。该书考察了公元前7至前5世纪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地区步兵的兴起。在这些地区，许多诸侯为获取霸权纷争不断，参战各方的政治基础都基于血统或门第，参战者的职位是由他们的世袭地位及其在战争中的表现来决定的。随着强国对弱国的吞并，野战步兵的规模迅速扩大——也许是成十倍的扩大——中国逐渐处于少数的诸侯国的控制、管辖之下。在崇尚军事技术的“战国”时期，战争冲突连绵不断——在公元前722至前414年间发生的504次诸侯战争中，至少有110个诸侯国被灭亡——由此出现了几篇关于战略和战术问题的专题论文，其中最值得称颂的是《孙子兵法》和与之齐名、由墨子所著的关于防御工事方面的论文。

　　 应该承认，差别是存在的。在古希腊，注重的是公民选举——城邦中常拥有好几位将军——以至像地米斯托克利那样经公民大会审查举荐的将领，也只能够任职一年。与之不同，中国产生了新类型的军事指挥者，一个将军可能由于掌握了军事技术(这是受孙子和其他军事著述者的教诲)而成为专门指挥家。然而，最终结果是非常一致的。中国300年间几乎没有中断过战争，其结果是使纷争的七国合并成一个大国——整个“中央帝国”在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实现了统一。秦始皇即中国第一个皇帝，下令模仿其凯旋而归的勇士来复制一支彩陶军队去守卫他的陵墓。与之相对照，古希腊城邦间的相互残杀造成彼此国力的衰竭，也终于导致公元前338年希腊联军彻底败在马其顿的菲利浦手下。与此同时，菲利浦将被征服的希腊各邦合并成由自己统治的联邦，继而组织起一支用于征服波斯的联合重装甲部队——经过他儿子亚历山大的努力，这一艰苦而富于冒险的宏伟事业终于得以成就，亚历山大也因此成为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依靠庞大军队建立帝业的始作俑者。

　　 以上两次“军事革命”的众多相似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还可以举一个微观一些的例子，以上两个社会——古代世界仅有的那样两个社会——就已经发现的训练方式而言，古希腊重装甲步兵和中国武士并肩同步进入实战。然而，为什么这部书只谈及前者呢？这里，我提出三点理由作为辩解。首先，对各个历史时期所有的社会——无论阿兹特克人和莫卧儿人，还是中国和欧洲——都予以同样关注的“战争史”，其广泛多样的内容是一单卷本的图书所无法包容的。其次，在让西方的勇士和军界名流分享关注和荣誉的同时，仅仅对非洲、亚洲和美洲的军事和海军传统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好话，那将是不可原谅的歪曲。再次，作为以下引介的补充性解释，不管是进步或是灾难，战争的西方模式已经主导了整个世界。在19、20世纪，包括中国在内，以悠久文化著称的几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坚持不懈地抵抗西方的武装，而像日本那样的少数几个国家却通过谨慎的模仿和适应，则取得了成功。到20世纪最后十年，无论是向好的方面还是向坏的方面发展，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已经融入西方社会的战争艺术，使其他所有的竞争者都相形见绌。西方战争艺术这种主导地位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成功的秘密，是值得人们认真考察和分析的。

杰弗里·帕克

1998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