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概况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哈珀-科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
出自————《战争通史》
军事历史发展的主要特征
这个时期开创了世界历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核时代的降临。人类似乎意识到了大规模自我毁灭的威力(参见第二十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行动(1945年)→日本的崩溃)。1949年苏联引爆了一个核装置，打破了美国对核秘密的垄断，核战争的威胁使世界不寒而栗，预示着一旦这两个大国间发生全面战争，则会出现互相毁灭的局面。
对许多人而言，战争作为外交的延续，似乎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而战争及其威胁依然存在，军方人员也还在试验与挫折的迷雾中挣扎，一方面试图驾驭这种新型武器，另一方面试图在不动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保持和改善用所谓的“常规”手段进行作战的样式。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十年间发生的错综复杂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距今太近了，还难以真正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审视；另外也是由于这是一个时局急剧变化的时期。然而，从政策、战略以及它们对军事领域的影响来看，似乎仍能发现七种主要的历史发展特征。
超级大国的对抗
各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都受到美苏对抗的深刻影响。这两个超级大国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望尘莫及。对两国而言，战略上最重要的现实问题莫过于对方的存在及其强大的实力。双方对抗引起的摩擦和冲突被称为“冷战”。尽管到本时期末，美苏决意实现某种形式的“和平共存”(双方更愿意称之为“缓和”)，多多少少驱散了一些冷战的阴霾，但双方的对抗仍是世界格局的主流，而且它们的紧张关系经常引起人们的恐慌。
技术革命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本时期技术的发展或许比美苏的对抗更重要。尽管很难说核力量的出现比人类开始征服太空的意义更重大，但不管怎样，从战略上看，它是最重大的技术进展。可发射大量扩散性武器的火箭主要用来将各种飞行器送入外层空间。人造卫星环绕地球；苏联和美国都把载人宇宙飞船送入轨道并使其安全返回；而且美国宇航员在1969年及以后的岁月里相继登上月球。
其他重大的技术进展还包括电信设备，这使电报、电话和无线电以从前难以想象的方式得到了运用，缩短了交流思想和对事件作出反应所需的时间。相关的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进展开创了研究与创造的新领域；新的和改进后的运输手段缩短了旅行时间，使世界似乎变得更小了。
政治和经济变革
殖民帝国在十分短暂的时期内迅速崩溃，产生了许多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中，通常难以找到能领导国家的社会集团。随着殖民统治的终结，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中出现了“期望值不断增长”的现象，这一点不仅是前殖民地，在许多国家也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些较贫穷国家的雄心壮志在许多方面都遭到了挫折，其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及世界广大地区，动乱和不稳定加剧。
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增强
这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时代。联合国尽管存在着失败和不足之处，但在世界动荡地区恢复与维持和平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地区性政治组织的思想也在世界一些地区发展起来，这种思想观念或多或少是从联合国的思想框架内产生的，但只包括与重要的区域性问题有关的国家。
多元化趋势
本时期的后期，超级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建立起来的两个庞大联盟内部，离心力均有所发展。美国和苏联都受到这种发展趋势的困扰和折磨，但起初苏联遭受的损失更大，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已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不过，比分最终拉平。美国在东南亚地区威信扫地，它在那里进行的一场没有也不愿意倾注国家全力的战争中，未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小国——越南。
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努力
在上个世纪，对国家间动用武力的问题采取了大量的控制和限制措施。然而，二战后时代，世界范围内寻求控制军备的愿望之强烈、真挚以及军备控制之复杂，都是以往任何时期远不能及的。这主要是由于全人类日益认识到核武器的潜在危险，在人类文明被毁灭之前，产生了对其使用加以控制的迫切需要。
军事战略中的新因素
仅仅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军人们就被迫面对军事史上最大的问题：对已为人所熟知的军事思想、理论和战略进行变革。
武器(或至少是对武器的估价)首次成为军事战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仅仅是战略家手中的工具。这可能是由于战略思想还没有发展到类似武器那样的复杂程度。当然，存在动用核武器的严重威胁和可能性，是决定本时期两场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对许多小规模战争和危机的解决产生了影响。不管怎样，由于拥有核武器，便产生了一种通过拥有几近无限的力量来限制冲突的新思想。自武力首先用于对付别人以来，人所共知的威慑思想又具备了新的重要性，也变得更为微妙、精细了。
实际上，上述的其他历史发展特征也都对现代战略思想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例如，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一种“解放战争”的新思想，其中意识形态影响和改变了原来众所周知的实施战争的方法。技术革命在使远程战略轰炸机武器系统发展完善后又使其淘汰。技术革命和经济变革的冲击，使军事领域也出现了在民用部门才运用的费效比概念，并影响了所有现代战略思想。
这些变化的结果是：这些年间，协调国家的军事和政治活动、以及管理和指导武装力量等方面的组织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美国)。虽然这一演变过程在逻辑上并不总是很清晰，层次也不分明，但它竭力使武装力量及其文职领导层适应变化了的冲突形势。
战略与冲突管理
军事战略中的这些新因素似乎并没有改变战略的根本性质(基于对历史上冲突的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及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历史评估和研究组织”于1966年从三个方面对“战略”进行了界定：①战略——在人类意志的冲突中，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达成获得成功结果的目的的艺术；②国家战略——在国家之间的冲突中，最高当局运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以达成获得成功结果的目的的艺术；③军事战略——在与敌人或潜在敌人的现实或预想军事冲突中，军事指挥官运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以实现国家战略所确立的目标的艺术)，但它们使得在冲突或可能的冲突形势下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和模糊。由于存在着这些复杂性，“冲突管理”一词开始用来形容战略家或“冲突管理者”对其所支配的资源进行的控制或指导。
核武器的出现，以及在除最有控制和最有限的以外的任何冲突中动用核武器所几乎必然导致的大灾难，把战争及与战争有关的概念清楚地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次冲突，包括超级大国间的全面核战争或战略核战争；一是低层次冲突，或称“常规”冲突，在这类冲突中可能不会动用核式器(但决不能忽视动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可以认为这种低层次冲突有多种暴力分类或者说是暴力的特殊表现形式。
对于这些区分的确切性质，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之间还没有完全取得共识，但只要看一看本时期末一次重要的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冲突频谱”，就能了解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战略理论在高层次冲突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威慑的概念——即使诉诸核武器的一方得不偿失。本时期，美国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发展威慑理论，结果产生了众多的威慑战略。其中一个极端是50年代中期流行的残忍而又赤裸裸的“大规模报复”思想：无论是直接的侵略还是间接的侵略，无论是常规战争还是核战争，对任何形式侵略的发动者都威胁动用全部核力量。而在本时期末美国流行的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有控制的灵活反应”理论。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失败表明，仅仅依靠核武器存在严重的战略问题。真正用灾难性的手段对付并不是灾难性的威胁或危险，并不合情合理。无论是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都不相信美国会因为不发达世界某个遥远地区发生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颠覆活动而向莫斯科发动攻击。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更不敢肯定，一旦苏联入侵西欧，形势危急，他们能依赖美国迅速作出核反应的承诺。到本时期末，这些疑虑影响了西方联盟的活力和稳定。
为防备苏联入侵欧洲，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于本时期初成立了。北约在单一指挥下的一体化武装力量，以及以美国总统控制之下的美国核力量为后盾，构成了和平时期出现的第一支重要的多国力量，这一点是独一无二的。起初北约的威慑作用还是有效的，但到本时期末，由于法国坚持拒不妥协的“独立自主”政策，将其包括潜在的核力量在内的打击力量独立于北约之外，使这种威慑作用有所削弱。
超级大国间的核僵持导致形成了“互相核威慑的保护伞”，核武器的存在无意中助长了低层次的暴力活动。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本时期末美国战略家们在对付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在越南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不过美国已在战略上制定出了对那些希望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尽管在越南和其他许多地方遇到了挫折，但在核时代推行国家战略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突出美国影响力的手段，这种政策大体上还是成功的。
另一方面，共产党的战略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体现在民族解放和保卫共产党政权等的战争中。本时期结束时，中苏关系破裂对该战略可能产生的影响还不太明确。
军事领导
本时期军事领导最独特的一个方面是，政界首脑们越来越多地干预海陆军事力量的日常军事行动。这方面的范例有：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的指挥权(参见第二十一章→朝鲜战争(1950－1953年)→1951年的作战行动→麦克阿瑟被解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U－2事件中承担责任(参见第二十一章→北美→美国→巴黎高峰会议中断)；法国总统戴高乐干预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参见第二十一章→非洲→北非→阿尔及利亚)；在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中，肯尼迪总统及其文职人员实施的显然不适当的控制(参见第二十章→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古巴)；肯尼迪对所谓“封锁”行动的控制，成功地消除了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威胁(参见第二十一章→东欧→苏联→古巴导弹危机)；约翰逊总统对动用空中力量对付越南所实施的指挥，等等。
这些行动决不是表明要回归到过去那种既是君主又是统帅的传统中去。采取这些行动是由于从政治上承认了一种事实，即任何冲突形势都有可能逐步升级为无法控制的核战争。因此，在应付传统(或非常规)样式的局部军事冲突时，如果军人自主行事，则有可能使冲突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文职领导人在冲突或接近冲突的形势下加强对军事行动的控制，只是表明有责任感的当局自身必须有能力确定会冒什么样的风险，以及如何冒这些风险。
在纯军事领域，麦克阿瑟在这一时期朝鲜战争中指挥的早期作战行动，尤其是达到其军事生涯顶峰的仁川登陆，表明一位美国名将的不凡气度。而后来他与最高统帅的战略发生分歧，犯了错误。对于1950年后期中国军队出人意料的介入行动而导致其后“联合国军”的暂时失败，他个人必须为此负相当责任。但正像滑铁卢战役不能否定拿破仑的全部军事天才、葛底斯堡战役不能抹杀罗伯特·E.李的军事才能一样，这种过失也无损于麦克阿瑟在军事上的声誉。马修·B.李奇微把由多民族组成的第八军锤炼成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以及后来詹姆斯·范佛里特对该军的控制(管理)也都是对军队实施成功领导的范例。在国共战争中，国民党在中共的打击下迅速溃败，显示出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军事天才。
很显然，本时期结束前，在这个局势变幻无常又需瞬间作出决策的新时代，对军事行动的领导正呈现出全新的方式。这种领导已经远不是坦尼森所说的“不要问为什么，只管战斗和死亡”的那种领导了，而是通过日益先进的“指挥与控制”系统网络把战场指挥官与其政治首脑联系在一起。除非战场指挥官了解并按照既定的政治目标和文职当局的指示行事，否则战术上的胜利就显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军事行动必须受到政治的约束。
如何既防止因这种严厉的约束而产生的激愤和烦恼，又在未来战场上保持军事平衡，是本时期末各级指挥官(从班长到最高统帅)面临的根本问题。在这些制约之下仍能成功履行职责的例子，是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克莱顿·W.艾布拉姆斯；还有一位是越南战胜法国及最终战胜美国的设计师——北越的杰出将领武元甲，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所受的制约更少一些。
兵器、战争理论和战术
总论
在陆战、海战和空战中，被遗弃了一个世纪之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的火箭，成为火炮主力。火箭的射弹既能装载核弹头，也可装载高爆弹头。导弹的种类包括从实际射程可遍及全球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到步兵使用的单兵反坦克火箭。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
本时期中期，由于担心远程轰炸机或洲际导弹实施的远程核轰炸，曾进行过旨在使平民免遭毁灭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半途而废了。到本时期末，民防思想所起的可能拯救生命(或减少重大伤亡)的作用，似乎不如其所起到的与核战略有关的心理安慰作用更重要。
另一个使人对全面战争产生恐怖的新因素是，用化学、生物和辐射等毒化手段污染敌国、毒害空气和植物而形成的威胁。事实上，直到本时期结束，各大国的军事专家们一直在研究查明化学战和生物战的手段和方法。
陆战
本时期，地面作战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反常和矛盾之处。这些并没有使基本的军事原则过时，只是必须改变战争理论和战术。朝鲜战争及后来在东南亚的作战行动表明，在丛林地带和山地实施机械化作战具有严重的局限。在这些地区，战术的机动灵活性(通过运动集中火力)取决于行进速度快的步兵的越野能力。
核战争的威胁及核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使部队必须分散配置，而部队迅速集中的能力也同样必不可少。这些条件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些条件下，部队指挥控制所必须的多样化通信手段成了一个重大问题。
适用于侦察、支援、运输小股部队和疏散伤员的直升机，取代了吉普车，成为普遍采用的越野工具。在美国的作战理论中，所谓的“空中骑兵”部队利用直升机增强步兵的越野能力，使其可灵活作战并得到后勤保障。尽管在统计资料上纠缠不清，说法各异，但越南的游击战清楚地表明，直升机既有灵活性，也存在易遭地面火力打击的弊端。
另一个矛盾存在于手持武器的试验性发展趋势中。密集火力理论取代了依靠训练有素的射手进行单个的瞄准射击。而美国军械理论家似乎把时钟倒转了一个半世纪，又回到了发射“实心弹”的滑膛枪时代，他们为美国步兵装备了一种能发射三种不同弹药的轻型武器。一种是22毫米口径的子弹，这种子弹发射后，不会产生较大口径子弹带来的振荡力；另一种是袖珍榴霰弹(一束优质钢制的箭头——短箭)；另外一种是可容纳两个弹丸的子弹。大量的电子和光学改进措施正日益增强单个射手的杀伤潜力。
解决这种矛盾的办法是，加快射击速度，使美国野战炮兵率先采用的密集火力思想得以运用到步兵火力中去(自觉或不自觉地)。如此密集而又比较精确的火力足以压制敌人，而且其杀伤效果可与火力较小但更精确的瞄准射击相匹敌或更胜一筹。只要后勤供应能“保障战斗”，则密集火力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不过，步兵和炮兵仍需要精确的瞄准射击。朝鲜战争还表明，在白刃战中，决定胜负的显然还是刺刀。很久以前掷弹兵和轻步兵，以及后来的突击队、伞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种部队预示的精锐部队对付集团纵队的时代，似乎又在重现。在越南的美国特种部队佩戴的绿色贝雷帽成了重要标志，代表着一个高素质的勇士。这种选择是否经得起费效比的检验，或者说从长远来看会不会使起一般作用的步兵产生有害的自卑感，仍是争论未决的问题。
作为地面战场的主战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的坦克，在那些地形允许其有效运用的地区，无论其实际所起的作用还是潜在的作用，仍居首位。在印巴战场上干旱的旁遮普地区和恒河流域茂盛的农田里实施的作战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第二和第三次阿以战争中，坦克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作战行动中都居主导地位。只是第四次阿以战争的结局才使这种情况发生了部分变化。在这次战争中，由于行动坚决的步兵装备了比较廉价而又有效的反坦克火箭和导弹，坦克的主导作用有所削弱。尽管在那次战争中，步兵和装甲兵差不多势均力敌，但最有效的反坦克武器似乎仍是敌方坦克上的高射速火炮(至少在70年代中期如此)。
海战
本时期，美国海军对公海无可争议的控制表明，海上力量的重要性及其目标实质上并未发生变化。向内陆地区投送兵力，以及利用海上交通线提供后勤补给是海上力量的重要发展趋势。其在朝鲜战争及后来在东南亚和中东水域的行动都说明了这一点。
核动力与火箭技术的进展相结合，使舰艇的武器系统和动力装置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舰艇结构因此也同样要发生根本变化。只要能定期从海上流动仓库(美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明的一种利用海上航道增强后勤补给的方法)补充食品与弹药，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期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尽管有些观察家对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在全面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其仍是海上武力的王牌。核动力潜艇，因装备有可从水下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其对陆地目标的攻击能力空前增强。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战舰的样板。
两次世界大战中就已出现过的潜艇战和海上争夺战对海上自由航行构成的威胁日益严重，这使猎潜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海军航空兵的支援下，水面和水下舰艇的快速、灵活的武器系统利用精制的电子测试设备发现并摧毁敌水下舰艇。
本时期中期，火箭炮正逐步取代海军舰艇上的管式火炮。然而，正如在朝鲜战争中以及后来在南中国海更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在登陆作战中以及小型舰艇实施的沿海作战中，管式火炮的精确火力仍必不可少。和陆战的情况一样，理论家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必须在密集火力和精确火力之间，以及火箭炮和管式火炮之间保持合理的比例。
核动力潜艇
一旦全面战争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摧毁。然而，对于使用所谓常规武器进行的规模较小的两栖作战，直升机似乎更能发挥威力，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存在着易遭击毁的明显弱点。因此，掌握制空权，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朝鲜战争中显得更为迫切。
空战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这二者间作出正确的选择。这要取决于西方世界威慑理论的效果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到本时期末仍然意见不一，而折衷派占了上风。
同时，空中力量各方面技术的重大发展，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的速度和航程更快更远。飞机的爬升速度和距离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也日益提高。对空中力量和地面部队像战术分队那样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了。至少在美国，战术空军与地面部队的联系更加密切，脱离战略空军的趋势也愈加明显。
然而，问题远没有解决。在战术上用固定翼飞机实施近距离支援时，存在如下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加快，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过目标，这样不仅限制其火力效能，也会大大降低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还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尽管飞机的速度有所提高，地面防空炮兵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也普遍有所改进，其防空能力有所增强。由于在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样式和方法上争论不休，而且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些使得近距离空中支援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了。
不过，主要通过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的试验，到本时期末，美国已探索出多种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方法。这可能是战争史上军种间最复杂的协同。这种支援行动大多由战术空军司令部组织实施，一部分任务则由陆军建制武装直升机完成，海军舰载机也可实施某些很有效的支援。然而，在越南，美国作战飞机的这种支援能力受到了苏制地空导弹(萨姆型)和轻型自行多管高射炮的抑制。第四次阿以战争中，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有效地运用了这些防空武器，从而进一步显示了它们的防空潜力。
对于拥有空中优势的军种间协同分队，还没有出现能与其巨大的优势相匹敌的地面武器。
重大战争
本时期发生过五次长时期的大规模对抗，其中最重要的是超级大国间进行的“冷战”。尽管出现过多次危机以及军事动员，但全面对抗却从未发生。在这些几近冲突的形势中，最重要的是1948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参见第二十一章→西欧→西德→柏林封锁(1948－1949年))、古巴导弹危机(参见第二十一章→北美→美国→古巴导弹危机)和1973年十月战争中双方进入战备状态(参见第二十一章→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十月战争→超级大国的卷入)。
另外四场更接近传统意义的大规模“热”战都发生在亚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国共战争(参见第二十一章→东南亚→中国(国民党政府))。其他三场大规模战争(印度支那战争，阿拉伯－以色列战争和朝鲜战争)将在下面作详细论述。
1967年的阿以战争(以及较低程度上的1956年战争)是典型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或者说是预防性战争。在这种战争中，一方(以色列即是如此)在认识到潜在的敌人正计划发动战争，且这种冲突实际上不可避免时，便决定按己方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开战，以掌握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