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概况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哈珀-科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
出自————《战争通史》
概述
这一阶段是急剧变化的过渡时期，前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日俄战争(参见第十九章→1914年之前主要的战争→日俄战争)是典型的有限战争并使用了规模空前的军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总体战并投入了更多的军队。汽油内燃机的出现，以及武器杀伤力的急剧提高，使作战行动的速度加快、范围扩大，人们必须竭尽体力与智力来实施战争。
军事领导
关于领导者的素质在本时期的发展总是存在着商榷的余地。在军界之外，被称为“老虎”的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既是凶猛与暴行的化身，又体现着大无畏的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具备号召和集合起全法国为其生存而战的卓越才能。在军界，出类拔萃的人物有法国的霞飞和福煦、美国的潘兴、英国的黑格和艾伦比、德国的兴登堡、鲁登道夫和法金汉、俄国的尼古拉和布鲁西洛夫、土耳其的凯末尔、日本的大山岩和东乡平八郎，还有波兰的毕苏斯基和苏维埃俄国的列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以其管理和军事才能逐步地将一支由大量低素质的农民组成的军队，造就成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就整体而言，本时期，德国军队军事领导的职业水准毫无疑问是最高的，然而法国、英国和美国军队的水准也不是差得太远。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时，几乎所有的强国都已采纳了总参谋部的领导体制，并或多或少地沿用着曾被冯·毛奇(参见第十八章→军事概况)统帅下的普军和德军所成功运用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英国和美国曾长期抵制引入总参谋部体制，因为对处于盎格鲁－撒克逊民主政体中的许多人来说，它的出现是朝着军国主义迈出了一步。但是，在世纪之交期间两国实施的一些相对较小的战争中，有大量证据表明既有的领导体制之低效率与不完备。在英国，英布战争之后，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和霍尔丹勋爵成功地说服了大多数同胞，总参谋部是军事上的必需，它并不危及自由人民的根本权利(参见第十九章→欧洲→西欧→英国)。在美国，大致同一时间，陆军部长伊莱休·鲁特获得了类似的结论，认为可以采取措施弥补美西战争(参见第十八章→北美洲→美国→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明显体现出的指挥体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战略
拿破仑“全民武装”的思想已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国战争”的思想所取代。国家生产和供给其武装力量以武器和粮食的能力，比仅为其提供穿军装的人力更为重要。这一点在大战中被俄军详为诠释。由于不能在战场上对其军队进行充分地武装和维持，俄国的数百万炮灰相对而言是无甚效用的。英国对中欧列强的海上封锁、德国对协约国海上供应线的潜艇战，如果说实际上尚未超过的话，那么至少也和纯军事行动同样重要。因为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要扼杀对方的国民，而陆军和海军的食品和弹药的来源正是依靠着他们。
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必然要支配军事的决策，战争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总体战的胜利像依靠军人一样依赖于农场和工厂的工人。这些在美国内战中已有的教训，人们不得不再一次地学习。
正如西线的僵局说明的那样，战略受到武器效能极大的制约。然而仅就此得出堑壕战争的僵局意味着在运用机动和火力来达成决心方面，军事领导能力的衰退和广泛的战略机动概念的衰亡这一结论是不对的。
西线流血的僵局缘于地域的限制和增进了的火力的战术影响。在西线，战争是以机动战的形式开始的(“施利芬计划”)，而其第一次决定性交战的胜利也是以机动达成的(霞飞在马恩河)。只是当机动的双方到达了可用陆地的尽头(在“奔向大海”作战行动之后)，双方的交战才陷入僵局，正面的攻击和突破成为唯一可能的答案。
在西线，双方都不断地摸索着试图以战术突破来达成战略机动，但是尽管代价高昂，却没能取得决定性结果。为了突破纵深梯次的防御不仅需要强大的首次突击力，而且需要不断地投入预备队和实施不断的火力支援以保持强大的后续突击力，并向缺口两翼扩张，正像洪水不间断地冲击并扩大在水坝和大堤上已形成的缺口的那样。然后以丝毫不衰的勇猛行动向防御深远纵深扩大战果。虽然在西线有几次曾对防御阵地达成了一时的突破，但像理论上分析的洪水般的突破贯穿却从没有完全实现。以现有的输送手段和工具，双方都不能解决战术机动、机动性火力支援和后勒支援的难题，从而赶在防御一方机动预备队封闭缺口之前，将战术的胜利发展成逻辑上的、决定性的结果。在另一个主要的战线上存在着类似的僵局，然而由于存在较广大的空间，战术的突破和战略上的机动在东线要容易的多。
陆军武器、作战原则和战术
19世纪下半叶，军事人员都注意到武器不可逾越的界限越来越大。然而几乎无一例外，欧洲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都没有足够地重视美国内战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没能留意在日俄战争中，这些教训得到的进一步的证实)。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于欧洲的经验，而部分地是由于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的战争都较短暂，他们普遍地没能正确地认识它们。
在20世纪之初，欧洲两个主要的军事大国，德国和法国都强调在战斗中夺取和保持主动权的重要性。大多数国家也以他们为榜样亦步亦趋。军队的热忱或称之为攻势精神渐为养成。攻势原则最伟大的倡导者是斐迪南·福煦将军，他曾任法兰西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认为火力的增强对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同等的有利。福煦还强调在武器训练方面确立较高的专业标准和掩蔽物的运用、保密性和战术机动的重要性。然而其追随者路易斯·卢瓦佐·格朗迈松上校滥用了福煦重视攻势行动的思想，他认为攻势是唯一出路，盲目地强调不论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时间、以任何代价实施攻击。德国的作战原则虽然也强调攻势行动的重要性，但从没像大战前的法军那样走向极端。
1918年，法国的轻型坦克
少数军人就作战原则所设想的面对现代武器实施密集的正面攻击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日俄战争的美国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不论是狂热而好斗的日本人，还是顽强而冷静的俄国人，都不能被说服放弃对野战防御阵地一再地实施的自杀性的正面攻击。而在美国内战中，几次代价高昂的教训迫使指挥官们在寻求决定性的结果时，转而求助于战术机动。
但是绝大多数军事人员忽视了一位平民、华沙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伊万·S.布洛克所表达的怀疑。他写了一部七卷本的书，名为《从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关系来研究战争的未来：战争现在不可能么？》。1898年，该书在圣彼得斯堡出版，20世纪初期开始在西方广为传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武器威力的增长使战争不可能进行了，“除非以自杀为代价”。布洛克过高地估计了他那个年代武器的威力，但他的见解可能较格朗迈松之流的军事人员更为接近于战争的实际特点。
现代武器的不可逾越性使得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变化，虽然正如通常那样，其深刻的教训直到大战结束之后都没能完全被消化和吸收。机关枪和现代火炮与野战防御工事和铁丝网相结合，制约了正面攻击并永远地终结了骑兵的冲击。纵深梯次地部署成为防御的必需，而火力和机动，正如在美国内战中显示的那样成为胡蒂尔战术(参见第十九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的作战行动→东线)最根本的基础，并最终打破了堑壕战的僵局。步炮兵协同梯队成为20世纪前半叶陆上作战基本的战术编组。
在大战期间诞生的坦克成为陆上作战中最为重要的新发展。毒气是另一种发明，虽然接踵而至的反措施减轻了毒气这种骚扰性武器的威力。
虽然马匹运输仍占主要地位，但摩托化运输已变得非常重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心理战第一次系统地得以运用，虽然按现在的标准来看它还处于低水平。宣传活动在各自的大后方激发起人们的努力，同时，煽动和颠覆性的传单飘落在敌方战线上，试图削弱和瓦解对方士兵的士气。轰击巴黎的德国远距离大炮(参见第十九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的作战行动→在西线的作战行动)从这种意义上讲则是心理战武器。
当飞机和飞艇由最初执行侦察性任务而发展为致命的武器时，战争具有了三维性。到这一时期结束之时，空中的打击已变成陆上和海上交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海军武器和战术
英国的“无畏”号(参见第十九章→欧洲→西欧→英国)，是后来被称之为“无畏战舰”一类重型战舰的原型，具有厚重装甲，安装有一组同类型的25厘米或以上的大口径火炮，具有全向射击能力，一次能发射惊人重量的炮弹。它的问世使得以前建造的战舰都显得过时了，结果大国包括英国自己都被迫陷入军备竞赛。海军军舰设计师力求将大威力和机动相结合，于是很快制造出了战斗巡洋舰。此类舰装备的火炮与无畏战舰差不多，但缺乏装甲防护层，这是为获得较快的速度而作出的牺牲。战斗巡洋舰像大多数海军混合舰那样在日德兰海战中被证明效果不佳，到这一时期结束之时便从世界海军中消失了。
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超级无畏战列舰
然而在海战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发展，是出现了作为封锁和反封锁武器加以使用的潜艇。虽然英国在海面上的霸权只受到过一次挑战，且从未受严重危害，但在1917年，当德国的U型攻击型潜艇攻击英国的商船时，几乎使英国屈膝投降。潜艇击沉商船企图使英国挨饿而降，后来引入了护航体系才使英国摆脱危机。
德国潜艇
裁军思想
随着战争不断扩大、费用增长并愈来愈恐怖，许许多多的人们开始严肃而充满希望地思考人类很久以来既有的创造一个永久和平世界的梦想。然而很快变得明显的是确保国家安全的要求，比对和平的呼吁更能激发起各国和政治家们的兴趣。1899年5－7月，由俄国沙皇发起召开了首届“海牙和平会议”，沙皇寻求裁军的兴趣很快便变得清楚了，其主要目的是挽救由于与德国和奥地利攀比军事开支而产生的经济倒退。1907年7－10月召开了“第二届海牙和平会议”，但如同第一次会议一样，由于国际性的妒嫉和怀疑阻止它除了确立和制定一些战争法和建立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之外，没有能取得更多的结果。1908－1909年的“伦敦海军会议”详尽地确立了与海战有关的一些附加的法律条款，但是在大会上达成的公约从未得到参加国政府的批准和认可。
1918年1月，威尔逊“十四点”的第四条 [ 译者注：裁减各国军备。 ] 给这个厌战的世界予希望，即在一定程度上对武装力量的控制可能会被达成，从而确保大战后永久的和平。这一希望在国际联盟协议中得以具体化，并促使国际联盟在战后时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裁军研究。1921－1922年举行了“华盛顿会议”，就主要海军大国战舰的数量和大小达成了一些规定。
现实的政治家们怀疑真正的军备控制是否将是可能的，但是他们开始留意公众对于和平的要求。然而，只有当他们各自国家的安全能够得到绝对的保证时，他们才尝试着这么做。但莫明其妙的是潜在的对手对此类保证从未能够采取一致的令人满意的军备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