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概况
作者:T.N.杜普伊 ·美国
出自————《哈珀-科林斯世界军事历史全书》
出自————《战争通史》
这个世纪在整个世界史中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它以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改革为开端,伴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历经了相当时期激烈的宗教斗争。随着黑火药在军事领域的深入应用,军事战术发生了改变。
16世纪,海军战略战术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从而打破了延续2000 多年的旧体系。在这千年中,近距离的行列大帆船舰队控制着海洋。到16世纪末期,大多数国家海军都配备了装有重型远距离舷侧火炮的帆船。
因此,尽管陆军的作战能力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但是本世纪内海军著名将领比陆军将领多,这一点也不奇怪。其中有两位海军将领最富有远见。虽然他们都没有参与西欧海军战术的伟大革命,但是都对海军作战理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世界著名将领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中的一位是葡萄牙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被誉为现代海军战略之父;另一位是朝鲜的李舜臣,是世界第一支装甲舰队的缔造者和司令官。另外,还有几位较著名的海军将领。他们是:阿尔及利亚的法赫鲁丁,他是世界最现代化、规模最大的大帆船舰队之一的司令;英国的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他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远距离舰炮舰队的作战战术。西班牙有三位著名的海军将领,他们的顺序依次是,法赫鲁丁强大的对手──意大利人安德烈亚·多里亚,赢得了历史上最大帆船舰队作战胜利的奥地利人唐·胡安,在新旧两种帆船作战中都显示出卓越才能的圣克鲁兹侯爵阿尔万柔。
16世纪,著名的陆军将领由土耳其人和西班牙人平分秋色。土耳其最杰出的将领是奥斯曼苏丹谢里姆及其儿子苏莱曼,称霸印度的莫卧儿国王巴布尔和他的孙子阿克巴。尽管意大利的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与其西班牙前任──贡萨洛·德·科尔多瓦以及意大利的征服者──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同样有名,但他还是算得上16世纪内欧洲杰出的军事家。他在欧洲的优势就在于用他的才智以运动战支配着两个同样强大的对手:法国国王亨利五世和荷兰拿骚的土著部落首领莫里斯。此外,这个时期值得一提的还有缅甸的莽应龙和日本的丰臣秀吉。
16世纪内,黑火药武器完全统治了整个欧洲战场,亚洲战争情况与欧洲的几乎相似。盔甲,很难用来对付轻武器和火炮,因而很快消失了。然而许多贵族仍穿着轻盔甲,这主要是为了显示其威望。许多国家的骑兵仍头戴头盔,身披护胸甲,以便能从事白刃战。一些国家的步兵,特别是矛兵,由于上面同样的原因,也戴盔披甲。
轻武器
整个世纪,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的发展和使用上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这一优势是以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埃尔赫兰将军)指挥的意大利战役为开端的。由于西班牙人认识到轻便火器作战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一直致力于改进和发展他们的武器。到16世纪末,法国总结了与西班牙人作战惨败的教训,迅速迎头赶上来。
欧洲国家的火绳枪手
16世纪中期到来之前,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国家为了简化弹药供给和训练程序,开始将其轻武器的口径和机械装置标准化。新标准化的火绳枪常叫做“Calivers”,实际上这是一个拼写错误的词,正确的拼法是:“Caliber”,即“口径”。这一发展主要是佛罗伦萨的菲利普·斯特罗齐努力的结果。
16世纪中后期,西班牙人致力于增强其步兵作战能力,为此他们开始采用一种较重的轻武器,即滑膛枪,其射程可达275米以上。它是从一种所谓的带有夹持器的火绳枪演变而来的。真正轻的炮兵武器,一般都是固定在墙上或壁垒上,作为防御火力。在拉文纳战斗中,佩德罗·纳瓦罗伯爵为了把这种带有夹持器的火绳枪应用于机动作战,将它安装在30部手推车上使用,使其适应西班牙人的野战防御工事。这种枪须用一只叉型架支撑着射击,且比火绳枪的射程要远,装弹量也大。它的出现使本来就不简单的部队机动和训练更加复杂化了。然而,由于其射程远,火力强,这样的损失还是合算的。到16世纪末它基本上取代了老式火绳枪,在欧洲军队中成为主要的步兵武器。
英国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后采用这种黑火药轻武器的国家。它内部经过了很长时期的争论,直到1595年皇家条令才正式明确,滑膛枪作为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从而淘汰长弓。这样,每个士兵除携带武器外,还须带一支火绳枪──标准化火绳枪或滑膛枪。然而,在英国由于弓箭兵射箭比大多数滑膛枪手射击动作快,射击的距离又远,所以有关取缔弓箭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大约两个世纪之后,美军将领本杰明·富兰克林极力主张以长弓作为步兵的主要武器)。
16世纪初期,为了使黑火药武器适用于骑兵,人们致力于制造一种骑兵用的小而轻的火绳枪。理论上,这种手枪的雏形一只手就可使用。但由于操持粗陋的火绳枪动作比较复杂,实际上要同时用两只手才能射击。因此,骑兵火绳枪手通常既要掌握射击技术又要具备熟练的马术。一般来说,他们很难做到两者兼优,因而往往显得手忙脚乱、配合失调。
火绳枪机工作程序图
然而,到了16世纪中期前不久,转轮式点火开关发明了,从而产生了世界第一支真正的手枪。它可能是德国的约翰·基富斯发明的。这种枪的机械装置像我们现在的烟盒那样轻,一只粗糙的旋转轮撞击一块黄铁矿,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里的火药。当扳机向下打动时,一个大火花就释放出来,使转轮转动。为了保证少量的不间断火力,骑兵通常备有三支手枪,两支放在枪套里,一支插在右靴里。在三支手枪都射击完毕后,骑兵或者放下最后一支手枪,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或者下马重新装弹,因为装弹必须两只手同时进行操作。
由于这种点火开关造价昂贵,使用起来也更加娇气,因此16世纪里它一直没能取代较为可靠的火绳点火装置。
火炮
16世纪炮兵武器的发展没能跟上轻型兵器发展的步伐,主要原因是炮兵还无法使炮既具有很高的机动性而又十分可靠兼射程远。人们早就知道,要使炮做到射程远、精确度高、杀伤力大,炮管的长度最好是炮口直径的20倍或20倍以上(即炮管长度是膛径的20倍),同时炮管的管壁要厚,以承受装药量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管壁较薄的炮和装药量较少的炮弹虽然也能发射同样重的弹丸,但是,其精确度和射程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即使是最轻型的炮,也仍然很不灵便,移动困难,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炮存在这些缺点,因此,15世纪末,法国在炮兵方面所取得的优势,很快就被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以及步兵战术方面的惊人改良所抵消了。法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结果在16世纪,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只是在攻防堡垒和海军作战中有一点用处。尽管当时一些大的战役还都用到了炮,但在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场激战之后,一般情况下轻武器成了战争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被更能干的德国枪炮制造者和炮兵取代了。接着,西班牙人又很快夺取了这一优势。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跟军事科学的其他多数领域一样,西班牙在造炮技术方面始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阿尔贝特·马努奇在《炮兵时代》(伦敦出版,1949年)一书中对16世纪炮兵战术地位作了这一有趣的描绘:
“尽管炮兵已有了一定的机动能力,但是火炮的车架仍然很笨重。要想移动一门英国的加农炮,即使在平坦的路面上,也需要23匹马才行。在同样情况下,移动一门长炮,需要9匹马的拉力(移动蛇炮需要60多匹马的拉力)。弹药──主要是生铁粒,炸弹(一个装有黑火药的铁壳),霰弹筒(一个装有小弹丸的铁罐)和弹丸(铁球团)──都是用独轮车和两轮车通过坎坷不平的道路拉来的,或是人背来的。炮手的步速就是野战炮兵的速度,因为炮手要跟着火炮行动!而且一些炮手要伴随火炮若干年。伊丽莎白时期,伦敦城的个别炮手已经90多岁了。
“由于缺乏机动性,在战斗中火炮随时随地有被夺取的可能性,所以对于炮兵来说,这段时间通常是危险时期。一般来说,炮兵阵地上指挥官实际上就是参战的士兵,而后勤运输人员和炮手则是雇佣来的,炮手当中自然要有人看守着炮。由于在战场上炮兵人员通常守候在炮旁,容易被敌人步兵枪手逐个地打死,所以这些炮兵和那些对君主不负什么特别责任的国内技术人员关心的是阵地及其隐蔽部的安全。炮兵部队中通常还需编入一些火枪手,他们的职责一方面是防止炮兵开小差,另一方面也是保护炮兵免受敌人的袭击。”
炮的制造者不断对炮的新型设计、炮膛直径、炮管管壁内厚度、炮弹炸药装填量和弹丸重量等综合性能进行多方面的验证,结果造成炮的型号繁杂多样,弹药供应成了一个极重的负担。因此,炮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6世纪中期前不久,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下令将所有帝国制造的炮标准化为七种型号。不久法王亨利二世也效仿西班牙,将法国炮规定为六种标准型号。但是炮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原有标准型号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型号,不过,总算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计划了。当时各国有许多炮是仿照西班牙的设计制造,但国与国之间炮的型号一直各不相同。
到了16世纪末,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后来将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这时炮的改进主要限于机动性的提高,编制的改进,战术以及射击技术等方面。到了16世纪末,现有的炮基本上组合成作为现代炮兵原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长炮型,类似于现代的野战火炮,其炮管较长(约为口径的30倍),炮管管壁较厚。因此,精度较高,射程远。
十六世纪西班牙大炮
第二类炮,炮身较轻较短,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较近。这种炮虽牺牲了射程和精确性,却换来较大的机动性,又不降低它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加农炮。它的炮管长度约为口径的20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榴弹炮。
第三类炮,炮管短,炮管的管壁薄,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所以射程短。这类炮又分为两个小类别:一类是射石炮,可能是由于其炮弹为石头的缘故而得名,它比同口径的铁制迫击炮要轻得多,因此这种炮(其炮管长为口径的10-15倍)管壁很薄,但仍能发射较大的石块,这种石块几乎和加农炮的炮弹大小差不多;另一类是臼炮,相当于现代的迫击炮,无论是过去的臼炮还是现代的迫击炮,都是短炮管(相当于10倍以至于更小的口径),因此其弹道较高,射程较近。
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即使是国与国之间火炮的标准类型区别较大,但是其类型都包括在下面三种类型之中:
16世纪大炮性能一览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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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发生了一场大的革命。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甚至是中世纪最坚固的城防工事过时了。这是因为城堡和筑有城墙的城市无法架设对付敌人炮击的大型加农炮。城墙上的轻型炮又打不着敌人的攻城远程炮,稍重一些的炮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拖到城墙上面,也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炮的后坐力会使墙基发生巨大的震动,严重影响了城墙的坚固度,反而更容易被攻破。
因此,城墙变得低矮而厚实──即使城墙出现缺口,只要布置同样多的护城炮,就可以弥补损失,增加攻城难度。新式城防工事筑有宽大低矮城墙,从城墙上又延伸出三角形棱堡。这样,护城炮就可以封锁接近城堡的所有通道。因此,当时各国都为原有的城防工事构筑了新的城墙和三角形棱堡,并尽可能给老式城墙加宽并降低高度。
在16世纪以后的时间里,出现一种强烈的对比,即筑城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地增大攻城炮的威力及射程。尽管新式城墙不仅有巨大的棱堡,而且还可以架设威力强大的护城炮,但是在长时间密集的炮火中仍然可能被炸裂口。因此,为了增强城墙的坚固性,防止敌方步兵乘隙而入,新型城防工事在城堡周围挖掘了宽阔的护城壕沟,壕沟边再构筑一个外崖,外崖上还部署了一些轻型炮,以对付大量的攻城炮,不使敌人靠近。同时,为了确保护防炮有广阔射击角度和发挥外崖上的轻武器的威力,新型城防工事还在外崖墙前构筑了一条平缓的廊道或斜坡,一方面减缓了外崖的坡度,增强了城墙的坚固程度,另一方面减弱攻城炮的威力,增加了攻城难度。
新型城防工事的设计还有一个附带的优点,那就是敌人很难把地道挖到城墙下面,因为地道必须掘得很长,挖地道的人很难吸到新鲜空气。挖掘地道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黑火药的代价昂贵。在可以挖掘地道的时候,通常采用崩坍的办法而不是爆破,这正好又回到了古代采用烧毁地道坑木使城墙倒塌的办法。
新型城防工事的方法超过了枪炮技术的发展速度,使攻城又变成了漫长而又煞费苦心的事情。同时,这反过来使战争重新成为一连串的城池攻防战。鉴于部队的机动技术、过分的自信或者后勤供应的压力等方面的综合因素,有时也会促使双方军队开到野外来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新型城防工事的出现,必然会刺激人们去努力改进攻城的技术和方法。为此,必须寻找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把进攻城堡需要的炮和轻武器尽可能送到离城防工事较近的位置上,以便充分发挥武器的火力。由于攻城用的老式弹盾和塔架已经不适于对付城防用的黑火药兵器的袭击,所以攻城部队不得不求助挖掘壕沟的办法。16世纪末以前,掘壕攻城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它比17世纪沃邦的技术改进还是要原始一些。
防御工事构造
在远程长炮的掩护下,攻城部队的工兵和步兵对准城堡防御工事中可能比较薄弱的地段挖掘壕沟,当挖到炮火可以打到城防工事的外崖或者其他的外围工事时,便在宽而浅的壕沟前面迅速筑起一道厚厚的土墙,作为放置攻城炮的工事。然后在夜幕笼罩下,将重炮推进阵地,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炮轰。在炮火的掩护下,壕沟不断向前延伸,直到炮兵和步兵联合发动进攻,制服城防工事壁垒上的防守部队。这时,攻城炮继续向前推进,集中火力轰击敌人的主要城防工事。
用来对付高度戒备的城防部队时,挖壕本身费时、费力、费钱,还要流血牺牲,几乎是一项不忍心采用的攻城手段。16世纪时的城堡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弹储备,那么就像13世纪时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
新的城堡防御工事以及对付它的攻城手段的进步,极大地刺激了古罗马时代以来在欧洲早就基本退化了的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不过首先还是由贡萨洛·德·科尔多瓦领导的颇有远见的西班牙士兵促进了野战防御工事的发展。显然是他最早认识到野战防御工事与新式轻型黑火药兵器相结合的潜在威力。后来,佩德罗·纳瓦罗和帕尔马的亚历山大也效法贡萨洛·德·科尔多瓦,使西班牙高超的工程技术和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成了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期间取得军事优势的主要因素。
陆军战术
概述
由于军队致力于采用经过改造的黑火药武器,所以战术也在不断地创新。到16世纪末,军队编制和战术队形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变化。在这个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总的来说在此方面西班牙军队比其他国家的军队更富有远见卓识。但是,到了16世纪末期,法国军队在亨利五世、荷兰军队在拿骚的莫里斯的领导下──循着西班牙足迹──在战术队形方面迎头赶上,开始取得优势,超过了包袱过多的西班牙。
正如前面所讲的,火器效能的提高和工事坚固性的增强,使军队指挥官们轻易不拿部队冒险,除非对胜利有较大的把握。各国特别是法军从帕维亚之战(参见第十三章→西欧→法国→与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惨败中总结的教训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也有后勤补给尤其是弹药供给难度增加的原因。
这个时期,由于火绳枪和滑膛枪在装弹时,士兵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兵器的效能大受影响,这使负责作战指挥的16世纪的军事将领们在协调联合兵种作战时,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步兵轻兵器的威力,军事指挥官在战术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包括骑兵突击行动、骑兵用轻兵器出击、炮轰、长矛冲击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等等。
步兵战术
15世纪末,在支持那不勒斯国王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贡萨洛·德·科尔多瓦首先认识到并充分发挥了轻兵器的威力。他发现将火绳枪士兵部署在堑壕中,以守卫广阔的正面阵地,可节省许多兵力,以机动战胜法国军队。他还设法解决了本世纪的一个基本步兵作战课题:即如何保卫野外作战中正在装子弹的火绳枪手的问题。他把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合编在一起,长矛兵为火绳枪手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并利用进攻突击使火绳枪手的轻兵器火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西班牙矛兵
科尔多瓦的后继们继承并改进这一战术,将火绳枪手部署在散兵的前面,两翼配以矛兵和戟兵,其中散兵是由所谓的法国爱磨人敢死队组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此组成了16世纪军队的战斗队形。
瑞士矛兵
随着武器的发展,西班牙不断增加轻火器兵对矛兵比例,开始将轻火器兵编入队形,与矛兵混编成几个固定的纵队。为了保持火力的稳定,前排火枪兵射击完准备重新装弹时,后排的火枪兵向前移动,站到射击线上,准备射击。这种大型的编队从事作战时,矛兵首当其冲,表现了西班牙军队独有的特点,所以有时称之为“西班牙方阵”。在16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训练有素的方阵使西班牙军队在作战中火绳枪和矛兵互相支援,程序严密,所向披靡。
到了16世纪末,这种编队随着滑膛枪手比例的增加,其威力不断增强。另外,更加轻型而且机动的火绳枪兵几乎完全成为适应小规模战斗的中坚力量。这一创举几乎是由帕尔马的亚历山大和拿骚的莫里斯同时发现运用的。在此期间,帕尔马的亨利对其加以改进(在库特拉之战中),让前排火绳枪手跪在地上,第二排枪手站着同时进行射击,这样就增强编队的稳定性,使火力强度成倍地增长。
骑兵战术的发展
16世纪的前一阶段,法国重骑兵仍然是欧洲地区的劲旅。它主要是由作战经验丰富的近卫骑兵队和自由连队组成(参见①第十二章→军事概况→陆军战术→骑兵战术;②第十二章→军事概况→军事组织),然而帕维亚战,法军惨败,使这些中世纪骑兵成为过时的产物。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军队正开始逐步地增加轻骑兵的比例,并尝试改进黑火药兵器,使之适用于骑兵的作战。
在这个兵器试验时期,德国建立了一支配备有新式转轮手枪的重骑兵。德国雇佣军在改进黑火药兵器使之适合骑兵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德国骑兵通常披着黑色盔甲,使用的武器也带黑色,因此他们被称做“黑色骑士”──主要由施瓦茨人骑兵队组成,通常用来称谓16世纪的德国雇佣骑兵。施瓦茨人骑兵队配带的武器与著名的德国雇佣矛兵相同。起初他们穿锁子甲,后来改为头盔、胸铠和一直套到大腿的笨重皮靴。冲锋时,他们排成由一些不大的密集纵队组成的横队。每个纵队由几个横排组成。当他们接近敌人时,前排士兵把所带的三支手枪全部射击完毕,然后,突然转弯180度向后跑去。这就称为“半旋转”战术。当他们跑到自己一行的最后排位置上装弹时,最前面的一排骑兵也开始按部就班地前进、射击,然后转弯向回跑。通常“半旋转”战术是在骑兵全面向前推进之前采用的。要顺利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相当困难,很容易遭到敌人骑兵反冲锋的破坏。整个16世纪,德国都在运用这一战术。然而,对于那些唯利是图的德国雇佣军来说,这一战术的效果比较有限。
虽然16世纪下半叶德国最初在骑兵采用黑火药轻兵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久法国骑兵夺取了它在欧洲的优势。法国重骑兵完全淘汰了长矛兵,作战时通常排成很长的横队,快速向前冲击。横队的纵深只有2-3个横列。他们先用手枪开道,然后挥舞马刀实施突击冲锋。到了16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骑兵都装备了手枪或手枪和马刀。唯一例外的是西班牙和波兰的长矛兵。
欧洲骑兵的战术和编制体制受土耳其骑兵的影响较大,而土耳其骑兵又综合其敌人──基督教国家骑兵的优点。只就土耳其精悍的近卫步兵来说,它是由大多配备剑的不正规的轻型散兵和穿有轻便的锁子甲、训练有素的封建诸侯的军队(骑兵)两个几乎均等的部分组成,同样它的骑兵也是由矛兵和带有弓箭的骑兵两个均等部分组成的。16世纪初期,除法国的骑兵外,土耳其骑兵几乎威震所有的对手。然而,由于火器用于骑兵,土耳其的骑兵逐渐落伍于西欧国家的骑兵。
在土耳其的骑兵中,最优秀的要算是苏丹的“骑兵卫队”。它比近卫步兵配备的武器和锁子甲要多,能够与欧洲优秀的步兵和骑兵抗衡。另外,土耳其军队近卫步兵在战术编队方面也一直是出色的。
但是土耳其的骑兵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为了使大量的马匹有充足的饲料,他们不得不经常迁移,过着游牧的生活,这使得他们难以在某一地区长久作战,而且不得不携带战利品与中欧国家军队作战,而中欧军队可以其坚固的城防工事如在维也纳阻止土耳其军队的进攻;另外,在长期艰苦的作战中,土耳其军队的步兵和骑兵比例失调,使其缺少足够机动力量。不过土耳其军队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不断增强精干有素的近卫步兵力量,通过使用野战工事,来给骑兵提供前进基地。结果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土耳其军队对中欧国家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由于德国和匈牙利军队羡慕并吃过土耳其轻骑兵的亏,所以重点发展本国的轻骑兵──像土耳其“华丽轻骑兵” [ 编者注:轻骑兵之一种,通常着华丽军装,故名。 ] 那样强大有力,赋予敌后搜索侦察和突袭敌人的任务。这一趋势早已在西欧的西班牙骑兵和法国及威尼斯轻骑兵中有所发展。到了16世纪末,欧洲各国发展成两个不同类型的轻骑兵:一类是以德国的雇佣骑兵或法国重骑兵为代表,他们头戴钢盔,身披护胸甲,配带火枪,是遂行战斗的主要力量;另一类是更加轻巧的轻骑兵,他们不披盔甲,配带有一或两支手枪和一把轻便马刀,主要承担骑兵的其他有关任务。
军队组织体制
战斗队形
尽管中世纪的三种战斗队形已经过时了,但仍沿存到16世纪初。这三种战斗队形主要由乘马部队和步兵组合而成,因而到了16世纪特别容易受到火器和炮兵的袭击。
西班牙军率先致力于理论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基于科尔多瓦(可能是他建议或举荐的)战争实践的经验,1505年国王斐迪南将他的军队编成20支部队,称为纵队。每个纵队有1000-1250人,混合编有长矛兵、戟兵、火绳枪手和剑盾兵,这些人又编为五个连。这就是自从古罗马步兵中队这种编队形式淘汰后,根据兵器使用的有关理论在西欧建立起来的第一种正规的战术编队。这种纵队从它的实际作战任务来看,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营和团,它由纵队司令或上校负责指挥。
有趣的是,不久这一战术编队被误传。纵队一般用做“Coronelia”,通常被不准确地用为“Coronelias”(类似于我们今天误用“炸弹”一词),而他们纵队司令官一词变成为众所周知的“Coronels”。
不久,法国成功地模仿纵队这一概念,并将其应用于横队──这一词在16世纪法语和英语中并非误用。由于种种不可确定的原因,英语中仍保留着西班牙语的写法,似乎是通过法语传来的,但是发音上却是西班牙语的语音了。
在后来的30年里,西班牙人逐步采用了一种称为步兵团的较大的编队体制。最初,每个步兵团由数量不等的几个纵队组成,最后标准化为三个纵队。这样每个步兵团总兵力为3000多人。这里有一点不能确定,即可能由于步兵团一词是从三角形的编队演变来的缘故,也可能是西班牙军队中平均每支部队都有约三分之一的步兵组成的原因。当步兵团成了西班牙军队的标准编队时,剑盾兵和戟兵便消失了,代之以长矛兵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步兵团或称“西班牙方阵”。这个战术方队明确了指挥官,并且编制充足,变化多端,足以单独地遂行作战。
步西班牙的后尘,不久法国也组建了这种固定的区域型部队。法国的区域型部队比西班牙步兵团的编制小,但不如西班牙的出色。后来,它发展成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区域型陆军团。
指挥程序和军阶
以下的组织原则都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官阶制度:欧洲君主,一般总是其军队的总司令。无论平时还是战争,君王的军事助手通常称为总管,它是由一名有卓越军事才能的贵族来担任。其他突出的贵族武官,特别是在法国,通常担负元帅这一荣誉军衔。当君主亲临战场时,自然他就成了军队的总司令。而第二把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总管或元帅之一,他在军队中行使副总司令的权力。当总司令不在时,他就要以君主的名义履行总司令的职责。
在君主总司令及其副总司令之下,就是准将。他是一名资历较深、职位较高的行政管理长官,实际上是军队真正的领导。他不一定是贵族,可以由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士兵来担任,负责后勤补给、编制管理,在作战中进行战斗编组,大声督催士兵冲锋,整理零乱的队形。当然,这须通过军士长和军士对本国或雇佣部队进行管理。
另外,在君主及其总管之下还要设立一个不固定的参谋团,而副总司令和准将只是负责作战的领导指挥。
军队的构成
16世纪初期,多数国家的君主都有一支相当数量的常备军,作为应付战争的核心。这支职业性军队的军官大多是贵族,因为普通士兵,即使再出色,也很少能被提升,当然不排除极个别士兵能晋升为准将的情况。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支常备军也不足以应付战争。同时,16世纪国家的经济状况又不允许保持一支开支庞大的均衡的军队。为此,一旦战争降临,统治者们不得不招募一些雇佣兵来扩充部队。例如,法国常备军大部分为骑兵,战争时法国一般从瑞典招募步兵(历史上瑞典很少有与法国为敌的时候),有时也从德国招募或从意大利雇佣步兵骑兵。
君主如此依靠雇佣军,以致于出现很多令人头痛的事。尽管雇佣军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瑞典和德国雇佣军更是这样),但是他们没有爱国热忱,经常不能取信于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雇佣金。当时雇佣军的佣金必须战前支付,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拒绝作战或威胁投敌。这就是当时将领们为什么不愿意冒险参战的原因。同时,庞大的雇佣费用也是各国保持一支小规模常备军的主要原因。
在域外作战时,军队一般由本国的常备军和雇佣军构成,而本国的常备军则相对较少。军事素质低、组织松散的民兵则只能作为军队进攻的辅助力量,这样还可以节省雇佣军费和物资消耗。贵族和本国的平民百姓则作为留守力量。如果必要,特别是有外敌入侵时,民兵、贵族和平民百姓作为后备力量,随时准备应征参战。在防御时,民兵、贵族和百姓则给军队以某些方面的支持。
除了前面讲到的军队类型以外,在欧洲地区还有三个国家的军队较有特色。其中土耳其的军队已在上一章给予了说明。
另一个是本世纪晚些时候在瑞典出现的国家正规军队。瓦萨国王正是利用这种类型的军队把国家建设成为强国。这种军队不使用雇佣军。作为常备军核心力量的军队力量庞大,且较正规,由国家扶植,战争时如果必要则征召军事素质较好的民兵补充军队的力量。
在16世纪最后几年,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也组建了这种军队。自古罗马时代结束以来,他长期坚持严格的训练和严明的纪律,所以无论西班牙何时入侵,他都有素质较好的兵源。幸亏是由于荷兰经济高速发展,使莫里斯能够及时地给予其军队以丰厚待遇。正是有这样军事素质较好、凝聚力大、民族振兴心强的职业军队,才使得莫里斯领导其国家战胜西班牙雇佣军,以至与西班牙的精锐部队抗衡。
军事理论
黑火药武器的应用,国家经济力的增强以及政治因素的增加使战争变得越来越复杂。为此,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研究战争。对军事事件的全面分析振兴了战争理论,包括军事战略、战术、编制体制、武器和弹道学以及防御工程等等方面的理论。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学家是尼科洛·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佛罗伦萨的政务活动家、政治理论哲学家。由于受到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排挤而引退,他以余生15年的大部分时间潜心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从军事角度来看,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君主论》和《战争艺术论》两书。他不满意15世纪意大利战争戏剧性的结果和使用雇佣军作战,劝阻统治者不要冒险从事不必要的战争。他从当时各国军队效仿古罗马军团作战的实践得到结论──西班牙和法国的军队正在并且越来越接近当代现实情况。然而他错了。他低估了火器和骑兵的作用。他为佛罗伦萨王国设计一种军事体制,实行君主专制政体,不给人民以自由。后来这一体制大概被美第奇家族采用。佛罗伦萨王国之所以在战争中败北,很大原因在于其自身固有的缺陷比马基雅维利理论政体要多。
与马基雅维利同时代较著名的理论家还有德国知名的艺术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年),他写了有关防御工程方面的著作;另外还有尼科洛·塔尔塔利亚(1500-1557年),他发表了许多有关武器科学方面的论著。
法国法兰西斯·德·拉努是马基雅维利忠实的信徒,是法国早期宗教战争新教派的主要领袖。他广泛地研究了当代战争实践,对军事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军事战略和战术方面显现出远见卓识,著有多部杰作(大部分是其在被俘时完成的),其中最重要著作是《政治和军事论谈》。
海战的发展
海军战术的革命
16世纪的海军作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随着海军炮火潜在威力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延续使用了2100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战船时代,在法赫鲁丁、安德烈亚·多里亚和唐·胡安三位最杰出的将领达到鼎盛后不久而结束。尽管这种战船后来又在地中海区域活跃了一个多世纪,但在西班牙海军将领如圣克鲁兹侯爵认识并发挥海军舰炮的潜力之后,新型战船时代已经开始。古希腊罗马战船成了新型战船的辅助船。圣克鲁兹生前可能见过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他可能比圣克鲁兹更早地意识到海战中新的发展。
从萨拉米斯海战到勒班陀海战(参见①第二章→地中海中东→马拉松战役→温泉关和萨拉米战役;②第十三章→欧亚大陆-中东→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征战高峰期)期间,海军战术的变化很小。海军作战的目的是撞毁或攻占敌人的战船。勒班陀海战时不太坚固的战船跟布匿战争时的战船相比并无很大的差异。这些战船又长又窄,只有一层甲板,长度约为46米,最大宽度约为6米,由54支桨推进,每边各27支。船上还装有2-3个三角帆,用来让划手轮换休息,或者在顺风时加快船行的速度。每支桨配有4-6名划手──通常是奴隶。在基督教徒使用的战船上,划手通常可以用防弹盾来保护自己,而土耳其人则根本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战船上的奴隶。每艘战船上的船员总共约有400人,包括划手、水手和一个作战士兵分遣队。勒班陀海战时,基督教徒的战船船头装有5门小型加农炮,稍小一点的土耳其战船只装有3门。在船头伸出一个金属撞角,长约3-6米,用来撞击敌船。
地中海国家的桅帆战舰
在勒班陀海战时期,还有两种类似古希腊罗马战船的重要变型船。一种是土耳其帆桨两用小战船。它是仿照早期拜占庭帝国的一种战船制造的。其船体较小,但速度更快。船上有18-24名划手,船员共约100人。另一种是地中海另一侧的威尼斯人用的三桅帆装战船。它比古希腊罗马战船大一倍,因此船速较慢,但威力更大,适航性更强,装载的士兵更多。这种战船并不是地中海的快速古希腊罗马战船和北欧的新式多门加农炮桅帆战船的一种十分成功的折衷产物。三桅帆装战船装有50-70门炮,但其中大部分是鹰炮或用来杀伤人而不是击毁敌船的小炮。
直到16世纪中叶,与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北欧的桅帆战船也是作为载运士兵的浮动堡垒或作战平台而用的,它的任务是跟敌船上的敌军交战。海战跟陆地作战的打法基本相同。当双方战船进入弓箭或轻型加农炮的射程范围内时,战斗便开始进行。在战斗进行到高潮时,一方的士兵就攻上敌船并将其俘获。当时的战船基本上仍是由“圆形”商船改建的。船的长度勉强是船宽的两倍。黑火药出现后,在战船的船头和称为船楼的高层建筑的后面,以及沿上甲板的栏杆等位置均装备了轻型加农炮,从而延长了战船的作战距离。为了避免战船倾覆的危险,在船上和甲板上均不设置重型加农炮。
西班牙大帆船
16世纪初,为增加气势,某些战船上开始设置“舷窗”。这是由法国布勒斯特的一位造船工发明的。它开在船侧的窗口,上面有用绞链开启的窗盖,这样,不必从船边吊装而通过窗口就可以很方便地给船装卸货物。为了压制亨利八世在其新型战船上安装的重炮,英国造船家运用这个思路,设法使加农炮从船的下甲板进行射击。这样,舷侧炮便告问世──它的重量正好安全地分布在它的重心下面。西班牙立即步英国后尘,建造了一种长约30米、宽约9米的战船。可能因为它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是专门为海军作战而设计的,因此被称为西班牙大桅帆战船。它的船身趋于狭长,在吃水线上方有个较低的撞角,用来冲撞敌船。这种战船有三个桅杆,上面装有横帆。船头船尾建有船楼,吃水线以上的船体装有许多门轻型加农炮。在主船体上有一排大型加农炮,这样,海战的初始阶段就大大延长。但如果不能对敌船作猛烈的冲撞,并像早期海战那样士兵登上敌船,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那么战斗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不同,它具有远距离海上航行的能力。其主要缺点是行驶受风力的支配。由于新式战船比老式圆弧形战船机动性更大,索具也有了改进,因而它可以“逆”风驶行,这样,上述缺陷部分地得到弥补。
早在与亨利八世交战时期,法国人的战船就使英国人认识到舷侧炮的应用有可能改变海军战术,因此,越来越重视发展适合装备远射程炮的战船而不再注重攻占敌船这种作战方法了。结果,位于战船头尾的船楼变得越来越矮,船头上的撞角也很快取消了,重型炮的比例也有稳步增长。不过,西班牙的战船还依然保留着船头上的撞角,杀伤人员和摧毁敌船的两种火炮的数量继续保持平衡。他们仿照英国,降低了船头上船楼的高度,但船尾的船楼仍然造得很高,并在上面设置了敌人难以对付的轻型炮组。
西班牙人仍然把他们的战船看作是主要来携带陆军的海上浮动堡垒。与此相反,英国人则不愿浪费船上的舱位和人力来装载不懂海战的陆地部队,他们训练水手离开炮位或者攀下帆缆,操起长矛或短剑,强行登上敌船或者竭力把登上自己舰上的敌人赶走。
这些就是各国海军战术理论的区别,它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参见第十三章→西欧→不列颠群岛→英格兰)。在这次海战中,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畏舰队,开创了海军作战史上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纪元,并标志着英国谋求制海权的开始。
海军强国的出现
16世纪前,海军战略基本上是依附于陆地战略的。中国的郑和跨越广阔的海洋,以海军力量为工具,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作出某些杰出贡献(参见第十二章→东亚→中国)。然而,只有葡萄牙的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最先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让海军远涉重洋,为本国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他在印度沿岸建立起一个海军基地网,使葡萄牙得以控制其海上航线和海岸线(参见第十三章→南亚→印度洋地区的葡萄牙帝国)。
西班牙人似乎从未像葡萄牙人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不过,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他们也利用海军巩固了对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并成功地控制了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
西班牙的海军基地及其对重要海上航线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对于像弗朗西斯·德雷克那样的英国海军将领来说是十分清楚的。德雷克确信采用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战术使他与其同胞取得了对西班牙明显的海上优势,因此,他比别人更加尽力精心策划发起了一连串的海战,从而使英国实现了它的海上霸权。
世界第一艘装甲船
在世界军事史中,很少有人能像16世纪末期半独立的朝鲜全罗道海军将领李舜臣那样,直接影响历史发展的进程。李舜臣有两大功绩,他战胜了丰臣秀吉率领的日本舰队,从而拯救了整个朝鲜,可能还有中国。日本是从16世纪末开始实施侵略计划的。在这次战争中,李舜臣运用的战船是两艘以至更多的铁甲船。这种铁甲船是由李舜臣亲自设计监造的。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运用娴熟的战术将其运用于作战,从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李舜臣的“龟船”是一种低甲板的铁甲大帆船,船体全部用铁板包上,船上装有尖铁保护战船。铁甲保护了船浆和划手,同时李舜臣充分运用他的聪明才智,还认识到他设计的船还需要比用风更先进的动力,这些在当时的远东地区是罕见的。另外这种铁甲船还装有重铁撞角和两门或更多从铁甲炮孔发射的加农炮。而其他舷侧孔,则用于发射燃烧的火箭,以欺骗敌船。
李舜臣在他取得最后胜利时刻战死,这使他在铁甲船上安装重炮的想法未能实现。直到两个半世纪以后的工业革命,李舜臣所期望的新动力才得以实现。可以说李舜臣和列奥那多·达·芬奇一样是空想家,他的想法超越了所处的时代,不可能实现。但是李舜臣和达·芬奇的不同之处在于,李舜臣将理想船的变异应用于战争,并取得胜利,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