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复林秀山
作者:曾国藩
出自————《曾胡兵法》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复林秀山
【原 文】
接到惠函并地图,练勇说籍悉一切①。地图莫精于康熙内府图②,其准望勾弦③,皆命星官亲至各处④,按诸天度测量里差⑤。乾隆内府图,又拓而大之,亦甚精当。盖出齐次风宗伯之手⑥。近进阳湖董孝廉方正⑦,依此二图定为一本。李申耆先生付诸削剞劂⑧,外间传本万善于此。洪雅存太史图,纸幅太隘⑨,考安亦粗,即东西易位,在所不免,未可以据以行军指南也。
【注 释】
①练勇说籍悉一切:你关于训练士兵有意见我都知道了。勇,指士兵。悉,知悉,了解。
②内府图:内府刻印的地图。内府为皇室仓库,后通称皇宫里的物品为内府之物。
③准望勾弦:这里指地图坐标。
④星官:主管天文地理的宫员。
⑤按诸天度测量里差:按地球经纬度测量土地距离。
⑥齐次风宗伯:即礼部尚书齐次风。宗伯本为古代六卿之一,所掌典礼同于后代礼部所掌之职,故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宗伯或大宗伯。
⑦董孝廉方正:即孝廉董方正。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称。后来俗称举人为孝廉。
⑧付诸剞劂:用雕版印刷书藉。剞劂,刻刀(剞,为曲刀,劂为曲凿)。因版刻要先用刀刻宇,故泛称书籍雕版为剞劂。
⑨隘:指纸张太小。
【译 文】
收到你寄来的信件和地图,你有关训练部队的所有意见都知道了。目前地图没有比康熙内府刻印的地图更精确的了。那份地图的地理坐标都是皇帝命令专官天文地理的官员,亲自到各地按照经纬度测量之后,再修正误差才绘制出来的。乾隆时内府又将地图按比例进行了放大,所以也很精确。这些地图都是礼部尚书齐次风亲自绘制的。近代阳湖举人董方正以上述两图为版本合为一图,由李申绪先生雕版印刷。社会上流传的地图都没有这个完善。洪稚存的翰林院地图纸幅太小,而且没有认真考核,甚至连东西方向的移位也难避免。根本不能作为行军指南。
【读 解】
曾国藩所在的时代已经比康熙年间晚了一百多年,可是绘制的地图还赶不上百多年前的东西,这一事实真是发人深省。
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康熙是唯一一个对西方科学倾注了极大热情、花费了极大精力的帝王。他曾同时学习数学和使用科学仪器,还常常反复学习欧几里得几何中的重要命题,以便更好地掌握求证法。他曾亲口告诉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说,他曾将欧几里得书从头到尾读了12遍以上。在一段时间之内,他每天按时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与耶稣教士们讨论阿基米德与欧几里得。如果有一道难题他无法理解,他马上会三番五次地向教士们请教。这种对西方科学的罕见热情和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努力,使他的眼界比此前任何一位帝王更宽广。所以在他那个时代能绘制出中国历史上最精确的地图也就毫不奇怪了。
遗憾的是,康熙并没有成为彼得大帝,甚至连他准备任命传教士为朝内大臣的主张也因保守派的极力反对而搁浅。自康熙以后清政府的闭关自守倾向进一步加强。乾嘉学派大师俞樾的观点典型地代表了当时中国大多数人对方西方科学的看法:“洋人巧器,亦呼为鬼工,而罗刹安之,其自信知识在脑不在心。盖为人穷工极巧,可见心窃不开,在彼国为常,在中国则为怪也。‘’
早在孔孟时代,中原士大夫就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种华夏中心论:中原华夏文明是最优秀的文化,而其它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都是低下的蛮夷文化。孟子就明确地说,我只听说过用华夏文明改变蛮夷地区文明的,没有听说用蛮夷来改变华夏。清代康熙中叶以后的大多数士大夫正是继承这种理论来顽固地反对西方文化。同治年间,大学士倭人反对京师创建学习外国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文馆时曾经这样说过:读书人讲礼义学圣人本来是为了报效国家,如果不读圣贤之书,反而跟着洋人跑,就会使歪风邪气猖狂。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不仅中国的士大夫中产生了盲目排外的心理,甚至民众中也普遍存在这种偏执狭隘的心理:有一位叫曾纪泽的士大夫乘小火轮返回家乡湖南,竟引起了湖南官绅群起而攻之,风波延续了几年。洋务派人士郭嵩焘乘火轮回家乡,家乡人竟然将那个他们视为怪物的洋机器烧毁!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官目排外心理使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同样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近邻日本却普遍地采取了与中国人大不相同的态度:他们首先摆脱自我中心的文化意识,承认西方文明更为先进,然后就是“赶上或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见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先驱福泽谕吉所著《文明论概略》)。日本史学家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这样概括到:“在领导者决定开放门户,汲取西方文明之后,一般国民不仅没有抵抗,反而采取了欣然引进西方文明的态度”,正是这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促使日本在近代走上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沉重的排斥外来文化的包袱一直在当代中国人身上重压着。直到今天,不少人还认为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端就是因为实行了对外开放,如果回到五十年代,那就会风气纯朴人心稳定了。殊不知正是五六十年代的闭关自守,才使中国与外国的距离越拉越大。如果永远与外国隔绝,那中国只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