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综合类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十三章·综合类
第一节概述
所谓综合类兵书，是指内容包括军事领域多个门类知识的兵书。这类兵书，由于涉及到两类或两类以上的知识内容，分到哪一类都不合适，所以不能按内容属性来区分，只能按形式特征进行区分；又因为它的内容带有综合性，所以我们称它为综合性兵书。
唐李荃编纂的《太白阴经》是现存较早的综合性兵书。他在进书表中自称：”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继之有宋许洞的《虎钤经》，”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凡”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虎钤经·自序》）编纂大型综合性兵书始于《武经总要》，全书四十卷（一作四十三卷），比前两书内容更加丰富。继之有明王明鹤的《登坛必究》，全书共分七十二类，约一百万字，附图五百六十余幅。历史上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是明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余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几乎囊括了明以前军事上的各个方面的知识。
综合性兵书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篇幅长，部头大，可以视为古代军事百科全书。但由于它采取兼收并蓄的编纂原则，所以有的显得过于庞杂，尤其是一些糟粕内容记述过细。
第二节太白阴经
《太白阴经》又称《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唐李筌撰。李筌，号少室山达观子，《唐书》无传，里籍不详。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唐乾元二年（759年）《进太白阴经表》称”正议大夫持节幽州军州事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上柱国臣李筌上表”，唐永泰四年（即大历三年，768年）《序》署名”河东节度使都虞侯臣李筌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太白阴经》。又《神仙感遇传》曰：筌有将略，作《太白阴符》（注：符当经之误）十卷，入山访道，不知所终。”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等书目记载，李筌还著有《孙子注二卷》、《青囊括一卷》、《阃外春秋十卷》、《通幽鬼诀二卷》、《军旅指归三卷》、《彭门玉帐歌三卷》等兵书。
《大白阴经》本来是一部”记行师用兵之事”的兵书，但困李筌以阴阳数术之说，以为”太白主兵，为大将军；阴主杀伐”（《进太白阴经表》），故取名为《太白阴经》，给这部兵书蒙上了一层神密色彩。后人又编造出所谓”李筌常游名山探奇术，于嵩山虎口岩石壁中得《黄帝阴符经》，遇骊山老姥，指明秘要，洞究深微，撰为兵书，名曰《太白阴经》”（《进太白阴经表》注）的神话。加之书的后半部分辑录了大量医卜星相、奇门遁甲之类的内容，使这部兵书进一步神密化。揭去它身上的迷彩，就会发现它是一部较全面反映唐以前军事知识的综合性兵书。
《太白阴经》始藏诸名山石室，后献给唐朝廷，”进入内府，不传于世，瑞南宋公先世有传而得之，以辅明廓清海宇，是书之功也。以后子孙，慎勿妄传。”（史氏珍藏尾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因此，此书明以前只有抄本传世。由于传抄者随意删削合并，遂出现六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等不同卷数的本子。考《进太白阴经表》、《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称为十卷，说明此书全帙应为十卷。
《太白阴经》是李筌花十年心血写成的兵书，搜罗广泛，内容丰富。他在《进太白阴经表》中说：”人谋、筹策，攻城、器械，屯田、战马，营垒、阵图，括囊无遗，秋毫必录。其阴阳天道，风云向背，虽远人事，亦存而不忘。小及锥刀，大至城堡，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三军，辕门有之，虽桴鼓之吏，厮养之卒，亦可为万人之将。言无文饰，理探玄微，十载修成。”全书十卷共一百篇，具体篇目如下：
卷一人谋上：天无阴阳、地无险阻、人无勇怯、主有道德、国有富强、贤有遇时、将有智谋、术有阴谋、数有探心、政有诛强。
卷二人谋下：善师、贵和、庙胜、沉谋、子卒、选士、励士、刑赏、地势、兵形、作战、攻守、行人、鉴才。
卷三杂议：授钺、部署、将军、阵将、队将、马将、鉴人、相马、誓众军令、关塞四夷。
卷四战具：攻城具、守城具、水攻具、火攻具、济水具、水战具、器械、军装。
卷五预备：筑城、凿濠、驽台、烽烽台、马铺土河、游奕地听、报平安、严警鼓角、定铺、夜号更刻、乡导、井泉、迷途、搜山烧草、前茅后殿、衅鼓、屯田、人粮马料、军资、宴设音乐。
卷六阵图：风后握奇垒图、风后握奇外垒、太白营图、偃月营图、阴阳队图、教旗图、草教图、教驽图、合而为一阵图、离而为八阵图。
卷七捷书、药方：禡牙文（一）、禡牙文（二）、祭蚩尤文、祭山大川文、祭风伯雨师文、祭毗沙门天王文、露布、治人药方、治马药方。
卷八杂占：占日、占月、占五星、占流星、占客星、占妖星、占云气、分野占、风角、五音占风、鸟情占。
卷九遁甲。
卷十杂式：元女式、察情胜败、主客向背、推神煞门户、龟卜、山冈营垒、山形冈陇。
《太白阴经》是在比较充分地研究前人军事论著的基础上写成的。其写作方法一般采用先以”经曰”引出一段前人的论兵言论，接着征引古代战例，将帅事迹，或古代兵法，加以阐述，最后亮出自己的结论。他继承了前代的优秀军事思想成果，介绍了古代许多军事知识，诸如军仪典礼、攻防战具、侦察通讯、行营警备、粮草行装、战场建设、战阵队形，以及古代军中祭祀占卜活动等都有较详细介绍。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是前五卷；后五卷多为非科学的内容。
前五卷中最有价值的是重视人事的唯物主义思想。李筌认为阴阳不能决定胜败、存亡、祸福、善恶，”凡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索之不得、指虚无之状，不可以决胜负，不可以制死生。”（《天无阴阳》）阴阳对人是无情谊的，只有依靠人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任贤使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赏劳，不禳祀而得福。”（《天无阴阳》）李筌又认为地利虽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但就象天时不能依靠一样，地利也不能依靠。地无险阻，全在将帅会不会利用。指出：”天时不能祐无道之主，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地之险易，因人而险，因人而易。”（《地无险阻》）
李筌还认为人的勇怯不是天生的，也与生长的地方无关，而全在于培养锻炼和使用是否得当，”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势成，则怯者勇；谋夺势失，则勇者怯。””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怯人使之以刑则勇；勇人使之以赏则死。”（《人无勇怯》）刑赏能使怯者变勇，使勇者变得不怕死。总之，胜败存亡决定于人谋。人谋的最高标准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他认为”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善师》）主张以仁义道德为本，”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贵和》）。崇尚智谋，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用智谋而成王业的。所谓不战而胜，就是用阴谋颠覆敌国。重视选贤任能，不仅要求把国内的各种专门人才收揽起来，而且敌国的人才也要求注意收买。主张赏罚公正，要求”赏无私功、罚无私罪。”（《刑赏篇》），重赏有功以励全军，重罚有罪以儆部众。要求将帅关心爱护士卒，与其共安危，同患难，以取得士卒的拥护，听从命令、拼死作战。在军事上重视庙算，乘敌之隙，攻其无备，扬己所长、避己所短，见利而进、无利而止等。他还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垦田，以使国家富强，军队强大。
《太白阴经》是唐代重要兵书，它辑录保存了古代许多军事资料，尤其是在唐朝佛教盛行的情况下，他扛起了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大旗，是难能可贵的。它还保存了唐代有关山川道里，关塞四夷等资料，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太白阴经》问世之后，受到后人的重视。有的在书中大量引用此书的内容，如唐杜佑《通典》就引用颇多；有的给予较高的评价，如清代学者钱曾说：”此书详整有法，篇次精允，军家之要典也。”（《读书敏求记》）当然，它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如它一方面重人事、舍鬼神，强调”敌情不可求之于星辰，不可求之于神鬼，不可求之于卜筮”（《行人篇》）一方面又辑录了大量阴阳占卜之类的内容，这些内容虽然是古代军中客观存在的东西，但毕竟是非科学的；在一些篇章中，如《鉴人篇》等杂有许多唯心主义的糟粕。我们阅读该书时应该注意鉴别和批判。
《太白阴经》始以抄本流传，现存最早的抄本是明汲古阁抄本，清代又有多种抄本，如清初抄本、清内府抄本、平津馆影宋抄本等。清嘉庆以后，被《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半亩园丛书》等多种丛书收录，刊印行世。以上均为十卷本，另外还有《四库全书》八卷本存世。
第三节虎钤经
宋许洞撰。许洞，字洞天，苏州吴县人，生于开宝九年（976年）前后，卒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前后，是北宋早年的一位战略学家，擅长武术，精通军事理论。他自幼喜欢弓矢击刺等武艺，刻苦读书，尤精《左传》。咸平三年（1000年）中进士，任雄武军（今甘肃天水县）推官。不久，因得罪上司，又加上自己在经济上有失检点，被罢归乡里，开始潜心研究军事理论，于咸平四年辛丑（1001年）创意作《虎钤经》，至景德元年甲辰（1004年）历四年而成书。第二年上书献《虎钤经》，应洞识韬略运筹决胜科。由于王朝内部斗争的牵连，未被重用，只当了个均州（今湖北均县）参军。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献《三盛礼赋》，召试中书，改乌江县（今安徽和县）主簿。
许洞其人其书，以往史籍均有误传误载，须加以澄清。最明显的错误是明代茅元仪《武备志》、唐荆川《武编》和何良臣《阵纪》在摘引《虎钤经》时，指称许洞为元人。清代人已指出其错误，但把原因归之于”未得完书读之，不见其表”（清伍崇曜《虎钤经·跋》）却不妥，实际是失之考证，因为许洞在《宋史》中有传，北宋元丰时的《吴郡图经续记》和南宋绍定时的《吴郡志》都有确凿记载。关于《虎钤经》的写作时间，许洞在自序中本来讲得很清楚，”创意于辛丑之初，成文于甲辰之末，共书二百一十篇，分为二十卷，其年书就于吴郡凤皇里。”（见明刻、明抄本《虎钤经》）辛丑是咸平四年（1001年），甲辰是景德元年（1004年），共用四年写成此书。但是，清曾钊嘉庆十八年（1813年）校订本，将”辛丑”误为”辛酉”，并在跋文中说：”考辛酉为太祖建隆二年（961年），迄甲辰真宗改元景德（1004年），盖历三十八年所而书成。”曾钊不仅将”丑”误为”酉”。而且计算也是错误的，从961年至1004年是四十四年而不是三十八年。《宋史》明载：许洞”卒年四十二”，不可能用四十四年或三十八年写成一本书，曾钊之说不辨自明。然而清刻、清抄本大多袭用曾钊校订本，流传甚广。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坚持”积四年成书”的正确说法。但是，胡玉缙《提要补正》却以曾钊题跋的错话否定《提要》中的正确结论，说”《提要》’四年’句大误”，给《虎钤经》成书时间造成了更大混乱。
《虎钤经》共二十卷，二百一十篇。具体篇目如下：
卷之一：天功、地利、人用、三才应变、三才随用。
卷之二：辨将、论将、出将、军令、船战、步战。
卷之三：兵机统论、军谋、教战、先谋、先胜、胜败、知奸、夺恃、袭虚、任势、使间、分守。
卷之四：十可击、五不可击、五异、五机、被围、围寇、防敌、候敌、追敌、诡敌、困敌、周备、远近。
卷之五：料地、生地、死地、料山、料水、料尘、料敌阵、料敌营、料用天气、料用地形、逆用古法。
卷之六：水战、水利、水攻、过水、寻水脉、火利、火攻、守城、筑城、城壕、防城、反浸、驽台、烽火台、望楼、马铺、游奕、守城具、攻城具、地听、失道。
卷之七：旗帜、大将旗鼓、阵将旗鼓、金鼓、蠡角、鼓角、漏法、传箭、测影。
卷之八：结营统论、六甲、地势、山势、四兽、握奇营、偃月营、教驽、教弓、教旗、校猎、军乐、军赐、大将军员、阵将军员、队将军员、征马、牧放。
卷之九：四阵统论、飞鹗阵、长蛇阵、重覆阵、八封阵、飞辕阵。
卷之十：相人、金疮统论、治金疮方、疫气统论、治疫气、治皲瘃、禳厌、相马统论、马忌、马毛利害、治马金疮、治马杂病。
卷之十一：天时统论、出军日、四战图、孤虚、九胜法、地兵法、黄幡虚尾、游门、八卦、五姓、天罡、雷公、十二将、三九。
卷之十二：六壬传课，遁甲游都、五行胜负、战位、八宫。
卷之十三：占相兵临利害、占兵已交胜负、占伏兵、占疑左右近地伏兵、占偷城及掳掠、占疑有人谋己、占灾危、占野地立营正宿、占渡官梁探贼。
卷之十四：占星统论、日、月、杂星、客星、妖星、流星、彗星。
卷之十五：五星统论、木星、火星、金星、水星、土星。
卷之十六：分野统论、老人星、大火、拆木、星纪、玄枵、诹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
卷之十七：云气统论、杂云气、胜兵云气、城上云气、将军云气、伏兵云气、奸贼云气、败兵云气。
卷之十八：天、地、虹霓、雷霆、战候、杂占、占风统论、五音占风、刑杀占风、十二位占风、占逆风、风雨杂占、八节占风。
卷之十九：时加占鸟情、运加占鸟情，杂占鸟情、时加占鸟、六甲占鸟情。
卷之二十：誓文、祭毗沙门天王文、祭风伯雨师文、祭山川神文、祭黄帝文、祭蚩尤文、祭八神文、祭当境神文、禡牙旗神文、禡门旗文、禡五方旗文、禡六纛旗文、禡五兵文、禡马文、衅鼓文、回兵。
从以上篇目可以看出，《虎钤经》内容非常丰富，几乎涉及到古代军事的各个方面。作者在自序中说：”孙子之法奥而精，使学者难于晓用。诸家之法肤而浅，或用者丧于师律，浅深长短，迭为表里，酌中之理，诚难得焉！又观李筌所著《太白阴经》，论心术则秘而不言，谈阴阳则散而不备，以是观之，诚非具美。臣今上采孙子、李筌之要，明演其术；下撮天时人事之变，备举其占。或作于己见，或述于古人，名曰《虎钤经》。然则奇谋诡道，或不合于六经，既为兵家要用，故必贯穿条缕，以备载之；六壬遁甲，星辰日月，风云气候，风角鸟情，虽远于人事，亦不敢遗漏焉；至于宣文设奠、医药之用、人马之相，得有补于军中者，莫不具载，自为一家之言。”这段话概括了许洞撰《虎钤经》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从全书看，前十卷讨论了战争的胜负、治军、训练、阵法、料敌、作战的一般理论和备项具体战术原则，以及记时、方位识别、金鼓旗号、人马医护等军中实用的学问，价值较大；后十卷全为阴阳占侯，在今天看来，纯属谎诞无稽之谈，但在古代却是军队中客观存在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史的重要资料。
《虎钤经》继承《孙子》、《太白阴经》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对军事上的许多方面进行了有见地的阐述，含有甚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全书开篇首先提出了天、地、人三个概念，并认为三者之间的关系人是第一位的，”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然后攻之必克敌也。””人者，天地之心也。苟心不正，虽有其表，将焉用乎？”所以，他特别重视将帅和士卒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王要依靠将帅，将帅要依靠士卒，”师之成败见之于将焉”。而将帅”智敌万人，苟无万人之用，与愚者同矣。勇冠三军，苟无三军之用，与懦者同矣。”提出了”用兵之术，知变为大”的作战指导思想。认为”兵术万途，不可专一”，”兵家之利，利在变通之机”，强调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来布阵作战。所以，他主张要弄清敌情以后再行动，”动为客，静为主，观敌之动如何，乃应之。先胜而后举，神明之道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还提出了逆用地形，逆用古法的战术原则，就是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按照与古法相反的方法布阵作战，以出敌不意。当然逆用古法是有条件的，不可乱用，许洞指出：”设若敌将不能以兵法使众，惟以勇敢为己任，我则顺古法待之也。或敌将善用古法，我则逆用古法待之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古阵法，他反对照搬照抄，主张”因辨古阵之法，创造新意”，书中飞鄂、长虹、重覆等阵就是他参照古法创造的新阵法。
重视谋略的运用，主张”用兵之要，先谋为本”。作战要”袭虚”；”夺恃”，”夺强以气，夺隘以动，夺勇以威，夺缓以诱。”夺取敌人所依赖的优势；”任势”，”一曰乘势，二曰气势，三曰假势，四曰随势，五曰地势。”主张”先胜”，”先胜”的条件是”三和”：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三有余”：力、食、义有余；”三必行”：谋、赏、罚必行。
在用将方面，重视将帅的作用，认为”将者，国之腹心，三军之司命也。””虽有百万之师，恃吞敌在将者，恃将也。”主张要信任将帅，给将帅以自主权，”择贤授柄，举无所疑”，”国不可以从外理，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共济，疑心不可以应敌。”这些思想都是对《孙子》的继承和发挥。在用人方面，主张用人专长，扬长避短，指出：”今之世取人也，每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非良术也。兵家所利，随其长短而用之也。””人无所弃，斯不怨，则动有功矣。”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气候有寒热，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若能顺寒热之气，”险而易之，易而险之”，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变不利为有利。如他指出：”天不能以气顺人，君能以人顺气”，就是说，天气不可能因人对寒热的好恶而改变，但是，如果在北方打仗使用耐寒的北方人，在南方打仗使用耐热的南方人，就能顺应天气的变化。
重视军乐在治军中的作用，指出：”夫军中作乐，所以激扬壮气，和其心，滔其忧而已。故其乐但清历峭板雄壮之音，至于弹弦鼓簧柔媚之音，使人悲惑怨怼者，皆不可取焉。其戏亦取壮猛而可观者。”在利与害、胜与败的关系方面，认为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认为”生地”虽有利，但运用不当亦有害，对”生地”也要详审其利害；胜和败都不是一层不变的，”战胜不可专，专胜有必败之理；战败不可专，专败有反胜之道。”提醒人们在胜利面前不要忘记失败的危险，在失败面前不要忘记胜利的可能。指出了胜利时避免失败，失败时争取胜利的原则。
《虎钤经》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原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李筌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详细记载了古代各种军事知识。它先于宋仁宗时官修的《武经总要》而成书，是当时一部先进的军事学著作，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它和先秦兵书相比，理论色彩减弱，实用性（指当时）增强。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它揭示的一些一般军事原则外，其他一些记述古代具体军事知识的内容，都已过时，有的甚至变成反动的东西，如以貌取人选将、天人感应等封建迷信等。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要否定它的史料价值，又要批判它的反动思想内容。
《虎钤经》宋刊原本已不可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覆宋刻本，明刻本、明抄本，这些本子较好的保留了宋本的原貌。清嘉庆以后的刊本、抄本大多以曾钊的校订本为底本。现存丛书本主要有：《范氏奇书》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粤雅堂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第四节武经总要
宋代官修兵书，曾公亮、丁度等奉敕撰。《仁宗皇帝御制序》中说：”深帷帅领之重，恐鲜古今之学，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同加编定《武经总要》。””尚书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总领书局。”这说明曾公亮是编纂官，而丁度是组织编纂者。曾公亮（999－1078），字明仲，北宋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宋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知会稽县，后知郑州、知开封府。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为宰相，以熟悉法令典故著称。晚年推荐王安石于神宗，共同辅政。熙宁二年（1069年）以年老自请罢相。加太保。卒谥宣靖。丁度（990－1053），字公雅，北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文字训古学家。
仁宗时，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后拜参知政事，罢为观文殿学士，再迁尚书左承。卒谥文简。著述有《迩英圣览》、《龟鉴精义》、《礼部韵略》、《编年总录》、《贡举条式》等。另外，关于阴阳星占等内容是为古代军中专门学问，系由司天监杨帷德等参考旧说编纂而成。
据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康定（1040年）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奏御。这就是说，《武经总要》共用五年编成，成书于1044年。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四、《宋史·仁宗纪》和《玉海》卷一四一记载，庆历三年（1043年）十月乙卯诏修兵书，并命丁度提举。但未言及完成时间。
《武经总要》分前后两集，各二十卷，共四十卷。其中前集的第十六卷、十八卷，后集的第十九卷各分上、下两卷。明弘正年间刻本移原第十六卷下的《北蕃地理》为第二十二卷，又把原第十八卷下作为第十九卷，改原第十九、二十两卷为二十、二十一卷。这样前集就多出两卷。后集亦如此例。所以有些版本和书目上著录为前集二十二卷，后集二十一卷。合计共四十三卷。然绍定四年（1231年）赵休国跋称全书四十四卷，不知是计算有误，还是合并、缺佚？另外明正统间李进序刻本、明嘉靖刻本附刻《行军须知二卷》，明弘治间李赞刻本、明金陵唐富春刻本附刻《百战奇法》二卷、《行军须知》二卷。
《武经总要》的篇目如下：
前集：卷一：选将、将职、军制、料兵、选锋、选能；卷二：讲武、教例、教旗、旗例、习勒进止常法教平原兵、教步兵、教骑兵（鼓角金钲教场图等）、教法（教条十六事、三令五申）、草教法（并图）、日阅法（并图）、骑兵习五变图、步兵习四变图、教驽法（并图）、教弓法；卷三：叙战、抽队、军争、以寡击众、捉生；卷四：用车、用骑、奇兵、料敌将、察敌形；卷五：军行次第（并图）、行为方阵法（并图）、禁喧、度险、出隘、赍粮、斥候听望、探旗、探马、递铺、烽火、行烽、军祭、军誓；卷六：下营法、营法、诸家营说、下营择地法、绿营杂制、警备、备夜战法、立号、定铺、持更、巡探、漏刻、防毒、寻水泉、养病、征马；卷七：大宋平戎万全阵法（并图）、大宋八阵法（并图）、大宋常阵制；卷八：八阵法、握奇图、金鼓旌旗数、李靖阵法、裴子法、常山蛇阵、八阵图；卷九：九地、六形，杂叙战地、土俗；卷十：攻城法（并器具图）；卷十一：水攻（并图）、水战（济水附，并图）、火攻；卷十二：守城（并器具图）；卷十三：器图；卷十四：赏格、罚条；卷十五：行军约束、符契、传信牌、字验、间谍、向导；卷十六上：河北路；卷十六下：北蕃地理、戎狄旧地、中京四面诸州；卷十七：河东路；卷十八上，陕西路；卷十八下：西蕃地理；卷十九：益利路；梓夔路；卷二十：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后集：一至十五卷为故事：故事一：上兵伐谋、不战屈人之师、用间、用谋、觇国、用敌人以为谋主、纵生口；故事二：明赏罚、军政不一必败、军无政令必败、将帅和必有功、将帅不和必败、法贵不犯、兵道尚严、临敌不顾亲、仁爱、士卒同甘苦、亲受矢石、抚士、得士心、得士死力、贵先见、知己知彼、料敌主将、料敌制胜、料敌形胜；故事三：方略、权奇、临时制宜、诡道、奇计；故事四：将贵轻财、将贪必败、临敌易将、将骄必败、矜伐致败、不矜伐、将帅自表异致败、将帅自表异以夺敌心、均服、隐语、先锋后殿、击其后、退师；故事五：出奇、伏兵、多方以误之、声言欲退诱敌破之、声言怠敌取之、称降及和因懈败之、卑辞怠敌取之、甘言怠敌以击之、捣虚、击东南备西北、声言击东其实击西、示形在彼而攻于此；故事六：张大声势、先声后实、疑兵、察虚声，避实击虚、以寡击众、攻其必救、夜击、潜兵袭营、横击、掩袭、伪退掩袭；故事七：持重、轻敌必败、戒轻举、坚壁挫锐、避锐、以逸待劳、矫情安众、军中虚伪、克敌安众心、辨诈伪；故事八：御士推诚、与敌推诚、以恩信结敌人、知人、善用人、解仇用人、使过、示信、示义、以义感人、激怒士心；故事九：绝艺、挑战、势宜决战、临危决战、戮力必胜、骁勇敢前、陷阵摧坚、表里夹攻、乘胜破敌、乘机破敌、乘风雨破敌、散众；故事十：兵贵有继（兵无继必败附）、兵多宜分军相继、救兵、力少分兵必败、分兵势破之、上速、示缓（攻敌有缓急附）、示弱、示强、示闲暇、设诈误敌（此条正文缺）、素教、素备、先设备取胜（戒不备附）；故事十一：新集可击（击未集附）、半济可击、饥渴可击、心怖可击，奔走可击、气衰可击、粮尽可击（粮道不继必遁附）、不得地利可击、天时不顺可击、不暇可击、不戒可击、将离部伍可击、挠敌可击、阵久力疲必败、攻不整、敌无固志可击、击不备、出不意大阵动可败，击未成列；故事十二：饵兵勿食（防毒附）、围敌勿周、穷寇勿迫、高陵勿向、佯北勿从、察敌进止、察敌逃遁、归师勿遏、死地勿攻、立奇功、军师伐国若中路遇大城须下而过、舍小图大、师不袭远、军胜重掠伏袭必败、击归堕、地有所不争；故事十三：察敌降（料降诈降附）、招降、谕以祸福、纵舍、占候、至诚获神助、推人事破灾异、假托安众、下营择地、据险、先据要地、据水草、绝水泉、据仓廪、断敌粮道、伏归路败之；故事十四：水战、济水、断船路、引水灌城、拥水误敌、火攻、用车、用骑、游骑；故事十五：修城栅、攻城，守城、屯田、让功、辞赏。十六至二十卷为占候：占候一：天占、地占、五行占、太阳占、太阴占；占候二：日辰占、五星占、二十八宿次舍、星变、风角；占候三：云气、气象杂占、军行灾异杂占、太乙；占候四：太乙定主客胜负阳局立成、太乙定主客胜负阴局立成；占候五：六壬、遁甲。
《武经总要》是北宋封建王朝用国家力量来编辑的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也是我国第一部官修兵书。它对于军事组织、军事制度、用兵选将、步骑训练、行军宿营、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地理、历代用兵实例、阴阳星占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其中营阵和武器装备两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四库总目·兵家类》），较完整地保存了北宋前期的军事制度；”采春秋以来，列国行师制敌之谋，出奇决胜之策，并著予篇，随其效应依仿兵法以分其类目。”极便查找。所以，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前集价值更大一些。后集的内容，一部分是辑录前代用兵的故事，一部分是论述”兵阴阳”。但是它对于兵阴阳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认为阴阳为军事天文，是用兵的辅助条件，”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反对舍人事任鬼神。它说：对于阴阳”使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任鬼神。凡誓军旅履行阵，制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则衄者鲜。”尽管它这样认识，但是所辑录的阴阳占卜资料却多属诡诞迷信之谈。
《武经总要》的编纂反映了宋朝至仁宗时军事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宋初为防止武臣夺权，以”安内”为首，实行以文制武，”将从中御”的治军原则，致使宋军屡遭失败。
在血的教训面前，宋朝廷开始否定宋太祖以来的军事思想，认识到”国事在戎，设营卫以整其旅。”（宋仁宗《武经总要序》）在朝廷敕命编纂的这部兵书中，总结了包括宋代在内的历代战争经验，重新肯定了”兵贵知变”这一兵家的优秀传统思想；重视将帅的作用和选拔，指出”君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盖士有未战而震慑者，马有未驰而疲汗者，非人怯马弱，不习之过也”；重视赏罚，”申赏罚以一其心”，具体规定了”赏格”、”罚条”，等等。
《武经总要》记载了丰富的古代科学资料，尤其是首次比较全面具体的记载了古代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技术。所记载的北宋时期武备上使用的各种长短兵器、远射兵器和防御武器的说明及附图，生动地勾画出了自南北朝、隋、唐、五代传袭而来迄宋更有发展的武器形象的轮廓。它所涉及的科学内容，用现代科学术语表达，包括化学、力学、声学、磁学、热学等，有些方面代表了我国宋代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些记载则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发现。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本书就详细记载了其中的两种。一种是指南鱼。磁性指南在我国发源甚古，汉代王充《论衡》中已出现指南杓。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中也提到过指南鱼，但如何制做，未有详载。《武经总要》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制做方法：”鱼法以薄铁叶剪载，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为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记载的用地球磁场进行人工磁化的方法。尤其可贵的是，那时我国先人已意识到地球有磁倾角存大，所以，懂得”没尾数分则止”，不让铁片与地面平行放置。另一种是火药配方。火药虽然在唐代已经发明，但最早明确记载火药配方的是《武经总要》。在前集卷十一和卷十二中，记述了三个火药的配方：毒药烟球法，用１３种药料，捣合为球；蒺藜火球法，含有１０种药料；火炮火药，含有１４种药料。另外还记载了现代意义上的火箭，即前集卷十二记载的”放火药箭者，则加桦皮羽，以火药五两贯镞后，燔而发之”。《武经总要》在科学技术史，尤其是军事技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作用。
《武经总要》于庆历四年（1044年）经宋仁宗核定后首次刊行。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又曾重刻。但两宋刊本今均不得见。现存较早的版本是明弘治、正德间（1488年－1521年）据宋绍定本重刻本。此本遇宋帝、本朝字样提行，庙讳痕迹仍有保留，可以看作是覆宋本。1959年中华书局曾将此本前集影印出版。明弘治十七年李赞刻本、明嘉靖刻本、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明刻本、明万历三十六年庄重抄本等明刻明抄本都是善本。现存版本中惟以《四库全书》本和以此本为底本影印的《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最劣，此本的重要问题是内有缺页，妄事连缀；擅改原著中的”北虏”、”匈奴”等文字；抄写错误；插图失真。
第五节登坛必究
王鸣鹤撰。王鸣鹤，字羽卿，明淮安（今江苏淮安）人，《明史》无传，从与其同时期的人写的序中可知，他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出自将门，少负伟志”，”故弃青衿，袭千夫长，丙戌（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举武进士高第，累功迁今副总戎。”（明东海张朝瑞万历二十七年《登坛必究叙》）曾经与他有过交往的晋江黄克缵在序中说，郧阳制府”卒伍纷哗，以兵劫制府，谋作乱。会羽卿谒见，至郧中道闻变，辄奋身入军中，伏剑誓死，开譬祸福，众乃释甲听命。羽卿由此名重天下。刘之变，曾督兵固静，虏不得阑入内地。又曾以反间诸计谋上督府，督府阴用之，拔其城，尽诛反者。”（《淮阴王羽卿兵法序》）由此可见，王鸣鹤是一位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职业军人，据他自己在本书中讲，”余从事戎行二十余年”（第十三卷《辑简阅说》）；同时他在军中又不忘熟读兵书战策，”手未尝一日废书，钤阁之藏，几于二酉，腹中武库，不减数万甲兵。”（张朝瑞《登坛必究叙》）他深感军人学习的重要，因而对明军中世袭军官不学无术的现象非常忧虑，于是萌发了写作《登坛必究》的欲望。他在自序中说：”尝观世胄子弟，伛偻一官，目不识一丁，举笔如扛鼎，语以忠君爱国之道，审机达变之权，则梦乎无知。嗟哉乎！若而人也，而遽使之当一面，其不至败乃公事几希矣。兵书行世，如《武经七书》及《百将传》，奚翅蓍龟，愿家诵户习，目为常谈。
其或散见经史诸家切于兵事者，汗牛广衍，综匪易。余不佞少游胶庠，志在觚营，寻以世受袭幸，叨制科，捐身忘私，图报国恩有日矣。每检阅载，凡有裨将略者，手录盈笥，汇成简编，得四十卷，题曰：《登坛必究》。大都为吾武人津筏乎哉。”《登坛必究》四十卷，其卷目如下：第一卷：天文；第二卷：玉历；第三卷：太乙；第四卷：奇门；第五卷：六壬；第六卷：地理一（古九洲、北直隶、南直隶、浙江、江西）；第七卷：地理二（福建、湖广、河南）；第八卷：地理三（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第九卷：地理四（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第十卷：两直各省事宜（北直隶、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第十一卷：兵柄、将权、将帅；第十二卷：选将、任将、赏功、赏罚；第十三卷：简阅、选兵、教兵、训练；第十四卷：威武、怀远、京辅、郡国；第十五卷：征讨、军行、下营法；第十六卷：军制、经武、军情；第十七卷：屯戍、屯田、城守、守边；第十八卷：马政、相马、车战、用骑、奇伏；第十九卷：师律、师戒、号令；第二十卷：叙战、百战、战地、战阵；第二十一卷：攘夷、外夷；第二十二卷：四夷、夷情、译言、译语；第二十三卷：北狄、胡名；第二十四卷：东南海夷、朝鲜、东倭；第二十五卷：江防、水战；第二十六卷：遏盗；第二十七卷：攻城；第二十八卷：守城；第二十九卷：器械、器图、营器、火器；第三十卷：剑经、附长枪；第三十一卷：漕河、附漕运海运；第三十二卷：烽燧、间谍、谋主、祭祷、医药；第三十三卷：阵图一；第三十四卷：阵图二；第三十五卷：阵图三；第三十六卷：阵图四；第三十七卷：奏疏一；第三十八卷：奏疏二；第三十九卷：奏疏三；第四十卷：奏疏四。
《登坛必究》是古代”专事汇集而鲜发挥”的综合性兵书（《登坛必究凡例》）。它与其它兵书相比较，又有如下特点：
一是探源求全。它体系庞大，全书七十三类，约一百万字，五百六十余幅图，”自天文地理，内夏外夷，江河海防，以及选将行军，攻城象敌，樵苏茇舍诸类，虽一器一艺无不具载。盖本之六经，以讨其源，博之左、国、子、史以谈其变，考之《武经七书》以求其法，参之历代将传以验其用，稽之近世明臣封事以采其识，旁及百家众技、稗官小说以尽其能。”（黄克缵《淮阴王羽卿兵法序》）
二是重视辑录改革方面的内容，敦促明廷革除弊政。他多次抨击时弊，如在第十二卷《选将》篇中指出：”世久承平，武事废弛，机败于中制，而权轻于外监，事失便宜，动唯掣肘。”并在本卷中辑录了欧阳修规劝宋仁宗改革以资品选将制度的言论：”革去旧弊，奋然精求，有贤劳之士，不须限以下位，有智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有山林之杰，不可薄其贫贱，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礼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国。”
三是从当时国家军事形势需要出发，采集近世人有关筹边御倭的方略。如第十卷，”是编采集海防图编及诸书有切于倭情者，乃备录之，即东南半壁环而万里，一按籍而计若视诸掌。”记述了海、边防的要害之地，设防之方，以及卫所建制和分布情况，辑录了戚继光、俞大猷、唐顺之、郑若曾等人的御倭方略。
四是紧紧围绕军事问题选材。本书《凡例》第一条就指出：”止取别刻有关兵事者。”通观全书，确实贯穿了这一选材原则。如《地理》类，着重从军事的角度辑录有关省府州县远近，道路险易，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边塞关隘，江海设防，水路运输等内容，与军事无关者未录。
五是辑录了许多农民起义的资料。作者在记述各省府形势时辑录了一些农民起义的资料，如刘六、刘七起义，邓茂七起义等。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和镇压农民起义，但客观上却保存了一些农民起义的资料。
六是所辑资料大都注明来源或原作者，便于核查。
《登坛必究》虽然是一部军事类书性的兵书，作者在辑录的各类材料之中”未尝参入己见”（《凡例》），但在每类之前都写有一篇小序，不仅对本类起到提要钩玄的作用，而且追溯历史，抨击时弊，积极为明廷出谋献策，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
在国防建设方面，他主张积极备战，防患于未然。指出：”国家不可一日忘战，而诸将士不可一日忘韬钤。”（第二十卷《辑叙战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无事常为有事之备。”（第十六卷《辑经武说》）”事事乃有备，有备无患。”（第十卷《辑两直各省事宜》）对防倭提出要水陆结合，”合用木料预先从里河取运，合用兵夫预先于沿海召集，合用器械预先发各处打造，一面清野练兵备之于陆，一面鸠工造舟御之于海。”（第十卷《北直隶事宜按》）”造舟秣马，水陆兼防。”（第十卷《辽东事宜》）他还针对东南沿海倭寇往往与内奸相勾结的情况，提出”其扰不独在倭夷也，备中国以制东夷，犹为胜算。”（第二十五卷《辑水战说》）
在将帅的选拔任用方面，重视选贤任能，指出”规制法令乃一时制御之术，而选将任贤，尤万世行军之要也。”（第十五卷《辑下营法说》）主张不拘一格选拔将帅，根据各自的特长任用将帅；对于安排不当，不利于发挥其特长者，要及时予以调整。认为”将始于择，终于任。不择而遽任之，是犹责千里于款段也，过也。既择矣，而不终任之，是犹系骐骥之足，而责千里也，亦过也。夫天下有才将，有智将，有贤将，将或不宜于军，而军或不宜于将，易置之而矣。”（第十一卷《辑将权说》）他还主张要给将帅临机指挥大权。认为选拔任用了好的将帅，”而不稍假之以权，则将轻，将轻而令不伸，令不伸而三军不肃，三军不肃而边陲日益多事，积弱之势其渐渍然也。”（第十一卷《辑将权说》）所以他极力反对对将帅”中制”、”外监”，”任将而中制者败，用兵而外监者疑。夫独任者，事成之宰也；专令者，势行之机也。”（第十一卷《将权》）并把”中制”、”外监”比喻为就象系住千里马的脚，缚住勇士的手，驱之上战场，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他提出国君要了解将帅，将帅要了解士兵，否则”君不知将，以将与敌；将不知兵，以卒与敌。”（第十五卷《辑征讨说》）
在训练方面，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首先对明军的现状提出看法，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兵少，而是训练不精，”目今吃紧，至计不在增兵，而在练兵，习威仪，明少长，严赏罚，陈号令，赴汤蹈火，麾之必从。”（第十三卷《辑简阅说》）对于选与训的关系，强调平时的养成训练，认为”选用之精在一时，而鼓舞之机在平日，熟训练以用长，严号令以肃惰，而又频加犒赏，蓄锐养威，以决胜于一战。”（第十三卷《辑选兵说》）对于训练，他认为，”训字有一半工夫，练字有一半工夫。”（第十三卷《辑训练说》）所谓”训”，就是将官耐心地把金鼓旗帜，进退行止等逐项讲解明白，让士兵知道什么是遵令，什么是违令，与士兵建立亲密关系。所谓”练”，就是实践和运用”训”的内容，日日操演，件件学精，事事学熟。在训练方面非常推崇戚继光的练兵方法，认为”戚太保所著诸例，条析详明，最为切要。”（第十三卷《辑教兵说》）
主张练兵要先练心，”练兵之法莫先练心，人心齐一，则百万之众即一人之身。将知兵，兵知将，如子弟之卫父兄，人手之捍头目，而常胜在我矣。”（第十三卷《辑教兵说》）
在赏罚方面，主张慎用赏罚，”赏功之典所以彰国恩，所以振士气，赐予之际不可以不慎也。”（第十二卷《辑赏功说》）要使赏罚确实能达到”赏一人而有功者劝；罚一人而有罪者惩”的目的。所以极力反对”僭施”、”吝予”，更反对赏无功之辈，罚无罪之人。
在战法的运用方面，他继承了古代传统的优秀军事思想，并有所发挥，提倡活用古法，反对生搬硬套。认为”战以隐微为胜，夫既谓之隐微，则其法不在行列，不在金鼓，不在赏罚之劝惩，而因敌制胜，变化无穷，故在为将者以心运之而已矣。”（第二十卷《辑叙战说》）并形象地指出：”尔若必欲循法而后战，何异按谱而对弈，谱不可以尽弈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善出奇者，无穷仰天地。”（第二十卷《辑百战说》）对于古代阵法，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化，阵法也必然随之而改变，”古今沿革不同，有一代之兵戎，则有一代之阵法。”（第三十五卷《辑阵图说》）如果”制阵而泥法”，那么”法存而阵愈离”（第三十五卷《辑阵图说》）。所以，他又指出，”今考阵法，亦多杜撰，无关决胜似宜有所去取其去其取在为将者因时变化，慎毋拘拘于成法为哉。”（第三十三卷《辑阵图说》）对古代阵法推崇诸葛亮八阵，认为八阵”最妙为游兵。八阵其四时也，游兵其闰也。其间变化若循环无端，不过触处为首一言以尽其变。””阵法不拘方园曲直，唯能触处为首。”（第三十四卷《辑阵图说》）
王鸣鹤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对封建统治者的威胁，指出”一夫作难，遂足以倾危王室，可惧哉。”（第二十六卷《辑遇盗说》）所以，他规劝统治者为了长远利益，要体察民情，仁爱人民，”惟民是保，而利于上。”（第三十二卷《辑医药说》）所以，他在解说”攘外安内”时，对”安内”的解释着重在减轻人民的负担上面，”安内者，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长上。”（第二十二卷《辑夷情说》）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登坛必究》中也辑录了许多阴阳占侯，奇门遁甲，太乙六壬之类的内容，其中有可资参考者，如天文星图等，但多为迷信诡诞之说。对这部分内容撰者有所说明，如《凡例》中指出：”天文及阵法内有无裨实用者，姑悉存之以备参考。其间可信与否，智者能辩之。一或删削，恐好事者疑为未备，妄增奇异，愈繁愈诡，徒乱耳目。”《登坛必究》是明代末期一部重要的兵书，它联系实际，抨击时弊，内容丰富，探源求全，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登坛必究》初刻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到清代又进行了翻刻，流传较广，影响较大。
第六节兵录
何汝宾撰。何汝宾，字寅之，一作仲升，吴郡（今苏州）人，《明史》无传。据《吴县志》记载：”汝宾字寅之，苏州卫世袭指挥。天启二年调昌国参将，行伍用命，扑洪宇于石浦，覆林洪于近洋，蹙林淑舟，踣张一老，所至奏捷。喜文翰，尝辑《舟山志》。迁广东都督签事。”魏浣初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写的序称：”仲升何公世勋之裔，少即为子威（引者按：子威即刘凤，嘉靖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佥事）刘先生所器重，该通经史，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手辑《兵录》，聚米画而指掌绘，不啻书生白朴而尤刻励砥廉节，所至驭军严而有恩，未尝牟一毫利，稽一日赏。”何汝宾出身将门，受家庭影响，少年习武，于兵书无所不窥，积累了较丰富的军事资料。他在本书自序中说：”家居无聊，披阅古今兵法，意简练揣摩”，”总括群书，钩其玄要，而间附以己意，采辑成帙，题曰：《兵录》。”自序时间为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本书亦当成书于这一年。这为他以后的军事成就奠定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
《兵录》十四卷，约二十五万字，附图四百八十四幅。其卷目如下：
卷之一：论将总说、选士总说、编伍总说。
卷之二：教练总说。
卷之三：射法总说、鸟铳总说、弩箭总说、牌艺总说、狼筅总说、长枪总说、镗钯总说、拳法总说。
卷之四：棍法总说、较艺总说。
卷之五：阵法总说、旌旗总说。
卷之六：器械总说、军行总说。
卷之七：安营总说。
卷之八：守御总说。
卷之九：攻战总说（战略、临阵、战法、攻城）。
卷之十：水攻总说（平时整饬、遇警临敌、舟慎行泊、水攻用火、师行渡水、水攻城寨、战船说、兵船束伍、制蓬索药）。
卷之十一：火攻总说（火攻要法、火攻药性、提硝法、提磺法、火药方、火攻杂说）。
卷之十二：制器练铁法。
卷之十三：西洋火攻神器说、医药总说。
卷之十四：地利总说、天时总说。
《兵录》是一部辑录体综合性兵书，其资料来源，一半采自《武经总要》，一半采辑明代新材料，如赵士桢之神器，西洋之火器，戚继光之练兵书等。全书内容比较丰富，包括将帅修养、士卒选拔、部队编成、训练、阵法、技艺、兵器和军械的制造与使用、行军宿营、防御攻战、军队医疗、地利天时等。书中对许多军事问题都进行了概括归纳，如在作战方面，概括出了因地设险八法、诱骑之术四法（见卷八《安营总说》）等。
《兵录》的军事思想也较丰富。作者在自序中称，于”总括群书，钩其玄要”的同时，亦”间附以己意”，但书中并未说明哪些是作者的议论，所以只能就全书的内容简单介绍一下书中所包含的主要军事思想。在军队建设方面，重视将帅的作用和修养，全书以《论将总说》开篇，认为”将得人兵强国昌，将不得人兵弱国亡。”（卷一《论将总说》）所以，对将帅的素质和道德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张将帅要具有广博的知识，精通天、地、人之理，要明义理，通古今，提出”于古今名将传中细玩其胜败得失之机，人品心术之分，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以古为鉴，以贤为师，诗书礼乐夙讲于平昔，方略韬钤根究于暇间，如此，则胸中之甲兵素具，阃外之机宜熟审，一旦用之必安详闲，老成持重，不致仓皇失律，以误人国矣。”（卷一《论将总说》）还提出主将要习技艺，而且要掌握军队中所使用的各种技艺，这样才能平时教练士卒，战时带头冲锋陷阵。主张将帅要树立远大志向和无畏的精神，”将贵立志，志立则气锐胆壮而无惧。”（卷一《论将总说》）要关心爱护部属士众，以三军之心为心，达到上下一心，”善御众者，必有以结其心，同其劳苦，恤其饥寒，使惠爱德泽感人于肺腑之内。夫然后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耳。”（卷一《论将总说》）提出将帅要有将德，”为将者，贵有将材，尤贵有将德。”（卷一《论将总说》）主张将帅要清廉，反对”科敛剥削”，以肥私囊，”苟剥削以肥身家，侵渔以归私囊，必致于失人心，败国事，是故武臣不爱钱，乃能不惜死。”（卷一《论将总说》）将帅”要当仁厚谦虚，临阵不可妄杀，有功不可自伐。”（卷一《论将总说》）将帅要”能捐躯尽瘁，不计成败利纯，以徇国家之用。”（卷一《论将总说》）还提出将帅要能集思广益，”主将必集思广益而后可以制胜，何者？一己之见有限，众人之智无穷。”（卷一《论将总说》）重视士卒的选拔和使用，主张就地招募士兵和选拔精兵，”远募不如近募，募多不如募精二语，可为选士要诀。”（卷一《选士总说》）关于选士的标准，提出：”市井游猾之人不可用，花枪花刀之艺不可用，年逾四十者不可用，偏见执拗者不可用，好为大言者不可用，面白胆小者不可用，衙门积年放刁玩法之人不可用；惟臂力强壮，狼食筋粗，目有精神，貌类朴实，身体便捷，而年又在三十上下者方可入选；至于乡野诚实之人，黑大粗壮，皮肉坚实，有土作之色，此为第一等。”（卷一《选士总说》）对于士卒的使用提出要因人而异，”人性不同，各尽所长。故曰：良匠无遗材，良将无遗士，要在选而用之，务令其能与任使称耳。”（卷一《选士总说》）并具体提出：”主将用人在随材而器使之。
是以善抚恤者，勿使战斗，虑其爱人而无勇也；善保守者，勿使进攻，虑其胆怯逗留也；多疑者，勿与之决事，虑其犹豫少断也；多勇者，勿与谋敌，虑其轻率也。能随人才之长短而用之，则无偾事矣。”（卷一《选士总说》）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天下之事非教无成”，”武欲胜敌，必先练兵；置兵不能练则兵为徒设”，”故选士要矣，教练急焉。”（卷二《教练总说》）强调平日的养成训练，认为”主将用兵其胜也，不胜于胜之日而在平日；其败也，不败于败之日而亦在平日。”（卷一《论将总说》）苟非教之于平素，可用之于临事乎？””惟能教练于平素，乃能辩记于临阵。”（卷二《教练总说》）主张兵、将同练，”兵固要练，将亦要练。”（卷二《教练总说》）
强调练为战，认为”练兵不可用，则练为虚文。”（卷二《教练总说》）提出适应新的形势，改革旧的训练方法，指出：”必须革去旧时一切套子，以实心行实事，督率众兵各精一艺。（卷二《教练总说》）
在作战指导方面，强调了解敌我情况，比较敌我短长，指出：”夫古之善用兵者，必要知彼知己，诚使于未战之先，平气而虚心，料彼将吏孰与己和，主客孰与己逸，甲胄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精，形势孰与己险，城堡孰与己固，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资货孰与己富，秣饲孰与己丰，以此揣之，不待两军相交而胜负已判然矣。”（卷九《攻战总说》）对于进攻，主张”攻其所必守与其所必救”，最好的办法是”不攻而图”。强调作战要善于因衅，所谓”衅”，就是瑕隙。认为”善用兵者，惟因衅而已。衅应于我者谓之机，见于彼者谓之隙。决在我之机，投在彼之隙，敌虽智者，将败亡之不继矣。”（卷九《攻战总说》）并将衅分为天衅和人衅两种，天衅归纳为十二种：淫雨、久雪、暴风、大雹、星变、妖祥、暴水、火灾、雷击、旱魃、人疫、马瘟。人衅归纳为十六种、移营、涉水、分兵、易将、绝粮、未合、阵乱、兵疲、令杂、主疑、惊畏、将骄、得间、下离、内变、失险。对于防御，主张以战为守，反对关门死守。认为”善守者，守于外；不善守者，守于内。当贼入寇，直于四郊险要处扎野营，修野战以待之。”（卷八《守御总说》）重视远距离侦察，认为”预备全在远侦，远侦之法在设伏。”（卷八《守御总说》）
在对待古代兵法的学习和运用方面，本书有其独立见解，认为”不滞于法而实不离夫法也。”（卷一《论将总说》并以下棋作比喻，说明学习兵法的重要性，”将之于兵法，犹奕者之于谱也。奕者必熟览其谱，而后可以应变制胜。未有将不习法而辄能开合变化运用无穷者。”（卷一《论将总说》）还对所谓不学兵法而成功的霍去病等人进行了评论，”古人霍骠姚、张南阳、岳武穆皆谓不用兵法而能立功当代，岂真废法哉！盖得夫法之精而用之也。”（卷一《论将总说》）指出，他们就好象楼子和尚听歌便悟妙明真性，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便悟草圣真传一样，早已领悟到兵法的精妙之处。
《兵录》也包含有一些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如”佚而犹劳”、”害中之利”，认为，”凡与敌战，不可恃胜而放佚，当益加严励以待敌，佚而犹劳。””若彼胜我负，未可畏怯，须思害中之利，当整励器械，激扬士卒，侯彼懈怠而击之，则胜。”（卷九《攻战总说》）它还用”物极则返”的辩证观点，解释”穷寇勿迫”的作战原则，指出”凡战，如我众敌寡，敌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慎勿追之，盖物极则返也。宜整兵缓追，则胜。”（卷九《攻战总说》）
《兵录》辑录的资料比较丰富，尤其是明代以来西洋传来的火器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书中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思想，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愚兵思想，”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卷一《选士总说》）又如迷信思想，在《水攻总说》中说，”及见龙王神庙，不可放炮吹打、呐喊，或有警动，恐起风作浪。”等等。
《兵录》成书于明万历年间，《中国历代兵书目录》著录有万历丙午（１６０６年）刊本，恰是作者自序时间，不知是据序言时间著录还是确实据万历本著录？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刊本是明崇祯年间的两种刊本，一本有刘凤、魏浣初、俞琬纶、陈子壮、陈元素六人序和自序，另一本增加了杨述程序和”崇祯元年岁在戊辰仲秋之吉重订于粤之正气堂”牌记。此外还有明抄、清抄本传世。
第七节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全书二百四十卷，约二百万字，附图七百三十余幅，被称为”军事学的百科全书”（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第九章）。这部兵学巨著是由茅元仪历时十五年撰成。
茅元仪（1594－1640），字止生，号石民，又号东海波臣、梦阁主人、半石址山公等，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明末杰出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他出身世代书香门第，自幼好学不厌，博览群书，尤”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
年方十岁，他的家乡吴兴遇大灾荒，太守集议赈荒，官吏及富户无人敢应诺，独有未成年的茅元仪请求倾尽家藏粮食数万石，以救济灾民。他熟悉古今用兵方略，对九边阨塞要害，口陈手画，了如指掌。面对后金政权崛起，狼烟频频，明廷政治腐败，国运衰落，激起了发奋学习，探讨”治国平天下”方略，著书立说，以振兴明朝武备的雄心壮志。他寓居南京，潜心研究历代兵法韬略和当代国防形势，倾注十五年的心血，撰成了《武备志》这部古代兵学巨著，于天启辛酉（1621年）刻印成书。自此，这位年轻学子声誉鹊起，以”知兵”之名被任为赞画，随大学士孙承宗督师辽东，抵御后金。
他曾出塞视察红螺山，七天不见烟火，随从都面无人色，而他仍从容不迫。并到江南募集舟师战舰，为孙承宗筹画了辽东水军的部署。不久，孙承宗遭排挤去职，茅元仪亦被削籍，告病南归。崇祯帝继位后，茅元仪赴京向新帝进呈《武备志》，”且上言东西夷情，闽粤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先帝命待诏翰林。”（《列朝诗集小传·茅待诏元仪传》）然而却被权臣王在晋等所中伤，以”傲上”的罪名被放逐定兴（今属河北）江村。崇祯二年（1628年）冬，后金骑兵进逼京师，孙承宗于危难之际再度受命督师。茅元仪和二十四骑护卫孙承宗，从东便门突围至通州，击退后金军，解除了京师之危。茅元仪被任为副总兵，督理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水师。
先被权臣所忌被解职，后受辽东兵哗之累，充军福建。辽东军情紧急，请求募死士勤王，遭到权臣阻挠，悲愤纵酒而亡。
茅元仪文武双全。明清之际学者称赞他”年少西吴出，名成北阙闻，下帷称学者，上马即将军”（方以智：《流寓草》卷七《酬茅将军》）。他一生著述宏富，据《方以智茅元仪著述知见录》（任道斌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统计，其著作有《武备志》、《督师纪略》等60余种，数百万言。但由于屡遭禁毁，多散佚。
《武备志》是一部大型综合性辑评体兵书。它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全书分类排纂史料，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大类之下有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8类64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字词典故，如在《孙子·行军篇》”仗而立者”下注”依兵仗而立”；文旁有批点，用”○”表微妙处，用””表示紧关处，用竖空心线”””表示隐微处；文上有眉批，或赞扬，或批判，不拘一格，如在《孙子·九地篇》”善用兵者，譬如率然，击其中则首尾俱至”上批道：”千古阵法，概此一语。李药师稍窥其端，其余名将犹堕云雾中。”《武备志》完备的体例，不仅表明了著者对各个问题的看法，而且为读者把握全书的重点提供了线索。
《武备志》共由兵诀评、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
《兵诀评》，18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和《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他非常推崇《孙子》，”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他还有一段名言：”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兵诀评》）后人在引用这段话时往往掐头去尾，只取中间一句，来证明《孙子》是古代”空前绝后”之作，实际上是不符合茅元仪本意的。茅氏是将《孙子》与先秦其它五家兵书相对比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茅氏评说仍有偏颇之处。不可否认，《孙子》的成就最高，但其它五家也各具特点，都在不同的方面对《孙子》有所发展。
《战略考》，三十三卷，按照时间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春秋、战国、西汉、东汉、三国、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北宋、南宋、元等十六个朝代有参考价值的战争战例。茅元仪认为，”良工不能离规矩，哲士不能离往法。
古今之事，异形而同情，情同则法可通；古今之人，异情而同事，事同则意可祖。”（《战略考·序》）所以作《战略考》”以为今之资”。古代战争战例资料非常浩瀚，他并非有记必录，而是有严格的标准：一、不是讲战略的不录，”非略弗录”；二、不是奇略不录，”略非奇不录”；三、要能启人心智，”每举一事而足益人意志”；四、要能”言之竟日而弗倦，试之万遍而不穷”。《战略考》共选录六百余个战争战例，大都在历史上以奇谋伟略取胜著称，如马陵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虎牢之战等等。
《阵练制》，41卷，由”阵”和”练”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强调要详细，后者强调要通俗实用，”阵取其制，制则宁详；练取其实，实则宁俚。”（《阵练制·序》）”阵”下又分94个细目，附三百一十九幅阵图，详细记载了从先秦至明代各种阵法阵图，堪称古代阵法阵图大全。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本来古人量地制阵，出现方、圆、曲、直、锐之形，可后来有人便”易以旌旗之名，诡以神将之临，重以五行之目，饰以五方之色，淆以吉凶之门”（《阵·序》），把本来很形象实用的阵法搞得扑朔迷离。其原因是秦以来谶讳盛行，阵法也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对这些诡诞不经之作，如果废掉，有人反而会以此惑世，”故谱而存之，鲜有删铲，阵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阵·序》）”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部分，详记士卒选练之法。有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水兵的编伍，赏罚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多采自唐宋以来的兵书《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
《军资乘》，五十五卷，由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部分组成。类下又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内容非常广泛。现将子目抄录于下：营：营制（下设十八个细目，记李靖等立营方法）、营算、营地、营规、夜营、暗营；战：军行、渡险、赍粮、寻水、候探、烽火、乡导、审时、布战、料敌、应战、设险、入伐、受降、符契、旌旗、器械（下设三十三个细目，记弓矢刀剑等兵器）、祭禡；攻：措置条件、器具图说；守：城制、约束、需备、措应、器式、堡约；水：水利、水平、战船、济水、禁涉、海候；火：制火器法（下设三十七个细目，记各种火药制造方法）、用火器法（下设五个细目，记各种条件下火器使用方法）、火器图说（下设四个细目，记各种火器图式）：饷：屯田今制、屯田水利、河漕、海运、车运、骑运、人运、米盐、宴犒、矿砂、医药；马：相形、相毛、齿诀、刍水、医药、禁忌、简别、结束、驰骤、征调、厩牧、贡市、虏产。从以上子目可以看出，这部分所记军用物资完备而详细，从攻守器械、火器火药、车马战船到粮饷米盐无不具载，堪称古代军用物资大全。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方面收录资料更丰富，共收录各类武器装备六百余种，其中仅火器即达１８０多种。是收录军事技术成果最多的一部兵书。不仅如此，它还首次辑录了火龙出水（一种龙头多发火箭）等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海候”部分占风、云、雾、电、海潮等内容与《占度载》的占验内容不同，它是当时气象经验的总结，没有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有一定实用价值，如”占雾门”用雾相预测天气：”晓雾即收，晴天可求。雾收不起，细雨不止。三日雾蒙，必起狂风。白虹下降，恶雾必散。”还记载了浙东等沿海地区的潮候。
《占度载》，九十三卷，由占、度两部分组成。”占”即占天，记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战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太乙、奇门、六壬、杂占、选择、厌禳。这部分内容反映了古代人们对天文气象的朴素认识，如”天色惨黄为风”等。但是转而把自然现象与人事相附会，便成为谎诞迷信之说，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等。
”度”即度地，记兵要地志。子目有：方舆（下分一统图等十六个细目，详讲内地）、镇戍（下分蓟镇等九个子目，详讲边疆）、海防（下分二十七个细目，有”日本入犯图”、广东、福建、浙江、南直隶、山东、辽阳等沿海地区总图、兵险考等，详讲沿海）、江防（下分江防考等五个细目，详讲江河）、四夷（下分四夷总图等十九个细目，详讲周边属国）、航海（讲航海所到诸国，即所谓声教）。茅元仪认为曾公亮《武经总要》”独载边塞道里之远近，而于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缺如也。””近王将军之谈地理也，详与沿革，旁及山川，则太矣，而于关要者仍有缺，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而终之于度。”（《占度载·度·序》）这部分详细记载了明代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内容，尤其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即《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以及航海用《过洋牵星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武备志》在内容和编纂方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
（1）广收博采，内容丰富。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著名藏书家，又”究极兵家之学，其书多秘诸枕中”（顾起元《武备志序》），为茅元仪采辑兵学资料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他不满足于此，又四方搜讨传借，私访秘图写本。”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宋献《武备志序》）全书囊括了当时兵学的各个方面。
（2）选材精当。强调资料要可靠，不凭道听途说；讲实用的问题，不采稗官野史，如他在《占度载·度·序》中说：”其声声之不通于中华者，不敢据稗而信也；贡献不通于大国者，不敢信耳而传也。”紧紧围绕武备选材，如在《战略考》和《占度载·度》序言中规定：”非略弗录”；”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关系不大，”故不敢详”等。注意选录最新资料，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的戚继光、愈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
（3）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在序言中以医药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归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侯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交待《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
（4）评论精炼概括，既讲历史沿革，又讲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自己的看法，具有批判精神。如在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阵练制·练·教艺·棍·序》）又指出，弩之法不传，程宗猷革新古弩机，创造出腰开弩，力可达三十六钧（合当时１０８０斤），而力举三百斤者便可使用。他在”挑壕而营”的上方批评说：”今御虏者，全用挑壕法，所谓自置其身于死地也。”（卷七十眉批）
（5）辑录了许多他书罕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连研究阵法的专著《续武经总要》都未记载。尤其珍贵的是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
（6）图文并茂。全书附图738幅，除《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便于理解说明文字，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我们窥见明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山川河流的概貌。（7）采用了目录学中的参照法，对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了说明，便于互相参照。如《军资乘·战·器·弩·序》指出：”其详则见于练制中。”《占度载·度·序》指出：”若漕河，见于饷，不复再。”这样读者便可到《阵练制》中去查找弩的资料；到《军资乘·饷》中去查找漕河方面的资料。
《武备志》汇辑了历代的兵学成果，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的特点，但不能视其为辑录者的思想，所以本文不再一一概括介绍，仅据序言和评点对茅元仪的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呼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他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世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惊慌失措，束手无策，误国误民。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足饷尤先务”（《军资乘·饷·序》）。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重视军队的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阵练制·序》）战时号令不齐，”不归于战而归于练。”（《阵练制·练·悬令》）在国家防御方面，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
针对西北边疆的特殊情况提出”人自为守”的战略方针，指出：”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虏资粮于我，故我必清野，始可与虏战。有堡始可以清野。虏人自为战，故我必人自为守，始可与虏敌。有堡始可以人自为守。”（《军资乘·守·堡约·序》）对海防提出”其要在拒之于海。”（《占度载·度·海防·序》）又认为江防的战略地位也非常重要，指出：”迫海而亘中区，外溃则为门户，内讧则为腹心，故江之要与边、海均。”（《占度载·度·江防·序》）对于攻与守、盛与衰、强与弱的认识，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认为我”可攻人，人亦可攻我”（《军资乘·序》）。”善守者，使不得攻。”（《军资乘·守·序》）能从攻与守这两方面认识问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并用这一道理论证贡市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明廷振兴武备，指出：”贡市者，体极尊，名极美，而财日浚，备日弛，丁我之盛，其衰伏焉。有所衰，必有所盛，可不畏哉。””我不振则彼强，故张皇六师，非黩武也。”（《占度载·度·四夷·北虏考·序》）
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廷的著书目的，书中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在清代遭到禁毁，清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和《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致使这部兵书的版本发生了较为复杂的流变。明天启元年（1621年）刻印本，由于保持了本书原貌，”多悖碍字句”（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禁书总目·补遗一》），在清禁书严律下，流传不广。现在只有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几个大的图书馆藏有此本，而且有的本子被清代人挖掉了一些”违碍字词”。明天启年间刻的版块，后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
清初，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因书名页下印有”莲溪草堂藏板”，故称为莲溪草堂本。此本撒掉了卷首李维桢、顾起元、张师绎、郎文焕、宋献、傅汝舟等六人序，挖掉了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清廷取得政权之初，尚无暇顾及禁书，出现了一种刻印较好的据明本覆刻本，由于未著明刻者姓氏和刻书年代，往往使人误以为明刻本。实际上若细心观察亦不难鉴别，因为，它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篡改，如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晚序中的”东夷小丑”改刻为”域中小丑”；张师绎序中的”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等等。并抽掉了李维桢序。
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并刻成了墨围，还抽去了第二百二十八卷《四夷》中《女直考》的内容。日本宽文4年，即清康熙三年（1664年），日本须原屋茂兵卫据明刻本覆刻。此本增刻有日文假名训点，序和正文未作任何删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此书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和”茅待诏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排印，卷首删去了李维桢等六人序，”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书中对清”违碍之语”加墨围代替，《女直考》亦被删掉。清末，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湖南以日本刻本为底本覆刻，另外，还有抄本行世。现存各种版本以明天启元年刻本为最善。
《武备志》是中国古代部头最大、类似军事百科性的兵书。它以丰富的内容、比较科学的编纂方法、珍贵的史料，赢得了后人的赞誉，受到社会的重视。在遭到禁毁的情况下，几经翻刻，广为流传，说明它影响深远。在国外，日本不仅于宽文年间据明刻本翻刻，而且于１９７４年以和文出版发行。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研究军事史、经济史、交通史、海外关系史、科技史、历史地理等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在对有的兵书评论时，未有深究，承袭了以往错误的说法，如他评论《三略》说：”本太公所作，黄石公尝推演之授子房。”又如因袭《续武经总要》、《武编》等明代兵书对宋代兵书《虎钤经》的记载，将其作者许洞记为元代人等。
第八节兵迹
魏禧撰。魏禧（1624–1681），字叔子，一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诸生，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康熙间举博学鸿词，以疾辞。长于散文，喜读史书。与其兄际瑞、弟礼俱有文名，时称宁都三魏。又有人说他”以文法言兵，以兵法作文。”（沈茂德《兵法跋》）著作除《兵迹》外，还有《兵谋》、《兵法》、《左传经世》、《魏叔子集》等。
《兵迹》，故名思意，就是历代用兵的史迹。是一部旨在总结历代用兵得失、统军作战经验的兵书，亦有边疆和外国地理资料。全书共十二卷，十四编。其卷目和主要内容简介如下：
卷一：《历代编》、《列国编》。作者按照封建正统思想将朝代分为两类，一类为所谓正统王朝，即伏曦、神农、黄帝、颛顼、帝嚳、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西汉、东汉、东晋、五代、前唐、后唐、五季、北宋、南宋、元、明，辑于《历代编》之下；一类为所谓非正统王朝，即齐、鲁、燕、晋、秦、楚、吴、越、宋、韩、赵、魏、孙吴、曹魏、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后凉、南凉、西凉、夏、元魏、北齐、柔然，另辑为《列国编》。
本卷意在阐述历代王朝兴衰存亡和用兵得失，以为借鉴，因此对每个朝代都有所评论，如作者认为：秦始皇修长城”为千古凭守，故曰：强莫如秦。”认为北宋用兵不及前代，是”有相无将”；而南宋则是”有将无相”。
卷二：《将体编》辑录历代将帅借用威名，利用身、手、足、口、耳、目等特长，以及使用妇女、犯人和任用儒将、老将、幼将用兵制敌的故事；《将物编》辑录历代巧用诗词、书信、字画、榜牌、金鼓旌旗、弓弩甲胄、车马舰船，以及竹、木、樵薪、刍、灶、沙、石、城墙、江河、山川等各种物质条件制敌的故事。如”灶”下辑有孙膑增灶诱庞涓和虞诩减灶拒羌兵的故事。
卷三：《将兽编》辑录用马、牛、象、狮、虎、犬、鸡、鸽、鹊等鸟兽助战制敌的故事；最后辑录了驭将率众，严肃军法、宽容待下的用兵故事。
卷四：《将能编》记述将帅布阵、攻守之法，辑录将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利用水、火、慎、简、诚、寓、逸、藏、穴、灰尘、集、袭、觇、反、逆、却、神、鬼、毒等统军胜敌的故事。
卷五：《将效编》辑录将帅除寇盗、因疲猛、陷坚阵、断归路、用饥渴、顺天时，以及以胜致胜、以败转胜的用兵作战故事。
卷六：《华境编》记述中国境内各地兵卒习性、特长，以及对其使用方法。如指出”山东之兵强悍，乐于击斗，勇于公战，唯不事舟楫；蓟兵心怯气平，好逸恶劳，短于野战，使其凭城守险则善；边兵善守险，习骑射；湖广之兵善钩鎌及枪弩之技；东南之兵则习水战；义乌之兵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简练一旅可当三军，为兵之最劲者。”卷七：《华人编》记述标兵、僧兵、赤脚兵、被窝兵（以环被蒙背，两手双刀并二被角，展转击杀，叫做被窝兵）、打手、商贾、盗贼、猎人、乡民、妇幼等习性特点和利用其习性特点进行作战的方法。
卷八：《上夷编》记述苗、瑶等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作战特点。
卷九：《岛夷编》记述当时邻海岛屿诸国如日本等的地理位置、物产风俗及作战特点。
卷十：《近国编》记述少数民族政权及周边邻国的地理位置及作战特征。
卷十一：《远邦编》记述欧洲等一些国家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及作战特点。外国名称为当时称呼，与今译名不同。
卷十二：《边塞编》记述辽东、蓟镇、山西镇、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边塞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山川形势，以及紫荆关、居庸关、长城、民堡等边关工事和御敌之方。
最后记述明代兵制沿革大略。
《兵迹》以辑录历代用兵史迹为主，但也间有作者的阐述和评论，这些阐述和评论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首先他比较重视民众和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如在评论元朝时，他认为元朝论强可以和秦相提并论，论大可以和汉媲美，然而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其原因就是”不顾民怨，不顾民变，不顾民死尽，不顾兵死尽”（《历代编》）。在《将兽编》中还指出：”能得士者强，能用士者胜。而得士则一在于善求。”在对待战争的态度方面，主张慎战，认为”兵凶战危，不可不慎。”（《将能编》）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根据敌情我情灵活用兵，”有用多，有用少，全在因机制胜。”（《将兽编》）重视计谋权变，”兵以诈胜，无谋非用兵也。”（《将能编》）主张攻虚击弱，指出，”善战者，莫不贵冲虚击弱。”（《将效编》）强调”觇”和”藏”在作战中的作用，指出：”善胜敌者，在于能觇。””战之奇者无如藏。”（《将能编》）他还主张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改变双方形势，或反攻为守，或反守为攻，或反客为主，或反主为客，”善战者，能反势则事易，而功倍。”（《将能编》）另外，也应注意到，作者的评论中也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他认为：”何以得三军死战，惟有断归路一法耳。”（《将效编》）这不仅反映了封建时代将帅与士卒的阶级对立，在认识论上则是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
《兵迹》引述资料丰富，上至先秦，下迄明代，分类编排，为后人研究古代军事提供了一定方便。
《兵迹》初未刊行，以宁都何以仁旧抄本传世，民国４年（１９１５年）据此本校勘刊行，并附有刘家立《校勘记》一卷，被收入《豫章丛书》。
第九节戊笈谈兵
《戊笈谈兵》为清代汪绂所撰。汪绂（1692–1759），初名汪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今江西婺源县）人，诸生。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先人为太傅，家中藏书甚丰，得以接触各方面的知识，尤喜欢读经、史、兵法、术数之类的书籍。由于家道衰落，开始在景德镇做佣工，为人画碗谋生。康熙戊戌（1718年）以后，在枫岭浦城间讲学授徒，教出高第弟子百余人。其讲学内容非常广泛，除在学馆教授诗书之外，还到军中与朋友弟子讲习兵法卒伍，本书即为此而作。他勤于著述，一生著有《策略》等三十三种著作（见《戊笈谈兵·双池先生各种遗书已梓书目待梓书目》）。
汪绂为何将本书起名为《戊笈谈兵》呢？”戊”，本音茂，据《旧五代史·梁太祖记》记载，五代时梁太祖朱温为避讳其曾祖父茂琳的名字，改”戊”字为”武”字，后人因此读”戊”为”武”音，两字有时通用，这里的”戊”即”武”。”笈”，书箱。”戊笈”即兵书箱。本书既分卷又分笈，即是此意。《戊笈谈兵》大概也有汪绂自谦之意，因他没有军事实践，文人谈兵，比喻是在兵书箱中讨论军事问题。
《戊笈谈兵》原书共十卷（其中卷六上、卷十佚），十四笈，附图１３０余幅。其卷目如下：
卷一：周天图说第一笈：太极图说、太极图说解、辑易、辑书、辑礼、皇极经世略、步天歌、考度、七政歌、祀分歌。
卷二上：七曜灾祥第二笈：在齐赋、占日、占月、占五星、占孛、占经星、占云汉、分野。
卷二下：云雨风角第三笈：保章赋、望云气、观风角、察风雨、杂占。
卷三上：遁甲奇门第四笈：烟波钓叟赋、原神赋、吉凶定局、阴阳十六局图。
卷三下：演宿翻禽第五笈：远取赋、翻禽定诀、禽星强弱喜畏、禽星诸忌、琐泊落泊、占演大略、兵家用孤虚法、临斗杓法、六戊法、云聚鸟散法、占鸦鸣时方。
卷四：宇内舆图第六笈：幅员赋、人皇画野图、虞舜十二州禹贡九州五服图、周礼职方九州九畿图、春秋列国图、秦七国四十郡汉河西朝鲜西南夷珠崖图、东汉十三部图、晋十九州图、唐十道图、宋十五路图、十六省总图、列宿分野图、北直隶图、江南图、浙江图、山西图、山东图、陕西甘肃图、河南图、江西图、福建图、湖广图、四川图、广东图、广西图、云南图、贵州图、黄河图、运河图、大江图、九边外译蒙古图、极北蒙图、西北西域外译图、正西西番西域图、南海外译海国图、极南海国图、东南海国外译图、正东东海海滨图、东北朝鲜图、东北女直图、地舆东半球图、地舆西半球图。
卷五上：形势更革第七笈：天下形势总论、天下形势分论、南北形势分论、历代建都考、历代疆域考、九州分野论。
卷五下：州郡财赋第八笈：直隶郡州县卫所、盛京郡州县、山东郡州县、山西郡州县、河南郡州县、陕西甘肃郡州县卫所、江南上下江郡州县卫、浙江郡州县、江西郡州县卫、湖广湖南北郡州县卫所司、四川郡州县卫所土府司、福建郡州县、广东郡州县卫所、广西郡州县土府州司、云南郡州县土府州司、贵州郡州县司、蒙古四十国。
卷六上：第九笈（佚）。
卷六下：水陆路程第十笈：迂直赋、水陆路程（分十六省）。
卷七：司马吴孙第十一笈：司马吴孙总论、司马法五篇、吴子六篇、孙子十三篇。
卷八：黄尉李姜第十二笈：黄尉李姜总论、黄石公三略（全）、尉缭子二十一篇、李子问对三篇、姜太公六韬（删摘）。
卷九：古今阵法第十三笈：经传所言兵律之事、古今阵名、律赃臧赋、武侯鱼复八阵图说、武侯棋盘市满天星图、武侯弥牟三才阵图、马平凉鹿角偏厢阵图、张晔所变八阵图、李卫公六花阵图说、八阵结队图、六花结队法、七军大衍阵图、连环法、五叠连环阵说、七军大衍阵说、水战七军说、车战论、山战猿猱阵、杂阵图说。
卷十：军器第十四笈（佚）。
《戊笈谈兵》是清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编成的一部综合性兵书。其体例，既有辑评体，如卷七对《武经七书》的评论注释等，又有独立的著述，如《著天下形势总论》、《著天下形势分论》、《著南北形势分论》、《著六花结队法》、《著山战猿猱阵》等等。其资料来源，主要是经传和兵书，也有当时最新地理学书籍，如舆图部分就是”博借今本，又搜断简，印以旧闻，参互考订”而成书的，其中地球正背面图还采录了西学绘图方法。其编排秩序，取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意，以天时、地利、人和为纲。其内容，主要由天文占卜、军事地理、兵书评论、阵法阵图四部分组成。
下面对这四部分内容作一简述。
1．天文占卜。这部分内容较多，糟粕也最突击。其中记载了一些有价值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如日月运行、风云变化、雷雨预测、季节推算等。另外，对古代军事占卜解释得也比较通俗，对了解和研究军事史上这一特殊事物可资借鉴。
但是，它把天象变化附会人事，用奇门遁甲、翻禽、数术推算吉凶，是十分荒唐的。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辑录这类封建迷信的内容，不象有些兵书那样，目的是为了施奇用诈，而他的目的在于宣传天人感应的思想。如他说：”人事召于下，则天道感于上；天象变于前，则灾戾应于后，呼吸之理也。”（卷二上）这种思想是需要认真批判的。
2．军事地理。这部分内容最多，价值也最大，共三卷五笈（佚一笈）。汪绂认为舆地对于军事是不可缺少的，”兵家形势，按图而考之，亦可得其大概矣。””犹必当熟知。”（卷五上）所以，他从军事的角度详细记述了古今舆图、疆域形势、京都要津和南方北方的战略地位、省府州县道里远近、田赋数额、水陆路程等。尤其有价值的是对各地战略地位的论述。他认为，雍（今陕西中部及甘肃东南等地区）居中原之首，冀（今河北南部及河南等地区）居中原之脊，幽（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为天下之要膂，浙闽（今浙江、福建一带）为天下之尾。雍冀燕辽是天府，荆扬是战地，洛兖是冲地，甘肃蒙古是雄地，蜀滇两粤闽中是守地，青齐东吴是安地，豫章两浙是散地，这就是全国战略形势的大概情况。根据这种分析，他主张居雍则重洛，居冀则重雍，居幽则重辽、济，居洛则重雍，居汴则重洛、兖，居吴则重荆、襄，居蜀则重雍、荆，居荆则重蜀、洛。他还分析了燕京、长安、洛阳、建康、汴京、成都等大城市的战略得失，如对燕京的分析：”燕京为天府雄都，杜雄关而北制朔漠，据最胜而临中原，是其所长；而土瘠气寒，是其所短。”（卷五上）
３．兵书评论。作者按照儒家的标准选录了《武经七书》，并进行了评论和注释。他的评论和注释，不因旧说，有独立见解。关于评论有四个层次：一是从政治上评，认为”用兵之法仁义为先，国之本也。节制次之，以治己也。机权为后，顺应而已。”（卷七）按照这一标准，他改变了七书原来的排列顺序，认为七书中的前三种，即孙、吴、司马法是最精粹的，这三种之中《司马法》以仁为本，最为纯正；《吴子》尚近儒家思想；《孙子》善长机变。所以他以《司马法》为首，《吴子》次之，《孙子》又次之。七书中的其他四书，认为各有所长，但是，《六韬》伪而险，《李子》驳而肤，《尉缭》严以刻，《三略》尚矣。”所以，他又将《三略》排在四书之首，其他依次是《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六韬》。七书中有五部书他认为里面有肤浅驳杂的内容，进行了删削，惟有他推崇的《司马法》、《三略》全文照录。二是从军事上评论。他抛开政治因素，从纯军事角度评论，又认为《孙子》的成就是最高的，”论机变则《孙子》为长”，”握奇之妙，自当推孙”，《孙子·始计篇》”筹之于事，始察之于用人，权之于当机，万全而后动，止此一篇，足见《孙子》谈兵高出七书之上矣。”（卷七）三是逐书进行评论。他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对每部书都进行了评价，如对后四部书的评论，”《李子问对》，昔人谓其为阮逸所假托，虽朱子亦以为然，然发明《孙子》之旨多有特见，其论阵法最为原沝（音委），是所长也；《尉缭》之十二令卓然兵家要务，第刻以失之矣；《三略》一书最为渊深纯粹，但恐后世不能明其旨耳，又大非孙吴李尉之俦也；至于《六韬》，虽属伪附，然择其不诡于道者，存之亦可法也。”（卷八）四是逐篇评论。对各篇内容都注意把它放在七书范围内进行比较，指出其优劣。如对《尉缭子》之”战威”篇评论说：”其意以战在气，气由心，故率民者贵得其心，而得民心之务存乎厚民之生，先之劳之则民心归服，而气自奋矣。是励士之道也。《吴子》’励士’篇只是赏有功而已。此则更得大本，当在孙吴之上矣。”（卷八）他在对原文的注释当中也有一些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是站在儒家的政治立场上论兵，又加上他没有军事实践，所以，其中也有一些迂腐之见，如从封建仁义道德出发，提出”火攻固非美策。”（卷七）认为用间是不仁不义，”明神必先殛之。”（卷七）指责”《孙子》假托仁义，用其机变，实不知仁义为何物。””善战者服上刑，宁独以杀人盈野哉。”（卷七）等等。
４．阵法阵图。详细记述了古代的阵名、阵图，以及各种阵法的变化和运用，绘制了５３幅反映阵间变化的阵图。还根据古代阵法创造了一些新阵法，如七军大衍阵、五叠连环阵、山战猿猱阵等。同时对阵法问题作了许多有见地的阐述。认为，”师之有阵，自古已然，要之所以整齐士卒，使无扰乱而已耳。古之为阵者，或直以形名，或假以象名。名可考而法不存，然坐作进退之节，行列纲纪之数，犹昭然也。””虽阵队之多寡不同，而奇正之设施自一。”（卷九）对于古阵法的继承，主张活用其意，反对拘泥其法，”观图而不知其意，何异于曲鳝观星”，”用古者贵得其意而变通，以合于法。”（卷九）对于不同地形条件下的阵法，提出要因地制阵，因阵用兵，”中原多陆，陆战宜车；吴越多川，水战宜舟；闽越川广多山，阵宜步，此用之不可混者也。”（卷九）
《戊笈谈兵》初未刊行。汪绂生前将稿本交给了他的得意门生余秀书收藏。余家经五世珍藏，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传至余彝伯茂才。赵舒翘展如从茂才家藏中发现了这部兵书，认为很有价值，便联合刘景韩等官员集资刊印。光绪二十年初夏开雕，冬月刻成。当时，适逢甲午战争，许多文臣武将争相索购此书。自此以后，本书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后被收入《汪双池先生丛书》。
第十节约兵指南
《约兵指南》是清代杂纂综合性兵书，内容多辑录自《练勇刍言》等书，又杂有辑录者的撰述。所以原书题刘福松撰辑，以示本书既有撰述，又有辑录。但辑录的内容未著明出处。
刘福松，字髯仙，湖南新化人。少年丧父，云游湖海，与贤士讨论时务。后到军中服务，经历大小数百战，都能身先士卒，克敌制胜，深得主帅赏识，被提拔为副将。因左股被炮弹击伤，退出军队，将自己数十年在军中的所闻、所见、所感进行了整理归纳，编纂成《约兵指南》。
《约兵指南》共十卷，约四万字，附图十五幅。内容有将帅的选拔任用，军队的编制和各项规章制度，通信指挥信号，各级军官和各类士兵的职责，赏罚条例，阵法训练，行军宿营，骑兵水师，作战方法，乡兵团练，以及崇俭禁奢，厘金赈济等。其卷目如下：
卷一：选将总说、用将说、择人佐将说、选将忌专取、考拔头目宜择能、为将忌骄、存心放饷、节制宜专。
卷二：将兵百万说、统领之制、每一哨之制、每一营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招募忌市猾、名籍之制、号衣之制、填写号衣、招募宜速束伍、腰牌之制、小口粮及衅赏之制、响器之制、结状之制、给配器械不宜混杂、给配器械规法、帐棚之制、旗帜之制、旗帜分别颜色、造籍不宜汇、差遣规模。
卷三：号令说、响器、旗帜。
卷四：营官之职、帮办之职、哨官之职、哨长之职、什长之职、每队宜立左右伍长、左伍长之职、右伍长之职、侍勇之职、壮勇之职、游勇之职、护勇之职、散勇之职、探勇之职、伙勇之职、长夫之职、诸色随营人等之职。
卷五：赏罚、法令始终严明、重献计、重侦探、别战功、厚衅养、贵亲爱、明功罪、辨尊卑、禁骚扰、绝谣言、戒泄漏、明法令、止喧哗、严出入、定晨昏、申夜禁、重军器、勤查军装。
卷六：教兵以大义、劝忠勇、重信义、讲敦睦、勤操习、切实演习、指示演习、演习抬枪法、演习鸟枪法、演习长矛法、教长矛御临、演习三弊、训练连环、长蛇阵说、阅试观将能、行队规模、演习如鏖战前说、演习如鏖战后说。
卷七：八卦阵图总说、地宜乾三连、地宜坤六断、地宜震仰盂、地宜艮覆碗、地宜离中虚、地宜坎中满、地宜兑上缺、地宜巽下断、慎战斗、先胜后败说、戒贪财、戒恃胜、练目之法、练耳之法、练口之法、练手之法、练足之法、练身之法、练心之法、练胆之法、练谋之法、练识之法、练气之法、练精神之法。
卷八：江忠列六条、择地说、预审地势、指点安营、安营规法、安营歌、安营御敌、暗号、司夜更、守垒明令暗令、指示把卡、指示查哨、调理安营、调理渡河、谋攻说、临阵审敌说、临阵筹画说、作气说、剿贼说、克城说、地洞攻城说、城破无许惨杀说、赏奋勇法、劫寨说、防守说、古今城守确事。
卷九：马队营制、马勇章程、马兵先除五弊、马兵当习三艺、兵与马练成一心、留心蓄马、初辨水师根源、防敌水路、统筹海防以守为战。
卷十：去弊兴治、崇俭禁奢、救政备灾、重义仓、清吏治、禁捐输、抽厘伤政、汰浮隆政、撒勇归农、救政平夷、劝民练团、寓兵于农、保甲举选、团练举选、劝民筑堡自卫、卫民成章、赈济三说。
《约兵指南》辑录的内容多为古代治军作战的具体问题，理论阐述较少。这里仅简单介绍一下刘福松著述中反映的军事思想。在将帅选拔任用方面，他认为科举考选出来的并非都是贤才，其中也有伪才。而贤才中各人的特长也不相同，”豪杰可以将将，恐难将兵”，而贤士大夫”只能育人才，培元气”（卷一《选将总说》）。所以，他主张要”随其所长而用之”，”不以一疵而弃其美，不以一短而弃所长。”（卷一《选将总说》）对于选拔将帅的条件，他提出了为将八条：”为将之道，贵在耐劳负重，喜怒不形于色；二在明于知人，随才器使；三在心地不苟，不私用人；四在不耻下问，弗忌人才；五在信赏明罚，而不苛滥；六在临难不畏，与士卒先；七在处事危之间而能决断；八在不以一人之见而陷众人之智。此八者，缺一非将之才。”（卷一《选将总说》）此外，还强调将帅要戒骄，”为将之人不可骄，骄则失礼，失礼则士离，士离则身孤。”（卷一《为将忌骄》）要清廉，不虏掠民财，不侵占士卒利益等。还提出要使各级将帅有职有权，事权专一，反对越级指挥，层层检制，束缚各级将帅的手脚。在后勤供给方面，提出改革经费分配办法，以促进裁减多余官员，”今立定限制，无论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带千人者，每月支银不准过五千八百两。”在训练方面，强调军队的政治教育，主张用儒家的忠孝节义教育士卒。军事训练则注重实用，反对”练习花法，只图虚演过场。”（卷六《切实演习》）对于骑兵要求”兵与马练成一心”。他还主张”以农为兵。技艺优娴者，与官军一体考拔，有功者一体升擢，无事则植戈而耕，各安生业，如此则民无坐食之粮，国无不练之兵。”（卷九《统筹海防以守为战》）另外，他还具有反侵略思想，提出”练劲团以御外侮”、”申大义，以夷攻夷”，”节縻费以富吾国。”（卷九《统筹海防以守为战》）
《约兵指南》就其作战对象来讲，一是镇压农民起义，如辑录的《练勇刍言》内容等；一是反对外国侵略者，如《统筹海防以守为战》。所以它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进步的一面。本书有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刊本传世。
第十一节兵学新书
徐建寅撰。徐建寅（1845–1901），一名寅，字仲虎，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之子。他”素有大志，抱负雄才远略。在昔壮年时，苦志力学，久而弥笃，博闻强记，无书不读，凡学必精。”（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初在江南制造局与李善兰、华蘅芳等翻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后供职天津机器局，继任山东机器局总办、福州船政局提调。1886年在金陵机器局督炼钢铁和制造后膛枪。戊戌政变后调湖北，总办全省营务，督办保安火药局。1901年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被炸死。
徐建寅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曾任驻德使馆参赞，并赴英、法各国考察。”历观轮船军械各厂，探讨政治风俗，访其议院及其军操各程式。”（张罗澄《兵学新书序》）通过考察，使他认识到，世界上几个军事强国，”蔑弃礼让，竞尚暴戾，挟势不论理，观兵不耀德，角力争雄，恃强凌弱，皆以战胜攻取为其立国要图。我中国若不君臣上下、通国人民合志同心，讲求兵学，亲之信之，尊之重之，则无以洽民心，强兵力，保国本，尊君权。”（《兵学新书凡例》）面对祖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局面，他发愤研究军事，探讨各国新法之精理，汇辑泰西诸书之精华，撰成《兵学新书》。
《兵学新书》又称《兵法新书》，十六卷，附图370余幅。
卷一记哨队官长操兵之法及一旗之制；卷二、卷三记旗哨官长操兵之法；卷四记营旗官操兵之法，并及一营步兵之制；卷五记统领分统布阵之法，示以进攻布置之程式，以及一军之制，并总论用兵要诀；卷六为马兵列阵运用及马兵一旗一合营之制；卷七记炮兵操练、运用及炮兵一旗之制等；卷八为步、马、炮合用之法，以及考徵古来战事之要和调度方略之用；卷九为挑民兵、集民饷之制；卷十为粮饷、衣食之制，军市、转运之法；卷十一论枪炮军械，皆取新法适用之件，其旧法粗笨及过于纤巧不适实用者，皆置不录；卷十二论挖筑沟墙，以明数十人至数万人防守攻取之法；卷十三论行军旷野，预备宿食之法；卷十四论造望台、筑道路；卷十五论行军、铁路造筑之法；卷十六论以铁路运兵之章程及仓卒毁坏铁路不资敌用等。其具体卷目如下：
卷一一旗初操（步兵）：一旗之制、练力、持枪、走阵、打靶、队长、行路。
卷二一旗阵式：阵式、紧队、散队、放枪、估距、刃刺、旗哨官长。
卷三一旗运用：运用、总纲、住守、进攻、退回、拒马兵、树林、要隘、村镇、堡墙、诱敌、劫袭、应急、巡护总论、行路巡护、住营巡护。
卷四一营阵式：营制、走阵、运用、进攻、住守、退回。
卷五一军阵式：军制、小军运用、总论、综要、号令。
卷六马兵：一旗之制、列阵运用、追敌、巡探。
卷七炮兵：一旗之制、备放、进退、连炮箱车、走阵、雁行、鱼贯、雁行改鱼贯、鱼贯改雁行、阅操官行过、运用。
卷八综要：步马炮合用、考徵、方略、伤亡。
卷九教训：挑兵、召募、编营、集饷、教训、弁兵学、将官学、办事官、中军官、弁兵学（奥国）、将官学、升迁、办事官、罪罚。
卷十粮饷：俸饷、饷簿、衣食、军市、游息、转运。
卷十一军械：总论、洋枪、毛瑟、漫利夏、马枪、炮论、快炮。
卷十二沟墙：总论、急筑、暂筑、土器、用法、全军、大军、镇堡、卡墙、矮墙、卡门、药弹房。
卷十三宿食：住宿、遮风、卡棚、草荐、坑厕、暂屋、马棚、久屋、印度兵屋、饮食、提水洁净、滤水、起水、炊煮。
卷十四台路：望台、简便测量、筑路。
卷十五铁路：铁路军工、铺轨、铺轨人器、叉交路、停车场、号令、各数。
卷十六运兵毁路：运兵、修整、拆毁、街轨、桥梁、沟轨、土路汽车。
《兵学新书》，”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尤其是记述了当时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铁路电报等在军事上的应用。但是，”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近时兵学之大成，得古今教民之深意矣。”（张罗澄《兵学新书序》）全书内容比较丰富，也反映了编纂者的军事思想。
对于当时何为国家的急务，著者认为，”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兵学新书凡例》）。他提出，维新之政端在富强，富强之基始于学问。设学堂以培才，讲工商以致富，这是正常的道路。但是，惟中国积弱之名已布四邻，觊觎之心日亟，如果是等待人才学成以后再致富，致富以后才自强，那就好象是从容拯溺，揖让拒寇。既使能致富，也必然是慢藏诲盗，益启戎心，势弱气消，阽危立待。他并打比喻说：”若不先讲兵学，力图强兵，则设学堂以培才，考工商以致富，不啻勤于稼穑留为四邻之储积；力于南亩以待盗贼之收获，洵足惧也。”（《兵学新书序》）他得出的结论是，欲图存须自强，欲自强须备战，备战必练兵，练兵以御外侮。而要练兵御侮，还必须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调整好国家与军队、君主与民众的关系。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兵以卫国，国以庇民，民以尊君，君以治兵。国能自立，民以得安，民皆当兵，国以自立。兵与民，民与君，君与国，国与民，互相连合而不离，君臣上下，通国民人，心志相孚，声息相通，一德一心，虽欲不强不可得矣。欲得君臣庶民声自相通，心志相孚，非详订议章，设立议堂，讲求兵学，选练民兵，难臻御侮之功，而期自立之效也。”（《兵学新书凡例》）
在训练方面，一是主张训练方法要随着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而改变。指出，”今之陆战与昔异，故操练亦因之而异。”（卷四《综要》）”改易古法，每战必胜。”（卷八《考徵》）”布奥之役，用后膛枪，故步兵阵式，已有更改，及布法之役，布之亲兵全军。在圣泼里伐，仍泥旧法，大受法兵快枪之害。昔时步兵不顾敌枪炮之击，而猛进以枪刃冲刺，为长技，泥此而遇新式快枪之击，为害甚大。”（卷八《考徵》）
二是重视诸兵种协同训练。提出”步马炮三兵合用，须求各尽其长，要在善择妥便地势，以得展布所长”（卷八《步马炮合用》）的协同原则，并认为，”战阵始终专以步兵为主，马炮二兵，仅以为辅助。”（卷八《步马炮合用》）三是主张实地训练和练为实战。指出，练习要隘防御和进攻作战，”必至实有要隘之处，先操驻守，后操进攻，交互练习。”（卷三《要隘》）而训练又必须把重点放在临战运用上，”行走阵式既熟，当习临战之运用。古来名将，近时兵书，皆言临战不可徒拘教场、初操行走阵式之板法，必以多营合操临战之运用，则一旦疆场有事，方能制胜克敌。”（卷三《运用》）四是重视训练中的群众纪律。指出，”村镇不便借以操练，恐扰及居民也。
仅可率领哨官及哨队长，常往各村镇，观看形势，指示以将来临战遇此应如何运用，并使知攻守俱以边际为最要，不带兵丁，免惊民人。”（卷三《村镇》）五是反对依靠洋人训练军队，主张起用中国有志之士当教官。他认为，召募外洋将弁作教官，”语言不通，情意未达，学其外貌，遗其精义，知其一而漏其万，及至有事于彼之时，外洋将弁例皆告退。平时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战时全不得用。”所以，”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兵学新书后序》）
在兵役制度方面，提出了抽丁之制。即每二百壮丁抽一人为兵，其他壮丁每人日出一文钱供养这一兵。三年期满复员回家，仍操旧业。一有战事，可按籍召回军队。全国按二十二行省计，可得兵四十余万人。他认为，这样做，既可节省国家养兵之费，民众负担又不会过重，”国家防御有资，民间治生不害，烦苛免而民乐从，国用充而精锐成。”（卷九《筹兵》）他还提出了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文武合一的主张。
认为，”欲通国士民，学问精妙，要在通国士民，人皆当兵，方能无人不力学。盖兵制与学堂相辅而行，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相附丽不能分，亦不可分。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学问既深，将弁兵丁，无一不各尽其职。于是通其学问，以及士农商工，政治风教，自能渐渍相化，莫不精诚核实，而通国臣民，自皆奋勉鼓励矣。
数十年来，西德、东倭，勃然以兴，皆由此道也。士民入营三年，无日不致力于学问，三年期满，学邃品端，在营即为精兵，回家即为君子。”（卷九《教训》）
《兵学新书》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思想为古老的中国兵学注入了新的血液。它刊印于戊戌维新之时，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尤其是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然，它还不可避免地打着封建思想的印记，如多次申明”尊君权”、”尊我君”等。
《兵学新书》流传不广，仅见有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