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训练类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六章·训练类
第一节概述
训练是军队平时提高战斗力的途径。因此，古人非常重视训练。许多兵书都反复强调训练的重要性，如《吴子》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司马法》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等等。兵书中关于训练的内容非常丰富。两汉时，有关训练的兵书入”兵技巧”类，主要是关于军事技术的训练，如刀剑、弓弩等方面的训练。由于古今兵器差别很大，训练方法不同，所以《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著录的兵书均未流传下来。早期的训练专书，今不得见。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的兵器训练专书是唐王琚的《射经》，专讲射箭之法，内分总诀、步射总法、步射病色、前后手法、马射总法、持弓审固、举弝按弦、抹羽取箭、当心入筈、铺膊牵弦、钦身开弓、极力遣箭、卷弦入弰、弓有六善等14篇，记述了马步骑射的全部要领。最有代表性的综合性训练专书是明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
在古代，人们称训练为”训”和”练”，故有训兵、练兵之说，如《训兵六章》、《练兵实纪》之类。所谓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教育，训在知忠义，固其心；所谓练，就是现在所说的军事训练，练在知战阵，精技艺。清江鸿升说：”练者，练其力；训者，兼练其心。”（《训兵六章》）《左传》中的”明耻教战”（僖公二十二年），就包含有训和练两部分内容，明耻即是训，教战即是练。在封建时代，训的核心是用封建阶级的礼义道德教育军队，”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吴子·图国·第一》）练主要包括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两大类。冷兵器时代，军事技术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靠强壮的体力，因此，以提高体力为目的的军体武戏也是古代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诸如《手博》、《蹴鞠》、《角力记》均属训练类兵书。
由于古代军事学术分工不细，关于兵器制造、性能、种类等内容往往与兵器的训练内容汇编在一起，即所谓兵技巧。
所以，训练类和兵器类难免有交叉。为避免重复，凡专讲军事技术的兵书归入兵器类，训练类不再作介绍；既讲技术，又讲战术的兵书归入训练类。这样，训练类有兵器方面的资料，兵器类也有训练方面的内容。
第二节纪效新书
明戚继光撰。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明代著名军事家、抗倭名将。他出身将门，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调浙江，任参将，抵御倭寇。”继光至浙时，见卫所军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剽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又以南方多薮泽，不利驰逐，乃因地形制阵法，审步伐便利，一切战舰、火器、兵械精求而更置之。’戚家军’名闻天下。”（《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1页）成为抗倭的主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在台州获大胜，”先后九战皆捷，俘馘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算。”（《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1页）次年援福建，捣毁倭寇在横屿（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再援福建，合攻倭寇于平海，继光先登，获头功，进署都督佥事，接着进都督同知，世阴千户，遂代俞大猷为总兵官。后与俞大奠剿平广东倭寇，解除了东南倭患。他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作战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隆庆元年（1567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张居正死后半年，戚继光被排挤至广州，逾年即谢病，后罢归。三年后被夺俸，遂卒。他对练兵、阵图和兵器制造等都有创见，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
《纪效新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他在《自序》中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乃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畎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间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之，各为一卷，以诲诸三军俾习焉。顾苦于缮写之难也，爱授梓人。客为题曰：《纪效新书》。夫曰’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非泥于法，合时措之宣也。”这段话说明了撰写本书的目的、成书的时代、背境和主要内容、特点，以及书名的来历和含意。但未言及具体成书年代。
据《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记载：”嘉靖三十九年，春正月，创鸳鸯阵，著《纪效新书》。”说明《纪效新书》当写成于戚继光调任浙江抗倭的第六年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
《纪效新书》原本十八卷，卷首一卷。具体篇目如下：卷首包括”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纪效或问”三篇。正文分：束伍篇第一、操令篇第二、阵令篇第三、谕兵篇第四、法禁篇第五、比较篇第六、行营篇第七、操练篇第八、出征篇第九、长兵篇第十、牌筅篇第十一、短兵篇第十二、射法篇第十三、拳经篇第十四、诸器篇第十五、旌旗篇第十六、守哨篇第十七、水兵篇第十八，共十八篇十八卷。另外，戚继光被调广州镇粤时，曾”复取《纪效新书》雠校，梓于军中。”（《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十二”孝思词祝文”）此本共十四卷。不仅卷数与十八卷本不同，而且篇目和内容也有差异。卷前有明王世贞《戚将军纪效新书序》和与《练兵实纪·凡例》大致相同的”教习次第”。这里不仿将其篇目也抄录于下：束伍篇第一、耳目篇第二、手足篇第三、手足篇第四、手足篇马附第五、比较篇第六、营阵篇第七、行营篇第八、野营篇第九、实战篇第十、胆气篇第十一、舟师篇第十二、守哨篇第十三、练将篇第十四，共十四篇十四卷。十四卷本是戚继光晚年的手校本，吸收了《练兵实纪》的精华，补充了新的内容，值得重视。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总序中的”公移”紧密结合东南沿海的地形、我情与倭情，论述了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理论和计划。《纪效或问》则对重要问题，尤其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进行申明和论辩，以防疑惑不解。他自注说：”束伍既有成法，必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历述所急与可辨者，为或问以明之。”正文十八卷详细而又具体地讲述了兵员的选拔和编伍、水陆训练、作战和阵图、各种律令和赏罚规定、诸种军械兵器及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烽堠报警和旗语信号等建军作战的各个方面，并有大量形象逼真的兵器、旗帜、阵法、习艺姿势等插图。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即一种以牌为前导，筅与长枪，长枪与短兵互防互救，双双成对的阵法。
《纪效新书》语言通俗，”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结合士卒实际讲道理，情深意切，易学易记，如在《禁令篇》对士卒说：”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纪效新书》”乃集所练士卒条目”汇辑而成，类似军中各种条例条令的汇编。在这些条款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练兵、作战的思想。他针对当时”浙兵”腐败，战斗力低下的状况，首先强调要从严治军，提出了创立兵营、选兵、练兵的三步曲，并制定了整顿军队的六条措施：”一曰首正名分，使指挥千百户旗军丁舍，秩然有序，而卫所之号令，必行于上下；二曰拿治剥军贪官，以苏久困之卒，使士气渐裕；三曰重治刁军刁官，使卫所之官，敢于任事；四曰禁所伍越序文移，无印白呈，以肃军政；五曰谕以忠义，厚恤战亡，以劝亲上使长之念；六曰清磨户口，均编差役，以养荷戈之力。”（《新任台金严请任事公移》）他主张”恩威兼著，情法相融。中有梗玩者，重治以警其余。”（《纪效或问》）他还形象的把威严比作舟，把恩信比作舵，认为”载人者舟之功，而可以使之载者则舵也。”（《束伍篇》）
《纪效新书》特别重视选兵，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兵之贵选。”（《束伍篇》）认为选兵”其法惟在精”（《束伍篇》），反对”用城市游滑之人”，”奸巧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对于选兵的具体标准，认为”丰伟”、”武艺”、”力大”、”伶俐”四条既不可废，亦不可专恃，”惟素负有胆之气，使其再加力大，丰伟伶俐，而复习以武艺，此为锦上添花。”（《束伍篇》）然而这样的人不易选到，相比之下，最主要的条件是”必精神力貌兼收”，因为武艺差可以教习。对于选来的士卒，要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发给他们兵器，”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如藤牌宜于少壮便健，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束伍篇》）
在练兵方面，《纪效新书》特别强调按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训练，反对只图好看的花架子。认为”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于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纪效或问》）并批评不按实战要求的训练方法是”虚套”，”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临时还是生的。”尖锐指出”各色器技营阵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纪效或问》）”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也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书中规定：”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比较篇》）重视号令训练，规定：”各便宜简明号令，合行刊给，各于长夜，每队相聚一处，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诵解说，务要记熟。”要求将士”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号令篇》）重视平时养成训练，认为”操兵之道，不独执旗走阵于场肆而后谓之操，虽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纪效或问》）他还认为，训练毕竟与实战有所差别，平日十分武艺，临时如用得五分，便可成功。”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纪效或问》）
《纪效新书》要求将帅不仅要有带兵制敌的文韬武略，而且要精通各种技艺，要作士卒的表率；不仅战时与士卒患难与共，而且平时也要处处与士卒同甘共苦。指出：”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而况技艺岂可独使士卒该习，主将不屑习乎？”（《纪效或问》）
《纪效新书》特别强调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主张赏罚要公正，赏不避仇，罚不避亲。指出：”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禁令篇》）戚继光言行一致，带头执法，后来以临阵回顾，斩其长子。书中还制定了许多具体的训练纪律，各项赏格罚条、连坐法等。制订了严格的民众纪律，如规定：”砍伐人树株，作践人田产，烧人屋房，奸淫作盗，割取亡兵的死头，杀被掳的男子，污被掳的妇人，甚至妄杀平民，假称贼级，天理不容，王法不宥者，有犯，决以军法从事抵命。”（《禁令篇》）
《纪效新书》重视兵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器械不利，以卒予敌也；手无搏杀之方，徒驱之以刑，是鱼肉乎吾士也。”（《长兵篇》）书中以大量篇幅记述了各种兵器的制造、形制、样式、作用、习法等。并对长短兵器的使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长则谓之势险，短则谓之节短。”（《长兵篇》）主张长兵短用，短兵长用，即用长兵器要在较近的有效距离攻击；短兵则先用标枪袭敌，然后乘敌躲闪之机杀入。书中还记述了戚继光就地取材而发明的新兵器”狼筅”，即用节密枝坚的竹子削制而成的一种兵器，戚继光称其为”行伍之藩篱，一军之门户”（《牌筅篇》）。
《纪效新书》是明代著明兵书。它出于抗倭名将之手，所述内容具体实用，既是抗倭中练兵实战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明代训练和作战的特点，尤其是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作战形式的变化，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但是，《纪效新书》作为一部当时实用的兵书，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许多条款早已不适用了，同时里面也夹杂着一些糟粕，如用所谓”相法”选士，”忌凶死之形，重福气之相”；用阴阳五行八卦之说解释旗帜颜色；认为士卒是愚人等，这是我们在肯定它的价值的时候特别需要指出的。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徐梦麟刻本和书林江殿卿明雅堂刻本、明傅少山刻本、日本宽政十年（1798年）江户书林须原屋伊八刻本、清嘉庆九年（1804年）虞山张氏照旷阁刻本、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武林西泉氏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许乃钊刻本、清咸丰三年（1853年）慎德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上海醉经楼石印本、纪练合刻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多种铅印本等。十四卷本现存版本有：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承勋刻本、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布政使刻本、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刻本。
第三节练兵实纪
明戚继光撰。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明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他到任以后，上疏痛陈边备废弛、边军”七害”，”士卒不练之失六，虽练无益之弊四”（《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3页），并针对蓟州一带地形的三个特点，提出车、步、骑战，”三者迭用”的用兵方略。他整敕军纪，革除弊政，改进兵器，修建敌台，建立车营和辎重营，使蓟门军节制精明，器械犀利，遂为诸边之冠。蓟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明史·列传·戚继光》，中华书局点校本5616页）《练兵实纪》就是他在蓟门练兵守边的经验总结和真实纪录。
《练兵实纪》，清代常州麟玉山房刊本刻成《练兵纪实》。
《明史·戚继光传》记作《练兵事实》，显系笔误。中华书局点校本据《明史·艺文志》、《千倾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校为《练兵纪实》欠妥，因上述书目作《练兵实纪》，应校为《练兵实纪》为是。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入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但只言”教练已经二年”，未说明具体成书年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登坛口授》载：”时帷庚午夏六月，诸边新台，肇建过半，乃奉制府会同抚院奏，奉暂停以举练事。”庚午年即明隆庆四年（1570年），断为写成于明隆庆五年（1571年）。据今人考证，戚继光练兵始于隆庆二年（1568年），其成书时间当在隆庆四年末或隆庆五年初。《杂集》六卷写成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收入《练兵实纪》当在万历年间。
《练兵实纪》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协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成书于《纪效新书》之后，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改革训练。针对北方地形和敌情，提出改革编制，增设车营和辎重营，并提出车、步、骑三兵种协同作战的思想，记述了协同作战的方法。改革兵器，扬长避短。指出敌人力壮，专用刀，善骑马，我方的刀必须长于敌才能占便宜，就是砍不着敌身上，必先砍着他的马头。所以规定，我方各项器械必须各长彼一倍，敌善用弓矢，我则用远射火器火箭、鸟铳、喷筒制敌。提出要灵活布阵，”各随地制宜，如地不容若干车为一城，大大小小，多多寡寡，长长短短，曲直偏弯，只以地为准，并不相拘。”（《练营阵第五》）
在训练方法上，提出要分层次训练，”练将册给将，练卒册给卒”（《凡例》），并对将帅和士卒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士卒不要求原文背诵，只记大意即可；将帅则须条条款款诵熟；将帅必须背诵练卒条款，而士卒不必背诵练将条款。还制定了鼓励背诵的措施，”若将条约随俗改为唱曲习学以代戏乐者，有赏。”（《练胆气第二》）对于触犯军法者，若能背诵五条，免打一棍。
在训练内容上，特别重视学习兵法理论。认为：”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练将第九》）它还规定了学习内容和次第，指出要先读先讲《孝经》、《论语》、《孟子》白文，《武经七书》白文。
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再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丰富历史知识；最后讲授《大学》、《中庸》大意，以修身养性。它还重视练心，要求使将士把实心拿出，”爱军是爱军的心，操练是操练的心，上阵是上阵的心，必思胜彼之法。”（《登坛口授》）这样上下同心，就能达到万人联异为同，聚少成多，合寡为众。主张以练胆为先，对于”艺高人胆大”这句谚语有新的认识，认为”必须原是有胆之人，习得好艺，故胆益大。无胆之人，平日习得武艺十分精熟，临时手软身颤，举艺不起，任是如何教习，亦不得胆之大也。”（《储练通论》）重视后勤训练和物质保障。戚继光针对以往官军因无辎重常常失掉战机的实际情况，提出”师行粮从，军事所先”（《车步骑解》），新创辎重营三座，每座大车八十辆，每辆骡八匹，并规定了辎重营的编制、训练方法，绘制了辎重营阵图。认为”辎重无失，便为奇功。”（《练营阵第五》）
重视政治训练。他认为”将有本，心术是也。”（《练将·第九》）所谓”心术”，就是政治素质，即”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练将·第九》），具体提出要有志向，懂得生死的意义，明辨利害得失，做好人，守节操，宽度量，禁声色，尚谦德，惜官箴，牢记货利、刚愎、骄傲、逢迎、委靡之害等。宣传为民杀敌而死，虽死犹生的道理，指出：”况使死得当，立庙祭祀，血食百世，是死后还活，地方士女，口碑一日相传，是一日活在世间；若生前无闻于世，就活在世间，已是死了。”（《练将第九》）还反复强调拼死作战则生，侥幸偷生则死的道理。它强调军队要尊重人民，将帅要尊重士兵，注重维护人民和士兵群众的利益，反对扰民和向士兵乱派公差杂役，规定：”行营排阵间，将领敢于行伍中抽一人一骑者，军法从事。””军士擅发冢墓，焚庐舍，杀老幼及妇女，践禾稼，伐树木，奸犯人妇，及将妇女入营者，军法从事。”（《练营阵第七》）认为将与卒虽位有贵贱，但身无贵贱。
反对下级对上级”唯唯奉命，甚至增美其说。”（《登坛口授》）
强调练兵之要，先在练将。书中对将帅的品德、战术和技术修养有具体的规定和要求。它认为将帅是一军之长、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全军的情绪，所以要求先要训练好将帅。它主张兴办武庠，即军事学校，对各级军事统帅进行系统地正规训练。在学习文化的基础上，”授以《武经总要》，孙吴兵法，’六壬’、’百将’等书，俾各习读讲解其义。仍于骑射之外，如矛、盾、弋、鋋、钩、弩、炮石、火攻、车战之法，各随所长，分门析类，各令精通，俟其稍熟，间一试之，或令之赴边，使习知山川之势，北敌之情。或暂随在营，使熟识旌麾金鼓之节，且教而且用之。用之不效，而复教之。如此，数年之后，必有真材。”（《储练通论》）它还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如要求”将官先以舍生为本”，”刚不可吐，柔不可茹”，习武艺学兵法，”必自身率始”（《练将第九》），”不拘三军各色武艺，长短器具，必一一习之。既不能皆精，必精其一二技，而余技亦必习知其概。”（《储练通论》）等等。
关于书中的迷信问题。《将官到任宝鉴》等篇中确实有利用时日吉凶预测人事和因果报应等封建迷信内容，这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书中又明确规定：”禁妖妄，讹言诳惑。妄说阴阳、卜筮、道释、鬼神、灾祥、祸福摇动众心者，重治。”（《练胆气·第二》）并声明：”夫天时不足忌，在尽吾人事，自能感召天禄，所谓人定亦能胜天，阴阳时日，何为者哉！”（《将官到任宝鉴》）这说明作者并不相信迷信，他收录这些内容，目的是让将帅掌握，作为一种心理战术，以达到”定众志而作气”的目的。
《练兵实纪》是明代以讲军事训练为主的著名兵书。它条理清晰，语言通俗，易懂易记；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大量使用后军队编成的变化和训练作战的特点，”今以此书，考其守边事绩，无不相符，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四库总目提要》）因此，它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军事史料价值，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
《练兵实纪》现存版本主要有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玠刻本、明天启二年（1655年）刻本、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许乃钊刻本、清咸丰甲寅（1854年）光霁堂刻本、清光绪乙未（1895年）上海醉经楼石印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源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本、瓶花书屋本、京都琉璃厂刻活字本、抄本、多种铅印本等。抄本十卷，与刻本内容不同，子目为：骑兵、步兵、车兵、辎兵、合营、行营、下营、禁令、兵法、练艺、练器、训谕、条教、图解。
第四节安民实务
明吕坤撰。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心吾、新吾，宁陵（今属河南）人，明万历进士，初为襄垣知县，有异政，调大同，征授户部主事，历任山东参政、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右佥都御史、左佥都御史，官至刑部左、右侍郎。他留意风教，举措公明；笃实以为本，不虚谈阔论。曾上疏陈天下安危，认为人们靠农夫、织夫为生，不能轻视民众。重视民心的向背，指出”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明史》中华书局点校本5938页）是明末反道学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有《呻吟语》、《救命书》、《去伪斋集》、《〈阴符经〉注》等多种著作。
《安民实务》是吕坤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提督雁门等关、兼巡抚山西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为振刷边务，以固疆防”而撰写的一部军事著作，并于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日行下三关（即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将士。他在自序中痛陈将骄兵惰，边关失守，民遭涂炭的惨况，”虏情日以骄恣，我兵日以怠废”，”以积衰之气，用不学之将，率不精之兵，操不试之器，乘不习之马，守不戒之边，以当敢死之胡，逞长驱之势，恣杀掠之暴，不待筹策而胜败之数可知矣。今之为将者，每曰我寡敌众，我弱彼强，何敢与战！不过排营结阵，遥望于五七十里百里之间，任其屠劫，饱则自去，待彼出边，徐尾其后，如斯而已。”他对明军这种腐败的现状，深表愤慨，严历指出，”朝廷岁以六十万养三关将士，所得仅若此耳。即无三关将士，所失又将何如！是州县黎民既纳租税以养兵，又陪财命以供虏。”因此，他决心整顿军队，保边安民，紧密结合当时边防实际，制定出了具体整治措施和实施细则，”务求济事，匪托空言。”故题作《安民实务》。
《安民实务》不分卷，全书共分十二条、一百四十一款。
（1）养将材，七款；（2）募勇略，八款；（3）简军实，六款；（4）造战具，八款；（5）演武艺，十款；（6）倡勇敢，九款；（7）体下情，十六款；（8）严马政，十款；（9）密间谍，八款；（10）慎修筑，十五款；（11）教军士，二十五款；（12）
计军费，十九款。内容涉及将帅、士兵的选拔培养、军队的教育训练，兵器的制造，军马的购买汰换，间谍的使用，边防工事的修筑，群众纪律的规定，军费的筹措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记述详细，规定具体。就是在这些具体规定之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吕坤的军事思想。
在将帅的选拔培养方面，强调将帅与士兵的条件不同，大将与战将的要求有别，要严格按照各自的条件来选拔，指出”选军则以马上步下箭、火炮、快枪、剑法、棍势、举石、跃马而已；选将未必不取此而不止此也，全要束伍命众，列营对敌，设伏用间，解围攻坚，今以选军之法选将谬甚矣。””选大将，沉敏为本。””选战将勇敢为先。”重视将帅的理论学习，规定”除孙武子人人习读外，其余六书（注：《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唐李问对》），及一切名家著述，令之各习一部；除《百战奇法》、《行军须知》，人人精晓外，其余战攻守御诸法，立为标式，令之体验。”并进行考试，”所习书内，任问几条，令之讲说；任摘几法，令之试演。”还要求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平日体悉士卒，如父母之于儿女，约束豪纵，如弟子之于严师。”要身先士卒，与士卒患难与共。在胜利面前，要求将帅不要贪功，”将领不可取分毫之利”，”主帅不可掩分毫之功。”在训练方面，主张从”难”训练，他把”演阵之道”归纳为变化、仓卒、险阻、晦夜、风雨、饥疲、解围、失势等八难，训练时要求”在八难上留心”。主张练艺和练勇并重。
认为”巧者艺生，不能当拙者之习”，”倡勇敢为战家第一”，而”勇敢更要艺精。”他还重视训练打头阵的勇敢之士，以勇带懦，认为”奋者当前，则懦者皆勇。””众奋无强弱，众勇无巧拙。”在军队教育方面，重视对士兵的感化教育，对初犯戒律的士兵，训斥一番交本队保改，改好的给予表彰；若不改正，重责后再限保改，以达到”成就一人，鼓舞众心”的目的。重视民众纪律的教育。作者认为，当时民众”宁遭达虏，休过官军”，对官军切齿痛恨，必然要遭败亡。所以，他从争取人心的目的出发，极力反对扰民，制定了详细而又严历的民众纪律，如规定：”凡从征军士，经过地方，民不愿留而强入人室、强宿人房者；强吃人酒饭、不与饭钱者；强夺人货物、不与货银者；调戏良家妇女者；擅毁人器物、抢割人田园者，俱斩首枭示于所犯地方。”另外，他还重视赏罚，规定了许多明细的赏罚条款。
在兵器制造方面，主张改革旧制，以坚利实用为制器标准，指出”兵不坚利，与无兵同。”他批评当时的头盔华而不实，”今之盔上，树以旗枪，以图观美，不惟自家无用，贼一拨可落，一弓可钩是遗之擒也。”规定”盔制当用僧头鬼面鬼面饰以狰狞”，用以威慑敌人。战则作头盔，无事则可以舀水、煮饭、代刁斗。
《安民实务》作于明末，其中许多观点是针对时弊而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中也渗透着一些封建的落后思想，如在军队教育方面，每月初一，三军叩头谢恩的忠君教育；赏罚中的残忍惩罚主义，动辄杀头割耳示众等。
《安民实务》流传不广。清道光刊《去伪斋集》卷首之《补录云》云：”疑《安民实务》为《实政录》之稿本”，据考非是。《吕新吾全集》亦未收此书。现存有明刊本、清抄本。
第五节兵机要诀
明徐光启撰。是一部新发现的失传兵书。此书撰于明万历年间，曾刊印过，后失传。康熙二年徐光启之孙徐尔默撰《文定公集引》，称徐氏所撰《选练百字括》已刻已毁，《选练条格》未刻而佚。徐光启十二世孙徐宗泽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搜集到一些新的徐光启文献，拟出版徐光启新集。从上智编译馆第三卷三、四合期（１1948年3、4月间）所刊拟议出版的徐光启新集目录中发现，内有《兵法选练百字法》、《火攻要略》、《制药》、《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六篇（均为《兵机要诀》的子目），可惜新集未能刊刻，所搜集的文献也随之散佚。六十年代初王重民先生编辑徐光启集时因没有找到上述文献，仅列其目待访。1982年解放军原装甲兵政委莫文骅将军为支持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的工作，将珍藏多年的一批重要古代兵书送到了军事科学院，供研究参考。其中就包括了失传已久的重要兵书《兵机要诀》，为嘉庆九年甲乙（1804年）抄本。《军事卷通讯》特发了一则消息。上海的专家学者闻讯赶到北京，在莫将军热情支持下，很快将此书整理影印，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中出版。
徐光启（1562–1633），是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军事家。
字子先，上海县徐家汇（今属上海市辖区）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并参机要，崇祯六年（1633年）兼任文渊阁大学士。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为了对付后金崛起，明廷特命徐光启”总理练军事务”，调练新兵保卫京师。在这期间他结合军事实践，深入研究军事理论，撰有军事著作多种，并汇编《大明一统九边险要韬略世法》等军事丛书，还将其从万历末至天启初年有关军事的奏疏等辑为《徐氏疱言》（国内已佚，原书藏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据书目著录，未刊而佚的军事著作还有《兵事厄言》、《兵事疏》、《军事或问》等。
《兵机要诀》，在《徐氏宗谱·翰墨考》中误作《兵机要略》。新发现的抄本题”云间徐光启子先父著，虞山单侃景略父评”，单侃眉批十余条。全书共计六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如下：《总诀第一》，卷端题《兵法选练百字诀》，即徐尔默《文定公集引》所说的《选练百字括》，亦即《徐氏宗谱·翰墨考》所载的《百字诀》。名为”百字”，实为一百零五字，如果将”臂力”、”营阵”各算一字，也有一百零三字。共分学兵之要三、养兵之要三、教兵之要三、学艺之要三、选士之要四、勇之凡四、选胆之略三、练胆之略三、选智之略三、选力之法三、选捷之法三、技之凡五、远技之法三、长短技之法三、相士之法三、身材八字、战之品三、守之品三、和之品三、练士之法八、阵之法五、列阵之法四、进退之法二、兵阵之形十、兵法要八等二十五组，每组多为三字成诀，亦有二字、四字、五字、八字、十字成诀者。每字都有独立的含意，有的并进行简略诠解，如”学兵之要”的”想”解为”沉思曲想”，”讲”解为”学问遍知”，”养”解为”治心治气”。有的未有诠解，但是言简意赅，如将”兵法之要”概括为”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八个字。
《条格第二》，卷端题《兵法条格》，其中包括《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和《形名条格》三篇，是徐光启结合练兵实践，对《选练百字诀》的具体化和条格化。《练艺条格》强调了练艺的重要性，规定了士兵需练习的各种技艺及具体要求。指出：”练远器先铳炮次弓矢”，”练长器先长枪次狼筅”，”练短器一刀二棍三镰四钯，俱长九尺以上。”《束伍条格》细分为伍艺、伍号、伍约、伍书，制定了军队的组织、管理和纪律规则，规定同伍五人和四伍长互相保结，严禁脱逃。《形名条格》规定军队的指挥号令、标识，包括服章、旗帜和金鼓。强调”齐众若一”，”众人共一耳，共一目，共一心”。
书后附有《火攻要略》和《制火药法》。《火攻要略》分别介绍了新式火器以及使用这些新式火器的胜敌之道。《制火药法》介绍了练硝、练硫和制炭的新方法，其关键是硝取其清、硫求其净、炭择其轻。还介绍了火铳（粗药）、鸟铳（细药）和火门药方等。
《兵机要诀》较集中地反映了徐光启在练兵方面的军事思想。他主张养兵要少而精，”少（所以饱）、饱（所以好）、好（所以少）”，这是他设计的养兵良性循环系统，阐明了少、饱、好的辩证关系。主张练兵从单兵练起，”凡练士，先练一人始，一人有五体即伍法也。护首手必应，举手足必随，即常山蛇势也。攻守、形势、奇正、虚实备在一身，因而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为哨，五哨为部，五部为营，布阵变化出没总是此理，一人之技精，兵法尽在其中矣。”重视练艺。他针对项羽的”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指兵法）”，批评说：”此不知剑法，亦不知兵法也。”明确指出：”练士之法首技艺。”练艺注重实用，反对于实战无用的花架子，指出：”目今教练诸艺，不及尽学全套，只须除去花法，专练实用。”甚至平时军营活动也强调从军事需要出发，禁止刺绣、结网帽、赌博等，而用射箭、打统各色武艺，投石、超距、跖墙、打球之戏用以决赌者不禁。重视练胆，其要领是怒（杀敌者怒）、耻（明耻教战）、习（艺高胆大）。主张长短兵器都要掌握，认为长短兵器各有所用，”兵法不论短长，用得着时，便为救命立功无上之宝。”尤其是重视先进军事技术的运用。明代后期，火器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较为先进的新式火器，徐光启不仅亲手辑录新式火器和火药的资料，而且反复强调：”方今制敌利器，火器第一。””非火器莫能御敌也。”他还重视训练中的奖惩升降，明确规定：”以胜负为赏罚，积赏罚为升降。”《兵机要诀》是一部失而复得的明代重要兵书，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和军事史料价值，而且它保留的当时制火器火药新法具有科技史料价值。
《兵机要诀》嘉庆原抄本由莫将军收藏，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光启著译集》据此本影印。另外，明崇祯九年（1636年）
山西绛州韩霖编的《守圉全书》内辑有《选练条格》，分选士、练艺、束伍、形名及营阵五篇，其中《选士》与《选练百字诀》有很大部分相同，而《练艺》、《束伍》、《形名》与《兵法条格》有关各篇内容基本类似，由此可见，两书系出同源。
《守圉全书》原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为国内孤本。
第六节车营叩答合编
《车营叩答合编》是由《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答》、《车营百八说》四部分汇编而成。虽为汇编，但四部分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部系统论述明代车、骑、步兵编组列阵以及与火器配合作战的兵书，又是明孙承宗在经略蓟辽时，与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文武官吏于战地探讨军事问题的真实纪录。
《车营图制》、《车营百八叩》、《车营百八说》为孙承宗撰。
孙承宗，字稚绳，明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万历进士。人称有智略，尤畅晓边事。天启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书经略蓟辽，在关四年，练兵屯田，修复城堡数十座，练兵十一万，开屯五千顷，遣将戍锦州、松山及大小凌河，拓地二百里。后为魏忠贤党排挤去职。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入大安口，明廷命其守通州，后又镇守山海关，收复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等地。他善治军，后人赞扬他”文正当日规画榆关（即山海关），仿佛岳家军之不可犯。”（《督师拾遗百八叩说序》）崇祯四年（1631年）罢职归乡里高阳。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后金）兵攻高阳，他率家人拒守，城破自杀，一说谥文正，一说谥文节。
何谓”百八叩”？孙承宗在《车营百八叩序》中说：”与文武大吏肄，知则试之，不知则相与探讨。发探子入其地，习其山川部落所经由之水陆，乃规河之广狭，量地道之夷险，酌日短长，占风旁正，图其地之城池向背，合之得百有八，借为间，以发诸文武大吏肄，诸文武大吏焉有以应我叩。”这就是”百八叩”的来历。”百八”指一百零八之数，”叩”是问的意思，即孙承宗在抗击后金战争中向文武官吏提出的一百零八个军事问题。
《车营百八答》是文武官吏对一百零八个军事问题所作的答案。《车营百八说》是孙承宗自己对一百零八个问题的解说。
据《车营百八答》序和卷端著录可知，《车营百八答》出自鹿善继、茅元仪、杜应芳等之手。鹿善继，明定兴（今河北中部）人，字百顺，万历间进士，授户部主事，时辽饷乏绝，因向尚书请借金花银以充辽饷被降级调外。天启元年（1621年）辽阳被攻陷，以才改兵部职方，从孙承宗阅视榆关（山海关），任赞画。承宗倚之若左右手，在关四年，筹画居多。
承宗去职，善继亦告归。崇祯初为太常寺少卿，后再归乡里定兴。清兵攻定兴，自乡里入城参加守卫战，城破而死，谥忠节，著有《四书说约》、《无欲斋诗抄》。茅元仪，字止生，号石民，明归安（今浙江吴兴）人，事略参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七节。杜应芳，明忻州（今山西中部）人，初任顺天府通判，应孙承宗之请，佐理军务，改武库主事，严整贪官污吏，”由是军器、火药、钱粮向之冒领虚报者为之一清”（《车营叩答合编·明武库主事杜应芳事略考》），火炮、鸟枪、弓弩无所不备；又佐教练车阵。
《车营叩答合编》四部分内容写成于明末抗击后金的战阵之间，然而四部分汇编成一书却在晚清。但是，从《车营图制》著录有与孙承宗同时代人”王世钦、马世龙、尤世禄同较”和孙承宗亲自为《车营百八叩》和《车营百八答》作序来看，这些部分在当时是刊印过的。但是，《明史·艺文志》只著录有《车营百八叩》，不见著录其他各篇，更无《合编》之说。晚清之前其他书目亦然。《车营百八叩》只是提出问题，故机密性不大，而《车营百八答》是具体答案，涉及具体战法，乃至具体作战方案，机密性很强，如”第五十九答”，为防敌化装混入，规定了识别暗号；”第六十四答”则是进攻哈喇慎诸部的具体作战方案，不宜外泄。正因为如此，副本无多，失传二百余年。直到清同治七年（1868年）郭会昌刊行《车营百八叩》时，方从孙承宗后辈家藏中发掘出来。鹿善继八世孙鹿欣理为《车营百八答》写的跋文说：”《百八答》一书则第闻之而未之见也。良由当日军机谨密，缮本无多，一经劫灰，片羽吉光，渺难获睹，高曾以来，访求几遍天下，迄以不得为憾。戊辰春，郭景熙大令奉差到定询及是书，亦复相与怅怅。郭公旋赴高阳，不意竟得之文正后裔，而孙生亦甫得诸孔氏，夫以二百年失传之书，一旦复见于世，卒与《百八叩》合成完壁。”郭会昌在《百八叩说序》中说：”今于孙炳文茂才家又得文正公《百八说》一卷，请续梓于《叩答合编》后，厘为四卷，以成完壁。”这样，一部完整的《车营叩答合编》自此问世了。
《车营叩答合编》又称《车营扣答合编》、《车营百八叩答说合编》。目录题四卷，而其中《车营百八答》又分上下两卷，实际是五卷。卷一为《车营图制》，下分”车总记”、”车营总说”、”车营方阵图”、”后劲方阵图”、”水师营制”、”官兵数目”、”车营水师营合制”，前有郭会昌、张恩煦、陈守创序，后有王余佑跋。卷二为《车营百八扣》，前有孙承宗序，后跋原残缺。卷三为《车营百八答》，前有孙承宗序，后有鹿欣理、孙炳文跋。卷四为《车营百八叩说》，前有郭会昌序，后附明高阳孙文正公传、明定兴鹿忠节公传、明赞画茅元仪事略考、明武库主事杜应芳事略考和段福广跋。
《车营叩答合编》虽然有问有答，但不象传统的问答体兵书那样随问随答，而是紧紧围绕车营及车营作战系统地提出问题，完整地回答问题，中心突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在实用。内容涉及车营编组方法、阵法布列、兵器配置、车步骑协同、各种天候地形敌情等条件下的作战要领、后勤保障等内容，全篇重点讨论车营战法。
车战历史久远，然战国以降，随着骑兵兴起，车战渐废，明代何以又大谈车战？这是因为明代时，火器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明中后期，大型火炮开始装备军队，必须借助车载，”广置火器于车箱之上，则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实兵家之利器，今日此宜最先者也。”（《西园闻见录》卷六九）所以战车又重现于战场。但是它已不同于先秦的车营，而是拥有火器的战车、步、骑和辎重合编的新型营阵。其编制是四辆为一乘，四乘为一衡，二衡为一冲，四冲为一营，每营6000余人。其战法大致是，”车营之法，战守各半。敌小则一冲领一面之兵出战，而一面之中自为两翼，步战则骑为奇伏，骑战则步为奇伏。敌大则四冲领四面之兵出战，步战亦骑为奇伏，骑战亦步为奇伏，而以中权督之。枪用连环，炮用叠阵，更出迭入，循环无端，故一营之马步矢炮无一不可为用，而守战俱得其宜。”（《车营百八答·第百六答》）
《车营叩答合编》虽多是讲述具体作战问题，但里面也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思想。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指出”其用车在用火，其用火在用叠阵。”（《车营百八叩序》）主张车、步、骑、舟互相配合，交相更迭，各显其长，”火以车，习车以火，用骑、步合为车而用火，舟亦载车、载骑、载火，要在因地、因天、因人，而因敌为变。”强调车战要灵活机动，”相机而行”，指出：”车之初为方营，而圆、曲、直、锐任所变，每阵五变而得二十五，当圆而圆，当曲而曲，当直锐而直锐，其机正不出乎花阵之中也。法死而用活得其实效者，在相机而行。”（《车营百八答·第八十六答》）它还认为车营不仅善长拒敌，而且也完全能出奇制敌，”兵贵致人，车岂只拒人而不致人？”（《车营百八答·第八十二答》）重视地形在车战中的作用，主张车战要因地制宜，用车的最大局限性就是受地形条件的制约，然而它却认为，在各种复杂地形条件下，”车行不便，此正用奇，因地性制胜之时，当选精骑、健卒，或据隘以防敌，或伏险以邀敌，或旁出以袭敌，因地制宜，奇出不尽，运用存乎一心。”（《车营百八答·第七十七答》）对于车阵训练，强调会灵活运用，认为”非阵之难，使人人各能布阵为难。又云非知之难，行为难。”要求”颁以阵法，授以方略，使熟而习之，临时通用，其妙无穷。”（《车营百八答·第九十四答》）它对于生地和死地的阐述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认为”车利生地，恶死地；而士卒顾家，即生亦死。今举世怕进取，而我矫众以居死地，却所行皆生法，在结众心，鼓众气，齐众力，使之可静、可动、可劳、可佚，自无地不可以生。”（《车营百八答·第七十五答》）”既蹈死地而能生，既致亡地而能存。”（《车营百八答·第八十答》）
《车营叩答合编》是作者实战经验的总结，反映了明代后期火器与车、步、骑、辎配合作战的特点，具有一定的军事学术价值。书中也杂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士卒要愚忠，宣扬”士愚而忠乃能死战”（《车营百八答·第九十六答》）等。
《车营叩答合编》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清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此本有同治七年序，也有同治八年序，说明刻印成书应在同治八年），其次是清光绪六年（1880年）铅印本；另外，其中的《车营百八叩》有《荆驼逸史》（清道光本）二卷本、《畿辅丛书》一卷本，《车营图制》有清刊本、清抄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