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兵法类·下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三章·兵法类·下
第一节兵垒
《兵垒》尹宾商撰。尹宾商，字毫翕，一说字亦庚、夷耕，号白毫子，故《兵垒》又称《白毫子兵垒》。宾商正史无传，《湖北通志》、《汉川县志》有零星记载。方以南序称”吾楚明儒尹氏白毫子”，卷端著录其为郢中（今湖北江陵北部）人。
上述方志则记为湖北汉川人，喜读兵书，曾任屯留、祁县知县，后因与上司不和，罢官归乡，著书立说，写出了《兵垒》等著作。
《兵垒》虽然著于明代，但因未有刊印，流传不广，作者手校孤本传至清光绪年间始得刊印，”是书得之抄本，其传必不广，询之好古家兵家，鲜有藏且读者。”（陈冠冕《兵垒序》遍查明清诸家目录均未见著录此书。清末方以南在《兵垒序》中说：”吾将集天下之贤隽，共辑图书，发明古今之真学术以饷馈瀛海内外。”伯英（按：即刘誉棻，字伯英，方以南好友，留日学生）曰：”壮哉！斯言，昔先君子宦京师时，好收古书，每念版籍凋丧，存者子遗，大为惋惜。因遍处搜讨，贮书满家。拟以次谋资出证海内。窃从曝书之下，收拾残编，得吾楚明儒尹氏白毫子所著《兵垒》一书，盖最后手自校正未刊原本也。读而好之，日置座侧，把玩不释，可与东西今兵法互相印证，秘而不传非公也。”于是刘、方二人，又联合周树藩（少臣）、吴树芬（少秋）共同进行校勘，请陈冠冕作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湖北工业传习所用铅字印刷，湖北国学编辑社出版发行，线装一册。
《兵垒》之垒，音雷，《集韵》解释为”网百囊者”。《尔雅释器注》说：九罭，今日百囊罟，亦谓之垒也，”二者解释相同，即有百囊的网称，这里用作囊括之意。《兵垒》意谓兵法之百囊。全书共七卷，每卷篇目如下：卷一：”声”八则、”煦”七则、”整”六则、”先”七则、”迅”七则、”赢”七则、”佯”十一则。
卷二：”乘”十二则、”静”十则、”集”六则、”因”十则、”突”九则、”捭”十一则。
卷三：”诳”十二则、”肄”七则、”信”八则、”必”七则、”镇”十二则、”异”十则、”持”七则。
卷四：”诛”十八则、”制”十则、”变”十则。
卷五：”袭”十则、”合”七则、”待”十则、”独”九则、”谲”十一则、”纡”八则。
卷六：”果”八则、”分”九则、”扼”十则、”寡”十则、”疑”十四则、”托”七则。
卷七：”微”十二则。
从目录可以看出，《兵垒》将古代兵法抽象概括为三十六个字，每个字都有独立的含意，如”煦”，是温暖、惠爱的意思，它的内涵是对士卒关怀爱护，强调将帅要与士卒同甘共苦，荣辱与共，用感化士卒来提高部队战斗力。它在每字之后，先阐发自己的见解，间或对古代兵法进行征引或发挥，最后用”考得”引出古代几则战例相参证，有理有据，深入浅出。如”迅”：”疾雷暇掩耳乎？掣电暇瞬目乎？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靡有不胜。
《军谶》曰：’攻敌欲疾。’是脱兔之说也。智者不能为之谋，勇者不及为之怒矣。”然后引用从汉至宋的七则以”迅”胜敌的战例。这些战例大都引之有据，叙述简明，分门别类附于各字之下，比较切合题意，即可作为理解兵法的例证，又便于查找某方面的资料。每字之下所引战例，根据资料情况，或引六、七则，或引十余则，不强求一律。全书共引用战例三百三十七则。
《兵垒》注意吸收古代兵法精华，并加以发挥，其军事思想比较丰富。它始终贯穿着根据实际情况用兵的思想，反对拘泥一种战法。当速则速，当慢则慢，当动则动，当静则静，当用众则集中兵力，当用寡则选精兵，当先则先法制人，当后则后法制敌，一切要从当时当地的实战需要出发。所以它特别强调”变”，并用生动的比喻阐述了”变”的道理，指出：”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厥疾弗能瘳也。孙子曰：”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善为将者，杀机在心，活局在臆，每自运方略，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异势殊耳。故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捷于矢不袭其镞，铦于剑不刻其舟。若赵括读父书，而不知变，其覆军擒将为天下万世笑，非不幸也。”它强调的变不是毫无根据的乱变，而是要因敌制变，这就是它强调的”因”：”夫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固，因敌之胜以为克，因敌之乱以为暇，因敌之来以为往，因敌之谋以为事。故曰：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也。三代所宝莫如因，舜因民之心，禹因水之力，汤武因人之欲，凡因则无敌。”这些思想都充满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在治军方面，《兵垒》强调恩威并重。
它认为，只有爱兵，才能得到士卒的拥戴，激发士卒的战斗精神，”能爱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而赴死。能亲人之身者，能使人捐身以犯难。”同时又必须”申之以法令，威之以赏罚”，才能保证军队听从命令和指挥。它还重视诚信，主张以”信”治兵，指出：”天地之大，四时之化，犹不能以不信成物，而况兵乎？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是故君子以信为大宝也。””信而又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以此治兵，则无敌矣。”它还主张”兵贵精不贵多”，并指出：”此常言，实至言也。”此外，对于用计用间以及保密等方面也有许多深刻的思想。
《兵垒》具有明清兵书的显著特点，条分缕析，事理结合，便于阅读理解；许多精辟的论述，已成为军事名言；它虽非名家手笔，然亦不乏真知灼见。正象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语必析精，事必征实，适合陆军学校教科之用。噫！是编出而胡文忠公《读史兵略》之价值减矣。”（方以南《白毫子兵垒序》）
《兵垒》只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铅印过一次。目前国内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等大图书馆藏有此本。建国后，中国书店曾据此本影印过一次，由于印数不多，仍然流传不广。
第二节兵法百战经
《兵法百战经》，简称《百战经》，由《兵法百战经全卷》和《兵法百战经下卷》两部分组成。”全卷”以”王鸣鹤曰”开篇，其中有些思想与《登坛必究》相同；”下卷”卷首则称：”是辑酌古宜今，汇集诸家之精粹，诚兵法之大成，以为卫民之一助也。”而且没有”王鸣鹤曰”字样。卷首均著录”淮阴王鸣鹤编订，古吴何仲叔参辑”。由此推知，”全卷”应为王鸣鹤所著，”下卷”系由何仲叔所辑。王鸣鹤事略见本书中编第十三章第五节，何仲叔生平未详。
《兵法百战经全卷》有如下细目：地利总说、圮地、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选能、两翼游兵、火攻药法、骑射、安营机要。”全卷”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论述地形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各种地形的特点及作战方法。”全卷”第一句话就是：”王鸣鹤曰：我先知胜地，则敌不能以制我；敌先居胜地，则我不能以制敌。若择地顿兵不能趋利避害，是驱百万之众而自投死所，非天之灾，将之过也。”接着列举了《孙子》中提出的圮地、死地、通形、挂形、支形等各类地形概念，以吴子问，孙武答的形式，阐述了敌我双方陷入上述地形条件时的作战方法。如在”死地”作战，若我陷死地，要深沟高垒，示我有备，安静勿动，以隐蔽我军实力；然后杀牛燔车，犒赏士卒，填井毁灶，打消侥幸偷生的心理。这样全军死战，必锐不可挡，转败为胜。若敌居死地，则要网开一面，虚留生路，动摇其斗志，并在生路两侧埋伏精兵，在要道隘口布署精骑，乘敌逃跑进行截击，必获全胜。
二是记述了选贤任能的原则和考选弓弩、鸟铳手的方法及标准。强调统军作战，务必选拔搜揽各方面的人才。主张要象春秋战国时那样，”虽鸡鸣狗盗之士，无不延见庭养，以为己用。”对于有特殊才能的以很高的礼遇对待。要求将帅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世之为将者，贵有将才，尤贵有将德。”对于鸟铳手的考选记述很细致，从铅子、火药、火绳、铅子袋到瞄准、射击都有具体规定。三是记述了明代的游兵战法和军中赏罚制度及指挥旗号。所谓游兵，就是在军队左右两翼的前锋，各设一个头队，即侦察分队，由骁将统领，负责侦察敌情，搜索伏兵，应付突然事变。头队中实行逐级论功行赏，一队之中如果赏多罚少，队长领红顶签，赏少罚多，队长则领黑顶签。主将则根据红、黑签赏罚队长。四是记述了明代火器种类及炮火药、水火药等火药配方。该书记载，当时”火器二百六十余种，皆有裨于实用”，按其用途分，有战器，有埋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陆器，有水器。提出用器在于”合宜”；制器在于便利使用，如战器利于轻捷，攻器利于机巧，埋器利于爆击易碎。五是记述了骑马射箭的要领和训练、检验足力的工具及方法。有歌诀，如马箭歌诀等。有图式，如马箭式、步箭式等。六是阐述了营垒的重要性。王鸣鹤认为，”张军宿野必有营垒。营者，三军之家也。止而无营，犹人之居无屋宇、墙堑，一旦盗贼窃发，何以押御耶。”他还提出，要巩固营垒安全，形势、米粟、赏罚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但”上下相亲，人和为要”，”无事忧为有事之防。”七是总结了明军刘家河惨败的教训，提出加强”正兵”建设的建议。他认为刘家河之败的原因是”既不能用奇，而又自弃其正”。建议先定什伍之法，”五人为伍，以上递相连属，以至于将皆如身臂相使，首尾相应，虽极仓促，只须百人。其差次，先以强力疾足负重能走者三千人，次能射远趋二百里者三千人，次能命中者四千人，次能射远者四千人，次壮倢轻勇能格斗者一万人，总二万四千人，将校并在内，为马、步、战兵之数。”《兵法百战经下卷》的细目有：军誓、定惑、符契、乡导、金镜捷法淘金歌、年局起例、月局起例、日局起例、时局起例、太乙起例、测水平器、水军营法、兵夫列船。”下卷”内容较杂，多为用历法推算吉凶祸福，是封建糟粕。其中讲到古代的战斗动员、稳定军心的教育、水军战阵营法等尚有些参考价值。它公开声称，军中进行祭祀等迷信活动是”以权佐政”，巩固军心，鼓舞士气。它记述了当时的战船战斗队形，并认为战斗队形应随水域的不同情况而变化，”港有湾曲阔狭，当风隐风之不同，随港形深浅难拘一定之势。”《兵法百战经》是产生在明代末期的一部兵书。它篇幅较小，约8000余字，但涉及到军事的许多方面，而且图文并茂，附图20幅，比较适宜当时粗通文墨的军人学习。它还能结合明代的军事特点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阐发，尚有一些参考价值。不过本书编排较乱，各部分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有的本应标目的内容没有标出来，杂在其它类中，名不符实。该书刊本著录为”板藏南阳石室”。
第三节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是一部佚名兵书。该书原是抄本，于1941年最先在邠州（今陕西邠县）一个书摊上发现。抄本前部”都系养生之谈，而末尾数十篇附抄《三十六计》”（1941年土纸翻印本前言）。同年由成都兴华印刷所用土纸翻印。然而此本流传不广，已往公私藏书目录均未见著录。1961年9月16日《光明日报》第四版发表了叔和的《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文中说：”十几年前，我在成都一个冷摊上无意中发现一本土纸印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根据一个手抄本翻印的，封面书《三十六计》，旁注小字’秘本兵法’。”1962年无谷作了译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印行，才使这部频临失传的古兵书重现于世。
”三十六计”之称来源于”三十六策”，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中华书局点校本487页）之后，《南史》、《资治通鉴》均有此记载。
”三十六计”之名虽然出现很早，但是《三十六计》作为一部兵书却不会成书太早。由于缺乏可靠证据，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详考。然从早期史籍均不见著录和其系统以《易》演兵的内容方面推测，估计约成书于明、清之际。
《三十六计》不分卷。全书共分六套三十六计，前冠一段总说文字，后附一段残缺的跋语。具体篇目如下：
总说
第一套胜战计
第一计瞒天过海
第二计围魏救赵
第三计借刀杀人
第四计以逸代劳
第五计趁火打劫
第六计声东击西
第二套敌战计
第七计无中生有
第八计暗渡陈仓
第九计隔岸观火
第十计笑里藏刀
第十一计李代桃僵
第十二计顺手牵羊
第三套攻战计
第十三计打草惊蛇
第十四计借尸还魂
第十五计调虎离山
第十六计欲擒姑纵
第十七计抛砖引玉
第十八计擒贼擒王
第四套混战计
第十九计釜底抽薪
第二十计混水摸鱼
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
第二十二计关门捉贼
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
第五套并战计
第二十五计偷梁换柱
第二十六计指桑骂槐
第二十七计假痴不癫
第二八计上屋抽梯
第二十九计树上开花
第三十计反客为主
第六套败战计
第三十一计美人计
第三十二计空城计
第三十三计反间计
第三十四计苦肉计
第三十五计连环计
第三十六计走为上
跋（残缺）
六套计中，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是处于优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是处于劣势情况下使用的计谋。每计的名称多取之于广为流传的成语典故，形象易记。每计的顺序是先出计名，次作解语，再加按语。解语前半部分多引自兵法，后半部分多引自《易经》，理性较强，比较难懂。书中自称，”解语重数不重理”，认为，”理”只能说明设谋定计的一般规律，而”数”才能解决具体实际问题。
按语又是对解语的阐释，一般先理论上阐述，后举实例相参证，较易理解。如第十六计”欲擒姑纵”的按语，先解释”所谓’纵’者，非放之也，随之，而稍松之耳。’穷寇勿追’，亦即此意。盖不追者，非不随也，不迫之而已。”然后引武侯擒孟获事参证，”武侯之七纵七擒，即纵而蹑之，故展转推进，至于不毛之地。武侯之七纵，其意在拓地，在借孟获以服诸蛮，非兵法也。若论战，则擒者不可复纵。”《三十六计》可以说是集古代兵家”诡道”之大成，专讲军事谋略的兵书。由于它以《易经》的阴阳燮理，推演兵法的奇正、刚柔、攻守、进退、主客、虚实等的相互转化，所以，全书含有丰富的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在”总说”中就指出：”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术，术中有数。阴阳燮理，机在其中。机不可设，设则不中。”从”数”与”术”、”阴”与”阳”的辩证关系，推演出了计谋的运用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可生搬硬套和预先凭空安排。这就为全书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的辩证方法。它在每一计的解语中都能注意到矛盾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化，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转败为胜；还注意到了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认为”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意思是当战争的形势发展到必然会有所损失的时候，要用局部的损失来换取全局的胜利。全书还贯穿一条战略战术原则，即形势不利不要冒进，敌人强大时不要硬攻。形势对敌有利时，要”待天以困之，用人以诱之”；敌人”将多兵众，不可以敌”。书中还谈到了战争的一般规律和计谋的关系，认为”战争之事，其道多端。强国、练兵、选将、择敌、战前、战后，一切施为，皆兵道也。惟比比者，大都有一定之规，有阵例可循，而其中变化万端，诙诡奇谲、光怪陆离、不可捉摸者，厥为对战之策”。意思是关于战争之事，内容极其繁多，例如强国、练兵、选将等等，但战争有一定规律可循，作战的经验也可以取鉴，借以获得教训；然而战争中的对战之策，即阴谋奇计却变化多端、光怪陆离、不易掌握。所以它指出：”‘三十六计’者，对战之策也，诚大将之要略也。”将帅需潜心研究，因时、因地、因敌制变，恰当运用”攻心夺气”等战场的一切诡诈奇变，以实现”胜之转机”的目的。
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一是本书辑录三十六条计谋汇编成书，只是借用阴阳学说中的太阴六六之数，来安排它的所谓每套六条，一共六套，六六三十六条计谋。并非军事上的计谋只有三十六个。实际上，正如本书跋语中指出的，战争中的计谋变化万端，光怪陆离，不可胜数。本书只是对古代部分计谋的概括归纳。二是关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说当处于完全劣势，面临败亡的时候，”走”是上策，而不是说”走”是三十六计中最高明的一策。这从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以避魏的战例（事见《南史·檀道济传》）和本书的按语诠释中都能得到证明。它实际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战略。按语中说，当敌势全胜，我不能胜他时，出路只有三条，一是降，二是和，三是走。投降是彻底失败；媾和是一半失败；退却不是失败，而是转败为胜的关键。
《三十六计》总结了以往战争中施计用诈的实践经验，包含有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至今不无参考价值。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例如”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偷梁换柱”、”美人计”、”苦肉计”等计中反映的封建割据战争中那些尔虞我诈、掠夺兼并一类落后、反动的思想内容。内容编排上也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
《三十六计》现存版本有：成都兴华印刷所1941年土纸翻印本、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图书资料馆1962年内部印本、炮兵学院训练部1963年译注本、济南军区司令部1964年翻印政治学院印本、武汉军区司令部1973年和1978年抄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译注本（社会科学丛书本）。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了李炳彦的《三十六计新编》，删去了原书的”按语”和”跋语”，每一计增加了”新解”，增补调整了一些古代战例，增加了一些近代或现代战例。
第四节兵经百篇
揭暄撰。揭暄，字子宣，清初江西广昌人。据载，他”少负奇气，喜论兵，慷慨自任。独闭门户精思，得其要妙，著为《兵经》、《战书》，皆古所未有。”（《揭暄父子传》）他还深明西方算学，著有《璇玑遗述》（一名《写天新语》）等，曾起兵抗清，失败后隐居山林，郁郁而死。
《兵经百篇》又名《兵镜百篇》、《兵法百言》、《兵经百字》、《兵略》、《揭子兵书》、《兵法圆机》等。清道光六年（1826年）成书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门》录有此书（以下简称文编本）。全书分智篇、法篇、术篇上、中、下三卷，由一百字为题组成一百篇。但文编本所收内容不全，《智篇》删去了”言”字；《智篇》之”左”字，《法篇》之”较”字，《术篇》之”蹙、嘆、半、静”等字均佚。清光绪年间江都吴明经酉书从沈阳书肆中购得一书，题名为《揭子兵书》，其卷次和百字分目与文编本均相同，而且文编本所删一字和所佚六字具存，为本书的完璧本。其与文编本所不同的是，下篇”术”字为”衍”字。孰对孰误？一种意见认为”衍”对，理由是下篇28字非智、法二篇所能概括其范围，故以”衍”名篇，取诸推阐无尽之义，文编本系由”衍””術”（术的繁体字）形似而致误；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术”对，其理由是”术”字在《说文》里训为道，古代兵家莫不以智、法为用，以道为体，下篇28字始于”天”而终于”藏”，”天”为道之本原，而”藏”为道之归宿，以”术”名篇是正确的。
《兵经百篇》将军事上各方面的问题概括归纳为一百个字，每字之下有一段论述，又大体按权谋、形势、阴阳的分类标准，按内容属性分为智、法、术三篇（有的版本”篇”作”部”）。智篇主要讲计谋方略，共收28字，即：先、机、势、识、测、争、读、言、造、巧、谋、计、生、变、累、转、活、疑、误、左、拙、预、叠、周、谨、知、间、秘。法篇主要讲练兵用兵之法，共收44字，即：兴、任、将、辑、材、能、锋、结、驭、练、励、勒、恤、较、锐、粮、行、移、住、趋、地、利、阵、肃、野、张、敛、顺、发、拒、撼、战、搏、分、更、延、速、牵、勾、委、镇、胜、全、隐。术篇主要讲天文、术数、侦察通信等用兵的辅助条件，共收二十八字，即：天、数、辟（一作闭）、妄、女、文、借、传、对、蹙、眼（一作目）、声、捱（一作持）、混、回、半、一、影、空、无、阴、静、闲、忘、威、繇、自、如（一作藏）。
《兵经百篇》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兵书。它继承了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结合自己的研读心得和清代的军事实践，用当时较为通俗的语言进行了阐发，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战争观方面，对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进行了具体发挥，认为”兵以安民非害民，兵以除暴非为暴。”（《法篇·全》）所以，主张”于无争止争，以不战弭战，当未然而寝消之。”（《智篇·先》）”无功之功乃为至功。”（《智篇·争》）既使战争真得打起来，也要”定不攻自拔之计以全城；致妄杀之戒以全民；奋不杀之武以全军；毋邀功，毋欣利，毋逞欲，毋籍威，城陷不惊，郊市若故。”（《法篇·全》）在治军方面，提出以将制将、不要听信谗言，”毋听谗，谗非忌即间也。故大将在外，有不俟奏请，赠赏诛讨，相机以为进止。将制其将，不以上制将。”（《法篇·任》）重视军队内外、上下之间的团结，认为团结是治国行军的重要思想基础，指出：”辑睦者，治安之大较。睦于国，兵鲜作；睦于境，燧无警。不得已而治军，则尤贵睦。君臣睦而后任专；将相睦而后功就；将士睦而后功赏相推，危难相援。是辑睦者，治国行军不易之善道也。”（《法篇·辑》）提倡广开言路，倾听各类人员的意见，”献谋献策，则罔择人，偶然之见，一得一长，虽一卒徒，必亟上推，言有进而无退，虽不善而不诛，则英雄悉致。”（《法篇·材》）他还提出了”胜天下者用天下”的观点，认为不管是本国，还是与国、邻国、敌国，凡是可用之材，可用之力，都要充分利用。重视关心爱护士兵，除了重申以往兵家所谓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之外，对爱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使陷于敌，不使陷于法”（《法篇·恤》）。特别强调粮饷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食者，民之天，兵之命，乌可缓也”（《法篇·粮》）。并根据新的战争经验对孙子的”因粮于敌”和檀道济的”筹粮沙”之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办法只能救一时，不能完全依靠，”因粮于敌，与无而示有，虚而示盈，运断围久，索百物为饲者，间可救一时，非可常恃。”（《法篇·粮》）对粮饷必须做到取之不尽，运输畅通，严密守护，节约使用，”故必谋之不竭、运之常继，护之维周，用之恒节。”（《法篇·粮》）
《兵经百篇》在军事哲学方面具有明显的进步倾向。首先，它用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解释古代的天文术数，认为”星浮四游，原无实应。”（《术篇·天》）风雨云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这些自然现象的产生与社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但人们可以利用这些现象为社会活动服务。所以，它反对观天意，而主张观天象而用兵，并总结了恶劣气候往往是进攻一方喜欢利用的时机，提出：”疾风飒飒，谨防风角。众星皆动，当有雨湿。云雾四合，恐有伏袭。疾风大雨，隆雷交作，急备强弩，谨防敌突。善因者无机而不乘，善防者无变而不应。天未尝不在人，惟智者能因之取胜耳。”（《术篇·天》）它对术数完全持否定态度。所谓术数是指以种种方术，通过观察自然界的现象来推测人、军队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它认为战争胜负与术数无关，是人决定”气数”，而非”气数”决定人。
指出：”兵贵用谋，何可言数。而数亦本无，风扬雨濡，在天只任自然；冰坚潮停，亦是气候偶合。””事所未意，而机或符，皆以人造数，而非有数造人，数系人为，天着何处。”（《术篇·数》）所以，它极力反对以占卜的所谓凭据、禁忌来决定军事行动，”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则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凭，凭则军气不激。”（《术篇·辟》）主张以人事和时务来制定战争决策，”以人事准进退，以时务决军机，人定有不胜天？志一有动气哉！”（《术篇·辟》）但是，它又主张假借鬼神而用兵，”兵法以能妄而有功”，鬼神、梦占、谣谶等都可以用来鼓舞军心，沮丧敌人士气。其次，它明确提出了军事事物具有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指出：”义必有两，每相对而出，有正即有奇，可取亦可舍。”（《术篇·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它对军事上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如在讲到以计破敌时，强调我用计，敌亦用计，我变敌亦变，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高敌一筹，战而胜之，指出：”我以此制人，人亦可以此制我，而设一防。我以此防人之制，人亦可以此防我之制，而增设一破人之防。我破彼防，彼破我防，又应增一破彼之破。递法以生，踵事而起。”（《智篇·累》）第三，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变化，主张以变制变，活用兵法。认为”动而能静，静而能动，乃得兵法之善。”（《术篇·静》）阴阳、主客、强弱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指出用兵要善于随机应变，因敌之巧拙，因己艺之长短，因将之智愚，因地之险易而灵活用兵。
《兵经百篇》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不杂抄硬拼，语言也较简练，是清代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一定军事学术价值，在清代后期有较大影响。
《兵经百篇》初以抄本传世，后被贺长龄、魏源收入《皇朝经世文编》，李鸿章收入《兵法七种》刊行。光绪年间浙江学堂教员侯荣逐字释义，并引战例相参证，于光绪三十四年由齐国璜整理出版。民国年间又有多种铅印本行世。
第五节平海心筹
《平海心筹》，清末林福祥撰。林福祥（1814－1864），字亮予，号季薇（或作季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出身世家大族。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正月，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谒见广州知府余保纯，献御夷战守方略，未被采纳。
遂奉其母之命避乱于花山。同年闰三月应招投效两广总督祁塤，招募水勇，组成”平海营”，任管带，镇守广州城西离明观海口，抗击英国侵略军。5月30日，三元里人民奋起抗击英军时，他率水勇参加战斗。接着上书总督祁塤，请求收复香港。后历任南昌、抚州、饶州知府，吉安赣宁兵备道、浙江布政使等职。曾在安徽、江西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年）于杭州被太平军俘虏。获释后，于同治三年（1864年）被左宗棠捕杀于浙江衢州。所撰《平海心筹》是他参加抗击英军的纪录和经验总结，成书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
《平海心筹》上下两卷，一万余字，附图十四幅。上卷辑录了宜于水战的火器十三种，药方二十八种；绘制了广东水道图，标示出了夷船入侵路线和登陆地点，并提出了防守重点；记述了广东一带涨潮、退潮时辰。下卷是作者的防夷论、作战日记、收复香港的上书、训兵辞及书信的汇录，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全书篇目如下：
卷上：火器十三种：神火飞将军、水底雷、水底龙王炮、火先锋、毒烟喷筒、火龙刀、群蜂炮、飞火筒、葫芦炮、神雾筒、夜义铳、神机火箭、毒火球。
制药二十八方：火药方、火线药、扁线方、火攻神药法品、火攻从药、神火药方、毒火药方、无敌毒龙神火药方、烈火药方、法火药方、烟火药方、逆风火药方、三火合一药方、火种方、火信方、铳用常药方、五里雾方、神噀喷雾方、神烟方、神火方、结烟方、青烟方、白烟方、红烟方、紫烟方、毒方、附解圣药方。广东水道图。潮长潮退时辰。
卷下：防夷十八论：论战守和先后、论和夷后患、论粤东事势、论胜败形势、论土兵客兵之辨、论赏罚、论善招汉奸、论招海盗、论埋伏守险、论防后路、论炮台形势、论炮台事宜、论御炮事宜、论用小船攻大船、论善占上风、论出洋木城、论抚绥澳门西洋夷人、论佛兰西等国助战。三元里打仗日记。上制军祁宫保乞收复香港书。谕林家义勇文。上云航夫子书二叩。
《平海心筹》是作者在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写成，反映了中华民族不甘帝国主义奴役，决心把外国侵略者赶跑的坚强决心和强烈呼声，具有进步的军事思想。在战守与和议方面，他代表了当时正确的意见，认为和议首先要有强大的军事后盾，要在能战能夺的情况下才可言和；否则，只能是苟安求和，后患无穷，”必能战能守而后可以言和。不能战不能守而言和，是掩耳盗铃，自欺而并受欺于人也。是图苟安于目前而贻巨患于后日也。”（《防夷十八论·论战守和先后》）同时，他又认为既使和议，也只是权宜之计，振兴武备才是根本。指出：”以和议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若既和之后仍任其武备废弛，则祸患又安有极哉！”（《防夷十八论·论战守和先后》）并分析了敌我形势，得出和议不可长恃的结论，指出：”若和于辛丑二月以前，英夷尚未能知我虚实，别国亦无觊觎之心，则和议或可长恃，或无后患。事至今日，英夷之所以肯和者，利我之资财，贪我之码头耳。彼犬羊无信，贪得靡厌，倘许给之数已完，彼冀幸之心又起，一不能饱其所欲，必至籍端败盟，此事之显而易见者也。不特此也。所给之码头，华夷杂处，良莠不一，使该夷作奸犯科，有滋扰淫掠我汉人等等，若不按之以法，是法不行于中国；若按之以法，彼又假辞开衅，此又必然之势也。此和之不能长恃者也。”（《防夷十八论·论和夷后患》）因此，他反对拿钱财和土地去讨好侵略者，反对签订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认为”与英夷以资财码头，则开门辑盗之渐也。”（《防夷十八论·论和夷后患》）”尺寸皆大清土地，谁敢假之他人！资财乃民命脂膏，岂可输之仇敌！比闻江宁又许千万，呜呼！以此励士卒，则士卒无不奋；以此励器械，则器械无不精；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呈李云舫师书》）
他主张要与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收复失地，喊出了将侵略者”杀尽歼绝，使其片帆不返”（《防夷十八论·论胜败形势》）的豪言壮语，并严正指出：”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六台不可不修。若只求旦夕之安，不计存亡之理，今日尚恃首鼠之端，他日必贻噬脐之悔。”（《上祁官保乞收复香港书》）号召官兵”共雪君父之仇。”（《谕林家义勇文》）
本书作者为了批驳投降主义论调，鼓舞抗击外国侵略者的信心，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敌我形势，得出中国必胜的结论。指出：”夷兵来中国者，不过二三千人，彼所来之兵有限，而中国之兵无穷。且逆夷之来，事事皆犯兵家之忌，我众彼寡，我逸彼劳，我饱彼饥，我愤彼骄，况汉奸生变，时时有肘下之虞，别国乘虚，处处有反顾之恐。不耐冬冷是犯天时，不熟沙线又犯地利，必胜必败，理势昭然。”（《防夷十八论·论胜败形势》）
在斗争策略方面，他分析了澳门殖民者和佛（法）兰西等国的情况，认为澳门隶内地，为入粤西路之门户，我有不得不守之势。然以我兵与西洋夷人合守，必致滋乱。若撤西洋之兵，以我兵易之，又恐别启衅端，多一敌国。所以以我兵守，不若借西洋之力为我守。而且西洋聚族而居澳门，为我夺也是自为守。是可以借助的力量。而若借助佛（法）兰西等国之力，未动兵先求饷，既动兵又求赏。若战败，我国灾难愈深；若战胜，则向我挟求无厌，”是退一虎而进一狼。”（《防夷十八论·论佛兰西等国助战》）因此，他提出对澳门实行抚绥，使其为我守西入之路；反对借助法兰西等国的力量，以免带来更大的祸患。此外还提出”以逆夷之物还治逆夷之身”（《捐置洋枪上李云舫夫子书》），招抚海盗、汉奸以为我用的斗争策略。
作者以”考古不如证今”（《防夷十八论·论炮台形势》）的思想为指导，针对当时敌我情况、作战特点，对战略、战术及炮台修筑方面都提出了一些具体改革方案。如在战略方面，认为”能守而后能战，此兵法之常”（《防夷十八论·论战守和先后》），但古今形势不同，战法也要有别，”唯今之计则必能战而后能守”，”盖自英夷入寇以来，官兵望风披靡，其心已寒，而逆夷自恃累胜，其气正盛，所以必得留勇之士，决一死战，以折逆夷之气，以安吾兵之心，然后守乃得而固。”（《防夷十八论·论战守和先后》）在战术方面，提出不与敌人争长，而专制敌人之短，以小船代替大船，以喷筒、火箭代替大炮。用一百只小船围攻一只大船，短兵相接，使敌顾此失彼、应接不暇，船坚不能发挥作用，炮利不能发挥火力。
具体战术是”疏而不漏，密而不聚，彼此联络，前后接应。”（《防夷十八论·论用小船攻大船》）在炮台修筑方面，根据海战与陆战的不同特点，分析了把炮台修在低处的”四患”和修在高处的”五利”，大胆否定炮台不设于山顶的传统说法，提出把炮台建在山顶高处。修筑炮台的材料由石头改用三合土，以柔克刚，既能挡敌炮弹，又能避免因炮弹击石溅起的碎石伤人。
《平海心筹》是鸦片战争后的一部重要兵书，具有鲜明的反侵略思想，对于当时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广东水道图》、《三元里打仗日记》、《上制军祁宫保乞收复香港书》等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书开始流传并不广泛，清末有刻本传世。１９６０年广州古籍书店油印出版发行，目前流行的即为此本。
第六节行军总要
《行军总要》是太平天国颁行的关于行军号令的兵书。这些号令均为东王杨秀清所制定。杨秀清（约1820－1856），原名嗣龙，广西桂平人。1846年参加拜上帝会，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他任中军主将，旋为左辅正军师。12月，在永安（今蒙山）封东王、九千岁，节制同时受封诸王，握军政实权。自金田起义迄天京解围，多有战功。后因居功自傲，引起领导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为韦昌辉所杀。杨秀清”智虑精详，防维周密，训练有素，赏罚至公”（《行军总要序》），在御军征战中制定了适合农民起义军的条规号令。太平天国为使军中将士”知所取法”，”恪守金谕”（《行军总要序》），将这些号令”恭辑成书，刊刻颁行”，以供”将士循诵习传”（《行军总要序》），达到”万战万胜”的目的。
《行军总要》一卷，共辑录杨秀清行军号令九种：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这些号令类似于现代的战斗条令，对行军编队、选择向导、宿营警戒、战斗组织、指挥信号、侦察通信、战场纪律，以及军事演习等，都规定的详细具体。如《水路号令》规定：”凡行船、则前、中、后之船俱要连络，不可单船独行，行则同行，止则同止。当出师之时，令各船俱要设号梆一只，旗一条，派兵一名，日夜在船顶上企望，以听开船、扎船以及诛妖号令。”
《行军总要》的内容主要是行军作战中的一些具体规定，但也反映了一些农民起义军的军事思想。首先，在军民关系方面，反对扰民。农民起义军来自于农民，了解民众的疾苦和官军带给农民的灾难，所以，非常重视群众纪律，注意保护民众利益。《禁止号令》中规定：”凡行营，总要严禁兵士，不准吃酒吵闹、沿途入村煮食以及沿途睡目”；”不准沿途拿捉卖茶粥外小挑送行李军装”；”不准损坏所过地方民间各器具，以及在民房运化、掳掠等情”；”不准兵士强奸民间妇女”。其次，在官兵关系方面，强调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兵，尤其要关心爱护伤病员。《体惜号令》一篇专门记述将帅爱护士兵和伤病员的具体规定。号令规定：”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兵士。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令各官，毋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牵与能人骑坐。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内医格外小心医治，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佐将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号令还规定：”凡巡更把卡兵士，苦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见其衣裳单少，或被褥不敷，即当传令各官，如有多余，即当挪出，分散兵士，倘各官亦无多袍裳，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兵士穿著，日间令其缴还。”这些爱兵的思想不仅在封建时代是进步的，而且现在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行军总要》是研究太平天国军事史的重要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今存本共二十六页，《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页，封面题：”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新刻”，即清咸丰五年（１８５５年）新刻。原刻本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东方部，国内有复制本和排印本。
第七节权制
《权制》初名《富强述要》，后取以权制变之意，”谋天下大计者，必先静观天下大势而深入其细微，万变纷起而执一定之理以处之，然后可以制变。”（《权制·总述》）易名为《权制》。
本书为陈澹然撰。陈澹然，字静潭，清桐城（今安徽中部）人。”澹然少孤失学，弱冠读《通鉴》忾焉，伤猥学之蒙，无与古圣贤经世之业，锐志中外方舆、政治诸书。”（《权制·序》）寓居金陵（今南京），专心研究天下山川形势，民俗政治，寻求经帮济世之策。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法国侵占越南，十一年（乙酉，1885年）英国侵占缅甸，陈澹然深为国家安全担忧，撰成《富强述要》前六卷。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挑起甲午战争，他感到国家安危迫在眉睫，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又撰成后二卷。”为书凡八卷，前六卷感甲申、乙酉越、缅之亡，后二卷则伤甲午朝鲜之变与顷岁胶州、旅顺、威海之纷乘，而赓续成焉者也。”（《权制·序》）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将两部分进行了增补删订，其中杂采新近资料，增补了制器、设险、考工等内容，并改名为《权制》，进行刊行。
《权制》八卷，约十万字。全书内容比较丰富，对各省军事地理、战略地位、部防态势、周边藩属、将帅选拔、士卒选练、军饷屯运、武器装备的购买和制造、海陆防御、御寇谋略，以及敌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兵额、风俗、优势与短处、敌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等都有所论述。全书共九篇，即九述，除”总述”外，篇下都有子目，子目下又分细目。详细篇目如下：总述；军地述：东三省（宁古塔、乌苏里口、雅克萨、佟佳江口、皮岛）、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云贵、两广、江闽、江浙、直东、陕甘、湖广、四川、河南、陆路提镇、长江提督；军势述：内藩（内外诸蒙古、西藏诸番、青海诸部、贺兰诸部、伊犁诸部、木兰秋狝）、外藩（朝鲜、暹罗、廓尔喀、巴尔布、布鲁克巴、怒夷、附布噶尔、阿富汗）、内属（东三省诸部、土司、回部、番黎）；军情述：夷势（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日本、德意志附）、夷隙（俄罗斯、英吉利、法兰西、日本、附美利坚、附西洋国俗、西俗之弊、六国记、泰西小国）；军材述：预将（兵枢、乡会、特科、移额、破格）、用将（伸武、定将、便宜、简文、变例、重禄）、参佐（参谋、幕职）、使令（使臣、说客）、广材（邮报、翻译、舆图）、精艺（考工大臣、艺学馆、艺成科、专利、助成、轮舟创始，轮车创始、电学源流、电车新法）、考工（统论验器、雷炮验法、铁船验法、水雷验法）；军饷述：漕粮（旗屯、渠塘、商运、铁路）、屯牧（屯地、屯室、屯学、屯储、屯商、屯政）、广商（商学、商报、官商、民商、保险、护兵、商爵）、专利（铁路、小轮、邮政、报政）、矿币、矿务、矿学、钱法、银钱、玉币、银行）、清厘（内府、织造、盐务、厘金、典业）、综核（营建、庆赏、恩免、查抄、报销、散局、兵船）；军政述：警察（乡长、册数、捕盗、养民、劝导）、选练（汰冗、并饷、实额、洋操、番练、击技、定器）、围猎、旗兵、常兵（团练、招募）、奇兵（死士、诈兵、散队、马军）、设险（沟堤、城台、散营、围保、炮台总论、炮台近制、炮坑、校场）、购器（购器近章、枪制、炮制、新奇枪炮、新旧式辨、火药、棉花火药、鱼雷价目、水雷价目）、制造（移厂入江、开民厂、购法、任西学局员、定赏罚、炼铁、船局机局总论、铁船近制、隔舱法、造枪、无烟火药、空中鱼雷、水底船、电浪、灭火药水、渡军机器、制炮、竹锚、短兵、洋锨、毒物、杂器）；军谋述：保微（公法、西例、尊使、侦察、通报馆、游员、入会、使费）、避患（行数、借款、募工）、守信（刊约章、定新例）、广援（广商埠、订密约、伸民气）；军本述：徙都、建藩、绥远（领事、兵船、特将、招徕、禁虐）、陆防（防边、防内、土司封爵、木路）、海军（海军船制、炮船蚊船、炮位、水雷）、备战（内地、江河、缉奸、弃地）、阴旨（严法、重赏）。
《权制》为富国强兵、抵御外侮而作，尽管由于作者人微言轻，书中所提出的加强防御的战略部署和具体御寇措施不可能被清朝统治者所采纳，但它反映了进步的军事思想，具有反侵略、倡改革的显著特点。
《权制》自始自终贯穿着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思想。作者针对英、俄、法、日等国相继挑衅，海陆夹击，提出要加强和团结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方今四夷蠢动，国家有孤立之忧，不早为之所，恐内外藩属终处散弱，而国势益孤。”（《军势述》）主张”简军实，亲屏藩，习雄武，使内外上下皆有震动严肃之威，而后边尘不惊。””练番兵，使自壮。”（《军势述》）他看到有的国家打着援助的幌子，暗藏着侵略中国的野心，提出要自强自立，反对把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尖锐指出：”诸国之包藏祸心，吾不自立而徒倚为援，久之皆足以为吾害。”（《军势述》）他还指出，面对敌寇侵略，不抗击便没有出路，”诸夷已成附骨之势，不去则中国不安。”（《军势述》）为鼓舞抗击敌寇的信心，分析了各列强的长处和短处，指出了其由强变弱的必然趋势。提出了”本其术以治其人”的治夷方法。
《权制》非常强调改革。作者对清朝的许多弊政都进行了抨击，井提出了改革设想。如池认为”近世乡会殿试之策，要皆剿袭成书，毫无实用；朝殿专重楷法，尤足以困真才。””武试专取弓箭，此实非近世所宜。”（《军材述》）提出要改革这些陈旧过时的考试内容，提出五条新的乡会殿试考选人材标准，即博通史鉴、精熟舆图、讲求外政、洞达戎机、通明算术。武试则改试枪炮、技击、水战、火攻及制造枪炮舰船。再如提出要改革兵制和练兵方法。他将清朝几个时期的兵额进行了对比，清入关时仅二十万军队，得天下后定制兵额80万，而自军兴以来，兵勇不下百余万，却不能抵御外寇，其原因就是”军多饷薄，练不精”。所以提出要严汰冗兵，增加军饷，严格选练，革新旧的练兵方法，实行更番选练制度，即”首选精壮三十万，练之一年，籍其名而归之田里，另练精壮者三十万，如之，则四年之间，以三十万人之饷可得籍兵百二十万。”（《军政述》）
《权制》作者比较重视民心、民气在巩固国防中的作用，指出”君民一体，而国家之气恒视民气为盛衰，但使民气转弱为强，国势且将自振。”（《军谋述》）所以，他坚决反对军队扰民，主张严格民众纪律，”扰民者斩。”（《军地述》）
《权制》特别重视地理在战争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势常变而地不常变，”地者，兵家之大权也。”用兵要”因势制地，因地制形。”（《军地述》）首先占领水陆要害之地才能主动，否则就要被动挨打，”形胜所在，不先图之则控制失宜，彼将乘我之隙而制我之命。”（《军地述》）他不仅以《军地述》开篇，详细记述了全国的兵要地志，而且提出开办舆图馆，增养军事测绘人员，以佐其军，以资战守。
《权制》重视军事人材的选拔任用。认为”国家治乱在人材，而兵材尤重。”（《军材述》）主张选将不拘一格，任将量才而用，”兵家之材不一端，而处之亦不一其道。”（《军材述》）凡是有军事才能的，不问出身贵贱，都可破格任用，”任侠、刺客、盗贼、乞丐、屠沽皆可将。”（《军材述》）
在防御方面，该书主张水陆结合，全国会剿。他针对当时”重水轻山，重外轻内”的倾向，列举了俄国侵吞中国领土的历史和当时面临的更大危险，指出在加强海防的同时，必须加强陆防，要水陆结合，”海军必与陆军为一气，而后策应呼吸无罅漏乖舛之虞。”（《军地述》）他还提出全国要一盘棋，同心协力，共同会制，”一镇有警，数镇会剿，一省有警，数省环攻，无奏调之烦，无分疆之别。”（《军地述》）
《权制》还重视舆论的作用，提出督抚将军驻节之区，开设报馆，进行舆论宣传，译述外国历史、新闻，各国器械之殊，政治之异，使君臣将帅及时掌握各方面的情况。
《权制》从写作方法到内容，都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兵书，吸收了资产阶级军事学的知识，具有近代的显著特点。它对于当时反抗外国侵略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也有一定史料价值，但有的篇章较杂乱，有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把亡国的原因完全归之于通商，”今之灭国以通商”等，在阅读时需要注意。
《权制》现存有清光绪庚子（1900年）刻本、光绪壬寅（1902年）长沙徐崇立刊本、《陈澹然三种》丛书本。
第八节将略要论
《将略要论》又称《将略要言》、《将学要论》、《兵略要论》等。刘璞撰。刘璞，字连城，清末淘阳（今陕西省东南部）人。生卒年不详，据序跋知他出身行伍，有较丰富的治军和作战经验，”连城镇军带兵数十年，身经百战，语皆从阅历而来。”（《将略要论题跋》）
《将略要论》不分卷，全书原文仅约五百字，而前有序言五篇，后有题跋十九篇，对本书多有赞誉。如支张典伯常序称此书：”实由身心性命而出，与纸上谈兵者奚啻霄壤。且森严文字，悱恻衷肠，一片爱民婆心洋溢楮墨。兵民交关处，更为痛快淋漓，如蚁穿九曲，无间不入，末后以抚字结穴。”瑞征在跋语中说：《将略要论》”议论宏深，体用兼备，有古名将风。”本书文字虽少，但言简意深，纵横议论，语气连贯，颇有章法。首论为将之道，次论行师之法，三论文武之分，四论兵民关系。
《将略要论》吸收了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结合作者的军事实践和心得体会，阐述了军事上带有普遍意义的一些重大问题。其中有些思想，至今尚有借鉴价值。
关于为将之道。他认为，将帅首先要能定、静、明、公，即安定、镇静、明察、公平无私。这四条并且具有因果关系。
他指出：”为将之道，首在定，定则静，静则明，明则公，公而无私，克私不犯，则进道矣。”第二要善于用人，做到”能得人，能知人、能用人、能爱人、能制人。”第三要有天文地理知识和扶危定乱的才能，”省天时之机，察地利之要，揽人和之济，详安危之变，知定乱之法。”只有具备以上条件，并持之以恒，”久而不倦，遇事不乱，始能受国家之重任。”关于行师之法。他主张慎战，”定乱之法，慎乎其慎。”既要”守微”，持守微妙，”守微者，兴帮之本也。”又要”应机”，善抓有利战机，”有机必战，战不可夺；无机固守，守不可摇。””合乎机宜，必能兴军固帮矣。”他认为贪战是招致失败的根源，所以极力反对贪战，”行师之道，忌在贪战。贪战者，丧军之根也。”
关于文武之分。他认为，以往打败仗的根源是文武别分，互不了解。他提出”文可为将，武可转吏。”要求武将和文吏要”相知”、”相应”。这样才能管理好军队，治理好国家，战无不胜，”必得将能其道，吏知其将，将吏相应，以道教兵治民，兵民怀将吏之德，畏将吏之威，降心伏志，如是则人和，人和则察地利，省天时，战无不捷，攻无不克矣。”关于兵民关系。这是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继承了古代的民本思想，而且又有新的发挥，并将其引申到民与兵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兵与民是鱼水关系的论断。他指出：”民为帮本。国家之度用，将吏之奉禄，军中之粮饷，皆出于民。民为兵之源，兵无民不坚，民不安固，倘有耗损，则兵失源，如鱼失水矣。珍之！爱之！”同时，他还提出，国家和民众又需要军队来保卫，以卵失壳来比喻军队存在的必要性。指出：”兵为邦捍。国家之威望，将吏之用权，民间之保护，皆籍于兵。兵为民之卫，民无兵不固。兵不坚聚，稍有变动，则民失卫，如卵失壳矣。慎之！重之！”最后提出民与兵要互相体谅，搞好关系，和衷共济。指出：”为吏者，必使民知兵之辛劳；为将者，必使兵知民之艰辛。如能将吏相应，兵民相洽，倚民养兵，依兵护民，兵坚民固，和衷共济，不亦善乎。”《将略要论》以简练的语言论述了军事上的重大问题，在清代兵书中堪称独树一枝，具有较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当然，他的所谓兵民鱼水之说，是有其特定阶级内容的，在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军队与民是对立的，不可能真正做到”相洽”和”共济”。该书有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年）刻本传世。
第九节今兵利弊
《今兵利弊》是清代论述当世军事利弊得失的兵书。郑曰敬著。郑曰敬，字德舆，号蕉园，湖南长沙人，光绪年间举人。著作有《九溪文集》。郑曰敬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文人。
他面对国难当头，朝臣误国，痛心疾首，愤而研读古今兵法，探讨天下大势，以谋救国之道。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他”慨彼族之披狂，痛我军之废弛，发愤感激，著为此编。”（《自序》）希望能因利革弊，复振中国兵威，赶走帝国主义列强。
《今兵利弊》上下篇，约六千字。上篇是”论兵利”；下篇是”论兵弊”。他以兵法理论为指导，紧密结合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军队的实际，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提出了”利在我，而不在彼”的重要论断，这在当时，对于鼓舞全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信心，无疑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同时又分析了清朝军队存在的弊端，促进革除弊政。
《论兵利》首先批判了当时流行的那种只看到外国长处，而看不见外国短处的偏见。指出：”谈时务者，每谓各国富强，船坚炮利，步伐整齐，其利在彼。往往兵未交而气先阻。不知彼来图我，利在我而不在彼。”具体提出了我国当时军事上的十二条有利条件，即十二利：（1）敌人为不义之师，正义在我一方，人心在我一方，”普天共愤，率土同仇”。（2）我为主，敌为客，地形险阻在我掌握之中，而敌人却不熟悉。（3）我众敌寡。敌人远来，师有定数，而且补充困难；”若我中国四万万人，人人皆可杀敌”，而且可以随时补充兵员，”朝失一卒，夕补一兵，前军失利，后军补之。”（4）敌人远离本土，供应困难，我在本土，后勤供应方便。（5）敌人劳师袭远，疲惫不甚；我则以逸待劳，以饱待饥。（6）外夷之间素有矛盾，”外修和好，内怀猜疑”，各有私图，貌合神离；而”我国以一国之人，办一国之事情”，共同为保卫祖国而战，”朝野一心，万众一气。”（7）敌人水土不服，久则力屈：我可深沟高垒，乘敌之虚。（8）敌人长于枪炮，短于击技；我则长干击技，可以利用山谷、林木、沟垒、凹凸等有利他形条件，或闯入敌营，短兵相接，使我之长处得以施展，使彼长处无用。（9）敌人图我，鞭长莫及、只能依据沿海几个”近窝”；我攻破其落脚之地，敌人便失去了依托。（10）敌人老巢越南、缅甸等皆我旧属，苦于敌人苛法，我可一举攻下。
还可利用敌国矛盾，以夷攻夷。（11）敌人运兵转饷全凭几条运道，我则可以断敌运路，敌便不战自溃。（12）我可采用清野之法，使敌饥无所食，渴无所得水，烧无煤炭，使其困死。这十二利分析透彻，有理有据，颇能鼓舞人心。
《论兵弊》首先指出：”虽有可胜之机；使将不力，兵不强，恐其利尽失，反为敌制。”并认为清朝军队”积弊之深，由来已久，欲制勍敌，非痛除积弊不可”。他总结归纳清朝军队有十弊：一是无军政之弊。”今日统兵之官，习于玩愒，法令等于具文，操演成为故事。”二是无兵权之弊。”统兵者不一其人”，”各营皆可任意调度”，”事权不一，意见各殊，营官更迷所趋向，固不待遇敌已先有自败矣。”三是无将才之弊。
”今日选将之道不讲，故将多非其任。将贵有勇，而今日多年老衰迈之人；将贵有谋，而今日多昏庸寡识之辈；将贵能仁，而今日多不恤士卒之子；将贵能廉，而今日多贪冒不职之流；而且将贵读书，乃得以贯通古今用兵之变，天文之说，地理之图，并考察中外之情，兵法、枪炮研造之异，而今日多目不识丁之武夫。”四是无训练之弊。”今日之兵，无事则裁撤，有事则招募，往往不经训练，即赴沙场。”五是无恩义之弊。
军饷本来很少，军官又从中克扣；恤赏被侵吞；至于同甘共苦更做不到，很难使士卒效力。六是无赏罚之弊。军中无赏罚，士卒闻寇而逃。七是无谋略之弊。”今人在军不重侦察，不事咨访，不谋众士，不谋乃心。临敌则束手无策。”八是无胆气之弊。临阵退缩，贪生怕死，均由无胆气所致。九是无侦探之弊。敌情不明，仓促迎敌，往往惊慌失措。十是无防备之弊。外夷图我皆筹备数年或十数年，而我毫无准备，无训练，无粮饷，无枪炮，所以要吃败仗。他并针对十弊，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在选将方面提出要选拔威望素著之人，韬略素娴之士为将。在训练方面提出要”训之以忠义”，”练其武艺”等。
《今兵利弊》立论正确，切中时弊，具有反侵略思想，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本书有清刊本传世。
第十节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编辑。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5年以优异成绩入学为秀才。1898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从梁启超学习。1899年东渡日本，进入以梁启超为校长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1900年辍学返国，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军起兵反清。起义失败后重新东渡日本，进入由大同高等学校改组的东亚商业学校。此时他痛心祖国风雨飘摇，决心学习陆军。1901年以自费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
1903年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深造。1904年冬从士官学校毕业返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年被李经羲任命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响应，组织了”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为军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调至北京，暗加监视。1915年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起兵讨袁，与袁世凯军激战于四川沪州（今沪县）、纳溪。袁世凯死后，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916年因病赴日治疗，不治逝世。后人辑有《蔡松坡先生遗集》、《蔡锷集》等。
《曾胡治兵语录》中的曾、胡，指曾国藩和胡林翼。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道光进士。湘军首领。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率兵阻击太平军，并出省作战，夺取武昌和田家镇。1855年败于太平军，退守南昌。1860年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主张”借洋兵助剿”，伙同英法侵略军夹攻太平军，1861年攻陷天京。
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军事工业。胡林翼（1812－1861），事略见本书中编第五章第五节。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们同属”儒将”，注意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在治军和作战中提出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军事思想。《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他们有关军事言论的选录。
《曾胡治兵语录》编辑于1911年。这年春天，经同盟会员李根源、罗佩金向云贵总督李经羲推荐，蔡锷赴云南担任新军训练工作。他初到时未受到重用，便住在教练处，整天手不释卷，辑录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附以按语，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六月，李经羲任命蔡锷为云南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镇统钟麟同委托蔡锷编”精神讲话”教材，遂将《曾胡治兵语录》以代”精神讲话”，印发新军官兵。
《曾胡治兵语录》书前有自序和梁启超1917年作的序，全书共十二章：第一章《将材》；第二章《用人》；第三章《尚志》；第四章《诚实》；第五章《勇毅》；第六章《严明》；第七章《公明》；第八章《仁爱》；第九章《勤劳》；第十章《和辑》；第十一章《兵机》；第十二章《战守》。前十章主要讲治军，后两章讲作战。每章先选曾、胡有关言论若干条，然后加上按语，或对本章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提出对时局和作战问题的看法。如第十二章《战守》之按语：”右揭战守之法，意括而言赅，曰攻战，曰守战，曰遭遇战，曰局地战，以及边防之策，攻城之术，无不独具卓识，得其要诀。虽以近世战术之日新月异，而大旨亦不外是。其论夜间宿营，虽仅一宿，亦须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则防御之紧严，立意之稳健，尤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也。（按咸同时，战争两方，多为不规则之混战，来去飙倏，不可端倪，故扎营务求坚固以防侵袭。）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备于我，其兵器未如今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近自普法日俄两大战役以后，环球之耳目一新，攻击之利，昭然若揭，各国兵学家，举凡战略战术，皆极端的主张攻击，苟非兵力较弱，或地势敌情，有特别之关系，无复有以防守为计者矣。然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蹶矣。兵略之取攻势，固也，必须兵力雄厚，士马精练，军资（军需器械）完善，交通便利，四者均有可恃，乃足以操胜算。四者之中，偶缺其一，贸然以取攻势，是曾公所谓徒先发而不能制人者也。普法战役，法人国境之师，动员颇为迅速，而以兵力未能悉集，军资亦虞缺乏，遂致着着落后，陷于防守之地位。日俄之役，俄军以交通线仅恃一单轨铁道，运输不继，遂屡为优势之日军所制，虽迭经试取攻势，终归无效。以吾国军队现势论，其数则有二十余镇之多，然续备后备之制，尚未实行，每镇临战，至多不过得战兵五千，须有兵力三镇以上，方足与他一镇之兵相抗衡，且一有伤亡，无从补充，是兵力一层，决难如邻邦之雄厚也。今日吾国军队，能否说到精练二字，此稍知军事者，自能辨之。
他日与强邻一相角逐，能否效一割之用，似又难作侥幸万一之想。至于军资交通两端，更瞠乎人后。如此，而曰吾将取战略战术上最有利益之攻势，乌可得耶？鄙意我国数年之内，若与他帮以兵戎相见，与其为孤注一掷之举，不如采用波亚战术，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灭之。昔俄人之蹴拿破仑于境外，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鉴也。”上述深刻入理的分析，严密的论证，与其说是一篇序言，不如说是一篇精彩的军事论文。
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期间，增补第十三章《治心》，并作序言，名曰《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印发黄埔军校”人各一编”。然蒋补《治心》一章，实为儒家修身养性之道，且冗杂离治兵甚远，大不如蔡锷所选精练。
曾、胡军事思想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既有反动成份，亦有虚伪之言。但他们同是书生从戎，”儒将”治军，熟悉历史和兵法理论，注意吸收古代优秀军事思想并运用于实践，所以其中不乏有借鉴价值的观点。
在治兵方面，主张恩威相济，”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既强调仁爱士卒和民众，”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之因扰民而坏品行。””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又强调令行禁止，赏罚严明，用兵”先明赏罚”，”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修养，认为，”兵易募而将难求；求勇敢之将易，而求廉正之将难。””求将之道，在有良心，有血性，有勇气，有智略。”尤其重视智略，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智勇二字。””智多勇少，实力难言；勇多智少，大事难成。”重视人的作用，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反对对人求全责备，主张用人所长，”用人不拘定一格，而薰陶裁成之术，尤在用人者运之以精心，使人人各得显其所长，去其所短而已。”对将帅主张以诚相待，”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强调练兵要严格，以”养其精神，炼其体魄，娴其技术。”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必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为典法”，”久逸则终无用处。”在战略战术方面，其主要思想是”慎”和”稳”。主张宁可几个月不开一仗，也不可打无计划安排无准备的仗。强调行军以”稳”字为先。反对轻易踏险，轻用奇谋。强调”以静待动，先谋后战，稳扎稳打。”认为”交战宜持重，进兵宜迅速，稳扎猛打，合力合枝，足以括用兵之要”。主张后发制人，反对不能制人的”先发”，但是不是一概反对先发制人，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先发”、”后发”要看具体情况如何来定，认为”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曾、胡是近代史上的反动人物，其言论中存有糟粕是必然之事；蔡锷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称太平天国为”粤寇”，对曾、胡大加赞美，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既应该批判，又应该曲谅。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锷在本书序言中，将曾、胡誉之为”中兴名臣中铮皎者”，”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要人们”细加演绎，身体力行”，然而窥其本意，并非完全出于为曾、胡立言的动机，主要是有感于民族危机的严重，希望借此能对新军的训练有所”挽回补救”。
《曾胡治兵语录》问世后流传甚广。1917年于上海公开印行，梁启超亲为作序。1919年李根源于广州重印。1924年蒋介石增补后再版。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编辑《中国军事思想丛书》，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收入出版。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1年中兴书店《古代兵经》本等数十个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