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兵法类·中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第二章·兵法类中
第一节行军须知
《行军须知》，作者不详。明刻《武经总要》附刻本只题豫章新斋李鼎长卿订。本书明宣德年间（1426-1435）杨士奇所著《文渊阁书目》始见著录，继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行军须知》二卷，并注明”不著撰人并时代”。关于本书的成书时代，清乾隆时期，卢文绍在其校刻的《补辽金元艺文志》中著录为元代作品，仍注释”不知撰人”。民国年间陆达节编《历代兵书目录》和《中国兵学现存书目》均袭卢说。据现代人从内容、版本等方面考证，它实属宋代著作。著名目录、版本学家王重民认为，”当撰于北宋仁宗或神宗之世。”（《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兵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版）研究科技史的学者王若昭经过进一步研究认为，”《行军须知》一书约撰于北宋仁宗庆历八年后至皇祐六年（即1048年至1054年）间，比《武经总要》的撰成时间估计晚十来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上述观点甚有道理。以宋本为底本重刻的明正统刊《武经总要》附刊本《行军须知》的全称是《武经总要行军须知》，明人李进并在序言中说：”予尝读《行军须知》之书，观其编为附录。”说明《行军须知》一开始就是以附录形式存世的。因此，宋元诸家书目都记载有《武经总要》，而不见著录《行军须知》。
《行军须知》分门别类辑录历代兵法言论、用兵事迹，尤其重视辑录宋代的战争实例。每篇之前有引言，概述本篇要旨，阐述作者的看法。如《选士》引言：”兵法曰：虽有虎狼之将，必籍豺犬之兵。将虽智勇，御敌攻讨，不能独取其胜。将不得兵，如鸟无翼；兵不得将，如虎无头。是故将得兵而有势，兵得将而有勇。《汉书》曰：指纵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汉将霍去病以智勇之士聚为爪牙。夫不选不精，则自败之兆也。诸家之法，并有选士之篇。士有老少、勇怯、强弱、材伎、贵贱、仁义、乡俗之性不同，用之各有所长，故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太公曰：选士之法，因能授职，各取其长。兵法曰：贪者守财，廉者主赐，仁者纳降，辩者通使，谋者（此处缺文），怯者守门，勇者破敌夺隘，健者抢关采报，聋者善视，瞽者善听，各取其性所用，为其股肱羽翼，自然之道。统军领众，贼垒相望，昼夜相守，争一时之胜，军需之要，缺一不行。今具选士一十五条，不可不明察也。”每篇之后又有一段总结性的结束语，进一步点明本篇主题，阐发作者的思想。如《诫将》篇最后说：”右已（以）上二十一条，为将之规矩模范耳。惟在存神立志，报国推功，深谋远虑，遇敌不可轻发；谋不深，事多轻发，即为敌所料，机事不成。兵法曰：不见其利，不可先兵。”《行军须知》共二卷（明嘉靖三十五年贾应春刻单行本不分卷），十五篇，二百七十四条。具体篇目如下：
上卷：诫将第一，凡二十一条；选士第二，凡十五条；禁令第三，凡五十九条；选马第四，凡十五条；讲武第五，凡四条；明时第六，凡十二条。
下卷：渡险第七，凡二十六条；安营第八，凡十八条、料敌第九，凡十七条；布战第十，凡十九条；守城第十一，凡二十二条；攻城第十二，凡十二条；间谍第十三，凡二条；入伐第十四，凡二十一条；受降第十五，凡十一条。
《诫将》主要讲将帅要戒除各种弊端，而具有良好的品德修养。《选士》主要讲选士的意义、原则及各种人材的使用方法。《禁令》主要讲行军作战中的各种纪律禁令及对违令者的处置措施。《选马》主要讲军马的挑选、养护。《讲武》阐述训练的意义和方法。《明时》讲出兵作战要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渡险》讲行军作战涉险渡隘之法。《安营》讲安营扎寨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料敌》讲侦察判断敌情。《布战》主要讲各种条件下的布阵作战及其利害得失。《守城》讲守城之法。《攻城》讲破城守之法。《间谍》主要讲慎用间谍。《入伐》讲进入敌境作战的要领和注意事项。《受降》讲受降时要注意防备诈降阴谋。
《行军须知》既有对前人优秀军事思想的辑录和阐发，又有对宋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如在将帅修养方面，强调将帅要”宽仁容众，厚德待士，推贤荐能，深谋远虑，闻斗不忧，见斗不惧，明天时，知地利，和颜色，察人情，喜怒不形，谗佞不听，纳其有德，施赏功不报私仇。”（《诫将》）要关心爱护士卒，与其同生死共患难。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祸。主张将在外，要有临机决断权。在人材的选拔使用方面，强调扬长避短，人尽其才。认为”良匠无弃材，良将无遗士”，”士无贵贱、高下，有一德而可用矣。”（《选士》）在训练方面，强调训练的重要作用，认为”兵不教不可以出战”（《讲武》）。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见利则进战，知难则退守”（《料敌）》。
目的是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能使士卒不劳而获其利”（《料敌》）。它针对宋初以来实行将帅出征按照朝廷定好的阵图死板作战的教训，特别重视对各种军事原则的灵活运用，在许多篇的结束语中都强调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活用兵法原则，如《布战》篇最后指出：”右以上布阵作战之法，陈其大略，又在临时观敌众寡，军势勇怯，将士同心，天时顺，地利便，战必胜矣。”又如《守城》篇后说：”更在临时取其利便”，”变其虚实，临机应变”。它还总结了与西夏作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以奇伏反奇伏的战法，以及防敌诈降的措施。
《行军须知》不仅记录了宋代的军事思想及战争情况，而且记载了宋代的火器和使用方法。其中颇有价值的有不见于宋代其他史籍记载的火筒，以及”用床子驽放火箭及火炮”的方法等，可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具有较重要的军事科技史料价值。明李进称其”深切著明，非他书可比”（《武经总要行军须知序》）并被《永乐大典》、《武备志略》等书收录。明吕坤在《安民实务》中规定其属下将官要人人精晓《行军须知》。
《行军须知》的版本源流大致有两个系统，一是《武经总要》附刻本。其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的是明正统四年（1439年）李进刻本，继有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本和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本，这两种刻本又增附《百战奇法》二卷。明嘉靖刻本更名为《武经要览行军须知》。二是单行本。作为单行本行世是在明初。现存明初单行刻本只残存下卷（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子部·兵家类》），另外有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贾应春刻单行本行世。
第二节何博士备论
何去非撰。何去非，字正通，北宋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生活于宋神宗、徽宗年间。他好学古兵法，元丰五年（1082）以”对策”长于论兵得官，授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历任武学博士、徐州教授、富阳（今浙江富阳）县令、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通判、庐州（今安徽合肥市）通判等职，卒年七十三岁。其文雄快踔厉，风发泉涌，深得当时大诗人翰林学士苏轼的尝识，于元祐四年（1089年）向朝廷奏荐，加授”承奉郎”。五年又以去非所撰《备论》奏进，荐为馆职，未获准。何去非参加过《武经七书》的校定，其军事著作除《何博士备论》外，还有《司马法讲义三卷》、《三略讲义三卷》，这后两种，可惜今佚。
《何博士备论》简称《备论》，成书于北宋元祐年间，南宋《遂初堂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宋史·艺文志》等书目均有著录。关于本书的卷数各种版本和各家书目著录有所不同，成书较早的《遂初堂书目》未著录卷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四卷，而《明辨斋丛书》、《子书百家》、《百子全书》则作二卷，《四库全书》、《指海》、《浦城遗书》、《长恩书室丛书》、《半亩园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和明抄本又作一卷。关于篇数，苏轼荐状称二十八篇，现存各种版本均为二十六篇，佚二篇。有的版本在目录中虽然著为二十七篇，多”邓禹”一篇，但实无内容，如台湾版《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邓禹”下注说：”缺，谨按，张氏《爱日精庐藏书志》有此一篇，系从陈君子准处所录，附注其目于此。”今存二十六篇的篇目是：六国、秦、楚汉、晁错、汉武帝、李广、李陵、霍去病、刘伯升、汉光武、魏上、魏下、司马仲达、邓艾、吴、蜀、陆机、晋上、晋下、苻坚上、苻坚下、宋武帝、杨素、唐、郭崇韬、五代。
《何博士备论》是一部评论历代用兵得失的兵书。作者有感于北宋王朝积弱积贫的衰败形势，为适应宋神宗、王安石变法图强，重整军备的需要，对战国至五代各王朝的兴亡成败和重要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以古喻今，从中寻求历史借鉴。每篇以引一朝或一人事迹为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思想展开评论，然后历数古代正反事例，来论证作者的观点。所以书中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兵有所必用”，”有所不必用”，当战则战，当止则止，关键要根据”顺逆之情”，”利害之势”来决定。”忘战”、”恶兵”会丧权辱国，”乐战”、”穷兵”也会有败亡之祸，”有以用而危，亦有不用而殆”（《汉武帝》）。主张”兵以义举而以智克；以顺合而以奇胜。”（《苻坚》）在战略决策方面，强调要考虑根本”利害”，全面分析天下形势和民心的向背。他以六国为例，阐述了不要”战所可亲，忘所可仇”，要联合与国，共同抗敌的道理。以楚汉为例，说明”形势”和”民心”的重要，指出刘濞失败的原因是，政治上没有得到”亡汉”的民心，军事上没有采纳”取梁””据洛”的方略。在作战指导方面，反对侥幸取胜，主张要先计而后战，”度有功而后动”；作战要”因事设奇，用而不穷”；要善于捕捉战机，机未至不可动，机已至不可失，认为用兵最忌没有奇变；主张集中兵力，反对把用兵看得很容易，麻痹轻敌，指出：”众而恶分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苻坚》）他还认为弱能胜强，其原因是弱能思奋，强则易懈，所以胜败不在多寡，在有节制，使百万若使一人者胜。对于兵法的学习和运用，他以霍去病为例，详细论述了学法不泥法、缘法而生法、离法而会法的道理，指出：”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霍去病》）在军队建设方面，强调要加强纪律，反对徇私情。他以李广为例。说明纪律的重要，认为李广是难得的将才，士卒也都拥戴他，但最后败在纪律松弛上。指出：”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当天下之正义。正义之立在国为法制，在军为纪律。治国而缓法制者亡，理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号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辄废。””厚而不能令，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李广》）要求将帅要有智有勇，认为”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
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杨素》）他还认为真正的智是”谋夫策士”组成的智囊团，主张要向刘邦那样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
《何傅士备论》从军事的角度、战略的高度评论历史人物，史论结合，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敢于否定旧说，提出自己的见解，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兵书。苏轼称赞”其论历代所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用现在的观点看，其中对某些人物的评论也有偏颇之处；某些观点也是错误的，如主张愚士卒之耳目等。
《何博士备论》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穴砚斋抄本，版心下方有”穴砚斋缮写”五字，前有元祐四年（1089年）正月苏轼荐何去非奏状和五年苏轼知杭州府时再荐奏状，张蓉镜手书封面，后有黄丕烈等跋。现存刊本有一卷、二卷本两种版本，一卷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指海本、浦城遗书本、长恩书室丛书本、半亩园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二卷本主要有：明辨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留香室刊本、日本万延元年（清咸丰十年）刊本、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本等。
第三节素书
《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此说源出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被台臣上疏攻击，出知河南府。卒谥文忠。他在序言中称：”黄石公圯桥所受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
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世间。”张商英这段话说的神乎其神，然而说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伪的马脚。对此明代以来，学者多有辩驳，如明都穆说它有”三伪”：”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圯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圯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语纪谈》）《四库总目提要》引胡应鳞的话说：”其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笔者以为《素书》从内容到文句，引用《黄石公三略》颇多，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实际上它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虽为张商英所伪托，但”其言颇切理”（《四库总目提要》），书中不乏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
《素书》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材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材而用之。”《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从现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但更多的是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子汇本、二十子本、先秦诸子合编本、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丛书本有二十余种之多。
第四节翠微先生北征录
《翠微先生北征录》又称《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翠微北征录》，宋代兵书。但是《宋史·艺文志》、省府县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著录，直到清代黄虞稷等编《宋史·艺文志补》、《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始见著录。清嘉庆五年庚申（1800年）校勘学家顾广圻在为本书写的跋文中说：此书”世鲜传者，得观于读未见书斋楮墨间，古香喷溢，三数百年物也。令人于肃然起敬中仍爱玩不忍释手。”说明本书被淹没三、四百年。此书遭此厄运大概与作者的身世有关。
该书由南宋人华岳撰。华岳，字子西，号翠微，贵池（今安徽省贵池县）人。为武学生，轻财好侠。开禧元年（1205年）上书谏止韩侂胄的北伐政策，触怒韩侂胄，被贬官下狱，放逐到建安（今福建建瓯）。韩侂胄攻金兵败求和，被宋朝廷诛杀。华岳得以被释放，登嘉定武科第一名，为殿前司官，仍郁郁不得志，又预谋去丞相史弥远，事被发觉，下临安（今杭州）牢狱，被杖死狱中。著有《翠微南征录》，为诗文集。
《翠微先生北征录》为华岳被放逐期间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它有两部分组成，一为开禧三年（1207年）上奏皇帝的”平戎十策”，前有一篇”再上皇帝书”；二为嘉定元年（1208年）上奏皇帝的”治安药石”，前有一篇奏章。
《翠微先生北征录》今存本十二卷。华岳《治安药石序》称”四总四十有一篇，分四卷。”卢氏《抱经堂志补》别集类著录为十一卷。顾广圻认为是”俗本误并其一卷。”（顾广圻跋）刘世珩认为”卢云十一卷者，专指《治安药石》言；顾云十二卷者，连《平戎十策》言。”（刘世珩光绪二十五年跋）清黄虞稷等《宋史·艺文志补·兵家类》又著录为三卷。
据华岳自称《治安药石》分为四卷推知，后世分卷皆非原分次第，原分全书应为五卷。今从存世本著录为十二卷。
《平戎十策》一卷，是华岳针对南宋存在的”十弊”而提出的十条去弊兴利、富国强兵的计策。”十弊”是：一则取士而不得其实，二则招军而不尽其材，三则御骑者未得其具，四则陷骑者未有其策，五则得其地而反失其心，六则守其地而复无其备，七则恩威之不明，八则利害之不密，九则急务在财计而财计未丰，十则边计在马政而马政未备。”十策”针对这”十弊”和敌国的短长，详细论述了用人选将、人心士气、物资储备、作战方法、军马征调等军事上的重大问题。《治安药石》，是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梁不可无药石之意。作者紧密结合当世利害，对和议政策、边防要务、破敌之方、将帅修养和谋略、武器装备、敌情侦察、兵员招募、粮饷运输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全书卷目如下：卷第一平戎十策：取士、招军、御骑、陷骑、得地、守地、恩威、利害、财计、马政。
卷第三治安药石·治国大计：和议。
卷第四治安药石·边防要务：山水寨、屯要、捷径。
卷第五治安药石·破敌长技：陷骑。
卷第六治安药石·将帅小数：搜伏、反泄、暗认、潜易、急据、分渡、自认、就顺。
卷第七治安药石·器用小节：甲制、人甲制、马甲制、马军甲制、驽手甲制、弓制。
卷第八治安药石·器用小节：驽制、弓箭制、驽箭制、鞍制、靴制、马枪制、义枪制。
卷第九治安药石·采探之法：采探、侯望、聚探、关递、密辨。
卷第十治安药石·戒饬将帅之道：将帅轻死、将帅好战、将财相用、豪杰为问。
卷第十一治安药石·守边待敌之策：禁涉、观衅。
卷第十二治安药石·足兵便民之策：劝募、省运、广土、实边。
《翠微先生北征录》为抵御外侮而作，所言皆当时军事上的实际问题，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他崇尚黄老道家好生恶杀之说，《司马法》”杀人安人，以战止战”之论，认为”兵本于不杀，武在于止戈。”（卷二《治安药石序》）规劝皇帝不要轻意兴兵，”臣愚欲望陛下详黄老氏好生严杀之意，明《司马法》安人止战之方，兵不得轻举，谋不得妄发。”（卷二《治安药石序》）对于金朝是用兵还是和议，是摆在南宋文臣武将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而且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从本书中可以看出，华岳的主张既不同于逞忿恃兵的主战派，也不同于放弃武力的乞和派。他认为用武力征伐不能放弃用和议这一斗争手段；而和议又要靠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兵争之失在于士大夫逞忿恃兵而讳言和议；和议之失在于士大夫惩已往之咎，而耻言用兵。”（卷一《平戎十策》）他不反对用兵，”四夷不庭征之可也。”（卷一《平戎十策》）但是反对内政不修，国力不足时，去与强大的敌国硬拼。所以，他认为当时南宋王朝没有金朝强大，提出以”和议”为缓兵之计，积蓄实力，等待时机，恢复中原。他特别指出：”今日之和非真怯也，今吾仁以待他日可乘之机耳；非真畏也，养吾智以俟异时可投之隙耳。”（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贤才在治国御军中的作用，认为”英雄豪杰之去留，为社稷帮家之休戚。”（卷一《平戎十策》），他还公开指出，南宋兵败国弱的原因就是皇帝未得到真正的贤才，并对皇帝说：”十者之弊非有英雄豪杰之士为陛下洗而新之，则他日败亡之患盖有不可胜言矣。”（卷一《平戎十策》）针对南宋朝廷不能用贤的实际情况，提出广开贤路，提倡贤才自荐；重赏有功之人，”聚天下之材者在乎财；散天下之材者在乎财。”（卷十《将财相用》）；因材制用，”夫有技则生一材，有一材则济一用，因技以求材，因材以制用。”（卷一《平戎十策》）他特别重视人心民意，指出：”故善用兵者，必先守其心，而不失其所恃焉，斯为善守之策矣。”（卷一《平戎十策》）他认为，失掉民心，违背民意，就会激起怨恨，四面树敌。因此，他反对扰民，”夫用兵之策莫大于足兵，足兵之策莫患于扰民，扰民则心失，心失则怨起，怨起则衅生，衅生则吾舟中之人皆敌国矣。”（卷十二《省运》）为既省民力，又保证军饷，提出”兴屯田以省支费，浚水道以便转输。”（卷十二《省运》）对于将帅的要求，他既提倡轻死贱生，又反对恃勇好战。认为古有”贵死贱生”、”好死恶生”、”奋死则生，幸生则死”之说，但都是对士卒讲的。所以他提出将帅也要与士卒一样，具有视死如归的精神。同时，他又要求将帅不可一味斗勇角力，还要会斗智赛谋，懂得”不战之妙”。所以他认为”学战易，学不战难。”（卷十《将帅好战》）在作战指导方面，重视敌情侦察。他认为，”庙堂恶闻边备，将帅不买间谍”，”贼将之姓名，贼技之能否，贼势之进退，贼情之勇怯，盖殆若异世之事耳。”（卷九《采探》）这是用兵失败的重要原因。只有召募间谍，设置烽堠、递铺等侦察通信设施，及时获取情报，才能使”屯边之兵无事得以休息，有事不至窘束。”（卷九《采探》）他针对金朝善用骑兵的特点，提出了以车御骑，以驽陷骑的作战方法，具体论述了各种地形条件下的制骑战术。
《翠微先生北征录》真实地反映了南宋军事斗争的实际和军事思想的特点，弥补了《宋史·艺文志》及省府县志缺憾，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本书今存本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被收入《贵池先哲遗书》。此本据丁氏十万卷楼抄本刻印，而丁氏抄本又传录自瞿氏铁琴铜剑楼藏本。
第五节百战奇法
《百战奇法》又名《百战奇略》，最早著录见于明杨士奇撰《文渊阁书目》，其后见于明晁瑮的《宝文堂书目》，明周弘祖的《古今书刻。明焦竑的《国史经籍志》等书目，均未著录作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此本《百战奇法·序》中说：”书亡作者姓氏。”说明作者已不可考。清黄虞稷等撰《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有《百战奇法》，有人便以为是元代作品。但明李赞把它与宋代兵书《武经总要》合刻在一起；明茅元仪撰《武备志·战略考·序》中明确指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军事丛书《韬略世法》，以《新编白战百胜合法引证》为题全文收录《百战奇法》，卷端著录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湛参订”。明邹复序中指出，《百战奇法》”未详作者姓氏，殆宋人手笔，张预、戴溪之流亚也”；又核查书中征引近百个战例均为五代之前的，而不见宋以后战例的踪影，据此推断，它当成书于宋代。清澼絖道人辑的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和清抄本军事丛书《帷幄全书十四种》，均收有《百战奇略》，题明刘基（字伯温）撰，将其与明刊本《百战奇法》对照，内容相同，由此可见，清刊《百战奇略》即为《百战奇法》，题名明刘基撰显系伪托之举。对此，清咸丰三年麟桂重刻《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在其为《百战奇略》的题词中已经指出：”此书题刘伯温作，盖亦托名。”近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百战奇略》的考辩，一种意见认为是刘基所撰，并断定是刘基”隐居力学”八年期间，攻读《武经》时写下的笔记。（郝兆矩《刘基军事思想述评》，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2期）另一种意见否定为刘基所撰，其中有的并具体认定为清澼絖道人根据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的资料改编而成。称”澼絖道人既不是驰骋沙场之名将，也不是运筹帷幄的军事谋略家，然而有了《武经七书直解》这部战略理论与史例引证齐全的宝藏，就轻而易举地托出《刘伯温先生百战奇略》这部伪书”。（周大海《〈百战奇略〉辩伪》，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以上意见和考辩都局限于清代伪称刘基撰的《百战奇略》的抄本或刊本，没有与《百战奇法》联系对照起来进行考证，所以用功甚勤，然而结论却大谬。
《百战奇法》是一部有编纂特点的兵书。本书作者广收博采，将战争的诸方面概括归纳为一百个题目，即书名所讲的”百战”，每篇先阐发自己的认识，然后引一句古代兵书（主要是《孙子》）中的名言粹语概括本篇内容，最后引用战例或将帅事迹言行以证之。如《谋战》：”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接着引证了春秋时，晋齐两国君臣相互伐谋的战争实例。它溶兵法理论和战争战斗实例于一体，便于理解和掌握，是其一大优点。
《百战奇法》的篇目有：计战、谋战、间战、选战、步战、骑战、舟战、车战、信战、教战、众战、寡战、爱战、威战、赏战、罚战、主战、客战、强战、弱战、骄战、交战、形战、势战、昼战、夜战、备战、粮战、导战、知战、斥战、泽战、争战、地战、山战、谷战、攻战、守战、先战、后战、奇战、正战、虚战、实战、轻战、重战、利战、害战、安战、危战、死战、生战、饥战、炮战、劳战、佚战、胜战、败战、进战、退战、挑战、致战、远战、近战、水战、火战、缓战、速战、整战、乱战、分战、合战、怒战、气战、归战、逐战、不战、必战、避战、围战、声战、和战、受战、降战、天战、人战、难战、易战、饵战、离战、疑战、穷战、风战、雪战、养战、书战、变战、畏战、好战、忘战。
《百战奇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诸如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军事谋略、国防战备、作战指导、后勤补给、军事地理、将帅修养等方面都有所论述。在战争观方面，它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反对黩武穷兵，认为”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讨不止，终至败亡”，同时又主张”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认为”天下虽平，忘战必倾”。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灵活用兵，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主张”以计为首”，”先胜后战”。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见可而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拼，要避其锋芒，”知难而退”，伺其空隙，待机而动。全书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不同兵力对比、不同作战对象、不同作战形势、不同天侯地形条件下的不同战法。如山战要居高阜；谷战要依附山谷；水战要半渡而击；火战要掌握风候时机等。在治军方面，主张先教而后战，赏罚必信，恩威并重，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士卒要听从指挥。在后勤补给方面，特别重视粮秣的供应，对己要确保粮道畅通和粮秣供应；对敌则要设法断其粮道，迫敌屈服。在军事哲理方面，由于它汇集了历代兵法和战史的许多精华，所以通篇充满着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如它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反对巫祝卜筮等迷信活动。它在《人战》中指出，行军作战中出现猫头鹰落在帅旗上，或者旗竿突然折断等异常现象时，主帅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处置，稳定部队士气。只要禁止迷信的流行，消除部队的疑惑，就是战死也不会退逃。它在解释”穷寇勿迫”时，明确提出了”物极则反”的观点，指出：”凡战，如我众敌寡，彼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则胜。”意思是，在战争中，我众敌寡，敌军畏惧而逃跑，这对我是有利的态势，但这时不能急追，急追会迫使敌人由逃跑转化为拼死抵抗。这样对我不利。”勿迫”不是不追，而是缓追，待机歼敌。它还用转化的观点论述了强与弱、众与寡、胜与敌、安与危，以及将帅爱士卒与士卒尊将帅的辩证关系。
另外，《百战奇法》对《孙子》的许多观点的诠释和阐发有独到见解。如《孙子》的”其下攻城”，一向被指为历史的局限性。《百战奇法》的作者似乎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其下攻城”是一般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与”伐谋、伐交、伐兵”相对而言的。是主张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不希望以大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它指出：”凡攻城之法，最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粮，外无救援，可羁縻取之，则利。”它征引前燕与东晋广固之战战例，用燕将慕容恪的话表达了这一思想：”若我强敌弱，敌人外面又没有援兵，我军有足够力量制服敌人，这时就要先牵制住敌人，慢慢围困他们，等待敌人陷入绝境。《孙子兵法》上说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它，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它，即是这个道理。东晋的段龛很注意团结部属，其部属没有背叛他的迹向。现在他们凭借着坚固的城墙，上下一心防守。如果我们使用全部精锐部队进攻它，用几十天的时间虽然也能攻下来，但那样我们要死伤许多将士。所以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灵活机动。”最后慕容恪用围而不攻的战法，征服了广固。再如对《孙子》的”围师必阙”，它从敌我两个方面阐述了”围师必阙”的实质是一种精神战术，手法是虚留生路，目的是动摇敌人坚守意志，诱敌逃跑。围攻敌人要”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我可用，敌也可用，所以它又指出了对付这一战术的方法：敌人围攻我时，”当圆阵向外，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之心。四面奋击，必获其利”。
《百战奇法》汇集历代兵法精粹和战史资料，条分缕析，分类排纂，言简意赅，既可作为兵法理论来阅读，又可作为工具书供查阅战史资料来使用。明王鸣鹤将本书前五十战收入他的《登坛必究》，并评论说：”《百战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登坛必究》卷二十）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清的许多兵书如《白毫子兵法》、《兵经百篇》、《三十六计》等都采用这一体例。
流传甚广，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书中也充满着许多封建糟粕，阅读时需要加以批判；有些篇题立论不够恰切，如”害战”听起来很费解，实际讲的是要塞地区防御作战战法；有些兵法、战例选择不够精当；前后体例不够统一，如引用战史资料，只有个别篇章注明出自《南史》、《北史》、《五代史》，大多数均未注明来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陷。
《百战奇法》未见有宋、元刊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本子是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之后又有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李诏德刻单行二卷本。明崇祯年间刻《韬略世法》收录此书时改名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雍正以后，《帷幄全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等丛书及抄本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称明刘基撰，影响很大。直到近年有的出版社出版的铅印本、注释本仍沿袭这一错误说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百战奇法浅说》，恢复了本书的原称，纠正了刘基撰的错误说法，明确了本书为宋代作品。
第六节十一家注孙子
《十一家注孙子》又称《孙子注解》、《孙子集注》、《校定注释孙子十三篇》、《孙子十家注》、《十家会注》，宋吉天保辑。
吉天保生卒里籍不详。此书是汇集《孙子》注释的兵书。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历代注家很多，迄今约有二百余家，但宋以前最著名的是本书收录的十一家。这十一家是：魏曹操，梁孟氏，唐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宋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一说杜佑实未注《孙子》，注文乃抄自其所著《通典》，多与曹操注同，杂有王凌、孟氏等人古注，不能算作一家，故有十家之说。也有的去杜佑而加宋郑友贤”遗说”算作十一家（《天禄琳琅书目》），后人多不同意此说。关于十一家的排列顺序，本应按注者所处时代先后排列，但吉天保未深究注者身世，将梁孟氏排在唐陈皞之后，将杜佑置于其孙杜牧之后，并不知何延锡之名而称其为何氏。清孙星衍经过考证进行了订正。另外，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又有《十家注孙子》，其十家为曹操、王凌、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皞、孙镐、梅尧臣和王皙（见《官板书籍解题略》），未著辑者，亦未知所据底本。关于本书的卷数，宋刊本原为三卷，明正统十年内府刻《道藏》本按十三篇析为十三卷，之后，明嘉靖谈恺本，清孙星衍校勘本等均分为十三卷。据有关书目记载，十一家注释，除杜佑注外，均曾有过单行本，今只见有《魏武帝注孙子》和梅尧臣《孙子注一卷》单行本存世，其它注释主要靠《十一家注孙子》流传下来。该书后附有宋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也是注释《孙子》的一个成果。他在自序中说：”顷因余暇，摭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遗说》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共提出和回答了三十个问题，其注释方法和十家注同。
《十一家注孙子》中，各家注释繁简不一，一般认为曹操、杜牧、陈皞三家较有特色，号三家注《孙子》。各家注释互有异同，但大都是后人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进行注释，或以为前人注释有误予以纠正，如对于”形名”的注释，曹操注说：”旌旗曰形，金鼓曰名。”杜牧注则说：”旌旗钟鼓，敌亦有之，我安得独为形名，斗众如斗寡也？夫形者，阵形也；名者，旌旗也。”而王皙注又认为：”形者，旌旗金鼓之制度；名者，各有其名号也。”（《十一家注孙子·势篇》）或以为前人注释简略予以补充，如”唐陈皞以曹公注隐微，杜牧注阔疏，重为之注”（《孙子叙录》）。或对前人注释予以肯定或评说，如《势篇》陈皞注中有”曹说是也”的评语。也有注释完全相同者，如《作战篇》中有”孟氏同杜牧注”等。诸家注释的共同特点，一是对原文中的字词、名物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训释解说，尤其是从军事的角度探讨《孙子》的底蕴；二是结合古代名将实践和战争实例进行解说，史论结合，便于理解《孙子》本意；三是引历代兵书及著名军事家的言论，并加以评论，便于把握古代军事学术的承继源流。尤其可贵的是书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兵书佚文，如保存了成书于《孙子》之前的兵书《军志》、《军政》的四段佚文，以及《太公兵法》、《范蠡》、《卫公兵法》等失传兵书的佚文；四是在注释《孙子》的同时，也阐发了注释者的军事思想，如在注释《孙子》的”阴阳”一词时，各注家引经据典，阐发注者重视人事，反对阴阳卜筮的主张。
《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注释的集大成之作，它解说详尽，资料丰富，具有重要的军事学术价值和学术思想史料价值，是研究《孙子》的必读之书。它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如郑友贤说：”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十家注孙子遗说序》）
《十一家注孙子》流传至今的版本有三个系统，一是宋刻本，二是《道藏》本，三是清孙星衍据《道藏》本校订本，其他版本大都出自这三个系统。宋刊本避讳至”廓”字，推断当为南宋宁宗（赵扩）时所刻。《道藏》本为明正统十年内府所刻，考其注者排列顺序和称谓，与宋刻本相同，当是源于宋本，但将三卷析为十三卷，更名为《孙子注解》。孙校本以《道藏》本为底本，对十一家注文在编排顺序上的错乱，按时代先后顺序进行了订正，对十三篇文字也作了许多校勘，并改名为《孙子十家注》，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对于本书文字勘正和流传是有贡献的。但是，由于孙氏未见到宋本，又轻视明本，只用《通典》、《太平御览》、《北堂书抄》等政书、类书来参校，出现许多讹误，也有一些脱文如《军争篇》中”此治意者也”下，脱去李筌、杜牧、陈皞、杜佑、梅尧臣、何氏等人的注文和张预注文的前27个字。三个系统的本子对校，发现有《道藏》本、孙校本均误而宋本独善者；有宋本与《道藏》本同而胜于孙校本者；也有文字不同而意义相通者。本书现存版本较多，书名也各不相同。为便于查找，现将不同书名的主要版本列举如下：《十一家注孙子》有宋刻本（参见本书中编第一章第二节《孙子兵法》）、清抄本、中华书局1961年影宋本、961年据宋本排印本、上海古籍书店1978年重排本。《孙子集注》有明嘉靖三十四年谈恺刻本、明隆庆六年李棣刻本、明万历十七年黄邦彦刻本、明刻本、四部丛刊初次印本、二次印本、缩印二次印本。《孙子注解》有道藏本、道藏举要本。《孙子十家注》有宛委别藏本、子书二十八种本、岱南阁丛书本、二十二子本、二十五子汇函本、子书二十二种本、子书四十八种本、诸子集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清咸丰乙卯年（1855年）淡香斋木活字本、清光绪三年（1877年）浙江书局据孙氏平津馆本重校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留耕书屋刊本、清光绪甲申（1884）年杨霖宣重刊本、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上海文瑞楼石印本、云章书局石印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排印本、日本刊本等。
第七节孙子书校解引类
《孙子书校解引类》又称《孙子书》、《孙子书校解》、《赵注孙子》，为明代赵本学注。赵本学，字虚舟，福建晋江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终生隐居不仕，从事著述和杜门授徒。善以《易》推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兵书《韬钤内外篇》、《孙子本义》、《阵图》等。名将俞大猷曾从其学习兵法，深得真传，并称”虚舟先生，古黄石老人之流也。生于承平既久之日，以不知兵为惧。结庐闭户，不求闻达，著《韬钤内外二篇》及注释《孙子十三篇》。”（《孙子十三篇注释后序》）
《孙子书校解引类》凡例中说：”校，以订误”；”解，以训义”；”引类，以证实”。明确指出了全书的结构和每部分的功用。全书共有四部分内容：一是《孙子》十三篇本文。
二是校订文字。对于各本不同的文字，大多注明注者的看法，如《作战篇》中”故兵贵胜不贵久”下注：”一本’胜’上有’速’字，非是。”有时也只作客观记述，如《始计》中”将听吾计用之必胜”下注：”‘将’字一作’如’字。”有时将难认的字注出读音，如《作战篇》中”萁秆一石”下注：”萁秆，音箕干。”三是解释文义、阐发思想。每篇之中先对全篇进行概括性解说，再分段解说。每篇的总解说是全篇内容和思想的大纲，言简意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如对《作战篇》的解说：”作，造也。庙堂既有成算，然后计程、论费、起造战事也。
夫师旅之费无穷，必不得已而后为之。自古好兵之国往往民穷财尽，祸生肘腋，不可胜数，其始皆由不知用兵之害，而无以告之者也。故孙子始计之后，即为之会计其所费，开陈利害之端，拳拳以速胜为勉，久暴为戒，岂非所以为万世法耶。后之为君与为将者，能因其所戒而深思之，则穷兵黩武如隋炀汉武者，决不为矣。”用简洁的语言指明了本篇的中心思想。各篇解说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1）解说具体详细。如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也。”解释说：”善之善犹言善之而又善也。如沉迷者、陈利害以晓之；怀惧者，推恩信以安之，诖误者，明大义以正之；观望者，扬威声以夺之；或用辩年以下之；或用奇计以訹之；或坚壁清野以待其衰；或夺隘守险以绝其救；或以夷狄而攻夷狄；或以盗贼而擒盗贼，此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类也。”（2）解说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又注意吸收前人研究的成果，并对前人的论点进行评价，如对《兵势》一篇，他认为”此篇语意杂出，约而言之，不过教人变敌之实为虚，变己之虚为实。”并指出：”唐太宗曰，诸家兵书，无出《孙子》，《孙子十三篇》无出虚实，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太宗诚知兵之论也。”（3）对于有争议的而且拿不准的问题，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先阐明己意，再列举他说，如对”将听吾计用之必胜”一段的解释，先谈自己的看法：”将，谓诸偏将也。言主帅庙算已定，然后方简择诸将，以克其任使。彼有智勇俱优，能听吾计，用之可保其必胜者，是为贤将，则留而用之。如智勇俱下，不能听吾计，用之难保其不败者，是为不才之将，则早去之。”然后又客观地提出了另外两说：”张预曰：将，语辞也。谓君将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乃留此矣。将不听吾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乃去之他国矣。以此辞激吾王而求用也。一说不欲偏将以参其谋之意。”（4）善用比喻，使深奥的兵法理论浅显化。如用元气之虚实比喻兵法之虚实，用医病比喻用兵，形象易懂。他说：”兵之有虚实，犹元气有虚实也。虚者为病，实者为健。虚实二字，用兵者以之因形而制胜，医者以之视病而投药。故医者之于人，诊其脉，观其色，察其声，问其证；用兵者之于敌，策之作之，形之角之，所以然者，皆欲求知其虚实而已。不知虚实而用兵，则当备而反攻之，当攻而反守之，欲其不败，难也。医者不知虚实而治病，则刺非其处，炙非其穴，泄非其时，补非其侯，欲其不危，难也。”四是引证战例或将帅事迹，即”引类”。一方面证实解说之正确；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理解《孙子》的思想。每段解说后或引一则，或引数则不等，也有不引战例的。有的引证战例后再加注解，说明本战例的实质。如在解说《兵势篇》中的”示形”一段时，引曹操利用声东击西的示形战术解白马之围的战例后，注释说：”此曹操形袁绍，而袁绍从其形也。”另外，在《九变篇》解说中，指出中间有错简，杂有《九地篇》的文句，这和刘寅《直解》中的看法一致。他不同意杜牧、张预的所谓”九变”即后篇”九地”之文的说法。
《孙子书校解引类》是一部注释书，主要是对《孙子》进行解说，但是在解说过程中，也反映了解说者的思想。赵本学由于精通《易》理，在解说《孙子》的过程中贯穿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战争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不得不用兵，但又不可妄用，要慎战，”不得已而后用”。他指出：”窃惟天地之间，有人则有争；有争则有乱；乱不可以鞭扑治也，则有兵；兵之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则有法；其事起于斗智角力也，则其法不得不资于权谋。用兵而不以权谋，则兵败国危而乱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权谋，正犹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则为仁义；合王法，则为礼乐。”他还尖锐地批判”其曰猥云德化不当用兵”是”迂儒保身之谋，卖国之罪也。”他发挥了《孙子》的全胜思想，提出了”兵以万全为贵”，并具体解释说：”不遗一矢，不亡一卒，乃谓之万全。”他重视士气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欲士卒杀敌者，当激之使怒”。他认为用间实难，因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诡道十二事，是举计外之势，因利而行之术”，实际是”以谲计而屈人之兵”。
《孙子书校解引类》是明代研究《孙子》的一部重要专著。
它之所以在后于刘寅诸家注释的情况下能流传后世，就是因为它校解详明，明白晓畅，在明代独树一帜，是《孙子》注中的佳作。若山拯在《刻赵注孙子引》中称它”解义简明，引类的确，诸注家盖莫能及也。”据俞大猷《孙子十三篇注释后序》中讲，”虚舟先生结庐闭户，不求闻达，著《韬钤内外二篇》及注释《孙子十三篇》。终先生之身，无有知者。二者几藏于名山而不行于世矣。逮今总督两广大司马二华谭公得之，把玩契合，益深于兵，举而平岛夷。””以奥西太参石坡庄君，志存军国重务，出十三篇注解托梓广传。”俞大猷的这篇”后序”撰于隆庆元年（1567年），说明该书初刻于这一年。据梁见孟《重刻孙子书序》记载，又有郭刻湖相本及其覆刊本。之后又有万历年间刊本等。然而，这些版本流传稀少。明刊原本传到日本以后，日人以为此书中国国内已经失传，日本文久癸亥（清同治二年，1863年）刊印时更名为《赵注孙子》，并在书名页上注明”原本蓟辽旧刻，明季亡逸，誊传绝少，旧题《孙子书》，今更冠’赵注’二字云”。此本流传很广，并反销我国。目前我国内流行的《赵注孙子》就是这个本子。明刊本虽稀少，但并未失传，现存明刊本有明万历七年（1579年）刊本，卷首有御史梁孟龙和著者的序，书后有隆庆二年江都王朝相的跋文。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刊本，书前有御史吴允中、府尹汪道亨和注者的序，书后有俞大猷的后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梁见孟刻本。现存其他版本主要有《赵注孙子》清同治二年（1863年）刊本、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北洋陆军编译局铅印本、1920年益新书局石印本等。
第八节闲暇清论
唐万龄撰，唐万龄为明代淮阴（今江苏淮阴县）人，生平事迹不详。从其在序言中慨叹”调兵无兵，措饷无饷”的时局，”亟望于今人之改弦”和在书中征引嘉靖初、中期战例、并称李中都御史所在的朝代为”本朝”等方面推测，他当生活于明代后期，大约正德、隆庆年间。
唐万龄认为借鉴前人战争经验，读书明史，是名将能”抒奇谋、建奇勋”的重要原因，指出：”读书而不能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所以，他搜集前人尤其是明代有关可资借鉴的战例和兵法言论，分类排纂，汇集成书，名曰：《闲暇清论》。
《闲暇清论》共十三卷，卷之一：选锋；卷之二：军政；卷之三：谋略；卷之四：胆智；卷之五：奇变；卷之六：持重；卷之七：攻瑕；卷之八：间谍；卷之九：德量；卷之十：音乐；卷之十一：边防；卷之十二：城守；卷之十三：火龙。
”火龙”又细分为：火攻风候、火攻地利、火攻器制、火攻药法、木人火马天雷炮、火龙卷地飞车、水底龙王炮、无敌地雷炮、万火飞砂磁炮、轰天霹雳猛火炮、飞火车、造竹鸟铳法、火龙炮、纵火诸药、拦火神行冲敌飞蓬、信药方、神火方、虎药方、哈亢真传、铅火药、匣箭、匣箭药方、鸟铳药、信药方、粪炮罐、毒火药、烈火方、铅铳火药、神效金疮药。
《闲暇清论》是一部辑评性兵书，既分类辑录资料，又有辑录者的评论，其特点是：（一）既辑录战争故事，又辑录兵法言论，有理有据，说服力较强。如”奇变”篇，在辑录狄青、田单等名将运用奇变而取胜的战例的同时，大段引用了《唐李问对》中关于主客之变和阴阳诡道的论述，成为战例的很好注解。（二）注重辑录近世和少为人知的战争故事，如在书中辑录了许多本朝将帅如仇咸宁、王骥、俞大猷等用兵故事，以及青盖借箭、以藁（即藁本，一种伞形植物）诱射毒箭、以画狮破象阵等鲜为人知的战争故事。（三）注意征引正反战例，阐发用兵道理。如在引用了田单运用火牛阵大胜燕军的战例后，接着又引了邵青使用火牛阵失败的战例，以证明用兵贵知变的道现，指出：”一火牛耳，田单用之胜，邵青用之败，非牛制有胜败，用之善与不善耳。昔人云，学古兵法如学奕棋，未能自得于心，欲用旧阵势以接敌疏矣。敌所应与旧势异，则必不可支。此韬钤家所以贵知变也。”此论至为精妙。（四）既有客观事实的记述，又有辑录者的评论。评论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军事思想，如上述对火牛阵的评论，反映了作者的”兵贵知变”的思想。唐万龄编纂此书总的指导思想是安不忘危，静而虑动。他在军事思想方面的主要之点是”将贵谋，兵贵精”，指出：”器贵利而不贵重；兵贵精而不贵多；将贵谋而不贵勇。”在用兵方面主张”静”、”专一”，指出，”兵静则固，专一则威。故曰：善战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主张”攻瑕”，赞成《管子》的”凡用兵者，攻坚则轫，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但在”火攻地利”篇中谈到攻城时又认为：”城中击外当攻其坚，城外击内当攻其瑕。”（五）重视火器的运用。他在”火龙”篇中不仅记述了火器运用的战术，而且辑录了大量火器、火药的制造方法和性能，有一定的科技史料价值。
《闲暇清论》继承了许多古代优秀的军事思想，却未见阴阳占侯之类的封建迷信之谈，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它史论结合，又辑录许多明代火器、火药资料，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闲暇清论》只见一明刻本，前有唐万龄序。此本为蒋前烈阅批，卷端题”朔方蒋前烈阅”，书中有批语，书后有跋语。
第九节草庐经略
《草庐经略》一般著录为无名氏撰。有的题明黄之瑞撰，可能据题黄之瑞纂辑的《草庐经略舆图总论》著录（关于《草庐经略舆图总论》下文讨论）。还有的题黄启瑞撰，不可考。从书名上分析，作者将自己的兵书起名为《草庐经略》，无异是以隐居茅庐的诸葛亮自命，所以，他当是一位隐士。本书具体成书年代亦不可详考。但据书中所记内容推断，它当成书于明万历初年。其根据是：（一）作者称明朝为”国朝”，称朱元璋为”高皇帝”，称明朝初年为”国初”；（二）书中专有”御倭”一节，记述了嘉靖以来的抗倭战争，总结了戚继光、俞大猷的抗倭经验；（三）辑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中的内容及戚继光的用兵实例；（四）书中虽有”平蛮”、”平羌”专篇，但未言及万历以来明与后金的战事。所以本书成书上限应在隆庆以后，下限应在万历中期以前，大约在万历初年。
《草庐经略》十二卷。乾隆抄本作八卷，道光抄本作六卷。
卷下分篇，全书共一百五十二篇。每篇体例类同《百战奇法》、《白毫子兵法》等兵书，先进行理论阐述，然后引用古代战例，或用兵故事及兵家言论，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性。
全书内容比较丰富，对战争的目的、战略战术、治军用将、阵法训练、火器制造、赏罚原则、阴阳占卜、屯田粮饷等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论述，既有对古代优秀军事思想的继承和阐发，又有对明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其详细篇目如下：
卷一：操练、丁壮、精器械、习技艺、教部阵、训将、忠义、任贤、拊循、军刑、军赏。
卷二：将谋、将勇、将勤、将让、将信、将廉、约己、戒骄、责己、受善、致身、一众、选能、料敌。
卷三：远略、战权、部分、号令、军容、誓师、阴阳、禁祥去疑、矫言定众、假托鬼神、粮饷、屯田、谨粮道、因粮于敌、地形、诡谲。
卷四：恩信、果断、持重、迅速、贵和、尚暇、尚静、尚秘、尚忽、尚整、治力、治气。
卷五：用众、用寡、正兵、奇兵、车兵、骑兵、步兵、进兵、退兵。
卷六：客兵、主兵、形人、虚实、击虚、避实、立营、军号、斥堠、间谍、乡导、督战。
卷七：救援、攻营、袭人、致人、伏兵、防伏、游兵、疑兵、招抚、受降。
卷八：禁暴、逐利、乘胜、应卒、因势、出困、严备、内应、安众、愚众、虚声、先声。
卷九：击强、击众、度险、薄险、守险、奇险、筑险、间道、误敌、怒敌、饵敌。
卷十：疑敌、骄敌、懈敌、饥敌、待敌、薄敌、离敌、追敌、蹑敌、诳敌、火攻。
卷十一：水战、山战、隘战、野战、夜战、暑战、雨战、风战、烟战、分战、迭战、死战、逆击、必战、邀击、横击、夹击、反击。
卷十二：首尾击、击后、掩击、突击、制突、先击强、先击弱、用弩、备边、御戎、平蛮、御倭、平羌、平盗、定乱、居功。
《草庐经略》是明代后期在军事理论方面较有成就的一部兵书。它对历代用兵经验进行了条分缕析，归纳概括，结合战例加以阐述，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在战争观方面，它主张兴”仁义”之师，”禁暴安民”。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以杀为务”，”要在平定安戢。””兵之兴也，所以遇乱安民也。暴而不禁，是滋之乱，而民愈不安，殊非从来征伐本意。故王者之师，倡仁而战，扶义而征。”（卷八）所以，它特别强调军队不要扰民，”师到之处，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坟，无燔墙屋，无焚林木，无掘丘坟，无取六畜、禾黍、器械，无掠妇女，见其老幼慰归无伤，虽遇壮者，不可无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秋毫无犯，市肆不易，皆由主将禁戒之严，故其下奉命而不敢违也。”（卷八）
在训练方面，它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国家最大的弊端是不讲操练，不仅将”操练”列于全书之首，而且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从古国家巨弊，莫巨乎平时武备废弛，卒闻有警，招募而即使之战也。”（卷一）认为”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卷一）强调只有平时搞好训练，战时才能杀敌立功，”在上选器械教师，咸备三令五申，驱而用之，必能临阵杀贼，为国报效。”（卷一）对于训练的内容，认为并非只练步伍阵法，还必须练艺，练耳目，练心，练胆气，”第操之云者，非止操步阵也。操其技艺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惊，操其心志使之不乱，操其胆气使之外不畏敌，内不爱身。”（卷一）对于教艺，它又反对教只能看不能战的”花法”，要求教能临阵杀敌的”正法”。
在将帅选拔方面，主张任人为贤。认为”任贤”是”军中之首务”。”一贤可退千里之敌。”（卷一）强调要知人善任，”不患世无人而患不知人。不患不知人而患知之而不能用，知而不善用之与无人等。”（卷一）对于将帅的条件，它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较详细地阐发，提出将帅要有谋，能先谋而后战；要有大勇，能柔能刚，临危不惧，虽折而气不挫；要勤勉，千纲万目，事必躬亲；要不居功，能推功、让能、避誉；要有信用，云赏则赏，当罚必罚；要廉洁，不贪利，不受赂；要严于律己，身先士卒；要戒骄戒躁；要善于倾听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要有献身精神，不怕死；要善于用人；要善于料敌，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它还重申了要给将帅机断之权的传统思想，指出”君必假之以不御之权，然后可以奏师中之吉。”（卷二）战场上的进退、缓速、战守、赏罚等，一律由大将决定。对于将帅与士卒的关系，提出”使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兵将相习。”（卷一）
在赏罚方面，主张公平合理，区别对待，”小犯则宥，大犯则诛；无心之犯则宥，有心之犯则诛。持之衡平，济以机术，用法虽严，军中咸服矣。”（卷一）强调赏贵及时，贵小，贵速，贵溢，贵公，贵信，贵不滥。”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妄施，分毫不与。”（卷一）
关于奇正的解释，它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认为以往所谓以聚为正，分为奇；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以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以受之于君为正，将所自出为奇；曹操的以向正中者为正，以旁击为奇；己二而敌一，则以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以二术为正，三术为奇；以及李靖的正而无奇则守将，奇而无正则斗将；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等诸家之说，虽然都是正确的，但都是讲的奇正之常。而奇正之妙是”相生”、”相变”，”正生奇”，”奇归于正”。指出”孙子之言奇正之变也，非道其常不足以辩奇正，非极其变，不足以尽奇正之妙也。正者，其阵堂堂，其队整整，退如山移，进如不可当，前却有节，左右应麾，可以更休而迭战，可以致远而无弊，敌人卒来撼之而不动，敌人暗袭当之而不乱，由此而变化不测，倏忽无常，是以正生奇也。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混混沌沌，形圆而不可败，是以奇归于正也。奇正之用其无穷矣。”（卷五）它还认为，”兵无奇不胜，故将非奇不战。””善用兵者，临阵出奇，因敌制胜。”（卷五）
在人事与阴阳的关系方面，它以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阴阳占卜之类的东西，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假借鬼神辅助用兵。尖锐指出：”夫天官时日之禁忌，元象物兆之吉凶，其属人创造者，本驾诞以为使愚之计。即朕若冥定者，其转移又在人事之勤，未有真倚仗鬼神，拘依俗禁，侈谈奇门遁甲，金甲神将，而可为决胜之策者。”（卷三）所以，主张先修人事，禁祥去疑，”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人事既修，我操其必胜之势。即天象茫茫，尚不可拘，况卜兆时日，何足深信，而乃簧惑于此，自失机会。”（卷三）指出：”太乙可知，而不可恃。”（卷三）
在阵法运用方面，既主张学古法，又反对泥古法，指出：”自古未有无方医，斯无不依古法之兵，第合法而不胶于法可也。”但是，”若区区依古法以求胜，愚将也。”（卷一）
此外，它在激励士气、解决粮饷等方面也有很好的见解。如认为养气之道在于”休众享士，大将鼓舞而率作之。俾相勉以忠义，相贤以威武，相劝以建绩，相激以犯难，相惭以无功，相耻以退却，相怒以敌骄，相指以敌脆，人人无不眦裂发竖，万夫必往，则气斯胜矣。”（卷四）解决粮饷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法，”久守则须屯田，进击则谨粮道，深入则必因粮于敌。”（卷三）
《草庐经略》对古代军事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刻的阐述，而且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清宋庆在序言中说：本书”逐条论断，最为审密。””近时《武备志》、《读史兵略》诸书虽该博过此，而精当逊之，亦谈兵者不可缺少之书。”（宋氏排印本序）民国年间有人甚至称其为”中国兵学通论”。
本书始以抄本行世，现存较早的抄本有康熙、乾隆抄本。
清道光年间，伍崇曜据曾冕士广文所藏抄本刊行，收入《粤雅堂丛书》。清光绪年间蓬莱宋氏、成都志古堂据粤雅堂丛书本重排和重刻。后来又被收入《申报馆丛书续集》、《丛书集成初编》。民国年间，新建出版社将其改名为《中国兵学通论》印行。
另外，民国年间石荣暲辑印的《蓉城仙馆丛书》收录有《明代秘籍三种·草庐经略舆图总论一卷》，题黄州黄之瑞纂辑。根据屠梅君京卿藏频阳骨仙氏康熙壬戌（1682年）抄本著录。黄之瑞生平不详，骨仙氏抄本叙只言其曾将此书献给先某公楚中丞。据寇息亭考证，骨仙氏”盖得之某中丞之子孙。其抄本在康熙壬戌，考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以此推之，黄氏干某中丞当确在明代无疑。”（寇息亭跋）但黄之瑞是否是《草庐经略》的作者，不可遽定。《草庐经略舆图总论》是一部军事地理著作，分别论述京师和各省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共15篇：北京、江南、浙江、江西、福建、湖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原书有图，后人抄录时，”云图不精，遂未并绘。”（寇煜跋）今存本图失传。本书与《草庐经略》从体例到内容均不相同，似非一书。但本书从地理的角度研究军事，综述方舆形势之沿革，统观历代之兴亡，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方舆纪要》似仿其例。”（《草庐经略舆图总论跋》，又见《寇息亭集》）
第十节阵纪
明代兵书。何良臣撰。何良臣字际明，号惟圣，浙江余姚人。生卒年不详，据本书序跋和书中内容推测，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间。他善长诗赋，热爱军事，”自结发从戎海上”（《阵纪·后序》），积累了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军事理论知识。他曾说：”吾求人以武夫目我，而不得也。”（《阵纪·后序》）可见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是很赞赏的。但由于明廷军政腐败，这位有胆有识的将才却长期没有得到重用。在”知阵无所事阵”的苦闷中，”辄寄之歌咏，以畅发其所欲吐所受禁而能为不得为之情。”（《阵纪·后序》）所以他的诗词具有浓郁的军人风格、张应登说：”诵其诗，纪律严明，有正正堂堂之势，登坛对垒，旗鼓相当者不数也。”（《阵纪·跋》）由于他有军事才能，自”握管从戎，辄投辄效”（《阵纪·序》），逐渐受到重用，被召为幕僚，参予训兵，运筹诸边要务。后因立战功，升为偏裨将，最高官至蓟镇游击将军。其著作除《阵纪》外，还有《军权》、《利器图考》、《制胜便宜》。
《阵纪》是何良臣潜心研究兵法和自身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具体成书年代不详，但据书中引有戚继光的鸳鸯阵和对戚继光浙闽用兵方略的评论来推测，其成书的上限应在《纪效新书》的成书时间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之后，其下限应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以前，因为书后有黄道月明万历己丑（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仲春序和张应登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五月跋。
《阵纪》共四卷、六十六篇，其篇目如下：卷一：《募选》二篇；《束伍》四篇；《教练》三篇；《致用》二篇；《赏罚》四篇；《节制》三篇。
卷二：《奇正虚实》四篇；《众寡》三篇；《率然》二篇；《技用》十五篇。
卷三：《阵宜》三篇；《战令》五篇；《战机》三篇。
卷四：《摧陷》一篇；《因势》二篇；《车战》一篇；《骑战》一篇；《步战》一篇；《水战》三篇；《火战》一篇；《夜战》一篇；《山林泽谷之战》一篇；《风雨雪雾之战》一篇。
《阵纪》是讲选练和作战的兵书，内容较为充实，有将士的选拔管理和教练，也有战场指挥和奇正虚实的运用；有兵器的形制性能和配置，也有阵法的种类和变换；有旗鼓烽燧指挥、通讯、报警系统，又有赏罚条格和战场纪律规定；既讲一般情况下的作战问题，又讲特殊天候、地形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既言练艺，又言练胆；既有对古代兵法的继承和阐发，如他指出：”孙子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要知善用正者，亦如天地之无穷，江河之不竭耳。又曰：’善用奇者无不奇，善用正者无不正。’正此谓也。
有等庸将派定伍队，正者只做正兵，奇者只做奇兵，皆非也。”（《奇正》）又有对前世兵家观点的匡正，如他批评大军事家李靖的”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似亦误矣。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孙子谓，奇正相生，循环无端。安有不教而能相生无端者耶？”（《奇正》）；既有对明廷腐败军政的揭露和抨击，又有变革图强的见解，如他批评明廷，”今也，将吏惫于监司中制之烦，士卒疲于科克工役之苦，偏裨困于谋求奔走之劳。””将乏良能，兵无练锐。”（《率然》）又进言”臣于是而知斯时也，非商鞅之变法，不可以言守国，非尉子之连刑，不可以言治旅。”（《率然》）既有对前世军事制度的追述，又有对明代军事制度的记录，如他在讲到军队编制时，除追述周制外，详细记载了明代军队各级的编制人数：”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五队一百二十五人为哨，五哨六百二十五人为总，五总三千一百二十五人为营，五营一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为镇。大约用一万八千人成一镇也，以二千三百七十五人为奇零之用，余皆仿此。”（《束伍》）总之，它既有军事理论价值，又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阵纪》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治军、作战指导和军事哲理三个方面。
在治军方面，重视军队的选练，”众非精选，无以得用。”（《募选》）在具体选募中，主张”募贵多，选贵少”（《募选》）。他认为，”多则可致贤愚，少则乃有精锐。”（《募选》）
以人的精神品质为首要选募条件，”首取精神胆气，次取膂力便捷。”反对选”城市游滑之人”，主张用”乡野老实之人”。
强调因人而选，因长授职，如年高衰惫，”而有武技兼人，手足利捷，曾经战斗，惯识夷情者，又当别选为司教、司战。乖觉晓事，诚慎细密，备谙山川、进退险易者，宜充哨探巡察。
胆力倍人，精神出众，而智识过一队者，立为伍队之长”（《募选》）等。他还参照《六韬》用人思想，根据每个士卒的不同特长组织各类型的专门部队，如异术队、敢死队等。主张明耻教战，”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要求全军懂得所谓荣辱廉耻，以战死为光荣，以退逃求生为可耻；将士之间要情同父子，义若兄弟，亲密无间，生死与共。当然这在封建阶级的军队里只能是一种愿望和空想，不可能真正实现。重视赏罚在治军中的作用，认为诛贵大，赏贵小，”能行诛于贵里，下赏于微贱，则威自伸，而明不翳。故杀及权幸，赏及牛童者，谓不论贵贱，不预恩仇，示至公也。”（《赏罚》）强调赏真罚实，防止私下捣鬼，要求将帅亲自调查，以”耳目见闻”为实。
在战略战术方面，战略上主张”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认为”能以威德服人，智谋屈敌，不假杀戮，广致投降，兼得敌之良将者，为不世功。兵不赤刃，军不称劳，而得敌之土地数千里，人民数十万者，为不世功。”（《赏罚》）而”奋力抵敌，或因救护而致重伤，或带重伤而复得敌级，并获敌中利用器具之类者，为下功。”（《赏罚》）这无疑是继承了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对奇正的阐述详备而且有新见解。他历数诸家对奇正的认识以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奇兵变化无常，正兵也可变化无常；奇兵和正兵相互依存，又可相互变化，奇兵可作正兵用，正兵亦可作奇兵用，要视战场情况而定；他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正、奇、伏三者的辩证关系，”正兵如人之身，奇兵如人之手，伏兵如人之足。
有身而后有手足也，三者不可缺其一。三者能俱用，而旗鼓秘之，是为神化。故三分其一为奇伏，然伏出于奇者也，奇又出于正者也。善用伏者，自无处不伏耳。岂独以丛林草木陵阜间可伏耶。”（《奇正》）”众寡”是兵家必谈的问题。《阵纪》对”众寡”问题的论述重”众寡”的运用，认为”识众寡之用者胜”。”用众，宜整、宜治、宜分”，”用寡，宜固、宜轻、宜锐。”他还认为众寡也是可以变化的，”莫以土地广大，兵马繁盛，就为众也。但分守处多，便无处不寡矣。”（《众寡》）对骑战、步战、车战、水战、火战等战术都根据明代的实战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车战，他根据明代战争的特点，提出”非车无以致远，非车无以行制”，”不可以车为无益于军用也”，”欲挡胡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胡马之锐，非车击不可；欲逐套卫之虏，非车攻不可；欲弥隙塞罅，而却胡马之不入，非车守不可；欲出塞开边，以建不世之业，非车行不可。”（《车战》）他总结明代海战的经验，提出：”洋海之战，所虑风涛不时，又虑迷失向往，当以斗建为正，加四时定之，知所进退矣。”（《水战》）
在军事哲理方面，他继承了古代兵家优秀的唯物主义传统。他认为敌情是在不断变化的，用兵的要诀在于因敌转化，阵法”皆参古法今而作，其用变取胜，各有神异，在学者变通之耳。能将握步根本，练之精，出之熟，变之神，自可驱步卒横行而无敌也。”他注意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他在讲训练时，既强调练技，又强调练胆；在讲赏罚时，指出”赏罚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轻，赏轻则人心不劝，罚轻则人心忘惧；赏重则人心侥幸，罚重则人心无聊。”（《赏罚》）在讲兵器时，强调兵器短长要适度，”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易钝，钝则不济。”（《步战》）朴素地认识到事物的相互转化，指出”必死则生，幸生则死”，这句话不仅道出了”生”与”死”的辩证关系，而且似乎包含着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思想。在他看来，将士如果抱着必死的决心去英勇作战，便能进发出强大的力量，战胜敌人，取得胜利，获得生的希望；如果个个都有侥幸偷生的念头，那么就必然士气低落，丧失战斗力，而被敌打败。所以，他说：”夫一人必死，足敌十夫；十夫必死，足敌百夫；百夫必死，足敌千夫；千夫必死，足敌万夫，万夫必死，天下莫当。”（《摧陷》）
《阵纪》是明代一部比较优秀的兵书。对中国军事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讲理论不流于空泛，讲制度不失之于繁杂，”凿凿足当实用，非徒拾前人咳唾，堇堇盗浮声也者。”（《阵纪·序》）它”切切以选练为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比较实用。明代著述兵书称多，然多为掇拾汇集之作，这更显得《阵纪》之可贵。正象纪昀评论的那样：”明代谈兵之家，自戚继光诸书外，往往捃摭陈言，横生鄙论，如汤光烈之掘阱藏锥，彭翔之木人火马，殆如戏剧，惟良臣当嘉靖中海滨弗靖之时，身在军中，目睹形势，非凭虚理断，攘袂坐谈者可比，在明代兵家，犹为切实近理者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阵纪》）
《阵纪》现存有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本、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墨海金壶》本、清道光《珠丛别录》本、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惜阴轩》本、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瓶花书屋》本、清同治《半亩园》本、清咸丰《长恩书室》本、清抄本、民国年间《丛书集成初编》本等版本。
第十一节投笔肤谈
《投笔肤谈》仿照《孙子》的体例，把有关军事问题归纳概括为十三大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见解，是明代的一部重要兵书。但本书流传不广，只见有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陈汝忠弘锡堂刻《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及以后据此本影印本；其作者，由于原书著录含糊亦难确断，只能根据有关材料推断。
《投笔肤谈引》中题”西湖逸士谨识”，并称宋元丰年间奏校《武经七书》，”国初因之颁布”。这里所说的”国初因之颁布”，是指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兵部刊行《武经七书》一事。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刻本，说明该书的成书年代和作者的生活年代应在明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引》中又说：”余目击时艰，不欲自限于博士业，遂励志武事。”很明显，”时艰”不是指明王朝上升时期的”国初”，而应是指屡遭倭患的嘉靖以后，即明代后期。另外，《音注武经七书》各卷卷端均题”何守法校音点注”，说明《武经七书》非何守法所撰，他只是作了”校音点注”的工作；而和《音注武经七书》合刻在一起的《投笔肤谈》卷端却题”浙江解元钟吴何守法撰音点注”，看来该书的刊刻者陈汝忠认为西湖逸士即何守法，该书为何守法所撰。何守法大约生活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与《投笔肤谈》成书时间相吻合，据此推断，《投笔肤谈》的作者为明何守法，似可信。
《投笔肤谈》共上下两卷，十三篇。《本谋第一》论述用兵要以谋为本，先讲兵兴有害；后讲运用谋略以免灾害。《家计第二》，主要论述先治理好内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图谋战胜敌人。《达权第三》，阐述用兵要见微知著，随机转移，做到通达权变而不墨守成规。《持衡第四》，论述攻、守利害，待机制敌。《谍间第五》，讲述欲攻欲守，非知敌情不可；欲知敌情，非间谍不可。《敌情第六》，讲根据敌人的动态判断敌情，并总结了一些判断敌情的规律。《军势第七》，论述依靠将帅治军，掌握军队的虚实强弱形势。《兵机第八》，阐述用兵的机巧。《战形第九》，论述与敌交战时的作战方式。
《方术第十》，阐述以阴阳占卜等妖术误敌而取胜。《物略第十一》，阐述利用自然界的一切有形之物和现象，为军事斗争服务。《地纪第十二》，讲地理在军事上的运用。《天经第十三》，讲天文在军事上的运用。
《投笔肤谈》的作者非常推崇《孙子》，认为《武经七书》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
所以，他不仅仿《孙子》体例，而且继承了《孙子》的军事思想。但又不照袭《孙子》，声明”篇名虽与《孙子》相参，文义则有别”。（《投笔肤谈引》）它的十三篇按每篇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次第排列，上下连贯，自成体系，有对《孙子》思想的发挥，然更多的是论述了《孙子》所未言及的重要问题。它每篇之前有解题，概述本篇内容和与上篇的关系；文下有注解，既有文意训释，又有战例参证，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增加了它的价值。
《投笔肤谈》理论色彩很浓，军事思想非常丰富，择其要者简介如下：在战争观方面，《投笔肤谈》主张慎战、义战，以战止战，救民于水火而又不劳民。它认为，”凡兵之兴，不得已也。””非以残民而生乱也。”（《本谋》）它特别重视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指出了战争危害民众的五种表现：”三时弛务，妨民之农。隶籍充伍，妨民之业。军需辎重，妨民之财。擐甲冠胄，妨民之力。鼓行搏斗，妨民之生。”（《本谋》）并认为只要进行战争这五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它主张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尽量减少战争给民众带来的灾难，”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惟谋以为之本。”（《本谋》）这样对本国民众的害处，就可以减轻一些。它主张”兵以销兵，然后兴兵；战以止战，然后合战。”（《本谋》）最理想的方法是：”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本谋》）它还认为用兵的关键是合乎名和义，主张师出有名，进行义战。它说的”义”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目的是收揽人心，但也有维护民众利益的一面。它主张自己一方要首先打起正义的大旗，而把恶名加给敌人，”我执其名而加敌以恶名，我仗其义而加敌以不义，则三军之出，烈烈炎炎，上洞于天，下彻于泉，中横乎四表，旌之所摩，士气奋而敌威摧矣。”（《本谋》）
在作战指导方面，它主张先使自己一方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图谋制胜敌人。认为”用兵之道，难保其必胜，而可保其必不败。不立于不败之地，而欲求以胜人者，此侥幸之道也，而非得算之多也。”（《家计》）提出”不惟败防敌，胜亦防敌也。”（《家计》）强调行军时要警惕敌人截击，驻军要防备敌人逼近，前进要考虑退路，在国外作战要照顾国内。对敌作战主张乘敌之隙，认为”兵贵乘人，不贵人所乘也。”（《达权》）强调要等待敌人出现破绽时再进攻它，没有可乘之隙，宁可长期相持也不莽动，以免军队陷于被动。它还认为”己可以乘人，而人亦可以乘己者，不可以不防。”（《家计》）所以，它强调”虽我强我众，亦防敌之乘我也。”（《家计》）但是”敌若有衅，机不可失。”既使这种情况也要”警吾之备而乘之”。（《家计》）指出：”故知兵者，必先自备其不虞，然后能乘人之不备。”（《达权》）
《投笔肤谈》）重视人心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它在论述了攻防形式和机变以后指出：”攻守实要于无形也，攻者攻其心，守者守其气。”（《持衡》所以，它特别强调争取敌我双方的人心，要求”可使敌兵知吾之仁，而不可使吾兵知敌之仁。可使吾兵知敌之暴，而不可使敌兵知吾之暴。”（《达权》）因为若使我军知道敌人仁慈，就会使自己的军队溃散。
使敌军知道我军残暴，就会使敌人更加坚强。对于古代治军的常法－－赏罚，它也从争取人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极力反对临阵用刑罚威吓士卒，战前用杀戮显示威严，认为这样做”足以失士之心而激之变。”（《达权》）
在治军方面，重视将帅的选拔和任用。它认为”且三军之势，如人一身。大将，心也；士众，四体百骸也。”（《军势》）”是三军之势，莫重于将，选将之道，不可不慎也。”（《军势》）它认为将帅有能在庙堂之上出谋定计的儒将，有能在战场上折冲千里的武将，有通晓天文地理、文武双全的大将，他们都是”国之柱石，民之司命”（《军势》），”君王”一定要选择这样的将帅，并要给他们机断行事的指挥大权，”苟得其人，授之专阃，不中制，不外监，不分权，不信谗。故养兵者，主也；治兵者，将也。兵之权，不握于主而握于将，然后将得以尽其才。”（《军势》）它还重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要求上级关心爱护下级，下级拥护上级，如果”上不爱下，下不亲上，厚赏之不激，而苛罚之不畏，是犹心乱而肢痿也，其法百不当一。”（《军势》）相反，如果”使民亲其上、死其长，则心雄敌忾，以一当百之兵也。”（《军势》）强调将帅要加强对军队的训练。认为”能教戒于先，则梃可格刃，以一当十之兵也。”（《军势》）它既强调将帅要身先士卒，关心爱护部下，又强调严格治理军队，防止军队骄纵，玩忽职守。认为”兵不可使骄，骄则难制。不可使玩，玩则难用。”（《军势》）
《投笔肤谈》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经济上要有力量，”国不富不可以兴兵”（《本谋》），”军需不备，取败之道也。”（《本谋》）另外，天下一切飞翔的、潜藏的、运动的、静止的有形之物，都是用兵所依赖的物质基础，都应该了解、掌握和利用。《物略》篇记述了许多自然现象在军事上运用的例子，为其它兵书所少见。它指出：”是以知兵之士，察物之理，究物之用，总括其利，不遗微小，则虽百万之众无所穷，千里之远无所困。”（《物略》）认为用兵要首先了解敌情，既要通过间谍获取情报，又要根据敌人的动态获得变化的情报。它明确指出，阴阳占卜是惑世诬民之木，”不可听淫言，不可信谶纬，不可拘风占，不可惑物异。”（《达权》）同时它又认为阴阳占卜军中不能废，因为可以辅助用兵，”故兵可为妖，可为怪，可为神灵，可为鬼魅”（《方术》），用以迷惑敌人。它初步认识到了战争是一种剧烈变化的事物，”主客无常态，战守无常形，分合无常制，进退无常度，动静无常期，伸缩无常势。”（《兵机》）它注意到了战争中各种矛盾的对立及其相互转化，对于敌我、攻守、进退、难易、虚实、利害、胜败等战争中的各种矛盾能够从两方面阐述问题，如它指出：”己可以乘人，而人亦可以乘己”（《家计》），”不惟败防敌，胜亦防敌也。”（《家计》）”守之顺者攻之逆，攻之易者守之难，攻守之相乘，而胜负之机不定也。”（《持衡》）”行虑其邀，居虞其薄，进思其退，外顾其中。”（《家计》）”审虚实之势，校轻重之权，量缓急之宜，度先后之节。不虚营而实阵，不重战而轻守，不缓御而急攻，不先彼而后己。”（《家计》）”故知害之害者，知利之利。知危之危者，知安之安。知亡之亡者，知存之存。”（《本谋》）”战虽胜，骄矜持之者死。兵虽败，精专谋之者生。”（《达权》）等等。尤其是对于一些战略、战术问题能够进行辩证地思考，如在战争中取与予问题上，它认为”委敌以货而胜之者，货在我者也。贪敌之货而败焉者，货在敌者也。”（《达权》）在制敌战术方面，则认为”凡敌诱吾以利者，我思其灾。激吾以怒者，我思其变。此以有虞待不虞，不徒从人而忘自备也。”（《家计》）
《投笔肤谈》是从理论的高度阐述军事问题的兵书，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但也要看到，它的唯物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它一边反对相信阴阳占卜，称其为”惑世诬民之术”，同时又认为，”亦有自然之天命”，”天命之不可违，而非人谋之所能为也。”（《天经》）这些落后的思想内容也要注意鉴别和批判。
《投笔肤谈》现存版本有明刊《音注武经七书》附刻本、《中国兵学大系》影印本、军事科学出版社《投笔肤谈译注》本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