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博弈的新着法·第五
作者：乔良·王湘穗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21世纪的战争艺术大师将是那些以革新的方式重新组合各种能力以达到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人。
——伊尔·提尔福德
一切都在改变。技术的爆炸，武器的更新，安全观念的拓展，战略目标的调整，战场界限的模糊，非军事手段和非军事人员卷入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当所有这些变化都聚焦于一点时，我们相信，战法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这一革命不是为每一种变化寻求与之相匹配的战法，而是为所有的变化，找到一种共同的战法。换言之，为未来战争千变万化的棋局，找到一种以一应万的新着法。 (1)
拂去战云的阴翳
谁见过明天的战争？谁也没有。但它的种种景象，早已通过大大小小巫师式的预言家之口，像低俗的卡通片一样定格在我们的大脑屏幕上。从太空轨道上的卫星绞杀战，到大洋深处的核潜艇角逐；从隐形轰炸机投放的精确炸弹，到宙斯盾巡洋舰发射的巡航导弹，天上地下，全面覆盖，可谓不一而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美军数字化部队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的一次实兵演习的描述：
在扮演“蓝军”的数字化部队的指挥中心，计算机正不断地输入和处理从卫星和“联合星”飞机那里传来的情报；预警机监视着整个空域；战斗轰炸机在卫星和预警机的引导下用精确导弹攻击目标；装甲兵团和武装直升机轮番对敌发起立体进攻；步兵们通过膝上电脑接受指令，用带头盔瞄准具的自动武器进行射击；而最精彩的场面，竟是一名士兵连击了五下鼠标，就把己方炮兵和航空兵的强大火力引向了山脊另一边的敌方坦克群。30秒以后，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敌坦克已被击中。
尽管这次在莫哈维沙漠进行的演习，号称“21世纪陆军”且全面数字化装备的“蓝军”，最终以1胜1平6负的结果，败给了传统装备的“红军”，但这并不妨碍国防部长科恩在演习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我认为在这里，你们正在目睹一场军事革命⋯⋯ (2)
显然，科恩所指的军事革命，与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预言家理解的战争如出一辙。
胜利者总是喜欢在胜利的轨道上惯性滑跑。就像靠凡尔登堑壕赢得第一次大战的法军，希望下一次战争在马其诺防线上进行一样，赢得海湾战争胜利的美军，也希望在21世纪继续再过“沙漠风暴”式的瘾。虽然每个打算像施瓦茨科普夫一样获得荣耀的美国将军都明白，下个世纪的战争绝不可能是海湾战争的简单重演。为此硝烟未散，他们就开始对美军的武器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并对原有的作战理论和编制体制做出调整。从《2010年联合部队构想》到《后天的陆军》，全世界的军人都看到了未来美国军队的框架和美式战争的构想。可以算得上殿宇巍峨，气象不凡了。殊不知美国人视野的盲点恰好就出现在这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走向、国防政策的变化、作战理论的演进、条令条例的更新、高级将领的言论，全都在沿着一个方向疾行。即认定军事手段是解决未来冲突的最后手段，一切国家间争端终究都会归结于两支大军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这一前提下，美军对自己提出了几乎同时打赢两场战区战争的要求，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3) 问题是在五角大楼中，还有什么人能像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将军那样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正在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重打“不会再来的冷战式战争上”，而十分可能把自己的力气用错了方向 (4) ？因为20世纪末的国际走势正清晰地显示出，作为现实存在，凡战争皆动刀兵的时代尚未翻成历史，作为一种观念它却已开始明显落伍。随着各种遏制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国际公约的增多，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国家安全的军事性威胁已相对降低；相反，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却使运用非军事手段威胁他国安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际社会在这类损毁度不亚于一场战争的非军事威胁面前束手无策，起码缺少必要而有效的限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军事战争形态的生成，同时也就使旧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除了愈演愈烈的恐怖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黑客战、金融战、电脑病毒战，再加上那些目前还难以命名的种种“新概念战争”，已足以让“御敌于国门之外”式的安全观一夜间成为过去时。
对军事威胁与非军事威胁的此消彼长，美国军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几个财年的《国防报告》时已指出过），但他们却把解决后者的课题推给了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自己则从已有的全维作战、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新观点上退了回去，越来越紧地收缩成一株挂满各种尖端武器果实的守望之树，单等着哪只呆头呆脑的傻兔子来撞。只是当萨达姆在这棵树下撞晕之后，有谁还会成为第二只这样的兔子？
因前苏联的瓦解而失去对手的美国大兵，在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绪下，正在极力寻找不让自己“失业”的理由。因为从将军到士兵，从进攻之矛到防御之盾，从大战略到小战法，美军的一切都是为在一场大战中取胜而准备的。一旦不再有两军对垒，不要说美国军界，就连美国国会，也会产生丧失目标的空落感。结果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所以，哪怕在科索沃这样的弹丸之地，他们也不肯放过一试霜刃的机会。在要么动武要么就什么都不动的牛角尖里越钻越深的美国军界，似乎在把自己的触须从战争领域探向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领域之后，就不肯再把它延伸到远为广阔并正在成型的非军事战争领域了。这既可能是由于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也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更可能是思维局限所致。不论何种原因，美国军人一直都把自己的视野锁定在战云笼罩的范围之内，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美国在这种非军事战争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并且屡屡成为受害者，但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国，居然没有对付新威胁的统一战略和指挥机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有49个部局都负有反恐怖活动的责任，而彼此间却很少协调和配合。其他国家在这方面，也比美国好不了多少。各国对安全需要的拨款，基本投向仍然仅限于军队和情治部门，而对其他方向的投入则少得可怜。还是以美国为例，它每年用于反恐怖的资金为70亿美元，仅为其2500亿美元军费开支的三十五分之一。
不论各国怎样对迫在眉睫的非军事战争威胁置若罔闻，这一客观事实都在按它自己的规律和速度膨胀着、扩散着，一步步逼近人类的生存。无须指点人们也会发现，当人类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呼唤和平、遏制战争上时，许多原本是我们和平生活一部分的事物，都纷纷开始变成伤害和平的凶器。甚至那些我们一向奉为金科玉律的原则，也开始呈现出悖反的倾向，而成为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某些组织及个人对整个社会发动攻击的手段。就像有电脑就有电脑病毒、有货币就有金融投机一样，信仰自由与宗教极端主义及邪教，普遍人权与国家主权，自由经济与贸易保护，民族自治与全球一体化，民族企业对跨国公司、信息开放与信息边界、知识共享与技术垄断，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在明天的某个时刻爆发不同人群间厮杀的战争。战场就在你身边，敌人就在网络上。只不过既无硝烟味，又无血腥气而已。但它依旧是战争，因为它符合现代战争的定义：强迫敌人满足自己的利益。很显然，对这种完全超乎军事空间之外的新战争，没有一个国家的军人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但这却又是一切军人都必须正面相对的严峻现实。
新的威胁要求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新的安全观则要求军人在扩张胜利之前先扩张视野，那就是：拂去战云遮在你眼上那条狭长的阴翳。
规则的破坏与失效的疆域
作为解决生存和利益冲突的极端方式，战争一直是头从未被人类真正驯化过的猛兽。它一方面是社会生态链的清道夫，另一方面又对人类的生存直接构成威胁。如何既驱使之，又不被其所伤？几千年间，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类在战火频仍的间隙，始终在干着一件事：就是努力把猛兽关进笼子。为此，人们制定出了无数的条约和规则。从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到联合国至今还在不断做出的各种有关战争的决议，在既疯狂又血腥的战争之路上树起了一道又一道栅栏，想用国际法则把战争对人类的损害控制在最低限度，从具体的不得使用生化武器、不得滥杀平民、不得虐待俘虏、限制使用地雷，等等，到广泛的反对在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所有这些规则，已日渐为各国普遍接受。其中最可称道的是，核不扩散、核禁试、双边或多边削减核武器等一系列条约，使人类至今避免了走进核冬天。冷战结束，全世界额手相庆，以为从此走出了“恐怖的和平”。施瓦茨科普夫用“风暴”拳把萨达姆击倒在海湾拳台上之后，布什总统更是踌躇满志：“世界新秩序已经经受了第一次考验”，他像当年从慕尼黑归来的张伯伦那样，宣布人类将“相聚在一个具有和平希望的世界”。结果如何？跟张伯伦一样，他也把大话说早了。 (5)
无论是冷战还是海湾战争的结束，都没能给世界带来政治家们许愿、全人类预期的国际新秩序。两极世界的崩塌，使局部战争的猛兽一头接一头地从笼中咆哮而出，把卢旺达、索马里、波黑、车臣、刚果、科索沃这些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地浸泡在血泊中。到这时，人们才又一次发现，几千年、上百年的和平努力是何等不堪一击！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每个国家对建立国际规则都抱着实用的态度有关。各国对规则的认可与否，往往是看它是否对自己有利。小国希望通过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大国则意图以规则去控制别的国家。当规则与本国利益不一致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会不惜以犯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般说来，小国犯规尚可被大国以执法者的名义出面纠正，而大国犯规，如美国在巴拿马超国家执法，把一国首脑抓到他们国家去受审；再如印度对核禁试条约的无视，甚至它吞并喜马拉雅山国锡金这种与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同样的行动，却使国际社会一次次徒呼奈何，无计可施。 (6)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克星和天敌，正像中国的一句俗语所云：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国际社会在那些既参加制定并利用规则、又在规则于己不利时无视甚至破坏规则的大国面前软弱无力，与某些不承认任何规则、专门以一切现存国家秩序为其破坏目标的非国家力量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作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某些大国的天敌，他们在威胁人类生存的同时又对社会生态平衡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些非国家力量作为一种社会破坏力，既破坏了国际正常秩序，又牵制了某些大国对国际社会的破坏。如无名黑客 (7) 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后对其国防部网址的警告性侵入和穆斯林富翁本·拉登对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不满而向其发起的一次次恐怖行动。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些行动的作用是积极抑或消极还难以界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行动都带有无视规则、不负责任的破坏性特征。
规则遭到破坏的直接结果，是国际社会认定的那些以有形或无形边界划定的疆域失去了效力。因为所有用非军事战争行动对国际社会宣战的非国家力量的主体，都是以超国家、超领域、超手段方式出现的。有形的国家疆界，无形的网际空间，国际法、国家法，行为准则、道德伦理，统统对他们不构成约束力。他们不对任何人负责，不为任何规则所限，在目标的选择上无所不忝其列，在手段的使用上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传媒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与这些人的作战，将没有宣战、没有固定战场、没有正面搏杀，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硝烟、炮火和流血，但国际社会遭到的破坏和创痛，却丝毫不亚于一场军事性战争。
随着那些专事绑架、暗杀和劫机的老恐怖主义者渐渐淡出时代舞台，新恐怖主义势力迅速崛起，很快便填补了前辈留出的真空。短短十几年时间，从籍籍无名之辈变成世界公害的，首推电脑黑客。个人计算机的普及，特别是互联网络的形成，使黑客们的恶意行为日渐危及现行的社会秩序。我们这里所说的黑客，是指那些在网络上窃取情报、删改文件、施放病毒、转移资金、破坏程序的网络杀手。为了区别于那些非恶意黑客，或许把前者定名为“网徒”、“网霸”要更准确些。他们对现今世界的破坏力惊人，早在1988年，黑客活动初期，人们对其危害性一无所知时，罗伯特·莫里斯设计的小小“蠕虫”，只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就使包括美国国防部“远景规划署”、兰德公司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全美军用和民用计算机系统的6000台电脑全部陷入瘫痪。此后，这类事件便开始在因特网所及的国家和地区层出不穷。自1990年美国政府开始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以来，黑客活动非但不见减少，反而扩及全球，大有燎原之势。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军《信息作战》条令把敌国军队或政界对手与未被批准的用户、内部人员、恐怖分子、非国家组织、外国情报机构并列为网上威胁的六种来源之后，有国家或军队背景的黑客已开始显现端倪。 (8) 这不但大大加强了黑客的阵容，使散兵游勇式的黑客（网徒）行动迅速升级成国家（网霸）行为，也使所有国家（包括拥有国家或军队黑客的那些国家）面临的网际威胁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预见和防范。唯一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威胁对网络大国美国的危害，肯定比其他国家更甚。对此前景，连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计算机犯罪稽查的J．塞特尔都半是自信半是忧虑地说，“给我10个精选出来的黑客，90天内我就能让这个国家缴械投降。”
与“网徒”──黑客这些网络恐怖分子相比，本·拉登的炸弹恐怖在衣钵上更接近传统恐怖主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他算在新恐怖主义之列。因为从本·拉登身上，除了在宗教甚或邪教背景以及反大国控制倾向方面，还可看出那些虚张声势、热衷风头、使用轻武器且手法单一的老斗士的影子，其他方面，他们确实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驻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发生震惊世界的大爆炸之前，本·拉登的名字在国际反恐怖组织公布的30个恐怖组织名单中还根本排不上号，尽管此前他已有多起血案在身，却因一向不事声张而只是穆斯林世界的“无名英雄”。即使在美国人已对他发射过巡航导弹和发出逮捕令之后，他仍然一再否认自己与爆炸案有关。“隐身遁形”，更重实效而不图虚名，也许就是本·拉登式的新恐怖组织的第一大特点。此外，由于学会了利用经济手段和钻西方倡导的自由经济的空子，他们通过成立经营性公司甚至银行，大规模的贩毒和走私，倒卖军火，印制巨额伪钞，以及宗教成员捐款，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9) 在此基础上，这些新恐怖组织的触角伸向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手段也更加多样，如广泛利用宗教或邪教组织，发展自己的宣传媒体，组建反政府民兵组织，等等。经费方面的游刃有余，确保了他们能获取和掌握大量高技术手段，使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杀死更多的人。尽管迄今为止，他们所发起的攻击，大多针对富国和西方国家，特别是有控制别国能力的大国，但他们对现存秩序和公认规则的破坏，却是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从已知的情况看，这些正在显形的新恐怖组织，只是新一轮世界性恐怖活动翻起的几股黑潮。可以肯定，还有更大量的不为我们所知的浊流，尚在水面之下涌动。
新近汇入这一逆流的是国际金融投机家。虽然眼下还没有人把这些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家伙列入恐怖分子之列，但他们先后在英国、墨西哥和东南亚的所作所为，及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却令所有的“网徒”和本·拉登之辈都难以望其项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大鳄们，凭借日交易额超过1．2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运用金融衍生手段，利用自由经济规则，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引起一波连一波的金融动荡，使受害国的面积逐次扩大，从东南亚到俄罗斯再到日本，最后连隔岸观火的欧洲和美国也未能幸免，使现行的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秩序从根本上遭到了动摇，已然成为危及人类社会和国际安全的另一股新祸水 (10) ，其跨国性、隐蔽性、无规则性、巨大破坏性等恐怖主义的典型特征，使我们有理由称之为金融恐怖主义。
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恐怖分子及其组织在人数和手段上也许微不足道，可事实是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小觑他们。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群不按任何规则行事的狂徒。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恐怖组织，肯定要比一个同样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要危险得多。本·拉登的信条是“我死也不让别人活”，所以他才会为让十几个美国人死去而把数千无辜者同时浸泡在血泊中仍无所顾忌。索罗斯的逻辑是“我入室抢劫是因为你的门没有上锁”，这样他就无须为破坏别国经济、搅乱人家的政治秩序负责。
对于隐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群山下的本·拉登和藏在自由经济丛林里的索罗斯，以及潜伏在网络青纱帐中的电脑黑客来说，任何国界都不存在，任何疆域都已失效，他们要做的就是，在有规则的领域中肆意破坏，在无规则的领域里撒野横行。这些新型恐怖主义势力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了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反过来也使我们对既定秩序的合理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或许制服破坏规则者与对规则的修改都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对规则的破坏都会带来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的新课题。在一个旧的秩序行将消解的时代，占先机者往往是最先打破规则或是最早适应这一趋势的人。显然，在这方面新恐怖主义分子已走在了国际社会的前头。
对付无视规则的敌人，最佳的战法肯定只能是突破规则。近来，与出没于非军事战争领域的敌人交手，美国人使用了巡航导弹，香港政府动用了外汇储备和行政手段，英国政府则打破常规，允许其特工机构“合法”地刺杀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外国国家元首，显示出了适时修正规则、改变战法的迹象。但也暴露出了思路单调、手段单一的弱点。据说，美国人已决定动用黑客手段，寻找并查封本·拉登在各国银行上的账户，从根本上切断他的资金来源，这无疑是一次超越军事领域的战法突破。但我们还是要说，在这方面，一贯信奉无所不用其极原则的新老恐怖分子，仍是各国政府最好的老师。
大师杯中的鸡尾酒
三千年前的周武王和两千多年前的亚历山大，肯定都不知鸡尾酒为何物，但全是战场上调制“鸡尾酒”的高手。因为他们都擅长于巧妙地把两种以上的战场因素，像调制鸡尾酒一样组合到一起，投入战斗并赢得胜利。1＋1，这是最初级也是最古老的组合方式。长矛加圆盾，可使一个士兵攻防兼备，进退有据；两人成一伍，“长兵以卫，短兵以守”，一对士兵彼此配合，构成了最小的战术单位 (11) ；骑士堂·吉诃德加侍从桑丘，意味着骠骑兵与辎重兵的分工已经形成，于是，为幻想中的公主剪除邪恶的编队就可以出发远征了。如此简单的组合，竟蕴藏着战场上无穷变化的玄机。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核武器，直至今天所谓的高技术兵器组合，这一胜利之神手中的法器始终伴随着整部战史，暗中左右着每一场战争的胜负。武王伐纣，戎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兵四万五千人，比商纣王的几十万步兵要少得多。但这支车步混编的小型军队，却因组合得当大大增强了战斗力，牧野之战因而也就成了周王朝的奠基石，并在三千一百二十年后成为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组合战的证据。东方如此，西方亦不例外。在阿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所以能一战而败大流士，就在于他临战应变，对向来是一字平推的方阵作了令对手措手不及的改动。他的做法很简单，不过是把骑兵的位置沿方阵两翼略向斜后方挪动，形成了一个“空心大方阵”，使骑兵的灵活性和步兵的稳固性，在奇特的布阵中获得了淋漓尽致发挥各自所长的最佳组合。结果当然是在兵力对比上处于下风的亚历山大，最终痛饮了胜利的酒浆。 (12)
翻遍东西方战史，在所有关于战法的描述中，我们都找不到“组合”二字。但所有时代的战争大师们，都似乎本能地深谙此道。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是火器时代初期最受推崇的军事改革家，他对作战阵形和武器配置进行的所有改革，采用的都是组合法。他最早意识到了长矛兵的落伍，而把他们与火枪兵混编布阵，使前者能为后者在射击的间隙提供掩护，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的长处；他还时常把轻骑兵、龙骑兵和火枪兵混合编组，在炮兵轰击的浓烟下，轮番向敌人的散兵线发起冲锋；这位被后人称作“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的国王，对作为会战基础的炮兵的功能和作用，更是了然于胸。他把轻炮作为“团炮”与步兵混编，让重炮单独成军，看似分开配置的轻重火炮，在整个战场地幅内却又形成了完美一体的组合，真可以说是把火炮的作用在他那个时代发挥到了极致。 (13)
不过，这一切发生在炮术专家拿破仑出现之前。与那个把两万多门大炮推上战场的矮个子科西嘉人相比，古斯塔夫手里的二百门火炮，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从1793年至1814年，整整二十一年间，没有人比拿破仑更彻底地通晓火炮，也没有人比这位统帅更精明地了解麾下，当然就不会有谁能比他更在行地将炮兵的杀伤力与骑兵的机动性以及达乌元帅的忠勇和缪拉元帅的悍野充分组合起来，铸成让他的所有敌人都望风披靡的攻击力。把法兰西军队变成了整个欧罗巴无人能与之争锋的战争机器，凭借这部机器，从奥斯特里茨到博罗金诺，成就了拿破仑近乎百战不败的神话。 (14)
在“沙漠风暴”行动中，创造了一场大战仅阵亡百余人奇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算不上是大师级人物，他的运气却几乎和所有的军事艺术大师一样好。其实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运气，而是这位率领一支现代大军的统帅，与他的前辈们一样甚至更加重视战争要素的组合。因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他手中握着的牌要比他的前辈多得多。对他来说，这场把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恢复西方石油生命线、在中东重振美国影响力的战争取胜的关键，就在于怎样巧妙地把利用联盟、操纵媒体、经济封锁等手段，与对30多国军队组成的陆、海、空、天、电诸兵种联军的指挥捏拢在一起，合力成为砸向萨达姆的铁拳。他做到了这一点。而他的对手却令人吃惊地毫无这种自觉。几十万大军，几千辆坦克，几百架飞机，就像未经搅拌的水泥、沙子和钢筋，散布在数百公里纵深的战线上，根本经不住充分组合后坚硬如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美式老拳的痛击。更不要说在西方人质问题上先扣后放、一错再错，在打破政治孤立、经济封锁方面应对乏术了。
至此，无论是远在三千年前还是近在本世纪末叶的战争，几乎所有的胜利都显示出一种共同迹象：谁组合好谁赢。
今天，随着可以为战争所用的手段日渐增多和不断改进，战争的外延在迅速放大的同时，其内涵也开始走向深化。更多的从未在以往战争中出现过的因素，通过各种不同方式的组合，进入了战争的天地。每一种新元素的加入，都可能引起战场形势、战争样式的变化，直至军事革命的爆发。回顾战史，无论是马镫、来复枪、后膛炮、无烟火药、野战电话、无线电报、潜艇、坦克、飞机、导弹、原子弹、计算机、非杀伤性武器，还是师军体制、参谋部体制、“狼群战术” (15) 、闪击战、地毯式轰炸、电子对抗以及空地一体战，所有这些元素的出现，都在与更早的战场要素的组合中显现出杂交优势，不同程度地丰富了当时的战争世界。
而近二十年来，信息技术、电脑病毒、互联网络、金融衍生工具等原本并非军事手段的技术，更为明天的战争展示出难以预料结局的前景。但迄今为止，对大多数军人或是将领们来说，通过元素组合方式进行作战，常常是一种非自觉行动，因此他们的组合一般都停留在兵器、阵法、战场的层面上，所绘出的战争图景也大都只限于军事领域并陶醉其中。只有那些流星划空般的军事天才，才能独步一时地打破常规，突破局限，自觉地将当时可资采用的全部手段组合在一起，弹奏出改变战争音律的千古绝响。
如果说在以往战争中，组合还只是少数天才制胜的秘诀，那么现在，自觉地把组合作为一种战法的趋势已日见明朗，并正将战争引向更为宏阔深远的领域；而技术综合时代所提供的一切，更给组合留出了近乎无限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肯定，谁能给未来战争的宴席调制出一份口味独特的鸡尾酒，谁就最终能把胜利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用加法赢得牌局
现在，所有的牌都亮完了。我们已经知道，战争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战争甚至不再是战争，而是互联网上的交手、大众传媒的争锋、外汇期货交易中的攻防等其他我们从不看作是战争的东西，现在全都可能让我们大跌眼镜。就是说，敌人可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敌人，武器可能不是原来的武器，战场也可能不是原来的战场。什么都不确定。可以确定的就是不确定。牌局已经发生了变化，接下来我们需要的是在种种不确定中确定一种新的打法。它应该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单一药方，而是博采众长、集合优势的杂交品种，让一棵梨树上既结桃子又结苹果。这就是组合。其实就连这张牌，我们也早已在前面亮给了大家。
我们还不曾说出的是另外两个字：
加法。
加法就是组合之法。
在拳击场上，一个从头至尾只会用一种拳路与敌周旋的人，显然不是一个能把直拳、刺拳、摆拳和勾拳组合起来、风暴般地击打他人的对手。其中的道理可以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加一，大于一。问题是，如此简单的连学龄前儿童都明白的道理，在许多对国家的安全、战争的胜败负有责任的人那里，却令人吃惊地模糊不清。这些人尽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们正是用组合拳的方式在击打对手。他们从未忘记在战场上把技术与技术、战术与战术、武器与武器、手段与手段相加，并且还可以轻蔑地得出结论，组合，这算不上什么新鲜货色。从亚历山大到拿破仑，甚至连施瓦茨科普夫都这么干过。他们不知道懂不懂得组合，这并不是问题的关节，真正要紧的是你是否懂得把什么与什么进行组合，并且怎样组合？最后的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想过把战场与非战场、战争与非战争、军事与非军事，具体点说，就是把隐形飞机、巡航导弹与网络杀手，把核威慑、金融战与恐怖袭击，或者干脆把施瓦茨科普夫＋索罗斯＋小莫里斯＋本·拉登进行组合？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底牌。
组合也好，加法也好，都不过是一只空筐。只有当筐里加进血腥或残酷时，事情才会变得严峻起来，并开始有一股惊世骇俗的味道。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争观面前，人们已经习惯了对战争的观感，毫无疑问将受到摇撼。既有的那些传统战争的模式及附丽于其上的伦理和法则，也都将随之面临挑战。较量的结果，不是传统大厦的崩塌，就是新工地一片狼藉。从规律的角度，我们多半将会看到崩塌。
至此，我们等于已经找到了从“高技术”登场开始的这一轮军事革命，迟迟未能完成的原因。从人类历史和战争史上看，从未有过一次军事革命，仅仅在技术革命或编制革命后便宣告完成。只有在标志着这一进程最高成果的军事思想革命出现之后，军事革命的完整过程才会画上句号。这一次也不例外，由高技术引发的新军事革命能否画圆它的句号，取决于它究竟能在军事思想革命的路上走多远，只是这一回，它需要跳出在几千年里战神之车碾出的车辙。
要做到这一点，它就只能求助于加法。而在运用加法之前，它必须超越于一切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羁绊之上，进行彻底的思想。没有彻底的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革命。没有彻底的军事思想，就不会有彻底的军事革命。在此之前，连孙子和克劳塞维茨都把自己锁在了军事领域的栅栏之内，只有马基雅维利逼近过这片思想的空间。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王论》和它的作者都由于其思想的过于超前，而被那些骑士或君子所不齿。他们当然不会懂得，超越一切限度和界线，这正是思想革命包括军事思想革命的前提。直到今天，那些只懂得在战场上打堂堂之阵，并且以为战争就是杀人，而战法就是杀人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他去注意的人，也同样没能弄懂这一点。
美国人倒还没有迟钝到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反应的地步。提出“新军事革命频带宽度”问题的美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的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其实已经感知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了美国军方在军事思想上与国家安全实际面临的威胁之间的差距。思想滞后于现实（更不要说超越了），这不光是美国军人的毛病，但在美国军人中很典型。“当一支军队过于集中精力对付某个特定类型的敌人”时，就可能会被他视野之外的另一种敌人击败。斯迪文·麦兹和詹姆斯·凯维特正确地表达出了他们对此的忧虑。他们进一步指出，“尽管官方文件强调陆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整个美军──引者注）必须打破现在西方的思维定式去拓宽对未来冲突的认识，但大多数对21世纪数字化部队将如何作战的描述，听起来好像还是一场用新技术与华约打的装甲战”。因为美军就是在这种军事思维导引下进行战争准备的，他们当然希望战争就像预想的那样撞在自己的枪口上。如此刻舟求剑式的一厢情愿，只会带来一种前景，“当前美军的大多数发展计划，如21世纪陆军等都是着眼于对付常规的重型装甲的敌人，若在下个世纪初美国遇上低技术敌人、中等敌人或是均势敌人的话，就可能出现频带宽度不够的问题”。 (16) 而实际上美军在下个世纪还未到来之际，就已经遇到了远不止上述三种敌人带来的频带宽度不够的麻烦。无论是黑客的入侵，世贸中心大爆炸，还是本·拉登的炸弹袭击，都大大超出了美军理解的频带宽度。如何对付这样的敌人，美军显然在心理上和手段上，特别是在军事思想以及由此派生的战法上准备不足。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甚至以有违传统为由拒绝考虑，从军事手段之外去选择作战手段，当然也就不会使它们两者相加组合成新的手段，新的战法。其实只须稍稍打开一点眼界，放纵一下思想，就可能借用技术综合时代涌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因素的杠杆，撬动因思维的滞后而生锈的军事革命之轮。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古语的深义。
我们不妨大胆些，把手中的牌完全打乱，重新进行组合，看看会出现什么效果。
假定在两个已经充分信息化的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按照传统战法，进攻的一方，一般都会采取大纵深、宽正面、高强度、立体化的模式对敌展开战役突击。其手段不外乎是卫星侦察、电子干扰、大规模空袭加精确打击、地面迂回、两栖登陆、敌后空降……其结果不是敌国宣告战败，就是自己铩羽而归。而用组合战法，则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另外一种结局：如，在敌国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攻一方秘密调集大量资金，对其金融市场发动偷袭，引发金融危机后，预先埋设在对方计算机系统中的电脑病毒与黑客分队，再同时对敌进行网络攻击，使其民用电力网、交通调度网、金融交易网、通讯电话网、大众传媒网全面瘫痪，导致其陷入社会恐慌、街头骚乱、政府危机。最后，大军压境，逐步升级地运用军事手段，直到迫敌签订城下之盟。这固然未达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但也算得上是“巧战而屈人之兵”吧。两种战法相较，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这不过只是一种思路，但肯定是一种可行的思路。照此思路，我们只须摇动加法的万花筒，就能组合出幻化无穷的战法花样来。
以上任何一种作战样式，都可以与其他一种以上的作战样式相加组合，从而形成全新的战法。 (17)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超领域、超类型地将不同的作战样式进行集束组合的战法，已经被不少国家运用在了战争实践中。如美国人针对本·拉登采取的对策就是国家恐怖战＋情报战＋金融战＋网络战＋法规战；再如北约国家针对南联盟科索沃危机使用的是武力威慑＋外交战（联盟）＋法规战的手段；此前联合国在美国的力主下，对伊拉克采取的则是常规战＋外交战＋制裁战＋法规战＋媒体战＋心理战＋情报战等多管齐下的战法。我们还注意到，香港政府在1998年8月的金融保卫战中，对付金融投机家们的手段是金融战＋法规战＋心理战＋媒体战，尽管代价沉重，尚属战果良好。此外，像台湾大量印制人民币伪钞的做法，也很容易成为一种金融战＋走私战的战争手段。
从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看出加法组合在战法运用中的奇妙作用。如果说，以往的战争由于技术手段和条件的限制，从事战争的人们还不能将赢得战争的全部要素随心所欲地加以组合的话，那么今天，以信息技术为前导的技术大爆炸，已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只要我们愿意，并且不让主观意图背离客观规律，我们就能根据需要，将手中的牌拼成各种牌形，直至最后赢得整个牌局。
不过，没有谁能给未来的所有战争，开出一份包胜不败的药方。
人类战争史上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战法，大都随着历史消逝而湮没。究其原因，这些战法都是针对具体目标而定，目标消灭了，战法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真正有生命力的战法，必须是一只“空筐”，这只空筐仅凭其思路和原理以不变应万变，我们所说的组合，就是这样一只空筐。一只军事思维的空筐。它不同于以往任何针对性很强的战法，只有在筐中装满具体目标和内容时，它才开始有了指向性和针对性。一场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你能把什么东西装进这只筐里。
中国宋代军事家岳飞在谈到如何运用战法时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话听上去虽然很玄，但却是对正确使用组合手段唯一准确的解释。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获得一种超越于众多战法之上的战法。这就是万法归一，甚至是战法的终结。除了组合本身无所羁绊的超越性，你无法想象还有什么战法能够超越出组合之网。
结论就这么简单，但肯定不会出自简单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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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争作为最经典的博弈，它却常常不受经典博弈论的制约。因为战争从本质上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基于“理性人”的种种推测自然容易落空。核武器的诞生，使人类从最不理性的行为中渐渐找回了迷失已久的理性。而全球化的进程，则促使人类在寻求国家安全时，按照“理性人”那样思维，学会摆脱“囚徒困境”，不再陷入美苏争霸式的“斗鸡博弈”中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经济学博弈开始渗入军事领域，并影响新时代的战争。（可参阅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 1997年3月15日起，美国陆军在加利福尼亚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14天的数字化旅特遣队高级作战演习。据陆军参谋长赖默上将的说法，这一次实验的目的是确定在实战中21世纪部队技术能否在瞬间回答以下三个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我在哪？同伴在哪？敌人在哪？从实验的情况看，经过改编并用新的数字技术武装起来的部队，比现行的陆军作战速度更快、杀伤力更大、生存能力更强。关于这一次演习，1997年3月17～23日的美国《防务新闻》有详尽报道。
(3) 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再一次强调，美军的任务和军事能力的水准是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这实际上仍是在延续“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和建军方针。詹姆斯·R．布莱克尔在他的名为“建设军事革命型的美军──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不同的军队改革方案”一文中指出，这一方针是“为10年前就结束的时代选择了20年前设计的军事方案”。（美《战略评论》杂志1997年夏季号）
(4) 参阅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第八部分。
(5) 实际上就是伊拉克问题，布什也没能彻底解决。萨达姆越来越成为美国人一块难以除却的心病。
(6) 美英两国新近采取的“沙漠之狐”行动，就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即为大国的一次严重犯规。
(7) 黑客是英文“hacker”的音译，本意属中性，并不带贬义。早期黑客以其对技术的痴迷和对社会的善意形成了独特的黑客伦理规范，并为几代黑客中的许多人所恪守。但在如今的网络空间里，同样世风日下，已不再是“君子之国”了。
(8) 1996年，为加强军事信息系统的防护成立了美国国防部信息系统局。同年，美国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总统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该委员会负责保护电信、金融、电力、水、管道和运输系统。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来自现实的威胁，美军FM100-6号野战条令《信息作战》指明，“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威胁是现实的，它们源于全球范围，在技术上表现出多面性，而且这些威胁正在增长。这些威胁来自个人和团体，驱使他们的是军事、政治、社会、文化、种族、宗教或个人、行业利益。这些威胁还来自信息狂人”。（美《信息作战》中译本，第7页）
(9)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本·拉登家族的建筑公司曾经是美军驻沙特营房的修建者。
(10) 金融恐怖主义最令人不安处在于，“热钱”能在几天时间里，就对一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波及对象从国家中央银行直至升斗小民。
(11) 《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第一册，第78页，牧野之战节。
(12) 富勒著：《西洋世界军事史》，纽先钟译，第一卷。
(13) T．N．杜普伊著：《武器和战争的演变》，第169-176页。
(14) 塔尔列著《拿破仑传》，约翰·霍兰·罗斯著《拿破仑一世传》。
(15)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海军潜艇部队司令邓尼茨发明的潜艇对商船的攻击战术。主要做法是，一艘潜艇发现商船队后即向其他潜艇通告，待多艘潜艇到达后再如狼群般向猎物发起攻击。
(16) 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
(17) 在我们看来，这里的三种类型的战争，都是实实在在的战争，而不是比喻或形容。军事类战争，不论采用什么武器都是传统式的经典战争；非军事类中的各种战争，作为对抗形式，并不出奇，但作为战争行为，它们都是新鲜的；超军事类战争，介于两者之间，有些是过去就有的样式如心理战、情报战，有些像网络战、虚拟战（指电子虚拟，墨子挫败公输班的方法就有虚拟战的成分。见《战国策·宋卫策》，《公输班为楚设机械将以攻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