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五节·两晋十六国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五节
两晋十六国
一、历史概况
从公元265年西晋建立起至420年东晋灭亡止,是我国历史上的两晋时代。西晋都洛阳,传四帝。共五十二年(公元265–316年);东晋都建康(今南京市),传十帝,共一百零四年(公元317–420年)。十六国存在于两晋南北朝之间,但它们并非同时存在，最早的匈奴汉国和成汉国建于公元304年，最晚的北凉灭于公元439年，延续达一百余年之久。
西晋建立不久,社会矛盾便急剧地发展起来。以皇室贵族和门阀士族为核心的两晋统治集团非常腐朽,贪污腐化,奢侈荒淫,肆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而且为了争权夺利,相互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去,痴愚的惠帝继位,皇后贾氏图谋专权,唆使割据一方握有兵权的司马氏诸王互相残杀，后来贾后被杀,司马氏诸王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却扩大成一场以洛阳、长安、邺城(今河北磁县南)为中心的大混战,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促使正在发展中的阶级矛盾激化起来。除此之外,腐朽的西晋统治者还对从塞外迁徙到内地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各少数民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些内迁各族人民除深受民族压迫外,还同汉族人民一起备尝阶级压迫之苦,“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奋起反抗,同广大汉族人民一起展开反抗西晋腐朽统治的斗争。
①《三国志·魏志·王朗传》。
②《三国志·魏志·辛毗传》。
从公元301年起,南方的益州、荆州、湘州等地先后爆发了流民起义,接着,北方的青州和河北地区爆发了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南北各族人民的起义,使西晋政权濒于瓦解的境地。以匈奴贵族刘渊为首的各族.上层分子利用这种形势乘机反晋,图谋窃取各族人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公元304年,刘渊据左国城(今山西离石附近)起兵,建立匈奴汉国。公元311年,刘渊之子刘聪继位,攻破洛阳,虏晋怀帝。公元316年,刘聪部将刘曜攻破长安,虏晋愍帝，西晋宜告灭亡。
西晋灭亡的第二年,镇守建业(后改为建康)的晋朝皇族琅琊王司马睿在南北士族豪门的支持下在南方长江珠江流域地区建立东晋政权。东晋是门阀士族势力登峰造极的时代。北方士族琅琊王氏、晋阳王氏、阳夏谢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不仅轮流执掌朝政;而且还拥兵割据州郡。士族官僚享有广占田宅、佃客、奴婢、世.袭高官和免除赋税徭役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士庶之分，非常严格。由于在门阀士族势力统治下存在着- -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因而东晋政权很不稳定。统治集团内部南北士族之间、北方各土族之间以及士族官僚与司马氏皇室之间矛盾重重,先后爆发过多次争夺权势的战乱，如王敦之乱、苏峻之乱、植玄之乱等。这些祸国殃民的战乱严重地削弱了东晋的经济军事力量,所以东晋屡次北伐中原都以失败告终。
东晋时代，不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而且阶级矛盾也是十分尖锐,各地农民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一直绵延不绝。到了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终于爆发了簏撼门阀士族统治的东晋末年农民大起义。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整个东南半壁河山,前锋直抵东晋都城建康。后来由于起义军首领卢循儒弱无能,遂于公元411年被刘裕所部晋军镇压下去。这次大起义给予门阀士族以沉重打击,推动了南朝时期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打击了腐朽的东晋政权,加速其灭亡。公元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朱,南朝历史由此开始。
同东晋南北对峙的有十六国,即史书所谓“五胡十六国”。实际上建立 这些封建政权的,不只五个少数民族,还有汉族;政权数目也不只十六个,在公元383年秦晋淝水之战以前存在的,有汉和前赵(公元304–329年,匈奴族刘渊所建,灭于后赵,刘曜改汉为前赵)、成汉(公元304–347 年,巴氐人李特所建,灭于东晋)、前凉(公元317–376年,汉族官僚张蹇所建,灭于前秦)、后赵(公元319–351 年,羯族石勒所建,灭于冉魏)、冉魏(350–352 年,汉人冉闵所建,灭于前燕)、前燕(公元337–370年,鲜卑族慕容部慕容就所建,灭于前秦)、代(公元375–376年，鲜卑族拓跋部拓跋猗卢所建,灭于前秦).前秦(公元350–394年，氐族苻洪所建)等。前秦初据关中,传至苻坚时,任用著名政治家王猛为相,推行整顿吏治、加强集权、发展生产等改革措施,先后灭掉前燕、前凉等,统一了北方。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主苻坚率九十余万大军渡淮河南下,图谋一举灭晋,东晋派大将谢玄、谢石率军八万迎敌,双方在淝水(今安徽中部)西岸展开决战。结果苻坚兵败为部下所杀。淝水战后,前秦瓦解,北方重新分裂,又先后出现了许多封建政权:关东地区有后燕(公元384–407 年,前燕王族慕容垂建立，灭于北燕)、西燕(公元389–394 年,前燕王族慕容泓建立,灭于后燕)、南燕(公元398–410年，前燕王族慕容德所建,灭于东晋)、北燕(公元407–436年,汉人冯跋建立,灭于北魏);关中地区有后秦(公元384–417年,羌族姚苌建立,灭于东晋)、夏(公元407–431年，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建,灭于北魏);凉州地区有后凉(公元386–403年，氐族吕光所建,灭于后秦)、西秦(公元385–431年，鲜卑族乞伏国仁建立,灭于夏)、南凉(公元401–414 年,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灭于西秦)、西凉(公元400–421年,汉人李嵩建立，灭于北凉)、北凉(公元397–439年，匈奴族沮渠蒙逊所建,灭于北魏)。同时鲜卑拓跋部贵族拓跋觟也乘前秦瓦解之机恢复代国,公元386年改国号为魏,先后灭掉北方各封建政权,于公元439年统一了北方。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两晋军制上承汉魏而有所损益。晋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司(三公)。三司之上有太宰(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上公。统辖军.务的大司马、大将军的地位,一般皆在三司之上,有时位在三司之.下。丞相、相国在群僚中地位最尊,但不经常设置。一些高级文武官员,如骠骑,车骑、卫将军、伏波、抚军、都护、镇军、中军、四征(征东、征南、征西、征北)、四镇(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龙骧、典军、上军、辅国等大将军之开府者以及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之开府者,其品秩(第一品)地位皆与三公相等。
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在品秩为第一品的诸公中,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以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之开府者,称为文官公;大司马、大将军、太尉以及骠骑、车骑、卫将军、诸大将军之开府者,称为武官公。武官公中之大司马、大将军、太尉掌管全国军事,有的还兼管政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如西晋时的齐王司马岡、东晋时的桓温皆以大司马总揽军政;西晋时的成都王司马颖、东晋的王敦皆以大将军总揽军政;东晋末年的刘裕则以太尉总揽军政。但两晋时代也有以文官公总揽军政大权的，如西晋赵王司马伦以相国总揽军政，琅琊王司马睿以丞相总揽军政;西晋时的东海王司马越、杨骏,东晋时的谢安、会稽王司马道子皆以太傅总揽军政。此外,武官公或文官公之都督中外诸军事者,亦掌管全国军事,为全.军最高统帅。
军队的编制。西晋时，主要有禁卫军和藩国兵。晋武帝开国之初,鉴于东汉末年地方州牧(或刺史)、郡守权重,兼管军事政事,拥有强兵,以致造成割据,乃下令悉去州郡兵,撤除地方州牧、刺史、郡守兵权，于中央设置禁卫军,由中领军(地位高、资历深者称为中军将军或中军大将军)总统。禁卫军下设“七军”、“五校”,分别由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骁骑将军和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和射声校尉统率。除此而外,晋武帝还“惩魏氏孤立”之教训,大封宗室为王,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所以禁卫兵之外,有又藩国兵。到了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州牧、刺史、郡守的权限逐渐加重,又恢复过去地方长官兼管兵民这种外重内轻的局面。
东晋时代,朝廷微弱,州郡兵强盛。各州州牧、刺史大都带有军职,拥有将军或大将军官号,都督一州以至数州诸军事,兼统军政,握有强兵，如王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当时东晋朝廷直接统辖的地区,仅有三吴(今苏南浙西一带)地区;直接指挥的军队，也只有驻扎在京城建康一带的禁卫军。这支禁卫军的编制,同西晋的“七军”、“五校”大同小异,仍设置中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左右卫将军、骁骑将军以及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尉。但是这支禁卫军的人数不多,比起各州州牧、刺史统辖的方镇兵,实力相差悬殊,不足以平息方镇发动的叛乱,每有平叛征伐之事,经常采取在三吴地区发奴为兵的办法，以解决兵源问题。此外,有时也采取把搜括户口中检察出的隐藏人口充当兵役的办法，成帝时庾冰就把察出的万余人，“以充军实”。晋孝武帝太元年间,著名将领谢玄为改进东晋朝廷武备状况,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一带招募勇士加以训练,号称“北府兵”。这支劲旅在秦晋淝水之战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六国的军制及其他一切制度,大体上承袭魏晋,如前燕廷尉监常炜所说:“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诠谟,亦多因循魏晋。”①最高军职亦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尉及文武大臣都督中外诸军事者,或统率全军,或兼管政事,如刘渊即位后,以其大将军刘和为大司马,即其例证。次于大司马、大将军和太尉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高级将领为骠骑、车骑、抚军、龙骧、四征、四镇、四平、四安及其他名号的大将军,如刘聪即位后置辅汉、都护、中军、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虎牙大将军。品级次于上述各种名号大将军的将领为骠骑、车骑、卫将军、四征、四镇、四平、四安、龙骧、辅国、冠军、前、后、左、右、中以及其他各种名号的将军,如石勒任命其子石弘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石斌为左卫将军,石恢为辅国将军，石宣为左将军。以上各种名号的大将军或将军皆主持征伐,为独当方面的大将。其加都督–州或数州诸军事者,则掌管一州以至数州的军事;其兼任州牧或刺史者,则兼管兵民,统辖地方军政大权,如苻坚任用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鄄。即其例证。
十六国军队编制中,禁卫军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设中领军、领军将军统率之,如《晋书·石季龙载记》所载:“石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军三万遣之。”苻坚曾以强注为领军将军。中领军或领军将军掌管宫禁兵权,皆以亲信为之。
①《晋书·慕容傍载记》。
十六国兵种,除常见于载记的步兵骑兵之外,也有水军即舟师，《晋书·石季龙载记》曾载:“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
十六国时,中原大乱,人民逃亡,兵员缺乏,因而当时各封建政权常征发人民为兵，如《晋书·慕容俜载记》所载:“(慕容)俜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复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苻坚南征时,也是下令征发诸州公私马匹“人十丁遣一。”可见当时兵员来源,除一般招募之外,还实行征发,当然这时的征兵是由于人民逃亡招募不来,同秦汉时兵农合一的征兵制是不同的。
2、后勤体制
两晋十六国的后勤体制,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些新的变化。名义上,大司农仍掌钱谷,太仆掌车马,将作大匠掌土木,少府所属之左右尚方令主制作兵器并掌冶铸,卫尉所属之武库令掌收藏兵器等等,皆有后勤之责。但实际上,两晋时大司农、太仆等机构的职权比起秦汉时代,不仅是职权范围和权力已大大地缩小,而且时置时罢，已经不是常设的行政机构了。以大司农来说:“大司农统太仓、籍田、导官三令、襄国,都水长、东西南北部护漕掾。及渡江，哀帝省并都水,孝武复置。”①这同秦汉时大司农掌天下钱谷比起来,其职权已大大地缩小,有些下属机构的业务已转移至其它部门中。西晋时,太仆还保留了不少的权限,东晋以后时置时省,其权限分别归属尚书省所属驾部和门下省。“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
①《晋书·职官志》。
木之役…..晋氏以来,有事则置,无事则省。”①省置后,主要由尚书省起部掌管其事。“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邮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及渡江,哀帝省并丹阳尹,孝武复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御府。”②“左尚方令丞各- -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秦官也,汉因之，于周则为玉府。晋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江左以来，唯一尚方。”③由此可见,少府职权亦有所缩小,并曾一度省去;其制造武器的下属机构尚方令亦由左右二尚方令减为一尚方令;掌管全国兵器的职权主要归属尚书省尚书右丞。“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及渡江后,省卫尉。”④“卫尉一人,丞二人,掌宫门卫屯兵….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二冶皆扁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⑤由此可见,西晋时尚设置卫尉,职权亦较过去缩小;东晋时省去,由尚书省所属库部主管武库。
两晋时期,中央机构中后勤职能权限的缩小变化,究其原因，是由于魏晋以来官制的演变,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逐渐过渡到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与此有关的后勤机构亦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自东汉以来,权归台阁(尚书台),尚书权重，大臣之专权者无不录尚书事。魏晋以后,中书、门下(长官为中书令、 侍中)虽参预机密;但包括后勒在内的一切行政事务的执行必须通过尚书(长官为尚书令)。汉魏之际,尚书台(省)设置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各曹(六曹或五曹)尚书及左右丞,分别主管每一部门政务,各曹尚书下设尚书郎数人,辅佐尚书处理政事。西晋建立后,继承魏制，
尚书台分为吏部、三公、客曹、驾部(掌管车马)、屯田(掌管农业屯田)度支(掌管财政,包括军费在内)六曹,后三曹皆与后勤有关。每曹设尚书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尚书郎数人。西晋后期改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东晋时又改为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曹。所设列曹尚书、左右丞、尚书郎照旧。其情况如《晋书·职官志》所载:“列曹尚书。按尚书本汉承秦置。…光武以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囿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并令、仆二人,谓之八座。尚书虽有曹名,不以为号。灵帝以侍中梁鹄为选部尚书，于是始见曹名。及魏,改选部为吏部,主选部事;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及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而无五兵。咸宁二年,省驾部尚书;四年省一仆射,又置驾部尚书。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为六曹尚书,又无驾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书,止于六曹,不知此时省何曹也。及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书。祠部尚书常与右仆射通职,不恒置，以右仆射摄之若右仆射缺，则以祠部尚书摄知右事。”晋时各曹尚书分掌全国政务,其中的度支、屯田、驾部、五兵皆与军事后勤有密切关系。比如度支尚书掌管国家与军队的财政支出等事宜,如《通志·职官略》所说:“晋有度支,时杜预为度支尚书,内以利民,外以备边。张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决定庙算,皆主算也。”又《太平御览·职官》也说:“文帝立度支尚书,军粮计校一由之,以司马孚为之。”又如屯田尚书主管天下屯田，《历代职官表·工部上》引《文献通考》云:“晋始有屯田尚书,及太康中谓之田曹,后复为屯田。”屯田是后勤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曹魏时屯田收到很大成效。晋承魏制,对于屯田也比较重视,故设置屯田尚书专管屯田事务.但西晋初年曹魏屯田大部分为士族官僚侵占,因而一度宣布罢屯田,改屯田尚书为田曹尚书。武帝时令百官各上封事,后军将军应詹曾上书言屯田的重要性,建议恢复广建屯田制度,令诸军“皆宜齐课”，普遍开展军屯，如《晋书·食货志》所载:“后军将军应詹表日:‘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近魏武皇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而大功克举也。….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渭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表.上之日,引起武帝重视,故又恢复屯田尚书。后以武帝死后不久西晋战乱相继,无暇过问开展屯田事宜,屯田尚书亦虚有其名。东晋初年军粮不继,元帝曾下令除宿卫宫廷将士外,其余“皆宜赴农”,以供军粮，如《晋书·食货志》所载:“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人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这种振兴军屯的措施行之有效,可惜后来没有继续推行下去。
①《宋书·百官志》。
②《晋书 ·积官志》.
③《宋书 ·百官志》.
④《晋书 ·职官志)。
⑤《宋书 ·百官志》。
两晋时,列曹尚书,之下,设置左右丞各一人，如《晋书·职宫志》所说:““左右丞。自汉武帝建武四年置尚书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臧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盖自此始也。自此至晋不改。晋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急假;右丞掌台内库藏庐舍,凡诸器用之物,及廪振人租布、刑狱兵器,督录远道文书章表奏事。八座郎初拜,皆沿汉旧制,并集都座交礼,迁职又解交.焉。”其中右丞主管的库藏、器用、兵器等事务皆与军事后勤有关。
魏晋时,列曹尚书之下又分为若于部门,由尚书郎(在实习期内的尚书郎称为尚书郎中)分别掌管之,这些部门后来也称为曹。大抵由尚书主持的各曹相当于后代的六部,曹下之曹则相当于后代六部之下的各司。曹下之曹,曹魏时凡二十五,西晋时凡三十五，东晋时减为十八。其中同军事后勤有关的各曹,魏有农部、驾部、金.部、度支、库部、仓部、水部、考工等;西晋有仓部、金部、度支、虞曹、屯田、起部、水部、驾部、车部、库部、骑兵、运曹等;东晋有金部、仓部、度支、库部、驾部、起部、水部等。其情况如《晋书·职官志》所说:“尚书郎。西汉旧置四人,以分掌尚书。其一人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户口垦田,一人主财帛委输。及光武分尚书为六曹之后,合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为三十六人。郎主作文书起草,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尚书郎初从三署诣台试守尚书郎中,中岁满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选有吏能者为之。至魏,尚书郎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别兵、考功、定课,凡二十三郎。青龙二年,尚书陈矫奏置都官、骑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试诸孝廉能结文案者五人，谨封奏其姓名以补之。及晋受命,武帝罢农部、定课,置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及江左,无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右士、运曹十曹郎;康、穆以后,又无虞曹、二千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又省主客、起部、水部,余十五曹云。”
两晋时代包括军事后勤工作在内的一切行政事务已由汉代的九卿转移至尚书各曹,因而过去有重要权限的大司农、太仆以及少府、将作大匠、卫尉等机构及其在军事后勤方而的职权大大地下降,甚至变为重叠机构,由此以后,尚书台(省)所辖的各个部门,既是主管国家行政工作的行政机构,又是主管军事后勤工作的重要机构。
除此而外,据《通志·职官略》、《历代职官表》等书记载,两晋中央机构中与军事后勤有关的,还有督运御史、监运太中大夫、都水台、司盐都尉、典牧监等。督运御史与监运太中大夫掌管巡察清运事务(其中包括军粮运输)。据《晋书·孝武帝纪》:太元六年“置督运御史官。”《历代职官表》亦称:“晋秦始时,有监运太中大夫,是魏晋常以大夫监运。孝武置督运御史，即监运大夫之职，后世以御史巡漕,实仿于此。”都水使者,掌管舟船器槭、修治河渠并兼督漕运，如《历代职官表·工部上》及同书《河道各官》所云:“晋省水衡，置鄱水台,掌舟船及运部。太康中,复有水衡都尉。谨按:自魏以水衡主舟航器械,晋则都水使者兼领之,亦主舟航运部。”“又《晋诸公表》云:‘陈勰有巧思,为都水使者。’《洛阳记》云:‘千金堰,勰所造，则都水掌河渠明矣。’《宋书·百官志》云:‘晋怀帝永嘉六年,都水使者爰浚出督运,则晋都水使者又掌漕运,兼今总漕之职,盖治河治清,事本相资,又晋时其务尚简,故并一官掌之,”舟航器械及漕运皆和军粮军槭运输有关。司盐都尉和司盐监丞,掌管盐政,包括管理盐场、督察运盐、管理盐价等事务,如《历代职官表·盐政》所说:“晋官制,第六品司盐都尉,第六品司盐监丞’;“谨按司盐之职，魏始置之,晋代循丽不改.其云都慰,盖近于今都转运盐使，监丞则运同、运判之类也。”食盐为重要军用物资之一,食盐运输亦为军事运输的一个部分。典牧监和诸牧监,掌管马政,管理沿边各马场,如《通志·职官略》所说:“典牧监:《周官》牧师下士四人,掌牧马而頒之,秦汉边郡置六牧师令,魏晋以下因之。”诸牧监:“汉太仆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在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魏置牧官都尉，晋因之。”牧监所养马匹,是军马的主要来源。
另外，两晋时，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将军、司徒、司空、太宰、太傅、太保诸公以及骠骑、车骑、卫将军或大将军等之开府省皆设置官属幕僚,分为各曹,尤其是主管军事的太尉,僚属最多,分曹最多,其中与军事后勤有关者,有度支、户曹、金曹、仓曹、骑兵、兵曹、铠曹、田曹、运曹等,其情况如《晋书·职官志》所载:“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置长史一人，秩一千石,西东阁祭酒、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各一人。”《宋书·百官志》亦云:“太尉府置掾、属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事,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事,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省录众事….自东西曹凡十二曹,然则曹各置掾、属一人,合二十四人也。”又云:“江左初,晋元帝镇东丞相府有录事、记室、东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仓曹、理曹、中兵、外兵、骑兵、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铠曹、田曹、士曹、骑士、车曹参军。…其后,又有直兵、长流、刑狱、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当时晋元帝司马睿系以镇东将军镇守建康,兼中央政府丞相职衔，说明丞相或镇守要地的军政大员皆设置有众多的幕僚,其中包括不少管理军事后勤的僚属。至于地方上也有管理军事后勤的职官,据《晋书·职官志》记载:州有诸曹从事,有些郡有诸曹佐,县有金、仓、贼曹掾史等。
十六国后勤体制史籍虽无明文记载,但当时也曾设置有关负责军事后勤的职官，如尚书令、尚书、尚书仓部郎、大司农、将作大匠、尚方丞等。从这些政权的后勤体制来看,大都仿照魏晋设置有总管一切行政和主要军事后勤的尚书令和尚书。据《二十五史补编·西秦百官表》云:“兵部尚书杜宣”;“兵部尚书张湛”。兵部尚书正是主管军队和军事后勤的重要官吏。据《晋书·姚兴载记》记载:后秦主“(姚)兴以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下书褒美。”既有仓部郎,当然很可能设置其他管理后勤事务的尚书郎。尚书台之外,十六国也曾设有其他一-些管理军事后勤的机构，如《晋书·姚兴载记》载有:“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兴大悦，以度之为大司农。”《二十五史补编·南凉百官志》亦载有“大司农成公绪”。大司农之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将作大匠、将作长史和尚方丞。据《晋书·慕容俜载记》载:前燕主“(慕容隽)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二十五史补编·夏百官表》亦云:“将作大匠叱干阿利。”《通鉴纪事本末·慕容叛秦复燕》.亦载:前秦主“(苻)坚以(熊)邈为将作长史,领尚方丞,大修舟舰、兵器,饰以金银,颇极精巧。”以上所述,大抵是十六国官制中与后勤体制有关的机构或官吏。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1、武器、舟车和衣甲
两晋十六国的武器、舟车和衣甲在种类上和制造技术上基本是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两晋十六国时期的武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大夏国主赫连勃勃虐待部下,为人残忍,他曾委任叱干阿利为他督造兵器:“赫连勃勃以叱于阿利….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人即斩弓人，如其人也,便斩铠匠。”①在这种残酷的监督下，所造兵器却也十分精良,其中百炼刚刀一龙雀大环刀,最为著名 ,史籍记述这种刀“为龙雀大环。号日:‘大夏龙雀’,铭其背日:‘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是珍之。…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②
当时兵器制作十分讲究,精益求精。据西普杨泉所著《物理论》记载:
①②《太平御览·兵部·刀》。
当时著名宝刀阮家刀“取刚软之和”郎用生熟铁糅合精炼而成,非常锋利，“截轻微,绝丝发之系，砍坚刚(钢)无变动之异,既能斩断柔软的发丝，又可砍断坚硬的钢铁。①西晋末年另一著名制剑师刘馕所制宝剑能斩断悬挂在杖上的十三根束。?芒束和丝束、发束都是当时在试验刀剑是否锋利时使用的。
另外晋代的远射程兵器的发展水平也较快。东晋大将刘裕在镇压卢循起义军时,曾使用了“万钧神弩”,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书·武帝纪》所载:“(刘裕)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无不摧陷。”晋代的矢也是用上好的钢制成,具有较强的穿甲力,《晋书·刘曜传》记载说:刘曜“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
“筒袖铠”,是这段时期军队防护装备的主要形式。这在洛阳和郑州出土的晋代陶俑的着装上都可以反映出来,这种筒袖铠其特点是胸背连缀-起,臂部有较短的甲袖,铠甲上呈鱼鳞纹。每套筒袖铠都带有兜鍪。晋代的这种筒袖铠是从三国时期的铠甲直接继承下来的。据史书记载:“御仗先有诸葛亮筒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人。”③所以这种甲也称“诸葛亮简袖铠。”晋代的铠甲能够根据实战需要制成三种大小不同的型号,便于身材不同的战士在战场上使用,与敌周旋。
晋代除了制造战士们所穿的这种铠甲外,还有装备战马的马铠。例如东晋江州刺史桓伊曾预先为表,于死后献上马、步铠六百件。据《太平御览·兵部·甲》记载:“桓伊为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预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日:‘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于时收拾破败,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余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力效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忠诚不遂，益以伤怀。’乃受其所上之铠。”
①《太平御览·部·刀》。
②杨宽:《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
③《宋书·殷孝祖传》。
晋代在造铠甲的材料.上除了铁制的外,尚有犀皮甲,它们各有其用途。据《太平御览·兵部·甲》记载:“马隆讨凉州，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
东晋的铠甲基本上保持了前代的形制，无大的变化。晋代武器的进步和衣甲的改良是同这一-时期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这一时期，“煤”开始作为冶铁的主要燃料。原来冶铁的燃料是木炭,木炭冶铁的局限性很大,一是温度升不太高;二是燃烧时间短，改用煤作为燃料后就弥补了这个缺点。使炼出的钢的强度更大,用它制造出来的武器必然愈为锋利,衣甲愈为坚固。在战舰的制造方面,晋代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其中以王浚灭吴时所用的连舫大船较为著名。据《晋书·王浚传》记载:“(王)浚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榴,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鵜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晋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卢循曾造八槽舰,据《太平御览·舟部·舰》记载“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此外，晋代还有一种车船,是利用人力踏动转轮而行走的。晋朝著名的科学家祖冲之设计的“千里船”,可能就是这样一种船。
战车的形制有所改进。如《晋书·马隆传》记载:晋代将领马隆在与羌人作战时,曾“依八阵图作偏箱车,地广则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弓矢所及,应弦而倒。”但战车在晋代已不是重要战斗装备了。
2、粮秣
两晋十六国时期,军粮筹措的基本途径仍然是来自民间的农业税收,军屯特别是边防军屯成为军粮筹措的重要辅助渠道。此外,组织民力专为军队屯田、筹措军粮也曾在某些国度实行过。从史料的记载上看,政府募集军粮仍主要依靠农民的农业生产。东晋温峤曾上奏,认为国家和军队的第一要务是搞好农副业生产。他说:“军国要务日: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①
殷浩也曾上疏建议,北征许洛,“开江西畛田千余顷，以为军储”。②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为当时各国的首要国策。
但是,在那个时代战争频仍,农业生产屡遭破坏的情况下,国家或军队直接从农民身上募集到的粮食往往满足不了需要,所以当时军队借鉴汉魏屯田自给的经验,往往利用战争间暇从事农业生产。关于军屯的某些情况,史料中有很多记载。西晋初年,杜预在他所上皇帝的奏言里,曾说到豫州有军队士兵与其他人员共同从事水田的农业生产,他说“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③晋朝后军将军应詹甚至建议皇帝,不但边防军等部与士兵要自给自足,而且所有军队都应从事农业生产。他说:“今中州萧条,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赵充国农于金城,以平西零;诸葛亮耕于滑滨,规抗上国。今诸军自不对敌,皆宜齐课。④国晋征南大将军羊祜在与吴对峙交战时,曾令部将与士兵专门垦田，自筹军粮,结果边塞益为巩固,《通志·食货略》载:“晋羊祜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枯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通志·食货略》载:东晋北部都尉荀羨于穆帝升平初,“镇下邳,屯田于东阳之石鳖。”
①②《王海·食货》。
③④《晋书·食货志》
军屯的成效很显著。西晋初年在粮食供应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曾经采取紧急措施，以屯田为基本生产形式驱使奴隶为军队种田，据史籍记载:“咸宁元年十二月,诏日:‘出战人耕,虽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尝不以战士为念也。今以酆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种稻,奴婢各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使皆为屯田法。”①东晋时期,军屯曾一度开展得较为广泛，晋元帝命令除了必要的皇宫宿卫之外,一律要从事农业生产。史书记载:“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人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②”
两晋十六国时期,由于各国间战争不断,在战争中战胜敌入从而夺取军用物资也是筹粮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晋秦淝水之战中,晋军获胜,曾获得大量前秦军队丢弃的军用物资，“谢玄遣广陵相刘牢之帅精兵五千趣洛涧,未至十里,梁成阻润为陈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击成,大破之,斩成及弋阳太守王咏;又分兵断其归津,秦步骑崩溃,争赴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执秦扬州剌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军实。”③
3、军费筹措
两晋十六国时期战乱频仍,军费耗资巨大,各个政权都企图通过多种途径来解央筹措军费,满足战争需要的问题。此时期,各个政权军费的基本来源主要是农业税的征收。
①《晋书·食货志》。
②《晋书·食货志》。
③《资冶通鉴·晋纪二七》。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军费筹措与农业税的征收之间关系密切,晋朝政府每逢军国费用紧张,便掀起一-场抓农业的高潮:“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励精于稼穑,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籍田。”①又，“按《石苞传》:(石苞)为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后黜陟焉。’诏日:‘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伐之后,屡有水早之事，仓库不充,百姓无积…..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②
与农业税相辅而行的便是户税一即户调式,凡立户的男女均须交纳-定的实物,这也是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如史籍所载:“穆帝永和元年,皇太后诏:常调非军国所急者停之。”③
此外,此时期各政权还曾采取收工商关税等一些手段来募集军费。
据史籍记载,晋朝曾通过官办商业以求利:“按《晋书·温峤传》:明帝时，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语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峤因奏: ….今临时市求,既上黩至敬，下费生灵,非所以虔奉宗庙蒸尝之旨,宜如旧制。”④
晋元帝时采取了征收买卖税和在津口检查禁物的办法来筹措军费,以弥补军国开支的不足,《册府元龟·邦计部·关市》载:“晋元帝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率钱一万,输估四百人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小津者,并十分税一,以人官;
①《中国历代食货典·农桑部汇考下》,台湾中华书局印行。
②《中国历代食货典·农桑部汇考三》。
③《中国历代食货典·赋役部汇考四》。
④《中国历代食货典·农桑部汇考三》。
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所,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①
南燕国主慕容德曾置盐官以助军费:“按《慕容德载记》:隆安四年，即皇帝位于南郊,明年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
后赵曾实行以钱赎刑的措施以筹措军费。《册府元龟·邦计部·鬻爵赎罪》载:“后赵石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
由于当时战乱颇多,依靠战争的胜利而取得军用资财也是其来源之一。“安帝义熙十三年,刘裕平关中,收帑藏积货献于京师，并赐将士。》②
4、仓库
晋代的粮仓较多,主要是“太仓”和“常平仓”。关于二仓的记述有:“《武帝纪》记载:咸宁二年九月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又，“《杜预传》记载:拜度支尚书。书奏定藉田,兴常平仓,定谷价。皆纳焉。”③
其他仓库见于记载的还有“龙首仓”、“台城内仓”、“南塘仓”、“东西大仓”、“东宫仓”、“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和“水次仓”等,史书记载，“江左有龙首仓、台城内仓.南塘仓、常平仓、东西大仓、东宫仓,所贮不过五十余万,在外有豫章、钓矶、钱塘仓。”④“后赵石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国此外,吴那亦曾有仓,“二年,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
①《中国历代食货典·盐法部汇考第一》
②《中国历代食货奥·食货总部汇考一》
③《玉海·仓庾》
④《玉海·仓庾》
⑤《册府元龟·计邦部·鬻爵赎罪》
吴郡太守邓牧辄开仓廪赈之。”①
晋代武库规模较大,贮藏器械较多。元康年间,有一武库着火，从中可以窥见一些情况。据《晋书、五行志》记载:“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火，张华疑有乱,先命固守,后救火,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祖斩白蛇剑及二万人器械一时荡尽。②”此武库能贮存可供二万人使用的器槭,可见武库规模之大。
5、交通运输
两晋十六国时期,为达到战争的目的,便利军事运输,各个割据政权先后开凿了许多河渠。西晋为发动对内外的战争,先后开凿和修复了汴渠、阳口至巴陵水道、钜野运河、青州狐、黄河与凼水通道等。
刘裕伐秦,开汴渠。据《玉海·河渠》记载:“《通鉴》义熙十二年,刘裕伐秦，八月丁巳,发建康沈林子、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人河;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钜野人河,九月,林子自汴人河,仲德参军人河人滑台。十三年十二月庚子,裕发长安自洛人河,开汴渠以归。《舆地广记》汴渠在河阴县南二百五十步,郎古茛荡渠,今名通济渠,首受黄河。”
晋将军毛穆之为伐慕容昨,开钜野运河。《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一》记载:“毛穆之为桓温太尉参军,加冠军将军,温伐慕容肺,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引汶水会于济川。”
晋大将杜预管辖荆州时,为了利于对荆蛮的镇压,开千余里河渠。《册府元龟·漕运》记载:“杜预镇荆州,以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阳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日: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①《晋书·食货志》。
②《玉海·库府》。
谢玄为了取得北伐的胜利,曾为“青州狐”:《册府元龟·漕运》记载:“谢玄为前锋都督,既平兖州,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用督护闻人奭谋堰吕梁水,树栅立七埭为派,拥二岸之流以利运漕，自此公私利便,又进代青州,故谓之青州泒。”
永嘉年间,晋曾修千金埸以通水路。《册府元龟·漕运》记载:“怀帝永嘉元年九月,始修千金竭于许昌以通运。”
泰始年间,晋曾开黄河与洛水的渠道,以利于运输。《册府元龟·漕运》记载:“武帝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这个时期还建设了-一些桥梁以便于交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在富平津架起的黄河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架设在黄河之上的桥梁。另外还架设了七里涧桥。《玉海·桥梁》记载:“《武纪》泰始十年九月立河桥于富平津,十一月立七里润桥。《杜预传》:预以孟津渡险而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谓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日:‘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武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桥不立也。’对日:‘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另外晋在成康年间,在淮水上又建立了朱雀桥，也较为著名。《玉海·桥粱》记载:“朱雀,本吴时大航,咸宁二年新立,朱雀航对朱雀门,南渡淮水。亦名朱雀桥。”
6、重要战争战役的后勤保障
西晋灭吴:
公元279年，为统一中国,晋朝发兵二十多万,分五路伐吴,王浚率水军从巴蜀顺江而下,直指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公元280年,吴主孙皓投降,西晋至此统一全国,结束了九十多年来的分裂割据局面。
吴国之所以灭于晋,除了其主孙皓荒淫腐败,滥用民力与刑罚,长期忽视军事后勤建设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吴中书丞华夏在上吴主书中指出….今仓库空匮,编户失业,而北方积谷养民，专心东向。”①吴国不专心务农,却驱使百工筑造昭明宫,大兴土木,华夏在另一篇上疏中说:“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②结果国无储粮,民贫国穷,贺邵在上吴主书中指出:….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③
与此相反,晋朝却十分重视军事后勤工作,为伐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晋将军羊枯“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减戍逻之卒,以基田八百余顷。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④晋将军王浚在上晋帝书中，也说到他为伐吴,曾造战船七年:“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曰:‘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贤主,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⑤”王浚所造伐吴战舰的规模可谓盛况空前，据史籍记载:“(王浚)令攀典造船舰、器仗。于是作大舰，长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⑥当时晋在西蜀大规模造战船,难免有些造船的木材遗到江中,顺流而下，被吴将吾彦军士拾到,吾彦便上报旲主孙皓,提醒他要多做防备，但孙皓却不以为然:“时作船木柿,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郡吾彦取流栉以白吴主日:“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吴主不从。”⑦吾彦见吴主不从，自为铁锁横断江路,企图阻止晋水军的进攻,但是晋将军羊祜捕获了吴的间谍,探听到了这一情况，晋将王浚便又造大筏、火炬以破之。史载:“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
①②③《通鉴纪事本末·晋灭吴》。
④⑤《通鉴纪事本末·晋灭吴》。
⑥《蛮治通鉴·晋纪》。
⑦《资治遒鉴·晋纪》。
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枯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浚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丈余,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障阻。”①
晋人既无所阻，便水陆并进。公元280年’“(王)浚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鼓噪人于石头,吴主皓面缚、舆榇,诣军门降。”②结束了孙吴在江东的统治。
李特起义:
西晋长达十几年的八王之乱,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数百万计的饥民外出流浪,沿途乞讨。元康年间,路阳、天水、扶风、始平、阴平和武都六郡汉民与巴氐流民几万家,经汉中流人益州就食。西晋政府派罗尚为益州刺史，下令流民限期还乡。这些流民乞求秋后雨止再行还乡,罗尚不允,于是流民共推巴氐人李特为首领,发动起义,连败晋军。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其子李雄继续与官军作战,起义军势力迅速壮大。公元304年，起义军攻下成都，李雄称成都王,后来又称帝,国号“成”。李特在起义之初,便十分注意后勤工作。在起义军进人蜀那之后,李特便收集马匹以供军需,然后让六郡疯民到蜀地地主的坞壁中就食。“大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潜渡江击罗尚,水上军皆散走。蜀郡太守徐俭以少城降,特人据之,惟取马以供军,余无侵掠;赦其境内,改元建初。罗尚保太城,遣使求和于特。蜀民相聚为坞者,皆送款于特,特遣使就抚之。以军中粮少,乃分六郡流民于诸坞就食。”③但由于李特警惕性不高,坞璧中的地主都怀有贰心,最后罗尚联合这些坞壁地主共同击败李特,李特被杀。
①《晋书·王浚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晋灭吴》。
③《资治通鉴·晋纪七》。
李特死后,其弟李流为首领,巴蜀的坞壁地主都坚壁清野,起义军又面临粮尽的危险,恰巧这时范长生给起义军提供军粮,斗争才坚持了下去。史书记载:“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舆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掎角讨流。尚不许，舆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给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①
李流死后,李特的儿子李雄为首领,李雄从断敌粮道打开缺口,最后把罗尚击垮,攻下巴蜀重镇成都。“(李)流死，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罗尚遗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开门内雄,遂克成都。于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谷于鄒,掘野芋而食之。”②
由此可以看出起义军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占领成都,正是由于重视后勤工作,尤其是军队的粮秣给养。而罗尚不听从徐舆的意见,结果起义军在最危急的时候,得到了范长生的支援,士气复振,终于击败罗尚,取得了胜利。
刘裕北伐:
刘裕,东晋末年北府兵将领，一生南征北战,善于用兵,素有恢复北方晋朝天下之志,公元410年,刘裕率兵北伐,征讨南燕。
刘裕总结了以往北伐失败于粮给不继的教训,这次北上,进军路上策设兵站，储备粮秣,以备前援和后撤。“三月,刘裕抗表伐南燕,…刘裕发建康,帅舟师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
①《晋书·李流载记》。
②《晋书·李雄载记》。
重,步进至琅邪,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①有人担心燕国在大岘这个险要之地设兵把守,或者坚壁清野，如东晋大军深人,会重蹈以往北伐的复辙,陷于失败。但是刘裕早已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自信地说:“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君保之。”②
南燕主听说晋师来伐,召集群臣商议。公孙五楼说:“吴兵轻.果,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人,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干,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月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贼人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③结果南燕主不从。刘裕于是顺利地通过大魄，他举手指天,喜形于色。旁边的人问他:尚未破敌,如何这样高兴,他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吾掌中矣。”④
不久攻下临朐,然后又追到广固,攻下广固的大城,南燕主退保小城。刘裕军“于是因齐地粮储,悉停江淮漕运。”东晋兵强食足，士气大振。
南燕主又派遣张纲为使,赴秦乞援。有人向刘裕献计说:“张纲有巧思,若得纲使为攻具,广固必可拔也。”⑤刚好张纲从秦乞师回来,太山太守申宜将其逮住。刘裕采纳了这个建议,使张纲制造攻具。“张纲为裕造攻具,尽诸奇巧。超怒,悬纲母于城上支解之。⑥
刘裕催将士们奋力攻城,南燕的悦寿开城门让晋师进人，南燕主率领几十人突围而出,后来又被追获斩首。刘裕北伐,注重了粮食保障,使其愈斗愈勇,终于灭掉了南燕,取得了北伐成功。
①②《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灭南燕》。
③④《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灭南燕》。
⑤⑥《通鉴纪事本末·刘裕灭南燕》。
东晋末年农民战争:
东晋末年,统治者加紧了对自耕农的剥削,增加田租,滥发徭役,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公元398年,孙恩聚众在江南起义。孙恩战死后,卢循继续坚持斗争。持续时间达十二年之久,参加人数有几十万,起义军利用江南的港湾湖泊、江河大海,大造舰船,以水战与东晋展开斗争。
公元410年,卢循趁东晋大将刘裕北伐南燕之机,采纳了徐道覆的建议,决定进攻晋将何无忌和刘毅。为此，徐道覆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材赶造战舰:“初,道覆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至始兴,贱卖之,居人争市之,船材大积，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装舰,旬日而办。①”结果，“舟楫甚盛”。镇压庐陵、豫章的守将都望风而逃。东晋大将何无忌率兵从寻阳来阻截卢循,长史邓潜之劝他说:卢循战船众多,不宜与之决战,我们应守城以待敌疲劳然后出击,才能大胜。何无忌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兵败身死,东晋朝廷震动:“安成忠肃公何无忌自寻阳引兵拒卢循。长史邓潜之谏曰:‘国家安危在此一举,闻循兵舰大盛,势居上流,宜决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养锐,俟其疲老,然后击之,此万全之策也。今决成败于一战,万一失利,悔将无及。….无忌不听。三月壬申,与徐道覆遇于豫章,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会西风暴急,飘.无忌所乘小舰向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溃。无忌厉声日:‘取我苏武节来!”节至,执以督战。贼众云集,无忌辞色无挠,握节而死。于是中外震骇。朝议欲奉乘舆北走就刘裕,既而知贼末至，乃止。”②徐道覆所造战舰在战斗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何无忌
①《资治通鉴·晋纪三七》。
②《资治通鉴·晋纪三七》。
死后,东晋又派刘毅阻截起义军,刘裕写信劝说他不要打无准备之仗,要避其锋锐,等到战船修好后再进攻卢循不迟,但刘毅不听,结果再次敷在起义军的舰船之下,起义军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成山。史籍记述这次战役时说:“(刘)毅闻卢循入寇,将拒之而疾作。既瘳,将行,刘裕遗毅书日:‘吾往习击妖贼,晓其变态。贼新获奸利，其锋不可轻。今修船垂毕,当与弟同举。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刘藩往谕止之。毅怒,谓藩日:‘往以一时之功相推耳，汝便谓我真不及刘裕邪!’投书于地,帅舟师二万发姑孰..徐道瞿闻毅将至,驰使报循日:‘毅兵甚盛,成败之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忧也。’循即日发巴陵，与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与循战于桑落洲,毅兵大败,弃船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循所虏,所弃辎重山积。”①
起义军连败何无忌、刘毅,力量迅速发展,声势浩大:“循既克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败还者争言其强盛。”②东晋政府派北伐南燕南归的刘裕出来镇压起义军。刘裕对军事后勒工作有较深刻的体会,首先,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使“卢循寇掠诸县无所得。”然后，“还东府,大治水军,遣建威将军会稽孙处、振武将军沈田子帅众三千,自海道袭番禺。”③江州刺史庾悦又开进豫章，“绝循粮道”。至此起义军形势急趋直下。最后，卢循起义军在大雷与刘裕官军进行决战，刘裕使用轻船、步、骑兵、劲弩和火具进攻起义军,击垮卢循主力。“十二月己
卯,进军大雷。庚辰,卢循、徐道覆帅众数万塞江而下,前后莫见舳舻之际。裕悉出轻舰,帅众军齐力击之,又分步、骑屯于西岸,先备火具。裕以劲弩循军,因风水之势以蹙之。循舰悉泊西岸,岸上
①《通鉴纪事本未·卢循之乱》。
②《资治通鉴·冒纪三七》。
③《通鉴纪事本末·卢循之乱》。
军投火焚之,烟炎张天,循兵大败。”①
四、羊祜、杜预和郗鉴的军事后勤思想
1、羊枯的军事后勤思想
羊枯(公元221–278年),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西晋大臣。他曾与晋武帝筹划灭吴。公元269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在与吴的长期战争中,他十分重视后勤工作的建设,把“军无百日之粮”的荆州变成了有“十年之积”的富足之地,为灭吴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认为固国在力不在险,在他上晋帝的疏中说…..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②他认为兵精粮足,武器锋锐。就是“力”的表现。
在实践中羊祜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工作建设。史书记载说: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③此外,他还注重夺敌军用物资,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弱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
①《资治通鉴·晋纪三七》。
②《全晋文·羊祜》。
③《晋书·羊枯传》。
以西,尽为晋有。”①他还曾“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②
虽然他一生中没有看到灭吴的宏壮之举,但是他为灭吴的后勤准备奠定了-定的基础。故“(羊)祜卒二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③
2、杜预的军事后勤思想
杜预(公元222–284 年)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是西晋时期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由于羊枯的举荐,杜预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他继承了羊祜的事业，曾多次上书皇帝请求伐吴。公元280年,统兵攻下江陵,招降南方州郡,以灭吴功,封当阳县侯。
在军事后勤方面，他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于是他主持修立泮宫,勤于常年讲武;同时认为牛马之饰既可用于农,又可用于战争。他说:“古者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非如猪羊类也。④”
杜预在上皇帝的书中曾说:‘‘孙皓饰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改,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⑤
另外,他认为军事力量的大小与经济发展的消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担任度支尚书后,“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⑥
在与吴的实际作战中，他也把备战放在首位,史书记载:“
①《晋书·羊枯传》。
②③《晋书·羊祜传》。
④《晋书·食货志》。
⑤⑥《晋书·杜预传》。
(杜)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①”
杜预认识到了交通对于进行战争的意义,开凿了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的水道,既便于转运军需物资,又使荆蛮人无险可依,水为晋属,“又巴丘糊，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阳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②
3、郗鉴的军事后勤思想.
郗鉴(公元255–326年)字道徽,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元帝初年,为兖州刺史,后升为司空、太尉。在军事后勤方面,他主张营垒自固,坚壁清野,断敌粮道的方法,在与叛军苏峻、祖约的战争中,他曾派人建议平南将军温峤说:“今贼谋欲挟天子东人会稽,宜先立营垒,屯据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断贼粮运,然后静镇京口,清壁以待贼,贼攻城不拔,野无所掠,东道既断,粮运自绝,不过百日,必自攒矣。”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