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一节·秦朝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二章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军事后勤
第一节
秦朝
一、历史概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统-大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为了巩固统一,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废除分封制和推行郡县制,在皇帝之下,设立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事、军事和监察,三公下设九卿分掌各部门政事,三公九卿组成了中央政府，地方行政为郡县二级制,郡设郡守、郡尉，分掌行政、军事，县设县令、县尉,分掌政事军事,郡县官吏都由中央任免,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层层控制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机构;下令“黔首自实田”,使封建土地私有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确立起来;统一法制、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车轨和度量衡,以便统一政令和发展经济;拆除城郭、堡垒,修建驰道、直道,销毁兵器,迁徒豪富,徙民实边,以便发展交通、巩固边防和防止割据;焚书坑儒,以统–思想,打击反对势力。除此而外,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在那里设立了九原郡,并把过去秦、赵、燕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长达五千余里的长城，以防御匈奴。又派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南平百越,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四郡(今福建、广东、广西一带),并开凿了一条沟通湘水和漓水的运河一灵渠。这些政策措施的实行,不但促进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巩固,而且对于后代封建杜会也有深远的影响,开二千年间封建大一统之端。
秦统一后,秦始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一支百余万人的军队,进行伐匈奴、征南越的大规模战争,又征发大量军民修长城、凿灵渠;穷奢极欲,修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共征发了一百四十万人;强征暴敛,“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力役三十倍于古”,沉重的赋税和无休止的徭役、兵役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再加上“以刑杀为威”,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更使人民无法生活下去,以致“力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欲为乱者,十室而五”,阶级矛盾迅速尖锐起来.始皇死后，二世继位,更加昏庸残暴,变本加厉地残害人民,出现“死者相望”的悲惨景象,促使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率领由贫苦农民组成的戍卒九百人在靳县大译乡(今安徽宿县西)发动起义。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各地义军纷纷响应,陈胜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兵分三路进攻首都咸阳。起义军主力周文所部曾攻到距咸阳仅百里的戏地，后来由于孤军深人后援不继而失败。陈胜、吴广也相继牺牲。次年,由项羽、刘邦领导的楚地起义军成为反秦主力。公元前208年,项羽率起义军在巨鹿歼灭秦军主力,另一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乘虚攻入咸阳。公元前207年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宣告灭亡。
二、军制与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秦代实行普遍的郡县征兵制。这种兵役制度建立在非常严密的户籍制度的基础之上,规定男子到了服役之年须亲自向官府申报登记,写明姓名、年龄及身体状况,称“傅籍”。据《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记载秦代的傅籍年龄为十七岁。男子自傅籍之日起就随时都有被征调的可能,何时服役以及服役时间多久均视当时的实际需要而定。服兵役者不仅限于农民,商贾、手工业者,下级官吏亦在服役之列。秦始皇十一年大将王翦攻阏与撩阳“斗食以下，什推二人从军”。①由于实行了这种普遍的征兵制度,秦军的兵源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它调动了数以百万计的秦民从军征战。
秦代的兵役与徭役合一,有“更卒”、“正卒”之别。所谓“更卒”是每年服役一个月，一般在本郡县服役到期即行更换,所以说“给郡县一月而更,谓之‘更卒””图。其任务主要是修筑城垣道路等军事设施与公共设施以及运输军需物质等。所谓“正卒”是正规服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地方部队中服役,进行军事训练执行警卫任务;之后随时准备接受征调命令,或守卫都城一年,或戍守边疆一年。正规服役过后转人预备役,还将根据军事的需要而准备应征。秦军的编制分为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两部分。正规军即中央常备军,包括禁.卫军、都城卫戍部队和边防军。皇帝的禁卫军、部由郎中令统领,负责集中宿卫;另一部分由卫尉统领分驻皇宫四周,负责宫廷守卫及昼夜巡逻。都成卫戍部队由中尉统领，分营驻守咸阳内外各要点,全面负责都城的安全并带有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性质。边防军分由都尉统领驻守于边境要塞,除负责边防戍守外还担负防御工事的修筑任务。秦正规军由皇帝直接掌握,是秦王朝的主要武装力量。地方武装由郡尉统领，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与维护地方治安。地方武装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和预备队，随时可以调往中央派出作战、守边或保卫都城,也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秦会要》卷一八。
秦军的兵种分为步兵、车兵、骑兵、水兵(楼船)。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大型案兵马俑军阵,具体而生动地再现了秦军步、车、骑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风貌。案之水军也数见于古代文献记载，据《华阳国志》载,秦将司马错伐楚之役率水兵十万,大舶船万艘,装备强驽等先进武器。统一之后的南征百越之役，“楼船之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军的武器装备完全由国家后勤机关供给,设有专门保管兵器的武库,并制定有关于兵器保管的各项决定。
秦军的统辖大权完全操纵在皇帝的手中,体现了兵权高度集中的特点。皇帝凭御玺和兵符发布军令.调动军队，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军令必须出于皇帝之命。兵符一分为二，一半由皇帝掌握，一半在地方,凡下达军令必会兵符方有效。如秦杜兵符铭文所言:“兵甲之符,右在君 ,左在杜。凡用兵兴士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皇帝还不时派出监军监察边防驻军,并制定有严峻的军法,严密控制军队。
2、后勤体制
秦始皇使用武力完成统-之后,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进一步完善了集中统一的军事后勤体制。在中央一级，三公之一的太尉(统一前称“尉”或“国尉”)为国家最高军事长官，秉承皇帝的旨意负责全国的军事,统帅全国的军队。但是在秦始皇的高度专制集权的体制里,最高的军事指挥大权、后勤决策大权实际上完全操纵在皇帝手中。太尉只有带兵权而无用兵权,出兵作战的统军大将和位列九卿的卫尉、中尉以及各郡郡駙等高级军将都由皇帝亲自任免,而军队的调动、后勤的部署和运用也必须出于皇帝之命,皇帝是案后勤体制的最高主宰。太尉之下九卿之一的治粟内史掌管粮食财物,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太仆掌舆马,下设车府令专司车马之事。在地方一级,郡守掌政务,郡尉主管军事，凡有关
军队的训练、征集、调遣,武器装备的制造保管以及地方治安等都属于郡尉的职责。在边郡增设都尉,大体上百里一尉,在重要的关塞还设有关都尉。这些边郡都尉与关都尉带兵驻守于边境关塞要地,负责戍守边防,同时还负责边境要塞防御工事的构筑。边郡又设有长史,专司兵马之事。郡以下设县,万户以上设令,不满万户设长,主管一县的政务。县长之佐的县尉掌军事。县以下设乡、亭,大体上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音夫、游微。三老掌教化;啬夫主调解民事纠纷平断曲直、收赋税、征徭役,实为一乡之长;游徽主管军事治安等。乡、亭为秦后勤体制的基层组织,负责地方人力物力之动员。地方一切军政财经大权统辖于中央,-切军政事务的最后决断权都操在皇帝手中,构成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高度统一的后勤体制。
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后勤体制权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应用于战争。秦始皇大举对外用兵动辄数十万,均能迅速地动员、集中、出击。秦军由于得到充分的后勤支授,在许多重大的战争中所向无敌,北逐匈奴一举收复河南地,结束了战国以来数百年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南征百越拓土开疆直抵岭南,均能达到预期目的。从中可以窥见秦后勤体制支援战争能力之巨大与这一体制运用之卓有成效,而秦长城的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蜿蜒起伏延袤五千余里,成为世界建筑史上一大奇迹,如果没有强大的后勤支援是不可想象的。
秦完成统一之后,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的秦始皇没有给人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时机,不惜民命一再大举对外用兵、大兴土木工程，违背了国防与民生兼顾的后勤建设原则。他滥用全国的人力物力，一步步发展到“竭天下资财以奉其政”的程度,走向了反面,其结果动摇了国本,失去了民心,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其向题不在于后勤体制本身,而在于秦的暴政。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有关秦代后勤保障的状况，古代文献的记载不多见。1974 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于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成功地发掘了兵马俑坑,这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兵器武库,占地总面积约为20780平方米,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再现了秦代布局严整、气势磅礴的庞大军阵,为我们认识和研究秦代后勤保障状况提供了极为丰富异常珍贵的原始资料。根据出土的实战兵器战具,参证古代文献的记载,可以大体上说明秦代后勤保障的一般状况。
1、武器
秦代兵器大致可分为射远、刺击、捶击、投掷、防护以及格斗等几大类。
秦代的射远兵器以驽机为主。这种当时最为先进的兵器,在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以下简称秦皇陵俑坑)大量出土,其形制为铜制木廓,臂长约71.6厘米、高约8-10厘米,臂的前端有凹形槽以承弓背,臂的末端较宽,装置弩机机件。机件分牙、悬刀、栓塞等,全长7厘米、宽3.5厘米、高16厘米。据文献记载,秦始皇陵墓内装有弩机,置矢待发,以防穿盗.在弩机中有一种重型机称为“连弩”,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出游至东海就曾亲自操纵“连弩”,行至之罘时射杀一巨鱼.①
秦代的木弓传留至今而完整者已不可见。秦皇陵俑坑出土的木弓都已朽,经清理可知其一般长度约为117-140厘米,弓背径约3-4.5厘米,弓木外围绕扎皮条,皮条上涂有红漆,弓背的内侧辅有细木以增强背的张力。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垦陵俑坑出土的箭通长约为68-72厘米，杆径约0.7厘米,外涂漆,杆的后段附有羽毛，发射时保持平衡,起定向作用。箭镞则有铜铸的、有铁制的,还有铜首铁铤镞。铜镞的形制有多种:或首为等边三角锥形、铤为圆柱形，首铤分铸,通长14.8厘米;或首为三角形、铤为三棱形，周身有尖刺,全长18. 7厘米;或首为等边三角形、铤为圆柱形;或为倒须式,首成两面、中间起脊、两旁有翼;还有一种大型铜镞,全长41厘米、重约100 克,其中镞首长4.5厘米、重约50克,适于战车上的强弩使用;另有一种镞装有锋利的三角形刀片,射人人体可以扩大伤口,割断血管和肌肉。现代制造的子弹有的在尾部煤接一块刀片,用以扩大杀射力，而秦代的箭镞早已这样作了。
弓囊一般用棕丝编织而成,表面呈黑红色,长约144 厘米,最宽外约19厘米,状如飞禽展翅。
箭菔亦为编织物,约高3.6厘米、宽2.1厘米、深36-38厘米,上端高出簸口的部分为菔耳,约17厘米,每菔盛箭约80一100支。
秦代的刺击兵器有戈、矛、戟、钺、铍等。殳为捶击性兵器,在秦以前不多见。秦皇陵俑坑出土的殳,形.状呈圆筒形,首呈多角尖锥状,长10.5厘米,径2.3厘米。出土时有的二十件捆为一-束,并残存有高约一米的木柄,说明它是捶击性兵器,不能用于钩、刺、砍杀。殳可能是战车兵用作卫体的常备兵器,秦皇陵俑坑三号坑仅出土战车一辆就同时出土殳三十件,说明秦代车兵普遍使用此种捶击兵器。
秦投掷类兵器有铜标枪,为战车上的常备兵器,主要用于行进中击杀较远之敌人。
秦代防护类兵器有剑、匕首、盾等。
秦朝时王带剑,官吏带剑,游闲公子亦带剑,韩信为布衣时就带佩剑，人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①
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此匕首据说价值百金，为了行刺成功,“使工以药粹之，以试人，血孺缕,人无不立死者”。②
盾在秦代仍用作防护兵器,《秦会要》有“弓弩为表、戟楣为里’之说，可见秦代仍将盾与弓弩配合使用,但秦皇陵俑坑地下军阵里见不到盾，说明英勇无畏的秦军未将盾视作必备防护兵器。
盾在秦代仍用作防护兵器，《秦会要》有“弓弩为表、戟循为里”之说,可见秦代仍将盾与弓弩配合使用,但秦皇陵俑坑地下军阵里见不到盾，说明英勇无畏的秦军未将盾视作必备防护兵器。秦代的格斗兵器有“金钩”(又称弯刀)。它的使用方法是手握住柄,运用肘部力量推钩两用,适于短距离格斗。金钩出土于秦皇陵地~下军阵东边前锋三列横队的第一列左右端武士俑附近,说明它是前锋部队用以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重要武器。
秦代兵器仍以青铜兵器为主,这些青铜兵器的制造工艺相当先进,多是用双合范法铸造而成,铸出后再经锉磨、抛光。秦皇陵俑坑出土的剑和镞经电子探针及“X”荧光分析，发现其表面有一层致密的含铬化合物的氧化层,厚度为10-15微米,具有防腐抗锈的作用,因此这些兵器埋在地下经两千余年仍不锈蚀,青铜剑表面仍光亮如新,蔚为奇观。此种工艺欧美发达国家直到近代才掌握，而我国远在秦代就已经熟练地掌握并广泛地应用了,证明了秦代军事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所处的领先地位。
秦皇陵俑坑出土的弩机数量相当多,这证明始于战国时代的这种先进射击兵器在秦始皇时代已经普遍地使用了。与战国时代相比,秦驽机的悬刀呈长方形、望山加大加高(仍无刻度),已类似汉代弩机的机件,可以增强机件的灵敏度和瞄准的准确性。秦代的弩机在弓背的内侧有权(即辅木),十分罕见,它既可支撑弓背,防止弓折,又加大张力提高了有效的射程。另外还出土了前所末见的新式兵器:金钩、铜殳等,都证明了秦代兵器在战国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改进和发展。
①《史记·淮阴侯传》。
②《史记·刺客列传》
2、舟车
秦国的水军兴起较早,远在战国时代秦夺取蜀地之后,就积极谋求以蜀为基地,顺江东下攻打楚国,因此大力发展水上作战能力与水上运输补给能力。后来秦将司马错率巴蜀十万众、大舶船上万艘,载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伐楚。由此看来秦水军在统一之前就已相当可观了。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派遣屠睢率领楼船之士南征百越，威震天下。
秦代水军的战船已具备了适应实际水上作战需要的多种类型，如“先登”、“艨艟”、“舰”、“艇”“绸”、“楼船”。“先登”是一种军行在前的快速攻击用战船,用之于披荆斩棘冲锋陷阵,捷足而先登。“艨艟”是一种构造坚固的战船,用之于“冲突敌船”，截击敌军。“舰”是一种大型战船,分上下两层,四面围有护板,防护严密“内如牢槛”,水兵依凭这坚固的防御设施,敢胃矢石与敌军搏斗。“艇”是一种轻便小型战船,仅供少数水兵乘坐,来去自如形如径挺。“胴”是一种载重运输船,船体稍短而宽,行驶起来安稳不倾,一船可装载三百斛。“楼船”是一种大型战船,为秦水军中最具战斗力的主力舰船。船上铺设甲板,甲板“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旗帜,弩窗矛穴,状如小垒”,如同一座攻守结合的水上堡垒。水兵乘楼船作战,可以居高临下，处于最能发挥打击作用的有利地位。秦始皇附代屠睢率领的南征百越的大军主要是乘“楼船”作战的。
秦代战船的宽度一般当在5米左右,特大战船可能宽达8米左右。根据战船宽度比例可推知秦代战船长度可达20米左右，承重量可达25吨一30吨。秦水军战船的航行能力也比较强,文献记载由巴蜀的汶山至楚地水路三千余里,秦战船不至十天便可抵达扦关，一船乘五十人,装载三月之食,航速一日可达三百余里.①
秦代的实战兵车出土子秦皇陵俑坑。秦代的普通战车都是单辕双轮木质战车。车辕长约370厘米、辕径8-16厘米,中间径稍大些。车辕的前段稍扬起(弯度约18度),辕首为尖锥状或铲状,安有铜饰。距辕首约24厘米处用皮带缚有衡木,与辕成十字形。
车厢均呈横长方形,箱左右宽约130-150厘米,前后长约120厘米,前面两侧角呈圆弧状。箱底有较粗的横木五根，间距约14-18厘米,以承重,箱底板较薄，上涂漆皮,画有约3.5厘米大的方格纹。车箱的周围设置木栏杆,正面立木柱五根,柱高约30厘米、径约3厘米、间距约16-20厘米;在五根立柱的上段并列有三根横木,横木之后又用横竖木条组成4.5X2.8厘米的矩形小格五层;侧面立木柱八根,高亦30厘米,其中三根方柱、五根圆柱,彼此间距约16厘米,在立木的内外多用两条横木将柱夹住,并用皮条缠结,立柱下端插人轸木内。
车轴长约250厘米,径长8厘米。车毂长30厘米,径长14厘米。车箱下另有固定车轴的伏兔。车轮轮径约180厘米,牙高10厘米。幅条宽约4厘米。
每辆战车都驾四匹战马,即两骖两服,车上有车士三人,中间为御手、两侧为甲士。
秦军指挥战车亦为单辕双轮木质战车,其形制与普通战车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普通战车大多数没有彩绘纹饰,而指挥战车通体髹漆彩绘,车上建有圆形华盖、悬有钟鼓,用以指挥军队的进退，即“击鼓进军、鸣金收兵”。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制定并推行“车同轨”制度,因此秦代的战车形制大同小异基本一致。
①《秦会要》卷一八。
3、衣甲
秦军的着装可以由组成秦始皇陵庞大地下军阵的秦兵俑得到鲜明具体的反映。这些秦兵俑系模拟秦军实战部队制作而成的,身高约在1. 75-1.86米间,兵种、身分不同,服饰亦各异,形象生动逼真、刻画细腻人微,见了它们如同见到了当年的秦军。据此可以说明秦军衣甲保障的一般状况。
秦军的衣甲,将、士有别。将军头戴鹦冠,身穿双重长战袍,外披彩色鱼鳞甲，下着长裤,足登方口齐头翘尖履。中级军官头戴双版长冠,身穿长战袍,外披彩色花边前胸甲,腿裹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或头戴双版长冠,身穿交领右衽褶服,外披彩色花边齐边甲,腿缚护腿,足穿方口齐头翘尖履。下级军吏头戴长冠,身穿长战袍,外披铠甲,腿扎行滕或护腿,足穿浅履。
士兵的衣甲按步弩、车、骑兵种分成几类。
轻装步兵,头绾圆形发髻立于顶部的右倾,身穿战袍,腰束革带,不披铠甲，下着短裤,腿扎行滕,足登线履。甲士， 即重装步兵，或头绾圆形发髻,身穿长战袍,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滕,足登短靴;或头戴介帻,身穿长战袍,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滕,足登浅履。
弩兵,身穿战袍,外披甲衣,胫著护腿,足登皮靴。
战车甲士,头戴介帻,身穿长战袍,外披铠甲,下穿短裤,腿扎行朦,足登浅履。战车步兵,头梳宽辫,身披铠甲,腿扎行膁，足登方口履。战车御手,头顶右倾梳髻,外罩白色介帻,颈围方形盆领,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胫著护腿，足登方口齐头腹。
骑兵,头戴赭色圆形介帻,身穿战袍，外披齐腰短甲，下着长裤，足穿短靴。
秦军将士着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冠饰和甲农两个方面。在冠饰方面,将吏戴冠而士兵不戴冠。将吏之冠以鹦冠居尊,双版长冠次之，单版长冠居下,形成高、中、低三级。将军所戴鹃冠深紫色,顶部列两鹊(一种雉类鸟;斗死不怯)似的饰物，下沿系桔黄色冠带，表示英勇无畏、视死如归、不获胜利决不罢休。士兵之中除部分头戴介帻,大多数无冠饰。秦军无论将吏还是士兵都不戴兜鍪,是其英勇无畏精神的体现。在甲衣方面的区别更多地辄是从实战需要.加以考虑的。甲衣是古代军人防身护体的主要装备,系生命安危之所在,因此倍受重视。将军披彩色鱼鳞甲,周缘镶着带有绮丽花纹的宽边,甲片呈赭色,甲钉朱红,连甲带也为红色;肩顶部分以米黄色作衬底,周围绣着花纹,两朵蓝色的小花烘托着带扎的衣片,整身甲衣显得十分华贵,披膊起来显得格外英武。中、下级军官披膊的甲衣形制有二:其一,由身甲和披膊组成,都是整片的。身甲只是在胸部和腹部嵌缀有甲片;披膊的四缘留有宽边,中间嵌缀甲片。身甲前长约97厘米,有甲片上下9行,左右17排,共111片;身甲后长约55厘米,有甲片上下15行,左右6排,共49片。其中活动甲片在身前有8排、身后1排。全身共有甲片160片。甲片的形状为方形,边宽4厘米。其二,身甲为整片,前身长约100.8 厘米,下摆呈尖角形,后身较短约62厘米,下摆平直。两肩无披膊,只在胸部以下和后腰嵌缀甲片。身前甲片上下17行,左右17排共192片;后腰甲片上下17行、左右7排,共58片。全身共有甲片250片,甲片长方形,高约4.2-4.8厘米、宽约3.5厘米。另有一种形制的甲衣,仅在前身有护甲,肩部和背部都无甲片,两肩设带后系，在背后交叉,与腰部的系带相连,在身后打结系牢。护甲为一整片，在四周留出较宽的边沿,居中嵌缀甲片。此种甲衣在秦皇陵俑坑出土很少,可能属于秦军早期使用的一种甲衣。总的说来秦军将吏甲衣所用的甲片较小且数量也较多,一般为整片皮革甲上缀甲片,多饰有彩色花纹,身分愈高,甲片愈小,结构也愈细密。
相比之下士兵所用的甲衣甲片大而坚固,数量也较少,质地朴实不尚纹饰,其形制也随兵种不同而分成几类:
甲士甲衣(包括重装步兵与战车甲士),身甲较长约64-72厘米,两肩都有披膊,胸甲、背甲、腹甲以及披膊都是由甲片编缀而成,并由连甲带连接成整体,结构严密坚固耐用。甲衣的前后下摆为半圆形,开合位置在胸前,甲片数量在115-178片之间,明显少于将军甲。
战车驭手甲衣,身甲较长,前长约80厘米,后长约68厘米,前甲下摆圆孤形、后甲下摆平直。甲片身前身后各7行,两腋下各3行,共20行,比一般甲士多些。盆领高7.5厘米,周围有甲钉9枚。护臂甲由两肩向下延伸直至腕部,用来保护全臂的上部和两侧,臂下无甲片,形状如披膊;为了两臂活动的方便,护臂长甲的每页甲片除有两枚甲钉外全用联甲带串连。护手甲由3块长方形的甲片编成,状似舌形,每个甲片上有甲钉3-6枚。全身共有甲片323片,防护严密且便于驾驭。
骑兵甲衣较短，双肩无披膊,身前甲衣长55厘米、身后长49厘米。身前甲片上下各7行,左右8排,其中在甲衣前后下摆只编缀活动甲片3排,比一般甲衣少些。全身甲衣共有甲片125片,甲片为长方形,高约8厘米、宽约5.7厘米。这几类甲衣在秦皇陵俑坑中大量出土,应是秦军的主要防护装备。
将、士各类甲衣虽然形制有所不同,但编缀的方法大体一致，都分为固定甲片和活动甲片两种。固定甲片主要用于胸前和后背,活动甲片用于双肩、腹前、腰后和衣领的周围。甲片分方形、纵长方形和横长方形三种。方形和纵长方形甲片均用于身甲，横长方形甲片一般较小用于编缀披膊。用于特殊部位的甲片则有所变化,如盆领甲,护手甲、甲片形制都较为特殊。甲片最大的高约8厘米、宽5.7厘米，最小的高约4厘米、宽约4厘米。甲片而上的甲钉1-6枚,甲钉的多少由甲片的部位而定。编成的甲衣都是前长后短,其中最长的身前长100.8厘米、背后长62厘米,最小的身前长55厘米、身后49厘米。前长后短往往是增加前身的活动联缀的甲片,或减少后身固定甲片与活动甲片。组合成整甲时先横编再纵联。横编以胸部中间一片为中心,向左右缀编,都是前片压后片;纵联部.分胸部的固定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活动联缀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前后胸甲宽一般在28一30厘米之间,由于是由中间一片向左右缀编的,所以甲片的数目都是奇数,常常是7片或5片，或是从中间向左右各编3片,或是向左右各编2片。披膊与身甲是在肩部缀编在一起的,在领部有甲带相联,用带鉬扣于左右侧第二排甲片外,为甲衣的开合地方，而在两腋下甲片相连接作固定编缀。由此看来甲衣的穿脱是经头部套上或卸下的。披着甲衣时下面衬垫有较厚的战袍，以免磨伤肌肤。
秦代新出现的盆领、护臂甲和护手甲,是古代甲制的一大发展,在先秦时代非常少见。
4、粮秣
秦自商鞅变法以采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奖励耕战的政策，又以优惠条件招徕邻国的农民人秦垦荒。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秦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尤其是到了战国末期不仅“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又不断蚕食东方,占据了中原、江淮的广大地区。统一之后又越过了五岭,直抵珠江流域。秦国重视发展农业。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修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促使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长。《吕氏春秋·上农篇》载:“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入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一入农作,不仅可“食九入”,还有余粮饲养家畜.秦国的粮食在战国策士那里常常被形容成“积粟如丘山”①、“粟如丘山”②。在云梦秦简《秦律·仓律》中确切地记载着秦国境内到处有“万石一积”的粮仓,栎阳有“二万石- -积”的大粮仓,咸阳的粮仓竟达到“十万石–积”。由此可见秦国粮食产量的巨增与秦国的富足。随着农业的长足发展,秦国走上了富强之路。“秦富天下十倍”,③这使秦军的给养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接连不断的战争中秦军常常能得到充足的粮秣供应，因而士气旺盛,战斗力强。
关于秦代的粮秣供应，《秦律·仓律》有许多记载:各县向太仓上报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和其他费用,应与每年的帐簿同时缴送。都官应在每年结帐时核对领取口粮人员的名籍。按月领取口粮的人员,粮食已经发给，而因公出差,由沿途驿站供应饭食,以及休假而到月底仍不归来的,应停发其下月口粮,直到回来的时候再行发给。有秩的更则不停发,到军中和属县办事的应自带口粮,不得以符传向所到县借取。城旦筑墙和作其他强度与筑墙相当的劳作的，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站岗和作其他事的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有病的酌情给予口粮,由吏主管;城且春、春司寇、白粲作土工，早饭晚饭各三分之一斗;不作土工,按法律规定给予口粮;应按天发给城旦口粮,到月底将剩余的粮食移作后九月的口粮。城旦作轻的劳作而增加了口粮,应按犯令的法律对主管的吏进行论处。春、城旦服役不满月,其口粮应予扣除;免隶臣妾、隶臣妾筑墙和作其他与筑墙相当的劳作的,给予男子早饭半斗、晚饭三分之一斗,女子早晚饭各三分之一斗。宦者都官的吏或都官的一般人员为朝廷办事而来督送,令所到的县垫发口粮,应即用文书通知原发这些人员粮食的县,据以扣除他们的粮食。如在原发粮的县已经领取过了,应以文书通 知所到的县责令赔偿。每次驾用的传马,喂一次粮食,回程再喂一次粮食,都要八匹马一起喂。如连驾几次不得超过每天喂粮一次,驾车路远马疲劳了可再加喂一次粮食。从中可见秦代粮食供给制度相当细密。
①《战国策·楚策一》。
②《战国策·齐策一》。
③《史记·高粗本纪》。
5、军费筹措
在秦统一之后的十几年中,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建立一套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战争,完成了巨大的国防建设,无疑这一切必须支付巨额的军费方能实现。尽管这些军费都取之于民,但秦始皇却采取了牺牲民生保障军事的方针,大大增加了对人民的征敛。据董仲舒言:“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 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从中可知秦代的赋税征敛主要有田租、口赋、盐铁工商之税等。
田租,秦代的土地税，商鞅变法之后凡受田农民必须缴纳田租。后来秦利用地旷人稀的自然条件任民耕垦不限多少,土地逐渐转化为私有。统一之后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正式确认了土地私有制。土地虽私有但所有者仍必须向国家缴纳田租。为增加国家的税收,秦朝废除了什一而税的传统税率,大大增加了田租的数额。据董仲舒所言:“田租口赋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可推知秦代国家的田租额当在“什一而税”与“什伍而税”之间。
口赋,即人口税,汉代称为算赋、口钱,是秦代的又一项封建剥削。《汉书·陈余传》载:“秦为虐政,头会箕敛,以供军事。”所谓“头会”即随民口数责其纳税，“头会箕敛”即按人头出钱,用畚箕装取征收来的钱谷。说明秦代征收的租赋之重。
秦代盐铁主要由私家经营,国家课以重税。据《汉书·食货志》载:“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兴循而未改。”汉初盐铁产销皆由
私人商家经营,而官府只是征税而已，由“循而未改”一语推知秦代对盐铁也是采取征税制,只是这种征课,税额过重,故有“二十倍于古”的说法。
秦商鞅变法对“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税必重”,可推知秦代不仅有商税之征,而且税率沉重。实行这种重税政策也是秦代重农抑商传统国策所决定的,不如此不足以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
秦二世统治时期“赋敛愈重,戍徭不已”比起始皇帝来更加残暴昏庸。为屯卫咸阳,尽征材士五万人,秦二世下令“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责粮食”,以致“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这种军费筹措超出了任何限制,达到不顾人民死活而为所欲为的地步。
秦代这种封建的租、赋、税的重重盘剥,攫夺了农民收人的绝大部分，即文献所载的秦二世收“泰半之赋”①。其结果“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②,“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③
6、仓库
秦的后勤机构将每年从全国征集到的粟米布帛财物分别集中起来,收藏在都城咸阳及各郡县地方建筑的大大小小的仓库里。秦都咸阳是当时最为繁华的城市,这里的府库也最为壮观，构成了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云梦秦简《秦律》记载咸阳的大粮仓以十万石为一积,刍稿仓以二万石为一 积。刘邦率农民军攻人咸阳后曾一时贪恋于咸阳府库的财富,经其谋士樊哙、张良等人的劝告才将藏有重宝财物的咸阳府库封存妥当,还军霸上。当关中父老争持牛酒前来犒军时,刘邦胸有成竹地谢绝说咸阳仓库多得很,不必破费于民。
①《淮南子·兵略训篇》。
②《汉书·食货志》。
③《汉书 ·贾山传》。
咸阳之外设在地方的仓储也很普遍，以荥阳附近的敖仓最为著名。敖仓居于中原,秦代中原地区转输所至的粮食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因此敖仓“藏粟甚多”,故谋士郦食其极力劝说刘邦进占荥阳,收取敖仓之粟,固守成皋之险,作为争夺天下的第一步。刘邦采纳了这一卓见，在楚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余郡县地方的仓库见之于文献记载的陈留仓、宛仓、栎阳仓、成都仓都很出名。陈留四通八达,地处交通要道,因此屯积的粮食也特别多。宛为大郡之都，连城数十，蓄积也就特别丰富。栎阳是仅次于咸阳的大城,仓储标准高于其他地方仓储标准,一般为两万石一积。成都仓直到西汉末年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秦代的仓储已具备有一整套管理制度,云梦秦简《秦律》中的《仓律》就是关于仓储制度的专类法律条文,对于粮秣实行严格的管理，规定:“入禾稼、刍藁,辄为簿籍，上内史。”即谷物、刍草入仓就须登记簿籍并上报给中央的治粟内史。规定谷物以一万石为一积,设在威阳的粮仓以十万石为一积;刍藁也以一万石为一积,没在威阳和栎阳的草仓都以二万石为一积。《仓律》对粮秣的入仓、出仓、增积、检验等都有详细的律文规定，如:谷物、刍藁人仓,由县啬夫或丞和仓乡主管人员共同封缄;而给仓啬夫和乡主管禀给的仓佐各一门,以便发放粮秣,由他们独立封印就可以出仓;谷物出仓，如果不是原入仓人员出仓,要令加称量,称量结果与题识符合即令出仓,此后如有不足数,由出仓者赔偿，如有剩余则应上缴;共同出仓的入员中途不要更换;谷物刍藁入仓不满万石而要增积的,由原来人仓的入增积，而其他人要增积必须先称量原积谷物、刍藁,与题识符合然后入仓，此后如有不足数由后来人仓者单独赔偿;要把入仓增积者的姓名籍贯记在仓的簿籍上,已满万石的积和未满万石而正在零散出仓的不准增积;啬夫免职对仓进行核验的人开仓，验视共同的封缄，可根据题识核验,然后再共同封缄,不必称量,只称量原由仓主管人员独自封印的仓;一积谷物刍藁出尽之时,应向县廷上报多余或不足之数,如未出尽而数额已足,应报告县廷,由县廷命长吏会同一起将仓封缄,并参预出仓,如余数较少可以整个称量，如不足数令原任的吏和新任的吏-起先将仓出尽,如原任的吏不同意不要勉强,如没有原任的吏则令有秩的吏、令史主管,出尽后再处理不足数的情况,要责令令、丞同他们一起赔偿。
对于各类谷物的收藏还有具体的规定:计量谷子、粟子,要以文书报告其产年,分别记数,以便发放给人;记谷子帐要把黄、白、黑三种区别开来,粘谷更要单独收藏,不要发放给人;稻子如在谷子之后成熟,应把稻子计算在下一年帐上;收藏后上报产量时应将秈稻和糯稻区别开来,要把用以酿酒的秈稻和糈稻区别开来，每年单独贮积,用以供给宾客,到十月用牌写明数量上报治粟内史。
《仓律》还规定粮仓附近不许养鸡;如果发现仓内粮谷出虫应立即重新堆积,以防谷物败坏。
据上律文可知秦代的仓储制度已相当完善。
7、交通运输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这个空前的统一,其中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修筑道路,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就是巩固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秦王朝历时虽短,但其交通确是相当发达。
(1)道路
在秦完成统一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20年就开始“治驰道”。在李斯的主持下在全国大规模地修筑驰道,以秦都咸阳为中心，伸向全国各主要地区。据《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秦驰道有两大干线,一条“东穷燕齐”,伸向秦国的东方和东北方;另一条“南极吴楚”,伸向秦国的东南方。驰道不仅路面寬阔而且修筑坚固,沿路树以青松,蔚为壮观。
关于秦代的驰道,秦以后的历史文献多处记载了它的遗迹,如《史记·封禅书》所载的泰山车道、《水经·濮水注》所载的韦城至长垣道、《读史方舆纪要》所载的湖广永州府零陵古道、乾隆《江南通志·舆地》所载的丹徒至会稽道及昆山至吴城道、《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镇江府·古迹考》所载的丹阳道和海盐道。
关于驰道的确切经由走向，史无详载.据《史记·李斯传》载李斯曾上书:“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由此看来秦始皇所以热衷于治驰道与他的巡游有密切关系,故梁启超先生在《战国载记》中据秦始皇五次巡游所经由的路线勾划出全国驰道的大致分布轮廓，是有其道理的,可资参考。其分布大体为:秦始皇第一次出巡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则此条驰道路线当由咸阳循泾水旁西北，趋达甘肃固原以西地。第二次出巡,东巡郡县上邹峄山遂澄泰山,南登琅邪,还过彭城,又西南渡淮水至南郡,浮江到湘山，自南郡由武关归咸阳,则此条驰道路线当由威阳经华县,出潼关，历洛阳、开封,以达济宁,由济宁至泰安,由泰安至诸城,直穷海滨，由海滨经徐州至临淮南渡,复由凤阳西趋,经信阳至襄阳,折向东南浮江至汉阳、岳州，以达湘阴、长沙,途经沙市、江陵、襄阳,人紫荆,道商县返回咸阳。第三次出巡,东经阳武,登之罘,遂至琅邪，从上党入,则此条驰道路线当由咸阳西经同州渡黄河而东,沿黄河北岸经蒲州、怀庆、东昌抵青州,至烟台,复循海南下至诸城。其归途则取道彰德经潞安，沿太行山脉,经临汾、韩城,返回威阳。第四次出巡,东北至碣石，巡北边,从上党人,此条驰道路线可能是经魏、赵故都安邑、邯郸至燕都蓟，东巡趋海滨。抵山海关、秦皇岛，沿长城途经榆林归咸阳。第五次出巡，全云梦,浮江向下，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从狭中渡，上会稽,还过吴，渡海北至琅邪、之罘,遂渡河而西至平原津,此条路线大致由巴东沿江而下,经云梦、金踱、镇江,至杭州，由余杭至绍兴,旋经苏州北历淮徐,再渡海北至齐渡河,历临邑、平原、武城、巨鹿,取道邯郸归咸阳。
在秦代修筑的交通要道中工程最为艰巨的路线莫过于威阳至九原的“直道”。此条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由秦大将蒙恬督率开始修筑,经由的地段山高地险,工程异常艰难。筑路军民堑山堙谷一千八百里,由咸阳附近的云阳经上郡至九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两年之后基本上可以通行。这一年秦始皇崩于沙丘,即由井陉抵九原沿这条“直道”运回威阳发丧的。这条道虽然也是供皇帝北巡所用,但主要还是为了便利于国防,对于加强北部边防并开发新秦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秦代修筑的交通要道中工程最为艰巨的路线莫过于威阳至九原的“直道”。此条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由秦大将蒙恬督率开始修筑,经由的地段山高地险,工程异常艰难。筑路军民堑山堙谷一千八百里,由咸阳附近的云阳经上郡至九原,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两年之后基本上可以通行。这一年秦始皇崩于沙丘,即由井陉抵九原沿这条“直道”运回威阳发丧的。这条道虽然也是供皇帝北巡所用,但主要还是为了便利于国防,对于加强北部边防并开发新秦中起了重要作用。
秦驰道多在平原丘陵地带,而西南的高山深谷之中不易修筑宽阔平直的驰道，于是有栈道、山道之修筑。由关中南下进人巴蜀、汉中非翻越秦岭不可,而秦岭山势高峻,故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为打通秦岭通道,从战国时代秦就不断构筑栈道于深山峡谷之中,形成两条干线,一条是关中至汉中栈道，即刘邦就封汉王至南郑途中采纳张良建议所烧绝的栈道。另一条是关中至蜀郡的栈道。正如蔡译所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①《史记·西南夷传》所载的“秦时常頦略通五尺道”,也是指栈道。此种栈道宽五尺左右,修筑在西南地区的山地之中,又称“五尺道”。
由上述的驰道、直道、栈道、五尺道等道路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道路网,把各地联系起来。
(2)桥梁
秦代的道路四通八达,经由众多的江河水域,当建造许许多多的桥梁,惜古代文献确载者甚少,因此有关秦代的桥梁所知不多。渭水流贯秦都咸阳，分为南北两部分,为方便南北的联系,秦代建造了渭水大桥,称渭桥。据《水经·渭水注》载:渭桥宽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间、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梁。桥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桥之北首垒石水中,故又名石柱桥。
①《史记·范睢蔡译传》。
据《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河桥。”《史记正义》解释说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过黄河可到达蒲州,即蒲津桥。据《水经·济水注》载:荷水流经的秦梁是秦始皇东巡时所建造的,夹岸积石一里,高二丈。
据《太平御览》引《三秦记》载:秦始皇时造作阁道,至骊山,全长八十里,人行桥上,车行桥下。是为古代的一种立交桥。
据《华阳国志》载,蜀郡城西南两江中有七座桥,名为市桥、江桥、万里桥、夷里桥、笮桥、长升桥永年桥,相传为李冰上应七星所造。
据《水经·濡水注》引《三齐略记》云秦始皇曾于海中造作石桥。
8、军马
在秦军中不仅战车仍为战斗主力,而且骑兵已成为独立的兵种,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些都需要以军马作为动力,而在军需物质的运输补给方面军马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秦代非常注重畜养马匹,中央由九卿之一的太仆主持马政;在郡县地方都普遍地设置养马的坊所;尤其是在边郡还集中设置“六牧师令”专门负责畜养军马。史载秦地多产良马,秦马驰名天下,有秦国之马“探前蹶后,蹄间三寻者不可称数”①之说，而秦始皇的七匹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神凫”,就是由众多的秦马中精选出来的宝马。
时过两千余年,当年的秦马已不可见,而秦皇陵俑坑出土的秦代陶质战马与秦皇陵封土西侧出土的铜马,为我们再现了秦代军马的风貌。
①《战因策·韩策》。
秦代军马-般身高1.5-1. 72米,长约2米左右。出土的陶马、铜马大概是模拟秦代的真马、活马制作,形体高大、腰肥、体壮、耳小、眼大,且口裂较深,蹄础较高。由此推知秦代的军马筋骨强健,奔驰快、负力大、持久性强。骑兵用的战马,马背上铺有革制的鞯,鞯_上置有两端高起的鞍垫,鞍垫中间微凹,涂有红、白、赭、蓝诸种色彩,用排列整齐的小圆钉固定,周缘缀有缨络和短带,马肚下有两条肚带将鞍垫固着于马背之上,带头相接处用一参扣,和于马肚左侧。马臀部勒后鞭,马头，上套有衔辔,马衔为铜质,衔端装有“S”形的铜镳,辔和缰绳都佩有青铜饰件。值得注意的是鞍马的两侧都无踩镫,这说明当时骑兵的战斗力还十分有限,还处在骑兵发展的阶段。
9、重要战役的后勤保障
北伐匈奴之战: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为反击匈奴的不断侵掠,巩固北部边防,确保都城咸阳的安全,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伐匈奴。塞北地区气候寒玲,风沙连天,土壤瘠薄,不适农耕,又多荒山野岭阻塞交通。秦军进入塞外生活异常艰苦,粮秣、衣甲、帏幕等军需物品的补给都因道途险远而十分困难。秦始皇则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这场战争,史载:秦欲攻匈奴,为了运粮，“使天下飞刍挽,起于黄陲、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①,动员了内地以至濒海郡县向北河转运粮秣,不惜任何代价。秦民当时是“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②,大批的青壮年都投入了战争。蒙恬军在后勤补给得到充分保障的条件下英勇作战，一路进展顺利，自秋季出兵,当年初冬就推进到河套地区黄河南岸,收复了河南地。第二年初春秦军又渡过了黄河攻占高阙、贺兰山地区,北逐匈奴七百里,收复了所有被匈奴侵占的西北边地。为防范匈奴再事南下侵扰,蒙恬军奉命戍守北边,在防守的同时又集中力量修筑长城。秦军在艰苦的条件下修复了由高阙沿阴山山脉至云中的原赵国长城,又新建了由高阙向西沿狼山、贺兰山至榆中的长达七、八百里的长城,构成了针对匈奴的西方与西北方的防线。之后秦始皇又令云中、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民众修复燕赵原筑之长城,于是连贯起来构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举世闻名的秦长城,成为坚固的北方防线。接着为开发新恢复的河南地,秦设置了三十四县(一说四十四县),迁移内地的居民以充实之。秦始皇还特派长子扶苏北监蒙恬军长期驻守.上郡,督导北部的边防建设和新郡县的开发。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威阳北至九原的直道，以开通咸阳至北边边塞的运输线,充实边防，加快开发建设边郡。
①《史记·主父偃传》。
②《史书·严安传》。
南征百越之战:
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为进一步统一全国,命尉屠睢率领重兵南征百越。秦军分五路向岭南挺进,可是由于五岭山脉地势险阻使秦军的粮秣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南征的五路大军中除进攻闽越的一路外,其他几路都-度受阻,迟迟不能前进。于是秦始皇决定尽快地解决粮秣给养运输的重大问题,他命监禄开凿灵渠,专门负责转运粮饷。监禄带领士卒运用秦国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经过精心勘查规划选择在湘水与漓江相近处的源头分水岭上开山凿渠,并在湘水中修筑分水坝–铧咀,使湘水分流，一部分水量流入灵渠渠道。又筑大、小天平提高统人渠道的湘江水的水位,并拦河蓄水以保持渠道航行所需的水量;如洪水到来又能越顶而过流人湘江故道,起到排泄洪水避免水患的作用。这样经过平衡调节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正常的流量。由于渠道凿于湘水与漓江的分水岭上,工程异常艰巨,况且比降很大难于行船。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创建了“斗门”(即船闸)三十六座,来分段控制水位,便航船沿梯级上下。经过大约三年的艰苦劳作终于开凿成功了全长为30余公里的灵渠。它的开凿成功连接了湘水、漓江,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南征秦军的一条重要的后勤运输线,内地的粮秣、战具、军需物质由长江人湘水,经由灵渠而人珠江水系,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岭南,有力地支援了南征百越作战的顺利进行。
南征百越之战,秦水军也南下参加作战。史载:“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①《淮南子·人间训篇》记述当时秦军进军岭南的情形:“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千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四军都集结在五岭之北,独“一军处番禺之都”。可见在五路大军中有一路率先攻人番禺。番禺地势险要,扼据着珠江人海口,当地又盛产木材,越人又善于造舟,因此秦水军攻占番禺后便“因补于敌”,利用当地的资源和技术条件起造战船和运输船只,来补充自已的船队,扩大水，上活动的能力。1974年在广州发掘出秦汉造船遗址则完全证明了这一史事。这一造船遗址发现有三个并列的造船平台和滑道相结合;滑道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在船台造船,沿滑道下水。根据船台两滑道中心间距推测能造出3.6米至8.4米宽的船舶，由此可以见秦代船舶建造的规模与造船的技术。在南征百越的作战中，水军战力的发挥及水上运输能力的增强,对于取得最终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征取胜后,秦设置了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四郡,并迁徒内地的谪民、赘婿、贾人、农民数十万众,与越人杂处开发岭南,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史记·主父偃传》。
秦末农民战争: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等九百戍卒苦于秦王朝的暴政,迫于军法的严苛,于大泽乡率先起义。《史记》载起义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蠃粮而景从。”这是一幅群情义愤揭竿而起反抗暴秦的壮观图景,起义农民手执木杆棍棒用做武器，挑起竹竿当做战旗,与秦军殊死搏斗,响应起义的农民自带口粮从四面八方涌来,汇成反秦斗争的巨流。在这些“不用弓戟之兵、鉬擾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的起义农民的打击下,全副武装的秦军节节败退,“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农民军一路攻占了蕲县、蛭县、鄭县、苦县、柘县,每攻下一地尽力收取秦军兵器武装壮大自己，当到达陈时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十万,成为一支声势浩大的反秦武装了。当周文军逼近咸阳时已有战车千乘、卒数十万众，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反秦大军了。农民军这种取之于敌、因补于敌的后勤保障措施是解决自己后勒补给问题的唯一-而又富有成效的措施。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采取了这一措施,因而迅速地壮大了自己,在短短几个月里即把反秦斗争推向了高潮。
在陈胜、吴广之后续起的项羽与刘邦领导的两支农民军成为反秦斗争的主力。公元前208年秦将章邯击破项梁军后，北渡黄河进攻赵地的农民军,围攻钜鹿。赵使求救,楚怀王命宋义为将军、项羽为次将军率兵救赵。宋义带兵至安阳留驻四十六日坐观秦赵相攻,欲承其敝,项羽建议急引兵渡河与赵里应外合破秦军,未被采纳。时天寒大雨士卒饥冻,项羽在军中宣称:“吾人将戳力而攻秦，乃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现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击秦，而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益强,何敝之承?”他提出“引兵渡河因赵食”来解决士卒饥冻军无现粮的困难,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后勤保障措施，极受大家称许。于是项羽毅然杀掉宋义,抚循士卒,重整军威,带领农民军向河北挺进。其前锋当阳君英布与蒲将军带领二万余人渡过黄河后率先攻击秦军甬道,截断了秦王离军的后勤补给线,首先争取到了巨鹿决战的主动权。接眷项羽急引兵渡漳水，当全军到达对岸后项羽下令凿沉渡船、打破釜甑、烧毁庐舍,每人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这种自毁后勤保障设施，断决归路背水一战的举揩,有致全军覆灭的危险,然而“釜破舟沉”不与敌拼死决斗就无求生之望的严峻形势,迫使农民军战中求胜、胜后求生,因而鼓足了士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部队的战斗力。史载项羽军向北推进,九战章邯军,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大获全胜,秦军一败涂地,其他坐壁上观的诸侯军人人惴恐,项羽军威震天下。 ①
在项羽军北救巨鹿的同时,刘邦奉楚怀王之命率农民军西取咸阳。当时刘邦军不满万人,兵力单弱,辗转于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后到达高阳,采纳了当地的谋士郦食其的建议攻取了陈留,夺取了那里的积粟，由是刘邦军充实了自己，增强了实力,坚定了西进的信心。当刘邦军破武关进攻驍关时,秦王子婴派兵遺将加强防守负险抵抗。刘邦采纳谋士张良的建议派郦食其以重宝贿赂秦军守将,于是乘势发动强攻,大破秦军于蓝田,兵锋直逼咸阳,秦王子婴只得缚手投降。
四、秦始皇的军事后勤思想
秦始皇继承和发展了商鞅农战结合的军事后勤思想。他深知只有重农,才能富国,只有富国才能强兵,实现统一,维护统一。他在施政中贯彻了这一后勤思想。秦始皇二十八年的琅邪刻石歌颂他“勤劳本事，上农除末”、秦始皇三十二年碣石刻石又颂扬他“天下威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其中虽不免夸张之辞,但也不无根据。秦始皇重视农业,特别着重在提高农业生产力上。如对于推广牛耕技术,他是不遗余力的。《史记·货殖列传》载乌氏倮以中原之丝绸与西北少部民族进行贸易,大量输人牛马从事畜牧业而成巨富,这一作为适应了当时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耕牛的形势,秦始皇因此大力嘉奖“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这种对于鄙夫牧长的特殊礼遇,体现了秦始皇对于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迫切心情。为此《秦律》还专立《厩苑律》来保护耕牛的饲养,规定每年的正月、 四月、七月、十月官府主管官吏对耕牛要进行定期评比,饲养卓有成绩者,其田啬夫、牛长及饲牛者都可依法律规定获得实物奖励,或享有免除力役的待遇;反之也将依法遭到处罚。对于官有的牛马有严格的牧放管理制度,对于盗牛者更要依法严办。这种以立法保护耕牛的做法,是秦始皇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和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体现。《秦律》还专立《田律》,以加强田间管理，如雨水的多少、受益的面积、谷物的生长状况以及旱潦风虫等自然灾害的情形都必须随时据实上报中央。再如《秦律》中的《仓律》还专门有关于农作物种子的种种规定。这些无一不体现了秦始皇对于农业生产的热心与重视。
①《史记·项羽本纪》。
秦始皇的重农思想还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关心，上,他的眼光更为深刻,尤其重视小农经济的作用。他认识到小农经济是秦王朝统治的基础,国家的粮源、兵源、财源无一不是来自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这是立国的根本、富强的基础,因而要使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得到增长，就非稳定和发展小农经济不可。基于这种认识,秦始皇执政以来一直注重和保护发展小农经济;在统一六国后,他又进一步地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下令全国的农户都可以自行申报所耕种的土地,国家正式承认其土地所有权,予以法律保护,并据此征收赋税。这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这一改革顺应了商鞅变法以来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不断垦辟荒地,耕地逐渐由占有使用转化为私有的趋势,这是一次土地所有制关系方面的重大改革。通过这次改革,秦代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度。当然这种改革的目的也在于巩固和发展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力量,但同时它在全国的范围内也确实起到了稳定和发展小农经济的作用.秦王朝的许多制度，如兵役、徭役、赋税等都是建立在这种比较稳定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的发展保证了秦代多次重大战争所需要的兵源和力役,为国家提供了赋税收人,充实了国库,增强了国力。这应当说是秦始皇重农思想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六国的事业后并没有偃旗息鼓,在农战思想的支配下他继续加强战备,相继又发动了反击匈奴和南征百越的大规模战争,开疆拓土统-全中国。在这期间秦始皇实行了移民实边的政策,迁徒数十万众的内地居民前往北边、南疆开发建设充实边防,是其农战结合后勤思想的又- -生动体现。综观秦代的移民之政,有其强迁富豪集中控制、削弱其势力以巩固皇权的目的,然而向生产落后人烟稀少的地区移民,尤其是向边疆地区的移民则是大量的、频繁的。这些被迁往边疆的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奔向北方、西北、西南、南方及东南方,而大部分移民集中在塞上和岭南。来到塞上新秦中地方的移民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垦荒地,种植五谷,发展当地的农业生产。井负有守土之责,一边耕种,一边戍守,以屯垦的收获就地补给驻守在长城防线的国防军，这显然是一种亦农亦战、农战结合的防卫战略。南迁的移民虽成分复杂，但无论是农民、商贾、罪吏、刑徒,无不负有开发戍守之责。这几十万移民与越人杂处,用辛苦的劳动共同开发了岭南地区,直到秦末,岭南的政治军事形势一直是比较稳定,就很说明移民实边戍守的作用之大。秦代北边南疆边防的巩固,边疆地区的开发利用，不仅扩展广秦王朝的疆域,也扩充了国家经济活动的范围,增强了国力。说明了移民实边政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秦始皇农战结合后勤思想的一大成果。
秦始皇另一重要的后勤思想是集中统一的思想。这从他所建立起来的秦王朝的后勤体制和他为巩周国家的统一、加强封建统治所制定的带有普遍后勤意义的各项政策措施中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统一之后,秦始皇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层层节制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后勤体制。这一套体制的宗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一为泰王朝的军国大政服务。这一后勤体制在地方设郡、县、乡、亭的系统，随时动员、组织、集中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供中央征调使用;在中央由治粟内史、少府、太仆等分别将地方的人力、物力、财力统之于中央,由太尉禀承皇帝的旨意统一运用;而最高主宰之权则完全由皇帝一人操纵。这样的一整套高度集中统一的后勤体制是与秦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完全相适应的,也为专制政治的运行提供了物质的保障。应该说秦始皇的集中统–的后勤思想是其专制集权的大–统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秦始皇为巩固统一强化封建统治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带有普遍的后勤意义,无一不体现出他的集中统一的思想。他所施行的兵役、徭役制度要求十七岁至六十岁的男子及爵位在“不更”以下者,都必须无例外的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役,服役的次数与役期的长短也都取决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和秦始皇帝的喜怒哀乐。他所制定的赋税制度迫使人民交纳田租、口赋、盐铁杂税超出劳动所得的一半有余,由此集中了巨量的财富。他在全国范围内征发徭役大修驰道，建立起统一的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以便于调兵遣将,转输物资、控制地方。他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度,便利了物资的流通和赋税的征收,为国家的后勤统筹与运行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实行的收兵器、迁富豪的政策,使金属这一重要的战备物资集中掌握在国家手里,也使财富集中到都城咸阳,大大削弱了民间的武装反抗的军事力量。他改革土地所有制关系,在全国正式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有这些不一而足,反映出秦始皇要求事事集中统一的思想。为了确保上述政策措施的实行贯彻,秦始皇又统一法制，在商鞅立法的基础上统一制定了《秦律》,作为强化封建统治的
在集中统一后勤思想的支配下,秦始皇把全国的人力和财富用之于战争和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发展到“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地步，不顾人民的生计、陷民众于水火之中,激起人民群起而攻之。秦始皇集中统一的后勤思想促使了他的统一事业的成功,也导致了他的好大喜功和穷侈极欲。
在集中统一后勤思想的支配下,秦始皇把全国的人力和财富用之于战争和满足自己的私欲,最后发展到“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的地步,不顾人民的生计、陷民众于水火之中,激起人民群起而攻之.秦始皇集中统一的后勤思想促使了他的统一事业的成功,也导致了他的好大喜功和穷侈极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