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先秦时期的军事后勤·第三节·战国
主编：廖德清 等
出自————《中国古代军事后勤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三节
战国
一、历史概况
从公元前475年起至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止,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是各国变法和封建制确立的历史时期。从战国前期至中期，战国七雄韩、赵、魏、齐、楚、燕、秦的新兴地主阶级先后在.夺权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进行了变法革新,宜布废除奴隶制,巩固和发展封建制。其中最著名的有著名法家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特别是商鞅变法比较彻底,影响也最大。公元前359年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两次实行变法,明令废除井田制,宜布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把封建土地所有制用法律明文正式固定下来;宣布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卿世禄制,实行奖励军功“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的政策以发展社会生产;建立采邑制,规定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把全国乡里邑聚并为三十一县,县设令、丞,由国君任免。同时还厉行法治,用严刑峻法统治居民,颁布户籍法和连坐法。这些措施提高了君主专制权力,为后来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建立打下基础。各国变法经过一百多年，虽然在深度上广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封建主专政代替了奴隶主阶级专政,从此封建制度宣告确立。
战国时代是七雄争霸、兼并战争盛行的历史时期,当时七雄的.争霸、兼并战争,大小战役达数百次,其中最著名的战役有:战国前期有魏齐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当时最强大的魏军被著名军事家孙膑所率齐军击溃;战国中期有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联军伐齐以及秦攻打韩、赵、魏诸战役;战国后期有秦赵长平之战以及秦灭六国诸战役,最后由秦完成了统一。战争的频繁,促使军事技术、武器装备的进一步发展,并继《孙子兵法》之后出现了另一部军事巨著《孙膑兵法》。
战国时代是封建经济文化飞跃发展的历史时期,由于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特别是经过变法改革,促使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展。冶铁业已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铁制生产工具更加普遍地使用于农业、手工业之中,再加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生产技术的提高、牛耕的推广，于是农业、手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接着商业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出现不少繁华的城市。在社会经济繁荣的基础上,科学文化蒸蒸日上,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如墨子、庄子、盖子、荀子、韩非子、屈原、扁鹊等。这些思想家们代表不同的阶级、阶层从不岡的角度观察自然界和社会，著书立说,互相辩论,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派，即以儒、道、墨、法为主的诸子百家,一时之间,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军制和后勤体制
1、军制概况
战国时期的军制承袭春秋军制,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封建军事制度已形成。战国以前世卿世禄制盛行时期，担任世卿的卿大夫平时执政,战时掌军,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政“自大夫出”。新兴地主阶级掌权后,为了巩固封建政权,提高国君权力，改将相合一 为将相分治,武官之长称将(楚称柱国),文官之长称相(楚称令尹),都由国君任命,这就是《尉缭子·原官篇》所说:“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因此必须建立–套保证君权和适应兼并战争扩大需要的军事制度。经过变法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以后，国君选将主要重视其军事才能,选拔方式或由臣下推荐,或上书游说,更多的是以军功升任,军队中各级军官将领也是按照战功进行选拔的。军队统帅的任命,军队的调动权都掌握在国君手中。各级将领只有带兵的权力而无调动的权力。调动军队必须以虎符为凭证,规定发兵五十人以上必须有国君的右半个虎符与将军的左半个虎符吻合,才能生效。
这时期步兵代替车兵成为战国时能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兵种。车战衰退、步兵兴起的主要原因:一是车战受地形限制,不能适应山地、丘陵地作战的需要。二是城塞攻防战中出现的新情况也给车战带来了困难。战国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春秋时“城邑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的状况全然改变,到处出现“千丈之城,万家之邑”,尤其是各国都城更是城高池深,其城墙宽度都由春秋时的十米增至二十米。此外,又于险要地区修筑坚固的要塞派兵驻守，以畜力为动力的战车在这些高城深池、雄关要塞面前显然丧失其在平地冲锋陷阵的威力。三是兵器发展的影响。春秋晚期出现的驽机,到战国时已成为普遍使用的武器。由于弩的推动力比弓大得多,所以射程远达数百米,它有望山瞄准,所以命中率也较高,加之以战国时普遍使用铁箭头,所以杀.伤力更强。目标庞大而行动欠灵活的战车正好是弩机最好的靶于。这也是车战走向衰退的原因之.。四是战车形制本身的弱点。战车的毂较长,交战时容易互相纠缠在一起导致战斗失利,但车毂不长,又经受不住车体、乘员和武器的重量,保持车的平衡;而且战车所驾四马,两服两骖,很难驾驭,如遇丛林或地形障碍更加困难，战国时期战场地形又颇为复杂,使得战车本身的缺陷显得更加突出，这是导致车战衰退的又- -原因。当然,战国时步兵虽代替车兵成为主要兵种;但并未完全排除车兵,车兵仍然是当时兵种之一,直至西汉以后,它才变成运送粮草辎重的运输工具。
这时期骑兵兴起成为一个兵种。个別骑士,自古以来即有之;但骑兵正式建立为独立兵种则始于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他在同北方少数民族战争中深知建立骑兵队伍的重要性,不仅在兵种上,在穿着上也一改传统习俗,实行胡服骑射,使赵国骑兵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劲旅。随后其他各诸侯国也相继建立了骑兵，如楚、韩皆有“骑万匹”,魏有“骑五千匹”,燕有“骑六千匹”。骑兵在战国时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战斗力量。著名军事家孙膑在所著《孙膑兵法》中就提出:“用骑有十利”,“险则多其骑”的作战方略。当然,与步兵相比,骑兵在军队中所占比例还较少,如骑兵实力最强的赵,骑兵仅占其全军人数百分之八,楚国“带甲百万,骑万匹”,仅占百分之一,直到汉武帝伐匈奴时,骑兵才成为驰骋疆场的主力。
这个时期水军也逐渐扩大。随着战争的扩大,春秋时发展起来与三月之粮”。当时的战船分为两层，下层为划船的水手，上层为搏斗的战士。其作战方式主要是接舷战和冲击战。所用武器,远程武器为弓箭或弩,格斗武器为戈戟或矛。当时水军不仅已有大量不同类型的战船、专业的水兵、专门的武器和作战方法,并能独立进行战斗,已经成为一支比较重要的兵种。的水军,到战国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沿江沿海的楚、齐、越,就是深居内陆的秦国也建立了水军.秦国的战船,“一舫载五十人,
战国时随看车队的兵种增多，编制也有所扩大。步兵编制:九人为伍,有伍长;五伍一两,设两司马;四两一卒,设卒长;五卒一旅，设旅帅;五旅一师,设师帅;五师一军,设军将，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秦国步兵编制则是五人一伍长,五十人一屯长,五百人一五百主，一千人二五百主。魏国步兵编制则是五人为伍，十人为什，五十人为属,一百人为阎。车兵的编制与春秋时大同小异,春秋时附属徒兵达七十二人之多,战国无明文记载。据秦俑坑出土战车徒兵数多寡不等,有一乘八人、二十八人、三十二人三种，多数为八人。战车骑兵编制,据《六韬》记载为:“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其战斗编组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但秦陵兵马俑骑兵方阵则是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零八骑为一个单位。舟师编制,据《越绝书》记载:一艘大翼战船有指挥官四人,持弩和钩矛、大斧的战士三十四人，划桨手五十二人,共九十一人。从《周礼》《六韬》等书可知,战国时军一级编制似乎已有比较健全的作战、后勤等组织机构协助统帅处理军务。《六韬》记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包括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伏鼓旗、股肱、通材、权士、耳月、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十八种,可谓一个相当健全的司令部组织。
战国时，随着郡县制的普遍建立,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已扩大到全国。这种征兵制度实质上还是春秋时期民兵制度的沿袭和扩大,但又不完全相同,其主要差别:(1)春秋军制以乘编制,按甸或丘为单位进行征兵，战国时则以郡县为单位进行征兵;(2)春秋征兵每家不过一人,而且 是数家轮流出一人,战国时则一切适龄、适役人员都要服兵役;(3)春秋征兵一般只限于男性,战国时男女均须服役,遇有紧急情况,老弱亦须参战。(4)战国时兵役和军赋的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出人,与徭役征发合在- -起,称“力役之征”,军赋则出钱出物,谓之“布缕之征”，“货币之征”。(5)战国时的服役年限比春秋时有所延长,大概服役年龄是十五岁至六十五岁。男子凡达傅籍年龄,随时都可征调服役。据《云梦秦简·编年纪》记载,喜在傅籍后一年就被征人伍,他一生中曾三次服役。由郡县征集的士兵,根据战争的需要而征集,战争结束即返家生产。平时的驻守,则由常备兵担任。战国时的常备军,乃是一种新出现的带有雇佣兵性质的职业兵。各国统治者对这种常备军的体力及武艺的要求也是较高的。常备军的成员一般是采取“招延募选”的方法,经过考核达.到一定标准方能入伍,也有在应征人员训练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选拔的。选中的士卒虽然待遇优厚,或是免其家赋役或给予田宅,但不能随意退役。
2、后勤体制
战国时期的后勤组织体系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改革,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建立健全起来。战国时期各国在国君之下建立了以相和将为首的、文武分权的官僚统治制度,即《尉缭予·原官篇》所说的“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其行政机构一般由中央、郡、县三级组成。县以下设乡、里,最基层为什、伍。另外，还有亭，是属军事性质的组织。在中央机构中,文官之长是相国(或丞相、相帮、令尹),辅佐国王总揽全国政务(包括后勤工作),相以下设司农(掌农田耕作)、司空(掌百工职事)、太仆(掌管车马)、内史(掌管租税)、少府(掌管山海池泽和弋射)。武官之长是将军(楚称柱国),辅佐国王总揽全国军事,将军之下设有国尉、都尉、中尉等武官。
战国时期各国将相以下的官制不尽相同,三晋为一个系统,齐国是另一系统,秦、楚又各自有其系统,燕国情况不清。与军事后勤有关的官僚机构,魏国有持节尉、廪、虞人等。赵国有中尉、左司马、田部吏等。韩国有司空、少府、廪吏等。齐国有司马、右师、士师、太士、士尉、工师等。秦国有大良造、左更、中更、左庶长、庶长等。楚国有莫敖、司马等。
战国时,武器的生产多为官府控制,较之盐铁,似乎更严格一些,从文献和出土兵器上的铭文可以清楚看出为官府控制,有些国家还有直接为国君所控制的手工业作坊。所出土的武器不仅有王名,还有工官和工匠题铭。如燕国武器铭文所示:
“郾(燕)王肾乍(作)行议戮。右攻有(工尹)青其,攻(工)竖。”(铜戈)
“郾侯库乍。左军。”(铜矛)
三晋各国兵器由武库(上库、下库、右库、左库等)控制的作坊制造。上面刻有相邦某或司马某、司寇某、县令某所辖以及工师和工匠名,如:
“元年，相邦春平侯。邦右库工师赵瘁,冶韩开执济。”(铜矛)
“十二年,邦司寇赵新。邦右库工师口孙,冶巡执剂。”(铜剑)
“三年，織令口唐。下库工师公孙口,冶煩执剂。”(铜剑)
“王三年奥(郑)命(令)韩熙右库工师史畏(狄)冶口。”(铜戈)
“九年戛(郑)命(令)向担司筏(寇)霉商武库工师盥(铸)章冶佴。”(铜矛}
“卅一年奚(郑)命(令)槁潘司筏(寇)肖(赵)它生库工师皮恥冶君(尹)启。”(锅戈)
秦国在栎阳、威阳等城内制造的武器上亦刻有相邦和工师、工匠之名。如:
“十三年,相邦义之造。咸阳工师田,工大人耆,工颓。”(铜戈)
“廿五年,上郡守口造。漆工师口,丞口,工城旦口。”(铜戈)
从，上述铜兵器铭文可知,武器的制造是由各级官吏督造和监管,最高可至王、侯，一.般则有相邦、司寇、郡守、县令监管、督造。工师、工大人等则为兵器制造的监工,诚如《荀子·王制篇》所说:“论有工，审时事,辨功苦,便备用,使雕琢文彩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治君(尹)”、“工尹”或“冶”,则为铸造兵器的直接管理者,具体掌握兵器合金比例，郎《考工记》所谓“冶民执上剂”。“工”则为铸造兵器的手工业工人或刑徒、官奴,这在秦上郡所出兵器铭文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秦三年上郡戈铭:“工城且口”。
二十七年上郡戈铭:“工隶臣聩”。
四十年上郡戈铭:“(工)隶臣庚”。
二十五年上郡戈铭:“工鬼薪戬”。
上述铭文中之“鬼薪”(三年刑徒)、“城旦”(四年刑徒)、“隶臣”(五年刑徒或是服第一、二年刑的三年刑徒),表明秦国手工业作坊中有用刑徒等官奴隶作冶铸工人的事实,而前述三晋铜兵器铭文中亦不乏以“司寇”作为督造或监管的记载;两相印证,表明掌管刑徒的司寇亦组织监督刑徒进行兵器生产,故除司空组织生产工具和兵器生产以供军需外;掌管刑部的司寇也从事兵器等官府手工业生产,供军事之需用。
(4)郡县制的普遍建立为后勤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
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推行郡县制(齐以都代郡)。郡多设在边地，以巩固国防为要务。其首长称为守,也尊称为太守，由武官担任。郡守有征伐一郡壮丁出征的权力。县设令、丞、尉。县令为一县之长，下设丞、尉。丞主管民政,尉主管军事。魏、韩等国在县令下设有御史,具有秘书兼监察的性质。韩还设有司寇,主管刑法;秦更设有县啬夫、县司空、县司马及治狱、令史等。此外,秦还设有与县并立的“道”,道设有啬夫等官职。
县以下有乡、里、聚(村落)或连、间等基层组织。乡有三老、廷橡等官吏。里有里正。在县城和乡里中都有伍、什编制，由伍长、什长管理。国民所担负之兵役、赋税统由郡县及其下属组织负责追缴,管理,输送。他们既是行政管理组织,也是负责后勤管理的组织。
三、平时战时后勤保障
战国时期的城市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已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武器及其装备制造的中心,以及兵员补充的中心。这一系列变化使战国时期的战争又具有新的特点:车战已丧失了它昔日的优势,不仅在攻娀战中,就是在野战中亦不得不让位于步兵和骑兵。因之,武器的制造及一切后勤设施就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为适应战国时期激烈而残酷的战争,铁兵器和弩的普遍使用,以及各种战争设备的改进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各国的统治者及军事家们对此都予以高度的重视,所以战国时期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武器装备及有关军事学科大发展的时期。
1、武器与衣甲
战国时期铁质材料的采用和弩的普遍使用,推动了武器研制和使用的进步与发展。
铁器的发明无论是对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人民生活或是军事科学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更为普遍了。当时铁器发展的特点、是数量多,质量较好,器类齐全，推广范围较广;二是在冶炼技术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诸如鼓风竖炉冶铁,展性铸铁的广泛使用,掌握了渗碳制钢技术和淬火技术等,使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成为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先进生产力的代表。①
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兵器逐渐成为主要的兵器。如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墓中出土兵器七十四件,其中铁制兵器五十二件,铜铁合制兵器二十件,铜兵器只有二件。可见铁制兵器所占比重之大。当然，战国时期就总的情势说，铁兵器的使用虽较为普遍,但铜兵器所占比重还是较大的。铁兵器取代锔兵器是到汉代才逐渐完成的。
弩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亦是战国时期武器进步的标志之一。
弩:战国时就已成为各国军队的基本装备了。从目前考古发现可知,最早使用于楚国。在湖南的战国墓中,多次发掘出楚弩。例如:1952年在长沙南郊扫把塘138号墓中就出土有弩,通长51. 8厘米,木臂用两段坚木斗合并而成,髹黑褐色漆。机括为铜制,无郭,有牙(上有望山)、牛和悬刀、拴塞等零件。弩上的弓为竹制,同出的箭全长63厘米。镞为铁铤锔镞,长2.2厘米,杆为竹制,涂有黑漆。此外,在长沙左家塘新生砖厂15号墓和常德德山12号墓以及四川、河北、河南等战国墓中都发现过类似的弩机。而在河南洛阳出土的一件弩,全长54厘米，出土时木臂痕迹尚存,臂后端套有铜盖,有铜制的牙和悬刀,无铜郭,前而安有铜承弓器。这件弩可能是装在战车上使用的。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墓里也有同样的弩。以上这些从考古发掘所获的弩，都是属于依靠臂力发射的“臂张”弩。②从文献所知,除“臂张”弩外,还有两种威力更为强大的弩,一种是“蹶张”弩，即以脚力踏张的强弩。《史记·苏秦传》载,苏秦在游说韩宣王时,对韩之兵器和士兵极力夸耀,他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黔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镝舁心。…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这里所讲的“超足而射”,“蹠劲弩”,按《史记·苏秦传》,《正义》解释为:“夫欲放弩，皆坐,举足踏弩,两手引揍机,然始发之”,就是用脚踏手拉的强弩，即“蹶张弩”。还有一种可能是用于守城的威力更大的连弩。《墨子·备高临篇》有“连弩之车”的记载,其形制,由于文字可能有错漏，难于读通,但可看出乃是一种装有铜机括的大型弩,其所用之矢，长十尺，“以绳口口矢端，如如戈(弋)射,以磨鹿卷收”。磨鹿,有如辘轳似的绞车,绳拴矢尾端,射出之后,还可卷收回来。参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秦始皇至琅邪时,听信方士徐市之言,以“连驽”射杀海中大鱼(鲸)的记载,这里所说连弩,与《墨子》书中之连弩一样,亦为在箭杆后面拴有绳索可以收回之大弩。
①张文彬等:《试以考古 资料简论战国西汉时期冶铁业的发展》,《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②杨泓《中 国古兵器论丛》
据《周礼·夏官》记载,战国时期的弩有夹驽、庾弩、唐弩和大弩四种。夹弩、庾弩较轻便,发射速度快;属于上述“臂张”弩类型,宜于攻守城垒或是野战时伏击所用。唐弩、大弩是强弩,以手脚并用之力或是借助机械力量进行发射,宜于车战、野战或守城之用。弩的种类增多和普遍应用,给战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梁惠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1年),齐魏马陵之战,孙膑在马陵道旁,埋伏善射者万驽,当庞滑军至之时,齐军万弩俱发,大败魏军。弩在这次战役中，给予魏军毁灭性打击,显示了强大的威力。《战国策·韩策》载“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豁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与吴越之剑齐名。”《荀子·议兵篇》中谈到魏国选拔武卒的标准之一就是能“操十二石之弩”,可见弩在战国时期已成为军队的重要装备之一了。
戈:战国时的戈,其内长在春秋戈的基础上继续加长,超过刃长的二分之一,这样就更便于发挥援和内的作用。另外在刃上缘和内上缘联线的形状及戈柄横截面的形状上也进行了适当的改进，以适应战斗的需要。①
戟:战国时戟的改进主要有三点:第一,使戟援上扬,将援与柲的交角从近于直角发展到100°以至接近110°角;第二,戟援由阔变窄，由直变曲;第三,使戟锋变锐,并下斜成斜刃，然后形成折角，使弧与刃相接,形成近乎圆周的弧度。经过上述改进,大大加强了戟援下刃的钩斫效能,增强了杀伤力。②
殳:又叫杵、杖、棒等名称,是一种竹木制作的打击兵器。为军队的基本武器。以坚木制成,长一丈二尺,一端为八棱形,没有刃，周围九寸。1977年随县曾侯乙墓出有七件以铜制作的殳头,其形呈三棱矛锋状,头后部及殳杆上还各套-一个球形带刺的铜箍,殳杆通长3. 29- 3.40米,直径2.8-3厘米。其铭日:“曾侯鄺之用殳”，与古书记载不同。另外,还有14件带环长杖,通长3. 13-3.23米，杖杆两端各套一铜饰,一端为圆简形，简长6-8厘米，顶部有一钮,环状,可穿系绳索。另一端的简饰为八棱简形,长11厘米,无刃无锋,可能是古书上所说之殳。③无论何种为殳或两者皆为殳的不同形制,到战国时,为加强攻击力,已采用铜殳头,特别是前者殳头后部及杆上都套有带刺的球状铜箍,而成为殳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殳显然较竹木制做的殳有更大的杀伤力。1976年在秦始皇陵兵马俑3号坑中也发掘出三十件铜殳头,其形为圆简多角尖锥状,长10.5、径2.3厘米,銎深8.9厘米。其装柄方式局矛,柄残,有的尚剩有1米长左右。④上述发现表明,从战国以后,殳从竹木兵器发展成为铜兵器,这就大大加强了殳的攻击能力。戈、矛、殳、戟都是装长柄的战斗武器,这在春秋以前，以车战为主的时代是非常适用的。然而历史进入战国之后,车战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步兵成为主要兵种,这样,武器的柄过长势必给步兵的作战带来诸多不便,所以《周礼·考工记》有言:“凡兵无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己又以害入。”意思是说武器的柲如果超过身长的三倍,不仅不能杀伤敌人,反而会毁了自己。为适应战国时期不同兵种的需要,既有适于车战的长秘武器,也出现了适于步兵使用的装短柲的戈、戟。如湖北随县擂鼓墩战国墓中所出
①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
②杨泓:《中国古兵器论丛》。
③随县描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掘报告》，《文物》1979年第7期。
④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戈、殳、矛、戟都有长柄和短柄之分,其中短柲单戈长1.3-1.4米，长桃双戈，长柲三戈以及三戈一矛同柲的长载的柲均在3米以上.①传世山彪镇所出铜器上的水陆攻战纹图案上也有步兵手持短柲戈戟进行战斗的场面。
剑:它的发展是战国时期武器装备改进的重要标志之一。剑属短兵器。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代替车兵成为主要兵种，剑也就成为步兵的标准装备之一了。“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釉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②从这段文字记载可知,弩、矢、戈、剑已成为步兵的基本武器装备。汲县山彪镇所出铜鉴，以及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壶和成都百花潭中学10号墓所出铜壶上的水陆攻战纹图案上,战士除使用长戟攻战外,也有一手持短柲戟,一手执剑战斗的图象。随着步兵在战争中作用的加强,对武磊识别墨进是军事学家们必须重视的问题。对于剑来说,-是要增加长度,同时亦要更加坚韧锋利。由于青铜较脆,使剑的长度受到–定的限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的改进,到战国晚期,剑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如秦国的青铜剑，在秦始皇时期已达到81-91.3厘米长,①比著名的越王勾践剑还长25.3-35.6厘米。其铸造方法则采用了先进的复合铸造法:剑脊部分含锡少,约为百分之十,因之较为坚韧,不易折断;剑刃部分含锡多,约为百分之二十,因之质脆而硬,使刃口更加锋利。此外，还采用了铬盐处理工艺,因之不易生锈,秦俑坑所出铜剑虽埋在地下二千多年,但尚未生锈,依然乌黑发亮,青铜铸剑技术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①随县擒鼓墩一号摹考古发掘队:《湖北随县曾侯乙基发掘简报》《文物为1979年第7期。
②《荀子·议兵篇》。
战国时期的铁剑有大量的发现。此时的铁剑,其长度大大超过-般青 铜剑,多不短于70厘米,接近 1米或超过一米 的铁剑也不在少数,最长的达到1.4米,几乎是一般青铜剑长度的三倍。其产地以楚国为最多，而且以质优驰名全国,以至使秦昭王甚为忧虑，他在对秦相范睢的谈话中透露了这一看法。他说:“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忧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②除楚地外,有关燕国的发现亦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钢铁工业的最高水平。1965 年在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中发现的一座丛葬墓(M44)，从墓里获得了五十余件铁兵器，其中仅剑就有15 把之多。③这些剑最短的长69.8厘米,最长的为100.4厘米，平均长约88厘米。其中三把剑经过鉴定,仅一把是用块炼铁直接锻成的，另两把则为含碳不均匀的钢制品,属以块炼铁渗碳制成的低碳钢件，是用纯铁增碳后多层叠打而成。为提高刃部的硬度,都经过淬火处理。经过淬火处理的长铜剑,其坚韧性能远远超过体短质脆的青铜剑,为步兵战斗的需要提供了充分的优良的武器装备。铁制兵器代替铜制兵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代替过程是逐步实现的,所以从总的情势看，战国军队中使用的武器还多是青铜制品,从秦俑坑所见武器多为青锔制品即可说明。以钢铁兵器代替青铜兵器的全过程经过了数百年的时间,直到汉代才逐渐完成的
①始皇陵秦儒坑考古发掘队:《临潼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
②《史记·范睢传》。
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基发掘报告》,(考古》1975年第4期。
除进攻型武器外，防御武器也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其主要器具有:
盾:古代叫做干,后世叫做盾牌、彭排、旁排,既是掩护自己防卫敌人兵刃杀伤的装备,亦是配合刀、剑向敌人进攻的一种武器。无论是步兵、骑兵或车兵都使用盾。步兵使用的叫步盾,形制狭长。车兵使用的叫孑盾(小盾),形制短狭,以犀皮或木板制成,又称犀盾或木盾。骑兵使用的叫旁排,正圆形,排中央向外凸出,内侧有系带,缚在左臂上,防备敌人箭射。在城市攻防战中,还使用一种大盾,谓之橹。《墨子·备高临篇》中的“蒙橹俱前”中的橹，即是用大盾掩护，以防矢石攻击而攻城的盾牌。另在《备城门篇》中,布置城市防御之时“百步为橹,橹广四尺”之橹，亦是以大盾遮挡敌人之箭雨,以防攻城的设施。
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导致战国时期的战争不仅有野战,也出现了城市攻防战。《墨子·公输篇》所载反映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攻防战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文中说:“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子壘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圈有余,公输盘诎。”在此,虽然未明确说明“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的具体攻防器械及方法,然足可表明其攻防战术之多矣。另外,《墨子.备城门篇》记载,墨子的弟子禽滑鳌,曾问过墨子防敌攻城的十二种方法。他说:“今之世常所以攻者,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蚊傅、鲼愠轩车,敢问守此十二者,奈何?”子墨子一一作了回答。从所问之十二种攻城方法看,有的是属于攻城方法,有的应是攻城槭器。从《墨子》所载并参照其它文献所载情况观察,这个时期用于城市攻防战的槭器大致可分二类:一类是攻城槭器,一类是守城械器。攻城槭器主要有:
云梯:云梯是一种攻打城市时爬城用的工具。据传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云梯。《诗经·大雅皇矣》中有“与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朱注“钩援,钩梯所以钩引上城，所谓云梯是也。”云梯在西周时称“钩援”。春秋末,鲁人公输般进行改进,即前文所说:“盘为楚所造之云梯。”云梯是一种很长的梯子,用转轴将两个各长二丈.以上的梯子连接在一起,并将其固定在车架上。车架上有一木棚，外面用生牛皮加固,以使攻城人员在棚内推车向城墙接近时,不致遭受敌方矢石攻击。古代攻城的云梯形式多样,但其基本形式不外乎一节或两节两种。名称繁杂,有竹飞梯、蹑头飞梯、行天桥、搭天桥、翻梯、踏云梯等。
愤韫:古代攻城战斗重要工具之一,下有四轮,车上为屋顶形木架,再蒙以生牛皮,并涂以泥浆,以防敌人矢石式火烧,车内可容十人。攻城时将其推至城下,以掩护穿穴打洞,破坏敌人城墙。赖韫车上除备有必需的土工器械外,还需携带各种武器，如短刃枪、短锥枪、抓枪、蒺藜枪、拐枪、烈钻、镄耳刀等。在挖洞掘墙时可用以铝土、掘土,遇敌时亦可作兵器使用。
临冲:临冲郎临车。《武经总要》中有临冲吕公车,外面以生牛皮围住,车分五层,每层有梯子可以上下,车内配有武器和破坏工具,车顶有天桥,进攻时,将车推至城墙下,可利用天桥冲至城上与敌人搏斗;车下有撞木,可破坏城墙。这是比较完备的临冲。按:临，有居高临下之意。战国时的临冲,可能是以生牛皮所蒙之高车,待车推至城下时，隐蔽车中的将士,可借高车之便,涌上城楼与敌厮杀,故称临冲。
守城器槭主要有撞车.撞车是一种撞击云梯的工具,就是在一个车架上系- -根撞杆,杆前端以铁叶包裹,当云梯靠近城墙时,推动撞杆将云梯撞毁或撞倒。《墨子·备梯篇》中的“持冲十人”,即以十人掌握之城上冲车,以撞攻城之梯也。，
抵篙叉竿:竿前横置带刃之工具,待敌云梯靠近城墙或敌兵爬城之时,将梯推倒或将人推落城下,亦可切断敌手。
地昕:利用瓮来昕察敌人挖掘地道方向的一种侦察工具,也可叫作瓮听。《墨子》一书专设《备穴》一篇,讲述如何防止敌人以挖地道进攻。其中有“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顺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罌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即将蒙以薄皮之大瓮,放置井中,使耳聪者听之,以察之敌人凿穴的方向,然后再从内向外凿穴,以破坏敌人穴攻的计划。此种办法，后代亦多仿效。
另外，守城的工具、物质甚多,诸如各种兵器，如拐突枪、抓枪、拐刃枪、锉子斧以及弓、弩、矢、滚木、擂石甚至屋瓦、砖头、烧沸的粪汁等亦可作为守城时之武器。
此外,还有专供观察敌情用的“巢车”、“望车”等。如公元前575年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共王登上巢车以观晋军情况即是。无论是各类兵器或攻守城之战具,都是战争中所必须的工具,是军事后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进攻武器的进步,防御装备也有了相应的改进。战国时期,皮甲仍继续使用,湖北随县擂鼓墩一号战国墓中所发现的大量皮甲,经过精心的揭剥修复,结合墓中出土竹简所记名称,让人们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甲胄的种类和结构。
战国时期的甲分“楚甲”和“吴甲”两种。其名称有彤甲、画甲、鄹(漆)甲、素甲等。除将士所着之甲外,还有专为战马制作的甲。目前清理出较完整的皮甲十二领。从这些皮甲来看,所有甲片经髹漆,主要是髹黑漆。现以亚号甲为例来看看他的组合状况。全甲由.身甲、甲裙和甲袖三部分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等共计22片甲片编成。身甲上口接缀竖起的高领，下缘接缀甲裙,两肩接缀双袖。甲裙由上、下四列甲片编成,上窄下宽,便于活动。身甲和甲裙皆在旁侧开口,便于穿系带扣。两只甲袖左右对称,各由13到52片甲片组成,其宽度自肩向下逐渐缩小,形成袖筒。皮胄也由18片甲片编缀而成,中有脊果，下有垂缘护领,与身甲上口竖起的高领共同担负着防备敌人“戟句其颈”的任务,以保护着甲者颈部的安全。马甲尚未揭剔完毕，然从其局部观察,也是由无数小甲片组成保护身体各重要部位的大甲片,然后再将大甲片编缀而成为一领完整的马甲,甲片之间以丝带相连,可使活动自如。
从湖南长沙浏城桥一号基、左家公山15号墓,湖北江陵拍马山5号墓,藤店1号墓及随县擂鼓墩大墓等墓中所出甲片观察,甲片尺寸一般较大,但并不一致,这是根据需要而裁制的。最大的长达26.5厘米,短的只有9厘米,一般为15- 20厘米不等。形状以长方形或近似梯形为多。较晚的标本由两层皮革合在一起,称为“合甲”。甲片上髹漆,甲片间以丝带或细皮条编缀,可以局部活动，从而既保护了身体,又不致于影响战斗。关于皮甲的制造,《考工记》作了详尽的说明，从选料、制作、种类到使用年限的规律都作了详尽的说明,与考古发现实物怡相吻合,反映了战国时期皮甲制作的高度水平。
除皮甲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铁铠。《战国策·韩策》中有“坚甲铁幕”,《吕氏春秋·贵卒篇》中有“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的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已经使用了铁铠。而在燕下都遗址44号基的发掘中，不仅发现了大量铁兵器,而且还发现了以89片铁甲片编缀而成的兜黎。①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大批.陶俑,其身上所塑之铠甲形象所透视的甲片的形制和编缀方法,大体和燕下都出土铁胄相同,说明铁铠在战国时期可能已经使用。
①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燕下都44号基发橱报告为。《考古》1975年第4期。
2、舟车与军马.
战国时期的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在南方地区,运送军队和给养主要靠舫船。《史记·张仪传》载:‘张仪谓楚王曰:‘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丽距扦关。”秦国远在西陲,不仅能造可载五十人及三月之粮、日行三百里的大船,拥有庞大的运输船队，而且还有用于战斗的战船,表现了秦国的造船技术水平。《史记·苏秦传引述秦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雨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雨下汉,四日而至清…..。”告魏之言日:秦军“乘夏水,浮轻舟，强弩在前,锬戈在后,决滎口,魏无大梁”。强大的水军反映了秦国水上势力之强大。秦国如此，吴、越、楚等南方水网地区,其造船技术水平当更高一筹， 然因资料匮乏,难以描绘其历史面貌,只能从《越绝书》等文献中窥见其点滴。据传吴越之时,船分三翼，“大翼一艘长十丈,中翼一艘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长九丈”。此外,还有“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可载百余人。由此可见其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河南汲县山彪镇等地所出战国早期铜鉴、铜壶上的水陆攻战纹图.上亦画有两层战船的图象:下层划桨，上层战斗的战船交战水中。这些都证实了战国时期造船技术水平的进步,从而为军队及物资的运送提供了方便条件。
造船技术的进步，与水上交通的开发是相一致的。在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周围,水道纵横,四通八达;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灃水的交通,也十分方便。特别是邗沟和鸿沟的开凿,使南、北水上交通得以大大的发展,水上运输物资的数量也是相当庞大的。如鄂君启节铭文说:“屯三舟为一胯(舸),五十胯(舸)。”就是说水上运输,集三舟合为一舸,以“五十舸”即一百五十舟为限;陆.上运输则以五十车为限,如以马牛驮载,以十匹当一车。以人肩挑,则以二十担当一车。鄂君启节是楚王发给鄂君的免税凭证，即水上运输可免150舟,陆上运输可免50车所载货物之税。150舟或50车所载货物其数量已不算少数，如再加上不免税的货物,其数量当更可观。可见当时用于运输的船只或车辆当不在少数,这些船只或车辆虽只是用于商业往来,如果战争需要也就成为运送兵员或军用物资的工具了。
①杨泓：《中国占兵器论丛》。
车战到战国时期虽逐渐走向衰落,但车辆制造技术却在不断地进步。从《考工记》中轮人、舆人、翰人所记有关车辆制造的质量要求等项,可知战国时的车辆较前更为结实耐用。如要求车辆制造必须做到“虽有重任,轂不折”。墨子在其《鲁问篇》中亦谈到他所制的车辖,可“任五十石之重”。从考古发掘所见商周时的车辆,轨宽在逐渐减小,车辕逐渐缩短,而轮上辐条的数目则由少增多。如战车轮的辐条多为26根以上,大大加强了车轮的承受力。轨宽由从前的2米以上，多改为1.80米左右,其辕长也由3米左右改为2米稍过,这就增强了车辆的灵活性,以适于战场及运输的需要。为使交通运输通畅,以保证平时商业交往及战时物资运输,秦国在范睢为相期间于秦岭开凿架设栈道。《战国策·秦策》、《史记·蔡泽传》中所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即指此。至此“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有了“空中走廊”,不仅使关中和天府之国的交往有了通衢,而且对于军事运输也提供了便利条件。桥梁架设技术上战国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51年，秦国“初作河桥”,①这是第一次在黄河上架设浮桥(即蒲津桥),从而便利了河西与河东的交通。浮桥的架设,实际上早在春秋时代便已出现。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后子(秦桓公子,秦景公母弟鉴),出奔到晋,“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这里的“造舟于河”,就是为了运送物资,临时将:船连于河上即所谓浮桥。但这并不是常设的浮桥，黄河、上常设浮桥是从战国开始的.公元前240年，赵国派“庆舍将东阳、河外师守河梁”。据《史记·赵世家》《正义》注，“河梁,桥也”。这是赵国在黄河中游所设的浮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军事上运输物资、兵员之需，当然也可以说是便利了东阳和河外的交通。
①《史记·秦本纪》。
马是重要的机动力量。战车需要马驾驭,骑兵需要战马方能驰骋疆场,运送军用物资也离不开马匹。迅速、及时地传递情报和消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马更成为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指挥作战的将军更需一匹高大英俊的战马。自商代以来,人们对于马匹的骈养就十分重视,到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交战的频繁，特别是战争方式的改变,以步骑兵为主的野战逐渐代替了以车战为主的列阵而战，加之骑兵在战争中又特别具有袭击和冲锋陷阵的作用,所以马对于军事家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因之对于马的驯养就更为重视了。战国诸雄中,重马尤以秦、赵、燕三国为最。因为他们与游牧部族为邻,除与中原诸雄交战外,还得加强对游牧部族的防范,这就更需要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赵国名将李牧在代时有骑兵一万三千匹,秦有骑万匹,燕有骑六千匹。骑兵已不再是依附于其他部队的谢庸,而逐渐形成为一.支能独立作战的部队了。这样,驯马,即如何养好战马就成为战争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问题了。据《战国策》记载苏秦所说，燕国有牧养“狗马之地”,并以“燕代良马”著称。秦国亦多方引进北方游牧部族的良马。《荀子·王制篇》中记载说:“北海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亦指出,秦王所乘之“纤离之马”就是有名的宝马。随着战争的频繁，良马需求增多,从而促使人们从驯养中不断积累了丰富的驯养和鉴别良马的经验，流传至今的甚为人们称道的相马法在战国时期就已相当有名了。他们能够根据马的各个部位的外形(如口齿、颊、目、髭、尻、胸胁、唇吻、股脚等部位)鉴别马的优劣,从而形成了一门鉴定马的才能和选种的专门技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和晋国曾先后出了两个伯乐。秦穆公臣孙阳伯乐，是秦国著名的相马专家。春秋战国之际赵简子的家臣邮无恤(一作邮无正，字子良,又称王良},不仅能相马,还能御马,较秦之伯乐,又进一成。马王堆三号基出土的帛书《相马经》实际就是战国时人的作品,是春秋战国时期驯马、相马经验的总结。该书分三篇,没有书名和篇名,共五千二百字。主要是抄录如何从目、睫、眉、骨等部位进行相马的方法。该书以伯乐相马法为基础,然后予以进一步的解释,把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即“国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即“天下宝”)三等,与《庄子·徐无鬼篇》中相马所分等级基本一致。
3、粮秣与军费筹措
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的普遍建立,各国封建统治者也都先后实行了以郡县为单位的征兵制度。这种制度与当时的户籍制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加强对农民的控制,各国封建政权把全国的人口编人国家户籍,“五家为伍”。并且将户籍编制和军队中“伍”的编制结合起来。为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以保证赋税和徭役的征发,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商君书·境内篇》说:“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根据《秦律》,民户徙居要报告官吏,重新登记户口,这叫做“更籍”。对于户口数字,必须准确无误。如有大误,当官的要受处罚。所谓“大误”,根据《云梦秦简·秦律》:“可(何)如为大误?人户、马牛及者(诸)货材(财)直(值)过六百六十钱为大误,其它为小。”《秦律·效律》中亦说:“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若犯大误,所受到的处罚是:“人户、马牛-,赀一盾;自二以上,费一甲。”户籍和征兵制的紧密结合,从而保证了衣甲、粮秣、军费及兵员的筹措,有利于国家的财政税收。
财政税收是战国时期各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军费筹措的主要渠道。战国时期的财政税收系统分为二大部分,一是征收田地租税的“内史”,即秦朝时的“治粟内史”和汉时的“大司农”。其主要职能是征收粮食，以保证政府机构,亦包括军队的供给等等;一个是“少府”，主要征收人口税、手工业和商业税,以及山川、矿产、盐铁诸税。少府不仅是王室的税收机构,而且还开设有各种作坊，制造包括军品在内的兵器、工具、被服、器物以及各种奢侈品。少府的收入，除供王室享用之外,还是军费的重要来源,甚至直接提供武器。这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兵器铭文可得到证实。《战国策·韩策一.》说:“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据《史记·苏秦传》《集解》和“索隐”的解释,韩除有南方谿子蛮所出豁子弩外,还有“少府”所造之名弩,即“力倍子常”的时力和“足以距来敌”的距来,“皆射六百步之外”。另外在三晋的铜器上也有“少府”制造的铭文。如上海博物馆所藏铜钺上就有“少府”铭刻。
秦国管理财政的机构为内史(大内)和“少内”。这从湖北云梦出土秦简中可以得到证明。据云梦出土《秦律》中的《仓律》规定:“人禾稼、刍、稟,辄为唐籍，上内史”,即是说征收田租所得的粮食、饲草、禾秆,必须立即登记人仓，上报内史。
《秦律》中的《金布律》明确谈到的还有“少内”。该律文说:“县、都官坐效、计以负尝(偿)者,已论。啬夫即以其直(值)钱分负其官长及冗吏,而人与参辨券,以效少内,少内以收责之”。这里所说的“少内”，即“少府”。田租归内史主管,口赋、盐铁之利归少府主管。征收口赋，即人头税是从离鞅变法时开始的。《淮南子·汜论训篇》说:“头会箕赋,输于少府”,而《汉书·陈余传》更明确指出秦时“头会箕赋，以供军费”。所谓“头会”，就是按人头摊派赋税，即人口税，“箕赋”，就是征收赋时用箕来装钱。“头会箕赋,以供军费”表明，“少府”所收之人头税,至少有一部分是供应军队的。
除口赋外,少府所征收的手工业税，如“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当是其收入之重要来源。所以商鞅主张“一山泽”①,即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泽的收入。汉代桑弘羊在《盐铁论·非鞅篇》中明确指出商君“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槭完饰,蓄积有余。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山泽之税”，“盐铁之利”对于国家财政所人,军旅之费，“蓄积以备乏绝”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对秦国的财政收人亦曾作过明确的说明。他说秦用商鞅之法,“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②可见这几大项收人确是秦国的重要财源,也秦军重要的物资保证。
此外,还有商业税,主要是市税,也称市租。这不仅是秦国君的收入,也是封君和将相等入的私入收入。各国边地多设有“军市”，军市的税收归驻军将领私府征收。《史记·廉颇藺相如传》中有赵国名将李牧将军市所收之“市租皆输人莫(幕)府，为士卒费”的记载。即李牧将军市中所征收的税款归人幕府,作为奖励士兵的赏赐,从而得到士兵的拥戴,成功地保卫了赵国北部的边防。在楚国，据鄂君启节铭文规定:“女(如)载马牛羊台(以)出内(人)关,则政(征)于大窗(府),毋政(征)于关。”意即如贩运牛马羊等牲畜,归国君直属的太府征税。一般货物经过关卡,除了封君有免税特权外，都必须向关卡纳税。关卡纳税,属政府财政收入;太府所得税收,则属于王室收入。
战国诸国税利,大体与秦相差不多,除纳田租外,多征收人口税，只有齐国稍有不同。齐国征收田租的办法有三:(1)“相壤定籍”，就是按照土地质量好坏规定租税等级。《管子·乘马篇》说:.“郡县，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这里的“上腴之壤”、“间壤”、“下壤”,即上、中、下三等土壤。根据土壤的好坏而收田租,这是管仲“相地而衰征”主张的发展和具体化;(2)按户征收户籍税，叫做“邦布”。《管子·山至数篇》和《轻重甲篇》都谈到了“邦布王籍”这个问题,说“邦布之籍,终岁十钱”。即每户每年向国家交税十钱;(3)人口税。《管子·海王篇》说:“万乘之国,正(征)人(应纳税之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就是说，一个大国可向一百万人征税,每人每月三十钱,可得三千万钱。虽然这是一个夸大的数字,但表明齐国也征收人口税。田租、户税、人头税,其形式虽然有别,但都是国家的重要财源,也是衣甲、粮秣及各种军事费用的重要筹措渠道。
①《商君书·垦令篇》。
②《汉书·食货志》。
4、重要战役的后勤保障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一些重要战役与后勒保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文献记载阙如，故只能根据某些重大战役中的典型战例作–简要介绍。
齐魏马陵之战:
齐魏马陵之战是战国中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次战役以齐胜魏败而结束,魏从此一蹶不振。
齐魏马陵之战始于魏伐韩。当时的魏国在桂陵战败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秦胁其西,齐威其东,赵踞于北,韩强于南。为摆脱困境,魏惠王采取了“和赵抑韩”的策略:即将邯郸归还赵国,并与赵成侯盟于漳水之上;西与秦在今彤(陕西长安附近)相会,达成协议，从而缓和了北面和西而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34l年派庞涓为将,率师伐韩。庞滑率兵直攻韩都(今河南新郑),韩求救子齐。齐采纳孙膑建议,待韩魏消耗疲敝之时,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救韩。齐军没有直接救援新郑,而是直扑魏都大梁。庞涓闻之,归救大梁。魏惠王亦动用全国军队欲与齐决战。孙膑向田忌建议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以减灶之法迷惑魏军,引诱其轻兵追袭。魏军连追三日,庞涓心中高兴,认为:“我固知齐兵怯,人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于是,“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膑估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今山东濮县东南)之地。遂在该地设下伏兵并在路旁的一颗大树上剥皮写道:“庞涓死于此树下。”又命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告诉他们说:“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率追兵来到树下,发现树上有字,便点火照亮,看上而的字,未曾读完,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庞滑自刎。于是,齐军乘胜破其军,虏获太子申凯旋。马陵之战，以魏军的惨败而结束。此次战役中齐军巧妙地利用了减灶诱敌的办法,造成弃盔丢甲,狼狈逃窜的假象,从而迷惑了魏军,并借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一弩的威力以及马陵道狭,树深林密的地形优势,一举消灭了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马陵之战,孙膑减灶诱敌,创造了以后勤谋略胜敌的范例。秦赵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秦赵间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此前,秦曾两次越韩魏而奇袭赵之阏与，皆遭失败,遂改变策略,先攻韩之上党,以为进攻赵国的基地。
上党地区位于山西省东部、东南部,系五台山脉、太行山脉、中条山脉及太谷山脉所构成的高台地区。其北属赵,其南属韩,其西属魏,乃韩、赵、魏三国交接地区。其时魏之安邑、新垣等地区已为秦占,欲攻赵必先掠取韩之上党,方能达到目的。公元前268年,秦派兵略定魏之南阳地区。公元前264年秦又命武安君白起伐韩,占领韩之南阳地区,绝韩太行之道。公元前262年白起再次攻取韩之上党地区。韩.上党守降赵。秦、赵在上党地区形成对峙。秦派左庶长王齙乘赵对上党之守御未固之机进攻并占领了上党。于是赵孝成王派廉颇率赵军三十万据守长平(今高平县境),阻击秦军。此时赵收归上党守军百姓合其部队共有四十五万左右。廉颇筑壁垒坚守,迫使秦军三年无法进展。秦相范睢乃行离间之计,使赵王撤换了廉颇,于公元前260年派名将赵奢子赵括为将守长平。赵括惯于纸上谈兵觖乏实战经验，上任后即“悉更约束,易置军吏”,出兵击秦师。“秦将白起抓住战机,纵奇兵,佯败走”,赵军不知是计,追击至秦营垒。秦军坚守,赵军无法攻破,此时秦以奇兵二万五千人断绝了赵军后路,又派五千骑将赵军一分为二并切断其粮食补给线。秦出轻兵打击赵军。赵军只好筑壁坚守,以待援兵。秦王听说赵军粮道已被切断,遂以赐民爵各-级的条件，发河内年十五以上的壮力奔赴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赵军困守绝食四十六天，“皆内阴相杀食”。不得已来攻秦垒,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投降白起。武安居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万人。赵人大震”①。长平之战,秦人以断赵粮道,并动员全国年十五以上的成年皆赴长平,继续“遮绝赵教及粮食”,最终打败赵军,夺取上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四、吴起、商鞅、孙膑、尉缭的军事后勤思想.
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和孕育了许多深刻的军事思想。当时军事后勤思想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昊起、商鞅、孙膑、尉缭等。
①《史记·白起、王翦传》。
1、吴起的军事后勤思想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战国著名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初为鲁将,后投魏,再逃奔楚国。先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任令尹,辅佐楚悼王变法,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悼王死，楚旧贵族叛乱,吴起被杀,变法失败。
吴起治军有方。《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吴起》四十八篇,已佚。今本《吴子》虽系后托,但亦可看出其军事后勤思想十分出色，他主张:教民练兵,养精蓄税,储积物资,以备急患,优军抚属,鼓励土气。在与敌交战中,主张打击后勤不备之敌,避开后备充足之敌等,其主要观点如下:
(1)注重文德武备,国家方能强盛.
吴起见魏文侯时,述以兵事,而魏文侯故意说“寡人不好军旅之事”。吴起根据亲自考察的情况指出:“今君四时使斩离皮革,掩以朱漆,画以丹青,烁以犀象…为长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革车奄户,缦轮笼毂….”。积极进行武器、甲胄,,车辆等战具生产,这些做法和说的相违背。同时进一步指出魏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仅能适应“进战退守”,譬犹伏鸡之搏狸,乳犬之犯虎,虽有斗心,随之死矣。”要想发展,必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即:“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方不至蹈承桑氏“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的覆辙。吴起说的话深为魏文侯赏识,遂立为大将,守西河，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折地千里,为魏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2)治兵之道以后勤为先
武侯询向用兵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吴起答道:“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所谓四轻,就是“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险易,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①战马、战车、刍秣、膏锕，锋利的武器和坚韧的甲胄,无一不是战争中所需之物质,只要地形便于驰马,马便于驾车,车便于载人,人就便于战斗,就能取得胜利。可见,用兵之道，首先应保证后勤供应,才能为战斗的胜利奠定基础。
在行军之中,吴起对于参战人员的饮食以及人马精力之保养亦十分重视，他说:“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则治之所由生也。咽如能做到上述三点,就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反之,“若进止不度，饮食不适,马疲人倦而不解舍，”就是不听从上级的命令,必然造成战则败,居则乱的局面。对于军马的驯养,吴起有比较深人的研究。他说:“夫马,必安其处所,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刻剔毛鬣,谨落四下。戢其耳目,无令惊骇;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车骑之具,鞍勒衔警,必合完坚。凡马不伤于末,必伤于始;不伤于饥,必伤于饱。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能明此者,横行天下③。”国从养马的细节,到人与马之间关系,从马具的配置到用马的注意事项,从马的饮食到马的逸劳,都作了充分仔细的说明。总之,必须作到“宁劳于人,慎无劳马。常令有余,备敌覆我”,乃可横行天下。
(3)料敌之备,以定进退
吴起在对魏武侯的答对中,谈到在何种情况下可向敌人发动进攻;何种情况下应避开敌人锋芒之时,亦多从后勤的角度进行考虑，他说:“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日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剖冰济水,不惮艰难;二日盛夏炎热,晏兴无闲,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日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日军资既竭,薪刍既寡,天多阴雨,欲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利,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柜,倦而未食,解①②③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无疑”。①.上述八种情况几乎无一不与后勤有关,尤以第三、四、五诸项更可谓与后勤直接相连。反之如若敌方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赏信刑察,发必得时;陈功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则应避之,这叫做知难而退。这里所讲六点也多是从后勤考虑。战争,实际乃是后勤之战,只有物力雄厚(这里的物力实际上包括人力在内)准备充分、方进可战,退可守。
《吴子·治兵篇》。
(4)赏军优属,安抚民心
武侯问吴起:“严刑明察，足以胜乎?”吴起答道:“严明之事,臣不能悉”。然“发号施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要作到乐于听命,乐于战斗,乐于战死,必须“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为此武侯在朝廷设筵,按功劳大小人坐。“上功坐前行,脊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肴席器差臧,无功坐后行,肴席无重器。”对其家属亦照此办理。“行之三年秦人兴师,临于西河,魏士闻之,不待吏令,介胄而奋击.之者以万数。”
对于士兵，吴起甚为关怀,能与士卒共甘苦。《史记·孙子吴起传》载:“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治之。”此种以身作则与士卒同甘苦的带兵方法,实予士卒精神上以极大鼓舞,以至《史记》又接着叙述了一个小故事:“卒母闻而哭之。人日:“‘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日:‘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吴起的带兵方法确实给军士以极大的力量和鼓舞。对于军人的家属予以优抚。“厚其父母妻于”这样可以使参加战斗的人,力量倍增。
①《吴子·料敌篇》。
2.商鞅的军事后勤思想
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 年),战国时期政治家。复姓公孙,名鞅。卫国人，原为魏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曾向魏王推荐,未被召用,遂人秦。说秦孝公以变法之术,先后被任命为左庶长、大良造,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发生了深刻变化，迅速富强起来,为统- -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公孙鞅因破魏有功,受封于商,故日商君,又叫商鞅。《汉书·艺文志》有《商君》二十九篇,今存三十四篇。商鞅不仅是政治家,在治理秦国的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政绩,而且是著名的战略后勤家,他的军事后勤思想观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以农业为本,农战结合，国富民强。
商鞅在秦实行变法,以农战为其根本大计的思想在《商君书·算地》中有着突出的反映。他说:“圣人之为国也，人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圣人治理国家,对内让人民专心务农;对外使人民甘心情愿作战。务农是艰苦的,而作战又是危险的,而人民之所以能乐于“犯其所苦,行其所危”,是因为他们有着生前如何得到,死后如何留名的考虑。作为国君对于人民取得名利的途径应该予以很好地研究。只有使“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人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只要人民尽力务农,不怕牺牲，国家必定富强。商鞅为使“民归心于农”,在其变法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如奖励耕织,崇本抑末等;为使秦民勇于作战,亦采取了不少新的政策，无识别结果如励公战,刑私斗,设立二十等级军功酹制等;为使秦国富强,农.业、战斗两不误,又采取了徕民之法,诱使三晋之民到秦垦荒,并予以–定的优待,从而使秦民可以腾出手来,专事于战争,即“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这样“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确是“富强两成之效也。”由于商鞅以农战为根本,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以行政,甚至法律手段保证其思想的贯彻执行,从而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2)准确掌握国内物力实情,合理利用国家资源,为战争动员做充分准备。
商鞅在《商君书·去强篇》中明确指出:国家要强盛,必须掌握十三个基本数据,即:“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据高亨《商君书新笺》注释，“仓口”应为“仓府”,即粮仓、府库之意。只有掌握了这十三项基本数据,国家才能富强,否则“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除此之外,对于国家的资源亦应作到合理规划,以使物尽其用。他在《算地篇》中对国家资源利用的意义,如何合理规划使用,作了详细说明。他说:“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就是说,人民超过土地,国家功业就会减少,兵力也会削弱;土地超过人民,山泽财物就不能充分利用。如果“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这些话意思是说如果听任人民浪费国家资源,就是国君的错误;要是再_上行下效,就更势必造成人虽多而兵力弱,地虽大而财力小的结果。他认为,作为一个国君,要治理好国家,就应该掌握正确的原则,合理规划国家资源,即“山林居什一,戴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据清代俞樾说;“都邑蹊道下有阙文。今据《徕民篇》补云:‘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如此方合整一之数。)此先王之正律也”。将山村、薮泽、溪谷、流水、都邑蹊道、恶田、良田按照一定比例,合理安排利用,就可作到开垦的田地足以供人民吃用,城镇道路足以供人们生活,山林、池泽、河流足以供人们利用,池泽、堤坝足以贮藏水利。如果军队出征,可以保证充足的粮草供应,而且还有剩余。如果不打仗,人们勤劳耕作,则可作到丰衣足食,年年有余,这就是利用土地准备战争的原则。商鞅坚持“物多者强”的原则,他在《去强篇》中还强调“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物之国守千物者削。”这段文字有一些错误.和阙佚,据高亨《商君书注释》:第一句,“主”当为“国”字,多、少二字应换位。此文应为:“国少物,削;国多物,强”。第二句似有脱文，当为“千乘之国守万物者强，守千物者削。”照订正过的语意，则可知商君意为:国家物资缺少,力量就削弱;国家物资丰富,力量就必然强大,千乘之国拥有万乘之国的物资,国势必强;如果仅有千乘之国的物资,力量必然削弱。一个国家要富强,一定得拥有充分的物资储备。“国富则兵强”，这就是商鞅军事后勤思想要点之一。
(3)实行奖励和保护政策,促进农业发展,为军事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商鞅变法中实行的奖励耕战和保护农业的政策是在–定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在《商君书·算地篇》中他曾谈到:“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搏于敌,搏于敌则胜。”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只有人民勤于耕作,赏赐有统- -的标准,国家就能富强。要保证人民“务本”,就不能鼓励经离。他在《去强篇》中以粮谷买卖即以粟、金生死为例，论证了本末之关系。他说:“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买来粮谷,金钱就花掉;卖掉粮谷,就可获得金钱。“本物贱,事者众,买者少,农困而奸劝,其兵弱,国必削,至亡。”他的话的意思是说，如果粮价很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而买粮的人少,农民就会困苦,而奸商则甚为活跃,其结果必然是兵力弱,国家力量也随之削弱、以至于灭亡。紧接着,他具体指出:“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粟十二石生于竟内,金一两死于竟外。”就是说,黄金一辆输人国内，就会有粮谷十二石输出国外;粮谷十二石输人国内，就有一两黄金输出国外。“国好生金于竟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重在积聚钱财,那么,金子、粮谷都要缺乏,粮仓、府库就都要空虚,国家也就贫弱了。国家如果重视农业，发展粮谷生产,那么,金子、粮谷都会增加,粮仓、府库都会充实,国家也就富强了。商秧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所以在变法时制定了一整套奖励耕战,崇本抑末,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从而使秦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孙膑的军事后勤思想
孙膑(约公元前380-前320年),战国时著名军事家,生于齐国阿、堙之间(今山东阳谷东北)。大约与商鞅、孟轲同时。系孙武后裔。据传曾随鬼谷子习兵法。后受同学庞涓之迫害,受膑刑，故人称孙膑。后到齐国,齐威王任为军师。桂陵、马陵之战,大败魏军，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著有《孙膑兵法》八十九篇,然早已失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有《孙膑兵法》竹简,共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虽有残缺,但基本再现了《孙膑兵法》的基本面貌。其中所反映的军事后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而:
(1)“事备而后动”，积极进行后勤装备。
孙膑在见齐威王时说:“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勤动。”他认为战争不是随意可以进行的，胜利不是可以一昧贪求的，一定要作好战争的准备工作,然后才能采取行动,即所谓“事备而后动”。接着他又说到:“故城小面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城小面防守坚固,是因为有充足的物资贮备;士卒很少而战斗力强是因为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如果防守时没有充分的物资贮备,进行的战争又不是正义的,任何军队也不可能做到守必固,战必胜。有了充分的准备,所进行的战争又是正义的,必然会取得胜利。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是孙膑的军事思想,也是其军事后思想的主要观点之一。
(2)控制敌人粮秣、水源、渡口、要道、险要等环境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
孙膑在其所著兵法中多次谈到控制敌人粮秣、水源等重要问题，他在《五名五恭篇》中针对不同的敌人而采取不同的办法对待。他按精神状态将敌军分为五类,其中对“骟忌之兵”采取的策略是:“薄其前,課其旁,深沟高垒而难其粮”。所谓“鴟忌之兵”就是指狡猾多疑的敌军。对这类军队就要采取正面逼近,扰敌侧翼,然后掘深沟,筑高垒,再断其粮道，就必然取得胜利。如果自己的军队在“积弗如…..众弗如….习弗如….”即在物资储备,兵力,军队素质等诸方面都不如敌人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争取行动自由，以便制胜敌人，则应设法使敌陷于困境。如《孙膑兵法·五充九夺》所说:“故兵….趋敌数。一日取粮;二日取水;三甲取津;四曰取途;五日取险;六曰取易;七日取口;八曰取口;九曰取其所读贵。凡九夺,所以趋敌也。”①即在粮秣、水源、渡口、要道、险要等九方面设法使敌陷人困境从而制胜敌人,这诸多因素主要都是在后勤供应上设法使敌人就范。
(3)足够的物资储备与灵活运用各类器械是战胜敌人的主要方法之一。
孙膑经常谈到“用兵无备者伤”。(《威王问篇》)“埤垒无其资,众恐。”(《将失篇》他在这里明确地指出，足够的物资储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对于各类器械的应用,以至军种的运用,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他在《八阵篇》中说:“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意思是说在平坦的地势作战,就多用车兵，若是在险要的地方作战,就多用骑兵,在两侧高峻,中间狭窄的地方作战，就可多用驽兵。他认为,对于武器的选择也应如此。“莫藜者，所以当沟池也。车者,所以当垒[也]。口口[者],所以当堞也。发者,所以当埤境也。长兵次之,所以救其隋也。铁次之者,所以为长兵口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难其归而徼其衰也。驽次之者,所以当投机也。”①孙膑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蒺藜、战车、大盾、长兵、短兵、弓弩,各有其用途,应充分发挥其作用。攻守器械也都要锋利坚实。如果防御设施的牢固程度挡不住敌人进攻的兵器,或是进攻的武器不如敌方防御设施牢固,都会吃败仗。这就是孙膑在《兵失》中所说的“备固不能难敌之器用,陵兵也。器用不利敌之备固,挫兵也。”
①《孙膑兵法·五度九夺篇》。
此外,孙膑在增加设施以守,乘敌不备而攻,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等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深刻反映了孙膑十分注重物质准备的军事后勤思想。
4、尉缭的军事后勤思想
尉缭(生卒年不详),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原籍尉氏(属战国时魏地)。后人尊称为尉缭子。学过商君之法,又精研军事形势理论。曾向魏惠王表述过自己的用兵韬略,但史书中未见有魏惠王委以职务的记载。根据史书所载魏惠王时期的形势是:东为齐国所败，西地为秦所夺,南面受辱于楚。显然魏惠王并未采纳尉缭的方略，更未授予什么职务,想必是尉缭见过魏王之后就离去了。以后行综,现无从考察。《汉书·艺文志》中有《尉缭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的记述,从中可以了解尉缭的军事后勤思想。
(1)奖励农战,富民强国
尉缭的主张多与法家-致，如“举贤任能”，“明法审令”，“贵功养劳”等。他主张以爵禄来奖励耕战,在《制谈篇》中说“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并主张‘治本”，招抚流亡,开垦荒地。“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①还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王国富民,覆国富士”。②他说:“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③“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④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奖励耕战政策,节赋敛、减轻人民负担，富民强国。这些主张就是尉缭军事后勤思想的主体。
①《孙膑兵法·陈忌问垒》。
(2)充足的物资准备是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战国时期由于城市的发展,各类城市不仅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是重要的军事据点。如何建筑城邑?尉缭认为，应“量土地肥境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⑤他所说的意思是,应根据土地的肥沃与贫瘠情况建筑城邑,所建城邑与土地大小相适应,城的大小与人口多少相适应,人口多少与粮食生产相适应。只要作到“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就是说，如果以上三个方面都相适应,则内可以固守城池,外可以战胜强敌。为什么能战胜于外,他认为主要在于“备主于内”。换句话说，就是内部有了充分的准备。这种战胜与后备的关系,他指出“犹合符节,无异故也”。意思是说就象符节相合,没有其它什么缘故。对于城市的防守来说,也是这样。只要有了充分的准备,就不易被敌人攻下。他说:“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⑥现在有座城市,无论东西南北进攻都攻打不下,难道是没有遇到吉利的时辰吗?他的回答是:“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则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⑦这些话的意思是
①《尉缭子·兵谈第二篇》。
②《尉缭子·战威第四篇》。
③《尉缭子·治本第十一篇》。
④《尉缭子 ·原官第十篇》。
⑤《尉缭予 ·兵淡第二篇》
⑥《尉缭子 ·天官第一篇》。
⑦《尉缭子·天官第一篇》。
说,之所以不能攻取,是因为城墙筑得高，城壕挖得深,武器齐备，钱财粮谷积聚充足,将士齐心合力的缘故。反之,“若城下池浅守弱,则取之也。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①他还认为，一个将领若要出兵打仗,必须审时度势,了解敌我双方的利害得失。他说:“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之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人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人也。”②这就是说,出兵之前，对于武器是准备充足,抑或有所短缺?粮食供给是充足,还是不够，都应有周密的考虑。作好一切准备之后,再出兵讨伐暴乱,方能取胜。他总结了先王用兵的经验,提供军事家们参考,他说:“本务,兵最急,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职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③如果能按照先王的五点经验从事，则固若金汤,攻无不克，而在这五点经验中,其中委积,即粮食、物资的预备是第一位的。其余赏赐、俸禄、武器装备.等无一不与后勤有密切关系。可见在尉缭的军事思想中，军事后勤部分所占地位的比重。
对于战争中后動工作的具体运用,尉缭也提出了许多方略。他说:“夫守者,不失险者也。”④所谓防守,就是不要丢掉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如何防守呢?他提出:“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妄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⑤这就是说,一丈长的城墙布置十人防守,炊事勤杂人员不算在内,担任出城攻击的部队不担任防守;防守的部队不出城攻击。这样,可以一
①《尉缭子·天官第一篇》。
②《尉缭子· 兵教下第二十二篇》。
③《尉缭子 ·战威第四篇》。
④《尉缭子 ·守权第六篇》。
⑤《尉缭子·守权第六篇》。
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以千当万。修筑城墙并非无故浪费民力,而是为了防守的需要。“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他深而广，城坚而厚,土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此守法也。”①千丈之城,以万人防守。护城河要柁得既深且宽,城墙要筑得高大坚实宽厚，守城军民协同一致,粮食柴草供应充足,弩弓结实，箭矢强硬，矛戟合适,这就是守城的法则。他认为:“凡守者,进不郭围,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战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折而人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矣。”②意思是说凡是防守,进不守外城前沿,退不设亭障以作防卫,这种单纯防御的办法是不好的战法。应将勇武强壮的军民,精良的武器,强劲的弩矢配置在城郭上,将窖藏和仓廪的粮食集中起来,把城外房屋庐舍折毁,并运进城内,使敌人耗费十倍百倍的气力,而防守者只不过用一半的力气,就可使敌人伤亡惨重。
城市的防御，如果是“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荟未张，则虽城无守矣。远堡未人,戍客未归,则虽有人无人矣。六畜未聚,五谷未收,财用未敛,则虽有资无资矣。”③如果关津桥粱没有折除,要塞没有修筑,城防工事没有构筑,铁蒺藜等障碍物没有铺设,这样的城市等于没有城可守。远离城堡的入还没有回城，戍守的兵土也未回归,这样虽有人等于没人。六畜没有聚集,五谷未能收获,财物也未集中,这样虽有资财等于无资财。若是“城邑空虛而资尽者,我因其虚而攻之”。如果遇到城市空虚而又无储备的情况，就可乘虚而攻之。
充足的物资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基础。要使战争取得胜利,还需贯彻“明罚信赏”这一法家的正确主张。对此,尉缭也十分重视。他说:“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民众并不是乐于死而厌恶生,只是因为号令严明,法制清楚,所以他们才不怡牺牲,奖赏公布于战斗之前,获罪之后亦坚决惩处，出师就能胜利,战斗就会成功。“明罚信赏”是保证胜利的条件之一,亦是尉缭军事后勤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①《尉缭子· 守权第六篇》。
②《尉缭子· 守权第六篇》。
③《尉缭子 ·攻权第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