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洋刍议》

作者：清·薛福成

出自————《筹洋刍议》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筹洋刍议》

        (1879年)

        约章

        两国议和，不能无约。约章行之既久，恐有畸重畸轻之事，以致两国之有偏损也，不得不订期修改，以剂其平，此中外通行之例也。然修约之举，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一国允而一国不允，不行也。伊古以来，未闻有修约不遂，而遽至决裂之举。惟其如是，则存自利之见者，不得恣睢以从事;有自护之权者，不妨从容以徐商。曩者滇边案起，英国威使以马加里之死，多方挟制。中国务持大体，不得不量予变通，以弭外畔。于是始立烟台之约①。今前案早结，而英国于约内之事，尚未尽行。其理绌，则其气衰，所以威使支吾延宕，但嗾德国巴使借修约之事，多所要求。要求不得，旋肆恫喝，恫喝不

        ①郎1876年9月13日英国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北洋大臣李鸿章在烟台签订的(姻.台条约》。

        应，而彼之技乃穷。即令佯示决裂之形，中国惟当静以待之。其万不能允者,始终坚执一辞，而彼固无如我何也。如其可允，而有大损于中国者，宜取大益以抵之;有小损于中国者，宜取小益以抵之。损益适足相当，彼商民犹未惬望，或将如英国新约之订而不行，否则相持不决，而修约中止，要之不失为中道，固非中国所虑也。虽然，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西人始来不过一二国，中国不知其牵率而至者，如是其众也。既因有此约，一国所得，诸国安坐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也。失计莫甚于此。从前诸国以英国为主谋，英国允而各国无不照行，是尚有统宗之处。今则德国雄长欧洲，每事与英竞胜，且烟台条款，德人借英之力沾利多矣。今复以修约而诛求无已，而英人亦乘间而导之，合力以谋之，此皆“利益均沾”一语阶之厉也。往者不可救，来者犹可追。今欲顿弃前约,彼必不肯从也。是莫如存其名而去其实，使彼相忘于不觉。往见戊辰与英国所订新约，第一条及照会之文,用意甚善,惜乎其未行也。又闻总税务司赫德之议，拟订各国通行约本，另设一汉文条约底式，凡有外国订约者，即按通行之约以授之。此诚省事之良法也。“利益均沾”之文不必去，而其弊自去矣。今岁德国修约，尚未定议，英法亦届修约之期。如竟能罢论固善，不然，则三国同时议约。宜告之日:约文有“一体均沽”之语，若稍有参差，则一事两歧,而开办无期;莫若乘立约之始，而会归于一。英、法、德三国既允，其余诸国可无虑矣。他日届期修约，彼即不能迭出以相尝，万一意见不合，不过互相牵制，不行新约而止耳。各国无端之喧聒，其少纾乎? 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夫商民居何国何地，即受治于此地之有司①,亦地球各国通行之法。独中国初定约时，洋人以中西律法迥殊，始议华人治以华法，归华官管理;洋人治以洋法，为洋官管理。然居此地而不受治于有司，则诸事为之掣肘。且中国之法重，西洋之法轻，有时华人洋人同犯一罪，而华人受重法，洋人受轻法，已觉不均。今即以人命论，华人犯法，必议抵偿，议抚恤，无有能幸免者;洋人犯法，从无抵偿之事，洋官又必多方庇护，纵之回国，是不特轻法所未施,而直无法以治之矣。此无他，有司无权之故也。为今之计，既不能强西人而就中法，且莫如用洋法以治洋人。按烟台条款,有照会各国议定审案章程之约。赫德亦谓华洋讼件，宜定一通行之讯法，通行之罪名，乃能经久无弊。近闻美国与日本议立新约，许归复其内治之权，外人皆归地方官管辖。中国亦宜于此时商之各国，议定条约:凡通商口岸，设立理案衙门，由各省大吏遴选千员，及聘外国律师各一人主其事;凡有华洋讼件，均归此衙门审办。其通行之法,宜参用中西律例，详细酌核;如犹不能行，即专用洋法亦可。何也?治华洋交涉之事，本与中国自治之法不同。以

        ①有司即官吏。

        洋法治华人，所以使华人避重就轻也。以洋法治洋人，所以使洋人难逃法外也。补偏救弊，舍是无他术矣。夫条约之要义，固不止此二端，而以此二端为最巨。骤与之商，未必肯听。则于无形之中，潜寓转移可也。即不然，用以抵其所索之款可也。若夫法国之约，莫如约束教民，俄国之约,莫如清理边界，似皆宜于通行之约之外，别立专条。其间几微之得失，实为中国安危之机，是又当以全力注之者矣。

        边防

        跨两洲之地，负北冰海而立国，利则乘胜进取，不利则蓄锐观变，有长驾远驭之谋，有居高临下之势，则俄罗斯固天下莫强之国也。迩者泰国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俾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土耳其一役”①，觊得黑海为训练水师之地，及英人出而阻挠，始立约罢兵,然已割土国腴壤，立为附庸之国者四,俄之号令，骏唚越黑海而南。彼又于欧、亚两洲之间，蚕食诸小国，烽火将达印度北境，英之君臣旰食深谋，而无如何也。德人借俄之援，以破法而弱英，英亦熟视而不敢救。而德、奥诸国之于俄，又未尝不畏而防之。然则俄为欧洲诸国之忧

        ①即1877 至1878年间,俄国取得对土耳其的战争的胜利，参与了瓜分土耳其的国际会议。

        也久矣。虽然，俄之忧在欧洲者显而缓，俄之忧在中国者隐而重。何也?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自踞守伊犁之后，其近边浩罕诸国与哈萨克、布鲁特诸部，彼皆以兵威胁服，已不啻撤我外藩。东三省自黑龙江以北、绥芬河以东瓯脱之地，割归俄属者数千里，不特库页岛为俄所有，即吉林所属割去之地已多。其野产貂，其人渔猎，俄人建屋垦荒，开铁厂，侍糗粮，买牛羊，设轮船公司于黑龙江上，经营井井，殆有深意。且彼所居之图们江口，距陪都根本之地，千里而近,形势尤嫌单薄。又闻宁古塔、珲春等处旗民，每被俄人侵侮陵暴，至不能安其生理，且时有寻衅之意。夫以欧洲诸国，与俄人比权量力，非不互有胜负，然不能不畏之者，地势使然也，中国兵力饷力，未逮欧洲一大国，而彼尚可合纵连横以拒之，则其势盛而中国之势弧;诸国扼守要害不过数处，非若中国之防不胜防,则其势专而中国之势散;而况中国练兵制器之精，传信行军之捷，百不如西人。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然而近数十年来，幸获相安者，何也?俄之先世为元所逼，危感甚矣，今虽国势中兴，而余威尚震。我朝康熙、乾隆全盛之时，-定黑龙江边界，再定准回诸部，辟地万里，威声遐播，俄人拱手奉约，不敢稍有异言。厥后乘英、法之变，割我黑龙江北境”①,而尚无大隙

        ①1858 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之际。用武力迫使清将军奕山订立了中俄璦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領土归俄国所有。

        也。迄于今日，其贪得无厌，窥中国物产之丰，而求济其欲者，俄之商民也;其恃强求胜，稍有违言，不尽恪守约章者，俄之边吏也;至俄之君相，虽不能无动于商民与边吏之言，然以两国和局逾二百年，长虑却顾，未肯轻于一发，非若英、法以力相竞，深知中国之虚实也。为中国今日计，宜因其机而导之，师老子“善胜不争”之训，守孙武“知彼知己”之谋，略细故而昭大信，使之无隙可乘，中国乃得以其暇讲求一切富强之具，事固大可为也，时亦大可乘也。若夫目前自固之策所最宜注意者，在东三省，其次则新疆，其次则内外盟蒙古。蒙古之日就贫弱，殆气运使然，中国宜扶持培护，使各保分地，常为北方藩卫。新疆初复之区，非屯劲旅不足以捍御回寇，其忧在经饷之难筹，然其物产有金、铜、铅、铁、盐、皮、玉、棉花、药材，有雪泉灌溉之利，诚能广兴屯田，以裕军食，招民耕垦，而收其什一之赋，采铜铸钱以便民用，定盐课、兴矿利、流通百货，以榷厘税，数年之后，内地协饷可减其半，庶各省之力少纾，而新疆亦稍足自立，斯为经久之道。至东三省中，吉林五方杂处，风气偷弱，山中金匪不下十余万，固宜设官分泛，力图富教，常以游兵驱剿，渐清金匪之源。黑龙江马队，夙昔称强天下，今其旧兵虽已耗散,而民风朴劲，募练尚易为力。鄂伦春猎户枪无虚发，熟习山径，俄人所惮，宜结以恩信，籍其人数而稍部勒之，酌给口粮铅药，无事则习其业，有事则资其力，可以节饷糈而设无形之备。且黑龙江地居极北，尤为要冲，宜择忠清强毅知兵之重臣，实力经营，宽筹其饷，而假以事权，需以岁月，庶其有济。凡此皆当今筹边之要务，而不可一日缓者也。然探其本，则筹边不过自强之一端。中国筹边之要，在中外上下戮力一心，精求自强之术而勉行之，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

        邻交

        古之豪杰论交邻之道，不外两端:诸葛亮之以蜀抗魏也，知吴之可结为援也，故曰释怨以联和，伍员之为吴谋越也，以其同壤而世为仇仇也，故日去疾莫如尽。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蔑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盖日本在唐宋以前，未尝不朝贡中国，其后平氏、源氏、北条氏、足利氏、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迭执兵柄，倔强东海之中，国主虚拥神器者，逾七百年。元代误用驽将，突遇飓风，弃师海外，是天意欲存日本，非其战胜之功也。明之中叶，边备日弛，海滨奸民，诱倭人为寇掠，而彼常有轻中国之心。十数年前，彼国中多故，诸侯群起而力争,德川氏狼狈失据，因以黜大将军,而列藩亦废，尽改郡县,唚唚乎有强干弱枝之势;又大开互市，崇尚西法，甚至改正朔，易服色，建置铁路、电线、机器之属，不遗余力，国债至二万万以外。近又购铁甲船于英国，西人啧啧称许，而

        彼之气焰益张。夫彼之所以不惜重费,经营如此其勤者,必日有所取偿也;彼之所以敬事西人，交际如此其密者，必日可以求助也。然彼有所益，则必有损者在矣;彼既日强，则必有弱者在矣。窃尝为日本踌躇审度，知其志必不仅在朝鲜、琉球也。何也?朝鲜、琉球壤地之博，民物之丰，不逮中国之百一也。且日本之在海滨，亦多事矣。数年之中,一入台湾，再议朝鲜，三废琉球。今其兵船且游历至福建,隐有耀武之意。彼盖自谓富强之术，远胜中国，故欲迫中国以所难堪，使我怒而启衅，而彼乃得一试其技。幸而获胜，彼固可任其取求，万一不胜，彼恃西人为排解，决无亏损于其国，其为谋亦狡矣。故此时琉球之废，非谓其地足贪，民足用也，彼特以此尝中国也。中国而力与之校，固藉为开衅之端;中国而不与之校，亦愈知中国之弱。渐且南犯台湾，北攻朝鲜，浸寻达于内地，殆必至之势矣。今试就日本近事,与中国絮长校短而论之: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谓胜于中国者也。然日本土地人民，不及中国十分之一，国债累累，岁入之款，半输息银，则其饷不足恃也。国库空虚，百用仰给纸币，纸币不能用之国外也。一旦有事，船炮军火，皆无可购，则其械不足恃也。日本近更军制，寓兵于农，通国陆军常额，不过三万二千人，则其众不足恃也。惟彼海军有战舰十五号，大炮数十尊，不尽新制，毁之者曰朽败难用，誉之者日操练颇精。兵之精不精，必经战阵而始显。日本以西法练兵仅逾十年，未经战阵，核其实当与中国相等。彼西人之称之者，要不过阿好之言，亦挟为恐喝中国之具耳。况日本自变法以后，悍将骄兵之失职，废藩旧族之怀怨，常思乘间蜂起，以綺执政诸大臣。彼又北畏俄人，西防中国，苟势有不支，西人且易袒护而为窥伺。彼之政府筹之审矣，所以未敢径与中国为难，而必以琉球试其端者，职此之由。然则日本虽诡谲，仍视中国之举动以为进止也明矣。夫今之时势，与元明迥异。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伏日本之权，亦在中国，彼可购而得者，我亦可购而求，彼可学而能者，我亦可学而至，而况中国之才力物力，十倍于日本者哉。琉球蕞尔国①,,存亡绝续，原不足为中国轻重,然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傀焉不可终日矣。中国于自强之术，不宜仅托空言，不可阻于浮议。诚能一日奋然有为,而决之以果，课之以实，固旋至而立有效者也。是故为今日计，御俄人之道利用柔，非柔也，化其争竞之气也;御日本之道利用刚，非刚也，示以振作之机也。军志有之日:“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夫诚措注得宜,则敌之狡谋可戢,行且介西人以求成于我也，而西人之交，又何必不合于我也?

        利器

        盖尝观于壮士之赴斗，以有器与无器校,则有器胜;以

        ①蕞尔:小貌。《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传》:“蜀蕞尔小国，土狭民寨。”

        利器与不利之器校,则利器胜。匹夫杖剑，虽被褐怀宝,而暴客不敢睨者，气夺于所畏，备豫于先事也。中国比年以来，讲求制敌之利器，各省所购新式前膛后膛大小洋炮不下数百尊，所购所制之新式后门洋枪不下数万杆，其余水雷及师丹式炮船，均已逐渐购备，御西人虽不足，御东人则有余矣。然西人所以夸诩日本，日本所挟以傲中国者,则彼有铁甲船而我无之也。盖闻日本定购铁甲船三号，原质本系木船，其上面蒙铁不过厚三四寸，其马力不过二百八十匹，其价不过每船三十万金，非真铁甲船也。又闻外洋铁甲船最大者，其机器有一千五百匹马力，食水太深，中国口岸恐难购用。盖船价之高下，视船之精粗、大小、厚薄、新旧为准的，其式固各有不同，其价亦难以悬断，非.由驻洋明练之大员，精心考校，无从得其要领。姑就一时济急之用约略计之:夫日本三船之价，不满百万，今中国诚能筹银三百万两，则视日本已三倍有余矣。就中国口岸相需之船，大小参用，少则可购四号，多或至五六号。非必用之以摧敌也，但使得此利器，坐建无形之威，则假托者自恧然而气馁,旁观者亦竦然而神惊,不待两阵交锋,可以潜消邻衅，已省无穷之费。否则，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以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此中之得失利病，不待智者而决矣。虽然，当此经费支绌之际，即寻常用度，已日不暇给，何能复筹额外巨款?优时者知难设法，不得已而为筹借洋债之一说。夫使中国果万无可筹，暂借外资以展大计，固无不可。惟外洋诸国，如土耳其之颠危，西班牙之贫弱，日本之困匮，皆为国债所累，甚者罄岁入之款，不足以供息银，于是苛敛横征，而内变迭作。中国债项仅逾千万，近年各省关饷额，为洋款所分，已觉异常耗竭，况西征之饷，借息加重至一分二厘，西人遂视为成例，不肯少让，设因累于输息，而辗转加借，十年之后，积累益巨，利不胜害,不可不慎也。然则洋款之难借如此，经费之难筹如彼，利器终不可致乎?谨查光绪二年，部拨西征饷银二百万两，由库存四成洋税提出批解，仍划各关应解海防经费之半，分年归款，此诚转移之妙术也。计此三四年中，所省之息银，已近百万矣。夫库储重款，原所以备缓急非常之用。今邻国之侮，甚于回寇，海防之棘，重于边疆。可否援照成案，拨发部库存银二百万两，以为创制利器之用，仍以沪关二成洋税，及粤、潮、闽、浙、山海五关四成洋税之半，分年划补。如此一转移间，则以海防之费，用之海防，不待筹拨于各省，而帑项无亏缺之虞，不受盘剥于外人，而器械有克期之举。再援照同治十三年筹办江防成案,截留长江三关四成洋税，一岁所入，几可敷三百万之数。其养船之费，则各处所解南北洋之款如无缺额，尚可勉供。其驾船之才，则江海水师宿将，与出洋学生武弁艺成而还，皆可以备遴选。月中国所造之木轮兵船,如无铁甲船以相依护，亦不能以成军。盖木轮得铁甲而气始壮，铁甲得木轮而势益张也。古人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将卒予敌也。将卒不练，以其器械予敌也。”是故，有是船即不能不练兵，不能不选将。而欲驾驭将领，日起有功，则推择统帅，尤其至急者矣。或日，以区区琉球之故①,而滋劳费可乎?不知日本所图，并不在琉球也;我之所重，亦不在琉球也。设令日本复封琉球，而利器之购逮尔中止，则彼愈有以窥我之因循，或且伺间思逞，将迫我以不得因循之势。诚及此时毅然振奋，特发重资，入西厂，访善式，订期定造。彼西人必先动色相告，传播遐迩，固可稍戢其扬日本抑中国之心。日本闻中国之有备也，亦必知难而退，或者器未至而彼先服也。此古人先声后实之妙用也。

        敌情

        联泰西各邦以谋中国，其势可虞;分附近邻邦以合西人，其势更可虞。日本之依附西人，妄有觊觎，天下共知之矣。然东西皆有约之国，按之公法，一国不协，各国可以从中调停。而今日之中国，断不能得之于西人者，何也?彼西人之始至中国也，中国未谙外交之道,因应不尽合宜。彼疑中国之猜防之，蔑视之也，又知中国之可以势迫也，于是动辄要求，予之以利而不知感，商之以情而不即应，绳之以约而不尽遵。今中国虽渐知情伪,而彼尚狃于故智，辄思伺中国有事以图利也。中国以琉球之故，与日本稍有违言，英、德使臣虽未干预，若使与闻此事，彼必虚张日本

        ①即日本在光绪五年(1879年) 并乔了琉球国。该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同中国台胯省之间，包括大隅、吐噶喇、奄美、冲绳和先岛五组群岛。

        之声势，以胁持中国;彼必代日本护其短，而故评中国为非;彼必稍损中国以益日本，因以市恩于日本;彼必反谓损中国者为助中国，因以责报于中国。夫西人于条约公法研之甚熟，岂无真是非者哉?然彼欲善自为谋，势固必出于此也。往者日本将废琉球之时，昌言不愿各国公使与闻，彼素恃西人为党援，尚且如此。中国亦宜用此例，或逆拒于无形，或昌言而布告，勿使西人参与其间，则进止自由，可免掣肘之虞矣。或日,然则中国有事，各国调停之说,终不可恃乎?日，此其机仍在中国而已。中国能自强，即邻邦启衅，各国出而调停，未尝无小益;中国未能自强，而狡寇争雄，各国因之玩侮，必致有大损。况今驻华各使惟利是视，又值修约之际，蹈瑕伺间，诡谋百出，不豫为之防，是倒持太阿以授之也①。至若美前总统位望较崇，宅心敦厚，未染虚诈之习，不妨倚为排解。法、美、荷兰三国，旧与琉球有约，其驻倭公使，不妨联为指臂。但恐倭人性情坚韧，未必肯听耳。若幸而转圜，固有裨补，即终不见纳，亦无后患也。或日，天下强邦，皆有独亲独厚之国，然后缓急足倚;中国孤立久矣，今诚于修约时稍让以利，其可使之亲厚我乎?日，相亲厚之道，在布置于平日，非一朝一夕之故。今中国让之以利，彼且谓恫喝而得之也，必有得步进步之心，是让之仍无益也。若夫英、法相亲以拒俄，俄、德相亲以制法，德、奥相亲以主东欧之政，彼其

        ①太阿，亦作“会阳”。中宝剑名。

        先未始非仇敌也，一旦释怨修好，则一国顺而全局为之转移。中国与美有相助之约，则美可亲;与俄为最旧之交，则俄可亲;其他若英若德若法，苟可结约，均宜因势而导之,迎机而赴之，而此中得失，则以识彼性情为枢纽。盖尝考西人之俗矣，西人以交际与交涉判为两途，中国使臣之在外洋，彼皆礼貌隆洽，及谈公事，则截然不稍通融。中国之于各使，亦宜以此法治之，是让以虚而不让以实也。西人于练兵、造船、制器，及一切技艺，喜自耀其所长，未尝秘为独得。中国诚能切实讲求，彼谓我有自强之道，先已敬慕悦服，又知我不相鄙薄，不难罄中藏以相示，或时以微利啖之，是得其技而兼得其心也。西人颇尚豪爽，而又好为不情之请以给中国，中国宜择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不妨直指利弊，告以必不能行之故，彼亦词穷而气沮，是折其非乃能折其心也。得此数者，以与西人从事,复由驻洋公使察其隐情，随宜措注，但能于诸国中得其一国，而诸国无不相助矣。近闻日本与美议立新约，美许归复日本内治之权利，日本许增两口通商以酬答之。夫此有所赠,彼有所答，是名为相让而实无所失也。而有事时可得合纵连横之助，又何惮而不为哉?且中国地博物阜，西人通商所获之利十倍于日本,彼于日本何所爱,必厚彼而薄此哉?亦在得其道而已。夫诚得西人以为外援,彼日本区区之国,将从风听命之，不暇，尚何桀骜之有?

        藩邦

        昔者齐桓公合诸侯，致江、黄。管仲日:“江、黄远齐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则无以宗诸侯矣。”桓公不听。楚伐江灭黄，君子闵之;厥后卫人灭邢，莒人灭鄭，虽以齐晋之强大，不能过问。此无他，形势使然也。中国朝贡之邦，有定期者六:日朝鲜，日琉球，日越南，日缅甸，日暹罗①，日南掌②。朝鲜、琉球最恭顺，越南次之，其余三国不过羁縻勿绝而已。往者英人自印度入缅，割其西南边要地;近因国中多故，失好于英，有日蹙百里之虞。暹罗.国势稍完，近亦亲慕西人，用其政俗，且绝中国朝贡。南掌介暹、缅之间，东西交迫，蚕食过半，若存若亡。此三国者，中国既不能护之以力，又不能服之以威，宜以度外置之，止其贡使，彼有急难，亦勿与知，但严修吾边备而已。至如朝鲜，襟带海表，屏障中原，无朝鲜则辽水东西,皆将受警。越南毗连两粤，孱弱已甚，屡为群寇所扰，非援以偏师，不足以固吾边圉。琉球为日本所废，中国虽争之无益，然又未可默默也。三者必皆有以处之。窃谓救琉球之患，宜待其变;去越南之患，宜审其机;防朝鲜之患，宜变其习。夫琉球弹丸小岛，遏近日本，其不能托庇中国,势也;‘中国受其朝贡，本至微薄，不必因此兴兵构怨，亦

        ①暹罗即秦国。

        ②南孳即公元857年在今老扯琅物拉邦建立的国家，曾与我国在经济文化上有密切联系。

        势也。然日本无故废灭琉球，国人之清议不与者半，主其谋者萨摩人耳，彼遣兵设官，劳费不赀，而琉球地极硗瘠，固毫无所得。中国宜明示不贪朝贡之意，留余地以自处,兼诘其灭人宗社之故,仗大义以执言，仍于自治自强之道,实力整顿，亦即张我虚声，仿日本兵船来游之意，常选船游历东洋，以习海道。彼初得琉球，屯兵弹压，坐耗巨费，又冒不韪之名，国人之基萨党者，必起而议其后，度彼不能无悔。俟其悔而图之,或遣大臣往议，隐予以转圆之机,则事易决也。故日宜待其变。若夫越南为法人所侵削，失地六省，虽与法人立约议和，而国势陵夷，殆难复振。李扬;才窥其可侮，从而生心，纠数千之党，徘徊边外，睢盱窜伏，谅不过草窃之辈，决非枭雄之才。然越南军久疲不练，贼既陷踞数城，有趋逼东京之势。前者中国发兵万余，由桂林出镇南关，逾二千里，出关追贼，复千余里，道远兵.多,馈饵难继。贼复据险不战，以老我师，设稍有不利,损威非浅。为今之计，不必临以宿将重兵也，宜简精锐三四干人，选资望稍轻而知兵者，率之以扼贼后,相机进剿;别遣兵轮船一二号，载精卒千余，往护越南之东京。东京为通商巨埠，江海深通,往来得飙忽之机,粮械有转运之便。彼既虑我之夹击，又未测我军多寡，其众必闻风惊散。斯时进止机宜，仍用越南人为向导，越南人心既固，自可扼守城隘以绝其粮，招谕土寇以孤其党,联络民练以布其势。彼进退失据，必可成擒，所谓出奇制胜者也。故日宜审其机。若夫朝鲜幅员之广，非不足与日本相埒，无如僻在东海，颛颛自守，日即贫弱，俄罗斯环其北，日本通其南，并思观衅而动，彼必不能御也。议者威谓宜劝朝鲜与西洋诸国立约通商，俄、倭有事于朝鲜，西人忌其吞并，且碍于商务也，必起而助之。此诚牵制之良策也。然朝鲜风气未开，劝之必不肯听，就令见听，而彼与诸国相处，因应必不合宜，事变滋多，是引敌入室也。今欲使朝鲜善于择交，必先扩其闻见。按朝鲜有遣生徒入国子监读书之例，宜选其聪颖者，调入同文馆，课以洋学，数年之后，咨回本国，随才录用。中国所刊条约公法，及译刻洋学诸书，酌颁若干部于其国，渐摩既久，庶使自知孤立之形，亦渐求保邦之略。此说虽若迂缓,而实治本之图也。故日宜变其习。夫如是，则琉球、越南已然之患，有以救之;朝鲜未然之患，有以防之;字小之道，不外乎此。其余力所不能及者，宜于无事时早为之计。不为之计，恐又有如琉球之事也。或日，万一琉球复国，中国将仍以藩服待之乎?日，中国之不能保琉球，地势限之也;即幸而复国，亦必设变通之法，俾可持久;否则中国以朝贡之虚名，动受制于日本也。而今则尚未遑议此也。

        商政

        昔商君之论富强也”，以耕战为务。而西人之谋富强也，以工商为先，耕战植其基，工商扩其用也。然论西人

        ①商君即战国时的商鞅。

        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迩者英人经营国事，上下一心，殚精竭虑，工商之务，蒸蒸日上，其富强甲于地球诸国。诸国从而效之，迭起争雄。泰西强盛之势，遂为亘古所未有。夫商务未兴之时，各国闭关而治，享其地利而有余;及天下既以此为务，设或此衰彼旺，则此国之利，源源而往;彼国之利，不能源源而来，无久而不贫之理。所以地球各国，居今日而竞事通商，亦势有不得已也。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上下，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然则为中国计者，既不能禁各国之通商，惟有自理其商务而已。商务之兴，厥要有三:一日贩运之利。自各口通商,而洋人以轮船运华货，不特擅中西交易之利，抑且夺内地懋迁之利。自中国设轮船招商局，而洋商与我争衡，始则减价以求胜，继因折阅而改图①。彼之占我利权者，虽尚有十之四，我之收回利权者，已不啻五之三，通计七八年间,所得运费将二千万，虽局中商息，未见赢余，而利之少入于外洋者，已二千万矣。所虑者，一局之政，主持不过数人，控制二十七埠之遥,精力已难遍及;又自归并旗昌之后,官本较多，万一稍有蹉跌，其势难图再举。夫事之艰于谋始者理也，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今夫市廛之内，商旅非

        ①折阅，犹言折本，亏本之意。

        无折阅，而挟赀而往者踵相接，何也?以人人之欲济其私也。惟人人欲济其私，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为今之计，虽难用众建少力之法，骤分数局，他日如必有变通之势,或即用局中任事之商,兼招殷实明练者，量其才力资本，俾各分任若干埠，无论盈亏得失，公家不过而问焉。此外商人有能租置轮船一二号，或十余号，或数十号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又恐商情之相轧也，则督以大员而齐其政令;恐商利之未饶也，则酌拨漕粮而弥其缺乏。但使商船渐多，然后由中国口岸，推之东南洋各岛，又推之西洋诸国。经商之术日益精，始步西人后尘，终必与西人抗衡矣。其利岂不溥哉? 一日艺植之利。今华货出洋者，以丝茶两款为大宗。而日本、印度、意大利等国，起而争利，遍植桑茶。印度茶品，几胜于中国;意大利售丝之数，亦几埒于中国。数年以来，华货滯而不流，统计外洋所用丝茶，出于各国者，几及三分之二。若并此利源而尽为所夺，中国将奚以自立?是不可不亟为整理者也。整理之道，宜令郡县有司劝民栽植桑茶。盖种桑必有高亢之地,而种茶恒在山谷之中,非若罌粟之有妨稼穡,是在相其土宜，善为倡导而已。其缫丝之法、制茶之法，有能刻意讲求者，宜激劝而奖进之。至于丝茶出口，十数年前，以加税为中国之利，今则各国起而相轧，一加税则价必昂，价昂则运货者必去中国而适他国，而税额必为之大减。夫西洋诸国,往往重税外来之货,而减免本国货税，以畅其销路。今中国丝茶两宗，虽不必减税，亦不宜加税。但使地无闲旷，则产之者日益丰，而其价日益廉，即出口之货日益多，不特于税务有裨，亦为民兴利之一大端也。一日制造之利。英人用机器织造洋布，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故工省价廉，虽棉花必购之他国，而获利固已不赀，每岁货价之出中国者数千万两。中国海隅多种棉花,若购备机器，纺花织布，既省往返运费，其获利宜胜于洋人。然中国虽有此议而尚无成效者，何也?创造一事，人情每多疑沮，其才足以办此者，苦于资本难集，而一二殷商，又以非所素习而不为，此大利所以尽归洋人也。窃谓经始之际，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之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商民知有利可获，则相率而竞趋之。迨其事渐熟，利渐兴，再为厘定税章，则于国课必有所裨，推之织毡、织绒、织呢羽，莫不皆然。夫用机器以代工作，嫌于夺小民之利。若洋布以及毡绒呢羽，本非出自中国，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是故中国之于商政也，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中国富而后诸务叮次第修举。如是而犹受制于邻敌者，未之有也。

        船政

        今将乘时势，规远图，修利器，上之固我藩篱，成军于海峤，次之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则整理船政，其急务矣。自闽、沪设厂仿造轮船以来，迄于今日，华匠能以机器造机器，华人能通西法作船主，功效不为不著;然造船愈多，则养船之费愈重，闽厂“以经费支绌告者屡矣。局外不察，从而议之，至谓工厂可撤，轮船可废。不知西人每造一器，成一艺，其劳费倍蓰于中国。先难后获，凡事皆然。夫为之而旋辍，不如其勿为。掷千百万之巨款，忽弃已成之功，灰志士之心，长敌人之气，失策莫甚于此矣。虽然，欲理船政，必先筹费，船政日渐扩充，而专待公家之帑项,其势固有所不支。往岁议定华商雇买轮船章程,然自招商局外，并无商人在厂租造轮船者。何则?中国商务既未甚兴，即有一、二购船之商，亦远赴外洋各厂，盖以洋厂购船之价，较廉于华厂造船之价也。然则中国之船政，欲广招徕，莫如研求厂务，俾船价与外洋相等，必无舍近图远之人。欲谋持久，莫如经营商务，俾用船与外洋相等,必有日新月盛之象。况商船既多，则入厂修船者，迭至而不穷。而租船造船之商，皆事势所必有。他日由一厂分为数厂，而公家之帑项，可毋甚费，且船商既盛，而兵船不.患无养之之资。是论今日之船政,舍振兴商务,无他术矣。若夫目前补救之策，如奉天、直隶、山东、浙江等省，已各调轮船一二号，为巡洋捕盗之用，而供其岁费，所以稍纾船厂之力也。然节于此，仍费于彼，亦非可久之道。是宜察沿海水师之可减者，若红单艇船，若阔头舢板，各裁去数十号,或分防陆勇裁去数百人，均可养兵轮船-号。在各省大吏，相其形势而酌剂之，而轮船之分隶各省者，又当得精研洋学、闳达沈毅、知兵之大帅，统归节制，以壹号令，每岁会操一二次,察各统将之勤惰能否而进退之。庶中国多造一船，可多得一船之用矣。虽然犹未也，闻华民之寓居外洋也，往往以势孤气绥，为他国之人所轻侮。盖西洋通例，虽二三等之国，莫不有兵船巡历外埠，名为保护商人。曩者扬武练船游阅东南洋各岛，而吕宋旅居华民，喜色相庆，至于感泣，以为百年未有之光宠。一埠如此，他.埠可知。间尝取海外华人之数，合佣工商贾并计之，吕宋一岛约四五万人，新加坡及槟榔屿诸岛约十万，美国旧金山及其近埠约十四万，流寓越南及西贡等处约三十万，古巴、秘鲁各十余万，其他若日本、若新金山、若太平洋之檀香岛，厥数或逾万，或不及万。凡华人聚居之处，莫不有会馆，有经董，彼皆自愿集资，引领以望华官之至也久矣，而兵船抑无论也。盖养一兵船，岁费不过二万两，以一埠六万 人计之，每三人而蠲费一两，尚易为力，况其中!必有殷实商人为之倡者。彼略有所费，而藉华船保护，稍张声势，便足与诸洋人齿，偶有交涉，隐受无穷之益，此必华民所乐闻者也。为今之计，宜告驻札各国公使，如各埠华民，有愿得中国兵船以壮声威者，自筹岁费报明领事，领事请公使咨船政，船政酌度拨遣，或一年调还，或半年调还，再选他船更番前往，藉资游练。如一埠不能养一船者，或数埠共养一船，使之往来于其间。中国有事，则悉数召归，以备调遣。夫如是，船|厂 无养船之费，而获捍御之资;兵船无坐食之名，而有历练之实;商贾佣工，蠲费不多，颇沾利益;公使领事，权力虽弱，亦倚声援。盖一举而数善备焉。而中国商船之远适他邦，未始不以此为之嚆矢，是又振兴商务之要端也夫。

        矿政

        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大端有二: 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外，犹水之渐泄而人不知也;一则矿政未修，货弃于地，犹水之渐涸而人不知也。盖天地生人、养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转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势也。中国于取煤之法，虽研之未精，而民间犹或务之;其取五金之法，则废而不讲久矣。《周礼·师人》一官，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知古圣人经纬天下，所以为斯民利用厚生者，筹之盖详。《汉书·地理志》州郡有铜官、铁官者凡数十处。迄于唐朱，未尝不采取五金，其事时见于史传。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征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骚然。当时既受其弊,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此矿政所以不修也。近数百年来，天地菁英之气，郁而不发,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洞，垂为厉禁，而矿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说，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渔利，而并无其实，固不当因噎而废食也。由后之说，弊在委弃宝藏，故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将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难循于法之外也。然而犹有狃于故见，而或疑为多事者，亦可谓不审于时与势之宜者矣。夫民于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无。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至于金银，如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出于矿者数千万，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国无生之之道，仅以古昔所有，互相转输，又己用之尽锱铢。通商以来，仅三十年，面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而论采取之道，则官商分办之外，惟矿屯一法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额设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无事坐食，既糜巨饷，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销萌，益示弱于邻敌。是以新疆之豫军、畿辅之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其他如河防、水利、炮台、城垣诸工，亦往往借助于各营，此诚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也。窃闻西南滇、黔、楚、粵、陇、蜀诸省，五金并产，宝气充积，诚撣矿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采炼，于以创开风气，逐渐推广，有六利焉。向闻佣工开矿，一人所获，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矿，即有赢余。营勇开矿，计每丁终岁所获，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若矿屯渐多，即所节甚巨，其利一。勇丁游闲无事，浸至习成骄惰，骚动闾阎。今于操练之余，课以矿务，使之勒动于山谷之间，犹得葆其朴勇之气，其利矿产皆在穷岩绝峤辽廓之区，于此分屯各营,则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其利三。官商开矿，筹本最难，本之难筹，尤以工费为大宗。营勇有额支之饷，经始之初，只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其利四。矿务既兴，则运送必有舟车，淘炼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其利五。无论金银铜铁，中国之所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一年计之而不足，数十年计之而有余，其利六。有此六利，则矿屯之举，尤胜于官商之经营也审矣。若夫选将领，择官吏，联民情，定规制，则恃乎各省大吏之体察情势，访求人才，视其意之轻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苏，轼治徐州，以利国监为铁官，商贾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强力鸷忍之民，欲使冶户各出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刀槊，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以待大盗，此寓强于富之术也。而矿屯之说，则足以寓富于强。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犹导水者之引其泉，将滚滚而不竭也，而岂有泄涸之患也哉?

        利权一

        自来有天下者，取诸民以制国用，即量所入以治民事，此古今不易之通义也。孟子论取民之法，准乎什一，以为轻平此与重乎此,举非尧舜之道。盖必如是而后用可足，用足则事治，事治则民治也。后世幅员日广，道路之转输有费，官吏之征调有费，往往取之甚轻，而民之所供已至数倍。况地之肥硗，民之勤惰，万有不齐，于是取民之制,不得不务从其俭，以恤民艰。我朝承明代加赋之后，悉除一切无名赋额，厚泽深仁,旷古未有。通计一岁取诸民者,惟.江浙腴壤，于什一为近，此外由内地推之边省，又推之瓯脱荒远之区，有数十而取一者，有数百而取一者，并有羁縻勿绝，一无所取者。盖地旷民贫，不得不薄赋以示绥怀，相承久矣。然其当治之事，当设之防，或更倍于内地，又不能以取之者微，而置之不理。故合计天下地丁正赋，约二千余万两，仅足供绿营兵饷之用，而其余出款尚繁，入款有限，即令无偏灾，无大役，犹且汲汲不遑。迨稍值事变，不得已而议开捐例，议减俸廉,议令州县摊捐各款,所得甚隘，而其弊不可胜穷也，所节甚微，而其耗不可胜言也。曩者粤孽构难①,一时名臣谋士创为榷货抽厘之法，诚以有寇不能不募兵，有兵不能不筹饷，自然之势也。明之晚季，军饷皆出于加赋，一丝一粟必取之力田之农，农之谋食也艰，稍夺其事畜之资，即已流亡失业，所以流寇愈炽，驯至事不可为。若夫厘金悉取诸商，商有余赀，以营贸易，莫不自顾身家，且所抽之厘，仍加诸所售之货之价，则于商并无所损，而其利实取之众人，所以积少成多，而民无大怨。各省厘金最旺之时,通计岁收不下千万两，今亦有一千四五百万两。所以能剿除群寇，懋成中兴之业者，职是故也。夫明之贻误，与今之成功,其得失较然明矣。迩.者军事渐平，而经理厘务之人，或失其初意，不无病民之事，于是论时务者，莫不扼腕抵掌，欲去厘金，而洋人亦遂执洋货免厙之说，以继其后。夫厘金果不便于民，俟中

      ①粤孽是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污称。

        国财用充足，徐图裁减可也，外人而挠我自主之权不可也。中国整饬厘金之弊，严杜中饱，俾商民乐业可也，予洋人以垄断之柄不可也。何也?洋货既免厘，必旋及于土货。洋商之运货免厘，必更揽庇华商之货。厘金之利，岂不尽失耶!且今军事虽平，而各路防营尚不可撤，各省田赋尚未复额，一切城廨仓狱善后之工，尚未尽修，莫不恃厘金为挹注。苟或去之，则拘挛贫弱，百务俱废。异日彼乘我无备，求减洋税，将何以应之?且华商因避厘金之故，竞买税单，而洋税因之稍旺，厘金既去，则洋税必多偷漏。是洋税随厘金而减者，又自然之势也。万国公法有之日，凡欲广其贸易，增其年税，或致他国难以自立自主，他国同此原权者，可扼之以自护也。又日，若于他国之主权、征税、人民、内治有所妨害，则不行。今各国徇商人无厌之请，欲有妨于中国，其理之曲直，不待言而明矣。

        利权二

        凡两国交涉之事，条约所及者，依约而行，条约所不及者，据理而断，中外各国所以敦睦谊于不敝也。按旧约:各货纳税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只可按估价则例，每两加税，不得过若干分①。此约立于道光二十二年，维时海内无事，田赋足额，尚无厘金名目;当事者又不知中国税额，较之地球各国，有轻

        ①详见《南京条约》

        至四五倍、七八倍者，故与洋人立约如此耳。厥后天下多故，饷无所出，始创为抽厘之法。盖西国通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或有兵事，亦由众商捐集巨饷。殆与中国抽厘名异实同，而于例定之商税,则迥不相涉也。夫中国有自主之权，军饷筹之中国，非各国所能干预。创办厘捐之初，洋商之货，亦在各子口抽课，均无异辞。迨咸丰八年、十一年订立条约与各口通其章程，始议定洋货土货，倘愿一次纳税，免各子口征收纷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给予半税单，为他子口毫不另征之据;其不领税单者，仍应逢关纳税，遇卡抽厘。斯乃格外通融之法，体恤洋商，已无微不至。彼洋商运洋货，以子口半:税，抵内地厘捐，其获利过于华商远矣。然而商人无厌之求，靡所底止。往岁滇案未结，英国威使复徇奸商之请,借端要挟，所欲甚奢，日久相持，始立《烟台条约》，定于租界内不抽洋货厘金，又洋货运入内地，不分华商洋商，均可请领半税单。是又格外通融之法，所以优待洋商，流通洋货者，至矣尽矣，蔑以加矣。.闻各国议院于中国厘金一事，本不以为非。戊寅八月新闻纸:英之大臣，以《烟台条约》未遽核准，并有虑中国之责其食言者。威使徘徊观望，其理既绌，其气自衰。彼之本计，不过俟德、法诸国修约之后，坐享其成，其或从中播弄，或隐为主谋，均未可知。然各国所据以争者，旧约之说也。盖尝细绎旧约之意，当时既并无厘卡，则内地只有常关耳。常关税额，较轻于洋关，其日路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者，譬如江海关纳税复过苏关，浙海关纳税复过杭关，均不再按值百抽五之例纳税耳。然该关之税，仍自当完，故后此议定不领税单者，有逢关纳税之款，而各商无不遵行。至厘卡收捐，专为筹饷而设，名之日捐，则非税可知，名之日卡，则非关可知。二者既不能相混，则条约固无不得抽厘之文，彼西人将何说之辞?且查同治元、二年间，.上海洋商屡请领事阻止租界抽厘，英国卜公使批札驳斥，法、美两使亦意见相同。乙亥七月新闻纸录《字林新报》,有同治二年英使批上海英领事禀，并美国外务大臣复英公使之语，均言租界应由华官抽收华商之捐。夫租界且如此，况在租界之外?举是以折之，而彼当无辞也。洋人之货，一入华人之手，听其或留或售，或用或不用，洋人不得过而问焉。则华人以，名义所在，自捐公家之饷，亦固其所。西洋诸国，无物不征，无人无事不征，即如商贾，既税之于合伙，又税之于出入货物，又税之于发收银钱，又税之于每岁所赢之利。其征敛之繁，十倍中国。设使中国欲减其税项，以便华货之畅行，彼能允之乎?举是以折之，而彼当无辞也。洋人之说，动谓以厘金之故，致洋货阻滞不行。考近年进口洋货,每岁值银至八千万两以外，较之十数年前，几逾一倍，可谓年盛一年矣。而犹云贸易不畅，其将谁欺?举是以折之,而彼又当无辞也。总之，洋商于已得之利，则习而忘之，未得之利，则变幻百出以图之，充其无穷之欲壑，虽尽去商税，犹未以为足也。众商日聒之领事，领事日唆之公使,公使非不知事之难行，姑肆其恫喝以尝试中国,幸而得请，可以要誉市恩，万一中国必不能允，彼亦有辞以谢众商矣。然则应之者，在洞烛其情，始终勿为所摇而已。

        利权三

        间尝闻西人为持平之，论者日:“洋商之求免厘金，非敢干中国之政，特以中国厘卡林立，收数互有异同，运货者不能约定成本，恐多折阅耳。”审如是，则加洋税免厘金之说也。昔者日尔曼未一统之时①,小邦棋布，关税繁苛，百货不能流通。自普人称雄，始集各邦议立统关，入口货但征税一次，税亦视前加重，以各邦幅员之大小，按月均分。近者德相毕士麻克，又在其国议加进口税。今裁撤厘金之议，德使巴兰德颇主之,若知中国必不能允，彼或以统关之说进。然中国之形势，与德国异，中国之地，以开方道里积算，赢于德国者几及二十倍。各省各口所设厘卡，皆有必不可缓之用，待以支销。今洋关加税少，中国万不敷用;加税多，洋人又未必愿也。则惟有坚持旧章，与之驳辩而已。凡中国所需之物，只有此数，即去厘金，贫民不必因之多用洋货。其贩运在数百里内者，抽课本微，即或道路绵远，纳厘较多，获利亦较厚，其数辄加之售货之内，而华民亦不因此少用洋货，是厘金并无损于洋商也。中国之护商旅也，陆路则有防勇，水路则有水师，皆恃厘金以给巨饷。去厘金，必去水陆各营，盗贼之起，何以弹压?洋

        ①日尔曼即今德国.

        货土货，皆将阻滞不行，是厘金大有益于洋商也。夫无损如彼，有益如此，然而巴使拾威使之绪余，起而相争，彼谓天下强国,德犹出英之上，故凡英所不能行于中国者，欲竞而得之，以示豪举。然窃以为误矣。巴使于约章之原委，厘务之竅要，实未究心，徒受威使之愚弄而不自知。今以洋船贸易论，英商居十之七，美、德、法及东西洋各国，共居十之三,就令争而获利,亦不过英取其十而德取其一。威使自知无可置喙,乃嗾巴使于修约之时，强中国以所难行，事成则英商坐享其利，不成则德人且以不谙公法，为笑于天下。威使为英计则得矣，何英之智而德之愚耶?德之君相，素以豪杰成名,一闻此中曲折，亦必不以巴使为然也。或日:“中国加洋药之税，罢洋货之厘以相抵，叮乎?”日，抽厘则利权在我,加税则利权在彼,即令倍加洋药之税，与厘金若足相抵，然洋药在中国，例本当禁，专恃此为利源，名已不顺，万一异日有可禁之机，必以碍于帑项而中止,是使中国留终古之毒也。且洋药之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若加税过重，偷漏必多，仍无补于国计，而厘金之利，则一去不可返矣。威、巴诸使每举关卡一二小节，以为要挟罢厘之辞，不知此等乃通商常有之事，就案清理则可,借为要挟之资则不可，而况彼之所晓渎者，又各有一是非也。然则洋货如税之说可行乎?日,必不得已，如所加之数,逮于厘金之数，又于立约之时，善防其弊，则固未尝不可行。西洋各国税额，大较以值百取二十、取四十为衡，又多则有值百取六十者，有值百取百者，又有通行免关税者。盖于轩轾之中，各寓自私之计，不若中国之大公无我，出入一体。今酌中定论，自洋药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或于厘金所失之数，稍足相偿乎。

        利权四

        自巨寇窃发以来，军饷告匮，始立榷厘之法。古之人有行之者，汉之算缗，唐之除官钱，朱之头子钱，其意皆相同也。救时之彦，创为此策，而军饷赖以支持者，逾二十年。迩者群寇削平，洋人颇谓军事起则抽厘以助饷，军事定宜免厘以恤商，不知此说似是而实非者也。盖自各国通商，而洋货之贩运，洋人之游历，日益繁多，不能无水陆各营，以资保护，不能无船政机器诸厂，以精制造，不能无江海各隘炮台，以固藩篱。凡若此类，虽质之洋人，必皆谓当为之事，而岁出之经费，亦十倍于前日。是故通商之事，既不可废，则各项经费,一日难减，即各省厘课,一日难停也。夫中国于厘务，苟持之甚坚，洋人或出于加税之一说，万一所加之数，竟如中国所需之数，则其中又有利有弊。何也?当子口税章初定之时，洋商以半税而免内地厘金，其利本优于华商，华商之巧者，不免与洋商狼狈相倚，涛张为幻①，于是有代华商领半税单，而取其规费，有用运照庇送无运照之土货，有用洋船代洋商携带洋药各货，有凭运照免纳厘金，未到子口之先，已将土货销售。是

        ①谤张:欺诳。《书·无逸》;“民无或胥涛张为幻”。

        洋税与厘金，均受其病也;是使守分之华商，不能获利也;是驱守分之华商，不得不为奸商也。今定税例，华商洋商一律，凡进口之洋货，纳税于海滨之通商正口，凡出口之土货，纳税于内地之第一子口;各厘卡量加裁并，论其大势，宜密于近海，而疏于内地，用新定税额，-征之后，任其所之，不复重征。是举前此弊端，- -举而清之也，不必立防弊章程，而弊自绝矣。内地各省，只须于最要之口，设立总卡，既可撙节浮费，而华货贩运较近者，并无所征，则小民咸受其益，此皆中国之利也。然而犹有虑者，厘金取之华民，中国有自主之权，今既尽归之洋税，设洋人于下次修约，复以税重为言，势必致固有之利权，动为洋人所牵制。是宜于立约时，声明加税与停厘相抵，如异日酌减税额，亦宜酌复厘金，以昭平允，永杜洋人之借口，此一端也。中国既权厘金所入，尽归之洋税，其或华人自在内地贩运土货，若免其征税，既恐洋商隐附于华商，以滋弊混，若偶经一卡，而亦用值百抽二十之例，势必有所难行。是宜明订章程，核定道里之远近，如某处至海口，须经几卡，则货税亦可作几次分缴,如是则华人不以苛敛为苦，而.所经各卡节节稽征，洋税不能偷漏，此又一端也。二端既立，乃可祛其弊而收其利矣。然则中国既得其利，洋商独无利乎?日:有。洋商运货入中国，可豫定成本若干，蠃余若干，操券而来，必如愿而返，利一也;关税交纳之后，运入内地，无守候验货之烦，无逐卡停留之苦，行运既速,成本较轻，利二也;洋商–次纳税，虽若稍重，然隐加之售价之内，仍取偿于华民，华民但知洋货之不复纳税也，无不乐于贩运，或益从此畅销，利三也。利之所在，显然易明，洋人何惮而不为?然窃料洋人昧于远图，而溺于近利，加税一说，势固必不我从也。则惟有坚持旧章，与之驳辩而已。

        变法

        窃尝以谓自生民之初，以迄于今，大都不过万年而已。何以明之?以世变之亟明之也。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上古狂榛之世，人与万物无异耳。自燧人氏、有巢氏、包羲氏、神农氏、黄帝氏，相继御世，教之火化，教之宫室，教之网罟耒耨,教之舟楫、弧矢、衣裳、书契，积群圣人之经营，以启唐、虞，无虑数千年，于是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自唐、虞讫夏、商、周，最称治平。洎乎秦始皇帝，吞灭六国，废诸侯，坏井田，大泯先土之法。其去尧舜也，盖二千年，于是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嬴秦以降，虽盛衰分合不常,然汉、唐、宋、明之外患，不过日匈奴，日突厥，日回纥、吐蕃，日契丹、蒙古，总之不离西北塞外诸部而已。降及今日，泰西诸国，以其器数之学:勃兴海外，履垓埏若户庭，御风霆如指臂，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而今之去秦、汉也，亦二千年，于是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夫自群圣人经营数千年,以至唐、虞，自唐、虞积二千年，以至秦始皇，自始皇积.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夏之尚忠始于禹，殷之尚质始于汤，周之尚文始于文、武、周公，阅数百年，则弊极而变，或近至数十年间，治法不能无异同。故有以圣人继圣人，而形迹不能不变者，有以一圣人临天下，而先后不能不变者。是故惟圣人能法圣人，亦惟圣人能变圣人之法。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今天下之变亟矣，窃谓不变之道，宜变今以复古;迭变之法，宜变古以就今。鸣呼!不审于古今之势，斟酌之宜，何以救其弊?且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至如官俸之俭也，部例之繁也，绿营之窳也，取士之未尽得实学也，此皆积数百年末流之弊,而久失立法之初意。稍变则弊去而法存，不变则弊存而法亡。是数者，虽无敌国之环伺，犹宜汲汲焉早为之所。苟不知变，则粉饰多而实政少，拘挛甚而百务弛矣。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昔者蚩尤造兵器,侵暴诸侯,黄帝始作弓矢及指南车以胜之;太公封齐，劝其女红，极技巧，通鱼盐，海岱之间，敛袂往朝。夫黄帝、太公，皆圣人也，其治天下国家，岂仅事富强者，而既厕于邻敌之间,则富强之术，有所不能废。或日:“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夷变夏乎?”是不然。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至若赵武灵王之习骑射，汉武帝之习楼船，唐太宗驾驭蕃将与内臣一体，皆有微旨存乎其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或又日:“变法务其相胜，不务其相追。今西法胜而吾学之，敝敝焉以随人后，如制胜无术何?”是又不然。夫欲胜人，必尽知其法而后能变，变而后能胜，非兀然端坐而可以胜人者也。今见他人之我先，猥日不屑随人后，将跬步不能移矣。且彼萃数百万人之才力，掷数千万亿之金钱，穷年累世而后得之，今我欲一朝而胜之，能乎?不能乎?夫江河始于滥觞，穹山基于覆篑。佛法来自天竺，而盛于东方，算学肇自中华，而精于西土。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在操其鼓舞之具耳。噫!世变无穷，则圣人御变之道，亦与之无穷。生今之世，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氏之世，而茹毛饮血，居黄帝之世，御蚩尤之暴，而徒手搏之，辄曰:“我守上古圣人法也。”其不惫且蹶者几何也!且今日所宜变通之法，何尝不参古圣人之法之精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