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序
作者：清·薛福成
出自————《筹洋刍议》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编序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压迫在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心头。“救亡图存，富强中华”遂成为那些关心祖国前途和命运、正直而有头脑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思考、探索的中心，薛福成就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一员。他一生的文章和见解、一生的实践和探索，从没有脱离过“救亡图存，富强中华”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薛福成(1838–1894)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晚清著名的爱国政治家、思想家、通晓“洋务”的外交家。他出生官宦之家，父亲薛晓帆，曾在湖南任过县令，中年即丧。
1865年，薛福成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上曾侯相书》。在这篇进身之作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因此而邀请他到.曾的幕府办事。薛福成在曾的幕府办事8年，与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合称“曾门四弟子”。1872年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于1873年入李鸿章幕府，在任李鸿章幕僚的十年中，专办外交，代李鸿章拟写了大量的奏疏、书札。1883年，薛福成任浙江宁绍道台。1884 年中法战争期间，在法国侵略军的舰队进攻浙江镇海海口时,薛福成亲自布置海防事宜，参加了击退法国舰队的战斗。1888年，薛福成任湖南按察使。1889 年起被清政府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在任驻外公使期间，他细心考察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风俗民情，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关心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和切身利益.1894年,在离任返国途中发病,抵达上海就不幸逝世，享年仅56岁。
薛福成的著作主要有《庸庵全集十种》、《庸庵文别集》、《庸庵笔记》等。《庸庵全集十种》包括《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海外文编》四卷、《筹洋刍议》一卷、《浙东筹防录》四卷、《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出使日记》六卷、《日记续刻》十卷，共10种47卷，是研究薛福成改良、变法、自强思想的主要著作。《庸庵文别集》是《庸庵全集十种》未收入文稿的结集，共六卷。前五卷主要是代李鸿章拟写的大量奏疏、书札，是后人研究当时的对外关系、洋务运动及李鸿章思想的宝贵资料。而第六卷则是薛福成自己思想和活动的记载，其中的《日本商务胜于中国说》《论公司不举之损》等篇，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他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工商业的思想。《庸庵笔记》是薛福成1865至1891年间所作的见闻随笔的节选，共有6卷，分史料、轶闻、述异、幽怪等门类，内容既有不少有关晚清政治、经济及社会习俗方面的珍贵资料，也有许多饶有趣味的遗闻轶事，同时也夹杂着一定的封建伦理说教、因果报应等消极内容。
本书由从上述三本著作(主要是《庸庵全集十种》中挑选出的有代表性的文章结集面成，比较集中地反映薛福成思想变化发展的内容和特点。这些文章的产生，也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反映了1865年至1892年这二十多年间世界各国发展的大势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世界范围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商品大潮配合着坚船利炮打开了那些闭关锁国国家的大门，强大中国的地位开始丧失，外侮频频而至，就连原本贫弱战乱的日本也在全面效仿西方的基础上日渐强大，成为中国的威胁。这个时期的中国，从内部来说，人民群众的大规模的反抗斗争虽已不处在高潮，但人民起义本身却给统治者深刻的教训，使得他们不能按照原有的方法继续统治下去，而不得不作出某些改变。从外部来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患更加严重，中国正越来越成为西方列强分肥的对象，从而危及统治者的切身利益。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也不得不改变治国方略。也就是说，“变”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薛福成的思想和主张正是这种趋势和要求的顺应和反映。至于具体怎样“变”,对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年的专心研究和出使西方四国的实地考察，为薛福成“变”的思想和主张填进了十分具体的内容。
本书所选入的《上曾侯相书》《应诏陈言疏》是薛福成前期思想的代表作:《筹洋刍议》、《出使日记》等，则是他后期思想的代表作。这些代表作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是很大的。例如写于1875年的《应诏陈言疏》所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普遍重视，部分比较开明、进步的士大夫对此大加赞赏和肯定，认为这些议论“未出之前，系是人人意中所无;此议既出之后，乃觉人人意中所有。….尤妙在事事从浅处、显处著笔，使人易晓而世易行，宜乎乙亥丙子间,斯议传播一时也。”①最高统治者也部分地接受了薛福成提出的这些改良措施和意见，并付诸实施，从而对中国社会的局部改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奠定薛福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力作《筹洋刍议》，在1879年至1881年成书，1885年正式刊行。该书在正式刊行之前,就被许多有识之士争相传抄，部分驻外使官争相拜读。书中所提出“救亡图存，富强中华”的基本策略方法，在后来写成的《出使日记》中有了更加具体的阐述和发展，其中的重视外交，抵制、取消不平等条约;整肃官吏腐败;仿效西方，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工商业;鼓励、扶助私人集股办工商业，反对官商垄断;引进先进机器、技术“殖财养民”;“藏富于民，民先富国才富”等一系列见识和主张，不仅是当时的切中时弊的救国良策,而且对我们国家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不可忽视的启迪、参考、借鉴作用。
①见《应诏陈言疏》。
薛福成思想内容丰富，且前后多有变化。但有一点却是贯彻始终的，这就是鲜明的爱国主义。今人读他的著作，浓烈的爱国之情扑面而来，拳拳的爱国之心处处显现。这种鲜明的爱国主义，是他一生探索的动力，也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少年时勤奋学习，专攻经史实学，以备国家一日之用。①成年后，为改变贫弱祖国的命运而进行锲而不舍的艰辛探索，终于悟出了学习西方国家之长，以工商立国，大力发展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能使中华民族自强自立于地球诸国之间的道理，并为此而大声疾呼、出谋献策、四处奔走。然而，这种思想认识的形成不是突然的,而是一个较长的变化发展过程的结果。这里根据他的主要著作，特将他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来作些扼要的述评。
前一阶段，即.作《筹洋刍议》以前的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薛福成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在维护当时现有各项制度的前提下，通过适当的改良来增强国力，使国家富强起来。从这一点出发，他提出了自已对国事的内外主张。他主张筹巨款，多购西方人的坚船、利炮;花高薪，多聘西方国家的技工、水手、武官，学习制造枪炮、驾驶轮船的技术，帮助训练军队，从而提高国家的对外防御能力。他提出开垦荒地、兴办屯政、去除捐例、严肃吏治、禁止鸦片等改良措施，以便从国家内部增强实力，达到自强目的。
①参见《上曾侯相书》。
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集中反映在他前期思想的代表作《上曾侯相书》和《应诏陈言疏》中。作于1865年的《上曾侯相书》是薛福成的进身之言，写作时他才27岁。这份洋洋.万言书，从多方面展现了他不凡的见解和这个阶段的思想特征。例如，他敏锐地洞察了沿袭很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在于理论和实际脱离、学和用脱节，致使许多有用之才无途报效国家。这一见解可以说是十分切中时弊的。但仅此而已。他虽然指出了科举制度的弊病所在，但并没有打算从根本，上改变它、取消它，至多只是提出用“征辟”(即由大臣直接向皇帝举荐有用的人才)的办法来补救科举之弊,即企图通过科举与征辟并用的措施来为国家发现、培养实用之才。这里的改良倾向是非常易见的。写于1875年的《应诏陈言疏》，是一份写给皇太后、皇上的奏折。这时的薛福成已为官十年，对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官场内外的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和他十年前初出茅庐时的治平方略相比较,显得更加具体、实际而富有哲理。奏折中提出的治平六策,即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同样谈的是人才培养、整肃吏治、体恤民情等老问题，但角度更高、见解更深。例如他说:“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贤才有盛有不盛者，则培养之道为之也。”这里把人才和国运的兴衰联系起来，强调人才的关键在培养，而人才又“必先培养于平日”，而不是在国家遇到特大困难时才想到人才问题。为此，他提出平时就注意培养人才的三条具体措施。奏折中的海防密议十条，更有许多明见。例如“择交宜审”一条，他根据自己多年办外交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际地位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择交不可不慎”;要区别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确定可援的盟友和要认真对待的劲敌，而不要四面树敌，使自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并且从历史和现实的外交实例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即“盖择交之道得，则仇敌可为外援;择交之道不得，则邻援皆为仇敌。诚宜豫筹布置，隐为联络，一旦有事，则援助必多，以战则操可胜之权，以和必获便利.之约矣。”而在“开矿宜筹”、“商情宜恤”、“茶政宜理”等条中，他重视发展工商业的思想已初见端倪。“商情宜恤”中，他从国家富强之道的高度，.初步地论证了扶持、发展华人商业运输、与洋人分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茶政宜理”中，他提出仿西人之法，适当渐加出口茶的税额，用赚外国人钱的方法，增加国家的财源;“开矿宜筹”中，提出购买外国的先进机器,采用官办和商办相结合的办法,大力开采金银煤铁矿藏，是富强中国、使列强不敢轻视中国的明智之举。这些是他后一阶段大声疾呼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思想基础。
后一阶段，即以《筹洋刍议》为开端，直至他病逝。这一阶段的思想主要反映在《筹洋刍议》、《出使日记》及其续、《振百工说》、《论公司不举之损》等文章著作中。这个阶段的薛福成，思想在与时俱进，君民共主、变法图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逐渐成为他的思想主流。他思想的这种变化发展，具体地说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变法”的口号在《筹洋刍议》中正式提出，并引古说今进行论证,得出了不变法我将处处不如人的结论。其中写道:“若夫西洋诸国，恃智人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这就是说，变法是势在必行，不可阻挡。认清这一点，鼓舞起中国人的信心,发挥出中国人的才智，中国必定会超过西方列强，对此，薛福成充满自信，并作出论证和说明。
第二，赞赏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在前一阶段，薛福成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曾提出非议。随着视野的开阔和实际的分析比较，他对西方国家中的君民共主制度产生 了兴趣。 在他看来， .单纯的民主国家和单纯的君主国家都各有利弊，唯有君民共主最为斟酌适中，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因此，他对英国、意大利那样的君民共主国家发出了肯定和赞美。这样的肯定和赞美，是在用一个比较稳妥的形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见解。他在其它地方多处谈论西方国家议院制如何通民情、民主如何是中国古代就有的言论,也是他对君民共主持赞赏态度的一种补充和论证。他的这种政治见解和表述方式在后人看来似乎太小心翼翼，太羞答答了。但如果设想一下他当时的处境，一个正在受到君主专制的朝廷重视的忠臣，产生出否定专制制度的见解，自然是一种叛逆。这种叛逆却正是薛福成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有人把它说成是薛福成从洋务派分化出来转为维新派的主要标志，也是有充分根据和一定道理的。
第三，从多方面学习西方国家，而不仅仅是船坚炮利。他多次谈到:西方国家的“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认为那种把西方国家富强仅仅归结为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的见解，是一种本未倒置之见。在他看来，西方国家所以能坐致富强的根本，是全在教民、养民上狠下功夫。何谓教民?即西方国家都很重视教育的普及、教育的社会化、教育的专业化，把教育视为国家兴废盛衰的本原。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观大局之兴废盛衰，必究其所以致此之本原。学校之盛有如今日，此西洋诸国所以勃兴之本原欤!”薛福成的这种见解，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提倡的教育为立国之本思想的较早表述，反映了一百多年前这位有识之士的远见卓识。何谓养民?薛福成概括出西方国家养民之新法二十一条，即造机器以便制造、筑铁路以省运费、设邮政报馆以通消息、立约通商以广商权、增领事衙门以保商旅、筹国家公帑以助商贾、立商务局以资讲求、设机器局以教闾阎、通各国电线以捷音信、设博物院以备考究、定关口税以平物价、行钞票以济钱法、讲化学以精格致、选贤能以任庶事、开银行以生利息、求新法以致富强等。以上这些很典型的新法条文，说明了在这个阶段，薛福成对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认识不像前一阶段那样肤浅、片面，而是抓住了根本，有了比较全面深入地把握。
第四，商握四民之纲、必须大力振兴商务。这是薛福成思想中最闪光的内容，也是他后半生探索、着墨最多的问题。他对为什么要振兴商务、如何振兴商务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论一国之贫富强弱，必以商务为衡;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而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西方各国之所以富强，正是以商务振兴为要端，而中国的日渐贫弱，就在于商务不振兴。与此同时，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商务所以不振兴的根源在“恪守中国圣贤之训，以言利为戒。在上者不肯保护商.务，在下者不肯研索商情，一二饶才智知大体者相率缄口而不敢言，偶有攘臂抵掌而谈之者，则果皆忘义徇利之小.人也。即使纠合巨款为孤注之一掷，无不应手立败，甚至乾没人财以售其奸，致使天下之人，相率以商为畏途”。①于是，他警告人们说，中国商务再如此不振下去，中国的财源将会因大量外流而日涸，一二十年以后，中国将何以为国?为此，他呼吁清政府放弃崇本(农)抑末(商)的旧说，认清席卷地球各国的滚滚商潮，顺潮流而动，大力振兴中国商务。
那么,如何才能振兴中国商务呢?薛福成首先提出，必须破除千年以来，文人士大夫以言利为戒、羞于谈利的陈
①参见(出使甘记续刻)选.
规旧习。他通过列举有关的经史资料，来说明中国圣人及其圣人之作都曾讲到过利，圣人是不讳言利的，言利乃是治天下之常经也。而后世儒者不明此义，凡一言及利，不问为公为私，一概斥之为言利小人，从而使得通商、经商这一利国利民之术被长期丢弃一边,从而导致国衰民穷。在首先为言利正名的基础上，他进一步说明，圣人所言的利，是为公的利，但为公的利，必须以私利的获得为基础，即务必“使人人各遂其私求;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①这种民先富，国才富、藏富于民的见解是非常深刻而富有哲理的。以.上所有这些为言利正名、扬名的言论,目的就在于使人们从长期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扫除中国商务振兴的思想障碍。
在如何振兴中国商务的具体措施方面，，他参考西方国家的做法，提出了八条建议:一、由国家成立专门的商务领导管理机构;二、大力兴办公司，为公司立法;三、确立专利权;四、杜绝伪品;五、变换更新商品的花式品种;六、举办各类商品展销会、博览会;七、改税则，增加洋货进口税，减轻丝茶出口税;八、导商路，扩大与海外各国的商务往来②。除此之外,他还特别提到，要使中国商务真正振兴，必须纠正当时中国对内对外商务活动中存在的三大弊端，即一、抡揽生意，甚至贬价争售，互相诋毁,以致两败;二、搀杂诈伪，导致真货滞销，弄巧成拙;三、信
①②均参见《 出使日记缕刻》选。
息不灵①。只有通过申办专利、严惩作假等方法彻底纠正这些弊端，中国商务振兴才有希望。由此而联想到在今天中国的商务活动中，薛福成当年所说的那些弊端不是仍在一定范围内起着消极、破坏作用吗?就这一点而言，薛福成的思想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
第五，工为商之基、工居商之先，振兴百工为兴邦立国之要端。这是薛福成后期思想的两大主柱之一。他在《振百工说》这篇文章中说:“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那样，大力振兴百工，尤其是要发展大机器工业、采矿工业。为此，他不仅大力宣传和详细论证中国振兴百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具体措施。例如在发展大机器工业生产的问题上，他驳斥了封建顽固派所持的“机器夺小民生计”的谬论，说明采用新式大机器生产，能以一人替百人之劳，不仅能省工、省力、省原料，而且还能使产品价廉，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机器生产能使商务隆盛、民生富厚、国势勃兴的益处在西方国家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此外他还特别说明，在机器生产日益普及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人“若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必可分其余润以养吾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思议者
①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矣!”①这种把发展机器工业生产和国计民生密切联系起来，以明其利害的言论，对于那个时代的人们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在发展机器工业生产的问题上，薛福成的另一个卓越见解，是他从官办工业或官督商办工业企业的不景气，看到了私人办工业企业的优越性。因而他认为，不应该由少数洋务派大官吏垄断中国新型机器工业生产的主办权，应该鼓励那些有能力、有财力的个人以集股的方法开办私人工业企业，政府对私人工业企业应施行扶助(如减税)的优惠政策，让他们自负盈亏，大胆经营。私人工业企业发展起来了，就能够为国家增加税收来源，增强国力以抵御外敌，而尤其有意义的是“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莸一分之利，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力，夺外利以润吾民，无逾此者矣。”②
薛福成一生前后两个阶段的思想发展变化，充分说明.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时俱进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所谓与时俱进，就是说他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看到由封建专制转向民主制度、社会经济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因此而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跟上时代潮流的发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薛
①参见《出使日记续刻》选。
②参见《筹洋刍议)。
福成所以高出同时代的一般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进步人物，关键的一点就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多方探索，看到了“数十年来，通商之局大开，地球万国不管并为一家。而各国于振兴商务之道，无不精心研究”已是世界发展大势，中国只能顺势大动,努力适应它、驾驭它，跟上大势的发展，才有立足之地，才有生存的资格，否则只能尽受外侮、束手待毙。而商务的振兴又离不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因此,他大声疾呼发展中国工商业，尤其是民族资本的私大工商业。他一生中的许多远见卓识都是围绕这关键的一点而展开、发挥的。也正是这关键的一点，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史止的地位和影响，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高奏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一时代主旋律的主要号手之一。
薛福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而他的思想也必然是新旧交织着。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东西不断增加，最终占据主导地位，由此而造就出一个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后人研究了解他，着眼点和侧重点也必然是其思想中进步的、积极的内容。当然，在薛福成的思想中，还有保守和落后的东西，我们在研究时，应本着去粗取精的原则，吸收于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有益的东西，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参考了光绪年间刊行的《庸庵全·集十种》,丁风麟、王欣之编的《薛福成选集》(1983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施宣圆、郭志坤标点的《庸庵文别集》(1985 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及丁风麟、张道贵点校的《庸庵笔记》(1983 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徐素华
1993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