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与核对抗(1953年-1964年)·第三

作者：约翰·W·梅森 ·英国

出自————《冷战1945-1991》

出自————《战争通史》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新面貌”防御政策(1953年-1958年)

　　 艾森豪威尔是介于杜鲁门(1945年-1953年)和肯尼迪(1961年-1963年)两届民主党政府之间的一位共和党总统，在教科书中，其任期内的对外政策(1953年-1961年)常被说成是根本性断层。时任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嗜好诸如“大规模报复”、“战争边缘”等令人毛骨悚然的好战措辞而闻名遐迩，在他主持下的对外政策被描绘成把美国引向核大战的边缘，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卫亚洲某些局势不甚明朗的边缘地区。事实远非如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奉行的仍然是遏制政策，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处事风格有些改变而已。正是朝鲜战争的经验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作出这样的改变。在遭受了朝鲜那场无法取胜的战争挫折后，整个50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长期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2年竞选期间，杜勒斯曾大声疾呼谴责遏制政策，说这个政策把无数人推向了专制和邪恶的恐怖主义，因而这是一个消极、无所作为和不道德的政策。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承诺要奉行一项“解放”东欧人民的政策。与朝鲜战争的经历反其道而行之，共和党政府允诺将推行被称为“新面貌”的防御政策，这一政策着重强调在认为合适的时机，美国将承诺使用核武器。

　　 作为大商人党派的共和党人热衷于减免税收和平衡预算，其主要途径就是削减国防开支。同时，他们又都赞同更富进取性的对外政策。走出这一困境的办法只能是绝对地依赖战略核力量。用那时的话说，就是这一政策将给“雄鹿以更加猛烈的一击”。

　　 然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往往言行不一。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初期的三次冲突——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就可以显示出“解放”和“大规模报复”政策是如何被遏制政策所取代的。

　　 我们已经看到，艾森豪威尔以核武器相威胁迫使中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但是他对于核武器的使用还是很有疑虑的。韩国总统李承晚曾希望美国帮助他重新统一国家，当他在1954年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建议时，艾森豪威尔狠狠地给他上了一堂关于核危险的大课。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以我们掌握的(核)武器去打一场战争，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倘若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都参战的话，其结果将可怕得无法预测，我甚至无法想象结果将是怎么一回事。”

　　 在印度支那(由老挝、柬埔寨和越南三国组成)，法国正在与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越盟作战。至于这场战斗后来为何演变成越战将在第四章作探讨，在此，我们只需要提一下美国在1954年所扮演的角色。到那一年为止，法国在印支费用的2/3是由美国支付的。为摧毁越盟的武装力量，法国准备孤注一掷打一场阵地战，它把1.5万精锐部队驻扎在奠边府。当发觉已深陷泥潭，胜利无望时，法国请求美国提供军事援助。

　　 从一开始起，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拒绝派遣地面部队，1954年1月，他以预言家的口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这场印支战争将把我们的部队一个师一个师地吸在那儿。”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五角大楼建议实施包括使用三种战术核武器在内的“秃鹫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就足以摧毁奠边府的越盟军队。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动用核武器。不仅如此，他也不打算在没有国会支持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他甚至压根儿不想在华盛顿没有得到盟友支持的情况下参与任何调停。英国是美国的主要盟国，1951年至1955年间担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表示，他的国家反对参与印支的任何军事干预。1954年5月7日，奠边府失守。显然，“新面貌”战略没能用在印支战场上。

　　 “新面貌”战略遇到的第三个考验来自1954年和1955年的台湾海峡。为准备武力攻打台湾地区，共产党中国不断炮击位于中国海岸之外，属于台湾国民党政权的两个小岛——金门和马祖。海军上将拉德福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用原子弹对付中国。艾森豪威尔再次拒绝了这一核选择建议，其理由是，核武器限制不了这一类行动。所有三次危机——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实际上表明艾森豪威尔只是在表面上与杜鲁门的战略不一样，尽管口头上高唱“大规模报复”的调子，其推行的还是自我威慑政策。

　　 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任内，占其对外政策主导地位的是寻求和平。1952年他当选的前3天，美国在太平洋上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颗氢弹的爆炸威力几乎相当于用于摧毁广岛的炸弹总威力的1000倍。在这样的时代中，当一架美国轰炸机携带的摧毁力就远大于迄今为止整个世界历史上的爆炸总当量时，艾森豪威尔确实清楚有必要把核时代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1953年，苏联在西伯利亚也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氢弹。

　　 在50年代，苏联领导人很清楚热核武器那可怕的强大威力，他们认识到在一切冷战理论的背后，美国人是多么地害怕使用核炸弹。但是，需要搞清的是，50年代中期的“和平共处”岁月为何以及如何突然中止，接踵而来的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抗阶段，并最终导致了1958年至1962年的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

　　 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期”(1953年-1956年)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苏联领导集团陷入一片混乱。集体领导层的内部出现了权力大争斗，没有哪一个人有能力足以左右苏联的对外政策。在这个政权空白期内，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曾试图为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作出努力。1955年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上台执政。

　　 直到他1964年下台为止的接下来的10年内，赫鲁晓夫注定要成为举世闻名的非斯大林化以及“和平共处”理论的第一人；但是，西方始终没能真正搞懂他的所作所为究竟出于什么动机。因为正是这位大声疾呼要与美国“和平共处”的人却在柏林和古巴危机中把世界推到了核战争的边缘。经常有人不假思索地设想，既然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主义，那么，他必然是倡导与西方缓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从以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谬误。

　　 赫鲁晓夫相信，欧洲的局势已经稳定，因而苏联可以放松对诸如奥地利、芬兰这样一些无关紧要地区的控制，而继续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维持社会主义阵营。1955年苏联撤离奥地利——它和德国一样，一直被四大国所占领——其条件是奥地利永远保持中立。同一年，苏联人重返战后夺到手的芬兰波卡拉海军基地。1955年日内瓦首脑会谈虽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是它标志着苏联结束了长期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的状况。“日内瓦精神”因此成了当时耳熟能详的词语。

　　 标志着赫鲁晓夫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是他于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修正了列宁关于战争、资本主义和革命的有关观点，从而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引入一个新纪元。他否定了列宁关于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他在核时代中呼吁两大阵营之间应“和平共处”。在社会主义阵营内，赫鲁晓夫允许“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各不相同。此后，1956年在匈牙利发生的起义与这篇讲话有着直接的关联。

　　 1956年6月，波兰刚发生动乱之时，波兰政府没向莫斯科求援就自己恢复了秩序，更有甚者，他们还将之前遭亲苏傀儡政权囚禁的象征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事前也不征求一下莫斯科的意见。对此，苏联没有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这是因为，波兰共产党与苏联结盟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匈牙利则不同，新总理伊姆莱·纳吉先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尔后宣布结束一党制并退出华约。这意味着对苏联的利益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1月4日，苏联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到11月7日，这场革命宣告结束，3万多匈牙利人丢了性命，纳吉被捕后处死。赫鲁晓夫对匈牙利起义实施武力镇压表明了苏联对共产党集团内的政治多元化的容忍限度。南斯拉夫和波兰的所作所为在斯大林时代之所以尚能被容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虽然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的、非苏联的模式，但毕竟仍坚持了共产主义的体制。而在匈牙利，这场起义却是一场以推翻一党专政为目的的民众性反共叛乱。

　　 就在苏联镇压匈牙利叛乱的同一个星期，英法纠集以色列向埃及发动进攻，因为埃及响应纳赛尔上校的号召，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仅在一年前，赫鲁晓夫与纳赛尔进行了一笔军火交易，使苏联第一次以一个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中东。尽管英法入侵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是，美国拒绝对其盟友的支持，苏联的威胁以及世界各国的谴责使得英法联军不得不很快地撤出该地区。

　　 在国际政治中，1956年是一个分水岭。西方体制和苏联体制都在各自的脆弱点上遭受到狠狠的冲击。英法入侵苏伊士遭遇危机一事标志着英法帝国强权的结束，在中东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这一真空将由美国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由苏联去填补。苏联警告英法不要在侵埃路上走得太远，这标志着苏联在中东成了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大国。在东欧，苏联恢复了它的平静，至少它有能力去维护苏联帝国表面上的一致。

　　 核对抗年代：柏林和古巴(1957年-1962年)

　　 从1957年至1962年的这段时期一直被称为“核纪元”，在此期间，爆发核大战的危险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而且比那时以后的任何时候也都大。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第一颗“伴侣号”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这一惊人的科学成就使美国警觉起来，部分原因是这一成就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如果苏联人手中有了能把卫星送入轨道的火箭，那么，他们就能生产出有巨大冲力、装备着可瞄准美国任何目标的核弹头的洲际弹道的火箭。刹那间，苏联看来已经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战略平衡。

　　 苏联在导弹技术上令人瞩目的领先地位所形成的外交优势立即被赫鲁晓夫加以利用。举例来说，他打算通过威胁西德和英国，说它们将如何“从地面上被消灭”，试图把这两个国家赶出北约。毫无疑问，对这些公开恫吓，英国在1958年组织了核裁军运动，作为回应苏联的一个措施。事实上，所谓有利于苏联的“导弹差距”后来被证实是骗人的鬼话而已。直到1960年，苏联一共才有4枚洲际弹道导弹和145架远程轰炸机，而美国在整个50年代就具备了核战略的绝对优势。

　　 实际上，赫鲁晓夫只能根据实战未必会发生的设想去耍弄他的外交手腕。他注意到，美国对日内瓦首脑会谈、匈牙利革命、苏伊士危机和台湾海峡的所作所为表明美国极不愿意拿核大战去冒险。在国内，赫鲁晓夫的地位不稳，经济出现了麻烦，他亟需在对美政策上取得成功。确实，1958年至1962年间，他在对外政策上作出的冒险部分原因应归于苏联整体上的弱势而非强势，特别是赫鲁晓夫本人更是如此。

　　 柏林(1958年-1961年)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向西方大国发出最后通碟，要求它们结束对西柏林的占领，把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从而引发了一场柏林危机。如果西方到1959年5月还不与莫斯科签署一项新的条约的话，苏联就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单独签约，这意味着苏联将把通向西柏林的所有通道交由民主德国控制。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警告西方说，针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任何行动都可能引发“一场大战，在这场大战的炼狱中，数千万人将惨遭毁灭”。看来西方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撤出西柏林，要么与苏联干一仗。

　　 自1955年以来，德国本身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眼下德国重新统一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莫斯科接受了一个分裂的德国，现在又急切地追求下一个必然结果——这就是让西方也承认民主德国。西方拒不承认民主德国政权是因为在它们看来，民主德国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西方仍寄望于未来能重新统一德国，因此西方不想使这一现状合法化。然而，苏联除了想得到西方对民主德国的承认外，还想斩断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这一想法在50年代后期几乎成了赫鲁晓夫的一块心病。

　　 现在，苏联既然有了足够的核力量，赫鲁晓夫就准备着手解决柏林问题了。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在5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欣欣向荣，反之，民主德国经济却徘徊不前。柏林在“铁幕”上相当于一个洞口，从1949年至1958年，共有210万民主德国人逃往联邦德国(1949年民主德国总人口为1700万)。但在军事力量上，苏联占有绝对优势：西方在柏林的驻军总共才1.1万，而在柏林城外包围着他们的是50多万东方集团的部队。西方拒绝就柏林问题作出让步，1959年3月，倒是赫鲁晓夫作出了他的第一个让步，即取消把5月27日作为最后通牒的期限。莫斯科和西方都意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一旦使用，就可能很快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核战。

　　 因而，在其后的两年中，柏林问题处于相持状态。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但更要命的是，他遭到了中国对他执行修正主义对外政策的严厉批评。始于1959年的苏中分裂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参阅第五章)，他比以往更需要从外交上战胜西方。1961年夏，赫鲁晓夫相信，他考验美国新总统决心的时机到了。肯尼迪刚刚经受了猪湾事件的挫折(1961年4月)，那时，一群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古巴流亡者企图推翻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但遭失败。柏林危机也正在迫近，这年7月，一天内就有1000多民主德国人抵达西柏林，这主要是担心赫鲁晓夫有可能掐断所有通往西柏林的通行点。当民主德国于1961年8月13日筑起柏林墙时，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

　　 柏林墙一下子解决了逃亡问题，但同时这成了在苏联势力范围内实行镇压的一个象征。当赫鲁晓夫不再威胁要与民主德国单独签署什么和约以后，柏林危机也告一段落。他最终未能把西方驱逐出柏林，反而受到中国对他投降资本主义强权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仍需要对外政策上的胜利。1958年在柏林拉开的那一幕于1962年在古巴闭上了大幕。

　　 古巴(1962年)

　　 1962年10月的13天内发生了冷战期间最为严重的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1962年夏，当时赫鲁晓夫在距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的古巴岛上部署了进攻性战略中程导弹，10月28日，当他同意撤走这些导弹时，危机才告结束。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一支地方游击部队推翻了古巴的巴蒂斯塔政权。此后，卡斯特罗对美国在古巴的企业实行国有化，他与美国的关系趋于恶化。1961年4月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唆使的猪湾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转向莫斯科寻求军事保护。当一架美国U-2侦察机于1962年10月发现部署在古巴的苏联导弹装置后，肯尼迪总统下令进行海上封锁，以阻止任何导弹继续运进古巴。然后，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所有进攻性导弹，否则，美国在24小时内将派兵入侵古巴。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信件交换后，苏联同意撤走导弹，作为回报，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

　　 对于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可以用很多理由进行解释，其中似乎最有道理的是他希望把苏联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核不平衡态势一下子就调整过来。危机发生时，苏联只有数量很少的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配备在北极星潜艇上的导弹就有144枚，此外，还有294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把较为低廉的中距离和中程导弹部署在古巴是想花费相对小的代价提高它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总之，在古巴部署导弹可以视为“快速修补”，代替不了长期性的洲际弹道导弹集结，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对外政策的最后一招，事实证明，对他来说，这是一场永难复元的灾难。无论对莫斯科还是对华盛顿而言，这一事件标志了核边缘政策紧张期的结束。一年内，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就签署了三项重要的军控协定。1963年6月，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建立了“热线”电话的直接联系；1963年8月，美、苏、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危机最终促使两个超级大国于1969年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