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海洋·第一
作者:理查德·休利特·美国
弗朗西施·邓肯·美国
出自————《核海军1946-1962年》
出自————《战争通史》
首先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和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接着,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海军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字。然后,对日作战的其它各国代表依次走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盖绿色台布的桌子跟前一一签字。
对尼米兹采说,1945年9月2日东京湾的这一时刻是他的卓越经历的顶点。珍珠港灾难性事件后一个月内,尼米兹成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他从这支受到严重打击的部队入手,在以后四年时间内建成了一支历史上最强大的作战舰队。美国军舰在日本本土岛屿附近海域轰击沿岸设施,而自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随意深入日本内地,直到投掷原子弹为止。
胜利的旅行
“密苏里”号甲板上难忘的仪式以后几个星期,尼米兹回到美国大陆,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驱车前往市政厅接受厄尔·沃伦州长的正式贺词时,旧金山成千上万的人们向他欢呼。他对拥挤的人群说:“尽管出现了原子弹或其它新式武器,我们今天的海军依然是明天和平的保证。”他认为新式武器可能改变战争的特点,但是军事上成功的先决条件将是“控制海洋”。
10月5日,尼米兹在华盛顿接受了只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早些时候获得的那种授勋礼。当尼米兹将军驱车前往国会大厦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几十万华盛顿人排在街道两旁。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阅兵时,上千架海军飞机——战斗机、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掠过上空。尼米兹将军换去了他在太平洋时常穿的那种满是皱纹的普通咔叽军装,身着蓝色礼服,佩戴金色穗带,白色衣领笔挺,向拥挤在广场上的人群讲述美国和同盟国军队在太平洋取得的成就。然而,尼米兹并未忽视原子弹的重要性,他说:“原子能的出现,赋予海军以新的重要地位……。我们的防御边界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海岸线……。我们今天的防御边界是整个世界。”
这一天不仅对于尼米兹本人,而且在某种更为重要的意义上,对于海军,是一个胜利的日子。海军的功绩受到华盛顿官方这样充分的注意,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海军如此充分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是罕见的。尼米兹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明确有力地说明了海军是未来均衡国防力量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次日,去纽约市之前,尼米兹在海军大厦停留,会见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当时,有关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五星上将希望年底退休的说法已在华盛顿传开。10月8日,金在写给福雷斯特尔的信中说,他认为尼米兹将是新的海军作战部长的“确定无疑的人选”。
两天后,福雷斯特尔告诉尼米兹,他能在不超过两年的时间里得到这项任命。福雷斯特尔不打算在几个星期内宣布他的决定,但尼米兹返回珍珠港时,已经知道他将在未来的关键岁月里主宰海军的命运。
使命
接受欢乐的祖国的致谢,即使劳累,也是一桩令人愉快的事情。在阅兵、宴会和演说期间,尼米兹几乎没有去想他在1945年8月30日从金那里接到的任务。那是在一份简短的公文中——副本分送给海军其它重要部门——金要他在总结打败日本人所作种种努力的事实基础上,提出太平洋舰队关于武备和舰艇未来发展的建议。没有一个其它的美海军舰队在从败到胜的过程中进行了那么多形式的战斗——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航空母舰决战,东印度洋的驱逐舰攻击,太平洋珊瑚岛的登陆突击,敌海区的潜艇袭击,苏里高的战列舰接战。金在提出如此广泛的问题时,要求尼米兹和他的军官们广抒己见。他们不仅要考虑材料和设备,而且要考虑舰艇本身。这些舰艇是怎样经受住了战争条件的考验的?哪些类型的舰艇可以废除、改进或是增加?由于金想向与海军战后发展有关的各部门广泛传播这种信息,他要尼米兹在报告中阐明自己的见解。
战后海军的规模如何,并非一个新课题。弗兰克林·罗斯福逝世以后不久,福雷斯特尔曾向杜鲁门总统递交过一份说及此事的简短意见书。金在1945年4月27日曾向福雷斯特尔陈述过自己的观点。在一段时间,也许从战争结束之前开始,海军似乎可以缩减兵力。但和平实现以后,美国必须拥有地面、海上和空中兵力,以及供这些兵力展开的海外基地。为了美国能把兵力开进受到战争威胁的区域,控制海洋是必需的。正如金所看到的,海军必须拥有足以控制西大西洋、整个太平洋及其通道的兵力和基地。
在几天之内,金已准备好了一项更为详细的研究。他承认,在很多情况下结论只不过是尝试性的,但他的想法乃是基于一个单一的原理——均衡力量的概念。海军的海上兵力要划分为大西洋舰队和太平洋舰队,每个舰队均有预备舰只。现役舰队要就舰船类型来均衡。现役舰队要进而分为五个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两个在大西洋,三个在太平洋。尽管这些舰队在编成上有所不同,但每个舰队都要围绕着由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支援的大型航空母舰而建立起来。预备舰队也要由几种类型的舰只组成,因此,它也将是一支均衡力量。
如果金不研究均衡舰队的概念,他就不会那么肯定每种类型舰只应具有的特性。由其参谋人员组成的研究组于1945年8月22日提出报告说,建立新型海军,必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过艰苦奋战赢得胜利的经验为依据。显而易见,在和平时期,不论财力还是人力都不会是充裕的,但却有机会修正只是迫于战争才能接受的某些设计缺陷。然而,吸取这些教训必须同制定新武器计划结合起来。研究组认为,今后十年或十五年应能看到在导弹、炸药和能量利用方面的革命性发展。军官们建议,至少这个问题的一部分是必须立即研究的课题:分析现有的和正在建造中的舰只,看看能够做出哪些改进。对金来说,要得到有关海军舰艇优缺点的情报,没有比尼米兹和太平洋舰队更好的来源了。出于这样的想法,金要求尼米兹承担这项研究工作。
海军作战部长
在为金起草建议方案中,尼米兹及其参谋人员自然而然地考虑了管理海军的复杂组织体系。该体系的首脑是文职海军部长,1798年确立的内阁职位。共和国建立初期,舰只和人员的数量不多时,海军部长治理海军几乎没有什么困难。随着技术不断进步,重新组织海军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1842年,国会建立一种体制,在该体制下被称作局的各种具体机构有权管辖包括造船和装备的一大部分海军工作。新体制有它的优越性,但各局和海军部长之间的关系难以相处。另一个复杂情况是舰队的军官们对各局的处事常常表示不满。当美国于十九世纪末叶正在建立一支现代化海军的时候,许多有经验的军官相信,所建造的舰只多数是根据各局主观意见,而不适应战争对舰只的实际要求。
伍德罗·威尔逊第一届政府期间,一些军官们为设立海军的军事首脑而作的斗争进入了高潮。这些军官在几个国会议员要人的支持下,提出直接派军官就任负责检查舰队备战的海军作战部长的立法。经过一番艰苦的争论,约瑟夫·丹尼尔斯海军部长在修改这项立法方面取得了成功,这样干的目的是使这个新的军事首脑明确地在部长领导下进行工作。1915年确立的海军作战部长的地位很快成为海军中最强有力的了,尽管各局仍直接归海军部长领导。
弗兰克林·罗斯福作为1913年~1920年的海军副部长,目睹了为确立海军作战部长的地位而作的斗争。1941年珍珠港惨败后,作为总统的罗斯福决定进一步集中海军的军事指挥。他授权给当时已是海军作战部长的金将军,让他协调和指导各局的工作。这是前任海军作战部长们长期追求的,并且是在战争初期危急气氛中几乎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给予金的一种扩大了的权力。
权力交给金,在海军行政方面,特别是在减小总体委员会 [ 注:General Board,总体委员会。 ] 的重要性方面,引起了一些变化。总体委员会是1900年建立的,任务是向海军部长提出有关舰队规模、编制和部署的建议。更进一步,它甚至还管象新舰艇航速、装甲和武备这类事项的建议。随着海军作战部长的职责范围扩大,总体委员会的作用减小了,金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找不出使用总体委员会的有效途径。战争结束之前,金设立了由自己控制的舰艇性能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常设成员分析各局提出的新舰艇的特性,由全体委员会表决做出决定,该全委会还包括与正在研究中的舰型有关的各局代表。从此,除海军部长指定要做的工作外,总体委员会几乎无事可做了。
海军舰船局
尼米兹发展新型战舰的任何计划,必然要涉及海军舰船局。海军舰船局这一比较新的组织形式只能追溯到1940年,它是战前海军两个有实力的单位——修造局和工程局——合并的产物。原来,全部造船均归修造局管,但由于舰艇的设计和建造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工程局在确定新型舰艇的设计方面开始起同样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开始扩建时,国会采纳了建造大量新型舰艇要求由统一部门负责设计和建造的主张。1940年,这两个单位合并成新的海军舰船局。
海军舰船局从大战一开始就是一个庞大的、统一的、有效的组织,虽然它的花名册仍然显示出在两部分军官——造船设计师和工程师——之间的有意识的任命平衡。大战中,舰船局在其活动高峰时节,在华盛顿拥有六千余名军官和文职人员,管理着雇有一百余万人的四百六十五家船厂。在战争过程中,舰船局共花费一百七十亿美元,建造了十一万余艘舰只。
战争期间海军舰船局的非凡成就部分地反映出控制这个机构的军官和文职工程师的才干。舰船局成功地利用战时紧急情况吸收了有才能的、精力旺盛的青年工程师参加造船。这些青年军官和文职人员给海军舰船局带来了新气象,他们在技术和行政两个方面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完成了各项工作。海军舰船局在其职业军官的学识水平方面也是幸运的。通过精心拟订的毕业后的训练大纲,包括诸如在麻省理工学院这类名牌工程院校深造以及在海上和海军船厂广泛地担负工程师任务,舰船局培养了一批军官骨干,他们在舰艇设计和建造方面的专业才能,实际上超过了任何其它国家。技术精湛的典范是战争时期的两位舰船局领导人,爱德华·科克伦和厄尔·米尔斯。科克伦191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曾在麻省理工学院获造船工程师学位,并在几个海军船厂任过初级军官。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旧修造局服务。米尔斯是1917年的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轮机工程师学位之前,曾在战列舰、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任正规指挥军官。由于有战前在海上和工程局任工程军官的经验,米尔斯同科克伦一样,是1940年海军舰船局设计组的一名重要成员。两年以后,当新领导需要承担战时造船的繁重任务时,科克伦和米尔斯越过其它许多军官,晋升为海军少将,并分别被任命为海军舰船局长和副局长。他们两人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46年。
虽然海军舰船局的组织在战争期间不时有些变化,但舰船局在舰艇设计方面的作用始终是比较固定的。对舰艇的新需求,通常是由海军作战部长通过总体委员会提出的。舰船局内的初步设计组同总体委员会一道工作,以求达到适于舰艇既定使命的最佳特性。每艘舰艇的设计都是尺度、航速和武备等许多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如果新舰要完全不同于原来的舰型,往往需要作几次研究,有时多达几十次。
一旦海军作战部长批准了初步设计,总体委员会就下达指示。这项文件授权舰船局拟制型线图、横剖型线图和总布置图,并进行必需的强度计算。工程师们在马里兰州靠近波托马克河畔的戴维·泰勒船模试验池拖曳船体模型,以计算带动船舶按规定航速行驶所需的轴马力。在全部计算和核对完成后,舰船局的另一部门制定合同设计图纸和技术条件。投入建造之前,必须由海军部长批准设计方案。造船部门,无论海军船厂或是私人承包商,根据合同设计图纸绘制出实际建造所需的几千张施工图纸。舰船局对全部计划和定货实施监督。为保证符合技术要求,并检查工作,舰船局在地区和船厂驻有代表。由于建造计划在大战期间不断扩大,华盛顿的舰船局不能管全部工作细节,而是越来越依赖地区代表。凭这种体制生长起来的舰队,在太平洋上首先赢得了胜利。
海军的科学研究
正如尼米兹在10月演说中所明确指出的,海军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新武器系统和舰艇研究花费的精力和研究的质量。搞研究在海军无疑并非是一个新主意,但不是所有的局同样热衷于追求它。几个局具有自己的供解决诸如工程技术、船体设计和武备这类实际问题的设施。不属于哪个局主管的研究项目,就很难在海军部门安排下来。1915年,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结束迹象时,当时的海军部长丹尼尔斯曾试图同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作为一种准备手段。他所创办的由托马斯·爱迪生任主席的海军咨询委员会,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该委员会的遗产主要是1923年在哥伦比亚区开始工作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实验室在研究无线电现象方面做出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在发展雷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该实验室一直属海军部长和舰船局领导。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0年决定于来年建立国防研究委员会和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以动员全国的科学人力和资源,在布什这种努力的影响下,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特别注意提高海军研究与发展效率的方针。大战期间,海军由于同科学家们保持密切联系而受惠不浅。福雷斯特尔决心不让这一经验失传,1945年5月19日设立了研究发明处,该处直接向他而不是向局报告工作。海军研究实验室归新的研究发明处领导。这个权限更大的处负有双重任务,一是把对海军有益的某些战时研究项目继续搞下去,另一是鼓励和协调各局都未涉及到的领域里的新研究课题。
福雷斯特尔选派哈罗德·鲍恩海军少将领导新的研究发明处。鲍恩是一位有进取心的军官,他在三十年代任工程局长时,曾为在海军中采用高温高压蒸汽作过巨大的努力。当工程局变成舰船局的一部分时,鲍恩没有当上新部门的领导人。而于1939年当了海军研究实验室主任,并支持原子能的初步研究。在他的领导下,实验室迅速扩建。鲍恩也深得福雷斯特尔的信任,这在改变战后的海军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与尼米兹和科克伦相比,鲍恩面临的是比较不肯定的未来。海军作战部长在海军中或许是最有权力的人了,甚至可与海军部长相比。科克伦的舰船局机构庞杂,但在战时建造了舰艇,并将继续建造下去。相反,鲍恩所领导的一个处,其职权范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术语——研究,到1945年当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们争论科学同联邦政府的关系时,甚至也没超出这个范围。鲍恩有利的方面在于他对各局有一定独立性,但他也缺乏象领导一个资历深的部门那样的保障。直到1945年秋,鲍恩能否实现他加强海军研究组织的愿望,还不清楚。
战后的舰队
当尼米兹还在进行胜利的旅行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由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开始起草金将军8月提出的那份报告。这项范围广泛的任务要求制订包括各种类型舰艇建议在内的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
战争结束时,海军正在建造3艘大型“中途岛”级航空母舰。这些舰只比其它航空母舰要大,并综合了被证明对防御日本自杀性攻击有效的英国装甲飞行甲板的特点。然而,这个审查委员会对某些特点还拿不准,建议在尽可能近似于作战态势的条件下广泛使用这些舰只。“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经过使用,性能良好,它的动力装置比预期的要好。该级航空母舰的缺点是缺乏防“神风”式自杀飞机攻击的能力,舰用高射炮数量不足、给飞机补给弹药和燃料时易于受损。但是,该委员会认为,“中途岛”级和“埃塞克斯”级航空母舰都是均衡舰队的基础。
“衣阿华”级战列舰——“密苏里”号属该级中的一艘——在快速航空母舰活动中,给予了无法估量的支援。该级舰只机动性好,速度快,载有世界上射程最远的舰炮。“衣阿华”级的高射火炮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类舰只很粗犷,能够在海上进行最持久和最激烈的战斗活动,并能为特混舰队的小编队实施补给。珍珠港事件之前设计的这一级舰只,仅需作一些小的改进,战后仍将是有效的。该委员会确信,这些战列舰对战后舰队是不可缺少的。
这个委员会发现,巡洋舰和驱逐舰是最难以分析的,因为这类舰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次战役中用途广泛。该委员会看到在与敌水面舰艇作战、破交、轰击岸上目标、保卫基地、巡逻、搜索、实施反潜战役、在外国港口履行“显示力量”的传统任务中使用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前景。不管巡洋舰和驱逐舰的使命如何,该委员会极力主张这类舰只的设计要简单,以便作为以后为实战建造的舰只的母型。这类舰只将同航空母舰一起活动,它们所负使命的多样性意味着,没有这类舰只,舰队就不会均衡。
这个委员会在报告涉及的所有类型的舰艇中,对潜艇给予了最大的注意——不是由于海军把潜艇当作舰队的骨干,而是因为潜艇的作用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特别是德国人的经验,向潜艇设计师们提出了一个大难题:潜艇由于水下续航力有限,必须设计为能在水面进行有效活动,而这种特征却损害它作为一种水下舰只的特性。这个难题自本世纪初第一批实用潜艇造成就存在了,但由于战术上越来越多地要求潜艇有更大的水下续航力,这个难题就变得更加突出。
为保证有效的水面和水下活动,潜艇必须有两套推进系统。柴油机能保证高速和远程水面推进,但是,潜艇潜入水下,同空气隔绝后,就不得不依赖由蓄电池供电的电动机。电动机驱动,潜艇航速很低。而且,蓄电池的容量使潜艇的续航力受到限制——潜艇用电动机航行的速度越高,蓄电池的能量消耗越快。当潜艇重新浮到水面时,柴油机方可用于给蓄电池充电,而充电时间需长达6小时。
虽然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水面舰艇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它是一种为严格条件所限制的武器。在水下,潜艇的速度很慢,并依靠潜望镜准确测定自身和敌舰的位置。常常是潜艇利用自己的水面速度达到可以实施一次鱼雷攻击的位置,然后潜入水下等待敌舰进入它的射程范围内。面临飞机或水面舰艇攻击时,潜艇往往要在水下寻求隐蔽。一旦超过潜望镜深度,潜艇就成了瞎子,虽然它仍能听得见水面敌舰,但几乎任何一艘敌舰都来得及规避。
在战争后几年,德国人拼命想法改进潜艇,他们第一个采用了荷兰人发明的通气管装置。这种通气管实际是由从潜艇伸至水面的两根管子,供柴油机进、排气用。然而,这种通气管只能使情况稍好一些;一旦超过通气管工作深度,潜艇的活动依然受到限制。通气管工作时,噪音很大,以致使潜艇难以使用其声纳。作为另一种途径,德国人把几艘潜艇装上三倍数量的蓄电池以及通气管。这些潜艇水下航速15节时的续航力为30海里,10节时为110海里,6节时为285海里。在上述潜艇能参战之前,战争就结束了。较通气管和经过改进的蓄电池供电装置更为先进的是闭式循环系统,它的发动机所需的氧气是化学药品释放的。到德国垮台时,几种闭式循环系统中的一种已经发展到被证实是可行的地步。
改进的水下航行推进系统不仅赋予潜艇新的防御上的有利条件,而且提高了它的攻击潜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军成功地攻击了德国潜艇,或在水面击毁,或赶到水下。潜艇一旦下潜,速度就大大下降,水面舰艇上的声纳设备就能为发射深水炸弹定好艇位。具有较高水下航速的新潜艇,不必经常浮出水面,因此,即使潜艇的速度不能超过驱逐舰,也可以避开驱逐舰的声纳探测。高水下航速的能力使潜艇有成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武器的可能。
作为一名老潜水艇员,尼米兹知道潜艇的难题。根本解决的办法是核动力,核动力可以使潜艇只用一种推进系统进行水面和水下两种航行。目标是一艘真正的潜艇,即一艘能在水下长时间高速航行的潜艇。这种想法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是,在1945年秋,这在尼米兹和其它一些人看来,还是遥远将来的事情。
11月初,尼米兹回到檀香山,有机会细读了审查委员会起草的报告。他在报告草稿上对他认为需要推敲和改正的部分加了评语。大部分评语是针对战时性能的技术估价,对于报告的总的设想和结论,他没有重要的保留意见。11月8日最后定稿的这份报告,体现了尼米兹建设战后海军的看法。由于来自海军一名最有经验的将军和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长尼米兹的签署,使这份报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对未来的态度
尼米兹完成了他给金的“均衡舰队”报告以后不久,情况的发展使他再次回到大陆。11月初,有关任命他为金的继任人的传说又出现在报刊上。对这些报导,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特别关心,这些报导由于强调陆军和海军之间关于武装部队统一问题的激烈争论而在1945年秋成为头条新闻。军事委员会发现,这位未来的海军作战部长1944年曾准备过一份赞成统一的声明。鉴于福雷斯特尔和金反对统一,军事委员会决定邀请尼米兹前来表明自己的见解。
11月17日,尼米兹对华盛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说,自1944年做出声明以来,他已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申辩说,太平洋战争的最后一年证明了在陆、海军不合并的情况下,统一指挥是有效的。他还坚持,战败日本,靠的是美国海军,而不是原子弹。尼米兹说,原子弹是应当加以考虑的一种力量,但它对未来的影响还不清楚。“在取得进一步的认识和经验之前,负有保卫国家责任的人,为了美国人民的安全和世界和平,有维持足够的海军、空军和地面部队的义务。”他最后说,现有的军事机构“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合适的基础”。
类似这样的言论说明尼米兹同金一样,牢牢坚持均衡舰队的概念。这两个人以及海军中处理该项事宜的大多数高级军官,都承认这个原理是可以理解的。均衡舰队的概念总结了海军近四十年的经验,它在一次全球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另外,均衡舰队概念需要继承的是一个总的原则,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既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采用这个概念后,金和尼米兹并不排斥改变海军战略和舰艇设计的可能性。作为海军作战部长,金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设立了一个负责原子武器、核推进和导弹的新部门。
尼米兹,甚至比金看来更意识到战时技术的潜力。1945年底,随着一直保密的美国科技产品的逐步公开,在军事技术上出现了极其广泛的革命。尼米兹对此有所察觉,10月6日,他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上致归国演说词中曾经宣称:“现在这个时期将不是作为一次大冲突的结束,而是作为一个原子新时代的开始载入史册,这样说或许并不过分。”
这些话的语气讲的是未来,但尼米兹讲这些话的严肃程度如何就难说了。广岛事件后头几个月内,“一个原子新时代”这类字眼充斥在美国报纸上、广播节目中和国会大厅里。同是在这几个月内,尼米兹更经常大声疾呼均衡舰队和抨击武装部队统一的建议。均衡舰队的概念容易被大家接受,但是,象海军反对统一一样,这个概念倾向于向过去看,而不是向未来看。过去的教训较之未来的挑战,看来更能支配金、尼米兹和海军大多数人的思想。尼米兹与他的许多前辈相比,是一名向前看的、有进取心的军官,但在需要一个较之尼米兹更年青、更多才多艺的人来领导海军跨入战后世界这一点上,福雷斯特尔或许是正确的。
如果正如尼米兹和其它人所指出的,海军跨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的新时代,那么,把海军的命运交给一个快要结束自己职业生涯的高级军官,难道是明智的吗?启用一个年轻人,或许一个真正懂得新技术的人,是否更妥当一些?新的海军作战部长在他任职期间,应该更多地考虑传统的舰队中的问题,还是电子和核能等新技术的运用?福雷斯特尔可能由于面临势不可挡的压力,同意经验重于创造性。
在这个意义上,福雷斯特尔1945年秋面临的争议超出了人事问题。争议集中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岁月里海军及其它各兵种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武装部队怎样才能把战争产生的惊人技术发现纳入国防?再过四分之一世纪以后,仍然存在如何实现技术革新的最有效途径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还面临另一个,也是更麻烦的问题。现在,变革速度增长如此之大,技术复杂性增长如此之快,以致有识之士在1945年称为革命的技术发展步伐,在今天就不那样认为了。现在我们想问:在现代技术特别复杂,并且我们赖以控制现代技术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机构特别复杂的情况下,我们能有理由希望设计出几种有效的技术控制体系吗?此外,技术的近代史有没有提供实际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线索?
没有一本书能敢于回答这个问题的总和。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限于作历史的阐述。此外,我们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海军及其为采用核动力舰艇推进所作的斗争。这段历史本身是重要的;它的颇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作为上述比较广泛的争议问题的尝试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