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卸任的顾问·第三十三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从约翰逊总统3月31口的演说到他的任期结束这一期间，政府日益迫不可待地谋求实现无法捉摸的谈判，这是经过移花接木而面目全非的目标，正在长足发展，取代美国为实现南越自由及安全的政策的主导目标了。自1965年我军进入越南之时起，总统就以荣誉保证，要以新的外交行动来平衡新的军事措施，而不顾这一显而易见的危险，即敌人会把他想进行谈判的愿望看作是软弱的表现。他要实现谈判的迫切心情，使我们这些对亚洲人心理略知一二的人担心。我们认为，要使河内坐到谈判桌上来，不如采取严肃坚定的姿态，坚持悄悄地而不是虚张声势办法较好。虽然可以认为，为了向我们自己的人民表示政府的和平诚意，谋求谈判是必要的，但是，效果却适得其反：它助长了人们相信谈判就等于和平，唯有和平才是我们政策的目标。这样，我们就渐渐偏离了我们原有目标，尽管我们仍然谈论谋求一种大致将考虑到我们对越南盟友所负的义务的体面和平。

　　 在谈判的热情愈益高涨时，我们的领导人放宽了我们以前主张的同敌人谈判的必备条件。我们抛弃了在早期常常表示的好的解决办法：要吸取板门店的教训，在谈判前和谈判进行中应向敌人施加军事压力。也忘记了需要为谈判进行细致的准备，预先盘算我们的筹码以确保能赚回最大的收益。过去多次说过，不轻易同河内代表坐到谈判桌边为代价，这一决定也同样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这里没有必要回顾到巴黎进行谈判的许多准备工作，以及在谈判终于进行时的情形，我们只要向自己提醒，我们是怎样把我们自1965年(甚至在此之前)以来在越南艰苦获得的许多成就付诸流水的。总统在他3月31日的演讲中提出停止对北纬二十度线以北的轰炸为开端，一系列的让步就出现了。河内4月的迅速的答复是使人鼓舞的，但我们本应从他们接受谈判的条件得到警惕，即：他们只有在“美国无条件地停止轰炸，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其他战争行动”时才能举行谈判。不过无论如何，由于第一次会议的会址问题长期陷于僵局，又由于河内没有就我们减少轰炸作出任何相应的军事克制，我们不久就从过早的乐观主义中醒悟过来。事实上，敌人的渗透以及向南越城市中心的进攻都迅速增加了。他们不仅利用我们的克制从军事上捞到好处，而且无意进行有结果的谈判，这就使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单方面的让步是否明智。但华盛顿却充满反对任何指责对方行为的情绪，以免阻滞等待赴巴黎的和平使者启程。

　　 我们的谈判者——艾夫里尔·哈里曼与赛勒斯·万斯最后抵达巴黎时，他们立即发现总统在轰炸问题上的让步一无所获，只有听着共产党臭骂“美国侵略者”胆敢要求互相减少在越南的暴力行动。共产党的代表就互相一词公然指责我们用不恰当的字眼来说他们在南越的存在。我们温和的反应显然是接受他们的斥责。我们似乎还把他们在会议召开后不久对西贡的重新炮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加以接受，对它既未进行报复，也未提出任何强烈抗议。在谈判的整个时期中，我们有着两种能够影响敌方行为的强大武器，在适当程度上恢复轰炸和中止谈判；但是在此期间，我们却没有使用这两种武器中任何一种的意志，或者也没有令人信服地发出威胁要使用的意志。在白宫的多次午餐会上，我们反复讨论，要不要对北纬二十度线恢复轰炸，但尽管敌人反复挑衅，直到11月1日完全停止轰炸之前仍然限制在十九度线上。

　　 在夏季和秋季，巴黎会议的主要争论点是停止一切轰炸，以换取河内缓和行动的某些保证。对我方说来，如果我们停止轰炸，我们想知道他们对下列问题的态度：停止进一步袭击南越城市、尊重非军事区、同意南越政府参加谈判、同意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但在外交上不承认它是同南越同等地位的。哈里曼与万斯辛勤耐心地工作以推动对方进行合理的谈判，但由于河内断然拒绝作出相互让步而使他们受到挫折。他们得到河内唯一愿意承担的义务是：答应在完全停止轰炸后准备进入实质性的谈判。

　　 结果，我们的谈判者确信，他们最后也使总统确信，只有彻底停止轰炸才能打破僵局，而这样做取决于我方的某些单方面谅解，并可以由哈里曼和万斯私下把这种谅解通知他们的北越对手。这些谅解是，在我们停止轰炸后不久即着手在“我们一方”同“他们一方”(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允许南越政府与“民族解放阵线”不以合法身份参加)进行实质性的谈判：非军事区的非军事化地位必须恢复并得到尊重；不得再肆意向主要人口中心诸如西贡、顺化和岘港发动进攻；以及在我们的侦察机飞越北越时不得加以攻击。据了解，北越代表团可能永远不会作出任何同意这些谅解的表示，但是，如果他们不加以拒绝，如果他们明白这些谅解不接受时我们会恢复轰炸，那么哈里曼和万斯认为这种做法是值得的。

　　 有一系列的论据支持这一观点。如果我们采取这一主动行动，则可以阻止敌人发动新的进攻，据信，这种进攻在南越正作准备。如果发生了新的进攻，随着伤亡增加而来的持续的谈判僵局，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举行之际，将引起国内公众舆论的不利反应，出于这种考虑，政府人士力争在巴黎采取新的主动行动，希望打破僵局。

　　 另一方面，停止轰炸以换取谅解的建议是以一些可疑的假设为基础的。一种假设是，敌人新的进攻将损害我们的利益。但我相信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将欢迎再次有机会使敌人增加伤亡，以利于缩短战争。一种更为危险的假设是，对方或出于善良愿望、或出于害怕报复、或出于对世界舆论的考虑，将遵守这些谅解。但是往事表明，他们总是照例利用历次的部分停止轰炸得到好处，根本不理睬这些类似的克制因素。没有理由希望，完全停止轰炸的这种克制行为会产生更大的作用。我怀疑河内是否相信这些谅解一旦被破坏，我们就会恢复轰炸。连我自己对此也不相信。第三种假设是，中止轰炸会创造一种气氛，一旦谈判开始就能把谈判引入实质性讨论。而我则认为极有可能的是，解除轰炸的压力会助长僵持和玩弄阴谋的局面，而那是已往同共产党进行过的谈判的特点。

　　 约翰逊总统充分觉察到这种谅解所包含的圈套，在认可之前对哈里曼和万斯的建议反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征求了他的主要顾问的意见。出乎我的意料，听到的是一致赞同在巴黎提出这一建议。然而，我的印象是，我驻西贡大使馆和我们的军事首脑们对这种假设的同意的前提是这些谅解必需得到遵守，不然就恢复轰炸。他们后来发现，这是一种极其靠不住的假设。

　　 我们还有一个使西贡政府采取同华盛顿的立场一致的问题。阮文绍和阮高其对美国提出的巴黎协议，特别是对有关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的协议是不放心的，这证明是一个困难。他们可能也想拖延时间，看看迫在眉睫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谁会获胜。总之，南越人在接受约翰逊总统11月27日最后解除他们的顾虑的重新保证之前，确实不好摆弄，这使得白宫和国务院灯火长明，日以继夜地忙个不停。

　　 在这一问题上还要说的是，到年底，代表两个方面的四方人员最后在巴黎按可接受的座位安排，一起坐到谈判桌旁，并开始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讲清逻辑，道理和国际舆论，劝导对方进入实质性讨论。他们的目的是阻滞实质性讨论，在美国和南越人中间挑拨离间，在继续争取支持他们所声称的胜利的军事成就的同时，大喊大叫地进行宣传。人们很快就清楚“谅解”是一种欺人之谈；我认为，它部分是自我陶醉的产物。共产党人从来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我们也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足以反驳它们。所以我们的谈判者，首先是约翰逊的，接着是尼克松的，只有坐在那里听着共产党人的辱骂与宣传。为了得到这一荣幸，我们政府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结束了在北越海岸的海上行动，停止了向南越增派军队，并且接受了民族解放阵线出席谈判，等等。但我们却一无所获。敌人仍旧向南越城镇发射迫击炮弹和火箭；他们继续侵犯非军事区；他们射击，有时还击落我们的侦察机；他们顽固拒绝进行实质性讨论。由于我们对反复破坏谅解的行为视而不见，我们很快就让敌人相信不必害怕我们会取消无偿的让步，并确信美国政府会完全和解地接受来而不往的单方面原则。

　　 约翰逊政府任期临近结束时，我从日益增加的预兆中看到我们亚洲政策的未来。由于我有机会多次从近处观察总统处理问题，我越来越敬佩他不屈不挠，能顶住对他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他在一些问题上所作的正确判断作了让步，但总的说来，他还是相信1965年他的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而且相信任何偏离这一方针的行动只能助长敌人的威风，不利于和平。但约翰逊总统的继任人在面临他所碰到的这类批评时，会坚持这一方针吗？

　　 林登·约翰逊在克服障碍和扭转在东南亚的失败方面，完成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工作，但他未能得到多少颂扬者的称赞。在他批准向北越进行空中作战并把我们的作战部队开进南方时，他作出了自杜鲁门派美军赴朝鲜以来作为一位总统的最困难的决定。在实施扩充南越的军事、准军事和警察部队的庞大计划中，他功勋卓著，这一成就使得他的继任人能从事1969年的所谓越南化方案。他派到越南去的美军，在一个不发达国家建立了由机场、公路和港口组成的庞大的运输网，以支持战争的需要。事后又可以在和平时期为国家经济目的服务。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他负责使开赴越南的作战部队得到优良的装备、训练和领导。他们迅速地适应了丛林战场的困难条件，在与顽强的、久经战斗的敌人作成百次的战斗中，从未遭受过名符其实的败北。但是，我们美国人在国内，在一般情况下吹嘘我们的国家或个人的成就时，从来也不过于谦逊。然而，在1965年，我们的公民、军人和文职人员在扭转共产党将获胜的形势时，以及把即将燃眉的灾祸转化为1969年1月比较有利局面时，对这些值得骄傲的事，他们却奇怪地闭口不谈。我们有一部分人对即将离任的总统所负责的这些工作，非但不给予应有的适当的荣誉，而且幸灾乐祸地对他毁谤中伤。在他离任时，对于他为了国家的团结而放弃掌权，甚至没说几句好话。

　　 使我大失所望的是，总统3月31日的决定并未得到更多的好处。他演讲的次日，我在给他的信中提出，如果两党领袖们联合一致，共同发表声明，保证支持他演讲中的和平建议，并宣布如果河内拒绝这一建议，他们继续支持战争，那么，将会加强他的行动的影响。如果资深的共和党及民主党人士，当时联合一致公开支持约翰逊总统，我认为，作为显示国家团结的一种表现，在国内外均将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我知道沃尔特·罗斯托提出了同样的看法，但是，象对待此类建议的常有情况一样，人们没有采取行动。

　　 约翰逊总统就这样地退休为民，尽管他为和平作了许多不懈的努力，但他还是为国家处于战争一事深感不快。我怀疑，他由于尊重他自己的大多数顾问的要求而向河内作出单方面的让步会感到遗憾；但是，为了国家的团结，他觉得必须冒险一试。总之，他在越南土地上播下了胜利的种子，由他的继任人去培育和收获——如果尼克松先生能在收获所需的时日中团结全国，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