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1967年·第三十一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到1966年底，我已开始感到我作为总统顾问的作用正不断下降。并感到在脱离越南战斗现场一年半之后，我有成为一名“前专家”的危险。所以我请沃尔特·罗斯托向总统试探能否接受我的辞呈。由于这一请求被迅速拒绝了，我只好要求前往越南十天以获得对局势的最新了解。我得到了批准。

　　 回来时，我对在越南出现的进展深有感受，这种进展已解决了我以前知道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那些由于缺乏军事力量而引起的问题。大规模的搜索和歼灭战正在顺利进行，敌人投入的大量战术部队遭到惨重损失。我们的军队在B－52型轰炸机袭击(它迫使敌人不断转移)的支援下，正在攻入从未受过袭击的敌人根据地。从许多俘虏和缴获的文件中，我们获得了大量敌人情报，多得几乎无法处理。不过，它们大多是战术情报，对敌军高级领导的长远计划却提供不了什么情况。

　　 军事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威斯特摩兰将军，归功于他成功和及时地为不断增加的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所采取的大量措施。到1967年1月，美国军队已达到约三十八万五千人。他们装备与供应良好。如果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象在朝鲜一样，他们带来了许多在这一战场不需要的装备。

　　 至于地方性战争和“犯罪战争”以及各省的绥靖活动，局面就不那么妙了。省级负责人仍然被沉重的军事以及非军事责任弄得担子过重，并受到他们无数的越南上司和美国顾问的干扰。在我们方面，我们已把我们在各省的行动统辖于一个民政行动计划局，但还来不及让人感到这一改变的效果。

　　 由于绥靖工作必须取决于实现能保证工作的最起码的安全，于是便作出决定，把南越步兵营半数用于各省的地方防务。我们美军除了歼灭敌人主力部队、扩大基地周围的控制区、以及重新打通铁路公路交通线之外，也准备支援绥靖工作。

　　 接受这一附加的、又没有明确限度的任务，重新引起了我去年就已向总统表示过的那种不安。在1966年和1967年，威斯特摩兰将军都向华盛顿提出了一项十二个月的作战计划，并对他的部队来年的任务作了扼要说明，他打算如何完成任务。这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因为它对下一年度中需要多少军队提供了依据。然而，就我所知，文件并未被认真研究过，也不曾被正式批准、否定或修改。我每年都请总统注意这一事实；根据文件精神，威斯特摩兰完全有理由要求军队保卫越南的一切边界，并根据其认为合适的限度利用美军从事绥靖工作。但是，对这一需要大批军队的问题，直到1968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之前，我未能引起人们任何认真的注意。

　　 由于我的越南之行所获得的印象，我再次敦促订出一个明确的目标，1967年可以设想为胜利年。为了创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任何机会，我断然认为我们必须在南方地面作战中打得更好些，增加对北方的空中行动，实施导致选举总统的宪法纲领，制止通货膨胀，并在绥靖工作方面比1966年获得更大的进展。我向总统说，如果我们能在越南完成这些工作——看来是可以办到的——同时不顾内部和外部的压力如何，我们自己要在国内坚定表示，美国不会改变行动方针，那么我们就有一切权利预计到1967年底局势将会大大改善。如果我们此时不做任何可能鼓励敌人的事，甚至成功地结束战争也是有可能的。

　　 随着美军驻越部队于1967年的增加，我们的伤亡也按比例增长，总统受到了那些抱怨自由世界盟友派出的军队人数不够(当时派出的军队的数目是五万多)的人们的攻击。7月中旬，总统要求克拉克·克利福德和我去盟邦韩国、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一次访问，目的是交换对战争的看法，并说明需要盟邦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派出地面部队。不幸，我们还未出门，就已经向华盛顿新闻界泄露了我们出访的消息。华盛顿新闻界把我们说成是一个施加压力的代表团，从那些不愿负担分摊给它们的合理份额的保守盟邦那里多榨出些军队。这一宣传导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谢绝了我们的访问，并使另一些未来的东道主感到不快。他们面对自己选民中的反战分子，处境颇为尴尬。

　　 尽管开始时情况不妙，但在访问各国时，我们都受到东道主亲切和谐的款待；看来，他们对于约翰逊总统在战争行动上同他们进行磋商的谦虚态度还是真诚赞赏的，哪怕在这种磋商中提醒他们所作的贡献太小了。我们这些访问者反过来又听到他们对战争和政局的发自内心的想法。我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盎格鲁撒克逊朋友们似乎认为我们采取的战略是正确的，而亚洲人则认为我们给敌人的压力不够。他们提出来要采取如下行动：如对海防港布雷或进行轰炸，切断由老挝进行渗透的道路。一些人甚至谈到在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海岸进行仁川式登陆。不过，一经我们提醒这类行动将要求增派更多的地面部队时，他们的热情就冷下来了。

　　 在需要军队这一敏感问题上，没有人反对我们的战略要求必须增加更多军队。但是各国都有充足的理由说明不能对它们抱更大的希望。泰国人在他们的东北部有不断增长的游击战威胁；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指出，英国按计划自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后，造成了新的防务问题；韩国人则面临来自北朝鲜不断增多的恐怖分子的渗透。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们返国时，有理由相信所访问的国家会在适当时候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反应。最终这一希望得到逐步实现，在此后两年中，盟国的军队逐渐增至七万人以上。虽然不能把功劳完全归诸我们的出访，但也可以恰当地说，它是促使这一趋势出现的一个因素。尽管盟国出的兵力总是不能满足我们美国人的希望，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朝鲜战争中盟国的作战部队的最高兵力(少于美国)也只有大约三万九千人，而且那次战争还是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

　　 尽管1967年的军事行动总的说来成功地挫败了敌人从边境庇护所向南越发动的打了就跑的袭击，但在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却继续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虽然有声望的政治家们一般不愿意公开主张放弃我们在越南承担的义务，但有许多人不断提出各种建议，如果按照这些建议行事，那么最终就会出现那种局面——我指的是诸如那些想要把我军撤至沿海岸的飞地、等待敌人住手、减少或停止轰炸北越、让共产党插手正在筹建南越立宪政府的工作，等等的想法，要求和建议。我敢肯定许多提议者都是由于了解情况不真实或太少而不能正确处理；如果他们一旦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就会摆脱错误。我在全国旅行时听到的不满意见，绝大部分来自普通老百姓，他们对问题不明不白，并觉得政府与他们的认识不一致。

　　 虽然我个人从事的专业领域并不包括同公众的往来接触，但我还是作过几番劳而无功的努力。争取在这一极其重要但又可悲地被人忽视的公众关系领域工作中打开局面。我用我偕同克拉克·克利福德出访所得的休会，向总统提出了报告；我们盟友对我们未能使国际社会了解我们发出的信息表示不安，同时我也看到我们在国内同样糟糕地不能使国人了解我们的信息的迹象。我建议，为了组织我们同亚洲盟友的共同努力，国务院在华盛顿安排与盟国大使们定期会晤，以便在宣传问题上统一口径，并草拟一些共同使用的公开声明。

　　 为了帮助对待更为严重的国内公众关系问题，我建议组织一个由高级政府专家组成的巡回小组，对那些向公众进行宣传的机构的重要人物作一番游说，这是我在1965年从越南回国后曾作过的。我认为象卡伯特·洛奇那种具有全国声望的人物可以领导这个小组，并由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绥靖计划方面有资格的发言人给予协助。这样的小组不仅能对宣传机构的主要人物介绍一些不得公开发表的简要情况，而且还可以在电视上对使我们的人民不安的某些问题作出公开解答。这个小组还可以到高等院校去活动，帮助平息校园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白宫对这些建议总的说来还是同意的，但认为要等到10月越南人进行总统选举后才能着手实施。由于另一方面人士给予支持，有些工作已经按照这个方针实施了。

　　 1967年11月2日，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见一批民间名流，他们后被称为“贤哲人士”，听取他们对战争的意见。出席的人士几乎同次年3月举行的更广泛宣传的会议的人士完全一样，而且还包括迪安·艾奇逊、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道格拉斯·狄龙、卡伯特·洛奇、罗伯特·墨菲，克拉克·克利福德、布莱德雷将军和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他们当时在讨论中总的说来对军事方面的进展和指挥都表示满意。这同他们在几个月后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我记得只有一位客人主张停止轰炸，他提出这一主张旨在开创有利于谈判的气氛。还有几人反对过于积极地推进谈判，并反对使公众产生过高的期望。在这次会议中占主导的议题是使公众了解情况的问题——如何使一般公众、特别是使宣传机构和高等院校对一些问题和当前局势有较好的理解。虽然讨论的所有特别措施中，没有一个能实现决定性的突破，但他们对于政府忽略了这一领域的工作一致感到的不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这些人物名望高和总统对他们的重视，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导致某些有魄力的行动。但什么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我发现会上的讨论没有任何正式记录，对提出的建议也是议而不决。我白白地等了两周之后，在给总统写的一封信中，我再次说明了我的苦恼，敦促起草一项计划，把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向国内重要部门、舆论界作一次宣传。这项计划应特别注意向宣传机构、舆论制造者(教师、宗教界人士、专栏作家、广播电台人士)、政界与实业界领袖、国内一般公众、以及国外经过挑选的人士作宣传工作。向这些人士进行宣传，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诸如：通常的演讲会、记者招待会、官员在电视上发表谈话；由华盛顿向大城市的民间组织派出宣讲人员和提供文献资料；白宫向政界、实业界和新闻界介绍情况；由挑选出来的德高望重的公民去越南访问；由政府主办电视节目，回答公民们就越南提出的问题；在华盛顿设立中央新闻中心，各宣传机构的代表们可以在那特设的机构就关于越南的合理问题获得权威性的解答，此外，我们的驻外使馆执行一项积极的宣传计划。

　　 问题是应该由谁来起草这样一项计划，然后又由谁来执行？我提出数种可供选择的起草办法，并建议白宫班子为总统研究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的报告文件被批准了。但是，就我所知，没有付诸行动。如果在这期间政府在世界面前改善它的处境方面有所作为的话，那么这样的进展也会被反对派的日益增长的叫嚣所大大地抵消了。

　　 年底总是回顾形势并重新研究我们对越南政策可行的几种选择方案的适当时机。在1967年底，由麦克纳马拉部长提出的建议推动了这方面的回顾。他的建议是，我们考虑通过宣布我驻越南部队人数的最高限额定在现有水平左右，以稳定我在越南的军事力量。此后，我们主要将按这同一方针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应尽一切努力以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并将作战的担子移交给南越人，从空中进行的战争可暂时不变，但在某一时期，除了非军事区的目标外，将停止轰炸北越。这一战略变更，旨在减少国内外担心冲突进一步扩大的顾虑，并使减少军事行动和开始谈判的压力在河内增大。我向总统评论这一建议时，认为我应从比较长远地估计局势来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必要的。

　　 虽然到那时我们可供选择的方案已以较大的篇幅记录在案，但我坚决认为，过去总是、而且当时也仍然是只有四种方案，尽管对每种方案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这四种方案用最简明的词来表示就是：放手干、撤出、收缩、或坚持到底。放手干是走极端的鹰派人士主张的解决方案，他们将以一种或数种办法增加军事压力。在空中作战方面，他们要撤销袭击北越目标的一切限制(位于或靠近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的目标除外)，并在最短的可能的时间内施以最大强度的攻击。在地面战斗方面，放手干通常指扩大战争，从袭击边境外的老挝和柬埔寨的庇护所直到以不同形式入侵北越。主张放手干的人，还常常赞成宣战，并使国内处于战时管制之下。撤出的含意，顾名思义就是保证安全撤出的情况下尽可能迅速地自南越撤退我们的武装部队。在1967年，社会上真正有影响的人士即便有人提过这种主张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我不能提出任何支持它的论点，所以我并未把它列入1967年底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中。收缩就是降级，一般说来包括停止轰炸北越，减少地面进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放弃前沿地区，还可以最后将我们部队撤至沿海的防御飞地。坚持到底是维持现状，继续执行当前的战略。首先是强调积极的军事行动以增加居民安全，同时造成敌人地面部队的伤亡。其次是对北越增加空中压力以制止渗透，使它的作战资源枯竭，并使河内相信必需改变做法。

　　 正如我方有四项基本选择方案一样，河内也有四种，即：升级、装死、持久战与谈判。在性质上它们大致同我们的方案相适应，但其内容又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他们的升级将采用增加渗透，重新发动越过边境的进攻，运进新的和更好的武器，把外国共产党志愿军开进北越，甚至是南越，还可能在泰国、缅甸、朝鲜以及柏林开辟新的战线。装死是逐渐降级，避免遭到进一步的严重战斗伤亡，给人以战争行将结束，或者至少是减少的印象。持久战相当于我们的坚持到底，意味着继1967年的战略；对他们说来，尽管这已经证实是代价昂贵而又捞不到好处的。谈判则是利用谈判桌作为斗争的一个新的战场，并按板门店模式活动。它为河内提供脱身的门径，并可以在情况太困难时避免投降，或者提供宣传阵地以加强其升级方案。这只对单方面有好处，因为我们在努力寻求一项和平解决之后，无法不响应谈判呼吁。他们可以选择谈判时间，我们则没有这种自由。

　　 经过分析这些选择方案的任何几项的配合可能产生的结果后，我认为我们如果能稳住国内阵线，并能克制全国急切盼望迅速解决的狂热情绪，那么我们最好的选择是维持目前的做法。并辅以坚持到底的办法。放手干则要求我们的武装部队要超过现有的数量或在短期内所能募集到的数量，而且还要为此而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承担一定的风险。收缩在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建议中就作了说明，除了能使我们的一些批评家暂时平息一下之外，别无可取之处；河内还会把它看作是我们软弱可欺。因此我认为它只能延长而不能缩短战争。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向总统建议，在尽一切努力加强国内阵线中坚力量的同时，要继续执行目前的战略。我们应准备对付来自敌人的任何升级行动。如果敌人没有相应行动，我们就丝毫不能降级。至于谈判，如果对方是认真的，我们应始终准备同他们谈判，但决不能容忍板门店的情况再次出现。

　　 我甚至不嫌冒昧地表示，如果我是胡志明的一名顾问，我将会向他建议些什么。我对他的建议也将请他保持当前的军事行动、恐怖活动和政治攻势。不要管1967年有多少令人失望之处，至少直到他可以更好地看清美国的局势并看出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到底有多大持久力。如果他终于认为他不能指望我们屈服，他就可以建议举行谈判，并利用谈判以赢得时间，进行煽动宣传，在美国人和南越人之间制造分裂。

　　 在1967年行将结束之际，约翰逊总统似乎倾向于我对我方可采取的选择方案的分析。据我们现在所知，胡志明和他的顾问们对局势另有看法，而会拒绝我那种免费的忠告。他的选择是，在1968年全面升级，并准备着手按朝鲜的模式开始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