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担任高级指挥官作准备·第二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1922年我参加陆军时，陆军正象西点军校一样处于灰溜溜的、不吃香的时期。我们的大多数公民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一切战争，因此一支常备军就象英国俗话所说的“夏天的火炉烟筒”，没有什么用处了。晋级提升严格地按照年资，战争末期转为正规军官的大量临时军官 [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因军官不足，征集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为军官，故称临时军官。 ] 在提升名单上恰是在我和我的同辈前面，构成了一个令人泄气的“驼峰”，结果，我过了十三年的时间才升为上尉；而象格伦瑟·麦考利夫、帕姆和魏德迈将军等那样一些比我早几年毕业的著名军官则过了十七年才升为上尉。

　　 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状况下，许多最有前途的年轻军官纷纷辞职，到社会上去自谋出路了。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由于种种难以解释的原因而仍然留在军队中，后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领导。在这种意气消沉的局面中，从心灵深处对军事职业的重要性的认识，再加上陆军学校制度的影响，使他们留了下来。在我身上既有热爱本职工作的观念，又有学校制度的影响；因为我在毕业后马上就到汉弗莱斯营工兵学校当军官学员，以后又断断续续地相继在西尔堡的炮兵学校、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和参谋学校以及华盛顿的陆军军事学院当军官学员。其间，我曾在西点当过五年法语和西班牙语讲师和助理教授。

　　 在这段时期里，我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除了1925年和哈帕小姐结婚外，就是我的儿子杰克和汤姆的出生，以及当我还是陆军中尉时就被选送入指挥与参谋学校。后面这件事我要感谢在1930年出任陆军参谋长的麦克阿瑟将军。他注意到利文沃思的学员年纪过大，战后的军官又晋升缓慢，因此指示要扩大指挥与参谋学校选拔学员的范围，可以选调资格较老的尉官，以此来否定那种讥笑我们的陆军拥有世界上受教育最多的退伍军官的说法。结果有五、六名尉官被选进该校1933年入学的那一班级。非常幸运，我也是其中之一。

　　 该校当时修业两年，竞争相当激烈，因为一个军官在这个学校的学习成绩，决定他是否能进入军事学院，只有进了军事学院，才能有资格担任高级军官。学校的基础课程是一系列的地图和地形作业，要求学员通过这些课程能够解决高级指挥员和参谋军官在假设战局中的难题。答案大部由学员个人去做，有时解答一个问题需要付出好几天的紧张工作。每一答案都经过仔细评分，分数决定他在班上的名次。由于对学员压力相当大，那些年中出现的自杀事件并不罕见。

　　 我们班上约有一百二十五名学员，都是从陆军各部门中挑选出来的，军衔最高的是一名中校，最低的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那几个低级尉官。他们后来成为我所结识的这类军官中一批最能干的军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几乎都有卓越的战功，仅举几个著名人物如下：马克·克拉克、马修·李奇微、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和乔治·斯特拉特迈耶等。

　　 当时的利文沃思培育训练良好的未来指挥官和参谋军官，他们有共同的职业语言，遵循共同的参谋程序，受共同的军事思想教育，从而为在任何战场上协调一致地工作做好准备。它教导学员：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瓦解敌人的意志，而达到此目的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利用火力和战术，采取进攻性作战行动，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当时革新的战术是所谓远距离包围，即在敌人的侧翼周围进行远距离迂回运动，直指敌后要冲，从而避免代价过高的正面攻击。正面攻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作战特点。虽然我们有不少人认为学校对远距离包围过分强调，但是这种战术确实发扬了英勇的机动性，同时我还认为它对我们战术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1935年6月间，临近毕业的日子时，我才突然领悟到一句陆军名言的正确性：不要自己主动要求做任何事情。我曾反其道而行之。刚刚来到利文沃思，我就自动帮助学校图书馆翻译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军事著作，转载在学校出版的军事杂志上。毕业前不久，图书管理员查尔斯·威洛比少校(后来在朝鲜战争中是麦克阿瑟将军著名的首席情报官)通知我说，为了感谢我的帮助，他已经安排让我留在利文沃思当他的助手。正当我智穷力竭，苦于不能摆脱这一倒霉的前景时，陆军部靠了陆军人事制度中某种离奇的规定搭救了我。这种制度常会引起令人惊奇的事。

　　 事情要追溯到1923年刚刚离开西点的时候。那时，我曾到过白宫旁边的原国务院、陆军部及海军部大楼内的参谋总部陆军情报处，申请到日本学习语言。在西点时，我曾听说每年送两名军官去日本和中国学习语言，因我对语言感兴趣，所以毕业后就决定到华盛顿去提出申请。情报处处长沃纳·麦凯布上校很有礼貌地倾听了我的请求，但明确地告诉我说，作为一个工兵军官，我是没有可能得到派赴日本的机会的，工兵军官是不能抽出来担任非技术性职务的。虽然在1926年我就调到了野炮部队，但我再也没有提过这一要求，差不多把这事全忘了。十二年以后，正当我处于极端窘困的时刻，华盛顿有人从档案中找到了我的申请，写信问我对此是否仍有兴趣。我当时面临着要到利文沃思图书馆去担任翻译工作的前景，所从就明确地表示对此项学习仍感兴趣，欣然接受；不久，我就开始从事这项为期四年的任务。这一任务按常理本来是可以保证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司令部内搞翻译工作的。

　　 1935年10月，我到了横滨，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行。大儿子杰克是五年前在西点生的，汤姆是在利文沃思新添的。在武官威廉·克兰中校的帮助下，我们租下了一所小的西式房子，还没有来得及记住房子的地址——“西巴库，西洛卡内达玛奇，伊秋梅，纳纳班奇”，我们就住进去了。这个绕口令似的日本话的意思是我们住在“东京芝区白金大町丁目七番地”。东京的大街都没有名字，一个地址是：一环建筑物套一环建筑物，环形逐渐缩小，最后是一所房子或一幢楼房，这些房屋的号码只标明建造时间的先后，因此初次访问一个地址，常常需要多方查问，为弄清寻找的号码，免不了还要向当地警察和附近居民打听。

　　 我们同三个不会讲英语的日本佣人一搬进新住宅，我就开始学习日语。出于和厨师讲话的实际需要，我的学习热情很高。大使馆特为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指派去的学习语言的军官制定了一种专人辅导的学习制度，主任教员和教学主任是长沼先生，他是一位确有才能的教员，负责安排课程，准备教材和聘请家庭教师。学习语言的军官在家里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每六个月在大使馆考试一次，考核学习成绩。根据不同的供职部门，教学安排有所不同，陆军通常是在专人辅导下正式学习两年，然后派到日本陆军团级单位工作六个月。

　　 我发现这种语言很引人入胜，大约有一年半时间，我坚持每天努力学习。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能流利地用日语对话，谈论日常生活的一般话题，认识一般报纸上常见的四千多中国文字，如果不是一些非常深奥的题目，电台广播完全能听懂。

　　 我发现学中国文字(日文称汉字)是学习日语中特别使人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大约在八世纪时，日本人在从中国传入佛教的同时也借用了中国文字，然后将这些字费力地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声韵单调的多音节语言中去，这种语言与单音节的讲究抑扬顿挫的中国文字毫无语族关系或相似之处。结果形成了一种人们曾所创造的最复杂的书写方法，把他们自己以及想学习阅读这种文字的外国学者都搞得眼花缭乱，稀里糊涂。

　　 然而，对那些对日语已有浓厚兴趣的人来说，中国文字是一种对智力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美的享受。写在飘扬在街头的旗帜上或闪烁在霓虹灯上的成千上万的中国文字，好象是神秘的东方象征，如果认识这些字，也就没有什么神秘了。所以在一开始热心学习的人从几千个不认识的汉字中，找出他所认识的几个来，就会感到无限愉快。如果经过几千小时的专心学习，他的兴趣或注意力还不减退，他最终就会发展到在街上广告中只寻找不认识的字，把弯弯曲曲的笔划用脑子记下来或写在笔记本上，然后再查阅字典。学会使用字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当你新学会的一个汉字，正巧使你能够把原来难以理解的一长串字连贯起来读懂时，那真有一种凯旋的感觉，尽管你所解开的这个疑难(就象我有一次获得这种胜利时那样)原来只不过是一则电烫头发的广告而已。

　　 一年半以后，我获准提前结束在大使馆的学习，派到日本团队去，陆军学员大都认为分派到团队去是对几个月语言学习的一种报酬。我被派到了帝国警卫炮兵团(隶属警卫师)，司令部设在东京。报到把人折磨得够呛。需要向所有的高级军官进行礼节性的拜访，先是拜访师长，最后在团部饭厅里被介绍给团的各级军官。这一场合要求我发表礼节性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预先背熟的，直到今天我还能把它的绝大部分内容背出来。讲话中表示了我对派到这个著名的团里来感到光荣，并且请他们对我今后将有的许多失礼之处多加包涵，最后的结束语可大致译为：“我，泰勒上尉，在此诚挚地向诸位表示敬意。”

　　 尽管在团队的生活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趣味的。该团很快迁到了富士山山麓的靶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驻在日本的许多美国炮兵部队都曾在这里打过靶)。我们军官住在简陋的木营房里，每人有一小间住房和一名勤务兵照料，饭厅和浴室都是与宿舍分开的单独建筑。上下级关系仿效日本的家族关系，大佐犹如一家之长。这种现象在洗澡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佐走在前头，列队进入浴室，浴室内有一大池子，盛满滚烫的热水，就象日本家用浴桶一样。按军阶列队，一一在池外自己打肥皂、擦洗，然后轻轻到池内舒舒服服烫洗，不过要小心不要晃动以免再增高温度。因为照顾我，要我排在大尉衔军官的最前面，所以我总是走运，较早地按次序进入池内。

　　 我很少看到食堂，因为我们几乎是在野外和部队一起吃饭，野外伙食之简单，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一个炮兵营全体军官的炊事用具只是两个煮饭的金属桶，整个炊事班至多只有六个士兵，负责大约四百人的饭食。开饭的时候，一个军官走到附近的一棵树旁，折下两根细枝当筷子，把钢盔洗洗当饭盆，然后排队领饭，走到饭桶前面，分到他钢盔里一大团米饭，一个鸡肉罐头或鲸鱼肉罐头，一些作调味用的酱油，再没有别的食物了。吃完饭就把自制的筷子扔掉，洗洗钢盔，回去继续为天皇效命。

　　 我们营有件新奇事，就是有位炮兵连长是皇室出身的大尉，他是天皇的堂兄弟，人们不知他的名字，只称呼亲王大尉。由于语言表达的问题，当我突然得知要被介绍给他时，感到有点惊恐。日语有种奇特之处，就是根据谈话对象的等级和社会地位之不同，谈话时用的敬语也要有所变化。根据对方是他的下级、同级还是上级，需要使用不同的词汇表示身份和关系，这种规定可以使人由于一个动词使用不当而犯下弥天大罪，这实际上取消了使用骂人话的必要。一个人偶然有难得的荣誉与天皇家族中的人谈话，就需要使用最尊敬的语言，而这些在长沼先生为大使馆学语言的军官设置的课程中是没有的，所以当我被介绍给这位亲王时，我只得承认我所掌握的日语中的敬语不够，并请原谅我明显的失礼之处。

　　 亲王大尉原来是一位非常可亲的青年军官，他的炮兵连在他率领下很好，他的那些出身不那么高贵的伙伴们干什么，他差不多也干什么。我很有兴趣地观察他如何对待他们和他们如何对待他，看到他们那样随随便便，不拘礼仪，使我感到惊异。有一天，从靶场打靶归来的路上，我们几个人下了马，来到农民的瓜田旁，西瓜已经长熟，大家请亲王大尉抽出武士刀切开西瓜，我们高兴地吃着，相信这位不知名的瓜田主人把他的西瓜款待皇军一定会引以为荣。

　　 至少在某个方面亲王大尉同其他大尉还是有所不同的，他有一个中佐私人随从副官，另外，他不使用团队的公共浴室，在他住房隔壁有一专用浴室。

　　 当我留心观察我的同僚们并设法品评他们的时候，我怀疑他们也同样在尽量想法来估量他们的外国客人。虽然我们各自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严重不和，但是我没有发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任何不友好之处，我最后得出结论：他们大概承认我有某些长处，也责难我有某些短处。在射击场上，他们看到我佩着一支0.45口径的手枪，并用它干一点小事，如在距十五步之外击中空啤酒瓶。他们的手枪质量低劣，而且都是他们自己买的，用它们根本打不中任何东西，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知道。然而，他们佩带着他们祖先曾在明治时代的战争中佩带过的家传宝剑，这些剑都锋利无比，轻轻一挥就能把人头砍下来。我自己的佩剑则主要在检阅和骑卫时派用场，除了用它切过我的结婚蛋糕之外，我不记得还切过其他任何东西。他们给我最后一个好评是酒量大，多喝点无所谓，而他们则不然，少量的酒就会使他们醉倒在当地餐厅的塌塌米上，昏昏入睡。不过，我担心，当他们注意到我在东京总是从男人的聚会中早早地赶回家去，这一长处就完全抵消掉了。显然我是怕老婆的，而不是以日本的老爷的方式来理家的。

　　 1937年7月，日本侵略华北，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我就突然从日军的团队中撤回来了。日军南进时，我们大使馆的大部分人员都从北京撤至重庆，而我作为一个会日语的军官，则奉命去北京，协助武官约瑟夫·史迪威上校，此人即后来大名鼎鼎的“醋乔”。他之留守北京，是要收集北方的战况并提出报告。我是乘火车取道沈阳到北京的，因而有机会观赏朝鲜一番，我还记得汉城(日本人称之为京城)静谧之美。火车在夜间经过满洲边境的安东时，当地海关人员没有告诉我就把我的行李拿下车去检查，后来又忘记把它送回车上，所以到了沈阳以后，我必须决定是等行李来还是仅带着随身的一个公事包和一套麻布夏服继续径赴北京。由于下达给我的命令上说，“急赴北京，不得延误”，而我所受的训练使我坚信所有的命令都是说一不二的，所以我选择了后者。我的行李箱直到11月才运到北京。

　　 我在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在日本部队向南推进到黄河之后，陪同史迪威上校到日本人允许我们去的一些地方。虽然我们根本不受欢迎，但日本人也并不是那么完全不合作，我们确有很好的机会观察他们的后勤系统的某些情况。华盛顿强烈要求我们查明日军的部队，但日本人早已把制服及装备上的部队番号除去了，所以，查明日军部队是非常困难的。幸好，在我初次游览北京郊外的颐和园时，我发现一尊临湖高居的大佛像背后有三个日本士兵的签名，而且似乎很能体贴人似的，还留下了他们所属师团的番号。在公共场所签名留念的迫切愿望显然是一种各国都有的通病。

　　 我发现“醋乔”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旅伴，深知中国的情况，而且乐于向任何一个有兴趣听的人讲述关于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对中国人感情很深，景仰他们的历史成就，对他们的未来的发展也有信心，我们两人一起走遍了大半个华北，有时乘汽车，有时搭乘挤得满满的运兵列车，但经常还得靠两条腿走。我们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生活完全不讲卫生。史迪威公开蔑视西方医生立下的怎样才能在中国生活的规定。他喜欢走进中国的集市，拿起水果在汗水湿透的袖子上擦擦灰就吃。我知道这是很蠢的，但也只能照此办理。结果，我很快就害了慢性腹泻病，只不过没有躺倒罢了，而史迪威对我们这种生活方式过得似乎很起劲。

　　 冬天来临时，战争又从我们所在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了。这年年底，我奉命返回东京。我并不乐意回去，因为一到中国我就开始学习中文，并且希望留在中国把这种语言学到一定程度。虽然中文在结构上与日文不同，但具备这两种文字的共同性的知识，对一个学习日语的人是极其有利的，这正是我所求之不得的机会。但是，华盛顿却作出了另外的决定，我留在中国的请求遭到拒绝。很可能史迪威支持我的要求，却给我帮了倒忙，因为他不断和他的华盛顿上司闹别扭。在我向他告别回东京时，我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再在他手下工作，他耸耸肩说；“这是对我最后一次委任的职务了。我快要回国退休了。你是知道华盛顿对我的看法的。”当时有件事他还不知道——他的老朋友乔治·马歇尔将出任陆军参谋长。要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前途的看法，或者说，他认为自己没有前途的看法本来会是正确的。

　　 回到东京后，在完成在日本的学业以前，我一直在哈里·克雷斯韦尔上校的武官处工作，经办有关中国战况的报告。我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对日本军事刊物发表的图上作业的分析来研究日本的战术。虽然日本人对这类事情极度保密，但是，我发现在参谋学院和步兵学校周围的书店内就可以买到为帮助军官准备入学考试而编写的这类图书。书内有许多假设的军事情况和对立双方指挥官的行动和决定的现成答案。我把每一种情况都分别标在适当的地图上，先不看书上的答案，自己研究解决办法，然后再把我的答案和他们的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东洋和西洋军事思想处理问题的区别。

　　 总的来讲，我们的解决办法同他们的并无巨大差别，只有在一方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情况下，我们的办法才不同。在我看来，在此种情况下应该撤退，至少应当在防御阵地上挖壕固守；而日本人的解决办法几乎总是实施夜袭，这表明他们对士气和精神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还认为士气和精神能克服一切物质障碍。这倒很象法国人在1914年对“殊死进攻”的那种信念，这种信念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导致了许多惨痛的失败。我要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指挥官们的所作所为几乎同我在研究中所预见到的一样。士气也确实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但幸好还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它最终还是败于美国的优势火力之下。

　　 我们一家于1939年6月离开横滨，我恰好赶上进陆军军事学院。我进的班次是学院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停办之前的最后一班。在我们离开日本时，可以说我已经觉得两国间发生战争确有很大可能性，但却没有预感到距离战争爆发仅只有两年的时间了。

　　 军事学院开学的那天，陆军部的许多高级官员到会欢迎新学员。第一个讲话的是我从未见过面的新任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但他给我留下的第一次见面时的印象，如同以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一样深刻。他那天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但是他说话的方式，我却记忆犹新。马歇尔将军无论到哪里讲话，总是吸引着听众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讲话。显然，他在讲话时是胸有成竹的，无论他谈什么题目，人们都绝不能想象会对他所列举的事实的准确性提出疑问，或者对他所作的结论的正确性提出异议。他并不象麦克阿瑟将军那样给人以才气横溢的印象，但是，却具有沉着镇静的力量和不可动摇的意志。我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教益——战争开始时在他的参谋部工作，后来在欧洲担任师长，以及战后担任西点军校校长。但是，我最大的荣幸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就在马歇尔将军的身边观察他是怎样做指挥工作的。

　　 利文沃思是培养野战军一级以下的指挥官及参谋人材的，而陆军军事学院则集中讲授军事问题，包括战区性问题以及在政府中占有的地位问题，所涉的范围均属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因此，经常邀请军政界和各大学的头面人物来讲课。它跟利文沃思的特点不一样，学员之间并无个人竞争；在军事学院学习时期是志同道合的职业军人在一起，对最广泛的军事专业问题进行深思熟虑的探讨的时期。学员中大部分人都注定将在日益临近的全球战争中担任高级职务。

　　 但结果谁能料到，我从军事学院毕业时竟没有在校呢。1940年春，我从学院抽调出来，同陆、海军的一批军官一起，以两个人为一组，派赴中南美各国去调查，以确定西半球对付纳粹威胁的防务的军事需求。这个计划的负责人是马修·李奇微中校。他曾是我在西点时的西班牙文教官，看来他同我在利文沃思是同学。因为我懂得西班牙文，所以他提出要我参加这一工作。李奇微非得到军事学院的学员班来找人，以凑够为数十个能用西班牙语认真工作的军官。这件事说明武装部队中语言教学没有受到重视。

　　 我到拉丁美洲跑了两趟，第一次到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第二次到秘鲁、玻利维亚和智利。过去我没有去过这些国家，因而无论从专业的观点还是从旅行者的观点来说，我对此次旅行都很高兴，尽管我们的运输工具是一架只能在白天飞行的双引擎的C－47型飞机。

　　 我们执行这项任务的军官，都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花费了好几十亿美元的、影响深远的军援计划的开拓者；按我们当时的经历，我们本来应当可以对援外计划中所蕴藏的许多危险事先有所警觉。我们的工作程序是，两人一组到达一个拉美国家的首都，通过我们的大使，与该国的参谋长举行有关军事问题讨论。我们鼓励各国的参谋长就纳粹对他们国家的威胁作出估计，并提出为应付此类威胁希望从美国得到什么样的军事援助。我们无权对他们的请求表示同意或拒绝，我们不过是为陆军部和海军部收集信件的信使而已。

　　 可以想象，对我们的接待就象是对待圣诞节前的圣诞老人一样，我们的东道主很快就塞给我们一大堆购货单。举个例子来说，玻利维亚向我提出了总数达两亿美元以上的军事装备的要求，其中包括在位于安第斯山脉一万三千英尺高的的的喀喀湖筹建一支小型海军。在离开的时候，我们的飞机正要关门时，一位副官急忙跑来，带来他们参谋长的一张字条，请我在他提出的需要二十架战斗轰炸机的要求以外再增添一点，并在拉巴斯帮助建造一座制造这类飞机的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应该对这些过分的要求感到惊异或者加以责难，而应该感谢这些要求，它使我能有机会及早看出向盟国提供军事援助中的问题。

　　 我从最后一程访问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搬家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去，以担任迫切需要的部队方面的工作。我一到马上就被任命为第二步兵师装备一五五毫米榴弹炮的第十二野战炮兵营营长，我担任此职务约一年时间。这个营是老陆军全盛时期的杰出代表，士兵都是一些长期在此服役的职业士兵。营下辖五个炮连，每连都有一名级龄至少有十年历史的上士。我的军士长哈里·罗伯逊对我悉心照料，帮助我这个刚刚提升而且在学校里学得时间过久的少校重温行伍中的一些基本事务。由于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野外演习，所以这一年对我后来所担负的职务大有裨益。

　　 1941年7月，突然命令我返回华盛顿到参谋长马歇尔将军的军事秘书处工作，我的顶头上司是参谋部秘书奥兰多·沃德上校，他曾是我在野炮学校学习时的火炮教官。他的主要助手是后来很快就继他担任秘书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中校，他是我在利文沃思的同学，此人过去就同马歇尔将军很接近。“甲虫” [ 译注：“甲虫”英语为beetle，比德尔为Bedell，这两个词谐音，故有此说。 ] 是一位非同凡响的军官，他没有得到大学学位，因此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的好处，但却有非凡的经历——战时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参谋长，后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再后当上了副国务卿。他头脑敏锐，谈吐犀利，朴实耿直，这些是他个人成功的重要原因。他同样也大大受惠于马歇尔将军的影响。

　　 秘书处有一名秘书和大约六名助理秘书，我是其中之一。秘书处是送到参谋长和副参谋长办公室的所有重要文件的集中点。我们对这些文件进行分类，决定送往何处，看哪份文件送哪位将军作出决定才合适，然后把决定传达给负责执行的有关机构。在此以后，我们还要检查最后执行的情况。

　　 在处理一些需要马歇尔将军重视的文件时，我们的做法是每个助理秘书轮流负责整理在这二十四小时内收到的文件并呈送参谋长。上午十点，值班的助理秘书带着文件走进马歇尔的办公室，在参谋长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然后等待开始报告的命令。参谋长一点头，值班人就开始说明每份文件中提出的问题，如果在参谋部内部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那么把争辩双方的意见都提出来，然后听取将军的决定。马歇尔很少亲自拿起文件来看，但他却经常对问题的实质提出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要求值班助理秘书回答。因为每个军官都不想在参谋长面前显得笨拙，所以他们知道非精通业务不可，并设法猜度他会提出的问题。

　　 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向马歇尔将军呈送文件时的情景，因为这次经历给了我影响深远的教训。这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几个月的事情。当时，陆军部虽然正忙于为可能发生的战争进行准备，但基本上还是按和平时期的程序工作，大多数决定的权力仍在于参谋长一级。我准备呈送的文件都是在工作日内一份一份地送来的，因此我有时间在当晚为次日上午晋见马歇尔将军作好准备。事实上，在熟悉我将呈送的文件内容之后，我还让我的夫人扮作马歇尔将军，我向她陈述准备次日说明文件中的问题时所使用的词令。

　　 我所呈阅的第一份文件讲的事情，是当时送给参谋长处理的有代表性的较小的事务，它建议给阿拉斯加国民警卫队增加两个连。它之所以需要马歇尔作决定，是因为两位副参谋长意见分歧；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支持此事，而负责人事的副参谋长则反对。我陈述他们的争论时，对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不偏不倚，然后坐下等待参谋长的决定。他从桌子那边以冷冰冰的眼光审视着我，并答道：“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泰勒？”我惊得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因为他竟然要我对事关参谋总部堂堂两大部门的头头之间的争论表态，我临时匆匆地作了一个软弱无力的回答，样子显得十分笨拙。但是这次窘迫的遭遇给了我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从此以后，对于呈交给乔治·马歇尔以及在以后年月中呈交给其他上司的文件中所提到的任何问题，我总是事先考虑好答案，就好象作决定是我的责任。

　　 如果说，乔治·马歇尔有什么缺点，那就是他的个性太强，这使得他周围的军官都战战兢兢，以致对他们的工作质量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我曾看到许多将级军官在他的办公室外间等候进入办公室时的情景，他们呈现出一种没有军人气派的极其紧张的情绪。他的办公室门上写着：“凡开此门者必须入内”。他之所以写此告示，原因如下：看来任何人开门都打扰不了参谋长，但是如果来者不走进去先找椅子坐下，依次等候到同他对面的那个座位上如坐针毡地坐下，那他就会放下一切工作，把这位推门者拉进来，强按他坐下。因此，我们这些接待室的秘书们总是随时作好准备，把那些在门口犹豫不决、心神不定地站着的来访者推进去。

　　 马歇尔将军的特点之一是他记不准他身边的人的名字，不管他们同他在一起时间有多长，都是如此，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他从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自己的秘书是纳森小姐，而不是梅森小姐。他把我和另一位助理秘书鲍勃·扬总是搞混，至于什么原因，我们俩都揣摩不出。扬说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深夜去博林机场接马歇尔将军夫妇，并护送他们回迈尔堡的家里。当他在门廊向他们告别时，马歇尔将军对着他并用特有的彬彬有礼的风度对他说：“非常感谢你，泰勒。”后来，当我在他之前奉命离开陆军部到一个派赴海外的师去时，鲍勃还坚持认为，因为是搞错了姓名，我才得到这个美差的。

　　 在接近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马歇尔将军办公室的气氛反映了我们与日本日趋紧张的关系。为了使我们办公室处于某种类似战时状态，我们这些秘书中总有一人带着他的速记员，二十四小时值班，以保证在出现意外紧急情况时，能够有位经验丰富的军官进行处理。那时，我们对参谋长的工作习惯已经很熟悉了，因此我们在夜间收到重要电报时，就能作出决定，是否应该到迈尔堡去把他叫醒。

　　 珍珠港被袭击是发生在华盛顿时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天，我正在家里处理一些文件，我的儿子杰克和汤姆正在隔壁房间内收听“红皮”足球比赛的实况广播。突然，杰克跑来告诉我，广播电台宣布珍珠港正在受到攻击。

　　 我简直不敢相信，马上给马歇尔将军办公室打电话，但电话都占线。于是，我跳进我的汽车，火速赶往宪法大道的军需大楼 [ 译注：军需大楼是美国陆军参谋部所在地。 ] ，冲进办公室。值了一晚夜班的助理秘书威廉·塞克斯顿少校还在那里，他掌握了当时所能得到的全部消息，不过，就象通常发生灾难的头几小时的情况一样，这些消息总是夸大其词的，但实际情况也的确很严重。最初看来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已全部被摧毁，一支日本的登陆部队很可能正在夏威夷海面准备登陆。马歇尔将军很快就从迈尔堡家中赶来了。那天他在办公室已工作了一上午，回家后，在骑马散心。我的同事们也都陆续从城市四处各自的家里纷纷赶来。

　　 首先要办的最困难的一件工作就是核实事实和谣言，并估计这场灾难的程度。同时，我们还必须向我们驻国外的全体部队发出警报，把我们所知道的情况通报他们，并对他们该采取的战备级别作出指示。

　　 在这可怕的一天将近结束的时候，马歇尔将军决定，根据他所知道的情况，起草送呈罗斯福总统关于形势的概要报告，因此他吩咐叫速记员。不幸，这天书记人员到办公室来的很少，只有少数人在听到第一个攻击消息时来到办公室。唯一能为马歇尔将军工作的只有塞克斯顿少校的秘书，但不巧她是一个新手，由于她那引人注目的娇滴滴的外表，使我们这些军官们对她的未经测验的速记技术感到怀疑。更使我怀疑的是，她记录时，是在小小的速记打字机上打键盘，这个速记打字机也象它的使用者一样，还没有证明过行不行。不管怎么样，就是这位某小姐得到了记录马歇尔将军草拟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份公报的差事。

　　 她作完记录并开始缮印时，我就不管她了。后来马歇尔将军按铃叫我，追问他的口授记录时，他明显地等得很不耐烦了。这时我走出来问这位姑娘搞得怎么样时，得到了使我在瞬间放心的回答。但是，当我仔细看她时，才知道参谋长为什么不耐烦，情况远远不是使人放心的，她显得非常苦恼。于是，我走到她身边，尽量温和地——我希望是温和的——问她怎么回事。立刻，她那双在秘书处受人爱慕的美丽的眼睛饱含泪水，同时叫道：“少校，参谋长口授的话我一个字也没有记下来。”

　　 我难得遇到还有比这桩更倒霉的差事：再到马歇尔将军那里去，并且告诉他将不得不再从头至尾口授一遍。在他一生中最凄凉的日子里，发生这样的事情，看来对他也准是一个决定性的残酷的打击。然而，他表现了远远超过往常的极大的克制，厌倦地又重新口授了一遍。我就坐在这位小姐旁边，一直等到最后打好，再拿着这份纸已折了角、不那么整齐的文件去请马歇尔将军签字。然后，我驱车去白宫，交给总统的军事副官沃森将军“老爹”。对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头就不吉利。

　　 我只有一次遭到过马歇尔将军的责难——一次就足够了。他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视保守军事情报机密的人，对于在处理机密文件上疏忽大意的军官都给以无情的惩罚。他特别讨厌电话，因为他知道美国人喜爱过多使用电话，而忘记这会失密。

　　 在巴丹 [ 译注：巴丹是菲律宾地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同入侵菲律宾的日军在此地恶战过。 ] 保卫战的悲剧性的最后一周中，有一天，马歇尔将军要我带一份文件去白宫，请求总统批准用潜艇把麦克阿瑟将军自科雷吉多尔 [ 译注：科雷吉多尔是菲律宾地名。 ] 撤出。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我去找沃森将军，将文件交给他，请他呈交总统签字。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告诉我总统已去海德公园，但他将用电话向总统报告。我很清楚马歇尔将军对电话的看法，因此，我以一个少校对一个少将所允许的激烈程度表示反对，但毫无效果。沃森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条特设的保密线路，总统总是用这条电话线路谈高度机密的问题。因此，我只好不安地默不做声。

　　 回到军需大楼，我向马歇尔报告了情况。他一听到电话这个词，就暴怒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声色俱厉地批评他手下的一名军官竟然对这项必须慎重处理的事情如此粗心大意。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默然忍受这场风暴。不过，我还是立即跑回白宫去找沃森，向他诉说我觉得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他承认我的倒霉遭遇与他有关，所以同意让负责安装这条电话线路的陆军通讯兵主任写一份材料，证明这条线路具有特殊性能，美国最优秀的专家都深信使用这条线路是绝对安全的。几天之后，我把这份材料呈交给了参谋长，他看了以后没有说什么，不过我希望能使他放心。

　　 在我跟马歇尔工作的时期，发生了许多有趣的大小事件，我觉得挑选一些值得在此记述的情况是有困难的。那时华盛顿的军官调动频繁，许多人得到晋升并外调战地任职。晋升为临时准将军衔的条件大为放宽，杰出的中校可以直接擢升为准将。第一批得到擢升的人中，有一位是我在利文沃思的伙伴马克·克拉克，他后来在进攻意大利时担任第五集团军 [ 译注：在美国陆军中，军(Army)是由两个以上的兵团(Army Corps)所组成的陆军单位。 ] [ cdhyy注：此处原译为“军” ] 军长。

　　 为庆祝他晋升而在军事学院举行的鸡尾酒会上，我记得克拉克说过，他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艾森豪威尔没有得到他一样的褒奖。我不记得在此以前是否听到过这个名字，但肯定这绝不是最后一次。事实上，艾森豪威尔上校已列入第二批晋升准将的名单，后来很快就调来华盛顿担任总参谋部作战计划处处长。他到职后不久，我奉命陪同他去白宫对罗斯福总统作首次晋见。我记得他当时同总统见面时毫不拘束和轻松自在的仪态，没有一点象我曾经陪同过的大多数拜访白宫的军官所流露的局促不安的样子，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艾森豪威尔是很不容易动摇和吓倒的。后来，我问他，当他在西点当新生时是怎样和高年级学员相处的。他回答说：“毫无困难。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命令我在熄灯之后，穿着全套礼服到他房间去报道接受检查。我穿着全套礼服去了——没有别的事。从此以后，就再也不找我的麻烦了。”

　　 1942年初，我五年前的老上级史迪威将军奉调来华盛顿，组织他的新司令部班子。这个新司令部后来就成为中印缅战区司令部。我们在缅因大道上的某一海味餐厅共进午餐，他问我是否想到他的司令部工作。由于当时我和大多数同时代的人一样，首要目标是离开华盛顿去投入战争，因此我很爽快地接受了下来，后来并且证实我的名字确实列入了呈请马歇尔将军批准的名单中。第二天，名单从他的办公室批下来了，所有人均获批准，就是没有泰勒。但马歇尔从未向我谈及此事；我猜想是不是因那次给海德公园打电话的事在作怪。

　　 但是，数周后，我的名字又出现在另一份呈报他考虑的名单之中。马修·李奇微象克拉克一样，也是由中校直接擢升为准将的，后来，出任驻扎在路易斯安纳州克莱伯恩营第八十二步兵师师长时很快又晋升为少将。由于需要一名师参谋长，他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份包括我在内的约六名军官的名单，要求在他提名的军官中挑选一人出任此职。

　　 名单呈送马歇尔，批下来时我被批准了——还是照样没有任何说明。尽管我过去有过在东方工作的经验，而这项决定派我去欧洲而不是去亚洲作战。尽管就人员使用方面说来，这一决定没有什么道理，但我还是非常感激马歇尔将军，因为这使我进入了空降兵，而且最后在决定性的欧洲战场担任了第一○一空降师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