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陆军少尉的培育·第一

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

出自————《剑与犁》

出自————《战争通史》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三个因素是我的父母，我的妻子和我的职业。父母是我无法选择的，但是在选择其他两者，我多少可以自诩为判断出色，虽然我始终承认运气是时时处处在起作用的。我出生在密苏里州基特斯维尔的一所小木头房子里。基特斯维尔是一个乡间市镇，当时居民只有数百人，现在差不多也只有这么多，但是它始终因为是查里顿县县政府所在地而感到骄傲。市镇本身离火车站约两英里，到火车站有骡车可用。我在童年时代，每年夏天到外祖父家的农场，都坐这种车，在车上感到其乐无穷，比堪萨斯城里的有轨电车有趣得多。我出生后两年，我们家就搬到堪萨斯城去了。

　　 我出世时，父亲是一个年轻律师。他在当地一位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学习了一段时期后，刚刚取得律师资格。需要他供养的不仅有他新婚的妻子——一个邻近的农场主的女儿，还有一个寡居母亲，现在又加上我这个嗣子。1901年8月30日，《查里顿信使报》上在事过四天以后，登了一则消息：“基特斯维尔的一位好学的、年轻有为的律师约翰·E·M·泰勒当爸爸了。他的妻子在星期一早晨八点半给他生了一个十一磅半重的儿子。母子平安，同时这位父亲正非常体面地大办各种喜庆活动，因为这是泰勒先生夫妇的头生。”虽然婴儿的体重一定是报纸给夸大了，但这一报道基本属实。从此，父亲开始沉着审慎地承担他的新义务。他做事向来都是沉着审慎的。可是他一直没有再为家里增添人口而体面地大办喜庆活动，直到二十四年以后我同“迪迪”·哈帕结婚时才又这样办了一次。巧得很，“迪迪”和我同一天即1901年8月26日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诞生。

　　 六岁时，母亲替我在堪萨斯城的利肯斯小学附属幼儿园报了名，我最初的正规学校教育开始了。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和祖母——她同我们住在一起——就常常读书给我听，教我认字，使我早早地就对书发生了兴趣，所以入学后，学习进步很快。非常幸运，我在学校里遇到了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进一步激发了我读书的兴趣。那个时期，堪萨斯城的公立学校教学质量很高，我在小学和中学时的许多老师一生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老师们鼓励我的学习进度要比正常的进度快一些，所以我十一岁就读完了小学，十五岁就在东北中学毕业。

　　 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在纽－米勒－坎马克－温格法律事务所工作，靠着微薄的薪金勉强度日。在我的记忆中，我家第一次发生危机是在1906年的夏天，爸爸和我相继得了伤寒，虽然病情并不严重，但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尽管一切护理工作都是由母亲做的，债还是积了不少，最后共欠了为我家看病的医生一百美元。对父亲来说，这笔数目是相当大的，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才慢慢还清。至今我还记得付清最后一笔帐时全家喜庆的情景。现在，当我只开几个小时的会就接到一张一百美元董事费的支票时，我常常想，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这一百元钱对爸爸来说意味着什么啊。

　　 暑假是最愉快的，因为到时候我可以去看望外祖父米尔顿·达文波特和外祖母玛丽·伊莱扎·达文波特，他们的农场在密苏里州的基特斯维尔和多尔顿之间。那时我认为外祖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每个学年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盼望下一个暑假快来，到时就能同他在一起了。外祖父只有一只胳臂，他是南北战争时期南部邦联的老战士，在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跟随普赖斯将军和谢尔比将军打过四年仗。他的军阶升到骑兵部队的中士，最后却到了步兵部队，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因为“我的马死了”。对我来说，最美满的一天就是白天跟他到田间劳动，晚饭后听他那个“胜利”牌留声机，让他给我讲南北战争的故事。对这场战争，他并不赞美颂扬，或者加以粉饰，那确实是一场使军队和百姓都受尽煎熬的苦战，但当他讲起“小伙子们”作战的情景时，他的双眼还是闪闪发光。在我本人也成了一个老兵以后，我私下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真实的历史总是讲得不够确切，而对我戏剧性的经历往往加以渲染。因此，现在我有时就怀疑外祖父的那些“小伙子们”是否真象他所讲的那么英勇。不过，在他讲到共同的艰难险阻如何使人们结成互相忠诚和信任的战友情谊的故事时，确实是引人入胜的。

　　 我早期对有关军事的事物所感到的兴趣，是在幼年时代阅读历史书籍时就已经产生的，然而主要还是在这位南部邦联的老支持者身边形成的。当我问外祖父我怎样也能成为一个军人时，我第一次从他那里听说了西点军校的事。外祖父心目中的英雄李和杰克逊都是在那里学成后参加墨西哥战争和内战的。以后，凡是有关西点军校的书刊，我都找来阅读。到一定的时候我就立志要进西点军校了。在读六年级时，我在一张表格上就填写了将来参军，当一名陆军少将的决心。这不仅表明我的自信心相当强，同时也说明我早年就有幸知道自己将来想要干什么——这对每个青年来说都是极有好处的事情。

　　 立志要进西点军校是一回事，但能否进去又是另一回事。确实，只有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我的父母才同意让他们的独生子到“炮口上找功名”。尽管律师这一行业物质待遇菲薄，父亲仍然致力于法律事业，并且希望我能继承他的事业。在中学时我喜欢辩论，这使我父亲对我抱有希望；他认为，这充分说明我在法律事业方面必将取得成功。法律确实使我动心，但同参军比起来，只不过是我的第二志愿。

　　 美国在1917年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年我从中学毕业，并且进了当地的初级院校——堪萨斯市立工业学院。我在中学里所得到的投考高等院校需要的学分，对于一个期望进西点军校的学生来说是极不相称的，这些学分包括读了四年的英语、拉丁语和西班牙语，两年的希腊语，但是数学和科学方面的学分只达到最低限度的要求。为了纠正这种不平衡现象，我在工业学院一年级时集中选修不少数学和物理，我所喜爱的语文课程只继续选修西班牙文，我希望十七岁时在堪萨斯城读完两年工业学院的课程后能够报考军校。

　　 但是，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打乱了当时许多青年的计划。我的同期同学全都比我年纪大，他们开始纷纷参军，使我对自己没能入伍感到很不光彩。所以，到了1918年，我再也不愿意做一个“安居家室的人”，于是就谎报多一岁，登记应征了。在那次战争期间，一个青年要得到伙伴的尊敬，就得穿上军装；拿到了兵役证，是仅次于穿上军装的一件光彩事。

　　 我这一行动虽然没有使父亲不高兴，但也惊动了他，他积极为我寻求进西点军校的名额。最后，他给我争取到机会，参加我们密苏里州第五区国会议员威廉·普·博兰掌握的推荐名额的竞争考试。这一年，博兰有一个既可进西点军校也可进安纳波利斯海军军官学校的推荐名额，我十分幸运，赢得了被他推荐去考这两个学校的资格，下一关是要通过两个学校的入学考试。两校的考试科目基本相同，只是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多考一门地理，西点军校则多考一门历史。

　　 我在应试时，西点的考试通过了，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则没有考取，因为地理没有考好。我记得在考地理时，有一张需要说明世界上一些偏远地方的地理位置名单使我大伤脑筋。一个是马六甲海峡，我胡猜它在中东，后来通过亲自查阅，才查明它在东南亚。这一失败使我感到羞耻，我不禁在以后的年代里把自己的遭遇同名画家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在西点的遭遇相比。惠斯勒在内战开始时的一个短期内，曾在西点学习，在毕业前因化学考试不及格，而被除了名。据说，后来他谈起这件事时这样说：“如果硅是气体的话，我就会当上一位将军了。”所以，现在我对海军朋友们说，如果马六甲海峡在地中海的话，我可能就已经成为海军上将了，虽然他们显然不相信我会当海军上将。

　　 1918年10月30日晚上，父亲带我到堪萨斯城联合火车站，送我上了开往纽约的火车。如果不算过去偶尔到州界那边的堪萨斯州堪萨斯城去看望我的表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出密苏里州去旅行。父亲告诉我怎样乘坐普尔门式的卧铺火车；在车上怎样才能找到餐车，到终点站时怎样给脚夫付小费。他告诉我怎样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去韦考肯渡口，然后再去西岸火车站，这些地名在我听起来象马六甲海峡一样陌生。于是，我和父亲握别后，就离开家乡去参加陆军了。从此，我就只是在军中委派工作的间歇之间匆匆来家探望一下外，再也没回家长住过。

　　 我到西点后，被编进了一个正规班级以外的班，教学进程不同于正常班级，11月初入学，到第二年6月毕业。华盛顿当局当时已决定把这所正规军校改成一所同候补军官培训班相差无几的学校，以便多培养几百名步兵中尉和少尉军官，去参加预期将要在1919年夏季发动的胜利攻势。这一决定依我看来是不明智的。不过，德皇和兴登堡将军在得悉赫德森河两岸正在形成的对德军的新威胁后，就于11月11日，也就是在我报名入校当学员九天之后，决定答应停战了。正如我们现在在同班校友聚会时常说的那样，这件事对哪一方都很幸运。过了一定时间以后，军校就先把学制改为三年，最后又恢复为传统的四年制。所以，我的同班同学和我就成了四年制的1922年班学员。

　　 因为原先计划只让我们这批人在西点短期学习，所以刚一入学时没有发给我们作为西点学员标志的灰色制服，只发给士兵军装，只是在战斗帽子上加一条黄色宽带以示区别，于是就使我们班得到“黄鹂班”的名称。当时西点比我们高的班级只有一个，所以我们新学员在“畜牲营” [ 译注：“畜牲营”是西点军校内对新学员进行基本训练的营区。 ] 的入伍训练是由一些毕业不久的青年军官负责的。他们早晚在操场上和兵营里辛苦地训练我们，对于我们这群没有多大前途的家伙甚至能否成为合格的军校学员似乎都经常感到没有信心，但他们对训练一年级学员的热心并未稍有减少，虽然也许他们不象正式军训教官那么严厉。没有人及时把停战的消息告诉我们；11月11日这天只是同平日一样在操场上操练的日子而已，还是承蒙看管老南营内我们“畜牲” [ 译注：“畜牲”是西点军校的老学员对新学员的一种称呼。 ] 连驻地的“营房警察”的好意，我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在事过几天之后把战争结束的消息告诉了我。

　　 我当学员的那几年里，西点仍然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军事修道院，同外界联系只有靠西岸铁路、赫德森河上的游艇和向西进入新泽西州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学员通常在7月入学，到第二年圣诞节才能离校度假。在此期间，他们过的完全是管理严格的集体生活，早六点起床，晚十点就寝，一天几乎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作为陆军的一员，必须遵守陆军的规章和条例。他们的饷银仅够购买日用必需品和每月储存几元钱以备毕业时交付制服费用，另外每月有五元钱津贴，专门供学员在西点小吃店零花，饥饿的学员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冰激凌和糖果，以补食堂伙食的不足。由于按规定每人手里的钱不能超过五元津贴，所以，如果他能邀请到一位年轻小姐——当然是在年长妇女适当地陪伴下——去参加周末舞会的话，一起吃饭的钱还得由小姐来付。和女朋友吃饭跳舞只能在古老的西点饭店里，那里虽然服务不周到，也没有暖气设备，但却能眺望赫德森河上的绮丽的风光。

　　 每个学员学习的课程基本相同，大致相当于准备考普通工科学士学位的课程。注意理科教学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那时西点是全国唯一的工程兵学校，主要任务是培养工程兵军官和炮兵军官，后来，即使是在西点成为培养各军种军官的场所之后，还是注重理科教学，那是因为数学方面的训练在教育上被认为是很有价值的，同时也是因为科学技术不管在哪个军种中都越来越重要。课程中没有选修课，只有几门高深的课程是专为班上某几门学科的尖子开设的，他们有些是由于天赋好，善学某门课程，有的是曾在别的学校已学过一些。因为我在头两年把大部分课程都学完了，所以有充分的空暇时间在那地方窄小但藏书丰富的学员图书馆里随意大量阅读各类书籍。在那里我继续尽量阅读了有关哲学和军事史方面的书籍，即使读得不深，面还是很广泛的。

　　 那时象现在一样，西点有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因素，那就是学员荣誉制度。学员不准说谎，不准偷窃，不准欺骗；如被发现，不准毕业。这一简单而又严格的道德标准，从入学的那天起就向学员反复灌输，实际上，主要是由学员们自己来贯彻执行。军校管理当局在实行这种荣誉制度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是注意青年学员的鲁莽性格，使他们在实施纪律制裁方面不要彼此搞得太严厉。一位文职人员、陆军部长牛顿·D·贝克对此作过我所知道的最精辟的解释：“一般人在日常的事情上不严格或者不诚实，其结果只不过是遭到朋友的轻视，至多是被人控告吃官司。但是，军人要是不严格或者不诚实，就会拿同胞的生命来开玩笑，拿政府的荣誉来开玩笑。因此，并不是为了贪图虚名，而是出于严格纪律的需要，才使军队要求它的军官具备忠实可靠、奉公守法的品德。”

　　 1919年我的第一学年结束时，陆军中最年轻的将军、三十九岁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来军校担任校长，他誉满全军，带着漂亮的新婚夫人来校，同时也带来了西点军校的任务的新观点。他刚从欧洲战场回来，到校后就立即着手研究西点的目的和方法，要求符合他所了解的战争的需要。他提出了很多新措施，但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革新了一年级学员的训练制度，并且提倡开展校内体育活动，提出了“每个学员都是运动员”的口号。

　　 给予一年级的学员合适的待遇或虐待是西点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尽管对他们的训练所根据的原则是有道理的，即要求那些希望在将来当指挥官的人们必须首先懂得服从命令，但这样下去，滥用权力的现象就很容易出现，从而抵消了这一原则的真正意义。因此，一年级的训练制度如果执行得不好，就会使该级学员受到不同厉害程度的欺侮，而且助长了高年级学员执行纪律过分严厉；如果执行得好，则会使高年级学员学会正确的领导方法，并可使一年级学员养成遵守纪律、服从命令的习惯。麦克阿瑟深知这一问题，因此一到校，就要求高年级学员带头根绝当时推行的训练制度中的消极因素，发扬其积极因素。有些高年级学员都以学员队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不愿进行合作，他们本要抵制校长对学员队传统的干预，但是，麦克阿瑟的个人威望取得了胜利，克服了这一阻力。

　　 开展校内体育运动的计划是针对象我这样一些对体育不感兴趣者，或参加比赛无能为力、因而只能在看台上充当拉拉队的学员制定的。这个计划一下就把我从图书馆的椅子上硬拖了出来，迫使我在网球以外再学点其他运动项目(网球是我唯一能参加比赛的项目)。这一计划是英明的，它侧重要求学员学会打马球、高尔夫球、网球和手球。学员们毕业后仍可继续参加这些运动，以保持一个职业军人非常需要的健康体格。

　　 麦克阿瑟做了一件在他那丰功伟绩的记录里永远不会记载的小事；可是这件小事对我却意义很大。按照传统，学员在西点整整四年求学过程中绝不准吸烟。我刚到学校时也从不吸烟，但我很快发现在营区寝室内偶尔偷偷摸摸地拿起一根香烟吞云吐雾地抽起来挺好玩。我们一听到检查官走近宿舍时，同房间的人和我就打开窗户，拿起毯子使劲把烟扇出去，然后立正接受检查，如果检查官没有发觉我们的违纪行为就离开了，大家都哈哈大笑，仿佛得到一次小小的胜利。麦克阿瑟懂得学员们这一套，大约二十年前他也当过军校学员，于是他决定杜绝这一无聊行为。一天，他宣布今后在寝室内可以自由吸烟，但在营区外仍不准许，这样一来，这样的玩笑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从此我就不再吸烟，直到今天我仍不吸烟，这真要谢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在1920年秋天的一个周末晚会上，我在卡伦会堂舞厅进门左手第二根圆柱旁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当时在学员中还保留着一种中世纪的习俗，每逢周末舞会，须持正式跳舞名片，一些摩登的学员不屑这么干，于是他们和他们的女友在周末过得枯燥无味。每一学年开始时，同学们就为即将到来的社交季节编号安排，互相交换舞伴，这样可以让大家分享到“瞎碰”的好处，也可以让大家都吃到“瞎碰”的苦头。“瞎碰”就是邀请的舞伴事先不知是谁。我就是在和同班同学弗朗西斯·威尔逊交换舞伴跳舞时结识了华盛顿的莉迪亚·哈珀。从那以后，我热烈追求这位小姐，并且颇有成效，但是我的学业和操行成绩却受到了一些影响。事实上，有一次我为了她差一点丢了文凭。

　　 1922年6月临毕业的那一星期，一次我和她手挽着手走过营区一个背阴的出口处，但当我们走到阳光底下的时候，竟忘记了我这样做是违反记过簿上明文规定的“不得在大庭广众向年轻仕女表示爱情”的校规。我们俩人的挽臂散步很快就被一位担任警卫官的学员所打断，他告诉我，西蒙·博利瓦·巴克纳少校叫我到学员队部去。我完全知道自己已被战术系最严厉的军官之一当场拿获了。我在这个令人生畏的少校面前显得非常惊慌狼狈。他对我触犯校规的行为数落不休。训斥完毕后，他问我是否真正想过，照这种情况，两天以后我该不该毕业。我用不大有信心的语气回答说，希望能毕业。于是他把我打发走了，但是我总感到不保险，直到两天后文凭拿到了手才算放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巴克纳少校成了陆军中将司令官，但同日军争夺冲绳的战斗中英勇阵亡。战后我当西点军校校长时的任务之一就是主持纪念巴克纳将军的学员夏令营的开幕式，并且为此致了恰如其分的颂词。我生怕在赞颂那位英勇的军人时回忆起1922年即将毕业间发生的那场风波，使我的口才多少受到影响。

　　 虽然巴克纳少校为我担心，6月13日我还是毕业了，名列一0二班的第四名。麦克阿瑟将军发给我文凭时对我说：“祝贺你，泰勒先生”。从这以后，直到我在1956年以新任陆军参谋长的身份在沃尔多夫托尔斯拜访他的时候，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在他任校长期间，虽然为学员队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很奇怪，他从来不设法通过与学员直接接触使学员对他的品格产生深刻印象。我不记得他曾向我们作过什么报告，只有少数几个学员曾被叫到他屋里去过。可以肯定，从热爱西点军校及学员队的感情来说，毕业生中没有一人能超过麦克阿瑟。但是，在他当校长期间，学员们很少看出这一点。

　　 毕业时选择兵种，我选上了工程兵。我之所以选工程兵有两个互不相干的、但对我又是非得如此不可的理由：第一是因为罗伯特·E·李曾经是工程兵；第二是因为在弗吉尼亚汉弗莱斯营(现在叫贝尔瓦堡)的工兵学校离哈珀小姐住的华盛顿很近，来往方便。于是这个工兵学校就成了我在陆军中长长的职务单中的第一个任职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