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摘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
我从自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入这个范畴，也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卷入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可恶的了。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个角落给我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而常常只是向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尔尼雪夫斯基 [ 译者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法学家，反对专制主义；洛克(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原理的奠基人，认为人的知识都来于经验；杰弗逊(1743—1826)：美国启蒙运动者，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曾任美国第3届总统(1801—1809)；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学者、作家、文艺批评家。 ] 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一——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正是权力欲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分子和叶利钦鬼迷心窍，他们伙同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为了入主克里姆林宫，葬送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精英们之所以那样迫不及待和咄咄逼人，都是权力欲在作祟；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意志。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我是打算在联盟协议签署后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品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则，走上专制独裁的道路，那么偏执、专横、流血就无法避免。
最后，我还想谈谈我在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它就是革新的思想。以前体制的根本弊端恰恰就在于它不能革新。苏共二十大后结束了斯大林模式一个最负面的特点——大规模的迫害。但同时却保留这一模式“旧有的灵魂”原封未动——党的垄断权力，而实际上是少数政治局委员们的权力。这就严重局限了政府的视野，使它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几乎不可能在经济、政治和其他领域进行改革。
必须要经常感受生活的脉搏，敏锐地倾听并及时做出对新的要求的反应，这不仅仅是对我们俄罗斯人的要求。我在世界各国多次对听众们说过，革新应该将整个现代社会都涵盖进去。用常人的眼光就能够看出，在科技、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和国家的结构以及国际秩序方面，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和时代同步前进，在革新措施方面落到了后面，我们就会被全球热点问题的重负所压倒。
苏联和西方竞赛中之所以落伍，原因在于发达国家早在60年代就懂得结构调整和高科技技术的必要性，知道必须对整个生产机构进行革新。但是现在，同样是在西方，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还必须在社会方面进行变革。青年人对自己的状况又感到了不满。自管的问题、各民族关系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而且通常用传统理论的观点——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基督教民主派的——已经不能作为实际政策的有效基础了。
这就是说，必须提高我们思维的水平，创立社会发展的新的综合观念。对于营造未来而言，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革新世界之路的探索将采取自治的方式呢，还是仍然采取紧密结合、彼此互动的方式，抑或是大一统的方式？这后一种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眼下还没有把握说事情将来一定是这样，即利己主义一定会占上风，各自为政、自谋生路的愿望肯定要占上风。我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各民族在解决自己未来的问题时越来越多地在走合作与互动的道路。对于这一点，我作为国际绿十字会主席，一定鼎力相助，予以促进。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创作基金会的根本宗旨。
可能我的读者对这部浩瀚巨著的各个部分兴趣不尽相同。但我是在尽可能详细地叙述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评价那些动荡岁月在全世界制造政治气候的人的用心和意图。
我还希望我的著作对一切关心俄罗斯命运的人能够有所裨益。
对于那些坚持将关于我的生活和改革的故事读完的人，我深为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