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政变·第四十二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洛·沃夏诺夫(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抄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似乎谈的是，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穷……国家正在毁灭……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宪法通过后便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 [ 译者注：尤里·普列汉诺夫：时任克格勃第九局局长。 ] 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了我最后的意愿，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50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后来，我在和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见你们的鬼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当时他不是有武装警卫队吗？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牒的要求，可以使这一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醒起来。我曾不止一次地阻止过他们采取轻率的步骤，这我已经写过了，因此我总有一种希望，希望我这次的强硬立场能够起到自己的作用。是的，我没有失去希望。
再说了，把他们扣留在别墅里不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主要的阴谋分子在莫斯科，他们此时手中还掌握着权力棒。不过我毫不怀疑，全国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关照过这里(福罗斯)事情发展一定要保证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结果证明正是这样。事先一切都研究好了，将总统严密地控制起来，不能与外界接触，切断一切通讯联系。别墅周围和海上方面设立两道警卫线。禁止任何人离开别墅和进入别墅区。我的助手、记者和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想到别墅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想亲眼证实一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传出的总统有病的说法在多大程度是真实可信的，但是他们未能如愿。
老实说，这是对总统的拘禁，是对他的权力的篡夺。政变分子们知道我不会和他们串通一气，但他们想“吓唬吓唬”我，迫使我签署国家紧急状态命令，给他们的冒险行为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我坚决拒绝签字这件事立刻将他们置于罪犯的地位。
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夜可不像现在所知道的那样简单。当“先头部队”从福罗斯返回，报告了和总统谈话的结果后，阴谋分子们内部出现了分裂。亚纳耶夫开始发生动摇——签还是不签？他只顾喝酒，帕夫洛夫开始装病，卢基扬诺夫急忙安排后路。亚佐夫元帅心里想(后来说了出来)：“简直是鬼迷心窍，老糊涂了，怎么卷进这件事中来了。”有人提出是不是就此罢手。但为时已晚，而且克留奇科夫和那些派去给我下最后通牒的人已经走得太远，很难再回头了。当时博尔金说，他“了解总统，总统从不原惊用这种态度对待他的人”。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孤注一掷了。
他们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的行动带有“合法”性，于是便造谣说，戈尔巴乔夫好像病得很重，不能视事，无法履行总统职责。我从福罗斯回来后，医生们说，有人非要他们开具关于我有病的书面证明不可。他们说，应当首先跟随身的医生谈谈，但是有人告诉他们，说和福罗斯没有通讯联系。普列汉诺夫坚持认为这是在为戈尔巴乔夫的利益着想，否则他就有被逮捕的危险。医生们最后昧着良心出具了证明，说我1991年8月16日病情加重，健康状况恶化。1991年8月19日17时，证明函送给了普列汉诺夫。总之，这份“证明”使阴谋分子们在臭名昭著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了一个说词。
1991年8月23日，副总理谢尔巴科夫在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中写道，8月19日上午他和亚纳耶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第一，有没有可靠证明说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行使自己的职责？第二，副总统的一切命令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同卢基扬诺夫充分协商过没有？第三，领导人经过全面考量后，除实行紧急状态外，就找不到使国家免于混乱和群众无序的办法吗？对于这3个问题，当时只有一个肯定的回答……
一小时后，谢尔巴科夫和帕夫洛夫取得了联系，后者证实说，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苏联总统确实病得很重。这位总理补充说，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普列汉诺夫已经去了克里米亚，他们“……简短地和米·谢·戈尔巴乔夫交换了意见，后者是在床上躺着接见他们的。苏联总统的情况很严重，而且，从他的举止言谈看，很明显，他已经无法完全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情况也非常严重。正式的健康状况结论还没有，但是医生们说，目前戈尔巴乔夫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因此他们要求把拜访减少到最低限度。”
阴谋分子们在和总统的较量中遭到了失败，他们的情绪非常沮丧。“赫鲁晓夫方式”未能奏效，原因主要是他们在后来几个阶段的态度不够坚决。对他们的想法的另一个严重打击，是总统本人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许多将军和军官、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当局、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人民代表和莫斯科人的坚决反对。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福罗斯遭到第一次失败后，紧接着在莫斯科也遭到了失败，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变必将垮台。分析家们的意见是对的，他们看出了这里更深一层的原因：大多数的社会公众不愿意恢复旧的秩序，改革后建立起的民主机制，尽管还很脆弱，但是经受住了考验，站稳了脚跟。
我不能不对一些别有用心的言论作出反应，他们说当国家发生激烈冲突事件时，我好像心安理得地“躲在安乐窝里”讨清闲。
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案的调查材料中，列举了阴谋分子们所采取的旨在完全孤立总统的诸多措施：彻底切断各种通讯联系；把整个地区封锁起来；为此，又调增了第79边防中队和边防巡逻舰第5独立团，归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格涅拉洛夫指挥；将一切交通工具扣押起来，由自动枪手们日夜进行监护；停留在别尔别克供总统使用的飞机“图—134”和一架直升机被强行赶走了；别墅区内的直升机场上停放着许多交通工具，设立了岗哨；进入别墅时同样要进行检查；别墅区的警卫机构和负责外部警卫工作的边防部队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人不得出入别墅。
3天拘禁对我来说是我一生中最严重的考验，对我的亲人们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摘自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我们被完全隔离的那些日子的状况，我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时的日记中摘出来几段，这些段落曾经在1991年12月20日的《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过。
8月18日，星期日
大约5点钟左右，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忽然急匆匆地走进我的房间。神情很激动。‘出事情了，’他说，‘可能非常严重。梅德韦杰夫 [ 译者注：弗拉基米尔·梅德韦杰夫时任戈尔巴乔夫卫队长。 ] 刚才报告说，从莫斯科来了几个人——巴克拉诺夫、博尔金、舍宁、瓦连尼科夫。’
‘最后这个人是谁？’——我问道。‘一位将军，亚佐夫的副手……他们要求与我会晤。他们已经进了别墅区，就在屋外。但我任何人都没有邀请过！我试图了解是怎么回事。所有电话都被切断了。你明白吗？所有的电话线路——政府的，市区的，内部的，甚至红机子“卡兹别克”都被切断了。这是在实行隔离！也就是说，是一场阴谋？是逮捕行为？’
然后：‘无论什么样的冒险行动和交易我都不会同意。任何威胁与讹诈我也不会屈服。’他沉默片刻，补充说：‘但我们为此可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所有的人，全家。我们应该做好一切准备……’
我们把孩子们叫来。不知为什么我要了茶。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厨师)将茶送了过来。自然没有人去喝。向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讲了所发生的情况。听他们说，几分钟前屋里的收音机已经不响了，电视也停了。普列汉诺夫站在中央大门门口——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哪里？同志们要找他。’阿纳托利回答说：‘不知道，大概在他自己屋里。’
孩子们和我都支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支持他的决定。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和你站在一起。’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来人的会晤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这期间，阿纳托利、伊琳娜和我就在一边，在办公室门旁。要是突然逮捕他呢？把他带走……
18时左右，‘几位来访者’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跟着他们，是他们自己走出来的。瓦连尼科夫从我们身边走过，未曾注意我们。博尔金站的地方稍远一点。巴克拉诺夫和舍宁走到我跟前(我在坐着，孩子们在旁边站着)，说了声‘您好’。巴克拉诺夫向我伸出了手。对于他的问候我没有回应，也没有伸出手去。我问：‘你们来有什么事吗？发生什么事了？’我听见巴克拉诺夫说了句话：‘实在不得已呀。’然后回转身，3个人一起走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拿了一张纸，递给了我。他说：‘发生了一件坏事。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对我提出要求：签署关于全国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将权力移交给亚纳耶夫。我表示拒绝，他们建议我辞职。我要求紧急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会上再来决定关于宣布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和我的总统职务问题。’
‘他们说是逮捕了还是将要逮捕叶利钦，最后我也没弄明白……’
‘这张纸上是委员会成员的名单……’
他不仅因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牒的而恼怒，还因为他们的无礼与厚颜无耻而义愤填膺。
他在会见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时说，他称他们是‘自杀者’和‘杀人者’：‘全国形势极其严重……世界不跟我们来往……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封锁……后果将不堪设想。
梅德韦杰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警卫局长和‘代表团’一起离开了。究竟是离开了还是被带走了呢？警卫局军官们的说法相互矛盾。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也没有向总统报告，坐上汽车就走了。只是请什么人把他的东西收拾起来，寄往莫斯科……有人告诉我，说好像普列汉诺夫下令把他解职了。
下班后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别墅。凡是今天在这里的人全部都留了下来：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总统助理；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女速记员、机要员；几位医生，服务人员。所有的人，包括当地的服务人员都是有家有室的人。所有汽车都被查封了。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明天准备乘坐飞往莫斯科的直升飞机已被打发回去了。
我们尽量想借助一个‘索尼’半导体袖珍收音机收听点什么。真是万幸，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早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刮脸时总是用它收听电台的‘信标’。我们随身把它带到克里米亚来了。总统住地的常设接收机连一个波段都收不到。而小小的‘索尼’却能够收到。但任何特别的消息也没有，一切如常……
我们商定：阿纳托利藏好半导体收音机。谁都不应该知道我们有个收音机。无论什么人。我则做比较详细的日记。
我难以入睡……我为那些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共事的人的背叛行为感到痛心。
亚纳耶夫白天打电话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他明天什么时候飞回莫斯科。说定的时间是19时抵达。他说他将去机场迎接总统。
我脑子里联想起不久前看的一部记录片的画面：庆祝赫鲁晓夫七十大寿。圣乔治大厅里摆了许多桌子……勃列日涅夫当场授勋……溢美之词，不绝于耳……几个月后，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现在国内、莫斯科正在发生什么事？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官邸里正在发生什么事？
而这里跟我们在一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哪些人将会怎么样呢？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长期在这里工作，普列汉诺夫让他负责总统个人保卫工作，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您在一起。’不过，是一直对我们保卫到底呢，还是在执行自己上司的指示？
……叛变分子们到底想干什么？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今天才成为他们的危险人物呢，还是从来都是个危险人物？最近几年，有好几个人传言1983—1984年检查机关伪造文件的事，目的在于指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收受了贿赂。文件转到了苏共中央接待室，从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调查人员要求被调查人员提供伪证。这件事，毫无疑问，有‘国内最高层人物’在指使。
……我很为丈夫担心，为孩子和孙子们的命运担心，真是苦不堪言。
8月19日，星期一
早上7点左右，阿纳托利和伊琳娜从收音机里(不是从“信标”的波段上，好像是《世界新闻服务》或“BBC”电台)听到消息说：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内一些地区已经宣布了紧急状态。广播了委员会致同胞们的号召书和对世界各国发出的呼吁，宣布了关于把土地的百分之十五分给每个人的命令内容……而且，‘由于苏联总统的病情使他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接替了他的权力。’也就是说，一切文件都已经准备齐全……
一大早，大概5点钟左右，阿纳托利说，几艘军用舰只驶向我们的海湾。‘守卫舰’一反常态，驶到了距海岸很近的地方，停了大约50分钟后退了回去，驶向远处。这意味着什么？是威胁吗？从海上进行封锁？
没有邮件，也没有报纸。有人转告说：‘以后也不会有。’这里负责机要通讯的军官从昨天起已被就地控制了起来。收音机没有声音，电视被卡断了。阿纳托利和警卫局的小伙子试图给固定常设的收音机做个天线。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贴身警卫——找来一段铁丝。然而弄来弄去，最后仍无济于事。
通过警卫局的一个头儿，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向格涅拉洛夫(负责同莫斯科联系)转达一个要求：恢复电话联系和邮件、报纸的送递，接通电视线路，立即派飞机来接我们回莫斯科工作。
总统别墅区里的‘新面孔’都佩带着冲锋枪。
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回来了。我们到凉台上去谈话，担心有人偷听。警卫局的军官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抱怨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甚至刮脸用具都没有。东西全在‘南方’疗养院——他、他的女秘书塔马拉，阿列克谢耶夫娜和速记兼机要员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都住在那里。他们每天到总统别墅服务处上班。他说他跟格涅拉洛夫说了。要求放他出去：‘我是苏联人民代表，是不能拘禁我的。为什么这里不放我出去？’
我们在别墅区内走来走去，一直走到海边。应该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让‘我们的人’和从悬崖与海上监视我们的人都能够看见：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健康，一切正常。
克谢尼娅和纳斯佳无法同打一把遮阳伞——没人给他们撑伞。纳斯津卡 [ 译者注：纳斯佳的爱称。 ] 对我说：‘奶奶，克秀哈 [ 译者注：克谢尼娅的爱称。 ] 老欺负我。她不让我玩，也不让我睡觉。她什么都不害怕！应该只生我一个人。你懂吗？’
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和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给我们讲他们从那台旧收音机里听来的消息——他们给收音机架了一条自制的天线。国外的广播说：叶利钦没有被捕。‘可格涅拉洛夫昨天跟我说，’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说，‘叶利钦在别墅中被捕了。’总之，关于所发生的事情众说纷纭。很难弄清楚……有广播说，好像俄罗斯有一位代表被逮捕了。
我们这里，别墅里，也有新闻：直升机起落场停放着一辆消防车和一辆洒水车。入口处的路上横着停放几辆卡车。车库旁，大门边，直升机起落场都有冲锋枪手值勤放哨。所有的人都是新面孔，从不认识。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再次表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将和您在一起。直到最后。’
海上风平浪静：既不见游艇，也看不到客轮、货船和驳船……像以前一样，只有一艘护卫舰‘停’在那里不动。通常能看见有人在护卫舰的甲板上。他们总是在干什么，有时游泳，有时钓鱼。现在甲板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塔季扬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护士愤愤不平地说：‘真想不到，“朋友”、“战友”——原来他们都是叛徒。奥莉加一看见博尔金——他本来是她的上司，就说：真是倒霉，这机关里没有人比他更可恶的了。’‘其实普戈就在南方疗养院里休养。昨天走了，应该再早一点。据说他和他妻子服毒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别墅区，不管是谁。显然是不愿意让人知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身体好好的。
我们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他的办公室里。阿纳托利和伊琳娜跑来了。新闻：电视有图像了，正在转播音乐。海面上又多了几舰护卫舰。离海岸很远，但是看得见。打开半导体收音机，拨到‘BBC’频道：鲍·叶利钦发表讲话，谴责阴谋分子。他号召对抗新出现的政权。H.纳扎尔巴耶夫在哈萨克的电视上对共和国人民讲话，号召他们保持镇静和克制，遵纪守法。关于苏联总统去职的事——只字未提。
17时，警卫班长报告说：几名通讯兵被带离了别墅区。
17时30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来。跟我说，他委托后者立即再次转告亚纳耶夫，说他要求恢复和政府的联系，要求派飞机来接他回莫斯科去。一旦他的要求遭到拒绝，或是被置之不理，请转告亚纳耶夫，就说他要求会见苏联和外国的记者。
阿纳托利·谢尔盖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走后，他要我写个政治声明。他口授说：
1.副总统借口苏联总统有病，不能履行自己的职务，从而把国家总统的职责揽到自己的身上的决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我的健康状况正常，而且休息得很好，因此我打算今天，8月19日，离开这里，去签署联盟协议并召开联邦苏维埃会议。所以副总统的决定只能被认为是一次政变，而不是别的什么。
2.因此，副总统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是非法的。
3.与非法实行紧急状态相联系的种种措施的升级，会造成全国整个局势的继续紧张和分裂，引起社会争斗和难以预料的后果。
4.要求立即停止执行所作出的一切决定，而卢基扬诺夫同志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要紧急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或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研究国家领导中所产生的极其复杂的情况。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播出了。简直是背信弃义，无法无天，一派无耻谎言！显然他们是豁出去了：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向全世界撒了个弥天大谎，说总统已经没有行为能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的问题，他们已经解决。
当夜，别墅外围的警卫加强了。现在，负责总统个人安全的军官们实际上不得不昼夜24小时工作。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孩子们和我商量要节约食物，只吃8月17日之前得到的原有的食物。把装在袋子里的水果收起来给孩子们食用。伊琳娜总是把它藏在放糖果的橱柜里。我们个人备用的成药、片剂也都收集起来。决定只吃这些药。
一夜未曾合眼……
(我们用自己的录像设备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人民的讲话、声明录了下来。目的是想把它们“传播出去”，如果不行，那就藏起来，保存好。无论我们发生什么事——人们应该知道总统命运的真实情况。我们找到一间屋子，我们认为无论从海上还是从崖上都看不到这里。我们用窗帘把屋子遮了起来。凌晨4点钟左右，我们观看所录下的画面，把声音放得很低，下面最低一层楼突然听到门的响声。我们赶紧把所有的线头都拔了。阿纳托利拿上带子探进了另外一个房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伊琳娜下楼去查看了所有的房门。门全都关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出去。门口站有两个卫兵。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对录像带进行加工，一直搞到凌晨6点。透过小屏幕将带子看了一遍，用修指甲的小剪刀把4盘录像带每盘的末尾剪下来。然后打开暗盒，把带子分成几个部分。每段带子用很薄的纸卷成卷，扎好，用纸包起来。然后把它们分别藏在别墅各个地方。把暗盒收起来，以免让人看出来有人曾经动过它们。) [ 译者注：这天夜里发生的事是我在8月26日在莫斯科记下来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注) ]
8月20日，星期二
邮件和报纸仍然没有，但是‘索尼’继续在效力。在我们的海湾入口处，总有那么几艘护卫舰在巡弋游动，‘保驾护航’。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再次向莫斯科转达自己的要求：恢复电话联系，提供报纸，立即派飞机来接他回莫斯科工作。补充一项新的要求：在广播和电视上公开宣布对他的健康状况曾作过粗暴的虚伪报道。
眼下除格涅拉洛夫的保证外，所有的要求正在向莫斯科转达，没有其他结果。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警告：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将采取极端措施。
表面上我们竭力表现得一切如故：按照医生的规定，在别墅区走走，到海边看看。我们全家人厮守在一起——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伊琳娜、阿纳托利、我和小孙子们，因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我们在精神上相互支持。而且不光是我们——家庭成员，还有这里所有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他们实际上也被拘留起来了。我特别为妇女们感到担心，希望她们不要太激动，要保持沉着。当然，不要让小孙子们胡乱猜想。
警卫班长和医生正在为一家人的饮食发愁：‘东西是从外面送来的’，‘用的是别人的汽车’，‘存在着危险’就是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和我们一样。现在我们已经是共同做出决定了；靠我们和警卫人员食堂仅有的储备生活。我再次向我们的厨师——加林娜·阿夫里坎诺夫娜详细交代一遍。同时说好：我们只吃煮熟了的食物。
我和负责总统安全的警卫班长谈了，问他：‘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我们能不能越过格涅拉洛夫将消息“随便”送出去？’(什么消息我没有具体说)。他回答说：‘不行，送不出去。海上我们被完全封锁了。陆上也被包围了，因此插翅难飞……’
我身边只剩下一个笔记本了。 [ 译者注：因为这天我们将录像带、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医生写的关于总统健康状况的书面证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向切尔尼亚耶夫口授并亲自签署的政治声明，分别都交给我们信得过的人了。请他们把东西藏起来，保存好，一旦有机会就转给媒体公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注) ]
我们试图利用一个现实的机会：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拉尼娜留在莫斯科家里的小孩病了。父亲患心肌梗塞。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委托切尔尼亚耶夫坚决向格涅拉洛夫提出让奥莉加·瓦西里耶夫娜回莫斯科去的要求。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起讨论了局势。为什么卢基扬诺夫、最高苏维埃毫无声息？为什么伊瓦什科保持沉默？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呢？要知道，今天是签署联盟协议的日子啊！最坏的设想是：难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将国家接管了？
克拉夫丘克昨天在乌克兰电视台上发表了讲话。他号召‘要保持安定、理智，遵纪守法，防止对抗’。关于总统只字未提……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要求广播了吗？我们怎么才能帮助将消息‘传出去’呢？
别墅里一切如故，谁都不放出去。也许来一个‘突破’？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的话说，我们的‘战斗小组不很大’，但是装备精良……
西方电台广播说：莫斯科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调进了军队；莫斯科、彼得格勒不支持阴谋分子。广播要求说明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他在哪里？处于什么状态？同时还报道说可能停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我们这里的消息：有人试图从外面进入别墅区。未能成功，没有让进来……格涅拉洛夫突然来到了服务局，警卫局的军官们就住在这里。实际上两天两夜他都没到他们这里来过了……而且，最主要的是，格涅拉洛夫向鲍里斯·伊万诺维奇转交了亚纳耶夫对戈尔巴乔夫的要求的答复，说将答应他的这些要求。同时格涅拉洛夫解释说，‘这一切他转达给莫斯科都是通过普列汉诺夫。这次答复也是通过他才收到的。’
警卫人员担心海水涨潮。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不赞成晚上领孩子们去游泳，甚至不放他们到别墅区里玩。对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 [ 译者注：纳斯佳的爱称。 ] 说：‘要起大风了不能出去，就呆在屋内。’
给人的感觉是：要发生什么事了。一部分警卫人员回到了屋里。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两位医生也回到了屋内，和我们在一起。伊琳娜带克谢尼娅和纳斯佳回屋上床。阿纳托利就睡在她们旁边的地板上。
凌晨3点钟。
8月21日，星期三
早间新闻：莫斯科发生了冲突。有牺牲——人员伤亡。难道最可怕的事情已经开始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要求立即转告亚纳耶夫：停止动用军队，让部队返回兵营。
上午10时左右，海平线上出现两组舰只。有3艘‘护卫舰’停泊在港湾的入口处。新出现的舰只有5艘，是气垫登陆舰。它们径直向岸边开来，是冲着我们的。但是距‘护卫舰’不远时，突然改变了航向，朝塞瓦斯托波尔的方向驶去，消失在萨雷奇海岬。它们想显示什么呢？是封锁？是想逮捕我们？还是救我们出去？我毫不怀疑：他们知道总统在健康地活着。
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和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劝我们家任何人都不要走出房门。他们担心有人可能会挑起交火事件，这将威胁到总统的生命安全。
有人送来了‘前天的’旧报纸。
无论电视，还是广播，任何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官方报道都没有。这就怪了：‘总统有病，不能视事’，——可是任何报道都没有。与此同时，电视却在报道帕夫洛夫总理的自我感觉和健康状况。
……20时。我躺在床上。感觉好一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办公室里。天哪，最可怕的事情看来已经过去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轮番出去，带回来一大堆的新闻：教皇打电话跟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克拉夫丘克、卡里莫夫、帕纽科夫、莫伊谢耶夫、扎索霍夫进行了交谈。拒绝跟克留奇科夫和伊瓦什科谈话！俄罗斯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已经起飞！和布什进行了电话交谈。俄议会代表团的飞机在别尔别克将受到欢迎……切尔尼亚耶夫在办公室内。3天来海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型驳船和客轮……有人身着伪装服向别墅匍匐前进。警卫人员通过无线电进行喊话：‘退回去！不然要开枪了！’来人退了回去，爬往相反的方向……
……15时左右，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从‘索尼’中听到英国‘BBC’电台广播说：克留奇科夫同意派几个人，作为‘代表团’，乘飞机飞往克里米亚，去福罗斯，亲自看看戈尔巴乔夫是不是真的病得很重；不能视事。
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坏的信号。在最近几小时内就可能采取行动，以便使卑鄙的谎言变成为现实。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命令警卫人员处于战斗准备状态，把大门和别墅入口处封锁起来，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准进来，必要时可以开火。
负责保卫工作的军官们手持冲锋枪，守卫在楼梯旁和入口处。
克谢尼娅和阿纳斯塔西娅两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请护理小姐亚历山德拉·格里戈里耶夫娜跟她们在一起。
我感到危险即将来临。‘怎么办？’我脑子里一直在想：必须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藏起来。藏在哪里呢？
别墅里一切他们都了如指掌：这时候，突然，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不能说话了，一只胳膊聋拉了下来，怎么也说不出话来……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中风……
谢天谢地，所有的人全在我身边：我的家人、医生——伊戈尔·阿纳托利耶维奇·鲍里索夫教授和尼古拉·费奥多西耶维奇·波库特尼，全都在屋里。他们把我放在床上。给了药：高血压危象。
……17时左右，有人敲我们的门，奥列格·阿纳托利耶维奇匆匆走进房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别墅区里来了两辆小汽车——一辆“吉尔”，一辆“伏尔加”，来人是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和普列汉诺夫。他们请求和您会晤。’他补充说：‘他们打算做什么？为什么来这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将他们监护起来。转告他们——只要政府的联系不恢复，我谁都不接见。
几分钟后，奥列格进来回复说：‘他们说这需要的时间太长。接通联系，不会少于30分钟，来人请求能立刻会见他们。’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等着吧。不恢复一切联系，任何谈判也不进行。
……17点45分，联系接通了。断了73个小时。封锁结束了！囚禁也结束了！
伊琳娜进来了：普列汉诺夫和伊瓦什科试图进来。鲍里斯·伊万诺维奇在门口拦住了他们：‘有命令——谁都不许进。我们会开枪的！’普列汉诺夫说：‘我就知道……这些人会开枪的。’于是他们转身退了回去。爸爸继续在打电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走了进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他说他不跟任何一个阴谋分子谈话，尽管他们一再想进行交谈。他立即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交谈起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亲爱的，还活着吧？我们坚持了48个小时！’他还跟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转达了乔治·布什和巴尔巴拉对我的问候，说3天来他们一直在为我们祈祷。他给我看了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签字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热切恳请您现在就能够接见我们。我们有事要向您报告。’他说：‘我根本不想见克留奇科夫、巴克拉诺夫和亚佐夫。我和他们现在无话可说。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嘛……也许还可以接见——以后再说。我在等待俄罗斯的代表团。’
……代表团到了。有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巴卡京、普里马科夫、斯托利亚罗夫、费奥多罗夫，众多代表和媒体。大家都进来了。从楼下一层传出了欢乐、兴奋的说话声……
我让伊琳娜把这些天和我们在一起共患难的妇女们都请到我这里。我们相互拥抱，抱头痛哭。我谢谢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感谢她们为我们分忧。
阿纳托利进来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下了命令——准备一下。我们要飞走了。东西就留在这里。有人会整理收拾，并乘下趟飞机给送去的，飞机上乘坐的全是‘我们莫斯科人”’。
阴谋失败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8月份这3天我们经受了人所能忍受的极限。但我保持住了心理平衡，并采取了行动。从记者招待会那里获悉，阴谋分子们把赌注压在“戈尔巴乔夫患病和无行为能力”上了，于是我开始出来散步，让护卫舰上的水手们、警卫局的军官们及一切注意别墅动静的人们看到：我是健康的。
我要求立即派飞机来接我回莫斯科，恢复通讯联系。我把自己的声明录在录音带上，这一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已经讲过了。
对于这一点，顺便说一句，也常听到人们的非议。可我毕竟应该考虑最坏的可能。万一总统人没有了，这盘带子就是一份重要的政治文件。幸好事情很快就结束了。但事件的发展原本是有各种可能的。从后来的民意调查看，毕竟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是同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些人的，这一点怎么也不能回避。而且，各共和国领导人，除俄罗斯外，都在静观其变，在思考，在动摇。也许阿卡耶夫除外。再说，许多外国领导人的反应也不一样，至少是在等待事态的发展。政变是失败了，但如果事情早发生一年，不排除结局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大概就是对我们坚持的政策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仔细听广播的内容，8月20日我已经感觉到局势不是朝着有利于政变分子的方面发展了。这一点，从阴谋头子们——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紧急飞来找我这件事就可以得到证实。伊瓦什科和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抵达。
我不认为他们是来负荆请罪的。他们这是又一次在进行绝望的努力，向我施压，使事情变得对自己有利。否则他们何必要向别尔别克机场补充兵力，调集海军陆战队，下令向一切未经批准、企图降落的飞机开火。自然这是针对俄罗斯领导人代表可能飞抵别尔别克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来人要求立刻进行会晤。我吩咐警卫部队(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执行的)，在别墅内外占据好地形，一旦他们在没有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硬要进入别墅时，准备开枪。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是有这种强烈要求的，他们对警卫人员讲，他们和政变分子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当我最后终于接见他们时，他们一再向我重申这一点。
我提出了要求：联系不恢复，一切免谈。我和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杰缅捷伊和其他各共和国领导人通了电话。
和布什也联系上了。我开始发布命令。首先撤掉亚佐夫的职务，国防部长一职由莫伊谢耶夫接任，并责成他一定要保证飞往别尔别克的鲁茨科伊和其他同志们的飞机安全降落。我指示政府通讯部门领导人切断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所有的电话，命令克里姆林宫的卫队长将克里姆林宫监护起来，把所有留在那里的政变分子隔离起来。
俄罗斯代表团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现在自由了。
我同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谈话时巴卡京和普里马科夫在座，我对他们说，他们两个本来是能够阻止政变的，或者，无论如何是能够发现其罪恶性质的。一个是最高苏维埃主席，明知关于戈尔巴乔夫病重的传闻是谎言，然而在行动上却另有打算，希望阴谋的果实能够落进他的“篮子里”，眼看自己就要当上总统了，因而便走上了叛卖、政变的道路。
至于伊瓦什科，他本可以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和政变分子们的行为划清界限，要求立刻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见面。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以书记处的名义向各地方党组织发布命令，支持政变。
后来沙赫纳扎罗夫告诉我，8月20日他飞抵莫斯科后，便立即和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历山大·扎索霍夫取得了联系，对他说，如果领导集体不愿彻底毁坏党的话，必须立即发表紧急声明，谴责这次政变，并要求释放总书记。扎索霍夫随即着手办这件事，当天晚上他通报说，在伊瓦什科就诊的医院里召集到了一部分政治局委员，他们同意声明必须要和总书记见面，但是拒绝发表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见。
我决定不见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
他们从福罗斯返回后，和其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一起被拘留起来，开始进行审问。我看了他们的第一批交待材料：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尽管每个人都在竭力缩小自己的罪行，为自己开脱罪责。
当时我收到克留奇科夫的一封亲笔信，总共只有一页，分三段。我现在全文引述最后一段(顺便说一句，该信的复印件现保存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案卷里)：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必要把我们关进牢里吗：一些人快70岁了，另外一些人健康欠佳。需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诉讼程序吗？顺便说一句，能否考虑采取其他的强制措施。比如严格的家庭软禁。总之，我感到非常愧疚！昨天我有机会听了部分您关于我们几个的答记者问。是否罪有应得(总体上)，但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可惜是咎由自取。
一如既往的致以深切的、富有人情味的敬意。
B.克留奇科夫
91.8.22.
为了完整地叙述返回莫斯科的情况，我再一次援引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
8月22日，星期四
8月21日晚11时，我们离开福罗斯的总统别墅。
眼前留下的最后的印象，是‘营救者’和‘隐居者’的一张张兴奋激动的面孔，正如有人一针见血所指出的，是‘新的苏联囚犯’的面孔。不过如今幸好都已成为过去了。
……我们从机场乘亚·弗·鲁茨科伊的飞机飞往别尔别克机场。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小包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鲁茨科伊、巴卡京、西拉耶夫、普里马科夫、切尔尼亚耶夫、鲍里索夫、克利莫夫、戈连佐夫过来小坐。
纳斯津卡 [ 译者注：纳斯津卡是纳斯佳的昵称。 ] 在伊琳娜身边的座位上睡着了。克谢涅奇卡 [ 译者注：克谢涅奇卡是克谢尼娅的昵称。 ] 蜷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但正如人们常说的，身上温暖，心里舒坦。主要是我们大家都在一起。
……克留奇科夫也在这架飞机上，他在单独的隔离仓内。
……大家相互交谈、议论着这些天莫斯科和全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谈论着在克里米亚总统官邸的种种经历以及如何度过来的。谈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人。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 [ 译者注：指鲁茨科伊。 ] 讲述了白宫的捍卫者们：两小时教会了人们如何手挽手地站成一排；还谈到和他一起飞来营救总统的警卫战士们。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拒绝前往，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机场留下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次飞行有可能出现悲剧性的结局。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 [ 译者注：指巴卡金。 ] 和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 [ 译者注：指普里马科夫。 ] 讲了他们是如何准备8月20日发表的声明文本的。他们拿出了声明文本，我把它留了下来：‘我们认为，实行紧急状态、国家政权移交给一部分人，这是违反宪法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身体是健康的。作为安全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立即将装甲技术设备撤离街头，尽一切努力防止流血事件发生。同样，我们还要求一定要保障米·谢·戈尔巴乔夫的人身安全，使他能够立刻公开发表讲话。’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部长A.A.别斯梅尔特内赫拒绝在这个声明上签字。
飞机在夜间两点降落在莫斯科伏努科沃2号机场。前来机场迎接的人很多。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团团围住了。伊琳娜、我和孩子们立即坐进了汽车。我浑身直发抖，不能自已。
……莫斯科在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德米特里·科马尔、伊里亚·克里切夫斯基告别。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出来为他们送葬。我相信，千百万人们都在分担他们的悲哀与痛苦。
8月26日，星期一
……我一再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脑海里闪过一个个以前我不曾注意的细节。
普列汉诺夫离开福罗斯之前(他和我们是8月4日抵达的，两三天后又飞往莫斯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谈话时问他：‘克里米亚的情况怎么样？’他回答说：‘一般地说，没什么。但我们稍微加强了一些海上的安全措施，增派了一些蛙人。’这真的是出于总统安全之需要，还是为了将总统隔离起来而实现的某种计划？
在这次谈话中，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让梅德韦杰夫去休假，虽然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来，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理由。
8月13日和14日，阿纳托利发现，前来接替通常在海湾入口处值勤的O—26号‘护卫舰’的是另外一种型号的‘护卫舰’。这是一艘大型舰只，以前只能通过望远镜从远处看到。
每天早上，阿纳托利总要和梅德韦杰夫在网球场上见面。8月18日，分手时，阿纳托利问他：‘弗拉基米尔·季莫费耶维奇，明天还打吗？’(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定于19日飞往莫斯科，所以阿纳托利想确定一下。)梅德韦杰夫回答说：‘这我说不好……须知戈尔巴乔夫患有神经根炎。’阿纳托利感到有些诧异，于是早饭时他问我：‘您改变飞莫斯科的日子了？改到20日了？’
当8月15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急需进一步的医疗帮助时，负责这方面工作的利耶夫医生两天两夜后才迟迟飞来。这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8月27日，星期二
……政变失败了。民主派欢庆胜利，人们大谈团结的力量，谈论自由，谈论社会革新，谈论梦寐以求的改革就要在生活中实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民族问题、经济问题日益尖锐，社会越来越分裂。不仅‘政变分子’，还有‘共产党人’、‘克格勃分子’、‘党阀’及其同情者都在大行其道。他们为夺取‘权力’，争夺‘势力范围’和‘财产’，正在进行殊死的斗争。国内长期形成的各种关系与传统也都动员起来了。国家正在被毁……
惯于阿谀逢迎的无耻之徒在蠢蠢欲动，他们在寻找新的‘主子’和‘庇护人’。
大众媒体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说需要‘一位好的统治者’，‘一种好的政权’。国家总统的立场受到质疑。有人甚至不惜进行公开诽谤和造谣。”
党的命运：谁出卖了谁
接着讲我的故事。8月22日凌晨2时我回到莫斯科。飞机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我们受到人们由衷的欢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克谢尼娅乘坐一辆汽车，伊琳娜、阿纳托利、纳斯津卡乘坐另外一辆。这时，几天来积累的紧张情绪还是表现了出来。伊琳娜在福罗斯表现得非常勇敢，可是过后却患了严重的神经疾患。可怜的是我的大外孙女，她已经懂得很多事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病了两年：这都是福罗斯和福罗斯以后国内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后果。
8月23日我去克里姆林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我对记者们说了一句话，后来人们经常引用这句话，而且作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当时我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我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成了另外一个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给我的最初的自然的印象。当时我还没有能来得及对所发生的悲剧的方方面面作认真仔细的思考。
因为有许多事情我是不了解的，因此忽然涌来这么多的信息，我是不可能一下子消化得了的。工作时间会议没完没了，要批复文件，要做出紧急决定。而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带几个沉重的公文包，直到凌晨时分，一直在批阅各种报告、大使们的急电和各家通讯社的新闻摘要。这样渐渐就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事态画面。
我了解到，回莫斯科后我第一天宣布任命那批人中(包括莫伊谢耶夫和别斯梅尔特内赫)，有些人是打算“既为我们服务，也为你们服务”的。不得不对昨天作出的决定重新审查一遍。有人迫不及待地发表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一时没了主意，坐卧不安，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实际上不是这样，所出现的失误，完全是因为不了解全部事实所致。要知道，有许多事情只是在几个月之后才披露出来，而有些事情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愿“一切秘密都将真相大白”。
我还了解到中央书记处的大多数人和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都采取了可耻的立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立刻指出的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形势下，中央书记加林娜·谢苗诺娃、安德烈·吉连科和叶戈尔·斯特罗耶夫表明自己是非常成熟的政治家和诚实正直的人。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领导机构，实际上它未能经受住考验，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站到了一起，尽管许多中央委员对政变表示了谴责。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放弃了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的责任，许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退出了中央委员会。
早在9月，报刊上就开始出现一些文章，文章作者表示怀疑，有时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好像我和政变分子们是“勾结”在一起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我不愿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字，但是答应他们，一旦事情进展顺利，我便“加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列。这两种说法，当然都是谎言。联盟协议，将国家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化的联邦，同样，还有，总的改革的构思，深刻的变革，国际政治中新思维，凡此种种，已经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我的毕生事业，已经走上了付诸实现的道路。我自己会对它亲自下手吗？
受个人利益驱使的政治上的盲目和短视，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采取了分离主义者和激进派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行动。他们有了瓦解联盟的绝好理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们投掷了一块石头，从而引发了整个泥石流。
我不是个报复心强的人，也不主张在肉体上苛待这些大部分已经年纪不轻、身体欠佳的人。故意拖延的诉讼程序因要求赦免而被打断，1994年2月，俄罗斯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决定停止诉讼。但历史终究会对阴谋家们做出严厉的判决的。退一步说，即使被告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私利和集团利益，而是在为祖国着想，他们所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
这里不禁让人想起这样一个例子。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这件事 [ 译者注：民意党是俄国革命民粹派一个力量最大的组织。1879年成立于彼得堡。该党反对专制制度，主张立宪，倡导民主自由，要求还土地给农民。曾经8次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81年3月1日将其刺死。后遭到大规模的镇压，组织上思想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从此再没有恢复起来。 ] ，大家公认扼杀了已经开始的改良势头，使俄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了几十年。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决定必须用革命的、流血的、暴力的方法实现势在必行的改造。而八月阴谋的策划者们破坏了用把苏维埃联盟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办法保存联盟的现实可能，而苏共的保存办法则是通过将其改造成为左派力量政党的道路。
这个问题需要专门谈一谈。一回到莫斯科，需要立即处理的事情很多，而当务之急自然是干部的人事安排了。那些直接或间接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瓜葛的人是决不能留在负责岗位上了。但是苏共的问题比这要重要得多，它关系着千百万人的命运。
这个问题，我和我的顾问和助手们——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切尔尼亚耶夫、沙赫纳扎罗夫、列文科、库德里亚夫采夫讨论过，和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见过面。经过反复考虑，苦思冥想，最后才搞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决定来：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听到不少党的老同志的批评意见。其中有些同志在谴责政变的同时，同意对苏共采取这种步骤的必要性。我在脑子里一再考虑这些问题，但我还是认为我在这里没有犯错误。首先，指责我背叛党，怪我“抛弃了党”，这话缺乏根据。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苏共各次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都得到了正式的赞同。我始终不渝地，最近一个时期甚至于有悖于作为国家总统的身份，在坚守着总书记的岗位。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至于说“解散”苏共，那么我再说一遍，我只是说，在政变后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党组织本身应该自己确定自己的方位。再说，几天后，当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咄咄逼人地要签署禁止苏共活动的命令时，我曾经试图阻止他这样做，认为这一举动可能引起反共的歇斯底里浪潮，既有失公正，又非常危险。这时忍无可忍的激进派们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几乎是嘘声一片，人们称他们为新布尔什维克不是没有道理的。其中有一个人在麦克风上大喊大叫地说，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员从国内“扫地出门”。当时我说的话现在我也不否认。
“这种意见甚至斯大林那有病的大脑都想不出来，这种不怀好意的呼吁说明你们也‘太离谱了’。你们怎么，打算把1800万共产党员，加上他们的家属5000万—7000万人都赶出国门？既然你们自称为民主派，那就在实际上讲点民主吧。”
我的这些话媒体只字未提。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这场聚会都拍摄了下来。看过电视转播的人会明白许多的：叶利钦在会上的所作所为全是幸灾乐祸。而且我还觉得，会场上在座的我的一些战友同样在幸灾乐祸，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一句话没说。
会后我和叶利钦来到他的办公室。这时叶利钦感到自己已经占了大便宜，他想缓和一下气氛，就说，对这些代表们应该给予理解，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后补充说：
“我对您什么也不用说。您自己去问问媒体，就会知道8月19日和8月20日谁是怎样表现的了，包括那些您特别抱有好感的人。我们是一样的人，实际上是等到了时机。”
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上，我对俄罗斯当局立场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禁止党的活动给千百万无辜的党员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顺便说一句，他们大多数都是支持改革活动的。至于有人试图将党的全部历史一笔抹杀，把党的奠基人描绘成作恶多端的坏蛋，不承认苏共在祖国面前有任何功劳可言，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围绕着臆想的数以10亿计的美元——据说是存入国外银行了，帮助外国的党了，等等，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这都是居心不良的炒作。幸好宪法法院经过仔细斟酌，最后决定对这种司空见惯的“捕风捉影”不予调查。
应该从更广袤的历史前景的角度来看待所发生的一切。苏共到一定的阶段要解体，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包含了各种各样思想—政治派别的代表。我主张通过民主的道路达到这一点——11月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到时候在会上进行分野，好说好散。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所提出的党纲模式，根据一些民意调查，党员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东西了：有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和安皮洛夫的，有支持布兹加林和科索拉波夫、久加诺夫、罗·梅德韦杰夫和杰尼索夫、利皮茨基和鲁茨科伊的。看来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民主俄罗斯，与特拉夫金的民主党、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为伍了。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发生了。所以为苏共解散而大为惋惜是没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历史作用，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一些新的左派的政党正在出现，其中也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政党。
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极为病态的，甚至是很不光彩的情况下发生的，它给千百万党员——政变分子的整个良心和那些支持过他们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首先是俄罗斯共产党的保守派。正是他们给党带来了最沉重的打击，败坏了党的名声，把实现自己的计划当作主要的手段，从而剥夺了进行改革的最后可能。与此同时，他们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进行辩解，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歪曲这些或那些关键部分。
我的任务不是要进行揭露——让历史学家们去作最后的判决吧。但是有一个人我不能不说；他是我以前大学的同学，我把他提拔到国家第2号人物的地位，他在这场阴谋中又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就是卢基扬诺夫。
我已经援引过谢尔巴科夫写的信，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事情都同卢基扬诺夫商量过。
但是退一步想，就算卢基扬诺夫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完全是阴谋分子们使他误入歧途了——就像他在福罗斯向我辩解的那样。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呢？这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责任之所在呀！要知道，如果他这样做了，一切都会各就各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赌徒打错了算盘一样：过一个星期(这段时间原则上并不违反规定)一切就会明朗的。如果阴谋得逞，他功不可没；要是阴谋失败，他可以溜之大吉。像人们常说的，他玩的是一身二任，左右逢源。但是他失算了。
最令人惊讶的是，现在卢基扬诺夫说，根本没有发生什么政变，他不仅没有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划清界限，而且和他们一道出席会议，参加群众集会和游行，出席国家杜马会议；他在继续玩自己的游戏。
1991年8月2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会议，由尼沙诺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委员会主席和许多代表们，请看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话：“我们落后于事态的发展。对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原本从个人的角度就应该做出强烈得多的反应，可能的话，比如说，不是在21日，而是20日就应该直接诉诸于人民。何况这样的决议业已准备好了。这里错误也许首先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上帝明鉴，当时事情是如此繁多，3天内完成，能够睡上3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诚然，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意见，指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是政变分子们(黑体是我用的。——作者注)的帮凶，是政变的思想鼓动者。我现在可以果断地声明，这一点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有，“这种冒险行动本身就是那些注定要失败的人用完全非法手段所制造的一起阴谋……我一定要证明政变行为的非法性。”这是卢基扬诺夫在跟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谈话时说的话，后来写进了8月20日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中：“1991年8月20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就所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实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该委员会的建立和行动是违反宪法的。”
由此可见，当时卢基扬诺夫承认发生了政变，只是坚决否认他在这中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如今，如果相信他的话，政变则成了一次爱国行动，几乎是第二次十月革命了。这里再援引一段谢尔巴科夫给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信是颇为适宜的：
“8月21日的事件
“当着B.M.韦利奇科同志的面(13时至13时20分)我和卢基扬诺夫取得了联系，我请他亲自证实一下俄罗斯电台广播的消息和叶利钦广播讲话中所说的卢基扬诺夫承认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行为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和没有法律根据的这话的可信性。
“卢基扬诺夫同志说，他没有作过这样的声明。我问他：如果苏联宪法委员会主席团接受我所起草的(而且事先同韦利奇科同志讨论过的)声明——我向他讲了这个声明的基本要点，那么他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卢基扬诺夫同志原则上支持这个声明，但是他指出，根据法律，我们没有权利不服从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决定，特别是在这种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因此他建议在什么地方表明一下这种立场，意思是说，苏联宪法委员会服从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副总统亚纳耶夫(而不是苏联总统执行机构的)决定。然后他透露说，就在最近几个小时内，他和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将飞往克里米亚，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谈。”
我所掌握的一切，我所知道的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情况，使我能够肯定地认为，如果这次冒险行为一开始，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就召开会议，那么，毫无疑问，它会采取维护宪法制度的立场的，会坚决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的行为的。的确，没有在紧急情况下召开议会的明确立法程序，所以卢基扬诺夫利用了这一点：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条文行事，指定会议“只能在一个星期后”召开。
重要得多的是从所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1991年的八月事件暴露出了我们民主体制的“阿喀琉斯的脚踵” [ 译者注：阿喀琉斯是荷马史诗《伊利昂记》中围攻特洛伊人的希腊勇士之一。相传其母武提斯女神为使儿子能长生不老，曾将他倒浸在冥河的圣水之中，但是儿子的脚踵未能浸到水，故而此处最易受到伤害。后来果然在战斗中因脚踵被箭射中而死。后来西方人就用“阿喀琉斯的脚踵”表示致命弱点、薄弱环节的意思。 ] ——我们代表机构的弱点。结果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卢基扬诺夫在玩弄自己的把戏，迟迟不开最高苏维埃会议。C.C.阿列克谢耶夫被吓住了——因此宪法监督委员会唠唠叨叨，不知所云，其实这时已经完全没有危险了。
换句话说，在我国所有的基本民主机构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各位相关的领导人，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个人的素质。要知道，马克思的话还是对的，他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
一年半之后情况类似，结果却是不同的。1993年3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发表声明，声明内容只能被看做是有人蓄意在利用这次国家政变。我们把动机和道理先放在一边。事实上是在公开声明要剥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把总统对各权力机构的指挥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这一次民主机构并不是无所作为。最高苏维埃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又召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宪法法院谴责了最后未曾公布的总统命令。许多政党都表示了抗议，只可惜大众媒体的动作不多。总统不得不改变了主意。
但我当时自问：能不能够把这看做是我们民主机制成熟的表现，或者只是一种幸运的巧合？这次从专制独裁那里拯救出了什么——是法律还是个人？我不急于回答。1993年的十月事件表明，1991年8月和1993年3月事件的必要教训已经汲取了，而这一点，归根结底，导致了1993年10月3—4日对议会的开火和流血事件的发生。
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公民在国家杜马选举中找到了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方法让俄罗斯政府当局明白，他们既不接受政府的政治方针，也不接受他们实施这一方针的办法。这个教训有没有用处？我还是不急于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