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月，危险与希望·第四十一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年分法”
我开始按时间顺序回忆1991年所发生的种种风波。但后来我感到很难做从容不迫的叙述，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加上有许多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有些“秘密”已经被揭开，所发生悲剧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更清楚了。
了解和评价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过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都是不行的。
改革这些年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如今我国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的诸多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原来的阵地，整个1991年都变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从苏联总统对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的内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认定。祝词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这是这种形式所要求的！讲了对过去一年的评价，讲了我们跨进新年时的心情，讲了与之有关的我们的打算、希望和计划。
下面是这篇祝词的一些片断：
“未来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决定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对于我们全体苏联人来说，没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几百年来，国家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苏维埃年代积累下的珍贵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对那场破坏极其严重的战争的胜利的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痛切地感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而且我们要走出危机，站起身来，沿着革新的道路坚决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做到。解决1991年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恰恰就在联盟之中，在对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世界上高度评价我们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真诚希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我们把这看做是和我们伟大事业团结一致的表示，并向所有的民族表达我们真诚的祝福。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国家经受着多么深重的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未来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转机。但为此需要全体公民和各民族之间的同心协力，需要责任心和纪律，需要诚实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时刻，我向所有团聚的家庭和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贺。
“让和平、和谐和幸福在1991年降临每一个家庭。
“愿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生！
“新年好，亲爱的同胞们！”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进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风雨就来了。
立陶宛综合症
俄国历史上和立陶宛有许多动人心魄的篇章。这次也是如此。在“立陶宛试验场”演绎的实际上是国家的未来。而且参与这次演绎的各党首先都希望把共和国居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本来，从居民的构成看根本不用担心会失去国民的一致性(立陶宛人占五分之四，俄罗斯和其他民族的人只占五分之一)。但从一开始就扮演民族解放阵线角色的“萨尤迪斯”提出的纲领是：如果共和国继续作为苏联的一个成员，立陶宛人在祖先的土地上就有变为少数民族的危险，就像爱沙尼亚人，特别是拉脱维亚人的处境差不多。不用说，这种担心得到了积极的响应，短短的时间内“萨尤迪斯”在自己的旗帜下就招纳了许多人——不仅有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和吃过苏维埃政权的苦头因而对它抱着敌视态度的国外侨民，同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普通老百姓。
除了政治上的理由外，他们还引述了相当有分量的实际证据：“立陶宛在苏联有着最发达的农业，向彼得格勒、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各州供应大量的畜产品，与此同时，共和国本身的肉食供应却时不时地断档。”这是实情，但只是部分实情。他们有意缩小或者降低俄罗斯向他们大量供应的粮食、石油、冶金、工业和其他日用品的意义。绝口不提战后那些年苏联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在波罗的海沿岸搞的不少优惠项目。由于这个原因，那里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从来就比苏联其他地区要高。很少有人认真想一想这个平衡的问题。听了“萨尤迪斯”的宣传后，不仅立陶宛人，还有立陶宛的其他民族的居民们肯定会想，只要摆脱“莫斯科的控制”，不必去“向莫斯科纳贡”，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得多。
“萨尤迪斯”之所以能够比较容易地控制社会大部分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还因为当时立陶宛领导人表现得过于软弱。格里什基亚维丘斯去世后，松盖拉被选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一位沉着稳重、品行端正的人，一生都在从事农业工作；他在政治上并不是很强，但是生活却给了他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我不止一次和松盖拉谈过话，看得出，他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怎样正确处理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所面临的问题。领导需要换人了，于是布拉藻斯卡斯被选为第一书记。
为了公正起见，应该说，他走上领导岗位的时候主动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萨尤迪斯”的手里了。许多支持“萨尤迪斯”的人已经进入共产党的队伍，党内人心已经开始动荡。共产党人对指责他们不是民族力量而是苏共机构的一部分、不是为立陶宛服务而是为莫斯科服务极为敏感。
这就是布拉藻斯卡斯所面临的局势。因此，经过一阵犹豫，他决定采取宣布立陶宛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方针，退出苏联共产党(可能经过某种过渡期)。而这对苏共的团结统一无疑是一个打击，换句话说，“立陶宛综合症”具有双重性质：在党政两条线上同时发展。”
我想，布拉藻斯卡斯对于立陶宛共产党脱离苏共后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知道，如果他不能证明自己的民族性，那么党就完了。
当时我认为维持苏共的团结统一是可能的，那就得先保证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能够独立自主，至少在它们之间要建立一个联盟。
我怀疑仅仅是在人民决意要求国家完全独立之后立陶宛共产党才最终决定退出苏共的。在这之前双方可以说都在寻找在统一的政治框架内——党政两方面——能够彼此接受的共处方式。而且至今我还相信，若不是俄罗斯的立场，这件事当时是有可能成功的，而且双管齐下，既包括激进民主派即叶利钦们所宣布的国家的立场，也包括夺取了重新组建的俄联邦共产党权力的苏共保守派所说的党的立场。
当然，整个力量分配并不是一下子就表现出来的。到1989年下半年，“萨尤迪斯”在立陶宛实际掌权后，中央全会每次开会几乎都要讨论立陶宛问题。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分析共和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民众的主要情绪是什么，能不能对主张完全分离出去的人再做做工作。带着这个目的，并且受中央的委托，1990年1月我去立陶宛进行访问，同我一起去的还有当时被选为中央书记和(真理报)主编的弗罗洛夫。到维尔纽斯机场迎接我们的有布拉藻斯卡斯和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M.布罗基亚维丘斯(站在苏共立场上)，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B.阿斯特拉劳斯卡斯、部长会议主席B.萨卡劳斯卡斯以及早先到达并已经和许多立陶宛领导人会晤过的梅德韦杰夫和马斯柳科夫。
这次访问的细节铭刻于心，历历在目。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友好的欢迎，但是和立陶宛首都列宁广场上的市民开始交谈，直到最后告别的时刻，谈的实际上只有一个话题——立陶宛要从苏联分离出去。访问中我的方针就是对话、说服——不管跟谁交谈。在和供暖设备厂文化宫的工人们会面时我就是这样做的。
“改革，”我说，“创造了开放、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氛围，把我们的问题都亮出来，让它们变得尖锐起来。现在我们正处在最危急的那段道路上。已经开过群众大会，也制定了政策，现在法律、新的经济和法治环境也有了。已经触及到了管理体制，牵涉到了干部人事、党务和军队。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那里生活着上百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首要原则应该是：所有的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生活在什么地方，都应该享受充分的平等权利。
“任何歧视少数民族的现象，无论在全国，在联邦共和国，还是在其他地区都是不允许的。大家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劳动，那是命中注定的，都应该信心十足地挺起胸来。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就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后会造成几代人都难以弥补的后果。”
“你们记得这种情况在爱沙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如何纠正过来的吗？”我对听我讲话的人们说，“俄国、乌克兰也不例外。可你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和费尔干纳出现的情况，看看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干了些什么。把事情纳入正轨有多么痛苦，多么困难。人们原本是一家人，可现在打死也生活不到一起。逃出来的难民都是因为跟另一个民族的人格格不入。如果我们对这种教训熟视无睹，每个人都不识大体，只抱着自己那套陈规陋习生活，那等待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我通过具体的事例、数字竭力想说明，认为共和国分离出去后几乎是在第二天就会富起来，那只是痴心妄想。要知道，立陶宛共和国从联盟那里得到的外汇、商品比其他共和国得到的要多。而立陶宛的工业基本上是战后年代建立的，它和全国的国民经济联系得非常紧密，割断这种联系只能给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
我一再建议立陶宛人要仔细想想，三思而行，要认真考虑分离主义势力唆使的这种转轨的危险性。
“我们应该有一个革新的党，一个革新的联邦，一个革新的民主制度，一个革新的社会。要建立起这一切，我们就需要互相促进，相互合作，而不是破坏、分离、咒骂，彼此散布怀疑和敌对情绪。”
应当说，在族际的生产企业里(那里立陶宛人占有百分之三十，波兰人差不多也是这个数，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占百分之二十)所有这些道理，我觉得他们都听得进去。比较容易说通的是立陶宛的农民，他们务实的经济头脑使他们能够想象脱离俄国后的不良后果。
文艺界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就不同了，我和他们在维尔纽斯的媒体之家见面。那里的场面真是热烈极了。当时我真怕找不到跟听众交流的语言，因为在场的听众大多数都是坚决主张脱离苏联的。在这前后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跟一些有教养的人谈过，他们对人都很友好，性格宽容大度，但是对于这些很有分量的、无懈可击的道理就是产生不了共鸣，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只有独立自主，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成了信仰的象征。
“通向政治主权、经济独立、文化发展和保全传统的道路只有一条，”我说，“那就是通过参加联邦各主权国家的宪法。你们知道什么是联盟吗？”
大厅里有人喊道：
“知道，知道！”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还没有参加联盟。立陶宛人是个稳重的民族。但这种稳重一下子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包括允许自由发表意见，——尤其是在我请求你们听听我讲的道理的时候。”
我担心我说的话全都白说了。答案是当时“萨尤迪斯实际上控制着大众媒体的全部手段，所有宣传都是一个来源。如果人们天天都在听电视屏幕上的宣传，说分离出去后他们的生活将如何如何的好，那么过一些时候，时间不会很久，这种宣传就会成为全体居民的一种“偏见”。这样的例子在现代史上可是太多了。
但在这个问题上我决不想简单从事。立陶宛文艺界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代表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完全独立。是啊，我们大家也还没有在真正的联盟下生活过，而且谁能保证这样的联盟一定就会有呢！和我谈话的一个人劈头盖脸地说：
“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您说得好听，您当领导还有9年时间，以后很难说什么人来当领导，他们能让我们保持原先的状况吗！”
《红旗报》编辑З.巴尔采维奇在共和国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一封从新西伯利亚寄来的一位名叫米京·维塔利·米哈伊洛维奇的共产党员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国际主义者，我热烈欢迎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我们自己，俄国的共产党员们使你们和你们的党退出苏共的……立陶宛人有两种和俄国人平等相处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和俄国人一起，平等地参与管理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事务。第二种方式是退出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第一种方式我们俄国人给堵死了。他们不让立陶宛人真的去管理全国的事务。苏联政府实际上是清一色的俄罗斯人。苏共中央政治局也一样。这样立陶宛人就只剩下第二种方式了。这种方式，顺便说一句，其他13个加盟共和国和党也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同样也不能参与全苏事务的管理，同样只能接受表示享有某种独立性的施舍，而且还只能在地方性的事务上，仅此而已。
“没有一个族际的政治局是绝对不行的，对国家的联盟制管理同样必须是一个由全体15个加盟共和国的代表组成的族际的政府，而不能只是由俄罗斯联邦一家来包办。否则便会导致党和国家的解体，对此要承担责任的是我们，俄罗斯人，而不是立陶宛人。”
问题提得既非常实在，又一针见血。这位来自新西伯利亚的“西西伯利亚采金局”流动机械化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敢于说出甚至在公开性初期都很少有人敢说出的话。可当时(1990年)我们对民族问题已经有了中央全会的决议了啊。很快，党的二十八大之后，政治局就是在所有各加盟共和国党代表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而国家的内外政策也是在联盟委员会这个别具一格的“超政府”机构里制订的。现在我想，如果早一年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敢说，许多立陶宛人便不会那么坚持要求完全独立。联盟的现实规划能够说服他们完全没必要独自冒险远航。不过，这一切现在只是一种猜想。
我再说一遍：当时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意见。例如，下面的话就是维尔纽斯大学副教授Ю.卡罗萨斯说的：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 译者注：指戈尔巴乔夫。 ] ，您在和文化工作者们会晤时，多次从我们的与会者那里听到了他们对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独立的决议所作的最清楚不过的解释了。不言而喻，决议的基础是改革唤起的立陶宛的民族复兴意识的觉醒。这二者是互有联系的。一个缺了另一个都不行，——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自从苏共决定把民主作为我们政治生活的基础后，我们立陶宛共和国把这一点首先理解为是对民族自决权的公开宣布。对于我们来说，民主就等于拥有这种权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真正要实行民主的，我们也真的要实现自己的自由权利。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指责我们，说立陶宛和立陶宛共产党要搞分离主义，这话我们听起来非常不舒服。在我们看来，自由是一个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相信，您是真心诚意地想为大家办好事，您也明白，违背一个民族的意愿是不可能使这个民族幸福的。”
这就是不能不令人信服的决定性理由。谈话时提到了这样一个事例：列宁于1918年承认过立陶宛的独立。同样，如果现在的苏联政府有诚意，它也应该这样做，而不只是郑重其事地宣布各民族有自决的权利。我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但同时我总是经常强调：
“必须得有宪法机制保证实现这种权利。相应的法律草案已经有了，它将拿出来供全体苏联人民讨论。要是有人简单地认为今明两天通过选举，就可以进行表决，马上就能够脱离苏联，那么这不是政治。
“总之，原则上是可以脱离苏联的；不瞒大家说，我还是希望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能够走在‘脱离过程’的前头。人们感受到联盟制的好处后，他们就不会再想彻底独立了。事情已经开始：最高苏维埃行将做出关于土地和私有化问题的决定。然后就该制订关于全苏机构和共和国机构各自权限的法律了。”
“立陶宛的情况，”我在离开维尔纽斯前几个小时说，“不仅对于加盟共和国很有意义，而且对于苏联也具有普遍的意义。这里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作用和自身的分量，关系到一种思想的实现；从历史广袤的角度看，我们认为这种思想乃是从社会的专制集权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过渡。难道这能够将我们分开吗？”
我离开立陶宛时真是喜忧参半，百感交集。
但是很快的弄清了，对于事态的发展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两个月后，“萨尤迪斯”在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选举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不等第二轮投票，3月11日夜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就把代表们召集起来开会，通过了立陶宛独立的决定，宣布：苏联宪法和各项法律在立陶宛共和国的领土上不再有效。这样匆忙的原因不难猜测。3月12日，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会上要选举第一位苏联总统。兰茨贝尔吉斯，像现在人们常说的，他的“一班人”，显然想利用苏联国家最高机构的讲台，宣布立陶宛脱离苏联，从而使自己明显带有反宪法意味的行动合法化。
我想，也不排除他们进行某种“政治讹诈”的可能。有人对我的助手进行过明显的暗示，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独立的问题上采取“明智的立场”，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的苏联人民代表将投票选举他为总统。当然，进行类似交易的企图被坚决抵制了。
大会就立陶宛问题进行了讨论，那已经是在我当选为苏联总统之后了。许多发言人都非常愤怒，说立陶宛议会要求承认自己的共和国独立，实质上采取的是最后通牒的形式。而它的新当选的领导人B.兰茨贝尔吉斯不来莫斯科当面说明新立法机构的意图，这是对代表大会的蔑视。有人指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只代表百分之四十多的居民，因此他们无权决定脱离苏联这样关系生命前途的问题。
一些波罗的海沿岸讲俄语的居民的代表担心大会对立陶宛新领导人的不法行为反应过激会造成种族隔阂，引发民族歧视。
这时候有人开始斥责我说：当总统的为什么对这事一言不发，我们刚刚把他选上——他才是真正的权威。因为按照宪法，他是公民权利的保证人，他刚刚才对这一点宣过誓。
对于这种指责，我说，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跟立陶宛人民进行积极的对话。如果说事情今天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那不能够怪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们；他们对立陶宛人民表现出了尊重、忍耐和同志式的友好情谊。
接着，我建议通过经过修改的、我委托B.M.法林起草的大会决议草案。草案的基本内容是：在确认每个加盟共和国有权自由脱离苏联的同时，大会宣布，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定，在确保立陶宛脱离苏联后的秩序与后果的法律出台前不得生效。此外，苏联总统有责任维护所有生活在立陶宛共和国领土上的人们的合法权利。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正式拒绝承认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拒绝撤回自己关于独立的声明。尽管如此，维尔纽斯还是在力求避免按照自己的声明的文字和精神采取行动。实际上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苏联的法律在立陶宛继续有效，共和国和苏联国家机关的一切联系渠道依然畅通。除个别挑衅外，也没有发生任何严重阻碍驻在共和国境内的苏军执行公务的情况。说白了，兰茨贝格吉斯决心对我们采取拖延的办法，以逸待劳。他考虑到在力量对比上自己处于弱势，因此便按兵不动，等苏联的中央领导人被种种紧迫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和俄罗斯领导人的严重斗争闹得难以脱身，届时他们就不那么关心立陶宛的问题了，就会同意把它梦寐以求的自由给它。
当然，我们看穿了他这种不算高明的花招，并尽量想办法对付他。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需要落实，为此，决定成立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委员会，专门和立陶宛领导人进行谈判。但是兰茨贝尔吉斯从一开始就固执己见，说只有在有记录的情况下谈判才能够进行；而通常只是在两个主权国家之间才采取这种方式。他的这种要求当然被拒绝了，所以谈判的事情几个月原地未动。可是这时最高苏维埃关于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法律程序已经通过，因此立陶宛领导人现在可以把这件事置于合法的基础上。但问题是，维尔纽斯不想依法行事，他们担心公民投票的结果可能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这种担心不无根据，而且相当严重，因为立陶宛的经济状况开始在迅速恶化。
这里我想回过头来谈谈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马斯柳科夫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有根有据的报告。他警告说，立陶宛政府执意要改变自己的工业结构，其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割断和外面的经济联系，而这将会给立陶宛本身的经济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经济造成140亿卢布的损失。过渡到外汇自由兑换后，立陶宛每年将会有37亿卢布的逆差。就算我说的有点夸大，但是这个基本估计还是非常客观的。然而立陶宛领导人把这当成了耳边风，他们在采取了大胆决定后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一心指望西方能够善待他们。
马斯柳科夫在报告中援引了一段立陶宛独立委员会发表的奇文。文章说，立陶宛对外经济联系的战略方向应该是继续进口苏联的原料和燃料，同时建立与西方国家的合资企业，引入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组织产品向东方出口，随着水平的提高——再向西方出口。换句话说，他们公然而且相当厚颜无耻地表示，为了使立陶宛能够“工艺技术化”，他们打算把俄罗斯当作廉价的原料基地。莫斯科一家报纸刊登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头长脖子牛在俄国吃草，在立陶宛产奶。
我已经说过，兰茨贝尔吉斯曾经派过一名非官方特使，提议达成某种和解。这时我和普伦斯克涅已经谈过不止一次了。在当时的立陶宛领导人当中，她在立陶宛和俄国与苏联的关系上态度比较谨慎，和布拉藻斯卡斯一样，竭力在寻找一种能够彼此接受的解决办法。卡济米拉·亚诺夫娜·普伦斯克涅是一位不错的经济学家，她明白，独立后的立陶宛将与一个伟大的国家为邻，立陶宛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和莫斯科的真正友好的伙伴关系。但似乎正是普伦斯克涅的这种倾向及其知名度引起了“萨尤迪斯”激进思想家们的不满。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1991年1月7日)，她说，他们可能趁她在莫斯科的时候解除她的工作。果不其然，1月8日，她不得不退休了。
兰茨贝尔吉斯及其身边人的整个政策造成了立陶宛的深刻的经济危机，这些恶果实际上全都推到普伦斯克涅政府的头上。此外又加上有些实验性活动考虑不周，原指望在经济改革上超越苏联，来一个所谓“大跃进”，结果却落空了。可能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会帮助他们抱有不小的希望：他们的确作了很多许诺。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慷慨解囊。
毋庸置疑，立陶宛领导人的自信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俄罗斯事件的鼓舞。我说过，兰茨贝尔吉斯不觉一愣，马上改变主意，开始寻求建立联系的渠道。但是激进民主派刚刚把叶利钦选上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立陶宛人的“息事宁人”的主意又变了卦。不仅如此，他们好像感到自己白白浪费了一些时间，因此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一些针对联盟和全苏利益的歧视性决议，伤害了和侮辱了非立陶宛民族的公民。我毫不怀疑，维尔纽斯之所以敢于这样做，肯定是得到了俄罗斯领导人支持和许诺，甚至还是他们建议采取这种强硬行动的。
因此，全苏性质的企业、陆军和海军部队的军人协会和一些公民纷纷向克里姆林宫发来电报，要求总统进行干涉。站在苏共立场上的共产党组织行动越来越大胆。情况非常紧张，商品零售价格暴涨，形势一触即发。各族劳动人民十分不满。
起初人们提出一些经济上的要求，紧接着便提出政治上的要求了：打倒政府，打倒兰茨贝尔吉斯！兰茨贝尔吉斯的个人威望实际上一落千丈。人们都知道代表们正在酝酿讨论更换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问题。但令人费解的是，可以说，是“反对派方面”解救了他，你说怪不怪？要不是1月13日一小撮“立陶宛叛乱分子的捣乱”，事情可能就发展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非法“离异”
立陶宛的命运取决于三种观点，看哪一种观点占上风了。兰茨贝格吉斯及其支持者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获得独立。完全不顾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其中也包括立陶宛人，不愿意同苏联分离，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赞成分离主义者所采取的好斗的、咄咄逼人的立场。
布罗基亚维丘斯及其支持者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与此相对抗，他们下定的决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信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决不会允许立陶宛脱离联盟且会给予他们全面支持的。
苏联总统采取了他惟一可能采取的立场——既要完全符合苏联的宪法，又要完全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运用一切政治手段，制止立陶宛共和国脱离苏联。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立陶宛人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现出分离的意愿，——那就进行谈判，按照法律和公正的原则“离异”，以确保未来苏联和独立的立陶宛国家之间保持正常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今天，当政治家和研究人员们在评价1月13日维尔纽斯所发生的事件的时候，往往会陷入极端，武断地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忽视维尔纽斯悲剧发生时的复杂情况。
1月7日，立陶宛宣布提高物价。1月8日，维尔纽斯政府大楼前举行了针对这一措施的群众示威活动。就在同一天(我已经说过)，卡济米拉·普伦斯克涅被迫下台。1月9日，立陶宛首都又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总统立即干预此事。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持苏共观点)1月7日给我的报告中建议我以总统的身份干预此事。一封封从立陶宛共和国发来的电报忧心忡忡地请求采取措施维持秩序。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认为自己无权采取极端措施。1月10日，我致函立陶宛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呼吁他们立即全面恢复苏联宪法的权力，因为局势是爆炸性的。
吁请函的意思是要他们防止局势继续恶化。而且，要做到这一点，不是要他们以放弃独立为代价，而是要他们在达到此目的时必须在宪法的法定范围内行事。然而当时的立陶宛领导人没有利用这个机会。为什么呢？我想，只能有一个解释。他意识到萨尤迪斯分子们至今所奉行的毫不妥协的政治方针的惨败使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名誉扫地，他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立陶宛民族解放运动中更温和更明智的派别。
对于政治活动家兰茨贝格吉斯的未来而言，任何妥协都是有害的。他遵照“越糟越好”的原则，与1月11日成立的民族解救委员会分庭抗礼。继无视苏联宪法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反宪法行动之后，紧接着又成立了一个非宪法机构。
随后两天，维尔纽斯出现了典型的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双方谁也无法制服对方。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普戈向我报告说，一旦维尔纽斯局势失去控制，“萨尤迪斯分子”和共产党人发生直接冲突，他们采取总统干预措施是难以避免的。他们的话就是这么说的，别的什么也没说——一旦发生流血事件就进行干预。
1月10日瓦连尼科夫将军到达维尔纽斯，他发来电报说，局势非常危险，他提出了行使总统权力的问题。在立陶宛首都悲剧事件发生的前夕，再一次努力试图控制局势的发展，帮助那些头脑发热的政治集团寻求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1月12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讨论了立陶宛的局势。普戈报告了情况。我说，只差一步就要发生流血事件了，因此我建议派联邦苏维埃代表到当地弄清情况，向我们报告所采取的适当措施。我提议派杰缅捷伊和尼沙诺夫去。
叶利钦说，我们掌握的信息有片面性，据说联盟机构的人员也参加了示威游行。他还说，苏联总统给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信件“用词不当。它既不是最后通牒，也不是在呼吁和解。”他反对派尼沙诺夫作为代表团的成员。
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布诺夫认为普戈提供的消息过于简单化。而爱沙尼亚总理萨维萨阿尔则说：“我们和亚佐夫就请调军队的问题达成了协议。我问他：也要往我们那里派空降兵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一小时前有人告诉我，空降兵已经着陆了。”亚佐夫证实说，空降兵向爱沙尼亚派出了。
我提醒在座各位说，事情的源头是立陶宛最高苏维埃1990年3月11日匆匆忙忙通过的决议。
“我们不会承认宪法和法律的，我们不能把国家拖入冲突的漩涡。”是比奇卡乌斯卡斯这时谈到对谈判要进行抵制的。但须知是立陶宛人自己特别强调要协议书，无理地要求谈判必须具有国与国之间的性质。而仅仅在两个星期之前他们还拒绝这个条件。我们是反对动用武力的，一直在寻求理智的解决办法。前不久普伦斯克涅来了，她又提出要尽快开始谈判。必须消除敌意，走向经济协作和联盟间的谈判。
对叶利钦，我表示希望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不要作那种只会使立陶宛领导人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立场的声明。最后我强调说：立陶宛日益不满的原因不是价格问题。我指的是成千上万人的自我感觉——这里既有土生土长的居民，也有丧失原先地位的俄罗斯人和波兰人。
最后决定立即向维尔纽斯派出一个联邦苏维埃代表团，成员有捷尔—彼得罗相、杰缅捷伊、奥列伊尼克和福捷耶夫。同一天，1月12日，我发表声明说，危机将通过政治方法解决。但是，联邦苏维埃代表团还没有到达，1月12日深夜，苏军已经占领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造成了人员伤亡。
因此，我一得知维尔纽斯所发生的事件，便立刻和克留奇科夫取得了联系，要求他说明情况。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无论是他，还是普戈，都不曾下达过采取强制行动的命令。决定是当地采取的，究竟是谁下的命令，还需要查明。他试图缩小冲突的规模，把它说成是地方当局妨碍会议进行和部分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分子闹事的结果。我打断克留奇科夫的话，说：都死了人了，政府对此要承担责任的。我越来越不相信布罗基亚维丘斯及其支持者背后有众多的社会支持力量。如果有这种力量，那现在兰茨贝格吉斯在立陶宛人的心目中就是一位英雄了。我要求克留奇科夫支持以杰缅捷伊为首的代表团的努力。
我也给亚佐夫打了电话：
“怎么能动用军队呢，是谁批准的？”
他说：
“我得到报告说，是卫戍部队司令批准的。”
很难想象不经国防部长的同意他个人能够这样做。但我当时相信了亚佐夫的话。
顺便说一句，第二天，普戈在回答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问题时声称，保护苏联在维尔纽斯的财产是符合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的，但是无论是总统，还是中央别的什么人都没有批示要调用下面的部队。
1月12日深夜采取行动(占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军事行动)的机构至今仍是个谜，在联邦苏维埃会议做出向立陶宛派出全权代表的决定之后，下达命令的具体人员依然不清楚。
但正如人们常说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终究会真相大白，所发生事件的许多重要细节渐渐浮出了水面。不久前，我得到一本“阿尔法”部队老战士写的书。书名为《阿尔法——克格勃的绝密部队》。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1991年1月7日，几个领导人——‘A’组副组长H.Б.戈洛瓦托夫中校、第4分队队长И.H.米罗什尼琴科夫少校和一分队侦缉队长И.Б.奥列霍夫大尉事先规划由‘A’组人员参加的军事肃反行动，当时他们正在维尔纽斯市出差。
“因此便筹划了这次‘军事肃反行动’。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预防万一，比如事态发展比较严重，需要苏联当局采取紧急行动的时候。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是1月12日联邦苏维埃讨论了立陶宛的局势，并且通过了旨在用政治方法化解问题的决定。只能认为是武装部门的领导人不同意这种决定，但又不便发表反对意见。于是他们一商量，便采取了冒险的步骤，以为他们周密策划的行动能够一举成功。他们主要的考虑是——把事情做在联邦苏维埃代表团到达之前，让总统面对既成事实，从而将他也拖入这场冒险行动。”
他们显然认为这样我也就无法脱身了。
上面提到的那本书中的另外一段话正好说明事情就是这样：
“按照立陶宛克格勃行动指挥部和苏联国防部波罗的海军区制订的计划，从立陶宛共和国当时危机的政治局势出发，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官员们面对的任务是打破对一系列据点的封锁，不允许‘萨尤迪斯’运动的支持者们有任何越执行为，禁止播放挑衅和煽动性的电视和广播节目，把这些要害部门置于苏联内务部部队的保护之下……苏联国防部第76普斯科夫州空降师第234团的兵力和立陶宛内务部特种部队的人员由‘阿尔法’指挥。”
我提醒一句，我委托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和普戈的是叫他们密切注意形势的发展，协助我们刚到达的联邦苏维埃的代表同志们。
几个月之后，在调查1991年八月政变的过程中，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发现一些和维尔纽斯事件有关的文件。在一份所谓《维尔纽斯市出差总结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在上级决定1月12日深夜采取行动后进行过力量和手段的军事估计如此等等 [ 作者注：见B.斯捷潘科夫和E.利索夫《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第237页。 ] 。”就是说，有“上级”指挥了？但如果总统和联邦苏维埃都主张政治解决，并且派了自己的代表到维尔纽斯去，那么这个上级又是谁呢？
我对立陶宛事件原因的最坏的担心很快便得到了证实。
问题不只是自1月13日的流血事件后一切阻止立陶宛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努力等于白费。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部分讲俄语的居民外，可以说，整个国家的社会舆论都为之一变。人们开始发问：“值得用武力乃至流血拉住波罗的海沿岸的人不放吗？既然他们那么希望独立，随他们的便，让他们走好了。”
维尔纽斯流血事件发生一周后，紧接着，里加也发生了流血冲突，这又加剧了波罗的海沿岸的局势。这里事件的发展与维尔纽斯的事件如出一辙。1月13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全会声明，支持劳动集体关于解散拉脱维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各地方苏维埃、解散政府和规定新的选举日期的要求。否则，“全拉脱维亚社会拯救委员会”将全部接管国家的政权。
总之，拉脱维亚共产党的声明的意思显然是在支持自己的立陶宛同志，希望共产党人重掌波罗的海沿岸权力这一举动带有“连锁”性质。但结果事与愿违。立场不坚定导致了失败。
现在来谈谈拉脱维亚首都保护联邦检察院大楼的特种部队和在宣布拉脱维亚独立的基础上组成的共和国内务部武装力量间发生的冲突本身。冲突在里加市中心演变成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像在立陶宛一样，人员牺牲只能增强拉脱维亚人寻求完全独立的决心。
亚佐夫一大早向我报告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布诺夫夜里曾经三次从办公室里给他打过电话，说这位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在某处共进夜宵时听见了枪声”，他要求和苏联国防部联系，请求派军队来制止流血冲突。用亚佐夫的话说，他三次答复戈尔布诺夫都说“不”，并指示他不要提出这类的请求，不管这种请求是谁提出的。
当时我想，这件事就很奇怪了。难道关于这个问题戈尔布诺夫就不觉得自己应该打个电话，亲自跟部长谈谈吗？
现在来谈谈实质问题。当然，不一定要怀疑这里有什么居心叵测的东西。对于任何一个政党的人来说，听到一个大城市中心发出枪声，首先想到的就会是请求警察或军队帮助。如果知道是共和国警察和苏联内务部特种部队发生冲突，那当然是寻求军队的帮助了。好像这一切都很合乎逻辑，提出这样的请示也无可厚非。
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怀疑，即有意把军队牵扯进去，以便日后大造声势。简单地说，且不说戈尔布诺夫是否希望这样，但里加确实有人非常需要这场武装冲突。总而言之，这件事情非常令人生疑。战斗似乎就发生在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大楼和检察院之间的一个不大的空间，总共不过200平方米的地方。而人却死在另外一个地方，是从背后开的枪。一句话，在拉脱维亚，跟在立陶宛一样，这件事有利于地方分离主义分子，恐怕是他们从中作祟。
因此我回想起了我同戈尔布诺夫和鲁比克斯的会晤。会晤是在1月22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进行的。我对他们说，双方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不要使冲突升级。总统办公室从拉脱维亚收到大量来信，说那里有可能发展为一场大战。我给他们看了信件——有两大箱。
鲁比克斯说，他不想就发生的事件指责戈尔布诺夫个人，但是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应该知道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正在加速组建，打算逮捕的人员名单已经列出。他把名单的副本放到桌子上。
我们的结论是：合作的可能是存在的。我们就是在这种良好氛围下分手的。我请普戈帮助他们相互协调，作为他们两个特殊的仲裁人，因为普戈本人就来自那里，对他们都很了解。但任何协调工作也没有做成，鲁比克斯却被投进了监狱。
至于里加发生的武装冲突，可以有把握地说，是有人故意制造的。罪魁祸首很可能就是当地激进的分离主义分子。问题是，在维尔纽斯悲剧发生之后，我已经下了死命令：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此外，国内外媒体所掀起的抗议浪潮不可能不对我国武装部门的领导人产生影响。我不相信此时此刻他们会引火烧身，把对使用暴力的严厉谴责揽在自己身上。
此外，对所发生事件的调查工作是公开进行的，有许多苏联人民代表参加。最高苏维埃听取了杰缅捷伊、奥列伊尼克、捷尔—彼得罗相和福捷耶夫有关立陶宛局势的通报，决定派民委分管民族政策和各民族关系的调查委员会主席Г.C.塔拉泽维奇到维尔纽斯去。几天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做出决定：转发受最高苏维埃委托前往拉脱维亚的人民代表小组所提供的信息，承认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机构、所有政党和公民联合组织，杜绝自己活动中任何尝试用强制手段解决共和国内部生活问题的企图。
细心的历史学家不会不注意到最高苏维埃、政府的大量决定和总统的许多批示与呼吁，这中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政府都存在有违反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的地方。正如我已经讲过的，一踏上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争取独立的道路，已经当权的各分离主义政党行动起来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可以说，采取的是新布尔什维克的方法。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放肆，因为有俄罗斯领导人的支持。众所周知，维尔纽斯冲突发生后，叶利钦立即飞赴塔林，会晤了三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并且签署了俄罗斯承认它们主权的文件。同时，在国际生活中这一步是史无前例的——俄罗斯和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领导人建议联合国秘书长就协调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换句话说，这是一次公开邀请外人干涉苏联内部事务的行动。
俄罗斯的分离主义者(听起来颇有些奇怪，但政治现实就是如此)千方百计地把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往外推，希望他们分离出去，而这些俄罗斯分离主义者自己则积极利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件从中渔利，加强自己的立场，向联盟、联盟中央发动猛烈的进攻。1月20日，莫斯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维尔纽斯事件，当时就有人提出让戈尔巴乔夫、亚佐夫和普戈下台的要求。媒体的调子基本上是由激进的民主派定的，它们根本不想弄清楚所发生事件的实质，把一切事情全都推到总统的身上，所以这对知识分子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有些知识分子马上便忘记了，正是由于改革，才能够对1939年签订的苏德条约达成的秘密协议的有关情况进行详细的调查；也正是由于改革，才使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关系方面所达成的协议得以确认，使历史公正得到恢复，使我国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受到谴责，使发生在梯比里斯及维尔纽斯等地的戏剧性冲突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受到严肃的批判。
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弄清楚了许多导致流血冲突的隐情的真相，怀着满腔“正当的愤怒”，匆匆宣布苏联现存制度是罪恶昭著的，并对苏联总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这里，我指的是阿布拉泽、安巴尔楚莫夫、鲍文、戈列姆比奥夫斯基、扎斯拉夫斯卡娅、彼得拉科夫、波波夫、雷若夫、斯坦克维奇、斯塔罗沃伊托娃和沙塔林发表在《莫斯科新闻》上的关于立陶宛事件的声明。顺便说一句，他们中间任何人对于立陶宛当局的非宪法行动都未置一词。
与此同时，1月22日，我在电视上就立陶宛事件发表声明，强调这件事丝毫不代表总统的权力路线。我指出，利用军事力量解决政治问题是决不容许的，同时我也提醒人们注意，必须消除矛盾冲突的根源，恢复宪法秩序。当天，苏联检察院发表声明，号召各地要遵纪守法，谴责使用武力，还有，一旦出现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必将严加追究肇事者，无论其职位大小，都将受到法律惩罚。
在那些日子里，除戈尔布诺夫和鲁比克斯外，我还会见了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他是个肯动脑子、认真严肃的领导人，能够使爱沙尼亚的分离主义者避免走极端，而后者咄咄逼人的劲头一点也不比他们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伙伴们差。
为了不至于使事情久拖不决，决定任命一个代表团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代表们就政治、社会、经济诸多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弗拉基米尔·马卡罗维奇·韦利奇科率领同拉脱维亚进行谈判的代表团，他当时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立陶宛进行谈判的是维塔利·侯赛因诺维奇·多古日耶夫，他也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同爱沙尼亚进行谈判的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拉韦罗夫——著名学者、院士、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我想用在立陶宛进行的一场民意调查来结束我的这一部分回忆。这个主意本身证明兰茨贝格吉斯的政策有一定的进展。“萨尤迪斯”的领导们明白，他们毕竟会得到人民同意离开苏联的认可。特别是后来又发生一场悲剧，看来，他们认为民意调查对自己有利恐怕是惟一的可能了。
根据同志们的建议，我当时下令，预先宣布民意调查的结果不能取代全民公决，因为全民公决是法律规定的退出苏联的条件。坦率地说，我认为这个命令下得有些仓促了。立陶宛人在民意调查中成绩相当不错，对独立非常有利，虽然有分量的道义基础，可以继续贯彻完全分离出去的既定方针。
对所有这些问题，想来想去，我认为，若不是政变分子的冒险行为和别洛韦日密林 [ 译者注：此地位于俄罗斯和波兰边境处。 ] 的阴谋策划，事情的发展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炮火准备”与宣布战争
1991年的1月和2月，对联盟政权阵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射击，目的在于“打垮对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后予以消灭。
只能够这样来认定报纸和电台协调一致的表现了，它们全都在民主俄罗斯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93年8月，叶利钦违背自己的意志，威胁要解散议会，声明说，9月将是“用炮火作宣传准备”的时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动员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正式开始做这样的炮火准备，目的在于发起对联盟、中央和总统的正面政治进攻。不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一切事件，无一例外，全都倾向于一种观点——都是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和右派勾结起来，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已经蜕化变质了，如此等等。当局的任何行动都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呕的报刊文章直接号召拒绝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叶利钦1月14日举行的总结自己塔林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声明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四国领导人决定，不等全苏协议签字便达成了四方的协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赞同的”草案硬是想强加给他们。而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决定心存幻想，他补充说，“看来，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参与我们是无法维护主权的。”
这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当仁不让，理应维护俄罗斯的独立，反对俄罗斯人占80%的苏联军队。如果不用发疯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很难想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缺乏理智的行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坚决谴责叶利钦的这一声明。当时叶利钦没有冒险兑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威胁，但是在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深处”，这项工作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对中央发起的进攻接连不断，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行动。
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邦政府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邦政府失去了足够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邦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肆意妄为，吃够了无法无天、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彼得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獗的犯罪与营私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 [ 译者注：指美国1920—1933年期间。 ] 要干净许多。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入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沆瀣一气，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做斗争的种种计划最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摒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 [ 作者注：原白俄罗斯前最高苏维埃主席。 ] 很久之后才承认，协议“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就在当时，2月份，A.И.季贾科夫 [ 作者注：叶卡捷琳堡国防企业领导人，后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 ] 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被我和助手们讨论了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联结在一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缘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强奸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做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16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钦”。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的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笔勾销的话，也有被长期拖后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激进派分子简直像疯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民主派”一词简直就难以启齿了。这已经不是在作炮火准备，而是宣布战争了。
2月1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电视上发表一项引起轰动的声明，要求苏联总统立即辞职，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联邦苏维埃。他的讲话充满了对我的粗暴的、侮辱性的指责。他两手发抖，显然，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强强、费很大劲才把准备好的稿子读完。20天后，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的一次讲话中已经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们带进泥沼的国家领导人宣战”了。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欺骗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煤矿工人和俄罗斯的主权地位。”
这些对抗行动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希望预先把公民投票的结果搞得一文不值，阻碍人们利用它作为巩固苏联之用。显然，激进民主派指挥部对人们的情绪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感觉到人们对公民投票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公民投票的胜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胜利，然而这是有悖于他们的意愿的。
坦率地说，我早就预见到叶利钦对公民投票会做出什么反应了。在主席团里他坐在我的右边，当代表大会最后表决同意进行全民公决时，他甚至恶狠狠地把耳机往旁边一摔。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下子可“得逞”了，赢了“一把”，结果他的虚荣心很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我和我的顾问还说，叶利钦电视讲话的风格体现了他身边助手们的一贯作风，给听众以当头一棒，使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手法。当然，他们知道，有理智的、认真严肃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的，人们对叶利钦这篇讲话的明显对抗情绪深感不安。因为谁都明白，如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号召对苏联总统宣战，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
这一切，叶利钦一伙全都明白，但同时他们指望用厚颜无耻的谎言，用对戈尔巴乔夫的空前指责，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换句话说，激进民主派的基本赌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们后来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真正逼入绝境的人们的身上了。
但叶利钦及其同伙们这次失算了。对总统这一当头棒喝的初步效应于他们并不利。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克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访问于2月26—28日进行，在叶利钦的挑衅性讲话之后一个星期。访问目的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影响最大的地区的情况。其间，我会晤了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方面的工作人员，我决定说明叶利钦对苏联领导人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攻击是没有根据的，是枉费心机的，我对他们说，政治上左的和右的极端势力有把国家推进深渊的危险。
在动身去白俄罗斯前，我十分了解共和国居民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至于经济，白俄罗斯比其他许多共和国的情况要好一些，面对全国出现的危机现象，白俄罗斯是比较稳定的。但白俄罗斯人有自己巨大的伤痛——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严重后果。虽然为克服这一灾难拨出了大量的物资，但还有许多问题，特别是许多社会问题——退休金、受害人的治疗、把人们从辐射区迁移出去等——还没有解决。共和国的代表、各种机构和个人，请求总统帮助的呼声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当时国家经济允许的情况下，回应人们这一生活之必需。联邦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再拨出一批物资，用以消除切尔诺贝利悲剧的后果。于是，就像人们常说的，我不是空着手来到这里的。我去了受灾的两个州——戈梅利州和莫吉廖夫州，像往常一样，会晤了各界人士。
白俄罗斯之行之所以令我特别铭记在心，还因为当时我讲述了从整个改革所得出的某些重要结论。在这之前，许多看法和评价好像都很零散，不系统，这次我把它们整理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觉得，我在和白俄罗斯科学界和创作界知识分子代表们会晤时(2月26日)的讲话，和市、区领导人，企业和经济部门领导人，莫吉廖夫州的老战士和老劳模见面时的讲话，都没有过时。
首先，我请听众们注意分离主义倾向的危险性。在民主化和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一切能够提升企业、共和国和地区自主性的积极的东西，一旦超越了稳健的机制，势必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必须要记住，我们相互需要，同舟共济，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当时我问听众们：
“难道我们需要再一次使国家回到伊万·卡利塔时代的状态，一切从头开始吗？我不相信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像有人打算的那样一下子各走各的路了：夜晚聚集到一起，举举手，表决一下，一切就决定了。这是一种冒险，是政治。白俄罗斯人心里明白我这是在指他们的邻居——立陶宛人。(但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听众，都还不知道我这话也在暗指别洛韦日密林的阴谋。)分崩离析、各奔前程，这是非常危险的。它是一条走向国内冲突的道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能够弄清楚什么人生活在什么地方，而且边界应该划在哪里。而对那7500万生活在‘自己’共和国以外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当时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驳斥反对派正在加紧传播的一种观点：好像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中央”的意思，社会所经受的种种困难都来自“中央”。其实，就是在改革之前，也远非一切都取决于权力很大的政治局，当时也有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无论是党，还是专制政权本身都无法将它们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现在，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进行根本革新，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纷纷出现，如今诸多政党也出现了，新闻自由已经成为现实，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好的和不好的事情，都不是由某种最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各种政治力量相互作用和斗争的结果，情况极其复杂。而当改革进行到关键阶段——在民主基础上对权力和所有制进行再分配时，斗争就变得尤为激烈了：
“我们说过，我们不赞成由苏共垄断权力，欢迎政治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团体都可以表达与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政党、工会和其他组织，但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制的框架内进行，通过宪法的方式。这是民主的最起码的常识。与此同时，有些新组建的政治派别为实现自己的目的，不是根据现在的法律，而是在违规操作，自行其是。焦急情绪和激进思想开始变得令人无法容忍和咄咄逼人。他们试图以全面私有化的冒险要求取代混合经济的方针。人民渴望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合理要求，变成了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情绪。因这种思想而引发的‘法律大战’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权瘫痪，市场倒闭，几十年形成的现存关系被中断了。
“打着民主旗号的团体，各种各样，五花八门，但是看一看它们领导人的思想纲领便一目了然，真相大白。这些‘新出现的人民的朋友’究竟要把我们带往何处？他们的第一条纲领——解散联邦，这意味着将我们伟大的多民族国家分解为40—50个国家，意味着诸多民族的大迁徙，意味着重新划定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而紧跟在这种思想纲领之后的便是政治行动——对中央的疯狂攻击，对我们多民族国家前途的全民公决的疯狂攻击。‘民主派’和分离主义分子、民族主义集团沆瀣一气，结成政治联盟，这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削弱(如果可能的话)并搞垮苏联。”
因此，我认为在国内政治力量配置的问题上必须要心中有数，首先要戳穿与我国改革进程特点有关的奇谈怪论。
“本质上是右派的政治力量用左派激进分子的斗争手段为武器。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人民代表大会、最高苏维埃)得不到政权，便决定运用所谓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这就是破坏国家机构，把斗争引上街头，组织游行示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罢工，进行绝食，造成一种心理氛围，使其他的政治运动失去常态。看得出，最后几个星期，这一策略达到了高潮。他们歪曲地解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悲剧性事件，然后又歪曲联盟各政府机构加强法制的行动——我指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反对犯罪和营私舞弊的斗争措施——他们大喊大叫说要实行专政了，要求总统下台，号召不必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政治斗争。”
今天重读这段话，人们不禁要问：“民主派”说有专政和国家政变的危险，他们的话难道不对吗？我的回答是：正是由于当时激进民主派被歇斯底里所鼓动起来的“反中间立场的”和公开的非宪法行为，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政变分子们造成一种适宜的精神氛围。他们大概这样想：既然他们可以那样做，对我们也是天赐良机。
我指出了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危险性，当时，我大概是头一次明确无误地讲了政治中派的意义，它能够阻止两种极端立场发生冲突，给社会提供一条摆脱危机的现实道路。这里我援引一段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对这一现象所作的中肯的描述：“最困难的莫过于给社会发展划一条中间路线了：如同是一个人身处天涯海角，呼喊、拳头、炸弹、栅栏无法帮助你。中间路线要求具有最大的自制力、最坚定的勇气、最清醒的忍耐力和最准确的知识。”
对于我来说，中派并不是几何学上两点之间的某个中点。“这里讲的不是要采取某种中间的立场：那样的话，这种立场就会是僵死的，缺乏灵活性。在我的理解中，中派就是以新的原则精神改造社会为目的的一派，它不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和另一部分人对立的基础上，不是以对抗为根本，更不是要把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基于把社会绝大多数团结起来的原则之上。
在任何一个社会，健全的思想总是占据上风——这是政治中派的现实的基础。即使它不大喊大叫，也不像极端分子那样喧嚣张扬，招摇过市，但它却能够抓住基本人民群众的心。他们为自己国家的命运深感不安，在必要的时刻会表明自己决定性的意见。我们不应该漠视他们的意见。改革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即通过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通过对抗，不是通过国内战争的新的形式向前迈进。我们不能再搞红白对抗、黑蓝对抗了。我们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我们应该在政治多元化的框架内，面对着人民，比照诸多纲领，寻求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答案，把国家推向前进。
真正的中派立场既不赞成恢复到斯大林主义和停滞时期，也不赞同激进派冒险主义——他们试图将国家一下子推向市场。中派政策的方针是赞同并考虑到社会中客观存在的各种利益。”如果一定要说出它的内容，当时我给它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的导向。这个定位今天也不修改。
“我们并不认为，”我在贝霍夫 [ 译者注：贝霍夫，苏联莫吉廖夫州一古老城市，1773年设市，是第聂伯河的码头，通铁路。 ] 说，“左右两派都是清一色的冒险主义分子。不过，另外一个问题是，那里的确有些头面人物，不知他们要把人们往那里引导：有人要求走回头路，另外一些人一个劲地往前奔地，不顾现实条件、人们的思想状态，总之，不考虑社会的情况。但即使这样，左派和右派那里都有许多健康的力量。对于眼下和前景来说，中派的主要思想，毫无疑问，就是国民或民族和谐的思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大多数人民都能够接受为目标的和谐一致。”
当时我相信对苏共进行深入改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要这样做，苏共就要对自己的立场做出明确的定位，无论是对教条主义的保守派——他们主张不要民主的社会主义，还是对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主张不要社会主义的民主，都应该如此。那里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中央报刊对我的话全当成了耳边风。看来，他们是决心选定了这样的策略，因为实在很难找到什么恰当的话进行反驳了。他们甚至不愿意通过批评来宣传这些思想。
与此同时，激进派完成“炮火准备”后，他们便将自己的基本储备投入了“战斗”。我指的是3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矿工大罢工，矿工们提出的要求之一就是要苏联总统下台。矿工团体的表现对联盟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什么事情像这次这样动摇了中派立场和我个人作为总统的立场。问题当然不单单是因为这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库兹涅茨克煤田、秋明油田、伯朝拉煤田等矿区几个月的停工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伤害。矿工们行动的心理后果使国内局势更加敏感了。就本质而言，矿工们的行动旨在维护一个最艰苦生产领域的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可是在形式上，当时这一行动败坏了改革政策的声誉。而且应该说，激进民主派的思想家们用阴险狡诈的政治手腕，巧妙地利用了矿工们的这次行动，把它们当作摧毁已被自己包围了的城堡围墙的撞锤了。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估计不足的。
鼓动矿工罢工的人什么都考虑到了，甚至什么时候开始罢工都想好了——3月1日，我60岁生日的前一天。政治局委员们、部长们、许多和我关系很好的人民代表、作家、记者纷纷前来向我祝贺。那天晚上我们家里收到很多鲜花、贺信和贺电，其中有些是我的境外同事们发来的。
至于媒体……向我表示祝贺的有《工人论坛报》。《共青团真理报》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政治局和自己的名义刊登了一篇言词有些模棱两可的祝词。《晚报》发表了一个有伤大雅的言论专栏。
但是，和我60岁生日相联系的最令我欣慰的事，也许就是第二天(3月3日)由9个共和国草签的联盟协议草案将要公布的消息了。先是筹备委员会作了长期的工作，后来联邦苏维埃毕竟做出了自己的成果。当时我觉得我们能够克服离心的倾向，使国家的生活纳入正轨。
3月17日的公民投票
随着公民投票的日益临近，各政党和运动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一些新的组织开始建立。还在2月底就宣布成立了叫“争取伟大统一的俄罗斯运动”组织，参加活动的主要成员有普罗霍诺夫、斯塔罗杜布采夫和波洛兹科夫等人。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科学—工业联盟”，由阿尔卡季·沃尔斯基牵头。我已经提起过“民主进步”了，其选举团中联合了几个观点互相接近的政党。
换句话说，正是在那个时候，党的政治架构开始逐渐形成，一直到1993年底就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这可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明，说明用人为的方法来搞多党制是不行的。多党制只有结合公民投票和选举才能建立，届时当事人必须明确亮明立场，提出自己的纲领，以争取选民们的选票和代表当选证书。
至于说到1991年3月那次公民投票，当时各参选者的立场并不很复杂，力量分配也极为简单。一方面是民主俄罗斯，它的智囊人物们决心不再扭扭捏捏，直截了当地号召选民们对是否保留苏联作“否定”的回答。另一方面是苏联共产党，还有，可以说当时组建的所有主张保留我们联盟国家的政党和团体。
投票前一个星期进行了民意测验，公布出来的结果对激进派不太有利，他们越来越失去民众的支持。这时，他们眼见在公民投票的基本问题上自己注定要失败，于是便“自我保护起来”，公然向俄罗斯居民提出确立俄联邦总统职位的问题。可以大胆地预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将会是肯定的，因为当时许多共和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总统，或者正准备这样做。
总之，这里显露出一些政治上玩弄权术的习惯，很少关注社会的实际利益。乌克兰最高苏维埃把自己的问题“盯在”公民投票上了。分离主义分子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要保留一个应急的措施，以便事后把公民投票的结果解释得对自己有利，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个中立的态度。利用这个“门路”，后来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继俄罗斯领导人之后，给联盟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打击。
3月15日，我就公民投票的问题向全国人民发表了电视讲话。讲话很简短，但准备这次讲话花了很长时间。必须找到能直达人们心智的适当的词句。还要考虑到，同一个想法，在俄罗斯、中亚和高加索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一篇讲话是解决不了多少问题的，但是我想，它起到了自己良好的作用。当时我是这样说的：
“……我们每个人在参加公民投票的时候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正在决定一个主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我们祖国的命运、我们共同的家园，关系到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公民投票，对提出的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将永远使战火不会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曲。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愤愤不平，有时表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做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买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他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影之家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了。大概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正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入主白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回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 [ 译者注：即取消苏共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 ，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愤愤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彼得格勒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委，接着是彼得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入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做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1+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手中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做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进了废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希望委托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派主义”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之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以说，4月的“9+1”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雷声隆隆
党组织是不会俯首就擒的。1991年春天，已经组成的苏共反对派决心要发起进攻了。他们显然打算利用紧张的社会局势和人们对4月2日提高副食品和工业用品价格的不满情绪。
4月16日，斯摩棱斯克聚集了众多从俄罗斯联邦几个英雄城市来的，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来的党的工作者。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各市党组织的第一和第二书记，他们分别来自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明斯克、布列斯特、刻赤、摩尔曼斯克、新西伯利亚、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斯摩棱斯克、图拉等城市。公开打出的理由是筹备伟大卫国战争五十周年纪念。
聚会组织者中显要人物有：苏共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书记梅利尼科夫，他们所关心的绝不是向卫国战争老战士们表示应有的敬意，支持和平的政策，汲取战争的教训。他们的言谈中包含着对中央政治局，首先是对总书记的激烈攻击，号召为“拯救国家”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与会者向斯摩棱斯克州的党和经济工作者表示祝贺，因为改革还未曾推广到他们这个地区。
可是在这之前，他们公开赞扬过改革，说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为市场和多元化摇旗呐喊。原来这一切全都是装出来的，背后包藏着报复的祸心，妄图恢复到党阀们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大家聚会的框架内又召集了小范围的会议，会上研究了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强硬要求，提议要召开苏共非常代表大会，更换领导人。政治局里一部分人知道这些谈话的内容，如果说他们没有作为倡议者公开站出来说话，那是因为他们试图影响总书记，目的是要利用总统的权力实行紧急状态，恢复苏共领导的强行管理体制。
中央四月全会前夕，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彼得格勒州委全体会议上，围绕总书记进退问题的讨论已经表面化了。讨论是在普罗科菲耶夫和吉达斯波夫的赞同下进行的。他们自己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说这是“由下面”提出的，反映了普通共产党员的心声，毫无办法。有意思的是，要求更换总书记的事和民主俄罗斯的头头们呼吁总统辞职的事直接联系在一起了。
简单说吧，苏共中的保守力量决心把中央四中全会开成一个审理戈尔巴乔夫个人问题的会议，他们打算公开对我进行政治责难，向我提出最后通牒。他们甚至就会议日程的主要问题——国内形势和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准备好了决议草案。草案实际上对改革的整个方针宣判了“死刑”，推翻了政府反危机的计划纲领，尽管这个纲领经过激烈讨论，最后是经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
这些情况我都了解，我决定“抓住要害”，立即让我的对手们明白，他们别指望我会就此投降，他们自己则可能被抛在政治生活一边。我作了最坏的打算，思想上已不在乎党因此可能陷入分裂，但我认为同顽固分子做斗争，不让他们把苏共拖入深渊，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
以下是我在开幕词中所说的话：
“我认为必须向全会通报对于当前国内和党内政治形势的原则性评价。我们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势下召开这次全会的。社会上的气氛非常紧张。党内的气氛也很紧张。这一切绝不是自发产生的。措词强硬的声明来自四面八方，人们提出一些很有远见的政治要求，它们都牵涉到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眼下最重要的莫过于不要受感情用事的决定的诱惑了。当然，目前我们经历的时刻使我们无法进行四平八稳的学院式的思考。有人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想要让国家脱离改革的道路，或者将国家再次投入超革命的冒险行为中去，这种行为有可能破坏我们的国家制度，再不就是使国家返回到过去，恢复稍加修饰的极权主义制度。我想用不着解释左派和右派激进分子的计划为何物了。
“这两派的方向都是毁灭性的。而且当前最大的危险是，尽管它们看似相互敌对，势不两立，但现在他们走到一起来了。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多么的一致啊！思想激进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头头们，几个月来，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劳动者对严重经济状况的正当不满情绪，唆使劳动集体提出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的要求，要求总统下台，并且解散内阁。现在，俄罗斯联邦和许多共和国的一些党的委员会，还有‘联盟’党团的一些代表们提出了差不多同样的要求。
“让我们清醒地设想一下，如果这些要求得以实现，情况将会是什么样子。合法的国家机构被破坏，势必会造成具有爆炸性的权力真空。如今，各种各样政治力量都提出一些激进的主张，他们现在是面对面，肩并肩。由宪法程序和合法选举的权力机构为相互争斗的各社会力量、政党、运动所铺设的隔离屏障现在没有了。他们之间虚假的同盟关系是无法长久掩盖各自想独霸国家与社会大权的愿望的。一场残酷的，还不如说是群众大规模的搏斗在所难免。而且不论谁上台，都将有下一个独裁者取代现在的民主制度。简单一点说，它将是一种货真价实的专政，决不是那种有人认为就是目前宪法制度的虚假的专政。用改革的方法，即通过和平手段使国家现代化，这样的机遇将会被错过。输掉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是千百万的公民。
“我讲的这一切情况，绝对是坦诚的，毫无保留。否则我今天决不会作这样的谈话。更何况是在这里，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对于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来说，从对形势的分析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允许打破现行的宪法秩序。任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改变，包括最果断的改变(而眼下这方面的要求确实很迫切)，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才可行。我们第一次有了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组织，有了各共和国权力的最高代表机构，有了公开性。在这个范围内，每一个政党和运动运用这些民主机制和苏联的法律都有权达到自己的目标，自然包括为取得政治领导地位和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一切试图用普加乔夫 [ 译者注：叶·伊·普加乔夫(1740/1742—1775)：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顿河哥萨克，参加过1756—1763年的7年战争和1768—1770年的俄土战争，1773年率领哥萨克起义，1774年被阴谋分子出卖，被沙皇政府处死于莫斯科沼泽广场。 ] 的方法行事，通过非议会的欺骗讹诈的手段，乃至将国家的经济毁于一旦，都应该受到坚决的谴责。
“我认为首要责任在于阻止对民主进程的破坏，运用一切法律手段，坚决强化全国的宪法机制。很显然，没有这一点，即使是克服经济危机的最理想的纲领也不过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当然，恢复和强化宪法机制——这首先是国家政权各个机构的直接义务，是每一个当权者的直接义务。但也是我们全体社会的任务，是一切民主力量、社团和组织的任务。
“形势要求我们一切政治力量和运动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不再意气用事，那怕暂时把相互之间的指责放在一边，在国家处境困难的时刻帮她一把……”
任何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改变，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方才可行——这就是当时党的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坚持不能同意的地方，正如“民主机构”现在坚持不妥协一样。
全会第一天开得相对还算平静。新奥加廖沃声明的公布使会议感到尤为惊讶。我的开幕词大概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但是为时不久。看来，他们连夜进行了商量，所以，第二天，几个发言人一再在会上煽风点火，把目标集中对准了总书记。古连科的发言尤为尖刻，简直是粗暴，他竟然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这连敌人都未能办到。”他要求“从法律上认定苏共的执政党地位，”恢复以前的领导干部配备制度，恢复党对大众媒体手段的监督。很难相信一个人竟然如此死心塌地沦为偏见的奴隶，完全脱离了生活。
普罗科非耶夫、吉达斯波夫和马洛费耶夫也不甘落后。白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开门见山，要求总统实行紧急状态。其实，其他批评总书记的人也有这个意思：要么宣布紧急状态，要么走人。在最激烈的一个发言(好像是来自库兹巴斯的扎伊采夫的发言)之后，我要求发言。我说：不必蛊惑人心了，我辞职就是。
有人问我，这一决定是在总书记遭到攻击后一时产生的愤恨与伤心的影响下采取的？还是事先经过反复斟酌、“深思熟虑”后的策略步骤呢？说来奇怪，在某种程度上这两种说法都对。当然，不可能毫无感情地一下子冒出要结束这一切的念头。可是另外一方面，也确实受了些影响，事先我并没有排除这样的结局，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是啊，当时我可能考虑过，一旦“真相大白”，那就不要动摇，要当机立断。
我的许多志同道合者和好心的朋友很早就劝过我不要担任总书记的职务。但我的想法是，虽然我个人并不需要这个职务(是一大累赘！)，但从政治大局出发，现在不应该把这两个职务分开。因为有人已经开始把党组织按民族版图划分了，这同样构成对联盟国家的威胁。我是个统一论者，我要起到整合的作用。
会议宣布休息，这时政治局召开会议。我参加了一会儿，而且毫不客气地说，是政治局委员们(其中包括古连科)把事情搞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就请他们自己说说清楚，他们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古连科断然加以否定，他怒不可遏，暴跳如雷。
“听我说，”我对他们说，“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每次会议上，在每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全会上，都必须要论证国家需要改革，改革是为了国家光明的未来呢？”
有人劝我收回自己的声明。我拒绝收回，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政治局里继续进行辩论。这时，会议室里很多中央委员围在沃尔斯基、拉齐斯、巴卡京、格拉乔夫等同志周围，他们表示坚决不同意对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他们坚决反对戈尔巴乔夫辞职。这样的人好像有72人。他们起草一份声明，认为中央在这种状态下已经无法领导全党，提出要求召开新的苏共代表大会。
一个半小时后，全会根据政治局的建议，以压倒多数的票数(13票反对，14票弃权)决定撤消我提出的关于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提议。
在这之后，情况有所缓和。对所发生的事批评得最尖锐、但是评价最正确的发言要算是纳扎尔巴耶夫了。他说：“我们面对的是有人企图将革新社会和国家的思想埋葬掉，使我们重新恢复行政命令体制和极权制度。”巴卡京在批评古连科和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时说，这是在排斥异己，把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拒之门外。
全会通过的决议相当平稳。我在闭幕词中说，由于要讨论党章草案，有关党的理论和政策的问题还将有原则性对话的机会。党如果想要保持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它就必须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社会已经变了，现在是处在日益强化的民主的条件下，在思想、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之下。对昔日苏共大权独揽的怀念使我们许多党的工作者不能正确地看待这一点。党组织所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不是不顾大众死活，图一时之快，挑动世界大拼杀的理由。在目前条件下，政治多元化是最佳的路线选择，把着眼点放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上。党应该集中精力实现反危机的纲领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人民那里取得威信，搞好同伙伴和盟友们的合作。
最后我呼吁大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看待联盟和9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共同声明。
就这样，打算逼我从改革后退，走上报复的道路，恢复旧秩序的企图破产了。我不抱幻想。大部分中央委员投票反对我辞职并不是出于赞同改革，也不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好感。作为实用主义者，他们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党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影响，而党的领导人也只能在回忆往日的辉煌中聊以自慰了。
但是我越来越经常考虑的是：当时我要坚持辞去总书记职务对于我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样的决定可能更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抛弃党”，拒绝对其进行改革的努力，虽则改革也可能处于失败的威胁之中。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表大会第二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做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洛兹科夫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 [ 译者注：指1900年列宁创办与主编的俄国第一份马克思主义地下报纸《火星报》。该报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批判俄国经济派的观点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03年《火星报》分裂，列宁退出编辑部，孟什维克把持了《火星报》。历史习惯称前一阶段的《火星报》为旧《火星报》，称孟什维克把持的《火星报》为新《火星报》。 ] 的人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入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共就要威信扫地，然而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有一多半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每4个人中就有一人表示不愿意与不值得尊敬的人为伍，他们直接点明党的上级任命的干部的代表就是这样的人。
一般说来，领导机构不仅脱离社会，脱离百姓，而且脱离基层的党员群众。意识到自己对几百万党员所负的责任，我跟一些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信得过的党的工作者就苏共的情况不止一次进行过讨论。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加速对苏共的改造，使之变成一个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现代政党。为此必须尽快起草和通过新的党章。大会起草委员会在沃伦这个地方工作了几个月，已经五易其稿，但始终都没有跳出旧传统的框框。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我的助手们也投入这一工作。最后写出来的就是那份得到起草委员会赞同并提请中央七月全会审议的文件。
为了让读者对文件起草的氛围有一个印象，我讲一讲政治局最后几次会议中7月3日那次会议的情况。会议讨论的是全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和党的任务。库普佐夫援引了这样一个材料：苏共支持的俄联邦总统候选人6月12日在所有一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即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的选举中输掉了。
我在会上的发言中呼吁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们不要总呆在首都不动，要经常出去走走，到各个企业、劳动集体看看，大胆地参加政治辩论。同时不要做尾巴主义，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的老百姓。许多党的工作者都犯有这个毛病，这种作风和工作方法好像是从民主派那里学来的。党只有在坚决支持成熟的改革行为时才能够挽回在社会中的威信。由此我谈到了地方上的情况。许多地区(显然是商量好了)都提出要求，希望总书记下台。策划这些活动的人正是那些其想法在中央四月全会上未能得逞的人。后来才真相大白，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的，来自俄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进行当中，弗罗洛夫 [ 译者注：中央书记，《真理报》主编。 ] 突然要求发言，他说，他从政治局决议草案中发现一个倾向，那就是把总书记写得非常不像样子。他尖锐地向波洛兹科夫和其他一些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提出了关于他们各自对地方局势的责任问题。工作显然不称职，而且已经受到各州委书记批评的波洛兹科夫声明说，他也可以下去。
对此，我反应说：
“好吧，下去就下去吧，伊万·库兹米奇。”
这时普罗科菲耶夫、古连科、安努斯一哄而起，要求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更经常、更充分地汇报和各共和国领导人会见、谈判的情况。
我再次呼吁党的各领导成员要积极工作，不要伺机报复。至于上面提到的要求，我打算先放一放，因为我作为总统，没有义务把自己的一切步骤必须跟政治局协商一致。何况这些步骤都是沿着二十八大所通过的决议的轨道进行的。党和全社会一样，都能够及时了解到这些决议执行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他们可以询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向他们了解和苏联总统会见的情况。但是，很显然，有些共和国在新的最高苏维埃和共产党中央之间出现了脱节现象——我具体指的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7月下半月公布了党章草案，7月25日召开了例行的苏共中央全会。
我在自己报告的引言部分中就问道：为什么党现在需要这样的文件？
“可以简单地这样回答：以前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有必要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的改革和民主改良。与此相联系，党本身也必须变革。
“苏共内部有一股公开反对二十八大路线的势力，他们对眼下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持怀疑态度。但是那些今天咒骂改革及其倡导者的人，他们与眼前的事实格格不入。80年代初国家已经进入不景气状态：社会的新老毛病尚未显露出来，更没有进行医治，结果转入了机体内部，导致了严重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是发生在社会机体的某些个别部分，而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模式本身的危机。
“斯大林建立的官僚独裁体制，通过集中使用一个大国的人力和资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超常的努力逐渐损害了社会的健康，消耗了资源，失去了创造性生产劳动的动力。实际上这印证了列宁的思想，即社会主义是不能单靠热情来建设的。人们早就明白这种体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无怪乎斯大林死后当局曾试图改变现状。时候终于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停止了，许多独裁专制的旧作法不再有了。但是政权和管理的基础依旧，仍然是那套靠对国家进行绝对统治的官僚主义体制。实质上这是后斯大林主义。
“改革之所以非常必要，还因为国家正迅速地失去自己昔日的阵地，实际上在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进步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在许多具有纲领性意义的问题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好几代人都被卡住了——那就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以前，这两个概念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理由是：市场关系和按劳分配相互矛盾，好像人对人的剥削就是建立在市场关系之上的。实际上，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因为世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结论，即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的特点与传统，我们反对用全盘私有化取代全面的国有制。这里说的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混合的、多种成分的经济，是要以股份制与租赁为支柱的各种所有制都能够自由发展的经济，这样就能够将众多的业主、老板和私有者纳入越来越广泛的劳动者阶层。
“最后，市场经济可以使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就必须要有企业活动的共同规则，要有交换商品的自由，稳定的外汇制度，而最主要的是，要有一个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只有满足了所有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在世界的劳动分工中占有当之无愧的一席之地。看起来这都是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走了多少弯路才迟迟明白了这个道理！”
考虑到我的听众的特点，我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应该能引起无条件承认列宁遗产的人的共鸣。
“请回忆一下20年代党内是如何看待所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要知道，十月革命后还不到4年，战争胜利结束才不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向往的社会主义已经唾手可得了。可是突然之间私人经营、合作社组织、辛迪加、外国租让活动大行其道。人们议论纷纷，说领导人吃里爬外，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事业。许多人退了党，有些人自杀了。然而，列宁逝世后这一方针开始逐渐转变。这一点由于20年代末的‘粮食危机’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解决所面临问题的方法有两种：启动经济杠杆，就是说，深化新经济政策，或者采取强制的非常措施，否定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法，实际上就是选择了有利于官僚专制发展的模式。
“草案中的主要内容——彻底同已经过时的思想教条和陈规陋习决裂，努力使我们的世界观和政策，与发展的全部经验和国家、人民迫切的需要，协调一致起来。19世纪和20世纪初，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对社会进行公正改造，主要是依靠强制变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开展阶级斗争，直到将敌对的阶级消灭掉。现在时代早已经变了，应该承认，人民群众除攻打巴士底狱或冬宫以改变自身状况、舍此便一筹莫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关于党的问题，我说：
“冷静观察形势，应该承认，苏共内部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都想把自己的方针强加给党组织，并以自身活动的既成事实表明与党已经分道扬镳。我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那些因各种原因参加这个或那个派别的党员。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由于对国内和党内所发生的事情不满所引起的。
“过去的框框在束缚着公众的意识，有碍于对所发生变化的意义的理解。那些我称之为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的代表们指责我们在搞‘苏共社会民主化’。他们根据的是革命和内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差异，当时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各据一方，营垒分明。不管历史学家们对过去的风风雨雨怎样研究，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当时双方对垒的准则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意义。我们变了，社会民主主义也变了。历史发展进程消除了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者因观点不同而引起的许多问题。那些今天还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吓唬人的人，只会将人们的注意力从主要的敌人(反社会主义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派别)身边引开。”
“我们大家必须再次确认”，我强调说，“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苏共要想取得胜利，只能要求自己成为一个有政治作为的党。在经济形势恶化、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激进派正在加紧进行活动。他们把二十八大通过的规划声明看成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在苏共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无论提什么命题，都是公然试图对代表大会观点的修正。按照‘新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党应该重新成为国家的顶梁柱。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反人民的政治破坏活动，而经济民主化被打上复辟革命前旧秩序的烙印。这里用的专有名词也很能说明问题——号召要和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新孟什维克分子、民族—共产党人、社会—叛变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主义倡议’运动捍卫的也是类似的纲领。它的策动者反对形形色色的私有制，不承认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提出了带倾向性的批评。”
我在报告中呼吁所有各党派要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行为路线，不要感情用事，主要是要冷静地进行政治评估。“当然，‘我们和睦相处吧！’这种一团和气的原则任何人也不需要。极少数人与党的战略方针相对抗，公然违背党章，他们离开苏共，不仅不会有损于党，反而能够增强党的力量。”
讲到这里，最后我建议下次党代会于11—12月召开，届时将通过党章。
然后开始发言。我没有听一些好心人的劝告——他们建议为了“保险”起见，也学学以前领导人的样子，“组织大家讨论”(即预先安排几个自己的人支持批评者，事先和他们谈好，等等)——我不打算耍什么手腕。我认为公开行事的时候到了。要是中央多数人拒绝草案——分道扬镳将在所难免。如果草案能够在全会上得到赞同——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一番较量，原教旨主义者和改革派分子最后会闹到劳燕分飞、各行其是的结局——这一切都将推迟到党的第二十九次大会。毋庸讳言，我认为这后一种方式是最佳的方案，因为由党代表大会，而不是由中央全会来决定党的命运，这样做既恰如其分，又名正言顺。
正如所预料到的，发言一开始，批评意见和种种责难就劈头盖脸而来，说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要矢志不渝的话表述得不够明确，说对向市场过渡的话阐释得过分单一了，对于苏共在苏联人民面前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讲起来用不着羞羞答答，等等。但是他们提出的意见越多，我的助手们就越感到“无聊”，他们担心全会秘书处会把草案改得不成样子，但我心里却感到更加放心。因为他们发言的语气和内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有两三个歇斯底里的发言，他们诅咒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坚信我们的思想教条是永恒的。绝大多数发言者在评价文件草案时，其立场已经远远超前于社会意识了。
甚至那些思想保守、怀念旧制度的人或是对自己所珍惜的旧事物念念不忘的人，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激烈辩论，在报刊上，在电视俱乐部里，市场、公民社会、法制国家、自由选举、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全人类价值、世界一体化等一系列诸如此类的观念，已经变成了一种准则，在民意中扎下了根。
那些痴迷者呢，难道他们不在会场中吗？他们为什么一声不吭，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反对“异教徒”呢？我想这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四月全会的结果还不曾忘记，当时硬是不让提总书记下台的想法。从那时起，力量对比没有发生变化，因而在这种场合下新的“船上暴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拟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持不同政见者，务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者，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当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连，错综复杂的。而且事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足够强大并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成就了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绝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一些调和折中的言词。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起码公开地)批评过协议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段成了第二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攻击。不同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Ю.阿法纳西耶夫、E.邦奈尔和“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四方”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俄联邦总统始终没有舍弃这个想法，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仪式。也许会说到附带条件，用这种方法阻碍协议生效，这是毫无疑问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