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第四十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改革和新思维的“第三维”

　　“第三维”是列宁的著名用语，我在书中就不同的问题曾多次使用过它。首先，这个用语告诉人们，怀疑共产主义理想某些信条的人中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说列宁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许多原理进行过再认识(而且不止一次！)的话，那就是说，也不能禁止别人这样做。

　　而且我们这些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绝对有必要时不时地修正自己的思想观点，根据周围所发生的急剧变化革新自己的理论见解。这样的工作都是集体在慢慢地做，可以说，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做。而且不光马克思主义者在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人也在做。他们关注马克思主义哪些理论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便帮助进行“清理”，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现代化。一些勇敢分子为这种“集体修正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被正统派宣布为邪教徒，并且被清除出党，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那些整个都走上所谓欧洲共产主义道路的政党。在西方，欧洲共产主义的概念被认为是一种进步的标志，可是在我们这里一直被认为是一种骂人话。

　　欧洲共产主义无疑是新思维的源头之一。它对我的观点的形成——通过同意大利、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的交流——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充分尊重我的西方同事们的革新作用的同时，应该承认，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在进入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时首先应该归功于我国改革所发生的深刻的革命变革。

　　总的来说，一谈到改革和新思维，人们通常都是指与专制独裁的决裂、我国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导致整个世界舞台与国际政治力量分布激烈变化的“冷战”的结束。但是，除了改革和新思维这两“维”外，无疑还有第三“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社会主义理解的转变。

　　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二战后的最初几年是它的高潮期，在这方面，苏联粉碎法西斯和共产党人勇敢投入反希特勒分子的抗敌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共运，都是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许多共产党都参加了政府的组阁活动，或者接近于参加组阁活动。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必定要胜利的预言很快就要实现了。

　　然而历史不这么认为。曾经的确是革命理论的观点僵化了，变成了陈腐的教条，这使一些共产党人很难与时代同步。共产党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变成了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精英团体，他们脱离工人运动，靠卖文为生。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更多地就要依靠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因而独立性便越来越少。相对来说，意大利人，法国人，还有几个西欧国家的政党独立性还大一些，但即使是它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体系内也不得不受“共运”纪律的一定约束。

　　自由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可能性——而且是在“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内，这种可能性也就那么一点点——受到了阻挠。已经开始的苏共和中共的对立，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为斯大林死后空缺的头号共产党人的地位的斗争，促使召开了世界共产党会议，会议实际上制订了共产党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除会议声明中所写的准则外，还有未见诸文字的所谓准则，而且同样的重要。它们是：承认莫斯科是共产党人的麦加 [ 译者注：麦加是沙特阿拉伯一个城市，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中心。 ] ，而苏联共产党是为首的党(“老子党”)。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能够保证行动相当高度统一的关系体系。

　　这座共产主义世界堡垒经受住了——虽然不无损失——来自左边和右边的严重撞击。它很好地履行了我们对外政策的思想工具的职能，但同时也付出惨痛的代价，对苏联国家和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

　　作为市委书记、边疆区委书记和中央委员，我有可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与感受谈谈这方面的情况。为参加苏共每次的党代会和纪念日活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都被邀请到莫斯科来；这里所说的工人党是指那些虽然名称各异(劳动党、社会党等)，但因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而被“列入”世界共运行列的党。每一位党的领导人步上讲台时都会受到热烈掌声和全体起立的欢迎，不管他是意共百万人大党的总书记，还是非洲留尼汪岛的蕞尔小党的领导人。我们对他们的讲话洗耳恭听，讨论他们所表达的这样那样的思想；客人们的想法有时候直接说出来，但更经常的是话里包藏着暗示。但有意义的不是从客人们讲话中发现点什么，更多的是有一种和强大的国际主义力量团结一致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党是这一国际主义力量的核心、先锋队和带头人而产生的骄傲感。

　　许多年过去了。我的知识和经验都有所增长，不再像年轻人那样准备为崇高的信仰而激情满怀了。而且，我越来越怀疑正统派们的诚意，他们一次次地，像赌咒发誓似地表示忠于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政策赞不绝口，大骂美帝国主义。我越来越觉得这种场面跟剧院里演戏似的，想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确实是一种强大的革新世界的力量，但是它已经是心余力细、气息奄奄，处于衰败阶段。这种衰败的主要原因是，信仰的象征——体现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软弱无力，失去了原先的吸引力。

　　我大概像一切能够冷静思考的人那样，从兴高采烈地坚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定战无不胜到开始明白它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取代它的应该是某种新的由倡导社会正义者联合起来、相互协作的方式。

　　这项为寻求新的团结方式开辟机遇的任务，我称之为“第三维”。老实说，它的复杂性不亚于前面的两维。

　　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的原因

　　按照我们的正式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排头兵叫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华沙条约组织解体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第一次大震动。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国外，人们说：是戈尔巴乔夫“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

　　请问：“被断送的”国家是谁的？回答是明确的：波兰，是波兰人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匈牙利，是匈牙利人的；保加利亚，是保加利亚人的……

　　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几乎是半个欧洲大陆了！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用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说到底，这种思想隐藏着对旧制度(“简单易懂的”老一套)的怀念。

　　如果不抛弃现实的土壤，从历史的教训中做出有意义的结论，那么应该说些什么呢？

　　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两个主要因素的结果。一个主要因素是苏联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的民主运动高潮。

　　苏联的威信很高。在这种条件下，东欧各国的社会政治发展受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而且认为这种发展必然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样，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进入这些国家，尽管也有某些改变。

　　虽然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弊端，但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却能够把人力和财力集中起来使用，达到优先发展的目标。苏联的援助，它提供的廉价动力资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优势也有其不好的一面，因为它对苏联的市场和技术产生了依赖，和世界经济失去了联系。因此，这些国家渐渐变得落后起来。可是想挣脱超级大国“善意拥抱”的企图受到了坚决的制止。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生的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我们在自己国内决定实行改革和民主化的方针，我们就有责任把这个方针推广到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上。不光是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要承认他们的自决权，承认他们有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不再利用盟国的关系把自己的思想方式、自己的模式、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

　　一旦没有了外来影响的杠杆，东欧各国的民族民主力量马上便积极活动起来。它们活动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所积累的民族问题的尖锐程度、与苏联关系的具体特点和西方的影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所谓“区别对待政策”就是要削弱东欧各国与苏联的联系。西方的宣传中心加紧煽动反苏甚至反俄的情绪。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意愿。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的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

　　我们看到过美国人是怎样被要求离开的：他们人员过多，行为粗野，伤害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尊严。人们清楚地记得美国干涉越南的下场和我们干涉阿富汗的结果。再拖延下去实在不行了，尽管不得不克服来自保守派(军人和文职人员)的阻力。随着新斯大林主义社会模式的拆除，1989年底在东欧各国解决这些问题便成了必然和刻不容缓的了。

　　1990年初，苏联领导人声明要逐步改革欧洲力量平衡的旧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是“冷战”年代形成的，而且首先是建立在军事对抗基础上的。我们表示准备通过和盟国谈判把部署在外国领土上的苏联军队撤走或者减少。声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苏军官兵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回国内。稍晚些时候，又决定将苏军从德国撤出。

　　主要是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让每个民族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做出这种选择并不是那么简单，有的人容易一些，有的人受的刺激要大一些，痛苦一些。

　　在学术讨论中，我好像可以承认，我们什么地方可以再激进一些，什么地方我们搞错了。正如事态后来发展所表明的，同一个时候和东欧各国在贸易关系上也过渡到外汇自由结算是考虑不周的。无论是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他们，这样做都不会增加外汇收入，反而导致经济联系解体。还有些别的不完全合适的行为。

　　自然，90年代初东欧发生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和我所想的民主化进程的最佳方式是不一致的。好的变革伴随着痛苦的挫折。和我们国家一样，那里也是前进一步，有时又得往后退一退。但就整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几个邻居还是以较小的损失完成了向新的生活方式的过渡。

　　俄国、独联体和东欧的社会—政治改革远未结束。前面的道路还很长，也很艰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流血。波兰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发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虽然出现过政治诡计和对异己的迫害，但毕竟还算文明和理智，没有酿成打斗。在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的那套制度使人民起义在所难免，但命运最悲惨的莫过于南斯拉夫了。

　　东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难以预料的特点，因为失去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算起来有几十年！这段时间足以从从容容地进行社会变革。专制主义模式的主要弊端表现在不善于革新，不会自我完善。

　　我常常听到，说我“断送了社会主义各国”，说我们失去了盟友，削弱了自己的防御能力。这话是不对的。首先是因为，苏联所有这些过去的盟友实际上都愿意保持和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前苏联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俄国只是想要在自己的东欧政策中更充分实现这些可惜迄今未能实现的可能。而如果要听“鹰派们”的话，把原先的盟友们再拴在我们的“战车”上，那么，这样在集体防御的基础上，在全欧结构的框架内，才真正会损害我们的安全呢。

　　总之，一句话，损失是虚的，而得到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意识到俄国没有压迫任何人，没有将朋友和盟友强行操在手里。我们常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会自由的。”我们还“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自由”，可以说，我们严格遵循了马克思的这句格言。他们的自由和我们自己的自由就是我为自己所推行的政策进行辩护的主要理由。

　　社会主义与新的文明

　　“左派”批评家们最常说的话，就是东欧剧变的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损害了社会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这同样是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不愿意而且不善于了解的“二进制”思维方法已经绝对过时了。外面已经是另外一个时代，为了生存和在阳光下能有一席之地而斗争的人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许许多多具有其他思想观点的人。现代政治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除相似之处外，在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的架构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最后，就我们所谈的话题而言，最本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本身需要重新考虑。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常常有人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同样一个问题：“您是什么人——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我承认，最初我陷入了死胡同。对非常复杂的问题作简单的答复，必然与简单化有嫌。就我的地位而言，当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不是普通的共产党员，还是党的领袖。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国家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此可见，根据信念，我也有权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至于说民主主义，我们几乎每走一步都在赌咒发誓对它表示忠诚。列宁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宪法宣布了民主权利和自由。总之一句话，我不光是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认为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作了这番初步论证，现在应该说清楚的是，上述专有名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共产主义，是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像列宁所解释的那样，还是像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出的那样？怎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几百种理论哪一种才是呢？民主的概念也不简单。

　　因此，要是我面对自己的听众就这个问题作起学术分析来，那非得写一篇专门论文不可。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都在写这样的专题论文，应该说，它们有助于人们接近真理，但是要知道，我要回答的是一个完全具体的问题，是面对面的回答。而且很多东西都取决于我的回答。

　　如此说来，我究竟是什么人？我想做些说明。如果我拒绝用“共产党员”这个词，那完全不是因为我反对无阶级社会的观点。我只不过是不太相信近二百年内能够把一切社会斗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达到理想的和谐状态。再说，共产主义概念本身在当今世界许多人的脑子里是和斯大林的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几十年后这一点会过去，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把自己同暴力、专政的口号联系在一起，不想同为达到目的而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口号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的概念同样意味着社会结构的一种特定模式。它不仅能够适用于苏联和中国，也适用于其他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在印度、埃及、索马里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宣布为发展的目标。而按照一些颇有权威的学者和政治家们的说法，在西方一些民主国家里，同样存在着混合经济，除资本主义原则外，也在运用社会主义的原则。

　　所以我现在来讲讲“社会主义思想”的概念。它的前提是要追求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正，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权利，人人都有可能表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和事业进取心，与此同时，国家关心居民中社会弱势群体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您可能还会加上可靠的民主制度、法制、自由选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

　　您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也不追求标新立异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觉得，寻找最佳的社会模式不应该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该根据具体的生活条件，把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通常所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目标。

　　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

　　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中，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认为通往和谐的道路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暴力。19世纪的革命者们认为这是惟一可能闯入“自由王国”的道路。但是我国和20世纪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条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够较快地解决某些民族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为这种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成绩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现在讲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的思想。我只是作一点重要的说明，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

　　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总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它不得不克服村社、民族和国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

　　我认为，未来不是某一种包罗万象的主义的体现，而是在全人类价值无条件主导下的多种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国际社会不应该把自己的志趣强加给他们，除非其本国的专制独裁者在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每个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要求；如今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安全保护，防止战争，而且还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保护大自然——母亲，承认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

　　如果认真仔细地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再次好好读读联合国的文件，读读各国政府的许多声明，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槛上。老实说，它的思想准则已经确立，而且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可就是在具体实行上大大滞后了。这座文明大厦基本上还是几张图纸，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结构。但我相信一定能够克服通往这座世界大厦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让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人道主义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某种完整的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改革的提法——对国际共运而言

　　这些问题也正是我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谈话的中心。我当选为总书记的第二天它们立刻就被提了出来，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A.纳塔、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不破哲三和其他党的领导人来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但当时会晤的时间都很短暂，只是相互表示一下一定要搞好两党合作的意愿。

　　1985年初的时候，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路线极其含糊。在和各党的关系中，基本目的是要看是不是把它们“调到”我们的政治波段上了。评价兄弟党活动的主要标准是十分原始的：支持我们的，就是好党；批评我们的，就是坏党。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苏联现实的任何批评都几乎被看成是反苏行为，甚至是反共行为。

　　在会晤过程中，与其说是在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还不如说是在温习文件中的专门术语：“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等。苏共在1976年柏林召开的欧洲共产党会议 [ 译者注：这次会议于1976年6月29—30日召开，正式名称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有29个代表团参加。苏共为加强控制，防止东欧各党的离心倾向，挽救苏共的老子党地位，在多次提出召开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才改变计划，建议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由于观点分歧，会议筹备一拖再拖，会议文件五易其稿，经过激烈争论，苏共才不得不在“各党都是平等独立的”、“一党无权干涉另一党的内部事务”等问题上做出让步。最后通过了题为《争取欧洲和平、安全、合作与社会进步》的决议。苏共不仅没有达到与欧洲各党改善关系的目的，反而把它们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了。 ] 的文件上虽然不得不签了字，不过文件还是认同了比较符合时代精神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概念。总之，会议的路线是旧思想、旧观念的保守路线。

　　事情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国际部的领导，该部几十年来(实际上几乎整个战后时期)一直由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波诺马廖夫分管。此人知识渊博，是斯大林主义公然的反对者(谈话中他称斯大林为“崇拜”)，尽管如此，他坚持的却是教条主义立场。虽然他选配的国际部干部既聪明又能干，但国际部的工作并不出色，缺乏新意。

　　问题当然不在国际部。材料由下面的部门准备好，送到“上面”，也就是说，报到苏斯洛夫那里，然后再经过书记处的筛子筛上一遍，材料最后已经变得完全“面目全非”了。

　　在苏共第二十七大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本想对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具体提法是：“苏联共产党对各党间并非总是在一切问题完全一致这一点没有感到大惊小怪。无一例外的在所有问题上持同样的观点，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报告指出，苏联共产党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并不是一种机械的、事先安排好的东西，它是一种团结精神，无疑，是一种在为共同目标奋斗中的平等合作的精神。

　　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个共产党的代表和一些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他们和我们进行了会晤，他们相互之间也频频“接触”。实际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左派代表们同时也在会下进行着某种非正式的会议。芬兰共产党主席阿·阿尔托的格言大概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那里压倒多数的意见：“就像您自己抓住自己的后脖领子，要把一切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抖掉那样，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惊讶。”同样，意大利的同志们，还有乌拉圭、卢森堡等共产党代表团，对于当今世界的整体性和多样性，对于全人类价值和利益的意义这些问题的提出，给予特别高的评价。

　　当然，有人不断提出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现状和前景的问题。和我谈话的人显然非常担心，他们感觉到事情在走下坡路，共产党人有被抛在历史发展道路一边的危险。公开谈到这一点的有比利时共产党主席路易·万·盖伊特，他是一位很有分析头脑的人。他说：“很多党都很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在策略上不清楚，在对前景和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可能性的看法上更不清楚。原因之一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通常指各社会主义国家)心存疑虑。即使您顺利地在完成您自己眼前的计划，展示您的国家发展有多么快，都无济于事，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危机的开始。”

　　然而，远非所有的党和它们的领导人都欢迎变革。许多人对于我们当时小心翼翼的革新存着戒心，他们担心这里会不会有修正主义？他们非常不愿意就这些共同的问题让大家进行集体讨论。这一点，我在1985年和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库尼亚尔会晤时就注意到了。他抱怨没办法把西欧各个共产党召集到一起。当时，每个党都在竭力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有一种不仅希望摆脱苏共对他们的呵护的强烈意愿，而且还想驳斥关于共产党人都是“莫斯科的间谍”的说法。显然，用发表对大家有约束力的文件这种老一套的共产党会议已经过时了。而且各个党的活动条件越来越不同，这就要求采取不同的立场，再制订所谓“共同路线”已经行不通了。

　　与此同时，大家在一起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互相交流意见，自由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想法我对法共领导人马歇说过。他同意了。后来又跟意大利的同志们谈过，他们也支持我的这个想法，尽管有点犹豫。

　　党的二十七大后，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多勃雷宁成了分管国际问题的书记。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此前他从未直接接触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这个工作使他有些勉为其难——这从选举后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但我的想法是，一个新手，没有先入之见，更有利于贯彻新的方针。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1985年之前，由于他在外交部的特殊地位，在我国的外交政策上他实际上是独揽大权。多勃雷宁的晋升可以增强中央国际部的实力。

　　在代表大会(1986年3月10日)后紧接着召开的一次苏共中央会议上，我表示要认认真真地更新一下我们的思想武库，以便和其他国家和社会运动打交道。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方面，要彻底抛弃“共产国际的阴魂”，保证信息的客观性，否则，我们将会成为不准确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的牺牲品。所有这些经验教训都没有白费。中央国际部的工作明显地活跃起来，特别是能思考问题且富有创造性的人的精神振作起来了，他们在国际部要比其余部门里多一些。

　　我让领导成员们直接参加来访代表团的接待工作，我自己也和这些党的领导人频频会晤。从我们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的立场越来越多样化。有的人积极支持我们改革的方针，认为它是革新“现实的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希望所在，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改革方式。另外一些人则心存疑虑，越来越认为我们的倡议是“异端邪说”，是“离经叛道”，一句话，起的是外国“特洛伊木马”的作用。于是有些党内部产生了分歧——出现了“亲改革派”和“反改革派”。

　　从表面上看，至少在1988—1989年之前，这种分歧还不明显，实际上改革到处都得到广泛的口头支持。后来，怀疑的观点开始出现在党的报刊上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中。苏共的自我批评，承认苏联现存制度的专制性质，可以自由批评党政领导的公开性，——这一切，对于某些已经习惯于养尊处优的“革命家”、共产党大佬们来说，都真的变成了“稻草人”了。

　　对于共产党人的政治反对派来说，“共产主义实验”的失败，正好是一份他们梦寐以求的礼物。他们竭力把事情说成是这样，好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已经完蛋了。当然，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但对于许多正直、坚定的共产党人来说，近年发生的种种事情动摇了根基，是他们个人的大悲剧。

　　结束左派力量的分裂局面

　　放弃暴力革命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社会改革，承认全人类价值、法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优先地位，这一切给消除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局面提供了可能。

　　当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生分裂时，世界对这件事根本就没有理会。谁能想到这是一次悲剧性事件呢，它给整个20世纪都打上了烙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争论，演变成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深刻的分裂。争论似乎是由一个不大重要的组织问题引起的，而实际上背后在选择手段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布尔什维克主张革命和专政，孟什维克宁可要改良和民主。

　　应该承认，我自己也不是一下子就得出结论，认为必须结束这种旷日持久的对抗，必须了结他们相互指责、猜疑、敌视等大量积怨的。最初我只是看一看，想好好了解一下那些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民主党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哲学、政治信念和道德立场。而且我的这种了解早在我当总书记以前很久就开始了。作为总书记，我第一次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交谈是在1985年3月22日。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 [ 译者注：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是右翼社会党人领导的各社会党组织的中心(1947—1951)，设在英国伦敦，目的是筹备成立社会党国际。 ] 裁军代表团是由社会党国际 [ 译者注：社会党国际，是1951年在社会党国际协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各社会民主党的联合组织。它自称是社会民主党的国际联合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其实它只是一个交流情况和经验、表明社会党共同立场和主张的组织，并不是各国社会党的指挥中心。1980年它联合了76个政党和组织。宣传改良主义，否定马列主义，不主张革命和阶级斗争，主张逐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变换”。由于该组织内部左派对社会党国际的方针不满，要求与共产党采取联合行动的呼声日益增高，造成国际内部思想不稳，很难有效地推行其既定的路线。 ] [ 法郎注：社会党国际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与列宁主义并列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主要流派。 ] [ 法郎注：参见上一节“改革的提法——对国际共运而言”中有关“欧洲共产党会议”的注解。 ] 副主席、芬兰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卡列维·索尔萨率领，成员有10个党的代表。双方在裁军问题的意见非常相似，目标一致。

　　然而，对于我来说，特别有兴趣的问题是：能不能和社会党国际扩大对话，开始政治上的相互协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我是在几次同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会晤中得到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85年5月27日。这次谈话一上来就谈到了国际—政治性的问题，但广度和规模要大得多，即如何结束“冷战”，克服世界分裂状态，西欧在这方面能够起什么作用等。我们互相都有好感，说好经过可靠的人交换信件，保持经常联系。第二次见面(1988年4月5日)我们的谈话就远远超出了安全与裁军的范围了。

　　勃兰特这次飞往莫斯科是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后，《真理报》回答她的前夕成行的。他的随行人员艾贡·巴尔向我们的同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转向了吗？勃兰特表现出对苏联改革问题的深切理解，真诚希望我们开始的事业能够取得成功。

　　而关于社会主义思想新视角的讨论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苏联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再广一些——和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克服工人运动老毛病的时候到了没有？谈话中没有提及组织方面的具体措施，只谈到恢复广泛对话和多方面相互影响的可能性。

　　最后，我总结说：

　　“现在我们相互关系的水平，只能够就某些问题相互起些良性互动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没有苏联共产党、社会党国际和欧洲其他民主力量积极的、建设性的参与恐怕是不行的。”

　　勃兰特同意我的看法。

　　我想先说一下：后来几年，我和勃兰特还不止一次地见过面。我和这位杰出的人物，当代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我们越来越经常深入探讨一些在新的条件下关于人类的未来、进步的道路、左派力量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等问题。根据勃兰特的建议，我给《未来的社会主义》刊物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向我发出邀请，请我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一次社会党国际代表会议。我去了，遗憾的是，勃兰特本人未能参加——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1985—1987年间，我和社会党国际的其他著名活动家会晤过，他们是德意志联邦威斯塔林地区最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的领导人约翰内斯·拉乌；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勃兰特死后被选为社会党国际主席的皮埃尔·莫鲁阿；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和西班牙政府首脑菲利普·冈萨雷斯；挪威政府首相布伦德兰。我个人和他们的关系都很不错。

　　在社会民主党人、联邦德国“绿党”和印度国大党代表的影响下，我得出一个坚定的信念：需要在所有人当中进行“圆桌”对话，只要他们在通往新的现实的道路上能够互相倾听，彼此理解，找到共同的语言。这个想法的意思是，利用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机会进行广泛的会晤。于是，1987年11月3—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一次独一无二的会晤，代表各大洲的左派 [ 译者注：戈尔巴乔夫这里和以下文中所说的“左派”力量，是指支持他的改革方针的社会派别，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人则被称为“保守派”、“右派”。 ] 、中派政党和组织相聚一堂。效果出乎我们的预料。

　　讨论非常活跃。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衷心欢迎探索互相接近的道路。遗憾的是有些共产党的代表们表现得比较冷淡和封闭。这个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日本共产党代表和日本社会党代表的座位相邻，这不过是按字母顺序排定的。可是共产党的代表一定要求调换位置。看来是害怕沾染上机会主义思想。

　　会晤结束时，作为主持人，我不想作什么总结，只强调了两点看法。第一，大家一致同意：当今世界有许多新的问题、新的实际情况需要大家共同思考。第二，我们都是为世界和文明的命运日益感到不安的见证人。广大群众正在走到舞台的前面。对此，左派和中左派力量负有特殊的责任。库尼亚尔和纳塔主张经常举办类似的会晤，而阿尔沃·阿尔托则形象地说：“会晤中有一种非常好的氛围——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大家都在为文明的未来而尽力。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为旧思维唱的安魂曲把先前的疑虑荡涤一空，那就是：苏共依然是国际左翼运动非正式的指挥。”

　　参加克里姆林宫会晤的不光有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而且还有发展中国家许多民族民主政党和运动的代表。他们也积极地参与共同讨论，给会晤增添了他们自己的格调与色彩。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呼吁在中东建立无核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劳动党主席若泽·多斯桑托斯向与会者提议完善和强化苏联、东欧和非洲各国间的合作。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坦博提出在他的消除国内种族隔离现象的纲领。换句话说，这次会晤所讨论问题的范围的确是世界性的。

　　坦率地说，会晤的结果使我们深受鼓舞。我答应将仔细研究对这次会晤的反应，收集材料，准备提出关于如何把业已开始的左派和中左派力量的合作继续开展下去。遗憾的是这件事未能如愿。国内的事情此伏彼起，实在是太多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双边关系要处理，而在莫斯科再举行一次这样的“圆桌会议”终于未成。

　　再行探索

　　苏共第十九次全苏代表会议之后，国际政治问题和与外国党的关系问题都由雅科夫列夫负责管理。瓦·米·法林是中央书记和国际部主任。看来，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应接不暇，另外，再加上我们这些同志的个人志趣不同，结果，我们和其他国家的伙伴们的关系明显地减少了。

　　苏共二十八大召开的时候我们没有邀请外国党的代表团。考虑到我们党内的斗争，大会上兄弟党的同志们再辩论起来，这会额外加剧苏共的矛盾。党内不同的派别已经在“物色”国外的“同盟者”了，再让他们参加辩论，那肯定会使国内外总的局势更加激化。

　　1991年召开的七月中央全会同意了党的新纲领草案；草案内容更像是出自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用现代的观点看待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为这样的前景开了绿灯。草案公布后引起了广泛的、但相当不同的反响。正因为打开了苏共与左派力量合作的新的前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矛盾一下子被激化了起来。在多数情况下，我们所采取的方针都遭到完全拒绝。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基于对现代世界及其未来的共同看法上——得到了支持。

　　改革年代里对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理解和团结精神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我已经讲过我和A.纳塔的会晤情况了。1989年2月28日，我接见了意共新的总书记阿基勒·奥凯托，我和他认识已经很久了。我们再次在莫斯科见面，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们用不着相互“迁就”。意大利朋友们自己也在走探索新思想，寻找新的工作方式的道路。他们也在搞自己的“改革”。

　　自然，谈话一上来就讲到我们的事情。当时阿基勒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可以说，你们在同时间进行竞赛。关键是要看短期内能不能培养出新的干部，否则，老的干部在同样短的时间内就能够阻止改革。”的确，我们的许多事情都在靠干部，靠他们的思想情绪，靠他们的心理素质。

　　当时我们还谈到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即进步的观念。我们的看法非常接近。对进步的理解抱着旧的、纯数量的、所谓技术治国的态度，拒不考虑这种态度的负面后果，这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居首位的是价值的问题，要考虑全人类的利益。

　　我坚决支持在社会改革和民主化的道路上循序渐进的思想，不要发疯似地搞什么激变。这里指的应该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每个阶段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内容方面都应该有所深化。当然，这样就必须对社会、政治力量作一番调整。也许这就是左派运动各种不同思潮的大联合，把一切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团结起来。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曾经多次谈及——1989年10月底在罗马会晤时就谈过，当时我正在意大利。后来，1990年11月，就是说，在我们的二十八大召开之后，当时会议似乎决定采取坚定的革新路线，支持我和阿基勒·奥凯托早些时候谈过的循序渐进、分阶段进行的思想。这次会晤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人当时正在把自己的党改造成为左派民主党。正如阿基勒·奥凯托所说的，他们的目的是：在不抛弃自己的过去的情况下发展共产党的和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对社会主义思想本身进行再认识。奥凯托情绪激动地介绍了意共内部所进行的讨论。

　　这一切多么像苏共乃至我国发生的情况啊！对社会和党进行深刻的改造，当然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会不遇到严重的困难。但是有象征意义的是：苏共和意共是两个完全在不同条件下活动的党，但产生的问题实质上却相同。这件事情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它不仅反映了我们两个民族的需要，而且也反映了全世界的发展进程。

　　1991年的八月叛乱，是共产党人对现实要求理解程度的标志和试金石。可惜许多共产党，包括一些很有影响而且似乎很有经验的党，对于叛乱者的行动都持赞同的(直截了当或者羞羞答答)态度，例如，法国共产党就认为叛乱是“一个既成事实”，而它的报刊则心平气和地(带有明显赞赏的意味)对“新的领导人”进行了报道。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表示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叛乱分子的还有智利、印度(马克思主义)、黎巴嫩等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对习以为常的教条的依恋要强于理性的思维，甚至超过了人类团结的普遍感情。

　　诚然，决定这些党的领导人采取这种立场的教条主义，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无痛苦的。希腊共产党分裂了。在法国，本来在这之前党内就有分歧，这件事之后，许多人退出了法共，包括党内一些身居要职的领导人。智利、秘鲁的共产党人也出现了分裂。其他共产党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在八月事件期间苏共领导机构的立场为大家所了解之后。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非常痛心和遗憾。事实证明，许多人都错过了历史提供的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机会。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那些坚定的民主派的表现。意大利左派民主党的领导坚决谴责这次政变图谋。阿根廷、乌拉圭的同志们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与其他许多党不同的是，对于后面这几个党来说，八月叛乱是一个新的补充理由，它说明必须加紧推行他们自己的革新政策。

　　社会党国际各党坚决谴责这次叛乱，同时也坚决支持苏联社会的改革和民主改造。8月20日社会党国际总部已经就叛乱事件发表了原则声明。9月17日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

　　老朋友皮埃尔·莫鲁阿发表了讲话，他说：社会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苏联社会的革新进程，支持这个进程。社会党国际坚决反对叛乱，主张恢复法治。今天，社会党国际各党同样关心着贵国的新的发展，希望它在改革中取得成功，在探索建立一条符合苏联人利益和国情的社会道路上一切顺利。莫鲁阿说：我相信，你们的民主社会将被纳入正在欧洲和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范畴。

　　我则对朋友们的支持和理解表示感谢，我向客人们介绍了所发生的情况，强调说：

　　“至今我们才充分意识到我们在什么地方，干的什么事情，往什么地方去。社会专制制度和左派激进主义的乌托邦模式正在倒塌。但我们对声名狼藉的旧模式的抛弃并不意味着我们和社会主义思想诀别了。作为总统，我不认为我能够放弃自己的这种信念。但我同时怀着理解的心情对待其他思想的存在，尊重社会上一部分人对这些思想的信赖。历史将使我国诞生新的生活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基础，毫无疑问，应当是人权、民主和公开性。

　　“苏联的瓦解，此前苏共实际上的崩溃，使党和外国政治力量的联系完全中断了。这种联系从此再也没有得到恢复。

　　“至于我个人，至今我还和左派力量的代表们保持着接触。我认为他们在言行方面，在探索合理的未来、寻求社会和人类进步的理智道路方面，是我的真正的志同道合者。

　　“叛乱事件之后，1991年深秋，苏共档案中有些文件落到了记者手里，其中有个问题我不能不说上几句。我指的是关于我们党对外国共产党和左派组织的物质帮助的问题。

　　“这个问题未必是自发产生的——它显然是要对苏共及其政策再蒙上一层阴影。而一举两得的是，又可以败坏其他党的名声，丑化它们在从事活动的这些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但他们的这种图谋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虽然他们确实也嚷嚷了一阵。

　　“工人政党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帮助，这种事从来就有。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曾经得到过帮助。十月革命后，它自己在物质上也支援过朋友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样的支援已绘不光是来自苏共，还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其他各党，它们成立了一项国际基金。

　　“‘冷战’时期，世界被分为两个阵营，类似的援助在每个阵营里都成了传统了。美国给许多右翼党派的‘补贴’比共产党人所得到的赞助不知要多多少倍。

　　“一下子断绝这种帮助——从此不可能再伸手了。但我们毕竟是朋友，是多年的关系了。何况和我国花费在未完成计划项目上的几十亿几十亿的开支相比，和花在军备竞赛或为不同国家提供的无偿军事援助相比，那就算不了什么了。

　　“当然，这里也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些援助花的不光是党的钱，其中一部分是国家的钱。这纯粹是‘昔日的遗风’，那时候党政不分，谁也不去想这笔或那笔钱出自什么地方。

　　“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及其分崩离析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源于‘共产主义思想’内在的弊端，正是由于实现这种思想才导致极权社会的诞生。这种社会模式迟早必然会失败。

　　“然而，这完全不意味着各共产党也必然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它们能够摆脱教条主义概念的束缚，冷静观察周围世界，探索对自身活动的新的理论和政治观点，否则它们很难度过目前许多共产党(其实是多数共产党)所面临的困难。

　　“要知道，共产党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不光来自日新月异的世界本身，而且也来自它们各自国家的具体现实。社会结构变了，社会的精神、道德面貌也变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权力的关系，都在变化。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要改变理论见解和政治观点。可是这种改变没有出现。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实际上是它与时代、与已经来到的新时期的相互关系的危机，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没有发现它的到来……

　　“令人稍微有点安慰的是：不仅是共产党人，实际上其他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没有从世界的改变中做出应有的结论。

　　“我坚信，只有当左派们找到对当代根本问题(向新的文明过渡的问题)的彻底解决办法时，他们所向往的远景才能够实现。”

　　探索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