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几幅肖像·第二十七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因此我在动笔撰写回忆录时，头脑中牢记不忘的首先是那些标志着80年代后期世界政治中的各种转折的事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些事件总是与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难解难分。我所说的“角色”，不仅是指政治家，也是指那些对国际局势影响最为显著的国家。人们常说“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国家”和“小国”，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中某个具体的国家不尊重。

　　至于说政治和国务活动家，我根据自身的经验可以肯定，这方面的分类则有所不同。举足轻重的大国的首脑人物，并不总是相应级别的政治家。也有相反的时候。我常常有机会与所谓“第二梯队”国家的许多出色的大政治家打交道。这里我讲一讲与其中某些人的幸会。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某些国家是如此互不相同，像巴西与澳大利亚，乌拉圭、阿根廷与印度尼西亚或韩国等等，在一章里将与它们的领导人会晤的印象杂揉在一起是否有些冒险。但对我来说，这样做自有我的用意。

　　第一，我很想谈谈这些非同寻常的人。第二，我也希望再次引起读者对我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关键论点的注意：尽管情况千差万别、地理位置彼此相距遥远，尽管目前它们的国情完全不同，但依然可以看出它们在当代世界中的相互联系。还有第三，我所写的并非科学论著，而是回忆录。因此可以允许自己享有一定的自由，对印象进行归类时无须按照学院的标准，而仅凭记忆和政治直觉对我的提示行事。

　　罗·霍克——澳大利亚

　　先从我同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霍克的会晤开始讲起。那是1987年12月头一天在莫斯科进行的。我们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政治晴雨表的指针常常左右摇摆不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将苏联国内目前变革的意义和我们的真实意图让那些公认举足轻重的国家领导人有所了解。

　　霍克是工党党员这点也有着一定的意义。我们当年曾试图与社会民主党人一道将两国的关系推进到一个新水平(也不无成绩)。在霍克到访之前一个月左右，他的党务副手比安曾来过莫斯科，我与之进行了简短然而有趣的交谈。这样我便有理由认为，与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对话足以在实质上增加我们的国际交往的多样性。

　　我的期望没有落空。霍克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思想恢宏的政治家，善于在复杂的国际问题中洞察幽微，真诚地关注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美苏关系的改善。

　　会谈一开始我便说，我认为苏联与澳大利亚之间对话和合作的潜力十分巨大。尤其是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版图上像亚太这样大有希望的地区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国家。

　　“当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提出我们的纲领时，”我提醒说，“我们绝非自以为握有不容置辩的真理。只不过是敦请本地区各国一道寻求利益的均衡，缔造一种明智的关系。”

　　这种态度显然令霍克叹服。

　　“意识形态或哲学方面的任何分歧，”他说，“都不应当妨碍努力创造一个更有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世界环境。”

　　我高兴地对自己说，与这样的无疑属于“西方”的大政治家可以用“新思维”的语言坦诚对话。我们二人很快便相互理解，谈到世界的多样性和文化、传统、历史的差异不应当被视作缺憾。相反，这正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优点，力量和财富的源泉。因而不能容许将多样性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分歧引向政治的、更不消说军事的对抗，妨害经济合作的开展。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霍克对我们与美国进行的关于削减核潜能谈判的进程、欧洲事务状况、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前景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任何国家，”我们结束地区性问题讨论时，霍克着重指出，“即便是在阿富汗、在柬埔寨或者在莫桑比克，我们都希望看到不会对其邻国和整个地区构成安全威胁的享有主权、独立、不结盟的政府。”这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们友好地道别，相约经常保持联系。

　　苏哈托将军——印度尼西亚

　　我想提提与这个地区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会晤，我们两国的关系一度堪称“亲密”，后来却突然中断了。这个国家便是印度尼西亚。该国总统来我国访问期间，我曾于1989年9月11日在莫斯科与其会晤。

　　与东南亚国家联盟最大国家的领导会晤，是我们所采取的巩固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路线合乎逻辑的继续，是与有意于此的所有国家进行合作的发展。但苏哈托的访问即便在新环境下也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问题不仅仅在于他是来自贝尔格莱德，那里刚刚举行了不结盟运动会议，我们很重视获得有关会议的第一手信息。1990年还将庆祝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四十周年。

　　这种关系是在苏联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自己年轻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怀着深切同情的氛围中建立起来的。当年苏联曾经积极地支持印度尼西亚。然而1965年众所周知的可悲的“九月事件”之后形势突变。虽然当时苏联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试图策动政变进行了谴责，我们两国的关系仍然产生了隔阂。苏哈托的来访，是苏联和印尼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高层会晤，负有消除疏远与猜疑、开辟新关系的道路、使这种关系摆脱意识形态目标与要求等使命。

　　我与苏哈托总统一道成功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共同发表了关于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合作框架的声明。苏哈托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于1965年事件之后登上政治舞台，显示了自己是一位善于在复杂的条件下巩固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并提高其威望的国务活动家。他在我们的会谈过程中一再引述的“民族优先”原则，并未妨碍他放眼国际政治的各种问题。

　　我们谈到了恢复联合国作用，不结盟运动，世界经济联系中北南、南南路线状况，寻求外债之类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办法国际化，调解柬埔寨以及其他地区冲突的途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作用，亚太地区的形势，并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

　　在回忆起为了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所做的繁重工作时，我想顺带对俄罗斯未来的对外政策提出一点意见。我总觉得，在确定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时，蓄意提出建立在“要么——要么”原则上的古板的抉择方式，便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明明是虚假的对抗的道路。片面地亲西方的方针是不能容许的。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和地理位置都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既对欧洲又对亚洲的“全方位”的积极政策，从目前和未来的角度都要始终保持平衡。

　　几位拉丁美洲的交谈者

　　与拉丁美洲一些国务和社会活动家的会晤和谈判，是新思维政治形成和实现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正遇上的形势是，拥有西半球1/5土地和将近5亿人口的这个辽阔的地区，当时对我们而言在事实上(准确地说在意识形态上)正成为对古巴关系的翻版。“冷战”使苏联与拉美的关系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产生了大量的成见，结果当代世界这个独具特色、富饶而大有希望的地区与我们日渐疏远。

　　我一开始便明白，如果将拉丁美洲视为“帝国主义的后院”和扩展“革命空间”的目标，任何新的世界政策都无从谈起。但是为了确定如何与之建立关系，便必须了解真实的情况。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会晤便有助于达到这两方面的目的。

　　我的交谈对象可能分属所有的思想政治流派，从社会党人到保守党人都有。但从他们的观点和提出问题的方式上，我并未发现任何“小家子气”。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精力充沛、消息灵通、学识渊博、愿意开诚布公地讨论任何问题的现代观念上的政治活动家。他们的使命是将自己的祖国从专制主义甚或极权主义的过去引导上民主的道路，解决极其沉重的历史负担，争取将拉丁美洲与20世纪末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

　　仅仅因为这一点，拉丁美洲的经验就引起了苏联不小的兴趣。

　　我曾经会晤了阿根廷总统阿方辛(1986年10月15日)和梅内姆(1990年10月25日)，乌拉圭总统桑吉内蒂(1988年3月22日)，巴西总统萨尔内(1988年10月18日)和科洛尔(1990年1月31日和1990年6月)，墨西哥总统萨利讷斯·德戈塔里(1991年7月3日)，墨西哥外交部长塞普尔维达(1987年5月6日)和索拉纳·莫拉莱斯(1991年4月23日)，阿根廷外交部长卡普托(1988年12月7日)，包括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里亚·阿尔瓦雷斯在内的拉丁美洲团结协会的一批活动家(1990年4月12日)。

　　这是一些迥然不同的人——年龄、政治经验、观点各异。但他们全都具有革新本国的政治经济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在国内进行改革的满腔热忱，这令我深感敬佩。

　　我至今还记得萨尔内总统在谈到苏联改革对拉美国家的意义时是何等欢欣鼓舞。他将这种改革与扩展各方面的机会联系起来看待：和平解决军事冲突、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经济关系、国际贸易由于削减军费开支和普遍国际关系非军事化而活跃起来。

　　桑吉内蒂指出：“现在乌拉圭全国上下都在谈论苏联的改革。这个话题不仅常挂在知识界嘴边，从寻常百姓那里也可以听到。人人都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将如何发展？结果又会如何？”

　　在与桑吉内蒂谈话中首次(其后与其他领导人会谈时也提到了这个话题)提出了一个我反复思考过的论题。它大致可以这样表达：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可能获得“突破”而普遍存在一种特殊的欢欣鼓舞气氛。实际上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倒是应当降低对这方面的期望，更有目的地利用与诸如“第二梯队”国家进行合作的巨大机会。

　　其实我们往往由于习惯或无知将世界的这一部分想象为真正的“第三”、第三等级，似乎那里的国家全都一模一样，从我们的经济需求着眼很少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其实正是拉丁美洲的一系列国家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经济政策经验，这些都赢得了外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

　　自然，与拉丁美洲领导人的会谈中对中美洲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也给予了关注。这时候在依靠政治手段解决的方针上我们一拍即合。我们都支持“孔塔多拉” [ 译者注：指孔塔拉四国集团。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四国于1983年1月首次在孔塔多拉岛举行会议，就尼加拉瓜问题寻求政治解决。 ] 、拉美“八国集团”和危地马拉协定。

　　几乎同所有的总统会谈时，我们都确认许多国家的民主改革有助于增强拉丁美洲的作用，这对于国际秩序极为重要，证实一些旷日持久的冲突已经开始相互和解。当然也总是强调指出，20世纪末世界一部分的不顺正在对整个世界造成日益巨大的威胁。

　　我同梅内姆进行的谈话生动有趣而又富有教益。我得承认，开始时我简直感到惊奇：那些我们需要解决的、阿根廷领导人也在努力对付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何其相似。

　　1992年12月我出访了智利、巴西、墨西哥。此行再一次证实了新思维的主要原则——承认各国人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具有重大的意义。拉丁美洲各国从极权主义制度向民主制度的转变充满了戏剧性，但最终每个国家都一定会寻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不会接受外界强加的模式。

　　弗拉尼茨基总理

　　我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交往已经铭刻在记忆之中，这个国家早已同我国有着正常的睦邻关系。我指的是奥地利及其总理弗朗茨·弗拉尼茨基。

　　在国家条约和永久中立法律的牢固基础上，苏奥关系经受住了“冷战”的风霜雨雪。奥地利对外政策的建设性方针为其博得了当之无愧的国际声誉。无怪乎维也纳被选中为许多关乎世界命运的重要谈判的举行地点。

　　可惜我未能亲自结织弗拉尼茨基的前任——克赖斯基，一个享誉欧洲的人，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之一。与弗拉尼茨基初次会晤(1988年10月)之前和会晤期间，我自然会“估量”他究竟是何等样人，因为与其在国内外普遍公认的“梅特尔” [ 译者注：法语，意为导师、教师。 ] 称号比较而言，他还是一位相当年轻的新任政府首脑。这位总理一开始给人的印象便是富有文化教养的、人们通常所说的高级政治家。

　　记得当时实际存在着一个奥地利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接近的问题。“冷战”残留的隐忧也使我们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位于东西方对抗震中的中立国加入西欧一体化不会破坏“力量均衡”吗？

　　总理的解释使我感到高兴，其中将欧洲和世界的变化与我国的改革、一体化过程的不可逆转及其发展的不平衡联系起来考虑，注意到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国际责任，当然还有国内各种力量的“意图”。

　　下面是我听到弗拉尼茨基讲的很有代表性的一些话：

　　“我国有一些人，但为数不多，一心想立即‘钻进’欧共体。我坚决反对这种态度，说我可不准备从10米高台上往一个没有蓄水的游泳池里跳。加入欧共体的首要条件应当是信守中立，对此我们承担有责任……西欧军事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封闭状态极其不得人心，所以我们要竭尽所能地加以阻止。

　　初次晤面此人便以其智慧、分寸感和政治上的真诚赢得了我的好感。因此，相隔一个半月政变之后再与他会面时，我便十分坦诚地对改革的种种戏剧性波折以及自己在其中的“遭遇”做了一番评说。是对他，对弗拉尼茨基讲，也许，第一次讲得如此确切无疑。

　　卢泰愚——大韩民国

　　最后，也想在本书中记下我与韩国总统数度会晤所得到的印象。我已讲过1990年6月我们在旧金山相识的经过，当时在那里消除了“冷战”遗留下来的又一个障碍，不久我国便同韩国鲜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前韩国人在与我们接近的过程中表现了极大的坚持不懈的精神，我们(特别是外交部)也一直小心谨慎地从事，不断观察平壤的态度。然而随着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我们对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东亚数“小龙”之一的兴趣迅速增长。不断互访的经济、政治代表团的级别提高了。我两次在莫斯科会晤了韩国大使。1990年12月卢泰愚总统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

　　谈判显示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相近似，韩方希望开展经济合作，支持政治对话。我们已经商定了回访事宜，但碍于国内迅速紧张起来的局势无法确定日期。卢泰愚得知我于1991年4月访问日本之后，建议我返国途中在那里做客。我表示同意。

　　于是，4月19日我们的飞机离开长崎经过40分钟的飞行之后，便在韩国东南 [ 法郎注：应为西南。在南朝鲜东南边的岛屿是属于日本的对马群岛。 ] 的济州岛着陆了。岛中央有一座美不胜收的植物园。草木苍翠，怪石嶙峋，阳光灿烂，太平洋的碧波四处环绕，这一切使这个火山岛看去宛如仙境。到处是休养、旅游的人群。海岸边闪动着“女美人鱼”的身影——那是收获大海赠礼珍珠的采珠女。我们是涉足这个海岛的第一批苏联人，因此也成了当地居民的“新发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岛上随处漫步，韩国游人和居民对她广为注目，并向她详细询问了许多事情。

　　总统及其同僚举行了隆重的招待会，会晤的气氛仿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已长达数十年之久一般。

　　上午与卢泰愚总统进行了会谈，开始是两人单独谈，随后政府主要成员也参加了。我再次有机会得以确信，韩国拥有这样一位政治家乃一大幸事，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将与其密不可分。虽然对他的活动评价不一，虽然给继任者留下的后果颇为复杂，但他确是一个人物；从纯粹个人的角度而言，他具有放眼世界的目光，国务活动家的坚毅性格，信心十足却绝不自命不凡。特别值得我赞许的是，卢泰愚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对我国表示了卓有成效的声援的这一级别为数不多的活动家之一。他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对我们的改革结果持观望态度，而是坚决有力地着手调整与苏联的关系。

　　我们就世界和远东总的形势交换了意见，结果看法相似。双方确认在亚太地区和朝鲜半岛也已经结束了“冷战”。他还陈述了对朝鲜前途、统一前景的观点——只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只能采取政治手段，而且要逐步地加以实现。我也谈了关于我国改革进程的一些想法，当时改革已经进入了危险的阶段。

　　卢泰愚很关心韩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障碍主要在平壤方面，认为即便两个朝鲜国家同时被接纳，也都意味着对民族分裂的肯定。我并不这样看。相反，取得联合国成员资格可能更容易谋求民族的两个部分和平地、符合文明要求地接近和恢复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我向总统承诺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韩国的申请。

　　朝鲜的核计划、它的领导人拒绝加入禁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自然使卢泰愚备感不安。我向总统保证，我方决不会做有助于在朝鲜出现这种武器的任何事情。

　　在此之前已经同韩国实业家共同仔细研究了工业技术计划的48个大型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方案。也涉及了在渔业方面进行合作的问题，同韩国开辟海运直航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新思维”政治的这个方面也已为未来奠定了一个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