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苏联总统的正式访问·第二十六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访问日本的邀请是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最早接到的邀请之一。这是中曾根首相访问莫斯科时发出的。但是随后经过了“长时间的熟悉主题”，方知此事竟然十分艰难。同这个伟大邻国的关系正常化和进一步改善，是我理所当然的愿望，这点我1986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 译者注：即海参崴。 ] 就曾经表示过了。但我对通向此事的道路上的障碍估计不足。恰巧，在亚洲各大国中对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最冷淡、甚至很不友好的反应正是来自日本。

　　不过凡事都有个先后顺序。

　　最初的几次接触

　　来自日本的许多级别不同、目的各异的代表团对我国的访问相当频繁。其中很少有不要求与我会见的。我也会见了许多人。

　　记忆深刻的最初几次谈话中，便有同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不破哲三的会谈。苏共与日共的关系在长达数十年的过程中都很糟糕。我与不破哲三主要讨论了国际问题。这位日本来宾特别固执地企图说服我，甚至直接要求(不过绝对未能成功！)我们彻底断绝与日本社会党的来往，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党“仅仅为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自身服务”。

　　在回答不破哲三的有关问题时我讲得相当明确：“我们准备与日本发展关系。只要它不对我们发出最后通牒，那么此事就有很大的潜力。其实日本干吗要对苏联发出最后通牒呢？我们并没有输给它一场战争嘛。”

　　应当说，我们当时并没有一项考虑成熟的符合“新思维”的对日政策。只是希望同过去一刀两断，“一切重新开始”。这些话开始时我曾经对自己的所有日本交谈者反复地说过，尚未意识到其重要意义——国家间的、政治上的、感情上的、传统上的、心理上的重要意义，总之日本人所赋予南千岛群岛问题的各种意义。在最初的几次谈话中我甚至还不想讨论这个问题，认为战后的领土划分在任何地方都已彻底解决而无可更改，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按葛罗米柯的话来说，“它已经解决于战争的结果之中”，因此这四个岛屿的主权属于苏联，他还说，苏联尽管很大，“多余的土地都没有”。然而随着新思维政治的逐步形成和对此事的实质有了更为深切了解，在与我日益频繁会晤的日本政治活动家的论据影响之下，我终于不得不参与这场“关于领土问题”的讨论。

　　首次这种讨论(比向我提出的时间延迟了很久)是在1988年5月6日与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土井多贺子进行的。我们基本上谈的是世界形势，当然也不时涉及苏日关系。最后她提起了我访日的这个话题。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什么时候才会到日本来呢？”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日本准备好了吗？”我以问题回答问题。我们都笑了。

　　“是的，准备好了，”土井满有把握地宣称。

　　“不一定吧，”我表示怀疑。

　　“不，是准备好了，”我的谈话伙伴坚持她的说法。“你是否在暗示，如果日本方面明确地说希望您访问，您就可以成行？”

　　“如果访问结果我们可以谈成某种具体的东西的话。

　　“您有什么具体的条件吗？”

　　“需要的是一次可以真正推进我们的关系的访问。纯粹的旅行可没有时间。

　　土井态度委婉，但终究忍不住提起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1956年宣言的话题，那次宣言宣布恢复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涉及了南千岛群岛两个岛屿的问题。

　　同年我两次会见了中曾根康弘，此前他已经不再担任首相了。我同他的交谈很快便转入了苏日关系的话题。他同意我对这种关系的现状的看法，同意这种关系已落后于当前的世界发展进程。这时他说，他十分愿意为摆脱这种状况发挥促进作用。

　　他对太平洋地区的一些问题的考虑，特别是对我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的看法，使我很感兴趣。在中曾根看来，实际上苏联在远东还有许多弱点。那里能称得上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城市一个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人口超过50万。纳霍德卡、符拉迪沃斯托克则是被视为军事基地的城市。此外，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换言之，比赫尔辛基那种类型的集会场所还差得很远。贵国参加亚太地区国家公共俱乐部的条件还不成熟——他十分直率地对形势作出估计。

　　我对中曾根的话表示异议。符拉迪沃斯托克讲话中我们并没有建议明天就通过一个赫尔辛基类型的宣言。亚太地区是一个辽阔而复杂的地区。其间生活着数百个民族，历史关系非同寻常，当代的问题也很多。这里集中了巨大的军事实力，汇集了大量爆炸物质，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一个协调各国利益、消除危险和矛盾的体系。也许有人认为这样的局势很有好处，但那是一种误解。现在到了重新看待亚太地区的时候了。

　　符拉迪沃斯托克类似一次邀约，建议通过活跃双边关系——政治对话、就建立信任地带采取个别步骤，以开始向前迈进。需要的是向前迈进。谁也没有说：咱们明天就成为赫尔辛基吧！您说得对，谈论赫尔辛基为时尚早，但是如果任何行动都不肯采取，问题就会永远得不到解决。

　　中曾根坚持自己的看法：苏联应当更积极地加强滨海地区与日本海周边国家的联系。那样本地区的友好关系才会真正得到发展。现在日本每年有600万人出国旅行。实际上却没有一个人去苏联的东部地区。应当在这里兴建宾馆，考虑组建滑雪中心等等。因为这里有着许多令人感兴趣的地方。这比日本时兴的出游加拿大要好，而且便宜得多。日本人至今还把符拉迪沃斯托克看做可怕的军事基地，应当让人们将它视为一个经济、文化中心，旅游中心。到时候对这整个地区的看法也就会改变，一批相应的企业必将出现。应当让一些著名的团体来符拉迪沃斯托克演出，比如彼得格勒爱乐乐团的乐队呀，大剧院呀。那时候日本人也就会纷纷跑到这里来了。

　　谈到我对苏联国内情况的分析时，中曾根显示了对我国形势相当深刻的了解。直到最后他才客客气气地慢慢接近那个棘手的话题——“苏日关系的障碍”问题。

　　我想逐字逐句地复述我们谈话的这个部分。

　　“中曾根：我非常希望日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正是为此我才来到莫斯科。首先，存在着一个领土问题。谈判中一提到它，苏方马上就会发火，不愿进行讨论。我觉得，1956年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双方都发表了过多的声明，无非是政治恐吓。戈尔巴乔夫先生，您是一位法学家，莫斯科大学毕业。我也是法学家，东京大学毕业。让我们以法学家的身份冷静地谈谈这个问题吧。我们可以重新考虑一番，外交关系是以怎样的方式恢复的，现在还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如何加以解决。这需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状况那个出发点。

　　“当时我们主要是恢复外交关系，向建立友好关系方向迈进。宣言是1956年10月19日通过的，由鸿山首相和布尔加宁签署。而9月29日松本重治与葛罗米柯之间曾经交换过信件。信中双方同意在恢复正常外交关系之后继续谈判和平条约，包括领土问题。

　　“1960年重新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苏联发出了备忘录，其主旨我们觉得主要在否定松木重治与葛罗米柯信件中形成的协议。但1960年安全条约有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因为它在事实上恢复了日本的完全独立。第一，日本获得了对驻日美军的司法权。第二，排除了美军参与镇压日本国内动乱的可能性。第三，与以往的长期有效的条约不同，现在这一条约必须每隔10年延长一次。其中还规定了废除的程序。

　　“田中角荣与勃列日涅夫谈判是一个重要阶段。它标志着重新回到出发点的尝试。但当时在谈判期间掺杂了过多的政治情绪。

　　“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北方领土会立即回归。但是依据最初的协议行事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在我们两国间的一些双边协定中已经载明。这将会对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做出巨大的贡献。我请您认真地看待这点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必须使我们两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摆脱感情用事，使问题心平气和地得到解决。”

　　“戈尔巴乔夫：我想重申我们的原则性态度。我们很关心与日本的良好关系。它理应包括政治对话，经济、科技、文化合作，人员交流。我们赞成进行最广泛的联系。1985年初同您第一次会晤时，我也谈到了这点。3年来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与许多国家的关系都扩大了，变得卓有成效。而与日本的关系不仅没有进展，停滞不前，某些地方还滑坡了。我们对此感到遗憾。我们觉得，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看法，似乎苏联比日本对改善关系更感兴趣。我得到消息说，日本人得出的结论是：苏联急需新技术，因此必然会讨好日本。这是极大的误解。如果日本的政策基于这种态度，我们将一无所获。在我们的关系中已形成了某种僵局。

　　“日本的代表们一谈到苏日关系，便会从1956年开始说起。其实应当从战后的形势开始。这样，1956年也就会显得不一样了。根据那个时期的总体情况，为了恢复与日本的关系、使之正常化，苏联决定迈出崇高的一步——交出两个岛屿。这是苏联自愿的。而日本方面一下就提出了4个岛屿的要求，于是无果而终。随后紧接着就是1960年，日本向美国靠拢。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驻军不断增加，直至达到目前的规模。这就要求苏联采取对应措施。”

　　……总的说来，我同中曾根的这次讨论是有益的、言之有物的，但实际上仍然毫无结果：两人从既定的立场出发，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中曾根重申了先前他还在担任首相时“以全日本的名义”发出的邀请——请我访问他们的国家。

　　推动相互了解的进程

　　1989年5月5日，我接见了日本外务相宇野宗佑。此前我已经有了至少同10位日本官方人士打交道的经历。但是两国关系却并无明显的进展，这种情况我也对外相讲了。然而我们已经可以对这一事实做出肯定：从1988年12月起，开始了两国政府之间外交部长一级的对话。宇野宗佑向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转达了日方提出的进行这次对话的“五个要点”：继续有关签署和约的工作；加强关系中的信任；推动经济贸易关系；扩大人员接触；确保戈尔巴乔夫访日。

　　不过，同时宇野宗佑又正式重申本国政府关于北方诸岛问题的立场不变：日本不可能认可苏方的看法，即从法律和历史的观点而言四岛属于苏联。

　　我认为不宜直截了当地作出反应，但又要肯定我们的立场不变。我说，业已开始进行的对话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已经成立了关于签订和约的几个工作组并开始举行会议，这就可以使信任的萌芽得以成长。我赞成进一步加强相互谅解，任何问题都无须回避。

　　在日苏关系的进一步演变中，枝村大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一位聪慧的富有教养的高级外交家，性格坚强。他思路十分清晰，为达到东京上司给他提出的目标，常常有着日本式的顽强。但他在自己的公务活动中也表现出很强的个人魅力。我同他建立了坦诚友好而又带着善意幽默意味的关系。

　　我同日本社会、文化名流的接触具有不小的意义。至今我还记得1990年夏天会见池田大作先生时的情景。池田大作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多年来一直领导着宗教教育组织“创价学会”，这个组织通过自己的文化、教学、大学中心，努力为人们的精神复苏和道德自我肯定的事业服务。

　　会晤是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池田大作带来了自己的战友12人。我们未见面前已经有了不少的相互了解；寒暄时都感到将会有一场坦诚而有趣的谈话。

　　会谈中自然也提到了苏日关系的话题。我论证了自己的立场：更迅速更坚决地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气氛，让双方有更多的人积极接触，这样会更易于解决各种问题。池田大作对此表示理解，但强调这方面的“前进步伐”要取决于苏联社会的变革。

　　1991年海湾危机的那些紧急的日子里，在与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保持密切接触的同时，我认为也必须与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交换意见。电话交谈的内容相当具体。双方都理解到主要之点在于：必须尽快解决危机，避免对整个国际关系的改善造成严重的损失。

　　这是首次与日本首相未见面的接触，对我们在东京会晤起到了心理准备的作用。

　　访问前夕的门槛上

　　在直接准备这次访问方面，我不能不提到1991年3月底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八野一郎的莫斯科之行。我当然了解这个党在日本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它对日本的绝对统治有时候并不亚于苏共之于苏联。

　　会见在克里姆林宫按照对待“执政党领导人”的规格进行。这一次谈话也是从确认苏日关系滞后于苏联与其他许多国家的关系开始。这种状况的不正常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事情关系到两个邻国，两个伟大的民族。

　　很清楚，八野一郎前来莫斯科并非只是他个人的主动行为：自民党领导层也想事先了解我准备带些什么东西去日本。八野一郎有着很强的自尊心：自己要首先掌握这一情况。

　　交谈中我再次提请对方注意我们与德国之间的经验：通过增进合作、改变社会氛围使两国人民能够相互接纳，通过改变地区的和国际的环境，不断前进，逐步探索解决各种问题的最佳方法。换句话说，在承认存在问题并必须加以解决的基础上，我建议将此事放在逐步全面改善关系的大范围之内来进行。

　　我对八野一郎说，我的新观点内容如下：让我们相互合作，寻求发展我们的关系的途径，讨论一切问题。我们要继续进行和约的准备工作，因为终归双方都有这方面的良好愿望。我们都希望、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拍即合，只能是不断前进，达到一个新的合作水平——那时候也就会出现新的局面了。

　　八野一郎并无新意，只是重复了我已多次听到日本活动家们讲过的东西：日苏关系与苏德关系有着根本的差别。日本在二战期间并未进攻苏联，没有给它造成伤害。日本所有的人都希望戈尔巴乔夫能采取大胆的政治决定排除妨碍我们关系发展的障碍。

　　我的论述也只好踢皮球。我认为有必要重新阐述我的观点：问题是在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历史必将以某种方式将其解决。让我们离开旧有的立场，彼此迎面前进。我看不出别的途径。我对我方立场的表述并不完整，只是向您提供了我的一些思考。应当开展合作，同时进行有关和约的谈判。这两个过程将会相互促进，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种事情，时间自会做出安排，可能近在目前，也可能遥遥无期。

　　我感到八野一郎已经明白，他不可能也不会讲得更多了。但是傍晚我接到报告，说他坚持再次会面。这使我感到惊奇和不悦——这种情况实在太出格了。不过为了再次排除我认为已有开端的改善苏日关系进程中的误解，我决定不要“委屈”这位活动家。

　　八野一郎再三致歉，解释说他尚未讲完他从日本带来的全部意见，未能彻底阐明自己的立场。但我却心中有数：东京方面要求有个更为明确的结果。这也关系到八野一郎在日本党派政治格局中的威望。

　　从“戈尔巴乔夫访日的主题”开始讲起，这是他在头一次会谈中未及申述的。日本领导人的出发点是，总统将与东京的会谈对象们研究涉及“北方领土”的三个方面：

　　——承认1956年联合宣言有效并将其作为开始关于和约的新谈判的基础。

　　——访问后的谈判应在今年秋季前后确定国后岛和择捉岛的地位。

　　作为这一切的“刺激因素”，八野一郎暗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一些公司准备给予苏联实质性的经济援助。

　　我从最后一点开始，宣布坚决反对将任何交易作为处理事情的手段。这不仅在日苏之间的对话中，而且从根本原则上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再次告诉对方：

　　“我访日的主要任务是为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条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讨论整个一系列问题，包括和约及其背景——边界的走向问题。我十分理解日本舆论界的情绪，八野一郎的态度取决于它们。但是苏联当局同样必须考虑到社会舆论。”

　　八野一郎还不满意，继续坚持要我向他讲明我准备带往日本的建议。

　　“不会有意外的礼物。只有一些经过润色的说法。细微的差别倒有可能，”这就是我的回答。

　　我从第二次谈话中明白了，在访问过程中日本人将会对我施加强大的压力。

　　与海部俊树首相谈判

　　访问于1991年4月16日开始。途中我在哈巴罗夫斯克 [ 译者注：即伯力。 ] 停留了两天。需要同地方当局商讨某些内部事务的问题。同时我也想摸清生活在“有争议领土”近旁的我国民众的心态。首都大众传媒的意见分歧一目了然：一些人赞成交出那几个岛屿，不要再拖延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交。两派都有其充足的理由。访问时所持的观点是经过苏联领导成员讨论商定的：进行旨在根本改善对日关系的谈判，怎样对待那几个岛屿则让历史去作结论。远东群众大多数人都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对领导层扩大与近邻日本的联系的方针则明确予以支持。

　　在哈巴罗夫斯克，我给日本战俘公墓献了花圈——以此表示和解以及我们结束昔日敌意的愿望。

　　4月16日当地时间10点30分，我们的飞机在羽田机场着陆。鸣礼炮21响。有天皇和皇后出席的官方欢迎仪式在我们下榻的官邸所在地举行。仪式后我们与天皇和皇后一道前往皇宫，在那里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

　　我同样作了历史的回顾，重述了读者已经从我与日本代表们的对话中所了解的一切。我是这样表述所讲的内容的：

　　“海部先生，我想如果我们希望有所突破，如果我们是现实主义者，那么就应当共同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都明白，我们不可能推延、无视‘障碍问题’。因此应当以另一种力度、另一种速度进行合作，开展谈判。如果需要高一点的谈判级别，让我们启用另外的班子好了。那样，扩大合作和草拟条约两件事情的进程就可以相互促进了。生活将会引导我们去公正地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横亘在缔结和约道路上的领土问题。

　　我们理解，日本有日本的社会舆论。但我国也有自己的社会舆论，而且我们同样丝毫不能加以忽视。只有扩大合作，我们才能改变局面和社会倾向，创造一种新的氛围并达到利益均衡。让历史去起作用吧，近也好，远也好。既然谈到了和约，我们就应当对全盘问题加以讨论并求得解决，其中包括边境问题、领土划界问题。我想，我们是能够找到打开它的钥匙的。应当一起迈起迎向对方的步伐。”

　　海部决定使谈判“具体化”。

　　“我们认为，必须确认1956年共同宣言中载明的关于将齿舞、色丹两岛交还日本的协议。在有关和约的谈判中，我们的意思是将另外两个岛——国后和择捉交还给日本。还是确定一个完成这种谈判的具体期限为好。”

　　我重复了自己的论据。也顺便询问了日本政府对日本实业界有意在西伯利亚、萨哈林岛等 [ 译者注：即库页岛。 ] 地“工作”的态度。海部表示，对此“原则上持肯定的态度”，但又说还受到“主要问题”的妨碍。

　　第一轮谈判到此结束。

　　第二天，日本领导层对第一次会谈的结果显然进行了“夜班加工”之后，首相一开始就立即提出1956年宣言的话题。他宣称，这是谈判的基础和苏日关系中的历史事实。

　　这里直接引述我的回答：

　　“您要让我们回到1956年。但对此我们的立场各不相同。我们考虑的是，在存在着不同态度的条件下能在总结性文件中反映出一些积极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迎合你们，在总结性文件中作类似这样的记录：双方讨论了领土问题，确切地说是领土划界问题，考虑到了各自在国后岛和择捉岛以及小千岛山脉(即齿舞岛和色丹岛)等岛屿问题上所持的不同立场。

　　“苏联和日本的舆论界都很清楚，这些岛屿的归属问题在草拟和约的过程中过去讨论过，令后还会讨论。为了巩固这一积极成果，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倡议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考虑关于在大约3年之内裁减南千岛群岛的军事人员；关于在这一地区安排包括开发海洋资源在内的共同经济活动问题；关于日本公民免除签证简化手续前往这些岛屿的问题。这样的政治表述以及随之产生的具体建议足以表明我们已经向前迈进了。

　　“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可以写上一笔：我们已在草拟和约方面取得了进展，在一系列观点上有了共同的理解。这意味着条约应当载明战后的最终解决结果，它是以包括领土划界在内的各方面的利益均衡为基础的。

　　“至于海部先生您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可以十分诚恳地告诉您：它现在还不现实，也难于接受。我准备的全部论据已经讲完，后面我只能一再重复了。”

　　海部再次开始大发议论，援引了1956年宣言签署后30年间有关各种级别谈判的全部新资料。还顺口说了句：“总统先生，您说过当时错过了机会……”我立即做出反应：“恐怕第二次机会也正在错过吧。”

　　海部明白了，事情可能会变成完全失败。但他在重复了一系列已经引用过的论据之后，仍然继续坚持要苏方在谈判总结中确认苏联无条件地信守1956年宣言。

　　午后的第三轮谈的是国际问题。这是对各种事件的回顾和评述——主要是我方在讲。记不清这种交流中有何新颖的东西。应海部的请求我概述了苏联国内的形势。我们也顺带谈了谈当年夏天将要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日本首相在这个问题上出言谨慎，极有分寸。

　　18日上午的又一轮会谈中，我们重又回到了“关键问题”。我们手上已经有了几种草案，都是双方的代表事前交换的：每个代表团都在其中叙述了各自事先已经讲过的内容，并一项项确切表述了各自的建议——这是用来作最后公报的。

　　在我方的建议中，我们力求反映出某些“进展”。其中谈到了关于北海道和“有争议的”几个岛屿居民的来往问题，关于共同经济活动中简化手续和互免签证的问题。我们还建议裁减岛上的军事人员。这类具体内容仿佛是在发出信号：有关和约的辩论已经产生了某种实际的结果。

　　日本的草案再次坚持我们必须确认1956年宣言，并完全回避了经济合作问题。日本人也不完全同意我方草案中的各项条款。例如逐步减少岛上驻军一项，他们提出改为全部立即撤出。

　　就双方草案中的一些条款进行了争论。其间海部仍然一再重提1956年宣言。最后我提出一种折中的表述方式：不直接提那个文件，只说“自1956年起已为以恢复外交关系和结束战争状态为标志的新进程奠定了基础”。我们无法接受海部的提法，因为该提法企图在数十年之后再赋予1956年宣言并未发挥过的作用。我方的草案则反映了所发生的事情的相互矛盾，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年会错过机会。

　　此外，我对将经贸以及其他合作与“和约谈判成功”联系在一起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否定评价，认为“反过来”才是惟一有效的途径，我一直试图说服会谈对方相信这一点。

　　就日方不愿在最后文件中载明“过渡措施”一事交换意见时，气氛同样有些紧张。全部论据集中到一点：既然他们认为那几个岛屿是自己的，就不能容许“在日本自身的领土上采用某些国际规则”。

　　关于起草和约也发生了长时间的争论。我说，日方给谈判规定出6个月期限的意见是不现实的。海部回答时重复了自己的论据。最后商定这个问题再议一次。

　　4月18日晚间举行了第6轮谈判。首相同意我简略提及1956年的表述方式，同时补充说明这对他而言是跨出了非常大胆和冒险的一步：“必须对议会、对国民负责”。但是他拒绝在声明中强调进行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大规模合作的意向。人们也许觉得：一个字眼有多大意义呢？但在政治上和外交中它有时也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甚至不少的合作，既然我们似乎打算指出相互接近的新阶段，就应当以某种方式将其反映出来。但是海部为了“那个关键问题”显然想将对苏联施加压力的资本留一手。的确，在最后一刻他还是作了不小的让步：换掉“大规模”一词，改写为“建设性”合作。

　　政治性的最后公报以及涉及具体方面的另外15个文件的签字仪式十分隆重。在我下榻的官邸旁举行的送别仪式也是如此。随后就乘坐高速列车前往京都，在那里会见了实业界的代表。我们的时间不多，此次只能观览这座古都的几个角落。但成千上万民众特别是儿童出来欢迎我们，使人内心深受感动。

　　从京都再到长崎，印象最深的是与日本人民的晤面。长达数公里的车程我们都是在夹道的人墙中驶过的，随后则步行。在和平公园向原子弹轰炸受难者志哀。

　　在与政治和实业界代表、学生、儿童、运动员的交往中，我们亲自感受到了日本人的热情好客。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观了国家歌舞剧院、生产东方甜食的企业、著名的东京鱼市，访问了一个日本家庭、一所教授插花这种奇妙艺术的学校。

　　同我们一道前往日本的还有苏联文化界的代表和社会活动家：维·罗佐夫、瓦·拉斯普京、达·库古利季诺夫、H.古边科、A.沃尔斯基、Г.沃尔切克、弗·马丁诺夫、H.达尼柳克、Г.博罗维克、О.乌拉洛夫、Г.宰加诺夫、Ю.亚列缅科、K.萨尔基索夫……可能还有遗漏的。他们通过与日本民众的接触，为启动苏日关系的列车助了一臂之力。临行前，我们全体苏方人员由海部首相及夫人陪同栽下了一棵椴树——生命、健康、友谊之树。

　　坚冰解冻

　　以后的情形如何？日本的代表团不断来访，与他们交往时我可以感到，由于4月访问的结果已出现“坚冰解冻”——关系更上了一层楼。

　　这从日本领导人在当年7月伦敦“七国集团”会议上所持的立场也得到了证实。我认为，要不是那次访问，日本的立场未必会有此变化。那就可能对西方主要国家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立场产生负面影响。如今海部附和“世界经济评议会”同事们的意见了，尽管仍对日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问题有所保留。

　　像对待“七国集团”的其他首脑一样，我预先给他写了封信，枝村大使转交给我的复函中说，日本准备在“超出纯技术性援助限制”的范围内给苏联提供协助。

　　下面是1991年7月12日在伦敦与海部交谈的摘要：

　　“戈尔巴乔夫：我想告诉您，首相先生，我访日期间我们所谈的一切，已经成为实现东京各项协议的决定性的基础。”

　　“海部：关于此事，正如联合声明中所说，我们认为加速完成包括解决领土问题在内的和约草拟工作具有头等的重要意义。与东京联合声明一起签署了15个涉及我们两国间在各个具体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我们在日本正积极研究如何沿着实现这些协定的道路迈进。昨天一个日本专家代表团已前往苏联，他们将研讨在苏联军工企业转产方面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关于日本人免除签证前往南千岛群岛的双边谈判也正在顺利进行。”

　　“戈尔巴乔夫：考虑到访问的种种成果，现在应当更快地使信任达到一个新的水平。那样我们就能解决任何问题，甚至包括那些目前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与日方合作的问题上，贵国愿意走多远，我们都奉陪到底。”

　　4月访问已在“让我们改变氛围和环境，到时候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的轨道上“起动”，这在1991年秋已发生政变之后同日本代表的接触中得到了证实。我指的是日本通商产业相中野前来莫斯科(1991年10月21日)以及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副总裁八广的会晤(1991年11月27日)。这两次会晤生动地证明了，务实的日本人从4月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得出的是纯业务性的结论。

　　中野通产相对我讲：

　　“我们准备同苏联合作，对作为友好邻邦的贵国实现改革，其中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给予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比如说，我们部已经以非常措施的方式，在给苏联所提供的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中，成功地划拨出18亿美元作为与贵国开展贸易业务的保险金。为了苏联能够通过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天然气工业部实现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计划，从而增加外汇收入，这样做很有必要。

　　“目前的日本私人团体表现出参与对苏经济合作、扎根苏联经济的强烈意向。在这次访问莫斯科前夕，我会见了几家最大的日本公司的代表。他们感谢日本政府采取这样的决定，请求向您转致最良好的祝愿。此外，我们决定实行对贵国投资保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日本私人团体的对苏联基础建设的投资活动。我很高兴地指出，在这方面有日本私人公司参与加工出口西伯利亚和远东石油资源的近10个设计方案现在正付诸实施。

　　“至于技术上对苏联的支援，除了在制订经济改革方案方面进行合作以外，我们还准备在实现军事工业转产、保障核电站安全、发展中小型商业活动等方面给予协助。”

　　中野向我转交了一份已经在实施的苏日合作的设计和计划的资料。

　　“我们认为，”这位通产相继续说道，“在苏联实行经济改革的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任务是有效地实现转产。因此我们呼吁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对苏联进行协助。日美联合代表团走访了彼尔姆和其他许多地方，目的在于研究转产的问题。我想将该团此行的总结报告转交给您，希望您在实现转产时能对此加以注意。而且我并不想将提供这种援助与领土问题牵扯在一起。令人高兴的是，日本政府现在正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读者可能会考虑，一位日本的国务活动家讲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这似乎也决定了我的回答的实质：

　　“最近6个月里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我对您讲的有关具体经济问题的一切都持肯定的态度。可以得出结论：4月访问之后苏日关系获得了另一种动力和速度。”

　　与率领日本共同通讯社和日本政治革新商社代表团来访的八广的谈话(11月27日)颇具代表性。他是三井物产公司首席顾问、日本经团联副总裁、对苏联和东欧贸易发展促进会会长。

　　代表团成员共40人，都是日本运输、动力、银行、财贸方面最大的一些公司的头头脑脑。他们前来是为了了解一些具体的项目，确定协助俄罗斯和苏联改革的可能性。

　　谈话涉及的都是具体问题：大规模住房建设的技术、提高石油开采效率的方法等等。八广希望日本所拨付的资金优先用于提高石油开采效率。他支持在这一计划中与美国合作的设想。这次会晤是在距苏联“解体”仅仅一个月之前进行的。我绝不是想说这些举足轻重的日本代表如此热心地对我们所说的一切在短短数月之内就能实现——这种事情在我国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但趋势已经显现，而且正在加速。

　　结果，我1992年和1993年又访问了日本，两次都是在4月，正值樱花盛开的时节。1992年我是作为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主席，应日本一个全国委员会的邀请造访的，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科学与文化界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此行大出望外。在东京、广岛、大阪、京都等我们按日程安排所到之处，日本人都对我们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热情，对我的讲话也显示了真诚的兴趣。讲演厅内座无虚席，提问接二连三。新闻界广泛报道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对话。

　　我此行恰逢日本社会正在探索诸多问题的答案。人们往往想知道我认为日本在当代世界充当的是何种角色，不断提出国家的作用问题——在这个日出之国，正进行着一场政治和社会思想方面两种思潮之间的争论，其中一派主张加强、至少要坚持中央集权制，另一派则主张扩大地方权力。集中了雄厚的工业技术力量的关西地区，对中央限制地方的主动权尤其是在对外经济事务方面的主动权感到不满。不过，这类争论在哪一个国家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正确合理分配，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有的国家已获得了理想的解决方法，遗憾的是，在我国今后很长时间内这仍将是产生严重龃龉的根源。这个问题在日本并不很突出，但我们听了争论双方列举的理由颇受教益，正如俗话所说，活到老，学到老。

　　与我们交谈的日本政治家和学者，就青年一代中的种种新动向发表了自己的评论，比如说，对生活条件的不满日益增长。首当其冲的又关系到住房问题。这与数十年“日本奇迹”期间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有关。

　　总之，第二次日本之行使我得以更好地认识这个国家，理解它的当务之急，与人们更加亲近。内容充实有趣的行程得以实现，多亏《读卖新闻》报的大力协助，出力尤多的是该报董事长渡边先生，主编加藤先生及其助手小岛、斋藤、滨崎。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进行了全程陪同。

　　我和我的同行人员特别珍视日本朋友所做的一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俄罗斯大使馆不仅没有对我们表现出丝毫的重视，还千方百计地贬低甚至破坏这次访问。有人告诉我们，莫斯科对日本人接二连三提出要求和劝告，说谁接待戈尔巴乔夫谁就要付出代价，甚至企图阻止我会见天皇。我们事后才明白，为什么日本报刊要大肆报道皇宫会谈比原定时间延长了一倍。

　　其实，总统卸任后我的历次出国访问也全都被迫遭遇了类似的对待。俄罗斯大使们都接到外交部极其严厉的命令，要求对苏联前总统不予置理。命令执行得如此严格，有时候俄罗斯全权代表甚至编造借口避免参加国家元首或政府前往欢迎我的招待会。似乎只有两次俄国大使“敢于”同我接触。

　　我是怀着痛苦的心情写到这种事情的，为我们的缺乏文明、为可耻的俄国式记恨而痛苦。当然，这种态度丝毫没有也不可能贬低我的尊严——它本来就不是由外交部门达官贵人的青睐与否决定的。但是不能不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行径有损于国家的威信(这种情况下人家谈起我们就像在谈论野蛮人一般)，而且失去了为俄罗斯的利益利用其出国公民威望的机会。

　　1993年我又第三次到日本，去了京都，监护理事会在那里举行国际绿十字会成立大会。又是4月，又是樱花盛开。自古以来，日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滋生出了欣赏风花雪月的独特习俗。春天的日本，是樱花怒放蔚为壮观的时节，而樱花则是尽善尽美、白璧无瑕的象征。樱花的花期仅仅持续数日，正因为如此，人们更觉弥足珍贵。自3月底至4月底，它那雪白、粉红的云霞，从南到北飘遍了整个国土。

　　乘坐高速“悬浮列车”旅行的情况仍然历历在目，其时眼前掠过一幅幅的日本的画面：自然美景，一个接着一个的城市和乡村，田野，温室，无数的汽车。许多房屋上空高悬着彩色的鲤鱼气球，这是男孩节 [ 法郎注：本为中国节日，在农历五月初五；现在日本在公历5月5日庆祝。 ] 期间的景象。列车以高达270公里的时速飞驰，树木和城镇上空却翱翔着成群的鲤鱼！此情此景，过目难忘。

　　给我留下最强烈印象的则是与日本几所最大的大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的会见，在东京是“青山学院”和“创价大学”，在大阪则是工业技术大学。我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成千上万小伙子和姑娘们的欢迎，他们以青春的热情表达了对俄罗斯来宾的亲善友好。在我发表演讲的巨大的礼堂里，人们对每句话都敏锐地作出反应，既赞叹所有的新颖思想，又欣赏成功的演说方式。不过这并不妨碍大学生们提出极其尖锐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讲了话，并受到热情的欢迎。她准确地把握了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时候她从事教学工作、与学生交往的经验便发挥了作用。

　　至于我的讲演题目，则是考虑了东道主的愿望而定的。涵盖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新思维、全球性问题、当前世界形势，当然还有俄罗斯和独联体的局势，我们与日本的关系等问题。“21世纪”协会请我做一次预测性讲演。我不敢预言20—30年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便集中谈了我们可能面临的各种抉择，以及在我看来应当为保证迈向新的文明而有些什么作为。